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裁与野蛮的古罗马——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四)（模版）

第一篇：独裁与野蛮的古罗马——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四)（模版）

独裁与野蛮的古罗马——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

（四）6、独裁与野蛮的古罗马(上)

除了野蛮啥都缺

国内专家们不断夸耀古罗马科技、文化如何了得,然而，严肃的西方学者不仅不领情，而且还爱抽这些中国专家的嘴巴。

丹皮尔教授指出：“罗马人似乎只是为了完成医学、农业、建筑或工程方面的实际工作，才对科学关心。他们只用知识之流，而不培其源----为学术而学术的源泉，结果，不到几代，源与流就一起枯竭了。除了3世纪后半叶亚历山大里亚的第奥放达斯是希腊最伟大的代数学著作家以外，没有一个第一流的人物。在罗马帝国头300年间，罗马法的伟大成就登峰造极，但是，罗马政权还没有衰微，科学就显然已经和哲学思想的其他部门一起差不多停滞不前了。知识没有进步，人们唯一的工作只是写些注释和撮要，主要是希腊哲学家的注释和撮要。”丹皮尔教授是一位欧洲中心论专家，此时是很谦虚的。

罗马帝国经济建设也是乏善可陈。帝国早期以战养战，当在西亚遇上强劲对手、支撑扩张的资源枯竭后，主要靠榨取亚平宁半岛之外的产出实现骄奢淫逸。稍懂罗马历史的人都知道，在罗马帝国，社会经济文化最发达的是西亚和埃及一带。英国著名学者爱德华·吉本在《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说：“东方不知从什么时候起便已掌握了各种技艺，享受着奢侈的生活;而西部却仍居住着粗野、好战的野蛮人，他们或者讨厌农业，或者对农业还全然一无所知。只是在一个已建立起来的政府的保护之下，气候条件较好地区的农产品和更为开化的民族手工业才慢慢传入欧洲的西部诸国;在公开的有利可图的商业活动的鼓舞下，这才大力发展农业，改进工业。从亚洲和埃及进口到欧洲的不论是动物类还是植物类的产品，其种类之多不胜枚举。”亚洲和埃及，成了帝国的钱包和粮仓，而庞大的罗马城仅仅是一个挥霍场所，“最遥远的国土也常被掳掠一空以满足罗马的排场和高雅生活”。当局践踏工商业，榨取农业，没有任何可供外贸的产品。“由于阿拉伯人和印度人完全满足于使用本国的产品和各种手工制品，在罗马方面可以拿来进行贸易的便只有，或者至少主要依靠，白银”。罗马皇帝们一再下令，逼迫北非、西亚等地铲除葡萄种粮食，使得罗马公民连葡萄酒也没有喝的。

古罗马是奴隶社会，是一个人性缺失的时代，这一点不假。

古罗马是从多瑙河沿岸迁到亚平宁半岛上的几个小部落的联合体，通过发动无数次战争，逐步发展成以地中海为中心、地跨欧亚非的大帝国。他们发动战争的目的，就是夺取土地、地面上所有财物，将百姓统统掳做奴隶。罗马大军所到之处，百姓要么被杀，要么掳做奴隶。一次杀死数万人、掳数万人为奴，这样的事件不胜枚举，其血腥与残忍，无以言表。

欧洲有买卖奴隶的传统，这一传统，从古希腊一直传到美国南北战争方才作罢。罗马到底有多少奴隶?有人估计在6000万左右，是否准确无法断定。吉本说：“有人发现曾有过如此悲惨的情况：在罗马的一间大厅里工生活着400个奴隶。这400个奴隶原属于非洲的一个极为普通的寡妇，她把他们赠给了她的儿子，而自己还保留着更大一部分财产。”尽管罗马人以奴隶劳动果实为生，但在罗马时代，一次又一次颁布奴隶主可以随时处死奴隶的法律。公元57年，罗马元老院通过法案，奴隶主在家被杀，不仅在这家所有奴隶要被处死，而且连已被释放尚未离开这家的获释奴隶也要被处死。罗马人以观赏一个奴隶杀死另一个奴隶为乐，他们观看两名奴隶持剑生死相搏，仿佛当时中国人看斗鸡、斗蛐蛐一样兴高采烈，与当今人们看篮球赛一样的感觉。

洋八旗子弟

罗马帝国与大清帝国一样，也有一帮八旗子弟---罗马公民。吉本说：“从阿尔卑斯山山脚下，直到卡拉布里亚最边远的地区的一切土生土长的意大利人，全都是罗马的公民。”正是他们的祖宗流血流汗，一刀一枪地打出了庞大的罗马帝国。作为功臣的后裔，他们得到历任罗马皇帝殷切关怀，扎扎实实地享受了坐天下的滋味。从出生到死亡，可以不干任何事，帝国按时给他们放粮食衣物零花钱。他们一辈子只有当兵打仗一个义务。打胜了立功了，还有土地和金银珠宝等奖赏。混得好的，日子自然安逸得不得了。对混得不好的，帝国的关怀可谓无微不至，不仅管吃饭穿衣，而且一再扩建澡堂、竞技场等休闲设施，免费提供洗澡、看戏等各种服务。罗马城等罗马公民聚集处，澡堂、剧场等娱乐业十分发达。这帮洋八旗子弟觉得领粮油做饭太麻烦，帝国干脆改为每天发放一次面包、熏猪肉之类的熟食，管保一家人够吃。吉本说：吃饱喝足后，“他们整天在大街上或者竞技场上四处闲逛，听听有什么新闻，彼此胡乱争吵;他们把妻子儿女少得可怜的一点生活费用拿来豪赌中输个一干二净;夜晚，他们跑到阴暗的小酒馆或妓院去，在下流无耻的肉欲中消磨时光。”

统治阶级给自己和后人确定高人一等的待遇，并不奇怪。中国的周朝建立后，也实施了乡遂制度，将国民分成“国人”、“野人”两个等级。国人，主要是参与打天下的那部分人。和罗马公民一样，参军打仗是国人的事情，国人对政治有很大的发言权，甚至左右国君的废立。周朝按人口平分的分配土地给国人，国人们不仅要自己种地，而且必须负担军赋和力役。野人也获得国家按人口平分的土地，同样要出钱，还要义务劳动。当然，上缴税赋的比例是有差别的。正因为广大国人是自食其力者，所以，从西周到东周，没有“八旗子弟”阶层，而且人才辈出。

清朝建立后，给从龙入关的八旗子弟们待遇优厚。但是，比起罗马公民，满清八旗子弟的福利待遇差远了。旗兵的祖宗也就获得30亩田产，后世当兵者每月一二两银子，没当上旗兵的“余丁”一无所有，这算哪门子特殊化!满清八旗子弟被批判被嘲笑，真是冤得慌。

不久，洋八旗子弟们大多花光家产成为混吃混喝的流浪汉，不仅上不了战场，而且大批人因为高层争权夺利成为冤死鬼。到了后来，罗马帝国不得不通过赐予“罗马公民”身份，征集“蛮族”男子上战场。蛮族汉子自然不会那么无用，他们大多是这山望着那山高，一有机会就想当皇帝，于是政变更加频繁，终于，龙椅上坐着的变成了蛮族人。

罗马公民无用，根子在于他们的主子比满清皇帝混蛋。罗马皇帝多靠阴谋与屠杀起家，一旦坐上龙椅，便无恶不作。康茂德终日不干正事，热衷于和狮子老虎打架，搞女人，杀不听话的人，这也就罢了。他干得更离奇的事情是：专门找来300个英俊的小伙子，300个秀色可餐的姑娘，强迫小伙子们分别诱奸一个姑娘，若不成功，就会严惩。主子如此，奴才们会好到哪里去!无怪乎伏尔泰在《风俗论》中说：“历朝皇帝软弱无能，大臣官宦党同伐异，旧宗教对新宗教的仇恨，基督教的血腥内讧，神学论证代替了军事操练，颓唐怠惰取代了勇猛精神，成群僧侣代替了农夫和兵士;所有这一切，招致了蛮族入侵。”

比大清八旗子弟更甚，罗马公民沦为彻底废物。打天下时，罗马军团的战斗力也许还行，坐天下后纯属垃圾。百万罗马公民聚居的罗马城，在被哥特人阿拉里克的乌合之众围困后，洋八旗子弟们第一反应是“一个下贱的野蛮民族竟然敢于干犯世界的首都，贵族和人民一开始不免感到惊诧和愤怒;然而他们的这种傲慢情绪由于不幸的遭遇很快就收敛起来，而他们缺乏男子气概的愤怒也没有转化为对武装敌人的反击”，却是残杀所谓的“通敌分子”。罗马城的卫队长建议以巫术退敌，打算“借助咒语和牺牲的神秘力量从云中呼唤雷电，并让这天火指向野蛮人的营地，将它烧毁。”待到数以千计的罗马人饿死街头，罗马人派使节求和，阿拉里克“在对方立即支付5000磅金子、3万磅银子、4000件丝绸袍子、3000件质地上乘的红衣和3000磅胡椒后，就立即解除了包围。”阿拉里克又提出了政治、地盘等方面的要求，还在元老院“一致拥护”下扶植了一个傀儡皇帝。这个傀儡实在是一个扶不起的刘阿斗，阿拉里克索性在罗马城随意屠杀、强奸、洗劫了六天之后，满载财宝拜拜。伏尔泰感叹道：“当时罗马帝国已堕落到这种地步，以至这个哥特人不屑于当罗马的国王”。

7、独裁与野蛮的古罗马(下)

武夫肆虐血腥飞

罗马帝国，是典型的军人当道的时代。“罗马军队的将军，对士兵、对敌人和对共和国的臣民，几乎都可以占有并行使任何属于一个专制帝王的权利，而毫无违背宪法原则之嫌。”罗马帝国的皇帝，基本是军人出身，因此放纵军人，相信只有在军人们心情舒畅的条件下，他们才做得稳天下。久而久之，罗马军队变成了肆无忌惮的悍兵。稍有不满，武夫们便杀进皇宫割皇帝的脑袋，以致每个新皇帝登基时，必须先花一大笔钱向禁卫军卖平安。

古今中外，龙椅的诱惑都是巨大的。按照中国的习惯，所谓罗马帝国，可以分为N个朝代。大家为了争夺这把椅子，你刚唱来我登场。有脑袋进水花钱买椅子的;有认干爹继承椅子的;有干脆领兵杀进皇宫直奔椅子的;也有前线将领阵前黄袍加身的;有老子杀儿子的;有兄弟相残的;有天上掉馅饼，稀里糊涂当上皇帝的;有被士兵们“拥戴”被迫登基的。无数人为此掉了脑袋，不少人坐上椅子后被人割了脑袋。

说个有趣的故事。192年，禁卫军杀死暴君康茂德，推举龙钟老迈佩提那克斯即位。迂腐的佩提那克斯竟想搞改革，才坐了86天龙椅，便被他的卫士们割掉了脑袋。禁卫军官兵们突发奇想，宣称向富人们拍卖龙椅，谁出钱多，就将龙椅送给谁。有钱又想过皇帝瘾的人还真不缺，几个人跑去和禁卫军谈判。经过角逐，元老尤利安努斯以许诺给每个士兵6250德拉克马的钞票，名列第一，立即被拥上皇帝宝座。不过，这傻老头在龙椅上没坐几天，被另外一支军队拥戴的人赶下台，还掉了脑袋。

孟德斯鸠说：“当帝国后来在瓦列里安统治末期和他的儿子伽利安统治时期所发生的可怕的混乱到达极点的时候，人们可以看到三十个不同的争夺王位的人，他们大部分是相互残杀而死的，他们每个人的统治都十分短暂，而且他们都是被称为暴君的”。中国历史上争夺皇位的大戏，罗马帝国无一例外地，全部上演过;不过，军队拍卖龙椅，中国历史上确实没有。

军人横行如斯，动嘴皮子的议员自然不如草芥，动辄数以百计元老被处死。帝国的贵族们无论谁当皇帝都点头哈腰，但仍然逃不脱被屠杀的命运。过不了多久，元老院就换成全新的面孔。公元前43年，渥大维和安东尼、雷比达联合夺取政权后，大肆追杀政敌，一次性杀死300名元老。屋大维一上任便逼迫200名元老自动请退。哈德良刚即位便处死四大功臣元老。据美国教授罗斯托夫采夫《罗马帝国经济社会史》：“皇帝们与元老院议员阶级贵族之间的激烈斗争在芮罗统治时期告一结束，其结果是最富有的和最悠久的元老院议员家族几乎被杀尽斩绝，残留下来的只有极少一部分家族，而且是那些势力最小的家族。”好在元老们家产都在“一万镑”，他们便倾尽家产，活一天算一天，今朝有酒今朝醉，连后代也懒得要不敢要，许多高贵家族就此灭绝。帝国首都迁到君士坦丁堡之后，元老院被皇帝遗忘，扔在罗马自个儿民主议政去了。

罗马军人内战内行，外战外行。即便是罗马蒸蒸日上地对外扩张那一会儿，仅是在遇上“希腊化”国家的军队时，还算是一支“劲旅”;一旦与其他国家军队交手，纯属窝囊废一个。前53年，著名的克拉苏率10万大军杀向安息，结果逃回者不足1万，他自己的小命也留在那里。前36年，著名的安敦尼攻打安息，亦遭惨败。260年，皇帝瓦勒良帅数万大军远征波斯，一战而败，全军被围，瓦勒良主动上门当俘虏，受尽羞辱死去后，他的皮囊被塞进草料做成人形，保存在波斯博物馆中。363年，皇帝尤利安率军征讨波斯身受重伤死去，中级军官约维安竟然被陷入绝境、六神无主罗马军队推选为皇帝，约维安立即照单全收了波斯提出的割让5个省的条件，签字画押、交出地盘后，波斯人让开通道，罗马军团落荒而逃。

罗马军人连一群无组织无纪律的野蛮人也打不过。皇帝德基乌斯亲率帝国精锐征讨蛮族哥特人，结果他和他的儿子的脑袋一块儿被哥特人砍下。帝国索性在北部筑上了长城。用兵40年，罗马也没能搞定蛮荒的弹丸之地不列颠岛，也筑上长城了事。

可怜又可嫌的东罗马

5世纪中叶，匈奴人在今天的匈牙利一带崛起，四面出击，驱赶得北欧的日耳曼人鸡飞狗跳。匈奴人，原来呆在蒙古高原，被汉朝打得满地找牙后，大部归顺汉朝融入主流，小部一路西行，如入无人之境，最后占据当今东欧一带，继续向西向南扩张。在匈奴大军多次践踏、大面积掳掠之后，随着日耳曼人向南方蜂拥推进，476年，稀里糊涂中，蛮族们将西罗马帝国搅和得灰飞烟灭，西欧就此进入了所谓的“中世纪”。

西罗马帝国完蛋了，但是以君士坦丁堡为都城的东罗马帝国，仍一如既往地生活着，吉本说：“它从阿尔卡狄乌斯的统治，直至土耳其人攻陷君士坦丁堡为止，在一种早熟的、永远处于不断腐败的状态中，存在了1058年。”

东罗马帝国完整地继承希腊文明、罗马文明、基督教文明，皇帝是基督教教主，也是国家政权的主宰;皇帝豢养的八旗子弟是帝国的公民。东罗马人读的书，一半是基督教经典，另一半则是古希腊圣贤的著作;帝国官方语言则是拉丁语、希腊语并行。当然，东罗马同样继承了罗马帝国热衷于“篡党夺权”的优良传统，几经折腾，7世纪后，东罗马皇帝也是血统纯正的希腊人。按照吉本的说法，叫做“荷马和德谟斯提尼、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天才的光辉，照亮了君士坦丁堡”。长期以来，西欧人称之为“希腊帝国”。

遗憾的是，东罗马始终没有闪耀出任何光辉，在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科学技术上，完全是一塌糊涂。

一部东罗马历史，除查士丁尼统治时(527----565 年在位)有过短暂的辉煌，剩下的就是一部挨打史、屈辱史。

5世纪，为了少受匈奴人攻击，一次给匈奴首领阿提拉送去14000镑黄金，同时割让了大片领土，以后每年缴纳贡金2100镑。

6世纪，在北方的蛮族们的侵略、蚕食下，帝国在欧洲地区仅剩下沿海的一些据点。

7世纪之后，就一直处于阿拉伯人的没完没了的欺负之中，在亚、非的领土丧失殆尽，沦落为龟缩于小亚、巴尔干半岛部分地区的袖珍帝国。帝国原本指望西欧十字军能够教训一下阿拉伯异教徒，以出口恶气，结果，拜占庭被十字军一再洗劫，大片领土被瓜分。

1461年，一隅之地的东罗马被奥斯曼帝国消灭，拜占庭成了穆斯林国家的都城，基督教堂变作清真寺。当然，东罗马帝国几乎全部曾经的地盘被穆斯林全面接管了。

孟德斯鸠颇为不屑地说：“希腊帝国的历史(以后我们就是这样称呼罗马帝国的)不外是一连串叛乱、骚乱和背信弃义的行为而已。”

意味深长的是，在文化传承上，这个窝囊的东罗马帝国，是最有资格的代表西方文化的----由正宗的希腊人推行正宗嫡传的古希腊文化、古罗马文化和基督教文化。“在西部君主国败落之后，皇权的威严便全部体现在君士坦丁堡的亲王们身上，在他们中查士丁尼是第一个，在60年的分离之后，重新获得古罗马的统治权，并通过征服得到的权利，使用了罗马人的皇帝的庄严的头衔。”但是，它实在是窝囊得过头了，西方历史学家们宁愿在黑暗的西欧中世纪上多做点文章，也不愿提到它，让人有一种东罗马与欧洲文明无关的感觉。

第二篇：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

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已出版]

楼主：生民无疆001 时间：2012-04-15 17:45:00 点击：298322 回复：

1、谎言

近些年来，由于一些“历史学家”、“文化学者”等专家的偏执与偏心，国内出现了一个怪现象：某些中国学者撰写的欧洲史，比欧美学者编写的要光鲜照人，中国专家的评价，比欧美学者的高出N倍。

古罗马，在欧洲专家笔下，美好的东西自然不会遗漏,而屠杀、战乱、夺权、饥荒、无视科学、经济文化落后等等，也无一漏网；到了我们的专家手中，罗马只有法律、强大、艺术，锦上添花尚嫌不足，似乎如果没有从天而降的祸患，罗马帝国不知会创造出怎样一个伟大的未来。甚至，专家们一再不无遗憾地感叹：丝绸之路没能直接连通“伟大的”罗马，因而使中国与“民主科学”失之交臂。

中世纪是欧洲人正宗后裔公认的“黑暗时期”。贵族多是文盲武夫，百姓多为无人身权利的农奴。整个欧洲杀伐不断，关卡林立，动辄饥荒，城乡贫困，臭气熏天，瘟疫蔓延，道路坎坷，商旅不行。这些事实，在欧美专家的著作中，俯拾皆是，而国内竟有专家一再声称：中世纪的欧洲，也比中国“科学”。

某些专家对于发现新大陆、“蓝色文明”津津乐道，至于为什么是西班牙、葡萄牙首先走向大海，始终一声不吭；为何英国“海军”击败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西班牙便一蹶不振，“专家们”也是一言不发。有专家说，英国因为战胜了西班牙无敌舰队，一跃成为海洋大国；为了自圆其说，不惜隐瞒英国战前无海军、战后长期无人关心海军建设的事实。

如此等等，在西方是历史常识的东西，成为了有些专家坚决不谈的“禁区”。

这些禁区，是专家们自己设置的，不存在任何政治上的问题和其它敏感原因。他们只有一个目的：大造“西方自古就比中国强”的舆论，将国人“闭关锁国”在谎言中。

为了这个目的，尽管西方学者认定17世纪以前世界的大多数发明由中国创造，但是他们要么不承认“四大发明”，要么说这是“技术”而不是“科学”，至于欧洲为何有科学而无技术，他们是不屑于回答的；他们声称张衡的地动仪不存在，不惜将唐宋元明商人的商船改挂它国国旗，恨不得注销大批旅居海外的古代中国商人的中国国籍。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经过若干年的积累，他们建立了一套完整的谎言“体系”：

欧洲是海洋文明（即所谓蓝色文明），中国的大陆文明（即所谓黄色文明）；

国人有一个传统，一旦有所成就，便认为“光宗耀祖”了，又是修祖坟，又是建祠堂。在中国，无论谁当上了皇帝，首先想到的，是将自己的祖宗搬出来，追封五代八代的祖先为皇帝，不管他们是聋子还是哑巴。唐朝皇帝本来家世显赫，为了证明自己生来该做皇帝，硬是请出“同姓”的太上老君李耳认作祖宗。

天下人性是相通的，人一阔脸就变，欧洲人也不例外。在17、18世纪，欧洲人仍把中国当天堂一样供着，大有全盘“中”化的势头，莱布尼茨这样的大科学家，还提出要以汉语为世界语。到19世纪上半叶，在完成对中国、日本的征服后，欧洲人成了名副其实的世界霸主。欧洲人发达后，很为自己祖宗在世界历史上隐姓埋名不爽，于是，想方设法为自己的祖宗增光添彩。

兹从由欧美学者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中随意挑出几例：

一说：印刷术是德国人发明的。法国学者安田朴在《中国文化西传欧洲史》说：“在我离开之前，有人送给我一本40页的小册子，即古登堡博物馆馆长阿洛伊斯·鲁佩尔教授向观众推出的《世界印刷术博物馆和国际古登堡学会的形成与发展》一文。由于我抱有从中发现展览向我掩饰的内容之希望，所以绝不会放弃机会拜读全文：‘......在这里，1400年前，作为当地贵族世家的后代，印刷术的伟大发明家诞生了„„美因茨是印刷术的故乡。’”

印刷术诞生于中国，是世人皆知的常识。这种闹剧让同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也看不过去。于是，安田朴先生将印刷术是通过什么样的路径传入欧洲都作了详细描述，并且证明古登堡不过是西欧较早从东欧学到印刷术的人罢了。

二说：阿拉伯数字是古希腊人发明的。英国科学史家W·C·丹皮尔教授撰写的严肃的学术著作《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说：“ 印度的算术是惊人的，因为有证据说明，早在公元前三世纪，印度就采用了一种数码。而我们今天的数码就是由那种数码脱胎而来的。”尽管“在拉丁语中最早使用这个新数字体系的例子，似乎是976年间在西班牙写成的一部手稿”，但是，“印度的数字也许是先由希腊人发明，然后传入印度，再以早期的形式传给阿拉伯人，他们又修改为所谓古巴尔（Ghubar）字体，与我们现今所用的字体更为相近”。

至于古希腊人发明后是如何将这发明好的“数码”是空运、还是飞鸽传书送到遥远的印度，而希腊本土和各“希腊化”王国没有使用，这些问题自然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作为曾经的英国殖民地上的印度人是没有资格发明阿拉伯数字的。

三说：古罗马帝国衰落和西欧进入黑暗的中世纪，是东方文化惹的祸。古罗马帝国为什么衰落？丹皮尔教授分析道：“希腊化时期包括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政治、文学、哲学和科学方面的扩展和创造阶段；第二个阶段是创造冲动消耗殆尽，在物质和精神方面都表现了东方对西方的反动的阶段。„„希腊化的希腊时期在罗马内战中结束了，罗马帝国所建立的文化虽然属于希腊----罗马性质，终究也无力长期排斥亚洲的影响。甚至在比较早的时期，即在亚历山大的时代之后不久，东方的思想就已经开始传布。”丹皮尔教授认为，“东方的思想”无非是巫术、祭仪宗教之类的东西，在某些欧美人的眼中，四大文明古国对人类文明进步与发展，不仅无贡献可言，反而祸害连连，值得一提的仅仅是“古”一点而已。人类历史上所有可圈可点的东西，都是欧洲人创造的；欧洲人的一切不幸，都是别人惹的祸。对于这样的一种心态，同样是欧洲人的安田朴先生有一个评价：“对于基督徒来说，最重要的是使人坚定不移地相信亚洲诸民族远远地不及他们自己先进发达，这是为了归化他们或奴役他们的最好理由。”

因为种种难以启齿的原因，洋人适当地贬低一下别人的文化，再适当美化一下自家的历史，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不必过于较真。但是，作为中国的学者，明知对方在说假话，还要拿着鸡毛当令箭，以此作为进一步丑化中国历史文化的武器，那就不好理解了。

3、自卑、自贱与自残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由中央帝国变成任人宰割的羔羊。国人的心情很不好，想骂人。清朝政府尽管打不过洋人，但对付国人还是绰绰有余。精英们只好躲到外国骂清政府的娘，宣称要搞反清复明。辛亥革命后，精英们回国了，可以随便骂人了，便从清朝骂起，一代一代往上追着骂。到五四运动前后，一直骂到中华民族的远祖，骂祖宗成了时尚。古圣先贤成了垃圾，远祖骂完了，一时间没了对手，怎么办？精英们突然调转枪口，与亲生父母为敌，父母和家庭成了最后的“封建”堡垒。五四旗手之一的吴虞，第一个将枪口对准自己的父亲，施以恶口称父亲为“老贼”，施以拳脚对父亲实行武力征服，施以法律在财产上与父母划清界限。在精英们示范下，离家出走一度成为时尚。

在精英们的心目中，中国没搞好，是父母的错、祖宗的错，反正自己是无辜的、伟大的；只要将包括父母在内的“老东西”打扫干净了，中国就现代化了。

数十上百年来，经掌握话语权的精英们的不懈努力，彻底摧毁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使国人，包括精英们自己，以极端卑微和自贱的心态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将中国几千年历史涂画得一团漆黑无可取之处，对古圣先贤极尽人身攻击之能事，中国几千年历史上没有一个好人了；两千年来理解一致的儒家经典，被他们刻意曲解得一塌糊涂、面目全非了；人类公认的孝慈仁爱等做人基本准则，被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了。至于西方，在他们的笔下，古希腊罗马自不必说，中世纪化作田园牧歌，惨绝人寰的屠杀掠夺新大陆也成了人类历史的巨大进步。乃至列强侵略中国，包括强卖鸦片，包括火烧圆明园，包括强索天文数字般的战争赔款，包括掠夺数百万平公里的国土，精英们也忘却了利用自由、民主、科学、博爱等武器做任何评价，只是一个劲地辱骂清廷，整个地“做不了正宗洋人，做个租界公民也好”的心态。

要的。

令人不解的是，直到今天，仍有著名学者撰文，称万里长城由古人的屎堆砌而成，千里黄河之水不过是祖先的尿。

靠辱骂祖先博取名利者，必将为后人所唾弃。

4、子虚乌有的“古希腊文明”(上)

村庄联合体

毫无疑问，古希腊文明是客观存在的，因为有那么多遗存摆在那里。不过，古希腊不像有些人说的那么了不得。

古希腊文明，主要是指在西元前8世纪----前323年间，被称为希腊人的人们 “创造”的文明。此前的几个世纪，称为荷马时期，又称“英雄时期”；此后数百年，甚至整个古罗马，据说是希腊文明传遍世界、影响世界的时期，故称之为“希腊化”时期。专家们说到古希腊文明，往往包含“希腊化”时期。

希腊人主要生活在爱琴海两岸的诸“半岛”或者岛屿上，分成大大小小若干个独立的“城邦”，从来不是一个统一的国家。他们没有国家概念，更谈不上国家意识。

这些“城邦”----也不知道为什么称之为“城邦”，是一个村庄或几个村庄的联合体，人口一般万儿八千的。大家或农耕或渔猎或商贸，多以农业为主。为了利益，相互间的战争，从来没有间断过。

希腊有两个“超级大国”，谈到古希腊，90%是拿这两个“超级大国”说事。

斯巴达，是四个或五个村庄、两大家族的联合体。称霸希腊时有9000户人家，衰落时仅700户，根据“国际惯例”，按平均每户5人计算，巅峰时人口4.5万人左右。因土地相对肥沃，故以农业为生。斯巴达是2名国王加上长老会议的政治模式。两个国王分别由两个家族推选产生，权利相等。国王只负责处理日常事务，除非领兵在外，大权始终在长老们手中。斯巴达人“以军事立国”，男孩长到6、7岁，便被城邦收养到军营接受训练，每天给极少的食物，鼓励他们偷盗提高生存能力。“如果偷盗被抓，他们会受到惩罚，不是因为偷盗，而是因为失手”。斯巴达人文化水平低下，公民基本上是文盲。

雅典是4个部落（后改组为10个部落）的联合体。综合西方专家的数据，巅峰时期人口在6.7----17万人之间，取中间值则是11万左右。因土地相对贫瘠，故手工业和贸易较为发达。雅典是9名执政官（起初是1名，后来是3名，最终为9名）、贵族会议的政治模式。9名执政官由公民会议选举产生，轮流执政处理日常事务。军事上选出10名司令官，每个部落推举1人。大事由400人议事会或者后来的500人议事会议决。雅典人文

化程度最高，人口最多，古希腊名人多与它有关联，有关古希腊的文字依据基本来源于雅典。

愚昧、野蛮而封闭

来到古希腊，你会看到，人们光着脚板满街跑，斯巴达人更是光着屁股到处晃悠。文明一点的雅典人，也就是将一块布裹在或披在身上。部落内部，大事小事商量着办，共同祭祖，共同对敌，夺得战利品人人有份。虽有贫富之分，但总体来看，一幅原始共产主义风貌。

说它原始，最典型的，反映在婚姻问题上。

有人以雅典一夫一妻制作为文明的象征，殊不知，这源于雅典禁止它的成员与外界通婚。在小小的雅典，男男女女只能内部消化，要想确保阴阳平衡，惟有强制推行一个萝卜一个坑，认可亲兄弟姐妹结婚。

希腊人的婚姻，自然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雅典的女人，青春期过后，14岁左右必须嫁人，一般是嫁给30岁左右的男人。同父异母的男女结合、堂兄弟娶堂姐妹、亲侄女嫁给亲叔伯，统统被社会广泛认可。在斯巴达，同父同母的兄弟姐妹，一样可以结婚成家。因为畸形儿太多了，斯巴达有了一个规矩：消灭畸形儿合情合理合法。

这种婚姻制度广泛存在于希腊人的王室。以最为人所炫耀的“希腊化”国家托勒密王室为例：

托勒密一世的女儿阿尔西诺埃二世，先是嫁给她的在马其顿的同父异母兄弟“雷电”托勒密，双方翻脸后，跑到埃及，嫁给她的另一个同父异母兄弟托勒密二世，当上了埃及王后，后来这对国王王后被尊为“姐弟神”，她死后，还被托勒密王国奉为女神。

托勒密三世的女儿阿尔西诺埃三世，嫁给了她同父同母的哥哥托勒密四世，成为埃及王后。

托勒密五世的女儿克莱奥帕特拉二世，先与她同父同母的哥哥托勒密六世结婚，接着又嫁给她同父同母的弟弟托勒密八世，再接着，她的弟弟老公托勒密八世又娶了她的女儿克莱奥帕特拉三世。

......马其顿王国也是如此。马其顿王德莫特里乌斯二世娶他的亲妹妹为妻；“父贵者”密特里达泰斯六世先杀兄，再杀母，迎娶他的亲姐姐。

如此繁衍出来的希腊人，智商能够高到哪里去，只能去问动物学家了。

这是同时期世界各国的普遍现象吗？至少中国不是这样。《礼记》说：“系之以姓而弗别„„虽百世而昏姻不相通者，周道然也。”“取妻不取同姓，以厚别也。”诸如此类的法律法规民风民俗，充斥中国古代各种文献。

古希腊运气不错。四大文明古国，古埃及、古巴比伦就诞生在希腊的旁边。特别是以两河流域为中心的西亚，古巴比伦消亡了，亚述帝国兴起；继而新巴比伦诞生，接着出现波斯帝国。这里与南方的埃及、东边的的印度、东北面的中国之间，经济、文化、政治、军事交流频繁，始终经贸繁荣、科技文化发达。

古希腊历史学家希罗多德告诉我们：希腊文字是希腊人模仿西亚腓尼基字母的结果，这大约发生于西元前8世纪。而腓尼基文字，又是模仿埃及文字而成。和日文来源于汉字一样，今天我们熟悉的英国、法国、德国文字，源头就是腓尼基人的字母。

希罗多德还告诉我们：流行于希腊的奥菲教义是从埃及传来的。就和基督教的上帝、耶稣来自于中东一样，宙斯、阿波罗、普罗米修斯等，原本是古埃及人创造的神灵。

希腊最大的遗存是建筑。雅典人自称从埃及人那里学来测量技术，而留名至今的两位希腊城市建筑规划大师，都是亚洲籍人士。希波达姆斯来自于小亚细亚的米都利，据亚里士多德说，雅典的皮拉埃乌斯就是他设计的。另一位，是亚历山大城的设计建造者德伊诺克拉泰斯，来自于小亚细亚的罗德斯。

至于雕塑，据欧洲专家研究，希腊原本没有石雕，在神庙里也只有木雕神像。西元前7世纪中叶起，小亚细亚的萨摩斯、纳克索斯等岛屿开始采用大理石雕刻人体大小的雕像；前7世纪晚期，传入希腊本土。流传至今的希腊时期的绘画精美的陶器，据欧洲专家研究发现，在已知的40位艺术家名字中，“多数并非雅典人名”。

至于希腊人的科学技术，科学史家W·C·丹皮尔《科学史及其与哲学和宗教的关系》说：“当希腊各城邦发展起来，越出先前的界线的时候，希腊的地理位置和经济需要就迫使希腊人民同更古老的文明发生接触。早期希腊哲学家所搜集到的事实大部分是从外来的来源得到的----他们的天文学是从巴比伦尼亚得来的，他们的医学和几何学是从埃及得来的，可能一部分是通过克里特岛。在这些事实之上，他们又加上一些事实，然后，在历史上第一次对他们加以理性的考察。这种观念的混合过程是逐渐向西推移的。效果最初是在爱琴海的爱奥尼亚海岸出现的。当时希腊人大概还保持着过去的米诺文化的传统并且同巴比伦和埃及的学术保持着接触，因而对演绎几何学和自然界的系统研究提出一些见解。”

古希腊人自己也承认：“光明来自东方”。《荷马史诗》的编著者荷马，古代记载肯定他出生于希俄斯岛或 小亚细亚的士麦那。而希腊的哲学家、科学家也大多来自于“东方”。可以说，古希腊的知识界，是海归的天下。

有人说，在西亚、北非有不少地方是希腊人的“殖民地”，这里的人所创造的，仍属于希腊文明的成果。

“殖民地”有其专门的内涵，只能派出“三百勇士”对抗波斯“百万大军”的古希腊，是否有能力跑到海外建立“殖民地”，我们也不作讨论。假设“殖民地”理论能够成立，那么，遍布于欧美大地的“唐人街”，岂不成了中华的“殖民地”？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等，岂不成了欧美“中国化”的代表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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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宙斯，皮提亚赛会纪念阿波罗，地峡赛会纪念波塞冬。这类似于我国诸如赛龙舟、舞狮、赛马、摔跤等的民俗活动，一个乡村主办、多个乡村参与。若干年前，在中国大地类似活动多如牛毛。因此，没有必要神化。当然，奥运会发展到今天，其内涵有了质的变化，须另当别论了。

由希腊女巫点燃的那把火，被我们称为奥运圣火，宝贝得不得了。试想，在言必称希腊的今天，如果我国举办一个体育赛事，由武当道士或者少林和尚点一把火，在全国传递一下，不知某些评论家会发表什么高论？

现在开始上 图片

1、希腊“古典文明”（即所谓雅典、斯巴达之类文明）时期，庞大而发达的 古波斯帝国，波斯帝国就留下了 这样一篇贫瘠之地给“古希腊文明”，给他们“自由”，瞧瞧波斯帝国的文明程度

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遗址---1

瞧瞧波斯帝国的文明程度

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遗址--2

瞧瞧波斯帝国的文明程度

波斯帝国首都波斯波利斯遗址---3

古希腊文明”，是当今的专家们根据神话传说，包括《圣经》的内容，拼凑出来的，《圣经》也成为 研究 古希腊文明的 可靠的 历史资料，古希腊文明 也真够杯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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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每天更新、连载

欢迎指教！

古埃及、古巴比伦、古波斯文明的灿烂，外加东夷古朝鲜文明（其实按楼主的分析法，所谓黄河文化是伪文化，羌戎狄类窃取了东夷文明）那是人类文明摇篮级别的辉煌，但是——

——埃及和波斯再辉煌，也达不到古希腊的高度，某种意义上，人类是从古希腊进入了“现代”。

——我不知道楼主靠枝节的那些旁证贬低古希腊想得出什么结果来？古希腊神话、古希腊悲剧、古希腊的萨福、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古希腊建筑和雕塑（当然其实都是爱喝波斯的对不对）至今依然是活生生的，这些只要闭着眼睛喊是阿拉伯和中世纪修道士们的伪作，就不是古希腊人的了？

——无论心术还是“学术”，都做火入魔了。

第三篇：欧洲的家族制度——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七)

欧洲的家族制度——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

（七）10、欧洲的家族制度——族权

德谟克利特很伤心

五四时期的 “旗手”们，对中国家族制度深恶痛绝，认定儒家学说为祸首。被誉为“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吴虞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中表示：儒家的忠孝学说导致家族制度形成;家族制度催生专制政治;专制政治致使全社会“偏重尊贵长上，压抑卑贱，”“共和之国民，而不学无术，不求知识于世界，而甘为孔氏奴隶之孝子顺孙”。为了与家族划清界限，他辱骂自己的父亲是“老贼”，亲手痛揍自己的父亲，与父母分割家产，而且宁可将自己的钱拿出来娶小老婆、逛妓院，也不给自己的儿女用于上学。

家族制度有其严重的弊端，所以，自古就有坚决反对家族制度，有虐待长辈的忤逆之徒。

古希腊圣贤德谟克利特说：“照我看来，生儿育女是不必要的，因为我看到有儿有女的人，有很多而且很大的危险和麻烦，至于他的好处则是很少、很不足道而且很微弱的。”“凡是觉得想要一个孩子的人，照我看来，还是在他的朋友的孩子中间去挑一个的好。这样一来，他将能够有一个如他所希望的那样的孩子，因为他的选择是完全自由的。”

德谟克利特真的不想要孩子吗?也不是。他说：“当人碰到运气好，有个好女婿时，就使他得了一个儿子，但是如果碰到运气不好，那就外加把女儿也失掉了。”显然，德谟克利特不仅想要儿子，而且希望嫁出去的女儿给他带一个好女婿回来。

德谟克利特说不想生孩子，一定是儿子打老子之类的事情看多了，受到了严重刺激，才说出这样的气话、伤心话。

中国的四世同堂

什么是家族?一个男人成家后，生了五个儿子，这五个儿子又各生了五个儿子，这二十五个孙子也先后成家有孩子了。后来，这位男人和他的夫人去世了，他们的长子便理所当然地担当起领袖的角色来。这个有血缘关系凝结成的社会团体，便是家族。

家族的存在，来源于亲情。共同的血缘关系，使人们尊老爱幼、长幼有序、相互扶持，实乃最大的人性。

我国古代家族制度确实很发达。汉光武帝在地方豪强家族势力的鼎力支持下，恢复了刘家的天下，随即造就了功臣之后邓、窦等外戚世族轮流掌权，多个家族掌控朝野的局面。六朝更是退化为“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士族社会，以致隋唐时期，豪门大族的势力仍然极其强大。唐人柳芳列举道：“过江则为侨姓(注：在西晋灭亡时，跟随晋室逃奔江南定居的世家大族，被认为是侨居者)，王(琅邪王氏)、谢(陈郡谢氏)、袁(汝南袁氏)、萧(兰陵萧氏)为大;东南则为吴姓(注：主要指今江浙地区的本地人，这里古属吴国)，朱、张、顾、陆为大;山东则为郡姓，王(太原王氏)、崔(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卢(范阳卢氏)、李(赵郡李氏)、郑(荥阳郑氏)为大;关中亦号郡姓，韦(京兆韦氏)、裴(河东裴氏)、柳(河东柳氏)、薛(河东薛氏)、杨(弘农杨氏)、杜(京兆杜氏)首之。”唐太宗命大臣编写《大唐氏族志》，顺带将天下家族排个座次，没想到，在初稿中，任朝廷黄门侍郎的山东崔幹竟然位居第一等。在唐太宗明确“深表遗憾”并提出“严正抗议”之后，皇族才被列居第一等，外戚也跃居第二等，崔幹列第三。家族势力之强，由此可见一斑。武则天嫁女儿前，以为女儿未来的两个妯娌不是出身名门，准备下令亲家休掉这两个儿媳，得知其中一人娘家还是“国亲”后才作罢。

直到唐末，家族势力才全面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但是，人类天然的亲情是无法割舍的，忠于家族回报家族依然是每一个有良知的人的自然举动。据《资治通鉴》，“寿张人张公艺九世同居，齐、隋、唐皆旌表其门。”范仲淹幼年多受家族成员欺负，但是，他成年后，无时不思念着苏州的家族。他省吃俭用捐献巨资，为家族购置田产兴办义庄，专门资助家族贫困成员。他在《告诸子书》中说：“吾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苟祖宗之意无亲疏，则饥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来，积德百余年，而始发于吾，得至大官。吾独享富贵而不恤宗族，异日何以见祖宗于地下，今何颜入家庙乎?”颇有影响的江西义门陈，陈姓子孙300余年同吃同住同耕耘家族田产，自办学校教育家族少年，家族包办婚丧嫁娶，鼎盛时期家族成员多达四五千人。

直到今天，在中国广大的农村，一个村子甚至附近几个村子同属一个家族，这样的现象极为普遍。所不同的是，解放前的四世同堂、五世同堂，也就是一大家子几代人共居，共同劳动创造财富，共同生活分享财富，如今为一个个三口之家所取代。

欧洲的兄弟会

欧洲也不例外，因为欧洲人也是人。

古希腊的一个个城邦，实际上就是一个个的家族或者几个家族的联盟。古罗马，就是起家于血缘关系上的部落联盟。帝国前的古罗马，始终是若干个大家族组成的元老院手中的工具;罗马帝国，更是皇帝和他信任的几个家族的私有财产。

到了中世纪，据法国大学者马克·布洛赫《封建社会》：“在整个封建欧洲，当时存在着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群体。在法国，当人们谈到亲属成员时，通常直接称之为amis(朋友);在德国则称之为Freunde(朋友)。一份写自11世纪法兰西岛的法律文献这样列数家族成员：„他们的朋友们，即他们的母亲、兄弟们、姐妹们以及以血缘和婚姻维系的亲属‟。”

中世纪是贵族的天下。所谓贵族，首先是显贵的家族。也就是说，贵族是家族制度的产物。中世纪，大小领主的后人共同继承、共同使用公共遗产，共同居住在祖传的城堡里。马克·布洛赫说：“大贵族本身并非总是这些群体性活动的局外人。博骚家族几代人均控制着普罗旺斯地区的各个伯爵领，虽然这个家族的每一分支都有自己的势力范围，但都认为整个采邑的统治权是统一不可分的，并且所有人都采用同一普罗旺斯„伯爵‟或„诸侯‟的称号。”大贵族如此，小贵族也一样。“许多小领主，特别是法国中部和托斯坎尼地区的小领主，像农民一样共同继承、共同使用公共遗产，共同居住在祖传的城堡里，至少共同保卫其城堡。这些人是„衣衫褴褛的共同继承人‟。”

身为弱势群体的平民百姓，更是重视血缘关系了。马克·布洛赫说：“在整个乡村，到处都是为数众多的 „兄弟会‟。这些„兄弟会‟由若干个有亲属关系的家庭组成，他们共用一个炉灶、同桌进餐，耕种同一块共有地。”

由于个人命运与家族的发展捆绑在一起，不可避免的，家族会干预个人和每个小家庭的生活。为了保持家族的地位，长辈会以“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干预孩子的婚姻，会为了家庭利益干预孩子的个人兴趣和发展愿望;为了维护家族的财产，家族会干预其成员的财产继承。

家族制度的是与非

欧洲的家族制度及其危害性，一点也不比中国差。

和中国人一样，欧洲人的婚姻大事，也是由家族长辈决定。古希腊人的婚姻，也是通过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完成的，他们的从达成婚约到迎娶新娘的程序、礼仪，还与中国传统婚俗颇为相似。马克·布洛赫说：“在一个个人十分渺小，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社会里，婚姻(我们知道，婚姻与众多形形色色的利益联系在一起)远远不被视为个人选择的行为。是否缔结婚姻首先是由父亲决定的事情。……亲属们可以干预这类事情，有时候是与父亲联合加以干预，尤其是他父亲不在世时，就更是如此。” 所以，中国有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故事，欧洲有罗密欧与朱丽叶的悲剧。

家族财产虽然为某一家庭直接占有，但是家族成员认为它属于家族利益，所以个人财产所有权，往往最终为家族所掌握。某人想将属于自己的财产卖掉，必须首先卖给家族成员。否则，即便是已经卖给家族之外的人，在规定的范围按照约定的顺序，家族成员在偿还已付价钱之后，仍然可以取代买主的地位----这就是曾盛行于欧洲的家族成员享受赎回权的制度。马克·布洛赫说：“即使在个人财产明显居于主导地位的时候，也不意味着个人对财物的所有权能够完全摆脱家族的羁绊。……起初规定，每一份土地以可以接受的价格转让之前，应首先售给亲属----前提是土地已通过继承关系获得。这是一个重要且保留下来的限制条件。最后，大约从13世纪初开始，家族对土地买卖的控制简化为对亲属权力的简单承认：一旦土地出售，在规定的范围按照约定的顺序，亲属在偿还已付地价的基础上，可以取代买主的地位。中世纪社会有家族成员享受赎回权的制度，这种制度的普遍性，其他制度几乎无出其右。英国是唯一的例外。但即使在英国，某些城市习惯法中，也有这种制度。这种赎回权制度盛行于从瑞典到意大利的各个地区，任何一种习惯制度都不会更为根深蒂固;在法国，只有大革命才将它废除。”

中世纪欧洲，是一个彻底的世袭社会。一个伯爵有五个儿子，谁来继承这爵位?谁都想继承，五兄弟之间的矛盾势不可免，兵戎相见也不为怪。莎士比亚的《王子复仇记》就是一个争夺继承权的故事。为了继承权，欧洲大地一度硝烟四起，欧洲人称之为“私战”。后来，欧洲人统一规定：只有长子能够继承老爸的位置，这就是所谓“长子继承制”。长子继承制，并非欧洲的特产，中国的周朝也立下了这么一个规矩。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认识的提高，中国官方又出现了“立贤不立长”新思路，谁德才兼备谁当继承人。在中国民间，长子始终是接任家长的第一顺序继承人。

家族间复仇，是严重困扰中世纪西欧的“私战”的另一主要因素。大家关心、看重家族利益，当家族利益受到外力伤害时，全体家族成员必然鼎力维护。每个家族都有一个族长，全体成员听从他一个人的指挥。只要家族成员受到外人的伤害，在族长的带领之下，家族全体成员将拿起武器来，惩罚杀害或者虐待其家族成员的行为。《法国文明史》说：“一种十分有害的战争习俗在法兰西王国内流行;如果某个人杀了另一个人或使他残废，或受重伤，则受到伤害的人，或者他的朋友们(假如他死了)，可以对冒犯者的亲属进行报复，虽然他们住在很远的地方，并且对这件事一无所知;于是他们白天黑夜地寻找他们，一找到其中的一个，便立刻杀死他，或使他残废，或打伤他，无需警告他或使他防备，虽然他毫不知道他族中的那个人犯的是什么罪。”11世纪，勃艮第两个贵族家族在葡萄收获季节的发生了纠纷，双方的械斗搏杀持续了30年，其中一方就有11人死于非命。

这种家族之间的复仇行为，为西欧不少地区的法律所认可。在卡斯蒂尔的塞普尔维达，地方法律规定，复仇者只要与原来的受害人拥有同一个太祖父，就可以向杀害亲属的凶手复仇而不认为犯罪。这样的法律，今人看来会感到很奇怪，其实，在中国历史上，这样的判例也不少。据《资治通鉴》，唐玄宗时期有一个著名的案子：杨汪冤杀张审素，若干年后，张审素的两个儿子杀死了杨汪，正当他们追杀杨汪的同谋时，被官府抓获。对于此案，朝廷产生完全对立的两派，张九龄认为为父报仇理当从宽;裴耀卿和李林甫认为依法应处死。还是唐玄宗出来给张九龄做工作道：“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途不可启也”，最终依法处死了这两个孩子。

第四篇：专制制造出“李约瑟难题”——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二十二)

专制制造出“李约瑟难题”——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二十二）

明清：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在尊师重教上，明清两朝胜于唐宋。朱元璋说：“朕恒谓治国之要，教化在先，教化之道，学校为本。”“宜令郡县皆立学校。”明朝建立了管理全国的教育部----国子监，我国的学校教育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完善、发达的状态。清朝在各省设置教育厅----学政，而且教育厅长的地位不亚于省长。地方官员将发展教育列为头等大事之一，甚至作为出政绩的手段。公立学校的学生，政府给予优厚的经济补贴，以保证顺利完成学业。全国私立、“民办公助”和“公办民助”学校若雨后春笋。学校教育的推广普及，有效地提高了全民识字率。鸦片战争前，中国国民识字率与法国不相上下;明朝时更是遥遥领先于欧洲各国。

《剑桥中国明代史》借用同时期欧洲人的耳闻目睹说：

在文化普及上，“明代识字范围的大小，可以从出版业的规模反映出来。晚明出版书籍的种类之多，是中国前所未有的。……意大利传教士利玛窦出生在一个印刷刚开始影响知识和使拥有任何数量的书籍成为可能的文化氛围之中，他在进入17世纪之际对„这里有大量书籍流通，而且售价低得出奇‟的情景惊讶不已。利玛窦没有夸大其辞，因为在利玛窦在华期间出版的书籍在„那一代人中流通‟。”

在学校教育上，“在明中叶，大部分学堂已藏有相当多的图书……河间府学堂藏书一定接近4000卷。按照同时代欧洲的标准，这个藏书量令人吃惊：1424年时剑桥大学藏书只有122册。但河间府的图书馆如与中国的私人巨大的藏书楼相比，仍是小型的。……明中叶至晚明(学堂)建立图书馆的活动，到明末给中国留下了比明朝建立时数量多得多的图书馆。与欧洲的对比是鲜明的。它肯定使17世纪来华的欧洲访问者吃惊。根据这些人的观察，杜·霍尔德深有感触地谈到：„中国的大批图书馆建筑宏伟，装饰精致，收藏着数量惊人的图书。‟”

明清教学内容也不是只有“四书五经”。从国子监到县学，除了儒学经典，均教授兵(军事)、刑(司法)、天文(含数学)、河渠(水利)、乐(音乐)、律(法律)等以培养学生“治事”能力为目的的课程，所学课程每年进行结业考试，实行“学分制”，修满学分之后，方可参加相应的科举。要想获得 “高考”的资格，并非易事。

明清科举，须先经童试获取秀才功名，再经乡试中举获取会试资格。会试通过直至完成殿试，才算跨过做公务员的门槛。层层筛选的考试程序，从公务员培养考核来看，颇有借鉴价值。童试，主要考察学生对经典掌握的熟练程度和写作基础。乡试的内容上了一个台阶，除考察对经典的理解程度，还要考核对法律的运用能力、对时务的分析和判断及处理能力。会试内容与乡试相同;殿试，只是考策论，即对时务提出自己的见解。

通过考试选拔人才，无疑是正确的，否则，西方国家不会将其引进，当作宝贝执行至今，并推广到全世界。

中国古代的士大夫，大都修养比较全面。昨天的财政部长(户部尚书)，今天担任工业和建设部长(工部尚书)，工作起来照样得心应手。明朝的带兵的指挥官，多是文官;清朝的军区司令(地区总督)，清一色文人;晚晴名臣曾国藩手下的幕僚、将领，多是有“功名”的书生。正如今天世界各地都有书呆子，古代也会有不少死读书读死书的人。《儒林外史》的范进纯属夸张，《孔乙己》更是 “大红灯笼高高挂”式的艺术。

真正影响社会发展进程的，是明太祖朱元璋制定的政治制度。明朝稍有个性的丞相级人物，能臣如张居正，奸臣如严嵩，下场都极为悲惨。朱元璋设锦衣卫，朱棣建东厂，朱见深又搞了一个西厂，皇帝对官员的控制达到无以复加地步。明朝的皇帝，没有唐宋君主那么开明豁达;专制文化下的明朝精英，也失去了唐宋士大夫的开阔胸襟。因治国理念不同，出现党派之争，本属正常。范仲淹、王安石、苏东坡等等，都曾因此遭到贬谪，但无论当权者还是失利者，多能礼敬对手，甚至对对方的才华赞不绝口。明朝则不然，党争变成了无视国家利益的倾轧。东林党自称“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国事家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一旦落实到行动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即便边关告急，他们仍以党派利益为是非标准，非忠即奸，有我无你。所有的党派，既是党争的受益者，也是受害者。东林党因此博得巨大的虚名，也受尽苦难。势如累卵的辽东战场，能征善战的将领熊廷弼、王化贞、毛文龙、袁崇焕等先后成为冤死鬼;孙承宗为避祸自保称病辞职;无路可走的祖大寿、孔有德、尚可喜降清。边关无将，局面终不可收拾。

明朝民间是清澈的。也许，如果没有空前的天灾，李自成、张献忠等人不起事，明廷则可剿灭努尔哈赤的地方叛乱势力;也许，民间清新空气会最终荡尽紫禁城污浊之气，让士大夫阶层脱胎换骨，重现清明政治。再给明朝一点点时间，何愁历史不能改写!毕竟，明朝的士大夫不是酒囊饭袋，明朝的科技、经济、文化实力，即所谓的综合国力，大大优于整个西方。

历史毕竟是历史。正当英国闹革命、欧洲接近启蒙运动门槛的时候，中国走入了清朝。

较之明朝，清朝专制深入到了全民的灵魂深处，文字狱连绵不绝，从官场到民间，死于文字狱的士绅罄竹难书，大批爱舞文弄墨的百姓命丧黄泉。仅乾隆帝就禁毁书籍3100余种15万余部，制造文字狱110余起。深得党争之利、深知党争之祸的清朝，开“密奏”之风，鼓励告密，严控官员言行，所以清朝连“朋党”也没有。开国元勋们依靠马背上的刀枪剑戟夺得天下，对于科学技术有一种天然的抵触情绪，刻意推行崇尚冷兵器、打压“奇淫技巧”的倒退措施。

清朝的士大夫，不仅生活清贫，而且终日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唯恐飞来横祸。曾国藩竭力拯救大清时，无时不是小媳妇般低眉顺眼。闲暇时光，少数仍有留名青史志向的，钻进故纸堆，考订起子曰诗云来。对现实社会和大清周边的一切，即便是近在咫尺的“南洋”，他们也毫无兴趣。张衡那样一边撰写大赋一边研制地动仪的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士大夫们连访仙、礼佛的勇气和兴趣也没有了。王维 “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的参禅打坐，李白 “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的烂醉如泥，对他们来说，只能是一种奢望。偶尔到湖心亭赏雪一次，便是了不得的雅趣。唐宋士大夫那种“醉卧沙场君莫笑”、“醉里挑灯看剑”的豪气，那种“寸寸柔肠，盈盈粉泪”、“杨柳岸，晓风残月”般的柔情，那种“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的胸怀，从中国大地消失，“天下读书种子绝矣。”

创新源于激情。没有敢想敢做的精神状态、可想可做的社会环境，一切都无从谈起。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中国从来不缺千里马，所缺的，是良好的社会环境这个伯乐。

一声叹息

杰克·戈德斯通说，中国具有世界意义的重要科技创新，10世纪29项，11世纪38项，12世纪27项，13世纪34项，14世纪37项，15世纪18项，16世纪36项，17世纪43项，18世纪7项，19世纪2项，“科技创新曾经使中国的技术长期居于世界的前列，但这种创新随着17世纪后期清政府的军事征服而突然中止了。”

《剑桥中国明代史》证实：明朝的“天文学继续显著地进步，特别是把天文观察实际应用于航海方面。制图学和海员普遍使用的航海图表的绘制也有长足的进步。医药学和药理学是明代应用科学的丰产地。……我们还能看到明代建筑工程、造桥和军事技术方面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例子。就科学思想而言，明代不如宋代那样有创造性，这可能是事实;但就将科学技术应用于日常生活而言，明代是一个重要的时代。”

明朝在冶金、纺织、陶瓷等诸多工业领域领先于欧洲，农业方面更是不在话下。“的确，在15世纪晚期，中国仍然是全世界最强的经济大国。中国拥有也许超过1亿的人口、一个具有巨大生产能力的农业、广泛而复杂的国内贸易网络，及在每一个品种和每一个方面都要优于已知的欧亚大陆的其它地方。例如，15世纪早期，一个欧洲外交使者在访问中亚政治和贸易中心撒马尔罕之后，描述了他所看到的中国货物„是(进口到该城的)中最丰富最精致的……因为震旦(即中国)的手工艺人以其远远高于其他国家的最精湛的技巧而闻名于世‟。”

“17世纪早期，一个失望的荷兰商人谈到，他和他的同事„(在中国)并非找不到货物……而是没有足够的钱购买‟。他的说法略有误导，因为当时，荷兰已经进口了大量的中国丝绸和瓷器到阿姆斯特丹。虽然如此，的确，这时的中国商人往往看不上外国产品，正如上面所说，他们宁愿收„钱‟。”

明朝政府对民间管理甚为宽松。明朝中晚期，民间思想活跃、社会经济文化颇为繁荣。尤其是在江南地区，这里自然条件优越，农业、工商业发达，蜘蛛网般的水路，星罗棋布的城镇，肥沃的农田，勤劳的百姓，成就了敢比天堂的苏杭鱼米乡。这里官宦世家不可胜数，“诗礼传家”的巨商富贾云集，文化底蕴深厚，教育普及，“耕读传家”成为社会风尚。著名的“三言二拍”，便如实地勾画了这个多姿多彩的社会风貌。高级官员王阳明在挑战正统思想，一身反骨的李贽在永不停歇的叛逆，盐工出生的王艮也在作深入思考，知识阶层在中华大地躁动着。商人们大办实业、大兴贸易，富比公侯后无视官家礼节，挥霍无度;穷人们或读书或经商或打劫，总之是不安于现状。此时，一个福建省，就有数万人寓居海外谋生;一个中国海盗，能够调集2000余名武装人员，在吕宋岛与西班牙正规军大打出手。

此时的中国，与17世纪中晚期的英国社会精神面貌颇为类似，而工商业和社会经济发展水平比英国要高得多，国民受教育程度更是远高于英国。我们注意到，《算法统宗》作者程大位、《瘟疫论》作者吴有性、《外科正宗》作者陈实功、《本草纲目》作者李时珍、《农政全书》作者徐光启、《天工开物》作者宋应星、《徐霞客游记》作者徐宏祖，等等，都诞生于这一时期。尤为值得一说的是，珠算的全面推广应用，对于社会的意义，不亚于今天电脑的普及。因未引起西方学者的注意，我国的专家们忘却了算盘的存在和价值。明中晚期，大有文化复兴之势。

清朝继承的科技、经济遗产是丰厚的。英国的“近代工业”先驱是纺织业，但是，“今天的人们可能很难相信，欧洲人生产衬衫、内衣和牛仔裤所必需的棉布直到18世纪都只有亚洲能够制造，英国就曾进口了大量的棉布……直到19世纪早期，欧洲商人仍从中国购买大量的优质棉布贩回欧洲售卖”，杰克·戈德斯通说，“在16----18世纪，中国出现了一些新的耕作技术，使得许多不同种类的农作物包括黍类、大豆、稻米和其它豆类、小麦、棉花产量都大大提高;中国还发展了一些新的制造技术，如制瓷、棉纺、纺丝，甚至还扩大了煤矿的开采与应用、拓展了海上贸易的范围，这些成果都使得当时中国的生活水准超过了欧洲。”

直到鸦片战争前后，英国的日用工业品因质量低劣，没法让中国消费者正眼相看。

不如烧火棍的高科技

明朝创造了专制，清朝发展了专制。随着清朝士大夫蜕变为桃花源人，以至鸦片战争爆发时，清廷既不知道对手是何方神圣，也无足以领兵御敌的亲王郡王，兵器和战力低于清军入关时的水平。

鸦片战争是失败了，而且败得令人匪夷所思!

第一次鸦片战争，几十艘木帆船、一两万人的军队千里迢迢的远征，就搞定了几亿人口、千万平方公里国土的大清帝国。

抗战时期，100多万以飞机、坦克、毒气、细菌等武装起来的倭寇，始终未能战胜汉阳造、中正式步枪的中国!

不久前，美国手握原子弹、卫星、航母、巡航导弹、隐形飞机之类的洋玩意，在大批内应的合作之下，才逮住了萨达姆。

过于关注鸦片战争时中国与西方科技的差距，是一个莫大的误会。

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以陆海军万余人围攻镇江，投入陆军7000余人攻城。清军镇江守军仅1500人。英军以绝对优势兵力，花了4天时间才占领该城。英军死伤165人(其中海军死3人，伤17人)，清军死伤493人，刚好是一比三。此时的清军无组织、无训练、缺装备，这样一支仓促应战的队伍，其伤亡比例，还低于抗战时期国军对日作战四比一的损失。

科技很重要，先进的武器装备很重要，而统治者的蓬勃朝气、昂扬斗志更重要。没有清明政治，培育不出高科技;即便掌握了高科技，也无法避免覆亡的下场!

最为典型的是中日甲午战争。

关于甲午战争的过程，国内有无数文章作过详尽的描述。如果站在两个国家对战争机器的把握的高度来分析，应该另有一番体会。

由于不知彼不知己，在历次对外战争爆发前，清廷都是战和主意摇摆不定。1883----1885年的中法战争，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高层犹豫彷徨不已，以致福建水师、马尾船厂在糊里糊涂中毁于一旦。即便最值得骄傲的收复新疆战争，战前，仅“海防”、“塞防”问题就争论了一年，若非战功赫赫、敢说敢干、有勇有谋的左宗棠坚持，也许新疆就此远离祖国版图。

历次对外战争中，清朝从未以举国之力背水一战;也没有一个条约，是在战争打出什么实质性的结果后签署的。第一次鸦片战争时，英军往往找不到对手，八旗子弟们要么不战而溃，要么胡乱应战，正如道光帝所说：“何以英人一到，遽而失守?可见将懦兵疲，全无斗士，非英人凶焰竟不可挡，实我兵弁临阵逃脱几成习惯。”晚清规模稍大的对外战争，是第二次鸦片战争、中法战争、收复新疆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惟有收复新疆战争，是有计划有组织地以国家之力保卫主权的战争，但军费还是左宗棠自己筹措的。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时，清朝的精锐之师正在江南清剿太平天国;中法战争时，海军未作动员，陆军精锐没动一兵一卒;八国联军侵华时，清政府向世界列强同时宣战的二百五决定，被当时两江总督刘坤

一、湖广总督张之洞、两广总督李鸿章、闽浙总督许应、四川总督奎俊、山东巡抚袁世凯等指为“矫诏”、“乱命”，这些高层精英拒绝对列强开战，使之再次成为一场局部的、小规模的战争。

甲午战争，如李鸿章所说，不是中日两国交战，而是李鸿章淮军与日本国在打仗。

慈禧为了一己私利，有意造成全国派系林立的局面，一边鼓励、纵容号称“清流”的顽固派处处予以掣肘，对阻挠破坏洋务的行为视而不见，一边制造洋务派官员之间的矛盾，让 “洋务运动”始终处于各自为战、自生自灭的地方性工作，致使散布于全国的远强于日本的海军、陆军、军事工业，无法转化为国家的综合实力。直到甲午海战前，国家花费巨资组建的海军，也处于“军阀割据”状态，没有一个能提调全国海军的“海军司令部”。

对于这场本来很有把握的战争，慈禧太后等权贵压根就不想打。李鸿章深知，一旦打起来，就成了他和淮军的内部事务了，其他重臣不放冷箭，就谢天谢地了。《剑桥中国晚清史》说：“在海上，虽然中国夸耀他有一支较大的舰队，但是并非所有舰船都被动员作战。和日方作战的只有李鸿章的北洋舰队;南洋舰队以及驻在广东和福建的两支地方海军中队则守„中立‟以图自保。”

单以北洋水师对付倭寇，至少也可打个平手。军事专家们认为，双方各有所长，中方在舰艇吨位、装甲防护力、舰炮口径上略占优势，倭寇则在舰炮射速和军舰航速上稍占上风，双方实力差不多。因为清廷不愿打，李鸿章寄希望于列强的调停，北洋舰队出海时连弹药也没有足额配备，交火没多久，北洋舰队的舰艇就没了弹药，眼睁睁地看着自己被击沉。

如果仅仅海战失败，还可与“科技”挂钩，大骂清廷多年不购置新型舰船，那么，陆战的失败，就找不到任何 “新型装备”理由了。

当时，清朝陆军约90万人，以湘军、淮军为代表陆军，普遍装备了后膛枪炮，比之西洋各国毫不逊色，且70%完成西式训练;日本陆军仅26万人，且一半以上为预备役，武器原始。然而，在日军重点进攻的山东、辽宁两地，军港之外的非淮系清军，因未得到任何指令，面对中日交战，竟然多是作壁上观。

更为荒唐的是，当日军占领旅顺、威海等港口，清廷便求和认输。如此，抗日战争时，倭寇占领了南京，中国是不是应该彻底投降?

不难想象，即便晚晴具备创造原子弹的能力，士兵们手上必将依然是长矛大刀;即便生产出原子弹，只要到了慈禧等人手上，也抵不上一根烧火棍。

曾国藩、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尽心竭力办洋务，而且这 “洋务”并不差，至少强于日本，但结果是可悲的，也是必然的。

即便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打赢了，在不远的一天，任人宰割的局面也会到来。

什么叫做高科技?由开明政治所创造并掌握的最先进的手段，才是高科技。

第五篇：可悲可怜的古代欧洲妇女——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八)

可悲可怜的古代欧洲妇女——扯淡出来的西方文明

（八）11、可悲可怜的古代欧洲妇女

五四以来，不少精英人物痛感中国妇女地位低下，在不断呼吁提高妇女地位的同时，将中国妇女受虐待归因于中国传统文化，矛头直指儒家学说，并持续地进行深揭猛批。殊不知，欧洲无数的文字记载证明，自古以来，欧洲妇女的地位一点儿也不比中国女人高，可以说处境更糟糕。

欧洲圣贤谈女权

圣贤苏格拉底是这样教导雅典女人的：“一个女人的美德，如果你想知道的话，也可以很容易地描述出来：她的责任是在管理她的家务，和看管屋里的东西，以及服从她的丈夫”。柏拉图认为，女人的智商和小孩、奴隶差不多，除了有各种欲望、痛苦和快乐，啥也不知道。

德谟克利特说：“接受一个女人的命令，对一个男人来说是最大的侮辱”。德谟克利特还谆谆告诫道：“女人不应该动口舌，因为这是很危险的，”“少说话对于女人是一种装饰，而装饰简朴，在她也是一种美”。

欧洲文化的另一主要源头《圣经》之中，也有不少类似的言论。《马太福音》说：“人若休妻，就当给她休书。只是我告诉你们，凡休妻的，若不是为淫乱的缘故，就是叫她作淫妇了。人若娶这被休的妇人，也是犯奸淫了。”男人写封休书，便可休掉妻子;被男人休掉了的女人，连再嫁人的机会也没有了。在欧洲，《圣经》是最高法律，而教会是最高裁判所。中国圣贤们，孔子孟子老子庄子等等，从来没有像苏格拉底、柏拉图那样蔑视妇女;佛教、道教，也没有像基督教那样歧视妇女。

尽管如此，至今，欧美人也没有用恶毒的语言攻击古希腊圣贤和《圣经》。道理很简单：只有善待古人，才能善待今人，并示范于后人。

欧洲法制下女权

在雅典，女人没有公民权，自然失去了财产继承权。雅典法律规定，没有兄弟的女人，可继承自己父亲的财产，但是，她不能直接继承，必须通过她的丈夫转赠给她的儿子。所以，对于雅典女人，生儿子是天大的事情。怀孕、生儿子固然有利于继承财产，但也给女人套上另一枷锁，雅典规定：男人去世后流产遗腹子是犯罪;有孩子的寡妇必须留在夫家抚养孩子。罗马法规定：“让每个都知道，如果一个妇女过了法定时间之后，结第二次婚，而在第一次婚姻中已有孩子，则她在活着的时候，可以对她在结婚时得到的财物保有用益权，但全部财产应由他们的孩子继承，因为最神圣的法律已给这些孩子们保留了在其父母死后继承全部财产的权利。”老公的财产不属于老婆，老公死后，老婆只配担当一个看家人的角色。进入中世纪后，蛮族国王们在依葫芦画瓢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些更直接的东西来。勃艮第法律写道：“如果一个勃艮第妇女在她丈夫死后，再结第二次婚或第三次婚，如果他每次结婚都生有儿子，则她生活着的时候，可以根据用益权占有婚姻的赠与;但他死后，他的每个儿子都可以继承他的父亲给与他的母亲的财产;因此这位妇女无权把她作为婚姻的赠与得到的任何财物给与、出卖或转让给他人。”

萨利克法律写道：“萨利克的土地不得落入妇女之手;继承权只可以移交给男子。”1128年，法王胖子路易颁发给拉昂自治市特许状----拉昂自治市“基本法”说：“如果此地的任何人在他女儿或孙女或亲属出嫁时，给了她土地或金钱的，如果她死时没有后嗣，则应将她身后留下的别人给予她的土地或金钱归还给予的人或其后嗣。同样，如果一个丈夫死时没有后嗣，则应让他的一切财产，除了它给予他妻子的妆奁以外，都回到他亲属的手里;他妻子生时可以保持这笔妆奁，但她死后，这笔妆奁应回到他丈夫的亲属手里。”欧洲法律规定：女人与财产无缘。

贞操文化与初夜权

在雅典，男人只要与女人分居，便算作离婚;男人将女人赶出家门，便算作解除婚约。为了确保女人的贞洁，女人们被隔离在一个外人基本看不到的地方，很少有外出的时候，即便偶尔外出，也必须有女奴陪同。男人一旦发现妻子有不轨行为，可以随意处置她，包括杀死或者致残。

日耳曼人有对偷情妇女严惩不贷的传统。据《日尔曼尼亚志》记载：“这个地区人口虽然稠密，但通奸是难以听到的，一旦被发觉，立刻就会受到丈夫的惩罚。她铰掉他妻子的头发，并把她的亲属集合起来，然后剥掉她的衣服把她逐出家门，穿行整个村子，当着她的父母一边追她一边用鞭子抽打她。”进入中世纪后，西欧妇女的境况更为可悲。男人们离家远行时，为了确保妻子独处时不红杏出墙，发明了将女人阴部套上铜铁锁链的 “贞节带”。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贞节带还是畅销产品。据说，直到19世纪上半叶，这玩意儿还在市面上流行。

欧洲社会绝不宽恕“有污点”的妇女，即便她是贵妇人。中世纪晚期的人描述这个时代上流社会道：“这个时候，天下太平，常有盛大的宴会和马上比武，贵妇人和少女们的各种保护者都集合在他们知道的宴会的地方，这种宴会是普通而常有的，当时的优秀骑士都穿戴得十分体面地前来参加。但是如果偶然有一个名声不好或有污点的贵妇和少女坐在一个好名声的贵妇和少女旁边，那不管她作为贵妇的地位有多高，她的丈夫多么富有、多么高贵，有时那些本身品德良好的骑士，会毫不羞耻地在众目睽睽之下来到她们面前，让有好名声的妇女坐在有污点的妇女面前，并当众对她们说：„夫人，对这位夫人和姑娘坐在您的前面请勿生气;因为虽然她也许不像您那样高贵或富有，但她是没有污点的，毋宁说是属于品德优良的行列;而人们并没有批评你这一点，对此，我是很生气的;但总应该得到尊敬的人表示敬意，这是没有什么惊异的。‟优秀的骑士这样说了，就请那些有好名声的妇女坐在第一排，为此，她们在心里感谢上帝，因为她们被认为纯洁，并由此而受到尊敬，而被邀请到第一排就座，其他的人则承认自己的错误，耷拉着脸感到羞愧。通过这件事，一切贵妇都有了好的榜样。”看起来，欧洲社会很重视女人的贞洁。其实，在过去的欧洲，广大的小家碧玉们，很难将自己的第一夜交给自己的另一半。伏尔泰告诉我们：“领主们发明了一种特权，名为初夜权，或称破瓜权、先占权，即与庶民的新娘睡第一夜的权利。一些主教、修道院长也以大贵族的身份享有这种权利。甚至到上个世纪(生民无疆注：指17世纪)，某些领主放弃这个权利时，还要他们的臣民出钱。这种奇怪的权利遍及苏格兰、伦巴第、德国以及法国各省。”婚姻由长辈决定，出嫁后绝对服从丈夫，未经允许不迈出家门一步，这就是欧美妇女婚后便辞职当家庭主妇的来历。

女权在中国

从《诗经》到唐诗宋词，爱情诗无数，多以女性的身份创作。这足以证明，中国古代妇女地位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女子再嫁，直到宋朝，都是稀松平常的事情。宋朝法律规定：夫亡百日(起初为六年)之后，便可改嫁。宋太祖、宋英宗都曾亲自劝大臣之妻改嫁;宋真宗皇后刘氏、宋仁宗皇后曹氏，都是改嫁而来。著名词人李清照原为相府儿媳，夫死之后便改嫁他人。直到明朝，再嫁才开始受到非议，但也就是不够光彩罢了。

在中国，妇女受教育，从来是不成问题的。自汉朝以来，有作品传世的才女，汉朝如班昭，三国如蔡文姬，唐朝如上官婉儿，宋朝如李清照。《全宋词》作者中，女性多达107人。岳母刺字、苏洵之妻管家、薛氏教子等证明，宋朝妇女识字率显然不低。宋朝还一度开设女子科举。翻遍18世纪以前的欧洲历史，也找不出这样才女辈出的场面。

毋庸讳言，在古代中国，妇女地位低于男子，但也不是某些人说的那么不堪。即使在明清文人的笔下，《杨家府演义》之“杨门女将”，《说岳全传》之“岳母刺字”，无不是深明大义、文武兼备。

鸦片战争前的1793年，英国马戛尔访华使团随员爱尼斯·安德逊撰写的《英使访华录》

说：“认为中国妇女被关在屋子里不许与外人相见的见解，是无甚根据的。(在北京城内)会集观看英国使团马车队的大量人群中至少有四分之一是妇女，这比例数字大大超过在我们自己国内所遇到的观看新奇事物而聚集起来的人群中的妇女的数目……当车子开始移动时，我轻轻地和这些殷勤的妇女们握手，她们报我以甚为文雅的亲热。从在场的男子们中间也看不出他们对我的举动有什么不满意之处……因此，在这城市里，女子，显然地，并未被剥夺她们所应享有的这部分自由”。显然，此时的中国男人并不“封建”，而中国女人比英国女人更“自由”。

男权问题

在古希腊，雅典的妓院、妓女多不胜数，海港皮拉埃乌斯就是著名的红灯区。著名的政治家伯里克利便是泡妓女的高手。和宋徽宗的李师师一样，雅典名妓阿斯帕西娅，因为被伯里克利泡上了，也获得了流芳千古的荣耀。

罗马皇帝多淫乱不堪。埃拉伽巴卢斯到处找美媚，连神庙里的女尼也不放过，性交姿势和春药研究成了他唯一支持的科研工作。罗马皇帝还将心比心地制定法律：被派担任某省总督之类的官员，如果尚未结婚，政府将为他配备一名专门的姘妇，就跟配备骡马车仗一样。中国也常有皇帝赏赐大臣美女，不过没有法制化。

一夫多妻，是古代社会最普遍的现象。伏尔泰说：在中世纪欧洲，“法兰克的几个国王，贡特朗、卡里贝尔、希吉贝尔、希尔佩里克、达戈贝尔都同时有好几个妻子”。勃艮第公爵好人腓力普有3个正式妻子和24个外室，15个私生子，甚至专门为一个他宠信的外室组建了所谓的金羊毛骑士团。至于为了争风吃醋而打打杀杀的故事，那就没法说了。法国学者马可·布洛赫说：“历史提供的证据更加明晰无误。我们知道，贵族的婚姻常常是一宗平凡交易，贵族家族中私生子成群结队。”

食色性也。以高呼“打倒孔家店”而闻名的吴虞，本有妻有妾，59岁时又纳一个16岁女孩做小妾。这足以说明，要想取缔这种丑恶的东西，是多么的不容易。

欧洲的贤妻良母

在11世纪，即中国北宋时期，西欧教士吉贝尔特·德·诺根特，是这样歌颂他母亲：“我母亲的善良的表情，她的罕有的语言，她的始终宁静的面容，并不是生来鼓励那些看到她的人的轻浮举止的。而在上流社会妇女中很罕见或者几乎从未见过的是，她总是小心翼翼地保持上帝赐予的纯洁，正像她被天意保留下来去谴责那些滥用上帝赐物的妇女那样;而当一个妇女不论在她自己屋里或在自己屋外成为这种指责的对象时，她总是避免参加进去，她一听到这种指责就感到苦恼，就好像这种指责是落在她头上的。”

“我刚诞生八个月，我父亲就活生生地逝世了。……我母亲那时虽然还很年轻而美丽，但她决心守寡。而且她履行这个誓言是多么坚定啊!她做出的稳重的榜样是多么伟大啊!”“她生活在对上帝的深深的敬畏之中，并以一种平等的爱，对待她的邻居们，特别是那些穷人。她谨慎地管理我们，管理我们和我们的财产。”

“我的母亲以无微不至的关怀抚育我成人。”

“我刚刚学会最初步的几个词，我母亲就急着让我受教育，把我托付给一位语法老师。”随便翻阅我国古代文学作品，就会发现，这位西欧的伟大母亲，与中国人心目中的伟大母亲形象完全一样：恪守妇道，不事二夫，潜心持家，睦邻友好，善良仁爱，倾尽全力抚育孩子，让孩子得到最好的教育。

将其中的上帝、贵族之类的洋名词换一换，不就是中国“贤妻良母”形象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