浙江现象浙江模式浙江经验

第一篇：浙江现象浙江模式浙江经验

浙江现象 浙江模式 浙江经验

陈一新

2009年第4期 ——他山之石

浙江省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区。浙江改革开放３０年的历史，是一部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发展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史。改革开放以来，浙江走出了一条具有自身特点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奇迹。认真研究“浙江现象”、深入探讨“浙江模式”、全面总结“浙江经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浙江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所谓“浙江现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缺陆域自然资源、缺国家资金投入、缺特殊优惠政策的情况下，浙江人民不等不靠不要，坚持自主自强自立，善于“无中生有”，敢于“小题大做”，勇于创业创新，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并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转变并向经济强省迈进，人民生活实现了由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转变并向全面小康迈进。“浙江现象”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民富、省强。

民富，主要表现为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高、增长快、差距小，生活条件极大改善，生活品质显著提高。

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８．２％，由３３２元增加到２０５７４元，由全国第９位上升到第３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８．５％，由１６５元增加到８２６５元，由第８位上升到第３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已分别连续７年和２３年保持全国省区第１位。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０．３３、０．３５，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逐年降低，分别从１９７８年的５５．６％和５９．１％，下降到２００７年的３４．７％和３６．４％。１９８５年前后全省人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１９９９年全省实现了总体小康目标。

省强，主要表现为经济综合实力、区域创新能力、协调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从经济综合实力看，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全省生产总值由全国第１２位上升到第４位，人均生产总值由第１６位上升到第４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第１２位上升到第４位；外贸进出口总额由第１５位上升到第４位，其中出口总额由第１４位上升到第４位；财政收入由第１４位上升到第５位。

从区域创新能力看，目前浙江的科技综合实力居全国第７位，区域创新能力居第５位，知识获取能力居第３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居第４位，专利申请量居第３位，专利授权量居第２位。

从协调发展能力看，浙江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均处于全国前列。城乡居民收入比长期保持在２．５∶１左右，其差别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五”时期，浙江在全国率先实现贫困乡镇全部脱贫目标，２５个欠发达县市经济发展速度超过全省平均水平。１９７８年到２００７年，全省城市化率从１４．５％上升到５７．２％，由低于全国３个百分点到高出全国１２个百分点。根据国家发改委和国家统计局评估公布，浙江社会发展综合水平已居全国第３位。

通过３０年的改革开放，浙江成功地走过了发达国家几十年乃至上百年才完成的发展历程，创造了令人瞩目的“浙江现象”。

“浙江模式”值得深入探讨

所谓“浙江模式”，就是立足民力、依靠民资、发展民营、注重民富、实现民享的民本型、内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浙江模式”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小商品、大市场”，“小企业、大协作”，“小区块、大产业”，“小资源、大制造”，“小资本、大经营”。

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全民创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民营企业成为最活跃的市场主体，民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是浙江模式的重要内涵。浙江工业化发端于以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大多数产业根植于本地，从原始资本积累开始，从家庭工业起步，从小商品生产入手，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自我积累、自行生长的历程，呈现出明显的内生工业化性质。民本型、内源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彰显了浙江的经济特色，造就了浙江的经济活力。

“小商品、大市场”。浙江许多企业生产的大都是小商品，这与浙江工业化的国内背景、要素禀赋、发展路径密切相关。改革开放之初，我国日用轻工产品严重短缺，买方市场特征明显，市场需求十分旺盛。浙江走的是农村工业化道路，农民白手起家创办家庭工业、私营企业，既缺资金又缺技术，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其技术、资本、设备的进入门槛较低，符合他们的创业需求。区域产业发展存在路径依赖，在推进产业升级过程中，由于小商品性价比优势明显、市场竞争力强、覆盖面广，许多产品占国内甚至国际市场的１／３以上，使浙江轻工业发展优势继续保持，以小商品为主的特征没有改变。因小企业缺乏构建自有营销网络的实力，小商品销售需要公共营销平台的服务，数量众多的专业市场应运而生，浙江逐步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市场大省”。至２００７年底，全省共有商品交易市场４０９６个，市场成交总额９３２５亿元，市场成交总额、单个市场成交额连续１７年居全国第一。

“小企业、大协作”。浙江农村工业化蔚为壮观的景象就是小企业高速繁衍。专业市场、民间资金、股份合作制共同构成小企业生长的肥沃土壤，小企业近乎“铺地板”式地快速发展，是浙江经济赶超发展在企业层面的生动体现。小企业通常势单力薄，市场竞争力较弱，但浙江小企业以最终产品为龙头、以市场为基础、以协作为纽带，依托健全的社会化服务，形成了细密的分工协作生产体系，“大协作”的机制优势弥补了企业“小而散”的劣势，既保持机制灵活优势，又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具有“无形大工厂”的发展特色。这种经济组织方式大大降低了生产的技术难度、企业的管理费用和产品的制造成本，增强了浙江经济的市场竞争力。

“小区块、大产业”。与小企业裂变复制的生长方式相对应，浙江许多地方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在地理上高度集聚，出现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产业布局，形成具有一定特色的“块状经济”现象。这种“块状经济”既具有企业相互竞争的活力，又具有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在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产业层次不断提升，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区域品牌逐步打响，在小区域内形成了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大产业，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同类产品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随着产业的发展提升，这种“小区块、大产业”的块状经济，逐步向特色工业园区发展，共同构筑区域技术创新平台，产业融合不断深化，网络化生产体系不断健全，产业竞争力不断提升。

“小资源、大制造”。浙江是一个资源小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针对自身发展的先天不足，积极创造和利用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善于借助市场的力量，充分利用省外国外资源，获取加快工业发展的生产要素，形成了生产原料与产品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发展格局。浙江人在缺乏本地资源的条件下，善于做“无中生有、有中生奇、奇中生优”的文章。如余姚不产塑料，却享有“塑料王国”的美誉；嘉善没有森林，却成了全国最大的胶合板生产基地。就是依托这种“零资源经济”，浙江大力推进先进制造业基地建设，走出了具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

“小资本、大经营”。浙江经济最活跃的主体是量大面广的个体私营企业，企业规模小，单个资本量不大。２００７年，全省有４５万家私营企业和１８１万个体工商户，户均注册资本仅为４０万元左右。这些小资本的个私企业，敏于“以小见大”，善于“以小做大”，敢于“以小搏大”，实现了小资本、大经营。在市场竞争中不断发展壮大，不仅形成了雄厚的整体经济实力，而且由制造业向服务业、社会事业、城市和基础设施等领域拓展，并且大胆跳出“家门、省门、国门”，努力“走出去”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浙江人经济”现象。２００７年，浙江非公有制经济增加值占全省生产总值的７２．５％，其中个体私营经济增加值占５４．５％。浙江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出口创汇额等４项指标，已连续１０年居全国第一。

“浙江经验”值得全面总结

所谓“浙江经验”，就是浙江人民善于创业、勇于创新生动实践的概括，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富民优先、富民强省成功做法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浙江大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体现。“浙江经验”最具特色的内涵是：探索了符合浙江发展实际的根本动力、根本途径、根本方法和根本追求。具体来看，最具有浙江特色的经验主要有：

率先改革、敢为人先，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和党建工作创新，在经济社会多个领域率先改革，创造了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为区域赶超发展赢得了先机。

尊重群众、激发创造，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途径。浙江人民具有脱贫致富的创业热情、勇于探索的创新激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壮举。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尊重民意、依靠民力作为推进发展的重要法宝，充分尊重、保护、支持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和激发全社会的积极因素，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方法。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一直重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积极实施城市化战略，联动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不断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注重统筹区域发展，积极推进强县（市）扩权，加大支持欠发达地区加快发展力度，促进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

以人为本、富民优先，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追求。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坚持以人为本、富民优先的发展理念，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发展的首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同时，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摆在各项工作的优先位置，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的长效机制，推动公共资源向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发展领域倾斜，努力使全省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作者系中共浙江省委副秘书长、政研室主任）

第二篇：浙江现象浙江经验浙江精神

浙江是我国改革开放先行区。浙江改革开放30年的历史，是一部创业富民、创新强省的发展史，是一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实践史。改革开放以来，浙江人民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在历届省委省政府的带领下，不断解放思想，大胆改革探索，走出了一条具有浙江特点的经济社会发展路子，创造了令人瞩目的发展奇迹。认真研究“浙江现象”、深入探讨“浙江模式”、全面总结“浙江经验”、大力弘扬“浙江精神”，对于我们隆重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在新的历史起点上推动浙江科学发展，再创浙江发展新辉煌，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理论意义。“浙江现象”值得认真研究

“浙江现象”，就是改革开放以来，在缺陆域自然资源、国家资金投入、特殊优惠政策的条件下，浙江人民不等不靠不要，坚持自主自强自立，善于“无中生有”，敢于“小题大做”，勇于创业创新，取得了辉煌的发展成就，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转变并向经济强省迈进，人民生活实现了由基本温饱向总体小康转变并向全面小康迈进。“浙江现象”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民富、省强。

——民富，主要表现为浙江城乡居民收入水平高、增长快、差距小，生活条件极大改善，生活品质显著提高。

1978年到2007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2%，由全国第9位上升到第3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年均实际增长8.5%，由第8位上升到第3位。城乡居民人均收入已分别连续7年和23年保持全国省区第1位。城乡居民收入基尼系数分别为0.33、0.35，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城乡居民恩格尔系数分别从1978年的55.6%和59.1%，下降到2007年的34.7%和36.4%。1985年前后全省人民基本解决温饱问题，1999年全省实现了总体小康目标，2007年全省全面小康实现度接近90%。

——省强，主要表现为经济综合实力、区域创新能力、协调发展能力、可持续发展能力显著增强。

从经济综合实力看，1978年到2007年，全省生产总值由全国第12位上升到第4位，人均生产总值由第16位上升到第4位，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由第12位上升到第4位，外贸进出口总额由第15位上升到第4位，财政收入由第14位上升到第5位。

从区域创新能力看，科技综合实力居全国第7位，知识获取能力居第3位，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居第4位，专利申请量居第3位，专利授权量居第2位；全省拥有中国驰名商标居全国第1位，拥有中国名牌产品和国家免检产品均列全国第2位。

从协调发展能力看，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水平居全国领先水平。城乡居民收入比长期保持在2.5∶1左右，差别明显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十五”时期，浙江在全国率先实现贫困乡镇全部脱贫目标。根据国家发改委和统计局评估公布，浙江社会发展综合水平已居全国第3位。

从可持续发展能力看，全省单位GDP能耗和主要污染物排放逐年下降，2007年，万元生产总值能耗下降到0.83吨标准煤，居全国第3位。据国家有关部门评估公布，浙江为全国6个生态环境状况评价优良的省份之一，浙江可持续发展能力列全国省区第1位。

“浙江模式”值得深入探讨

近年来，国内学者对“浙江模式”的研究日渐深入。“浙江模式”，就是立足民力、依靠民资、发展民营、注重民富、实现民享的民本型、内源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浙江人民是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全民创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的鲜明特征，民营企业成为最活跃的市场主体，民营经济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民办、民营、民有、民享的经济体系是浙江模式的重要内涵。浙江工业化发端于农业为主的经济基础，大多数产业根植于本地，从原始资本积累开始，从家庭工业起步，从小商品生产入手，经历了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自我积累、自行生长的历程，呈现出明显的内生工业化性质。民本型、内源型的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彰显了浙江的经济特色，造就了浙江的经济活力。浙江模式最基本特征是：

——“小商品、大市场”。浙江许多企业生产的大都是小商品，形成以日用轻工品为主的产品结构。发展日用小商品生产，技术、资本、设备的门槛较低，符合群众的创业需求。与商品生产相适应的是浙江建设了数量众多的专业市场，作为小商品的主要销售渠道，逐步发展成为闻名全国的“市场大省”。目前全省已建立起以消费品市场为基础、专业批发市场为骨干、生产资料和生产要素市场为支撑的市场体系，有力地促进资源优化配置和区域经济发展。

——“小企业、大协作”。专业市场、民间资金、股份合作制共同构成小企业生长的肥沃土壤。小企业通常势单力薄，但浙江小企业以最终产品为龙头、以市场为基础、以协作为纽带，依托健全的社会化服务，形成了细密的分工协作生产体系，“大协作”的机制优势弥补了企业“小而散”的劣势，既保持机制灵活优势，又具有规模经济效应，从而具有“无形大工厂”的发展特色。这种经济组织方式大大降低了生产技术难度、企业管理费用和产品制造成本，增强了市场竞争力。——“小区块、大产业”。与小企业裂变复制的生长方式相对应，浙江许多地方同类产品生产企业在地理上高度集聚，出现了“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产业布局和“块状经济”现象。这种“块状经济”既具有企业相互竞争的活力，又具有产业集群发展的效应，在参与国际国内市场竞争中，产业层次不断提升，产业规模迅速扩大，区域品牌逐步打响，在小区域内形成了具有很强竞争力的大产业，成为全国乃至全球同类产品的重要加工制造基地。

——“小资源、大制造”。浙江人针对自身资源不足的问题，积极创造和利用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借助市场力量，善于“无中生有、有中生奇、奇中生优”，形成了生产原料与产品市场“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格局。依托这种“零资源经济”，走出了具有浙江特色的工业化道路，以制造业为重点的现代工业体系逐步建立，成为名副其实的制造大省，并向创造大省迈进。

——“小资本、大经营”。浙江经济最活跃的主体是量大面广的个体私营企业，企业规模小，单个资本量不大，2007年户均注册资本仅为40万元左右。他们敏于“以小见大”，善于“以小做大”，敢于“以小搏大”，实现了小资本、大经营。他们在竞争中发展壮大，不仅形成了较强的经济实力，而且大胆跳出“家门、省门、国门”，努力“走出去”发展，形成了独特的“浙江人经济”现象。浙江个私经济总产值、销售总额、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和出口创汇额等4项指标，已连续10年居全国第一。

——“小城市、大经济”。家庭工业、乡镇企业和专业市场迅速发展壮大，成为推进浙江城市化的主要力量，涌现了一批经济实力雄厚的小城市和中心镇。不失时机地实施城市化战略，联动推进新型城市化和新农村建设，逐步形成了大中小城市和中心镇协调发展、与产业布局相协调的城市化格局。高度重视县域经济发展，实行省直管县的财政体制，推出“强县扩权”政策，努力激发县域经济发展活力，促进县域经济不断做强做大。

“浙江经验”值得全面总结

“浙江经验”，就是浙江人民善于创业、勇于创新生动实践的概括，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富民优先、富民强省成功做法的总结，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在浙江大地生根、开花、结果的体现。“浙江经验”最具特色的内涵是：探索了符合浙江发展实际的根本动力、根本途径、根本方法、根本追求和根本保证。改革开放以来，浙江发展之所以取得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有许多宝贵经验值得总结。最根本的经验就是，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和广大干部群众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创造性地贯彻落实中央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最具有浙江特色的经验主要有：

——率先改革、敢为人先，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动力。浙江以敢为人先的精神，大胆探索，勇于实践，大力推进理论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文化创新、社会管理创新和党建工作创新，在经济社会多个领域率先改革，创造了体制机制的先发优势，为区域赶超发展赢得了先机。率先推进市场经济改革，形成了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局面；率先推进全方位的对外开放，构筑了内外联动、互利共赢的开放格局；率先推进城乡一体化，形成了城乡区域统筹协调发展的机制；率先推进科技体制改革，形成了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结合的区域创新体系。

——尊重群众、激发创造，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途径。浙江人民具有脱贫致富的创业热情、勇于探索的创新激情，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伟大壮举。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始终把尊重民意、依靠民力作为推进发展的重要法宝，充分尊重、保护、支持群众和基层的首创精神，充分调动和激发全社会的积极因素，让一切劳动、知识、技术、管理和资本的活力竞相迸发，让一切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充分涌流，有力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方法。浙江一直重视城乡、区域、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注重统筹城乡发展，积极实施城市化战略，坚持以城带乡、以工促农，不断缩小城乡差别，加快城乡一体化进程；注重统筹区域发展，积极推进强县（市）扩权，促进了发达地区和欠发达地区的协调发展；注重统筹经济社会发展，大力实施科教兴省战略，加快文化大省建设，着力打造平安浙江和法治浙江，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保障人民安居乐业。

——以人为本、富民优先，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追求。坚持以人为本、富民优先的发展理念，始终将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放在发展的首位，努力做到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同时，把关注民生、重视民生、改善民生、保障民生摆在各项工作的优先位置，建立健全为民办实事长效机制，推动公共资源向以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发展领域倾斜，不断改善人民群众的生活品质。

——党政有为、科学施政，是推动浙江发展的根本保证。浙江各级党委政府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始终保持“坚定、清醒、有作为”，深入实施“八八战略”，坚定不移地走“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不断提高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努力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充分发挥政府与市场“两只手”的作用，既放手让人民群众干事业，又积极引领人民群众创大业，把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要求全面落到实处。

“浙江精神”值得大力弘扬

经济发展的深层次原因是文化，“浙江精神”就是浙江人民在改革开放伟大实践中，秉承深厚的传统文化，坚持与时俱进的要求，形成的具有时代特征、区域特色的人文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在浙江的生动体现，是推动浙江发展的强大精神动力。从改革开放初期的“走遍千山万水、讲尽千言万语、想尽千方百计、历尽千辛万苦”的“四千精神”，到“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勇于创新、讲求实效”浙江精神的发展，再到“求真务实、诚信和谐、开放图强”浙江精神的提升，其最本质的核心就是创业创新。

——自强不息、坚韧不拔、吃苦耐劳的创业精神。浙江人民把强烈的脱贫致富愿望变为高涨的创业致富热情，无论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什么样的艰难险阻，艰苦创业、奋发图强、追求卓越的信念从不动摇。即使在“左”倾思潮盛行的年代，浙江人仍然想方设法发展家庭副业，“资本主义尾巴”割了又长；即使别人瞧不起的艰苦行当，浙江人不畏艰辛，甘于从中干起，完成了原始资本积累；即使在完全陌生的领域，浙江人也敢于摸爬滚打，一大批默默无闻的修鞋匠、泥瓦匠、理发匠、供销员、采购员，成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史上的开路先锋，创业精神已成为富民强省的强大精神动力。

——敢为人先、开放图强、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浙江人敢想敢闯、敢试敢创，敢为人先、敢冒风险，具有强烈的创新意识，创造了许多“全国第一”：第一批个体工商户、第一批私营企业、第一批专业市场、第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等等。浙江人的创新观念也体现在党委、政府的工作之中，在推进乡镇企业转制、推进粮食购销市场化改革、实现城乡免费义务教育、全面推行城乡统筹就业、建

立覆盖城乡的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实施政策性农村住房保险等方面都走在前列。浙江人正是凭借着这样一种创新观念，不断实现自我超越，推进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

“浙江现象”、“浙江模式”、“浙江经验”和“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改革开放30年来的伟大创举，是浙江人民创业创新、科学发展的实践成果和理论成果。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不断深入研究“浙江现象”，不断完善提升“浙江模式”，不断总结发展“浙江经验”，不断弘扬丰富“浙江精神”，是浙江人民的新使命，需要继续为之作出更大的努力和新的贡献。

（作者陈一新系省委副秘书长、政策研究室主任）

第三篇：解读“浙江现象”

资源小省 经济大省----解读“浙江现象”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浙江人民走出了一条体现中国特色、契合时代特征、彰显浙江特点的创业富民、创新强省之路，实现了由资源小省向经济大省的跨越，成为中国大陆经济最具实力和活力的省区之一

1、民营经济从小到大，由弱而强，不断成长。今日的浙江民营企业，步步迈向集团化、现代企业的新创业期。他们创新管理模式，加大技改力度和多元化发展，不断促进结构的优化升级，逐步由粗放型走向集约型、由内源式向开放型发展。民营经济是浙江省的活力所在、优势所在。

2、浙江各地涌现了很多生产钮扣、鞋类等的专业村活镇，专业分工非常细化。浙江的中小企业从诞生之日起就走向了群落，形成“小企业大协作”、“小资本大集聚”的效应。在同一产业群中，生产者之间从相互模仿开始，生产技能、市场信息等得到快速传递，最终使产业群越滚越大。

3、浙江是“百工之乡”。长期以来求生存求发展的实践使浙江人形成了依靠聪明才智和专业技能外出谋生的传统，孕育了浙江人的商业头脑和务实品性。而多元文化的相互激荡，塑造了浙江人的创新意识和开放心态。在全国率先冲破僵化观念的束缚，产生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新观念。这种“文化基因”，极大地推动了浙江经济的蓬勃发展。

4、近年来，江省根据资源短缺的特点，提出了“区域块状经济”发展战略，精心谋划“杭、甬、温”三大核心区，从而形成“小企业、大群体；小商品、大市场；小产品、大产业”的发展格局，并着力推进区域生产力结构的整合，有效地促进了区域产业从多样化转为特色化。这种区域块状经济是以主导产品，骨干企业、大型市场为龙头，以众多的家庭工业、中小企业配套协作为基础，以特色工业园区位载体，走专业化生产、社会化协作的路子，形成了产业规模和经济特色。

5、灵活的机制，成千上万的个私企业在块状经济中通过分工协作，超常规地降低生产成本，然后通过发达的专业市场超常规地降低买卖成本，浙江产品因此形成极强的市场竞争力。

6、外向型经济十分活跃，成为全省经济发展的助推器。企业“走出去”发展，优化产业结构、提升产业层次。

7、浙江省是国内化纤和塑料工业最为发达、成长最为迅速的地区，合成材料新品种层出不穷，而且市场对各类基础原材料及助剂的需求潜力巨大。

8、粮食安全，大力发展生态高效农业，农业结构向多元化方向发展。调整林、牧、渔业总产值的比例。60年来，浙江从新中国成立前一个落后的农业省，已成为现代农业发展最富有活力的省份之一，并正向高效生态农业强省迈进。

第四篇：名词解释:“浙江模式”

浙江是我国东部沿海省份，国土面积10.6万平方公里，人口4600万，在经济发展的自然资源条件方面并不具明显的优势，是“资源小省”，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在改革前长期居于国内中游水平。改革开放以后，浙江省凭借其率先改革带来的体制创新优势，区域经济发展十分迅速，生产总值从1978年的124亿元猛增至2004年的11240亿元，连

续8年位居国内各省、市、自治区的第四位。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后，国内的经济继“软着陆”后也开始遭遇通货紧缩，浙江省的经济发展却仍然保持着高速增长的势头，成为国内外关注的焦点。“浙江模式”由此声名鹊起。

一、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

“浙江模式”的基本特征可以概括为：充分尊重和发挥民众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和坚忍不拔的创业精神，将经济体制改革和区域经济发展有机地融为一体，利用制度创新所形成的改革先发优势，推动区域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浙江模式”不仅仅是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同时也是以区域局部突破为特征的经济制度创新模式。

区域经济发展本质上是资源优化配置的动态过程，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源在不同的产业部门之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资源从以农业为主的初级产业部门向制造业和服务业的转移，即工业化过程；另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源在不同的地区空间的流动和优化配置——资源从广大分散的农村地区向城镇及中心城市等具有区位优势的空间聚集，即城市化过程。

区域的经济制度创新本质上是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主体和资源配置方式的变迁过程，一方面它表现为资源配置的微观经济主体的变化——民营经济部门的企业取代国有经济部门的企业成为资源配置的主体，即民营化过程；另一方面，它表现为社会经济活动中资源配置方式的变化——市场取代计划成为资源配置的主要方式，即市场化过程。

从民营化、市场化、工业化和城市化这四个方面的互动关系来看，“浙江模式”也可以概括为是一种内生的由民营化和市场化推动工业化、城市化的区域经济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

浙江的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比较显著的特征是，民营企业的起步和市场的发育较全国绝大多数地区领先一步，且民营企业的成长和市场的扩张极为迅速，新的经济活动主体和新的经济运行方式相辅相成，互为促进。一旦当国家整体的改革目标——市场经济——确立后，在经济体制转轨进程加速的过程中，原先在计划经济体制外已成长到相当规模的民营经济部门，在短时期内迅速地“反客为主”，成为区域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推动力量。

由于区域经济内部的发展不平衡，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最初阶段并非存在着统一的模式，不同的区域内部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存在着比较显著的地域性差异。浙东北地区在改革开放前具有较强的农村集体经济力量和较好的社会队工业基础，在相当的时期内，浙东北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是由乡镇集体企业为主体推动的，非常接近“苏南模式”。相比较之下，浙东南地区的农村工业化进程是在改革开放后才开始启动的，资本的原始积累是在农村家庭经济基础上起步的，逐步地发展起了农村家庭工业，然后是私营企业和股份（合作）制企业，形成了具有区域自身特色的“温州模式”。

邓小平“南巡讲话”和中共“十六大”召开之后，发展非公有经济的意识形态障碍基本消除，浙东北地区和浙东南地区的制度创新和“红帽子”企业的“正名”，个体私营经济得以迅速扩张，民营企业规模进一步升级，专业市场和民营企业成了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的两大动力，由此开始逐渐形成了具有较大共性的浙江区域制度变迁和区域经济发展的模式。从制度变迁角度来看，“浙江模式”是一种“准需求诱致”的制度变迁模式；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浙江模式”是一种新古典的工业化发展模式。

二、“浙江模式”的启动条件

从民间的视角来考察，“浙江模式”的启动与区域内的自然禀赋密切相关，历史比较制度分析（hcia）是解释“浙江模式”的启动的一个比较适用的理论框架。

区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是由区域内经济主体的行为决定的，而所有经济主体选择行为都会受到一组特定的约束条件的制约。因而，区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启动，一定与该区域内当时的一组初始选择条件的约束有关，在这一组初始约束条件中，区域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是两个最重要的选择约束条件。

由于中国的改革开放发韧于农村地区，民营经济部门的企业大多数是在农村工业化进程中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所以，在考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初始约束条件时，重点是区域中农村地区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

农村地区的自然禀赋中最重要的因素应当是农村的人口与农村的土地，农村的人口关乎到农村劳动力的数量，农村的土地关乎到可利用的耕地面积。1978年以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展开后，浙江省大部分农村地区都较早地实施了农户联产承包

责任制，尤其是温州和台州等不发达地区又相对地先行一步。农户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从某种意义上近似于欧洲经济史上从劳役地租向实物地租的转变，农民的生产活动不再受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人民公社所属的生产大队及生产小队的统一调配，农民自己开始拥有了一定程度的生产经营自主权，这就为农民从单纯的农业生产劳动中解放出来提供了必要的条件。但是，农民是

否真正地能作出从农业生产活动转移到非农生产活动的选择，其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区域中的人均耕地面积。浙江省的自然地理条件被概括为“七山二水一分田”，人均耕地面积低于全国的平均水平，这一自然禀赋条件就决定了在实行农户联产包责任制度后，一方面农民的农业生产劳动积极性充分调动起来了，农业迅速增产；另一方面在农业生产技术短期内无法有较大改进的条件下，土地的边际产出及相应的农民的边际收益递减也开始明显地反映出来了。作为追求经济收益最大化的农民，在面临着由于区域自然禀赋所产生的土地边际收益递减的约束条件下，自然就开始逐步地从单纯的农业生产部门转移出来，从事农产品的加工及制造业和服务业等非农生产活动。

农民开始转向从事非农生产活动后，这种非农生产活动在一个区域能大规模迅速扩展开来，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区域的历史禀赋，具体地说，这种历史禀赋就是该区域居（农）民从事手工业制造和商业贸易活动的历史传统及相应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农民的非农生产活动，与单纯的农业生产劳动相比较，前者与市场交换的关系远比后者要密切得多。由于非农生产活动的经济收益大于单纯的农业生产活动的收益。加上在改革开放初期严重的短缺经济条件下，简单的制造业消费品生产和商贸流通就能带来较高的收益，这种现实的经济利益能够极为有效地激活区域的经商传统。毕竟这些区域中的经商传统在人民公社制度中仅中断了20余年，况且作为“资本主义尾巴”实际上也没有完全中断，事实上断断续续地仍旧存在，许多有手艺、懂制造、善经商的人力资源仍在区域中保留下来（例如永嘉县的弹棉花，义乌县的“鸡毛换糖”和永康县的补锅碗等）；此外，作为区域经商传统的另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民间金融，同样是一个必不可少的重要条件。这些历史禀赋因素一旦条件成熟，人们的区域商业文化传统意识就被激活了，大规模的非农生产活动就在区域中迅速扩张，农村工业化的进程由此启动，区域的制度变迁由此发生。因此，从比较历史制度分析的理论视角观察，浙江区域经济中特定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是启动浙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三、“浙江模式”的演变进程

同样地，从民间的视角来考察，“浙江模式”的演变进程与浙江区域内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及两者的互动有着密切的关系。专业市场与专业化产业区的关系本质上是市场与企业的关系，这两者之间的互动最终是由不同改革发展阶段的政策条件及由此形成的“交易费用”的变化决定的。

新制度经济学的理论中，用“交易费用”概念来研究企业的性质及企业与市场的边界时，一般并不以社会经济制度的大规模变迁为背景，侧重用比较静态的方法来研究企业与市场的关系。但是，从动态的视角来观察，在存在大规模的社会制度变迁的条件下，同样也可以运用交易费用理论来解释企业与市场的互动关系。浙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从一个侧面证实了这一点。

在浙江南部的温州和台州等区域中，最早出现的非农生产经营活动主要是商业活动（例如“百万销售大军”现象），由此产生了浙江经济中享有盛名的专业市场现象（例如永嘉的桥头纽扣市场和义乌的小商品市场）。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专业市场的功能是不完全相同的。在最初的专业市场发展阶段，专业市场主要是一种特殊的交易场所，仅仅充当了区域经济发展中商品流通主要载体的功能。在专业市场的扩张和发展过程中，由于商贸活动促进了制造业的发展，区域内各种家庭工业和各种规模较小的制造业企业开始发展起来了，专业市场一方面开始发挥其作为一种“共享式”的销售网络的作用，成了家庭工业和中小企业共同依赖的市场；另一方面开始发挥着“中间品市场”的作用，协调着区域中个体私营企业的专业化分工。大致上在90年代中期之前，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可以看到的是高度发展的专业市场和遍地开花的家庭工业及中小企业。

专业市场的高度发展与中国改革开放的阶段有关。在改革开放初期，国家的经济政策最先是有利于鼓励流通领域的体制外因素的成长，而在生产领域中体制外因素的成长所受到的政策限制相对比较多。所以，对于个体私营经济而言，利用专业市场的发展来从事商贸流通经营活动，从制度角度来看的交易费用比较低。同样地，在90年代中期之前，个体私营经济在制造业领域的企业，无论是在工业用地、工业设备、工业原材料的购买和劳动力雇佣方面，存在颇多的限制，使得民营企业在扩大生产规模过程中，从制度角度来看的交易费用相对较高。由此可见，在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政策环境中，从制度角度来看的交易费用起到了鼓励民营企业利用专业市场这种“中间品市场”来实行专业化分工和协调生产的作用。

90年代中期之后，一方面由于有大量的中小企业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专业市场仍在发挥着“共享式”销售网络和“中间品市场”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随着改革的深入，国家对生产领域的体制外因素成长的限制不断地放松，甚至开始更多地鼓励制造业领域个体私营企业的发展，例如逐步取消了民营企业工业用地的限制，加强了对民营企业的金融支持，劳动力跨区域大规模流动的机制也逐步形成，缓解了民营企业的招工用工约束。同时，国有企业的改革也进一步深入推进。在这种条件下，从制度角度来看，民营企业扩大生产经营规模的交易费用大幅下降，民营企业开始迅速成长，并且部分地开始逐渐地减少了对专业市场的依赖。

在民营企业的进一步发展过程中，当一部分企业逐渐减少对专业市场这一“中间品市场”和“共享式”销售网络所特有的市场外部性依赖后，企业在生产经营和市场竞争中开始自然形成了新的专业化分工和生产协调的机制，由此产生了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的另一明显的特色，即以专业化产业区为代表的区域内产业的聚集，或者说，制造业领域中的中小企业集群。专业化产业区的形成要求某种同类的制造业企业在一个特定空间中集聚，这一条件的产生与完善与地方政府推行城市化战略关系极大。90年代中期以后，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中各级地方政府的主动作用愈来愈大，地方政府推动城市化进程需要相当的财政支出，推动工业化进程（招商引资等）也需要相当的财力，因此通过建立工业园区的方法用土地来换取资金，成为地方政府的一个重要手段。由于企业在依赖专业市场的专业化分工生产阶段，已经初步形成了区域内不同地区的专业化生产特色，现在这种专业化生产的发展趋势进一步通过同类行业企业在工业园区的大规模聚集得到了强化；而专业化产业区由于能够为企业带来一种类似马歇尔所说的行业外部经济性，又进一步加速了企业的集聚。专业市场的发展和专业化产业区的发展以及两者间的互动，是剖析“浙江模式”演变进程的一条重要的主线，这条主线反映了不同的改革发展阶段中经济环境和政策所形成的制度方面的交易费用，对民营企业生产经营行为方式选择的影响。

四、“浙江模式”的战略选择

从地方政府的视角来观察，政府和民间的良性互动是浙江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一个明显的特征，地方政府的发展战略选择，对区域体制变迁和经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引导和促进作用（本文所说的“发展战略”不同于通常意义上的“第×个五年计划与远景规划”中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战略，而是指政府对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基本方向的判断和确定）。当然，毋庸讳言，在浙江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进程中，地方政府发展战略选择有时是主动的，有时是被动的；有时是清晰和坚定的，有时也会出现含混和动摇的情形。但是，从整个改革开放的发展阶段来看，在浙江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过程中，地方政府在发展战略的选择和实施方面在总体上是相当成功的。

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的经济发展战略通常可以被归纳为六大类型，即：货币主义战略、外向型发展战略、工业化发展战略、绿色革命战略、再分配战略和社会主义战略（计划经济及国有部门主导的发展战略）（格里芬，1992）。尽管地方政府从未选择单一的发展战略来引导区域的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发展战略的选择常常处于变动与交替和交融的过程中，可是，从最本质的方面来判断，“浙江模式”的发展战略可以用货币主义战略来解释。货币主义战略的精髓是充分调动经济活动中个人的主动性和激发企业家精神来推动经济的进步。具体地说，货币主义战略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创造出运转完好的市场，建立起经济成长所需要的相对价格结构，来改善资源配置的效率，提高产出和收入水平；二是为私人企业部门的成长与运行提供充分的空间，把私营经济部门作为经济发展的重点和重要的推动力量（格里芬，1992）。但是，问题在于是何种原因使得地方政府做出了有利于顺利推进区域制度变迁与经济发展的战略选择。

中央政府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重大调整，是影响地方政府发展战略选择的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到1978年中共中央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经济建设开始成为全党和各级政府的中心工作，党的工作重心的转移影响和改变了地方政府的偏好，发展经济可以被视为是各级的地方政府共同具有的偏好。但是，问题的关键在于，一些地区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较早地和较好地得到了地方政府的默许、鼓励和支持，地方政府与民营经济两者形成了良性的互动，而同时在另一些地区却没有发生相同的情形。

首先，地方政府的行为显然与区域的自然禀赋与历史禀赋有着密切的关系。如前所述，在具备特定的自然禀赋和历史禀赋的区域中，计划经济体制外的民间经济活动从未真正地中断过，即使在计划经济及相应的意识形态高压下，人们仍在从事着与区域商业传统相关的民间经济活动。地方政府在计划经济时期就对这些“资本主义尾巴”心知肚明，也曾经花费气力去限制和打击过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可事实证明地方政府在这方面努力大多是徒劳无益。地方政府清楚，区域商业传统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况且，在自然禀赋条件较差的地区，地方政府同样清楚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是当地老百姓（尤其是农民）维持生态必需的手段，故实际上已多多少少开始逐渐地默许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的存在。一旦条件成熟，这一类民间经济活动伴随着农村工业化进程开始成规模地发展起来后，地方政府持有的宽容（部分地也许是无奈）的态度及相应的行为方式，就会形成一种比较有利于民营经济在区域中进一步发展壮大的宽松环境。

其次，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发展过程中的行为，也与区域经济发展进程中计划经济的遗产有着很大的关系。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及相关的经济部委在不同区域中推行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时，在各个区域中国家有关部门投资的差异性极大，由此导致了不同区域中地方对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认同相当的不同。具体地说，计划经济时期中央政府投资相对较少的区域，地方政府就相应地很少会期望通过“跑步（部）前（钱）进”的方式来争取上级部门的投资，以推动区域经济的发展。由于地方政府对国家主导工业化战略的认同程度低，地方政府在改革开放后实施类似于联邦财税制度的“分税制”条件下，就会比较容易摆脱对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战略的路径依赖，倾向于探索非国家主导的工业化新道路，从而更有积极性重视、鼓励和支持区域经济发展中民营经济的发展。

最后，地方政府对意识形态或政治风险的评估及回避政治风险的能力，也是影响地方政府行为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在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分税制”的条件下，地方政府在民营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会权衡民营经济及区域经济发展带来的地方财政收入与民营经济发展可能诱发的政治风险成本两者孰大孰小。在两者的权衡中，地方政府倘若能够通过各种方式（例如“戴红帽子”、“股份合作制”、“挂户经营”等等）将个体私营经济“包装”成符合一定意识形态标准的“公有制经济”或“集体经济”，那么，地方政府就可能有效地降低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所诱发的政治风险，更为大胆地鼓励和支持民营经济的发展。

简言之，根据公共选择理论，约束条件下的最优选择行为这一经济分析框架，不仅适用于微观经济主体，同样也适用于地方政府的行为，只要必需的约束条件成立，地方政府支持本区域民营经济发展的行为就是一种合乎逻辑的选择。事实上，浙江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地方政府行为就是一个较好的证明。

五、“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

作为一种至今来看仍属相当成功的区域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的模式，“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同样也必须从改革和发展两个视角来观察和判断。具体地说，“浙江模式”的发展前景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浙江区域改革和发展的双重阶段转换的进程。

从经济体制改革的视角来看，浙江经济已率先基本完成了从计划经济向初级市场经济的转换，制度变迁的新历史任务是推进区域经济体制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转换，即改革的阶段转换。为了顺利地推进从初级市场经济向现代市场经济的转换，浙江区域经济面临三大艰巨的任务：一是完成从传统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向现代的企业组织形式和生产经营方式的转换，在更大范围内建立起现代的企业制度；二是完成从传统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向现代的市场组织形式和市场交易方式的转换，在更大范围内用法制为基础的非人格化交易来取代以地缘、血缘、亲缘为纽带的人格化交易方式；三是完成政府职能转变，把区域中发展型的强势政府转变为服务型的高效率政府。

从区域经济发展的视角来看，浙江经济已率先基本上完成了从农业经济向工业化中期经济的经济发展阶段转换，经济发展的新的历史任务是推进区域经济发展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变，即发展的阶段转换。为了顺利地推进区域经济从工业化中期向工业化后期的转换，浙江区域经济同样面临着三大艰巨的任务：一是完成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向集约型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建立起经济与自然及环境协调发展的机制；二是完成从二元经济结构向现代经济结构的转变，建立起产业结构升级和经济与社会协调发展的机制；三是完成从“强县战略”向“都市战略”的空间发展格局的转变，通过加速城市化进程来提升工业化水平和统筹城乡发展。

总而言之，浙江经济社会发展要继续走在全国的前列，要在国内率先实现建设全面小康社会和构建和谐社会，就必须完成区域改革和发展的双重阶段转换，其中的关键又在于，在新的历史时期中，构建出区域内制度变迁和经济发展互动的新机制，从而继续利用制度创新来推动区域经济社会的发展。（作者系浙江大学民营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第五篇：浙江创新融资模式

浙江创新融资模式：股权激活产生上百亿流动资金

新华网８月３日电，资金一度告急的纺织企业浙江加佰利公司在得知浙江省《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出台后，立即以绍兴市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的３６００万股权作为质押登记，获得贷款８０００万元，解了燃眉之急。记者了解到，近期在浙江先后出台的《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两项举措，创新了企业融资的模式，短时间内通过股权激活，产生了上百亿流动资金。企业在重拾信心的同时，获得了融资、重组、转型、升级的机会。

中小企业面临“生死考验”

今年以来，受原材料价格上升、人民币升值加快等综合因素影响，浙江经济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工业增速回落；三大需求实际增幅明显回落；通货膨胀，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生产经营困难进一步加剧。有关数据显示，前４个月浙江省规模以上企业亏损面达２１％。

在利润空间被挤压的同时，宏观调控信贷紧缩更使企业普遍面临资金紧张，浙江民营企业集中，其中大部分是中小企业。这些中小企业和一些困难企业面临收贷与借贷的双重压力，资金链随时面临断裂的危险。

来自浙江银监局的数据显示，上半年浙江小企业资金供求矛盾尤为突出，今年一季度小企业贷款余额比年初增加了５０亿元，仅相当于去年全年增量的８．６％。

据浙江省工商局统计，今年上半年浙江全省有１２００多家企业歇业关停，这在浙江连续１０年的历史上都是没有的。工商牵线金融和企业共同盘活股权

股权，是公司企业投资者的法律所有权，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投资者对企业拥有的各项权利。然而在企业成立之后，投资者的出资就成为了不能随意处分的“死”股权。

去年颁布的《物权法》明确规定，有限责任公司和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也可以出资、出质，并且应到工商部门办理出质登记。不少企业向工商部门提出股权出资、出质登记申请的要求，但由于至今未出台具体办法，工商部门一直苦于无法操作。

浙江省工商局局长郑宇民表示，占浙江省ＧＤＰ总量６０％以上的民营企业，一举一动都关乎整个浙江经济发展的走势。但是浙江的企业还太年轻，还不具备像国际知名大企业那样的抗压抗风险的能力，因此“工商部门要做媒人，要帮企业和金融部门牵线搭桥，在大形势趋紧的情况下，组织自救。企业股权出资、出质就是这个桥梁”。

浙江省工商局分别于２００７年底和２００８年６月先后在全国创新性出台了《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和《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

股权出资，是指投资人以其持有的公司股权作为出资，投资于其他公司的行为。根据新《公司法》的规定，股东可以货币、实物、知识产权、土地使用权以外的其他财产出资。而股权恰恰符合公司法律制度确立的非货币出资“可评估、可转让”的基本要求。浙江是市场经济最活跃的省份之一，企业改制、资产重组较为频繁，对股权出资、出质需求迫切。

股权出质，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将公司股权出质给债权人，作为债权的担保，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依法以该股权折价或拍卖、变卖该股权的价金优先受偿。《物权法》的实施，使“死”股权转化为“活”资金成为可能，而《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使可能成为可行。

沉淀“死”股权产生流动“活”资金

浙江省工商局出台的两个《办法》突破了股权出资的障碍，使“虚拟资本”作为出资形式在制度上得到保障，可大大降低企业上市和重组、改制成本。

浙江煤炭地矿局局长朱绍寅告诉记者，他们企业原本需要一次性拿出５０００万元货币资金，用来出资成立浙江中煤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在《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实施后，只需以其控股的五家子公司的股权和１５００万元货币出资即可，大大节省了资金成本。

“股权出质登记”可以锁定企业的股权，使得企业将股权质押给银行后，无法转让，银行贷款的信心提高，进而提高了企业贷款成功率。

截至７月１５日，自《公司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出台以来，浙江省各级登记机关已办理股权出资的有１７家，股权出资涉及８５亿元。《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出台至今，已办结全省股权出质登记的企业近４０家，股权出质数额为２０亿股，融资金额１５亿元。原本“沉淀”的股权资本被激活后已经产生了上百亿的流动资金。

据悉，浙江３７万多家公司制企业，注册资本有１１８５６亿元。人民银行杭州中心支行副行长郑南源认为，两个《办法》有利于盘活存量资本，大量公司股权“沉淀”的资本可能成为“活动”的资金流，股权将成为助推经济发展的新动力。

解读《武汉城市圈公司股权出资登记管理试行办法》

“虚拟资本”出资有了制度保障

《武汉城市圈公司股权出资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共18条，明确了股权出资的定义。即投资人是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自然人（不包括港澳台人士）或在中国大陆依法设立、具备公司投资主体资格的法人和其他组织，股权公司是住所在湖北省内的有限责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被投资公司是住所在城市圈内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不包括外商投资企业）。

股权出资五道槛

新出台的《武汉城市圈公司股权出资登记管理试行办法》在股权出资时严格限定了5道门槛：投资人用于出资的股权权属清晰、权能完整，且已足额缴纳；用于出资的股权应当由法定的评估机构评估作价；股权和其他非货币财产出资额之和不得高于被投资公司注册资本的70%；以股权出资，股权公司是有限责任公司的，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且其他股东同意放弃优先购买权；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以股权出资的，应当经被投资公司全体股东一致同意作价。

改制和拟上市企业将受益

“最受益的将是改制和拟上市的企业。企业上市和重组、改制的成本大大下降。”湖北省工商局总经济师李跃春说，过去，在企业上市时，要将优质资产股权置入新公司，只有通过先用资金设立公司，然后再用这部分资金回购股权的方式。如果突破股权出资的障碍，企业的融资或改制成本大大降低。

他说，目前，公司制企业越来越多，省工商局出台这一办法，正是从让更多企业发展的角度，本着“非禁即许”的原则考虑的。这一法规的出台，意味着“虚拟资本”作为出资形式在制度上得到保障。

允许股权出资，可以大大降低企业战略重组的成本，有利于推动企业做大做强。以设立企业集团为例，过去企业必须拿出大量的现金先成立集团母公司，再由母公司收购子公司的股权才能实现控股。如我省过去办理的湖北省能源集团与长江电力重组，省国资委将其在长江证券的股权投入省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和武汉市大型百货零售业重组，武汉市国资经营公司持有的鄂武商、武汉中百、武汉中商三家上市公司国有股权投入新组建的武商联股份有限公司。现在子公司的股东只要通过股权出资，就能直接设立母公司并实现控股，从而大大降低了企业的商务成本，缓解了企业现金流紧张的压力，激发了企业并购重组的内生性动力，为企业进一步做大做强创造了条件。

中小企业股权变静为动

日前由浙江省工商局紧急研究出台的《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犹如风乍起，吹皱一池春水，为众多中小企业荡开了解困的涟漪。

这两个《办法》规定：目前凡是在浙江省登记注册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东人数在200人以下的非上市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权，都在受益范围内。股权出资、出质，就是将一贯被视为企业“死资产”的股权“起死回生”，使得股权可以经专业机构估价后直接作为新注册公司的注册资本或者获得股权质押贷款。目前，股权出资、出质仅在上海、重庆等少数城市开展登记，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尚未出台具体办法。浙江省此次在全省范围内将其全面铺开，其广度和力度均属国内少见。记者从浙江省工商局企业处了解到，截至7月底，仅股权出质一项，浙江全省已有55家企业办理登记，累计登记股权29亿股，获得融资30亿元。

浙江省衢州市首家以股权出资形式组建的浙江通顺集团，以10位自然人股东名下的5家子公司股权，经专业会计事务所评估后作价3457万元出资组建，从而实现集团化运作，以此促进资金、销售、市场信息等资源共享，有望进一步降低成本，成为《股权出资登记试行办法》、《股权出质登记暂行办法》两项创新性举措的直接受益者。

浙江省工商局企业处负责人阙利民透露，就目前来看，以股权出质方式成功获得融资的，以企业金融类股权居多。在浙江省工商局首家办理股权出质登记的绍兴纵横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将其在绍兴市商业银行2500万股股权出质给了中国民生银行杭州分行，获得了3亿元银行贷款。股权出质登记办法出台后，让“死”股权变“活”，一解企业资金短缺的燃眉之急，一些企业获得贷款后立即购买原材料恢复生产。同时，股权出质也调动了银行的积极性。由于股权出质登记锁定了企业股权，使企业将股权质押给银行后，无法转让；再加上企业在工商局进行股权出质登记，无形中工商局就扮演了“担保人”的角色，这更给银行吃上定心丸，进而提高企业贷款成功率。

目前，股权出资、出质让企业静态资本变为滚动的现金流，使经济存量转化为现实经济能量的效应已经初步显现。据介绍，浙江省共有公司制企业30多万家，通过股权出资、出质登记，理论上能激活的资金可超过1万亿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