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武侠小说对文化传承的创意

第一篇：金庸武侠小说对文化传承的创意

朱宁嘉

邓集田在2006年第４期《文艺研究》上撰文指出：

金庸的出现，无疑对中国主流文学界构成了严峻挑战。这一挑战的真正意味在于，“中国２０世纪建立起来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史观念体系，对金庸小说缺乏足够的透视力、解释力和包容性，因而在金庸小说面前，当前主流文学界明显面临着价值失范的危险，并在一定程度上陷入失语状态。”（邓集田：《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４期第53页）

本文就试图依托文化研究理论，调谐接收金庸作品的文学理论频道，确立一种新的文化批评视角，探寻金庸武侠小说对传统文化保存的意义及对20世纪文学创作的启示。

一、从艺术创作的角度着眼，金庸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

让传统文化运行于当代思想提供的给养中，这是对传统文化的最好保存。沉淀于历史长河中的传统文化的思想结晶，被从历史深入打捞起来，集聚在与当代文化共同运行的思考之中，这种深入到历史深入的思考，不是复活传统文化曾有的样子，而是使曾经鲜活的传统文化的精神气在当代文化的土壤滋养下，依然保持它曾经存有的鲜活。

旧的、通俗的文学样式，并非一定就与现代的、高雅的文化水火不相容。“大作家的出现，可以提升一个文学类型的品格，这点早被中外文学史所证实。”（陈平原：《超越雅俗--金庸的成功及武侠小说的出路》，王敬三编《名人名家读金庸》，世纪出版集团，上海书店出版社2000年版，第254页）金庸就是成功融汇传统文化元素与现代文化精神，将武侠小说提升到新的境界的这样一个大家。

金庸小说创作，一方面从传统文化资源中汲取大量的营养，另一方面又以自己的智慧、灵感、想象和才情综合运用传统文化资源。

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和源，在经济愈益走向全球化的时代，更应该强调对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这方面，金庸先生为我们作了很好的垂范。对传统文化的保护与弘扬，我们当务之急不是批判与抛弃，而是在取其精华、剔除糟粕的同时，积极发掘与弘扬传统文化的精华。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怎样的再度挖掘与创造，使之成为文学创作的泉源，我们可以从金庸作品中吸取养料。

对此，早在1996年第一届金庸学术研讨会上，浙江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卢敦基在《金庸新武侠小说的文化与反文化》中就有探讨。他指出“金庸作品具有文化意蕴，首先是指出同时也是常为人所忽略的便是他穷尽心力描绘的人间世相；在这里，实际上表现了金庸对于传统文化的深刻把握。其次也是最明显的，就是金庸作品有着厚重的传统文化思想，用其作为武侠小说的深刻内涵；金庸的三部巨著《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天龙八部》，与我国古代儒、道、释三家的文化思想遥遥相对。更可贵的或者说最重要的，金庸武侠小说在传统思想的模式里注入新的血液，为传统文化的现代化作出了尝试，其中最突出的就是以现代的自由思想改造了传统文化，成功地将传统思想与现代文化结合起来。（《金庸研究 创刊号》第60页至第68页。）

对金庸如何在小说中充分激活中国传统文化，将传统文化元素有效地转化为小说的文学性资源，邓集田在他的论文中，在与寻根文学的比较中，已经有精彩而充分的展开（邓田集：《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４期第58页），不再作添足之论。

借他的精辟论述旨在说明，对传统文化资源的最好保护，是怎样运用富有创意的方式对传统文化进行重组与再造。金庸武侠小说的成功，在某种意义上，正是借助武侠小说这种传统文化体裁，对中华传统文化进行适宜最广大华夏子孙的再创造，这不是理论的推论能成就的。”文化是一个既虚又实的东西，因而要想使它成为有效的文学资源，作品中就既需要有开阔空灵的意境来聚合与提升这些文化资源，使之有一个可以栖居的诗性的'家'，又需要对文化元素本身进行具体而微的精妙描写和艺术处理，将其所蕴含的文学潜质充分地开掘出来，使死的元素变活，使之真正获得生命。'家'和'生命'兼备，文化才能舒适地栖身于文学。“（邓田集：《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４期第58页）利用的是传统的武侠小说，赋予的是现代的思想，即让当代的文化滋养中华传统文化，让中华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一道运思，从而创造出有别传统的新武侠小说。

中华传统文化资源极其丰富，但由于缺乏好的创意和再造能力，致使传统文化资源不是闲置浪费，就是大量流失，或为外国文化所利用。众所周知，《花木兰》和《宝莲灯》这两个在我国流传甚广的民间故事，美国好莱坞把它们拿去加以文化与技术的改造，拍成动画片，通过全球的销售网络，广泛传播，从而创造了惊人的票房和影响，这就是好莱坞对传统中华文化的改造，我们除了焦虑而无所作为。

在全球化背景下，仅仅倡议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口号，对民族文化的国际化推进并没有什么切实的的作用与意义的。我们可以蔑视好莱坞对中国文化的关注将目光仅仅投放在最没有中国文化特色的”中国功夫“上，尽管可以蔑视好莱坞的中国面孔已经拼贴的是中国文化的边角余料，而好莱坞的中国的进一步扩大，这是中国人自己的使命，如果忽略这一点，那才是我们最可轻蔑的了。

金庸小说的一个可贵价值也正在于，他以自己的文学尝试和艺术作为，较好地传承了中国本土文化和文学传统，有效避免了２０世纪中国主流文学的发展过程中，出于种种现代性焦虑而导致的文化和文学资源断裂、本土性流失等致命问题，从而成为一个独特的存在。（邓集田：《当前主流文学观念体系的局限性》，《文艺研究》2006年第４期第59页）

中华传统文化的根本出路，只有从社会经济发展中审视定位，从文化受众需求中探寻方向，从现实生活中吸取养料，从现代精神中激活感情，从文化碰撞中开拓新意，才能生生不息、绵延不绝。

金庸在描写个人与世界的关系时，他明确告诉你世界是一个血腥的、苦难的世界，个人无力改变，个人可以做的是如何洁身自好？大处，金庸以深沉的人道主义克服朴素的爱国主义和狭隘的民族主义之间存在的内在矛盾，小处，金庸对其间群体关系的微妙洞悉和对置身事态中人物心性变化的分寸拿捏，往往恰如其分。金庸书写，不只在丹心侠骨、铁汉红颜之中流露出深厚的中华文化内涵，还特别注重历史、地理、人物、事件的真实感，尤其是后来几部作品中，对中国政治文化问题的刻划，更是入木三分。金庸的文字和对白比较接近传统章回小说，但故事结构与叙事方法，都融入了不少好莱坞的电影手法和现代的心理描写，而主要人物的塑造，诗性空间的拓展，生命意义的追问，显然受到了西方近代文学作品的影响。

文化的弘扬和保护，不在于花巨资把传统文化的物质形态束之高阁，建几座博物馆，保存一些传统的音像资料，还有在某些与史实沾亲带故的风景区，盖几间房子，写几幅对联一挂，仿佛就将文化发扬起来了。文化的真正弘扬和保护在于通过自己的创造，让人记住历史。金庸的《神雕侠侣》让人们记住了元好问原本不太出名的那首词中的词句：”问世间情为何物“。《天龙八部》并非金庸所创的这一书名，虽取自佛经，但却是因为金庸的生花妙手才名闻遐迩，才使”天龙八部“赢得了独特的含义。

金庸武侠小说并不单单着力于弘扬传统文化，追求高蹈豪迈的思想；更看重生动形象的塑造、生动曲折情节的细节作品在人性和人情的表述上的创意，以便为更广大读者接受。

在形象塑造上，消除了人物脸谱化的做法，侧重于形象的复杂性，即具体个体身上，展示善恶好坏相互对立、相互转化的一个辩证过程，对待感情问题虽然悖离理性却合乎人性与人情的深刻性。譬如对待爱情，明知自己所爱非人，是一个不为社会价值观所肯定的对象，依然一往情深无怨无悔地爱着对方。这是一种建立在对人性的复杂性的深刻体认基础上的人物塑造。

金庸将中西文化的精髓融于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中，从而使中华文化在获取了最大的读者的同时得以根植百姓心中，成为百姓寻常生活的精神支柱。文学内容形式的逻辑划分是为了便于研究，在小说中，二者是相互依存互为作用的。中华文化的精髓得以在最广阔的日常生活土壤中生存，也在于小说形式本身是传统与现代的对接。金庸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他的小说创作中他努力践行这一想法。一方面他自己也认为，如果说他的作品有什么价值，”我想只有一点--'民族形式'。武侠小说是我国文化中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三剑楼随笔 从一位女明星谈起》，第202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另一方面，他又深谙小说创作推陈出新的重要，努力吸纳艺术的各种现代创作与表现方法。

《雪山飞狐》，表面上看来采用的是中国古典小说的章回形式，但是，金庸把一个发生于一百年的故事浓缩到一天中来抒写，这一方式恰恰是较现代的戏剧创作方式。而小说最后为人们津津乐道的那一刀，这一开放性结局的运思，更是现代小说表现手段的成功借鉴与运用。记得粉碎”四人邦“不久出品的由杨延晋导演的《小街》，也采用了开放性结尾，这在当时给人留下多深刻的影响，时至今日这一影响依然鲜活于眼前。就我个人的记忆，依循时间顺序，对开放性结尾的采用，金庸在杨延晋之前，而对开放性结局的感受，杨延晋在金庸之前，而开放性结局给人的震憾，金庸又在杨延晋之上。或许因为那是爱恨情仇的聚焦，更是攸关生死的一瞬。

此外，金庸小说在以章回的形式承传中国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恰好适应了现代报章连载的形式要求。现代传媒广泛而强力的影响力，不只给他的小说创作带来丰厚的经济汇报，更重要的是与此同时也使他的小说获得了最广泛的社会效应与较强烈的社会反响，激起并唤醒了大众，尤其是置身海外的华侨族群对中华文化的思乡之情。

”金大侠长期居住在香港这个中西文化的交汇点，早年还曾经在美国耶鲁大学修读，但他一直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情有独钟，并通过自己的作品在传播国学方面作出别人难以企的贡献。他的经历和成就证明：深厚的国学素养和以西方文化为主要内的现代文明，不只是不矛盾的，而且可以是相辅相成的。“（邬凤英《从金庸支持复兴国学谈起》，见2005-8-3《中华读书报》）文化内容的大规模传播，文化内容在不同的语境中频频呈现，包括在不同的国别、不同的读者群、不同的媒体，内容的非语境化不断改变着文化内容的原初意义，由此投射出新的内容或改变了的意义。也许在不断的被复制、并置和剪辑的非语境化过程中，每一文化元素的有效性会降低，但是，也导致文化的全部象征内容的大幅度增加，或者说是它的诗性空间得到不断的拓展。

二、从艺术传播的角度着眼，以最经济的商业运作实现了最广泛的文化传播

在文化传播的成功商业运作中，金庸作品不只找到了最广大的读者群，中华文化的种子也得到最广泛的播撒。

非物质文化遗产只有融入到我们的日常生活中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并在最广大人民的口耳相传中才能得到最好的保护和传承。我自己也是学习文艺理论出身的，也有着浓郁的文化精英思想，也曾相信大众需要启蒙，只是伴随世事迁移，渐渐发觉真正文化的传承力量来自民间。

如果说美术作品的社会价值往往呈现出古董效应或经济价值的实现具有社会的滞后性，作品在它面世的时候不为时人所赏识，往往在作品流于市场很久，甚至于在创作者去世之后才逐渐为人们所意识的话，而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的产生与美术作品有些差异，或许，对于创作者而言，文学的和艺术的一样，往往可能得不到及时的经济回报，但是，文学作品的社会效应，如果在当时就汲汲无名，缺乏源自当时社会一定读者群的认同或部分欣赏者的追随，那么，它们早就被时代的洪流淹没或历史的时光消蚀了，作者的思想又怎样得以传播呢？即使作者所刻画的形象显现的思想意识和观念遭遇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打压，但是，小说的观念思想一定的一定程度为人们所认可。

卡夫卡的作品要不是他的朋友没有执行他的遗言，付之一炬，又怎能为今人所知呢？同样，塞万提斯的嘲讽武侠小说的小说《唐吉诃德》，出版后便风行一时，在初版出世后的数星期，里斯本一地就出现了三个翻版本。中外概莫能外。留传于世的《诗经》中的诗歌，许多是来自民间的，传世唐诗在它们出现的时代已经广为人知了，白居易诗引发的洛阳纸贵，表明他的诗作在当时就已经广为人们传颂，同样，为诗人本人认为是不入流的宋词，也因为它的通俗性，反映的是人性本身的种种渴望，从而成为一个时代文学的代表样式，元曲、小说都经历了从市井沟栏走向艺术殿堂的转化过程，中华的文化也就是在这种所谓不入流的乌合之众的喜闻乐见中，得以广泛流布与传承。

金庸作品在大陆与台湾的传播曾遭遇极其相似的经历。上世纪七十年代前作为不受当局欢迎的书而遭遇封杀，即被列为禁书得不到官方许可而出版，八十年代初禁令解除，步不琼瑶言情小说抢滩大陆之后，成功引发大陆第一次金庸武侠小说阅读热。当时自己正在上大学，记得一本《书剑恩仇录》只许借一晚上，别的同学正在后面挨个儿排除，等着手头自己正在阅读的这本金庸的书。

金庸的《射雕英雄传》蝉联去年香港公共图书馆”书王“，共被借9777次，成为990万本藏书中外借次数最高的书籍，其次是罗琳的《哈利·波特5》中译版和藤子不二雄的《多啦A梦》。

据香港媒体报道，在香港康文署统计的2005年各类别”热爆“外借书籍中，英文小说以罗琳的英文版《哈利·波特5》最受欢迎，但外借次数只及《射雕英雄传》的1/3。

钟禾《〈金庸射雕英雄传〉蝉联香港”外借书王“ 》（见2006-2-7《东方早报》）

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我们知道是在当时被具有沙文主义思想的我们称为文化沙漠的香港，而香港文化创作的商业运作方式，小说创作必须考虑运用怎样的方式吸引最广大的读者，这样报纸才能生存下去，而报纸的生存完全依靠商业运作，就要策划有市场和读者的文学创作，这使得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从一开始就有为产品的产业化运思，增加作品的娱乐性。也就是说，香港的商业文化成就了金庸武侠小说的文化商业。

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首先要考虑的是读者，考虑市场，而不是传统精英文化的文以载道的宗旨。作者在娱乐性通俗读物的写作上，在战略上，从一开始就卸下文学创作载道的沉重使命，但是在战术上表现了高度的重视，单从金庸对作品语言的多种精心考虑，我们就可以体会到作者创作态度的认真和严肃：

据我写《书剑恩仇录》的经验，因为这是一部以清代为背景的小说，所有现代的语汇和观念我是以绝大的努力来避免的，比如我设法用”转念头“、”寻思“、”暗自琢磨“等等来代替”思想“、”考虑“；用”留神“、”小心“等来代替”注意“等等。（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三剑楼随笔 从一位女明星谈起》，第201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因而，新武侠代表作者、《昆仑》的创作者凤歌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的时候说：”金庸的文字其实源自红楼水浒等传统小说，平淡实用，叙事能力很强。“"金庸对我影响很大，因为他是惟一让武侠融入主流文化的武侠作家。” 吊诡的是，恰恰因为作者在战略的轻视，在战术上的重视，反而成全了它最广泛地传播作品的文化思想的业绩，“只要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小说”。

金庸作品的影响深入人心，当年，在茶楼谈及作品中的某一内容，如果忽然想淡起来的话，茶楼的女招待和邻座的茶客都会随即插口进来告诉你。《书剑恩仇录》出来时，“谈起这部书或写信给我的人中，有银行经理、律师、大学的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金庸、梁羽生、百剑堂主著：《三剑楼随笔 从一位女明星谈起》，第201页，学林出版社1997年版）

当然，作为作者，金庸的小说创作更多更直接的考虑是如何创作生动而吸引读者的作品，这与实现作品最大的市场化也是相一致的。文化产品的市场运行机制的作用，市场这只无形的手的操作作用，毋庸讳言，还是潜在地具有一定程度影响甚至降低艺术作品的艺术质量的问题存在，尤其是在文化市场开放的最初阶段或者说是通俗小说对读者开禁之初。

但是，有市场意识并不意味着必然迎合市场，也并不意味着迎合观众的口味，观众的口味也并不必然是庸俗的。如果说严家炎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是进行了“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其中，“文化的革命”就是如何利用传统文化资源进行文化的再生和创造；那么，金庸武侠小说以最经济的商业运作方式，打造以小说为核心的产业链，实现最广泛的文化传播，这所进行的是另一场静悄悄的文化革命。

金庸从艺术作品的创作开始，就考虑市场但又不惟市场，却最终实现文化产品的最大市场化。金庸的艺术创作与他办报的指导思想是相一致的，是暗合了康德的审美的最高境界的，即“无目的的合目的性”。

“事实不可以歪曲，评论大可自由”，如果说《明报》在创办初期是以金庸武侠小说来吸引目光的话，到了1960年以后则进入了以政论赢天下的查良镛时代。

查良镛时代的赢得，源于金庸提出的公正、善良、独立的办报宗旨，即报人要有自己的立场和态度，而不是下三滥的讲金钱的报纸，不屈服于商业利益或者权力，从而打造报纸的公信力所在。办报纸客观准确最重要。（邹虎/郑州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报界宗师金庸》）

此外，市场也有它的一套评价机制与评价体系。如果说政治集权社会是在生产环节上进行图书审查，那么，在一个寡头垄断的市场民主社会则是在发行环节上进行图书审查。如果一本反现行体制的或者被认定是反现行体制的作品在集权社会遭受冷遇，我们是知道个中的缘由的，但文学作品遭受民主市场冷遇时，我们却往往很难说清个中真正的缘由，因为文化生产者的生产能否顺利通过市场一系列的审查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特殊文化形式中的组织规模、组织的制度化程度、高层管理人员的控制力度和特殊受众对文化的精神食粮偏好的稳定性。” “超级市场以其自身的方式进行审查的程度同文化部审查的程度是一样的。”（戴安娜·克兰：《文化生产：媒体与都市艺术》，赵国新译，译林出版社，第78页，第76页2001年版）在市场民主社会中，一部成功的作品应该既是商业成功的畅销之作，又能获得有影响知识分子期刊的肯定评价之作，而且它还必须是文学而不是娱乐的严肃小说。而且，在一个多媒体传播并日益分散社会读者群的今天，分众的结果是作品锁定特定目标读者群，而处于同一目标群的读者，他们对某一类作品的欣赏能力也在阅读过程中得以不断提高，要求专业化创作能力也日益跟进，读者的口味变化是快捷而难预测的。

金庸武侠小说的创作与传播，应该说从一开始就自觉以市场为运思的。他的以市场为运思的自觉体现在二方面：一方面，他的创作与市场的卖点始终是联系在一起的；另一方面，他自觉利用现代报纸这一大众媒介的传播。

在改革开放的80年代，大陆文化产品还没有文化市场化的概念，金庸作品于90年代末再度在大陆掀起热潮，正是文化市场化在大陆的第一轮兴起，大陆文化产品市场化的这场文学革命，是港台的文化人所掀起和带动的，始于港台歌曲的大陆市场的抢滩，到琼瑶言情小说的风行，及金庸武侠小说的广泛流布。对于金庸小说在文化产品市场化或者说产业化中，对武侠小说进行的创意及由此带动的文学的文化革命，据笔者的有限阅读，还没有研究者给予过系统的关注。尽管我们知道金庸和他的老同学已故浙江大学教授沈德绪，他们都写了14本书，金庸是14本武侠小说，沈德绪是14本农业科学方面的学术著作，但是，对于著作的创作个体所能享受的著作权和经济方面的待遇，那却是不可同日而语了。沈德绪生前反复提及的就是：金庸出了14本武侠小说，成了亿万富翁；沈德绪自己改良农产品品种的科研成果，成为指导许多地方农民致富的技术指导，并为地方创造了相当可观的经济价值，而他自身则落得个两袖清风！他的著作出版还需要国家的科研资助。其间，著作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尤其是创作个体的经济待遇相差悬殊，原因是当时香港与大陆对待文化的态度差异，由此导致对文化产品经营方式的差异，我们缺乏对文化产品的市场经济运作。这也启发我们思考：怎样做？才真正体现出对文化个体劳动者劳动的合理肯定，保护文化个体劳动者的劳动热情和积极性，从而鼓励和激发文化劳动者的创造力。

金庸的创作始终是面向最广大的消费者，因而，他的武侠创作既考虑艺术效果，也考虑市场可能。艺术性和商业性兼具。

《金庸评传》的作者孔庆东说：“金庸的头脑，不光是一个小说家、一个艺术家的头脑，他同时还有商业头脑。”1959年金庸自立门户办《明报》，据说是觉得“自己的小说发表在人家的报纸上，给人家的报纸赚钱，怎么算也是吃亏的事情。”其实，这只能算是一种调侃。真实的情形应该说是，《明报》创办之初，小说的连载立下了汗马功劳；如果没有连载小说，《明报》连萌芽阶段都挺不过去；而《明报》的查良镛时代的赢得，最终靠得是金庸尊重事实的政论与时评。金庸具有商业头脑，还在于他敢于在香港这么一个媒体非常发达的地方办报，而且不仅办成了，还将事业成功地拓展成为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

《飞狐外传》中金庸小说创作开始采用“连环格”，《射雕三部曲》则是连环格在长篇小说中的自觉运用，这种让不同时期创作的小说在情节上发生关联的连环格的使用，从艺术上考虑是增强不同小说之间彼此的关联，以增强作品的历史真实感；而从市场考虑，引发读者产生欲罢不能的阅读欲望，阅读了这一本还产生渴望阅读与此相关的另一本小说的欲望。“这是极有艺术眼光，又有市场眼光的。”（孔庆东：《金庸评传》第102页，郑州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三、积极创意，打造武侠文化生产与传播产业链

文化的时代发展要求艺术生产的越界融合，也为武侠文化产业链的打造和广泛传播提供助推作用。“自司马迁在《史记》中为游侠立传，到今天各路武侠派别纷纷出现，纵观武侠小说的发展史，每个时期都有其代表性，每个地域又有不同特征，当今最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以市场化的武侠传媒为核心，形成了创作界、传媒界、理论界、产业界的界域融合。”（2006-4-4〈北京娱乐信报〉，作者：张守刚〈纵观武侠小说发展史 千年江湖以文为剑〉）

金庸武侠小说的传播，文化产业的打造也是进行了积极的创意与策划的。有人认为金庸小说80年代大陆抢滩，最初的知名度是建立在他对盗版他的作品的默许基础之上的。这让人想起三四十年代左翼作家从全国汇聚上海时，为扩大文学作品的现实影响力，一开始也是采取对盗版的默许，甚至从某种意义上鼓励盗版以传播思想。

如果说，金庸最初对盗版的默许还得考虑时代的因素，当时客观条件限制他对盗版作品叫板，而这种默许无意间成就了他小说影响的扩大神话，那么，一元钱版权应该说是成功的商业营销策划。我们知道成功营销中有一条策略即制造事件！金庸以一元钱--一个象征性的价格，把版权卖给了中央电视台中国影视摄制中心，这是一个非常空前的成功举动。金庸深谙媒体的宣传力量，并有意识地充分加以利用。企业需要排长队花巨资才能上央视做广告。金庸制造一元钱版权事件，一方面，以自身名人效应的无形资产赢得最充分的广告效应，同时，又为他的武侠小说广泛传播寻到影响力最广的全国性官方媒体，以最经济的方式将小说与影视传媒联系在一起。

积极创意，以其他形式再次改进小说素材，如精装本、平装本、口袋书，拍成电影电视，改编成漫画和连载等等，在最广泛的复制中建构起产品的产业链，最大限度扩大产品的社会影响同时，实现文化最广泛的传播，获取产品社会价值与经济价值的最大化。在一个读者口味多元快速变化的时代，创作者对目标读者群的需求的越多关注与关心，催生形式多元的经销方式，让最广泛的读者能在多样可能中通过多种渠道获取文化信息，这不仅积极促进传统文化的广泛有效传播，相当程度上有效地保护了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

我们知道，1957年到1959年连载于香港《商报》的《射雕英雄传》的极大成功，促使金庸下决心自立门户，自己创办一份报纸，在自己的报纸上连载自己的小说。

《连城诀》是1963年为《明报》和新加坡《南洋商报》合办的《东南亚周刊》而写的。上个世纪60年代，金庸的武侠小说创作，它的影响所在，尽管大陆市场还远没有向它们开放，但在当时已经获取了东南亚中华文化圈的最广大读者，他的作品在当时就经常使用多种东南亚文字同时出版和刊载。

现代报纸这一大众传媒与新武侠小说对于金庸而言，是相互依存的双赢事业。在现代传媒竞争极其激烈的香港，金庸的《明报》最初得以生存，是部分得益于金庸的武侠小说，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得以广泛流布，又有赖于他将现代传媒积极主动地拓展到不同的文化市场。金庸不仅不丢失任何可能的市场与读者，并极力扩大小说可能潜在的读者市场，通过各种方式，语言的当地化即为一种。这不仅积极促进传统文化的广泛有效传播，而且让这种具有产业化潜质的新武侠小说中外咸宜，中华文化在这种广泛的传播中落地生根于寻常百姓生活，从而在相当程度上有效地保护了传统文化的传承。

且不说根据金庸作品的仿作、续作在市场上不胜枚举，多得去；也不说根据金庸的作品而改编成各种其他的艺术形式。单就影视界，我们知道，根据金庸作品改编的影视剧已经形成了产业，并且产生了与韩剧、日剧等并列的“金剧”一词。此外，还产生由金庸作品改编的新的艺术样式。

广州出版社2005年12月正式推出了全新修订版口袋书《金庸作品集》，其中“射雕三部曲”的第一部--《射雕英雄传》作为最广为人知、深受欢迎的金庸作品最先面世。

口袋本定价极具震撼力，出版方力推8元本概念，全套共计36册，买齐全套仅288元。（2005-12-22《新华网广东频道》载《新修订版口袋书〈金庸作品集〉低价推出》）

金庸授权大陆的机构和出版商的非电子版与电子版的金庸小说漫画在大陆出版，《新华社》和《光明日报》分别就此作了报道。

新华社杭州05年４月３０日专电，大陆首部金庸小说漫画本－－《天龙八部》漫画精华本２９日在杭州首发。《天龙八部》漫画精华本共９０余页，全彩页设计，改编和讲述了入选大陆高中语文《读本》的那段“萧峰上少林”的故事。精华本由上海文艺出版总社动漫中心和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联合出版，知名漫画家郭竞雄担任绘画。漫画中的动漫形象得到了金庸的高度肯定，并题词表示：“热诚期望中国人的漫画成功进入世界市场”。(新华社杭州05年４月３０日专电，记者张乐、余靖静《大陆首部金庸小说漫画本出版》)《光明日报》2005-8-30报道，新闻出版总署所属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与通力计算机通信技术（上海）有限公司合作成立的中国DigiBook数字出版研究中心，近日将采用了最新的技术首次在内地推出金庸的武侠名著《射雕英雄传》、《笑傲江湖》的漫画电子书。其《射雕英雄传》约有50集，每集收费1元。读者可方便地从网上下载并收藏。(2005-8-30《光明日报》刊载记者邢宇皓《金庸小说漫画“登陆”内地》报道)金庸已是一个商标一个符号。2006-3-31《人民日报》上发布了一条《金庸小说被大面积抢注商标》的消息。这表明人们对金庸品牌价值的全面开采已经不局限于文学领域，已经跨越行业边界，并最大限度地利用和使用金庸作品的文化附加值。消息称记者王炜 秦佩华：

通过国家工商总局官方网站进入中国商标网进行查询，输入“笑傲江湖”、“天龙八部”、“射雕英雄传”等金庸武侠著作名称，发现均已被大面积注册。这些“大名鼎鼎”的商标覆盖了烟草、酒类、服装、饮料、药品、游戏、软件、文化用品、旅游、电脑周边，乃至杀虫剂等几十种产品，注册这些商标的企业也来自全国各地，跨越众多行业。

记者粗略统计了几部最具代表性的金庸武侠作品遭抢注的情况。“笑傲江湖”共注册了25类商标；“天龙八部”共注册了20类商标；“鹿鼎记”注册了10类商标；“神雕侠侣”注册了11类商标；“射雕英雄传”注册了3类商标，而“射雕英雄”注册了5类商标。还有很多商标使用了著作名的谐音，如“倚天屠龙剂”成为一种杀虫剂的商标。

另外，“郭靖”、“小龙女”等金庸小说中的著名人物也被大量注册成商标，记者甚至还查到了一个注册为“金庸之火”的热水器产品商标。

暂且不论事先没有经过授权就使用金庸作品的名称注册商标的行为是否妥当，可以肯定的是金庸作品的深入人心以及它极具的商业开发价值。如果我们能够摒弃原有的将精英与大众对立的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正视文化产品的巨大文化价值的实现，往往可以通过市场的途径，也就是说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可以经由市场获得双赢，像韩流一样重视对自己影视作品的附属产品的推介，那么，就真正开始学习打造一条真正的文化产业链，也因此可以开始尝试将“武侠产业化”，与IT行业、电影道具行业、武术团体、武术学校等建立多层次合作。

最近，在06年的第三期的《文学自由谈》上拜读到一篇题为《什么时候读金庸》的文章，作者的结论是：“生病的时候”，进一步的解释是人处于一种非正常的情况下，最适合读金庸，“读金庸，病可愈也。”这病还包括他孩子在非典时期患上的无聊症。文章最后他郑重建议：“愿天下生病者皆读金庸。当然，不生病也是可以读的，只要不读出病来就成。”（）我知道这是位北师大的老师，我还知道他是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大众文化批判理论的学者，因而，对他的态度我是非常理解的。他的写作倒是引发我如下的思考：在一个口味多元化的时代，创作的目标读者群越明晰，文化传播心中多些对读者生活方式改变的关注，多些对读者阅读情趣与可能的考虑，那么，从创作到传播都能得到越多读者的认可与买帐，从而切实地将文化的种子播撒到当代更广阔的生活土壤中生根萌发，是不是较拘泥于文化概念的价值评判与理论推衍更重要！

不管人们怎样非议金庸，作为文坛长青树，至今他依然引领着时代阅读的潮流。近日，著名文学网站“红袖添香”在它的中学生用户群中所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谁是对你影响最大的现当代中国作家--问卷中，金庸依然位列对青少年影响最大的十位男作家之中。

如果说易中天今天的走红，最初是无心裁花的结果，那么，金庸华山论剑、研究生招生、开辟网络金庸茶馆等一系列活动，则可以看作是将他的“武侠小说” 产业化的有心裁花之举，产业化经营是打造金庸文化产品产业链的推手。而且，他对文化的经营，我们可以发现并不是直接为卖钱的经营，“一元钱版权”事件是最好的例证。正如他对张三丰剑术的推崇一样，他对文化的经营是“无招胜有招”的至高经营，是立足文化传承与弘扬文化发展的经营。所以，孔庆东讲：“他的武侠小说的创作就不仅仅是为了给自己的报纸促销了，而是更加有意地表达自己对政治、对社会、对人生的种种见解。”

第二篇：金庸武侠小说赏析

金庸的小说塑造了很多个性鲜明的人物形象比如郭靖，杨过，张无忌，韦小宝，也创造了很多爱情故事比如郭靖与黄蓉，杨过与小龙女，同时金庸小说里还蕴藏了更为深刻的哲学思想，而这些哲学思想正好体现了是中国传统的文化思想与国民习性。下面我们来一一具体分析。

金庸小说里唯一有关联的就属射雕三部曲，射雕三部曲其实也是英雄三部曲，这三部小说里面描述的都是英雄人物，都是大侠，先说说《射雕英雄传》。这是一部气势恢宏的巨作，里面的武有武的精彩，侠有侠的感人，情有情的魅力。金庸的武侠思想在这部著作里得到了最好的体现，那就是宣扬一种反侵略，反投降的基本立场，宣扬一种朴素的爱国主义，深沉的人道主义。一个人的所作所为正确与否是以是否造福于民为标准的。英雄的出现就是为了救民于水火中，这就是一种侠义的精神。

《神雕侠侣》可以说是一部爱情百科全书，里面的爱情之美，爱情之壮，爱情之甜蜜，爱情之悲苦都写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特别是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在曲曲折折之后最终走到了一起，在经历血雨腥风的江湖后最终归于平淡，“平平淡淡才是真”，两人为国为民后就告别群雄携手归隐。《神雕侠侣》里最感人的一段莫过于杨过与小龙女十六年后相见的那一刹那，经历十六年的漫长等待，杨过成熟了，从一个玩世不恭的少年成为了一个真正懂得爱情的男人。

《倚天屠龙记》里的张无忌其实算不上一个合格的英雄。他既没有英雄气概，又没有政治才能，在爱情上又是拖泥带水，唯一的强处就是武功高强，可以说张无忌是政治与爱情上是无能的。这部小说最感人的不在于男女之间的爱情，更多的是在于男子与男子间的情义，张三丰对张翠山，谢逊对张翠山父子，武当七侠间的兄弟情谊都在这部小说里得到了很好的体现。张无忌虽不是英雄，但我们反而觉得他更为亲近，更为可爱，因为他跟我们普通人一样，有一样的缺点，有一样的无奈，他可以做我们的朋友，而且是那种善良的，又可以帮助我们的朋友。

《天龙八部》是金庸小说里篇幅最长的两部小说之一，这部小说结构宏伟，人物众多。刻画最为显著的还是里面的三位主人公——顶天立地的萧峰，痴情善良的段誉，浑金璞玉的虚竹。“天龙八部”在佛学上指的是世界上的芸芸众生，而整部小说里透露出一种“无人不冤，有情皆孽”的思想，笼罩着佛法的无边大超脱，而在每逢动人处，我们会感到希腊悲剧理论中的所谓的恐怖与怜悯。正好验证了西方哲学中关于人类生存的荒诞性的理论。

《笑傲江湖》中的“笑傲”指的是一种乐观超越的态度，用这样的态度来笑眼看人生，笑眼看江湖。小说里面的主人公令狐冲是一个追求自由，追求个性解放的隐士。他虽然从小接受规规矩矩的教育，但不符合他的个性，所以他不自觉的喜欢结交朋友，喝酒，说话也很随意，这才是他的本性。这部小说最成功的地方在于反面人物的刻画，通过反面人物的塑造来揭示人性恶的一面。岳不群是一个伪君子，左冷禅是一个恶人，而东方不败是一个病态的人，被政治虐杀了人性。反面人物的刻画中还体现了金庸的人性观：正中有邪，邪中有正，正邪相克相生，又相互转化的的人性辩证法。坏人并不是一直都坏，好人也会变为坏人，人是在逐渐转变的，而这个转变很大程度上又是权力对人性的腐蚀，这就体现出政治对人的束缚，道出了政治的可怕，可以说这部小说把专制体制批判到了极致，反而更像一部超越武侠小说的政治小说。这就是一部呼唤人类自由天性，批判人被政治异化的伟大政治寓言。

令狐冲：浪子风姿 英雄本色

西晋皇族欲向阮籍提亲，阮籍大醉三个月，媒人不得与言，废然而返。令狐冲拒绝当日月教副教主，情形与阮籍相似。只是令狐冲是正面跟任我行发生冲突，情势更加惊人。是以《笑傲江湖·拒盟》中任我行与令狐冲的言辞交锋，是金庸小说中最惊心动魄、最令人回肠荡气的一段对话。

令狐冲得上官云赠“寿比南山，福泽无穷”四字，忍不住嗤一声冷笑，“委决不下”之心，“突然一片明亮，再无犹豫”，说出两件事：一是决不能将恒山一派带入日月教，二是求教主将其女儿盈盈许配给他。而任我行也是非常之人，竟然全部答应，眼看可以两全其美，令狐冲却还是拒绝加入日月教，并决心与任我行“誓死周旋”，说得斩钉截铁，绝无半分转圜余地。“一时朝阳峰上，群豪尽皆失色”。

当时任我行扫平五岳剑派，“炙手可热势绝伦”，要恒山派全军覆灭只是举手之劳，但他对令狐冲除了威逼，还有利诱，授以高位，视作接班人，许以女儿，答应传授消除异种真气的法门，应允保留恒山一派，可谓至矣尽矣，蔑以加矣，即使惊才绝艳如东汉蔡邕，恐怕也要为之感动，会像哭董卓似的要报答“知遇之恩”，令狐冲却不为所动，原因何在？

《绣花》一章中，令狐冲有段内心独白：“即以当世之士而论，向大哥、上官云、贾布、童百熊、孤山梅庄中的江南四友，哪一个不是奇材杰出之士？这样一群豪杰之士，身处威逼之下，每日不得不向一个人跪拜，口中念念有辞，心底暗暗诅咒。言者无耻，受者无礼。其实受者逼人行无耻之事，自己更加无耻。这等屈辱天下英雄，自己又怎能算是英雄好汉？” 推而广之，屈辱人，自己又怎算是人？令狐冲岂是这样无耻之徒？“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这二十个字，用在令狐冲身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书中写令狐冲，最出彩的两处，除《拒盟》一段，还有为救仪琳而与田伯光斗智斗勇的部分，尽管通过仪琳之口叙述，虽多方照应，技术上尚有可商榷之处，但令狐冲的潇洒倜傥表现得淋漓尽致。其实令狐冲其人，小聪明是有的，华山面壁后，剑法可算独步天下，湖底脱困，内功也极其深厚，但他一没有王重阳的雄才大略，不是统帅之才，二没有萧峰的天生豪气，有时倒与无赖相近，三没有郭靖的凛然正气，即使岳不群并派，也有点无可无不可。对华山派还有那一份血诚。

这正是浪子的处境。他虽被开革出派，却一心梦想重入华山派。浪子总在流浪，却一心想家，浪子一心想家，却总在流浪。本文开头我以阮籍比令狐冲，正因在这一点上，他们也惊人相似。这里不能不提到嵇康，倒不是《笑傲江湖》之曲与他有关，而是他“非汤武而薄周公”，看似名教的叛徒，实际上是忠实的卫道士，他是时代的浪子，正如令狐冲是“江湖”的浪子。在秩序违背人性时，他们以挣脱和破坏秩序的方法维护理想中的秩序，这是浪子存在的意义。在小说中可以喜剧收场，在现实生活中，只能以悲剧了结。

《鹿鼎记》是金庸的最后一部小说，也是艺术成就最高的一部小说，这部小说与以往不同的是主人公并不是一位大侠，相反却是一位不学无术、见风使舵、溜须拍马的流氓无赖，如果一定要称侠的话我们可以称其为“反侠”。小说里也刻画一些英雄豪杰比如说韦小宝的师傅陈近南，但这些英雄都不能实现他们的胸襟和抱负，最终还落得了一个死不瞑目的下场，这就告诉我们在现实生活中，英雄主义，理想主义，堂堂正正的道德主义基本无用，而恰恰像韦小宝这样的实用主义的人却能飞黄腾达。这部小说里的主人公除了韦小宝外，还有一个人物那就是康熙，康熙是作为一个正面人物来渲染刻画的，他是一位精明强干，宽厚仁慈的君主，他与韦小宝之间不是简单的君臣关系，不是简单的敌我关系，也不是简单的兄弟关系，而是这几种关系的交叉综合。康熙与小宝其实反映出人的两面性，康熙虽然是一位精明的君子，但他不自由，康熙遇到小宝其实对他来说是一种人性的解放，他可以肆无忌惮地骂出一句“你爷爷的”，而到其他场合又得恢复那副正襟危坐的样子。所以他羡慕小宝那种自由随意的生活。而韦小宝则表现出人的低层状态，他羡慕那种正直高尚的人。这也反映出人性的两面性，而这两面有时又是很矛盾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会身不由己。在这部小说里也蕴含着深刻的批判思想，那就是对中国社会体制与国民性的批判，这一点继承了传统的五四精神与鲁迅精神，除了国民性批判外，我们也可以感受到对中国知识分子的一种反思，为什么那些正人君子，风流才子在事业爱情上不能成功，而像韦小宝这样的流氓无赖却能一统天下，事事如意，很典型的就像《书剑恩仇录》里的陈家洛，先失去霍青桐后失去香香，该爱的不敢爱，该争取的不敢争取，最终是一无所有，而像韦小宝这样的人死皮赖脸的却都能得到。这也说明了我们民族缺乏那种锐气，那些朝气，那点血气。这就告诉我们做人要有一点决断，有一点担待，有一点倔强。

金庸小说里最出彩的地方在于“大侠”的塑造，而这个侠又可以分为很多种类型，像郭靖这样为国为民的侠是“侠之大者”充满了儒墨两家的入世精神，而像杨过、令狐冲这样的“游侠”则是带有道家气质的逍遥之侠。除了这两种侠之外还有“伪侠”如岳不群，“无侠”如《侠客行》里的石破天，“反侠”如韦小宝。“侠”在古代指的是一种牺牲自我，救助他人的高尚情怀，这是中国乃至全世界所呼唤的一种精神。有些人认为侠义精神不符合现代的法制时代，其实侠义与法制并不冲突，一方面社会需要法制规则，但同时这个社会也需要正义，特别是在一个法制不健全的社会里，我们需要正义来主持公道，而正义自在人心。

金庸的小说其实蕴含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在每个主人公身上都能找到相应的传统思想烙印。金庸的早期作品中体现了儒家的入世精神。这个时期的作品里描写的主人公多是年轻气盛，为国为民，建功立业的侠之大者。如陈家洛，袁承志，郭靖。这也与我国50年代的国民面貌相契合，那个时候新生的共和国正充满了无限的活力与朝气。而到六十年代，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失误与曲折，也引发了很多人的思考与反思。人到中年的金庸这个时期的作品透露出道家与佛家的思想。这个时候的主人公也不再一味的为国为民，他们会把个人追求与国家发展结合起来，杨过，张无忌都是这样，他们最终选择了归隐，离开了那个血雨腥风的江湖，留下了仍然充满了苦难的世界。金庸后期的作品却又充满了佛家的冤孽思想，《天龙八部》就是最好的体现，每个人都是有冤的，每个人都不能达到自己的目的。萧峰曾发过誓不再杀人，却在聚贤庄一战中枉杀那么多英雄豪杰，段誉与好几个女孩情愫朦胧后来却发现都是他妹妹，而立志要当一个好和尚的虚竹却破了各种戒律，这里也恰好与西哲里人类生存荒诞性的思想不谋而合。佛学里认为练武功只是为了更好的修习佛法，就如“过河拆桥”一样，武功只是那个桥而已，一味的追求武功反而会丧失人生的目标。就像鸠摩智一样，最后在“枯井底、污泥处”被废武功后终于大彻大悟，最后成为了一代佛学大师。其实整部《天龙八部》就是一部研究佛学的经典之作。处处散发着佛学的思想光芒。

金庸小说里的爱情也是写的十分深刻，爱情之深，爱情之广，爱情之奇都写得淋漓尽致。他把爱情上升到宗教的程度去拷问爱情本身。“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我们是不是与小说里的主人公有一样的感受呢？

金庸小说蕴含着深刻的批判思想，既包括政治批判，也有民族批判与国民性批判，还有对知识分子的一种批判，这种批判思想在金庸后期的小说如《笑傲江湖》、《鹿鼎记》里表现的尤为明显。

为什么金庸的小说里塑造了那么多大侠，而在最后一部小说里却塑造了一个反侠的角色，这让很多读者百思不得其解，而我恰恰觉得最后一部《鹿鼎记》才是最精彩的，它告诉我们一个道理：什么最厉害？世界上最强大的不是什么刀什么剑，不是什么武功，最强的是谋略智慧，洞悉他人的人心才是最强大的，所谓“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就是这个道理。

第三篇：《金庸武侠小说》读后感

院系：临床医学系 专业：临床医学 班级：五年八班 姓名:宋冬冬

学号:20125610815

近来重读金庸，颇有所感，问世间谁是英雄？思之良久，答曰:郭靖。也许这是个老生常谈的话题，诚然金大侠笔力深厚，为我们无数可歌可泣的艺术形象，然而只有郭靖如同香醇的美酒，越读越让人仰望，而其他的所谓英雄无论主角，配角，抑或龙套与郭大侠相比，无不黯然失色„„ 欧阳克，霍都之类的跳梁小丑自是无法与郭大侠比肩呢，然后名震天下的五绝呢？ 先看中神通王重阳，其人早年抗金，百折不挠，华山论剑，技压群雄，以一己之力奠定了全真教数百年的基业，端的是惊才绝艳，然而我要说的是这些全都是放屁，抗金不假？然后面对金人的肆虐，却去做什么道士，还美其名曰:大智慧，大神通，好一个明哲保身的王重阳！活死人墓的断龙石可与敌人同归于尽，自己却可由密道逃生，这本也无可厚非，但何必做出一副大义凛然的姿态，甚至对至爱之人也隐瞒密道的存在，何其虚伪？“玉女心经，技压全真，重阳一生，不弱于人”自己不行了，用九阴真经克制玉女心经也就罢了，还大言不惭的说什么”重阳一生，不弱于人”，重阳老兄，我真的好佩服您，究竟是怎样的厚脸皮才能说的出这几句话啊！夺得九阴真经，明明自己已经看过了，还冠冕堂皇的说什么:凡我门下，均不得修习此种武功，以示自己华山比剑夺经，非为自己，乃为天下的悲天悯人的心肠。说的多好听啊，古有祁黄羊外举不避亲，内举不避仇，为了显示自己的无私而罔顾大局，本身就是最大的自私，思之先人，王重阳你个老匹夫难道不羞愧吗？ 东邪黄药师，以药师为名，显有师法先贤之意，然后唐代李靖内助秦王扫平天下，外御突厥于国门之外，出将入相，贞观之治，功不可没，李卫公兵法更是流传千古，而黄药师呢？独居海外，仗着些许奇门五行之类的微末之技，孤芳自赏，见识气度更是平凡至极，自诩“东邪”，愤世嫉俗而不知所云，自称平生最恨世俗礼教，繁文缛节，然后孰不知礼教的根本便是上下尊卑？郭靖求亲桃花岛，黄药师百般刁难，本来我也以为是因为黄药师嫌郭靖太笨，然而一句话真相了:我们岂能像寻常人家那样比武招亲，原来是自高自大，看不起郭靖的家世门第啊！而杨过与黄药师相谈甚欢，欲与之结为兄弟，黄药师竟然发怒:我岂能与老顽童一般，与你没大没小？好一个封建礼教的卫道士。俗话说“观其友，而知其人”，黄药师交友更是尊奉门当户对的原则，孰不知白衣亦可卿相，市井岂无俊才，高手在民间。观其一生，除武功尚有可取之处，立功，立德，立言，思及先贤，此药师相去彼药师何止十万八千里？ 西毒欧阳锋，也算一代宗师，金庸也没把他当大英雄来写，在此也不在多说 南僧一灯，看外表也是一个慈眉善目，和蔼可亲的老和尚，然后我要说，这也是一个虚伪的家伙:出家为僧，本应四大皆空，然而他呢？丞相，大将军，御林军总管，水军提督随侍左右，瑛姑骂的好:原来是躲在深山之中，做他的太平安乐皇帝。更可怕的是丞相，大将军，均为国家栋梁，他全部带走了，国家怎么办？如此大理岂能不亡？郭靖黄蓉前去求医，渔樵耕读百般刁难，过后一灯大师竟然说:自己劝过他们好多次，他们就是不听。昨日为君，今日为师，我实在不信，那四人敢公然抗命。我想即使一灯顾及身份，没有明言，些许暗示总是有的，再加上四人出身庙堂，揣测上意也是伴僧如伴虎的必须。而郭靖他们最终上去了，为什么呢？而且很有意思的一点，渔樵耕读四关越闯越容易，这是为何？姑妄言之，随着郭黄二人显示的实力越来越强大，他们看到了郭黄二人强大的潜力，而朱丞相更是八面玲珑，在郭黄二人后面看到了东邪和北丐的影子，于是轻轻悄悄地一个顺水人情，而结果正如他们所料，郭黄对一灯老和尚奉若天人，与渔樵耕读相交莫逆，待朱丞相更是优厚，段皇爷这笔买卖做的太值了，一灯大师真真是好算计，帝王心术，果然深不可测

北丐洪七公，平生惩奸除恶，仗剑行侠，顺带蹭吃蹭喝也算是一个人物，但我还是想说与郭靖相比，简直就是萤烛之光，哪堪与日月争辉！记得当年看《杨门虎将》老令公曾问:死与屈辱的活着哪个更容易？同样，劫富济贫，路见不平，行侠仗义，与率领中原群雄与蒙古大军生死大战，何者为易，何者为难，答案不言而喻，洪七公避重就轻的选了个容易的，我不敢说他老人家懦弱，借用他的一句话做个总结吧“老叫化向来懒散” 五绝说过了，也许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我们再看看年轻的: 神雕侠杨过，很多人说神雕侠侣是金庸笔下最荡气回肠的爱情小说，屁，要说我所谓的龙杨恋更类似于一个寡居少妇的饥不择食与叛逆青年的偏执与无奈。不说小龙女，单说杨过，杨过，杨过爱小龙女吗？自然爱，只要是个年轻漂亮的女的，杨过都爱，更何况是小龙女，年轻的杨过到处留情，这本也无可厚非，少年人嘛，可是人过中年，就应该是学会一心一意了，可是这样吗？书中告诉我们是，然而真是吗？初遇郭襄，便对其大献殷勤，而这十六年中他到底遇到了多少个像郭襄一样的女子，我们不得而知，黄蓉的担心绝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至于他对小龙女的爱更多的出自一种淡淡的恋母情结和天下人不让我和她在一起，我偏偏要和她在一起的偏执，在这里爱情只是杨过偏执的一种工具，杨过之自私，可见一斑，然后仅是这样也无碍于人，但是他对耶律齐却令人颇为不平，杨过骄傲自大，自私偏执的态度使他一生少有朋友，唯耶律齐宽仁大度，与之倾心相交，而他呢？襄阳城下，为一个小小郭襄过个生日，至于那么大费周章吗？他一番胡闹让耶律齐这个丐帮帮主何以自处，所谓的三大功劳充满了高祖还乡般的粗鄙与可笑，更可气的是，最后襄阳大战，郭芙央求他前去救援耶律齐，他却与郭芙计较几十年前的陈芝麻烂谷子，虽然最后他也去了，但是要知道，战场之上救兵如救火，如此罔顾好友生命，如此胸襟气度，我亦羞与为伍！明教教主张无忌，此人也算一代人杰，武功绝顶，重整明教，从某种程度上更是一统江湖，率领中原群雄驱除鞑虏，做的都不错，然而其人优柔寡断，善善不能从其善，恶恶不能除其恶，导致了很多麻烦，更为致命的是其人缺乏主见，一生受人所迫，然后幸运的是他命好，命运让他成为了英雄，某种程度上讲，他是命运的执行者，而不具备那种超世之杰与命运抗争，逆天改命的能力，所以面对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张无忌不战而降。金庸老先生说得好:张无忌不是一个好的领导，但却可以成为我们的好朋友，也许对于张无忌而言，如果可以这样一直糊里糊涂地混到进棺材，也是一件美事，然后垂死之际，回光返照之刻，回想自己的一生，他会不会感到些许遗憾与无奈„„借用季羡林的话为张大教主的一生做个总结吧:你是个好人，但毫无用处 以上均为金庸笔下的风云人物，然而与郭靖相比，呵呵„„ 郭靖的仁厚是他最大的优点，人所共知，就不再说了，然而使他成为英雄的却是另外几个:勇敢，执着，愚笨。射雕三部曲的主题本就是大勇，大智，大仁，杨过之智更多的是一种自私与自我保护，仅仅算是小聪明，张无忌之仁更是妇人之仁，近乎迂腐，唯有郭靖，郭靖的勇更超出了一般意义上的勇敢，它是一种明知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明知力不可及却依然竭尽全力永不放弃的信念，紫云洞中大战欧阳峰如此，守卫襄阳亦如是，郭靖之勇不仅体现在对待远比自己强大的敌人，更在于直面自己的内心，在于坚持自己的信仰，武林中人真正有信仰的并不多更何况是崇高的信仰，金庸小说唯郭靖一人尔，然后他的信仰是什么呢“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八个字郭靖坚守了一生，郭靖所习武学来源于道家与俗家，然而他信奉的“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趋避之”的儒家理念，更难能可贵的是郭静心中的国家既不是一个空泛的概念，更不是昏庸懦弱的赵宋王朝，而是他身后的芸芸众生，舍一人而救天下似乎又充满了一种佛家的大慈悲。托雷是郭靖的从小玩到大的铁哥们，我相信一旦托雷有了危险，郭靖可以豁出性命去救他，然后当托雷大军压境，郭靖犹豫片刻后亦决定前去行刺托雷，这是大仁更是大勇，金轮大王在耳边叫骂，郭靖又有何惧，大不了一死，郭靖从来都是不怕死的，然后他忍了；爱女将在自己面前被敌人烧死，自己明明有能力救他，然而他也放弃了，只为了襄阳，只为了数万万大宋子民免遭蒙古铁蹄的蹂躏，郭靖之勇贯绝古今。很多人看射雕感觉不过瘾，因为里面基本上就黄蓉一个女的在表演，而我们看金庸其他的小说部部美女如云，而射雕呢，我反复回忆似乎女的也不多，何也？是金大侠笔力不够吗？非也，因为我们主人公郭靖的眼里，除了黄蓉还是黄蓉，再也容不下第二个女人，单是这点儿已令世间多少男儿自惭形愧！而客栈之中，一个孤独而无助的身影面对昔日奉若神明的师长始终重复着一句话“蓉儿是好女孩，蓉儿不是小妖女”，就这一句胜过了天下多少风流浪子的甜言蜜语。看到江南七怪的死尸，即使心神大乱，依然在口中呢喃:我不杀蓉儿，我不能杀蓉儿。看到这里不仅想到了神探狄仁杰中的李元芳，即使失去记忆，即使误认为狄公杀了自己最心爱的女人依然不忍心剑指狄公，我不知道钱导构建这一情节是有没有参考射雕这一幕，但我知道情到深处本来就应该是深入肺腑，融入骨髓的，至死不渝。郭靖是一个愚蠢的人，但凡见过他的人都说他蠢，然后是这样吗？孔子云:智可及，愚不可及。郭靖便是这样大智若愚的人。很多人都认为愚蠢的郭靖配不上聪明的黄蓉，然而真是这样吗？黄蓉曾经言道:似你这等人物，世间男儿远无第二个及得。好多人认为黄蓉是情人眼里出西施，然而看郭芙怎么说:小事上我爹听我娘的，然而大事上我妈妈从不违扭我爹爹半句。几十年来，襄阳多少大事，决断的只有郭靖一人，郭芙一句道出了一个天机:郭靖本来就是做大事的人，他所拥有的是大智慧。好一个聪明的黄蓉！然而很多人还是难以相信郭靖拥有大智慧。兵法有云:以正合，以奇胜。诚然郭靖一生也没有什么奇谋，然而堂堂之鼔，正正之旗足以所向披靡。更何况郭靖的任务是防守而不是进攻，不败即是胜。风清扬教授独孤九剑时曾经言到:敌不动，我不动，敌欲动，我先动。为什么这样说呢？敌人动手的间隙正是破绽所在，用兵亦然。司马懿战胜了诸葛亮，郭靖同样一次次战胜了蒙古大军。然而郭靖的大智慧究竟是什么呢？真正的智慧是性格，黄蓉杨过聪明了一时，郭靖聪明了一世。郭靖的性格正如杨过的重剑一般:重剑无锋，大巧不工。粗眉大眼如同庄稼汉一般的郭靖如同定海神针般镇压襄阳城内，郭靖也言道:情况越是危急，自己就越是沉稳。注定，郭靖是天生的领导，无论走到哪里都是中流砥柱般的存在。而可笑杨过身怀异宝而不知，只知仗着蛮力乱劈乱砸，可惜呀可惜！今夜我若入梦，愿为襄阳城下一小卒，郭大侠旌麾所指，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襄阳国难，亦愿从之于地下！

第四篇：读金庸武侠小说有感

读金庸武侠小说有感

迷上金庸的武侠小说是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记得最早拜读的就是他的《射雕英雄传》。那栩栩如生的人物，那古怪离奇的武术招式总是给我耳目一新的感觉，现在想来，还记忆犹新。

记得那时，我无意中发现一个同学在读《射雕英雄传》，出于好奇，我就借过来看看，没想到很快就被里面的故事和情节所吸引，总是抽些时间去阅读。开始父母也是反对，怕影响学习，最后看我成绩一直都名列前茅，非常稳定，也就没有加以约束和制止，只是约法三章：不能在学校里看，不能影响学习，不能上瘾着迷……说实话，也是从那时开始，我养成了爱读书，多读书，读好书的习惯，也无形中提高了我的阅读和写作能力，这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金庸的武侠小说。

尽管这些年也读了不少名家的武侠小说，如：古龙、梁雨生、卧龙生、柳残阳……但我觉得都没有金庸的小说读起来耐人寻味，荡气回肠。比如古龙的小说，突出的是血腥的场面，很少有所谓的“侠气”，和精彩绝伦的招式。但金庸的不一样，他的小说主题比较分明，人物的刻画比较突出，尤其是对我们这个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泱泱大国来说，他着重的是对人性的描写，以及道德和伦理的描写。从他刻画的几

个英雄人物可以看出，他们是那么的善良和果敢，如此的侠义和仁慈、如此的卓绝和完美。如：憨厚淳朴的郭靖、侠肝义胆的乔峰、情深谊长的张无忌还有机灵古怪的令狐冲等。把中国原有的仁、爱、美等体现的淋漓尽致。这也是金庸与其他作家的最根本区别。

同时，金庸对武术招式的描写也活灵活现，精彩纷呈。其招式之多、名字之怪，威力之大是其他武侠小说作家所能望向其背的。什么降龙十八掌、打狗棍法、九阴白骨爪、一阳指……提及这些我们都耳闻能祥，据权威人士介绍，金庸笔下的招式在武侠小说领域内是最多的。也是描写最细、最精彩的。正如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孔庆东在百家讲坛中说的那样：读金庸的作品确实是一大享受,不读金庸就等于不懂一半中国文学。的确，金庸的作品除了在人物丰富，武功绝伦、故事生动的基础上之外，更让人读过有种回味悠长、令人深思、引人入胜的妙处。

另外，读金庸的作品还有一个特点，那就是文字功底扎实，不管是对人物形象的描写，还是对景色的描写，或者是对人物内心世界的描写，都是入骨三分、出类拔萃的。词语之新颖、衔接之巧妙、描写之到位更是其一大特点。读他的作品，即可以陶冶情操又可以丰富知识，真是两全其美，其乐融融。

直到现在，我还抽些时间继续拜读他的大作，如《天龙八部》、《倚天屠龙记》、《笑傲江湖》、《神雕侠侣》……有的读了多遍，甚至每次读后的感受都不一样，但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心情很舒畅。

读金庸的武侠小说心情真的很舒畅！

第五篇：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毕

业

论

文

论文题目：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作者姓名： 石买波

专 业： 汉语言文学

目 录

内容摘要„„„„„„„„„„„„„„„„„„„„（4）

一、“积极入世”、“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4）

二、“仁者无敌”、“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仁政爱民”„„„„„„„„„„„„„„„„„„„（5）

三、“重义轻利”、“舍生取义” „„„„„„„„„„（6）

四、“忠”、“孝”、“悌” „„„„„„„„„„„„„（8）

五、“礼” „„„„„„„„„„„„„„„„„„„（9）注 释„„„„„„„„„„„„„„„„„„„„„（10）参考文献„„„„„„„„„„„„„„„„„„„„（10）后 记（致谢）„„„„„„„„„„„„„„„„„（11）

论金庸武侠小说中的儒家思想

石买波

内容摘要：金庸武侠小说拥有广泛的读者，主要是“积极入世”、“为国为民”、“仁者无敌”、“以人为本”、“重义轻利”、“舍身取义”、“忠”、“孝”、“悌”等儒家思想和反对封建礼教的观点在书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关键词：金庸 射雕英雄传 儒家思想

上世纪50年代，金庸先生以一部《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一个武侠的神话也由此开始。随后，《雪山飞狐》大有“洛阳纸贵”之势。1957年《射雕英雄传》面世，奠定了金庸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本世纪以来，影视界掀起了一股“金庸热”，《天龙八部》、《神雕侠侣》、《笑傲江湖》、《雪山飞狐》、《鹿鼎记》、《倚天屠龙记》、《碧血剑》等新旧版本层出不穷，争相上演，《射雕英雄传》更是多达五个版本。

金庸小说被奉为武侠小说的经典，正如古人所说：“凡有井水处，皆能歌柳词。”我认为应该是：“凡有华人的地方，就有金庸的小说。”影响何其深，流传何其广也。金庸的小说读者群之众，在中国来说，古今罕见，上到名人政要，如邓小平，蒋经国，下到平民百姓，提起金庸的小说，人人都能说出个头头道道来。

金庸的小说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魅力，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呢？究其原因，主要是影响中国几千年的儒家思想在金庸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一、“积极入世”、“为国为民”、“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

自西汉开始人们都以儒家思想为民族的人生观,希望整个社会都在和平稳定的情况下发展。所谓三纲五常说到底也是为了稳固统治者的地位以及维护社会的稳定性。为了民族、国家等群体,国人都以维持社会安定为己任,这是入世的表现。《书剑恩仇录》是金庸的开山之作，从名字上看充满了儒生的诗卷气,而其中的主人公文采飞扬,这从他们的外号就可以看出来，如十四弟“金笛秀才”余鱼同,七哥“武诸葛”徐天宏,总舵主陈家洛更是十足的儒生气质。小说刚开始引入主人公陈家洛是由他的外表写起：“持白子的是个青年公子，身穿白色长衫，脸如冠玉，似是个贵族子弟„„陆菲青连称不敢，心下诧异，见这少舵主一副模样简直是个富贵人家的纨绔子弟，兼之谈吐斯文，和这些草莽群豪全不相类。”[1]很明显，金庸将陈家洛以一儒士的外表表现出来。陈家洛的行程由天山塞外到中原大地，就是为了“反清复明”，建功立业，符合儒家“积极入世”的思想倾向。

在《射雕英雄传》中，金庸成功地塑造了郭靖这一“蠢、笨、痴”的大儒形象，极力宣扬了儒家强调的“积极进世”、“勤能补拙”、“为国为民”的思想。在该书 3

中，郭靖给人的印象是天资愚钝、生性憨厚、心地善良，但由于他勤奋、肯吃苦，吉人自有天相，竟然机缘巧合，学得了一身绝世武功，正所谓“勤能补拙”。当成吉思汗授郭靖锦囊密令，要他率兵破临安、灭大宋时，他慷然而答：“我是大宋臣民，岂能听你号令，攻打自己邦国？”[2]在成吉思汗弥留之际，郭靖和他评论谁是英雄时，“郭靖又道：‘自来英雄而为当世钦仰、后人追慕，必是为民造福、爱护

[3]百姓之人。以我之见，杀得人多却未必算是英雄。’”“为国为民，侠之大者”、“以人为本”、“以天下为己任”，这几句话概括了郭靖巨大的人格力量。知其不可为而为之，虽然不及陈家洛，袁承志那般有安邦治国之鸿鹄大志，但是他以必死之心，力守襄阳，只为百姓少受些苦，这种思想是标准的儒家思想。

袁承志继承父志一来反对外族入侵，二来支持闯王反对崇祯王朝的腐朽统治；郭靖在起名时就已经含有为大宋国雪耻的意味，而长大成人的他也不负重望，为保卫大宋江山拼尽全力，镇守襄阳城，反对蒙古入侵；萧峰的一生更是为国为民的一生，在小说的开篇中萧峰就是为了大宋国的利益而率领他的帮众勇战西夏来犯者，而后发现自己是契丹人，又为辽国排忧解难，在辽帝决定侵宋时他又为了百姓疾苦而与辽国对抗，不管是为了宋或者辽，其中渗透的都是为国为民的思想，也正是这种思想把萧峰逼上了绝路。这些儒家之侠都是遵循着儒家的积极入世、建功立业、以天下为己任的思想而塑造出来的。这也正是儒家思想“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体现。

二、“仁者无敌”、“以人为本”、“以德治国”、“仁政爱民”

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和“人为贵”的思想体系。儒家思想是中国最为重要的传统文化，它包含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思想的主流，如“以德治国”、“仁政爱民”“尊师重教”等等。

儒家崇尚《周礼》，认为人人安分守己，互相关怀，达至一个大同世界，就是“仁”，“仁”是儒家的核心内容。《射雕英雄传》中的郭靖是非常典型的儒家继承者，他当仁不让，危难时刻宁死不屈；体恤百姓，不惜与亲如生父的成吉思汗拒理力争。金庸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尽数刻划在郭靖身上，他为国为民，严守做人之道，有大儒的风范。儒家追求的境界是“仁”，所以，郭靖不但是大侠，他还是“仁人”。仁人是一种“求仁、得仁”的人，郭靖恰是其一。他为天下而忧，并不因爱情而背叛誓言或置黎民百姓于不顾。他虽然愚笨，可是他是做“仁”的典范，正所谓大智若愚，其精神实质是“仁者爱人”。

金庸的小说总是讲“冤冤相报何时了”，总是讲暴力不能解决问题，还有比武 4

力更重要的东西，就是“仁”。在《鸳鸯刀》中，武林人士苦苦寻觅一对宝刀，因为宝刀上有天大的秘密，后来终于找到这对宝刀，秘密就刻在刀上，前面写着“仁者”，后面写着“无敌”。仁者无敌是典型的儒家思想，在斗争过程中可以有暴力，但最高级的是“仁”。反面人物、邪派武功往往以阴谋出现，阴谋诡计可以得逞于一时，但在长时间内是不受欢迎的，甚至是失败的，在长时间内强调“仁者”，讲仁义道德的人经常吃亏，但最终可以善终，而反面人物往往不得善终，这就是武侠小说中弘扬的“仁者无敌”的精神。武功最高的可能是搞阴谋诡计的反面人物，但比阴谋诡计更高的是仁义道德。例如在《射雕英雄传》中，北丐洪七公对西毒欧阳锋数次相救，可谓“仁”矣，而欧阳锋不但不知恩图报，反而一再使用阴谋诡计加害洪七公，致使洪七公武功尽失，但最终洪七公的武功得到了恢复，而欧阳锋却因走火入魔变成一个疯子，这就是“仁者无敌”的具体表现。

“仁”作为儒家文化的核心思想在教育上体现为“有教无类”，在政治上强调“德治”。孔子把周的“礼治”衍化为“德治”是对“礼治”的继承和发展。儒家文化提倡“以人为本”，也可以说是“人文化”。“仁”的实质和基本内容就是“爱人”，对封建君主而言则是“爱民”。君仁民德指在君主实行“仁政”的同时，也要求人民对君主的忠孝，就是用“德”来约束民众的行为。《鹿鼎记》中的康熙，就是儒家所推崇的“明君”形象。康熙忧国忧时，勤政爱民，仁厚大度，尽量减轻百姓负担，得知台湾遭遇严重台风灾害时，还要缩减宫中开支去赈济。有人为《明夷待访录》的事诬告黄宗羲，想陷之于文字狱，康熙为黄宗羲辩诬。康熙曾在韦小宝面前坦诚地说：“我做中国皇帝，虽然说不上什么尧舜禹汤，可是爱惜百姓，励精图治，明朝的皇帝中，有哪一个比我更加好的？”[4]这番话大体符合历史真实，决非自我吹嘘。如果跳出狭隘的汉族立场，必须承认康熙合乎儒家“圣君”的标准。

而在《天龙八部》中，当萧峰是契丹人的身份被揭穿时，江湖群雄马上把各种恶行都归到这本是大仁大义的英雄身上，并以最快的速度纠集起来对他进行追杀，原因无他，只因他是契丹人。这正是儒家正统观念“夷人性恶”，“尊夏贬夷”，“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表现。而萧峰为了阻止宋辽两国发生战争，为了使两国百姓免遭涂炭，他只得选择了“杀身成仁”，这是一个悲剧。

三、“重义轻利”、“舍生取义”

“义”是儒家思想的“五常”之一，原指“宜”，即行为适合于“礼”，是评判人们思想、行为的道德原则之一。

金庸武侠小说的核心思想之一，就是这个“义”字。“义”的一个重要内涵，是路见不平，舍身相助，扶困济厄，不畏强暴，这在武侠小说中有着广泛的表现。这种形态的“义”主要由侠士拯救受难平民与弱者来体现，侠士主持正义，打抱不平。金庸小说围绕着“义”，写了许许多多感天动地的人物、故事和场面。如《射雕英雄传》中洪七公铲奸除恶、扶危济困；《雪山飞狐》中的胡斐替一对母子打抱不平，追杀凤天南；《神雕侠侣》中的神雕大侠杨过，收服邪魔外道，抗击元军，威名远震；《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降服采花大盗田伯光，他们无一不是大仁大义、大智大勇之人。就连《鹿鼎记》中有点小流氓习气的韦小宝都非常讲义气，他周旋于天地会与康熙之间，既不遵康熙之命去捉拿天地会群豪，也不遵天地会之命去刺杀康熙。

“义”的另一个重要内涵，就是英雄人物义气相投，肝胆相照，一诺千金，不负于人。一涉及“义”，金庸总是写得笔墨酣畅，豪气干云，可歌可泣，感人肺腑。如《天龙八部》中的萧峰、虚竹、段誉三兄弟在武林圣地少林寺，在正邪两道众多高手面前，开怀大饮，真是酣畅淋漓，豪气冲云天。值得注意的是，金庸小说所写的“义”，并不是无原则的哥儿们义气，而是与“正义”相联系，或者以“正义”为基础的。

中国传统文化是伦理本位的文化，儒家之义与金庸笔下的武侠之义本质上是相通的，均崇尚“重义轻利”、“舍生取义”，追求道德和人格上的完美。郭靖为了民族大义，甚至可以放弃爱情，全真七子为了江湖义气，甘冒大险，为江南七怪送信，以免江南七怪遭黄药师毒手，这无不是“重义轻利”的表现。金庸小说正是描绘了一系列兼具“儒”、“侠”两方面理想人格的武侠形象，符合我国民众的审美观念，才使得他的小说深得读者们的喜爱。书中的主人公郭靖、杨过、萧峰、胡斐、令狐冲等，他们成为武林高手的修炼过程也是一个“修身、齐家”的人格趋向完美的过程。

金庸在一系列小说中，还赋予“义”以新的内涵。他把“义”提到了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这一新的高度。在武侠世界中，男子的责任和感情是“仁义为先”，“仁”是对大众的疾苦冤屈充分关怀，“义”是竭尽全力做份所当为之事，引申出去便是‘为国为民，侠之大者’。儒家思想的极致是‘杀身成仁，舍生取义’，武侠小说的基本传统也就是表达这种哲学思想。金庸笔下最杰出的英雄人物，都是深明大义，自觉地为群体、为民族、为大多数人利益而奋斗，乃至献出自己的生命。如《天龙八部》中萧峰为了民族大义，自杀身亡。这些形象，体现了中华 6

民族一种最高的人生价值观，正是儒家思想的光辉所在。

四、“忠”、“孝”、“悌”

儒家思想的“三纲五常”指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就是要求人们要忠君、尽孝，这在金庸的小说中也得到了充分的体现。

在《射雕英雄传》中，南帝段皇爷的四个侍卫渔樵耕读，在段皇爷出家后还尽忠于他，做了他的弟子，誓死保护师父，见了神算子瑛姑还要执君臣之礼。在《天龙八部》中，大理镇南王段正淳风流成性，处处留情，而他的四大侍卫却对他忠心耿耿，以死报主。《碧血剑》中李岩对李自成的失望和尽忠义之死，尤其是在第二十回“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中“李岩叫道： ‘大家坐下，我自有主张，万岁爷待我不薄，‘造反’二字，万万不可提起。’然后从容自尽。”[5]就连行事怪僻的东邪黄药师也说自己“平生最敬的是忠臣孝子。”[6]甚至四大恶人之一的南海鳄神也因“师父”这一虚招牌而处处受制于段誉，坚决不做不义不孝之人，最后死于救段的过程中。

儒家思想讲忠与孝，现在的忠诚与孝顺是高尚的人格，但封建伦理道德的愚忠和愚孝住往是悲剧的根源。《笑傲江湖》中的令狐冲狂放洒脱，对师父岳不群却总是毕恭毕敬，蒙冤受屈也不反抗，保持尊师重道的传统道德，在与师父对阵时不愿还手甘愿挨打，这既是人物性格的自然体现，也是金庸本人文化观念的不自觉流露。在爱国、重义、尽孝、尊师、守信这类基本道德观念方面，金庸小说从儒家思想中吸取很多。如梅超风因愚忠于师而死于非命，阿朱因愚孝而亡于情人掌下；杨过与小龙女的相恋因悖于封建伦理的师徒观而直接导致了两人悲惨的生活经历，离多而聚少；大英雄萧峰，从小生长于中原受到中原儒家文化的熏陶，讲究正义，善恶分明，讲究忠与义，他一生经历坎坷，欲杀之而后快的人多如牛毛，而他始终顽强地支撑着，最后他却在愚忠、愚义的思想冲击下自杀身亡；而《鹿鼎记》里的陈近南，死于主人后代之手还要韦小宝不要报复而成其大义，以上的种种悲剧都表现出了愚忠愚孝愚义的愚蠢。

在《书剑恩仇录》中有一段陈家洛与胞兄乾隆皇帝在六和塔上的辩论，陈家洛试图以忠、孝、节、义来说服、打动对方，表明了他真正的儒家思想立场。若乾隆是“明”君（做汉人的皇帝，而非满人的皇帝），陈家洛自会“忠”之；若乾隆顾全兄弟之义，则陈家洛自会“悌”之。然而在乾隆看来，民族大义及兄弟情义，终究没有皇帝宝座那么重要，最终，因为愚忠，陈家洛将他的红花会的弟兄们带上了绝路，而他自己则心灰意冷，隐居回疆。

到了《碧血剑》中的袁承志，他的父亲袁崇焕可谓是儒家忠臣良将，却被崇祯听信谗言杀害。袁承志因而要为父报仇。按理说，为父报仇报到了皇帝头上，这是尽“孝”而违“忠”。不符合儒家道德，儒家道德是“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父要子亡，子不得不亡”。哪有敢向皇帝报仇之理，崇祯可是汉人的皇帝而非异族的皇帝，这不是犯上做乱是什么？按现代人的观点，既然“君不君”，那就休怪“臣不臣”了，这也不违背儒家的传统。传统的理论碰到了新情况、新问题，自然也应该变通。袁承志“以天下为己任”，并能奉献牺牲的精神，实际上是忠实于民族文化的传统价值，并顺应历史发展大潮流的一种选择。但是后来，袁承志看清了崇祯皇帝、闯王李自成所谓的“人君”真实的面目后，他心灰意冷，空负安邦志遂吟去国行，远走海外，流落荒岛。这正所谓儒家所说的“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

五、“礼”

“礼”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道德规范和生活准则，对汉民族的精神培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是一个政治和伦理范畴。儒家思想提倡“克己”、“复礼”，它对统治的实用价值很快使其成为中国后世的主流思想，在经过统治阶级以及“伪儒学派”如董仲舒等的改造，儒家思想开始成为一种统治工具，一种精神枷锁，所以金庸借小说中的人物之口，发起了对封建礼教的讨伐。在《射雕英雄传》中，东邪黄药师可以说是聪明绝顶的第一奇才，他不仅文武双全，而且兼通琴棋书画、医卜星相、算术韬略、奇门五行。但金庸正是借黄药师之口来讨伐“礼法”，《射雕英雄传》第二十五回黄药师非要做主让陆冠英和程瑶迦成亲，他对程瑶迦道：“‘你那小道士师兄骂得好，说我是邪魔怪物。桃花岛主东邪黄药师，江湖上谁不知闻？黄老邪生平最恨的是仁义礼法，最恶的是圣贤节烈，这些都是欺骗愚夫愚妇的东西，天下人世世代代入其彀中，还是懵然不觉，真是可怜亦复可笑！我黄药师偏不信这吃人不吐骨头的礼教，人人说我是邪魔外道，哼！我这邪魔外道，比那些满嘴仁义道德的混蛋，害死的人只怕还少几个呢？’”[7]“甚么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直是狗屁不通，我偏要做主！你爹爹若是不服，叫他来找我比划比划。”[8]黄药师世称“东邪”，他愤世嫉俗，非汤武、薄周孔，甚至写诗来攻击孟子，“乞丐何尝有二妻，邻家何有许多鸡。当初尚有周天子，何故纷纷论魏齐？”[9]真是邪得可以。

《神雕侠侣》的主角杨过从小就跟着黄蓉读《四书》、《五经》，但他却敢于违反传统礼教，与师父小龙女恋爱，而这是郭靖无论如何也理解不了的，因此他严 8

厉制止杨过与小龙女恋爱，但最终还是爱情战胜了世俗观念。这可以说是金庸反对封建礼教的一大胜利。

总而言之，儒家思想在金庸的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儒家文化是中华民族的宝贵遗产，更是文化上的优势。对儒家文化发源地中国来说，我们更应该吸取历史的教训，既不能妄自菲薄，对孔孟之学全盘否定，又不能陶醉于历史，在故纸堆中被束缚。儒家思想存在着一些非常值得我们坚持的地方,假如我国国民都能好好的向郭靖和萧峰学习,以民族大义为重，以群众利益为出发点,这样社会自然会安定和谐的稳定发展。而这个也是儒家思想在社会伦理上最理想的目标。

注释：[1]金庸.《书剑恩仇录》.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4年

[2]金庸.《射雕英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729页 [3]金庸.《射雕英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767页 [4]金庸.《鹿鼎记》.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

[5]金庸.《碧血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 [6]金庸.《射雕英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

[7]金庸.《射雕英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482页 [8]金庸.《射雕英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482页

[9]金庸.《射雕英雄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3月.574页

参考文献：[1] 严家炎：《金庸小说论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

[2] 张乐林：《金庸武侠小说的退隐意识》.《商丘师范学院学

报》.2005年2月第21卷第一期

[3] 欧阳文风：《论金庸笔下的隐士形象》.《贵州社会科学》.2006

年第5期（总203期）

[4] 陈墨：《新武侠二十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92年

[5]《论语》

[6]《孟子》

后记（致谢）：在写这篇论文时，我查阅了大量的资料，积累了一些关于儒家思想方面的知识，同时也了解了武侠小说是我国传统文化得以传播的一个载体。在整理材料和写作本文过程中，承蒙我的指导老师樊得生先生的悉心指教，并得到了我校副校长贺培启同志以及我的同学崔登才的悉心帮助，在此一并谨致谢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