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读梁实秋《谈时间》
谈时间
“梁实秋”这个名字初次听闻,是有一次和朋友闲聊的时候,她跟我说起梁实秋先生在古稀之年还能不顾世俗眼光,与影星谈起忘年恋的韵事。知道梁实秋先生的大名竟是这个缘由,实在有点啼笑皆非。当时只觉得真算是个“风流才子”。真正读到他的作品却是大学课本上的《雅舍》。
这一次因为作业的要求,在图书馆借来了一本《梁实秋集》,“梁实秋是现代文学史上备受争议的人物。他是散文大家,也是翻译家和学者。但是,多年来,他一直被误解和误读,那是由于鲁迅和毛泽东都骂过他,使他在新中国的文化及文学界被长久忽略,甚至被妖魔化。他倡导人性和英美民主制度,却被指责为逃避现实和保守反动。„„” 的确相对于鲁迅那样充满革新气息辛辣有力的战斗式文笔,梁实秋颇显中庸平和,且因为留学生涯和一般现代中国文人产生的观念差异,在那样的政治敏感时期被批判也不算稀奇。而也正是因为那个炮火声隆隆作响的年代,梁实秋所创造的文学价值被众人忽略。
而战火过后,梁实秋那一批打上了『雅舍』标签的小品和杂文,如同抹去了灰尘的珍珠,开始被人所推崇所珍视。这些作品不仅是他经历世界观转变和毁誉参半打击后,对人生的一种超脱体验,更体现了他在文学创作上脱离阶级性时代性的对“永恒的人性”的追求。正因为他的写作不囿于现实,着根于人性,所以能超越时代和地域,历久常青。
《梁实秋集》只是在闲暇时候就看个一两篇,觉得这样的阅读方式对于这样的散文集也比较合适,所以还只看到一半左右。梁实秋先生常是“小处着眼,大处落笔”切入点都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事物、场景,因此,几乎篇篇都让人有种亲切感,老早之前就看到过一句话:“音乐这东西,在所有的艺术里,是最富于侵略性的”当然就觉得大有说出了自己心声的感觉。当时没去探究出处,这一次在本书收录的《音乐》中再次看到这句话,才知道出自梁实秋大师,这一个无关紧要的细节却让我对梁实秋先生的好感值莫名上升。而后的《女人》《男人》让我见识到了梁实秋与典雅平和中表露的生动幽默的语言风格。《谦让》《客》《老年》等等„„几乎每篇作品都让人甘心沉浸在他雍容大度的风范中细细领略他的人生智慧。
最近看过的一篇是《谈时间》。“时间”这个庞大命题,从古至今被许许多多的人论证过辨析过,不得不说,我看到这样主题的文章都想“绕道而行”。而梁实秋先生这篇文章的名字又起得实在——谈时间,开门见山,指明了这是一篇议论性散文。不过以希腊哲学家Diogenes的故事开篇,依旧是梁实秋风格的带有趣味性的说理。通篇广征博引,《淮南子》、苏轼、梁任公、嵇康、刘伶、华兹华斯、济慈,古中今外,信手拈来,引用虽多,却恰到好处,都为梁实秋先生想表达的主题以及他本人的行文风格服务。
先谈及时间,而后“掐头去尾”发觉人生所余无几,感叹时间真是及其珍贵,而“我们的时间之大宗的小号,怕还是要由我们自己负责”即是由我们自己负责,那么,人的一生究竟要怎样支配时间呢,及此,才真正入正题。依旧有一个引子,先聊起了人们对时间的不同看法,有人说“时间即生命”,也有人说“时间即金钱”末尾来了一句“二说均是,因为有人根本认为金钱即生命”这样的逻辑,带点逗笑的讽刺,让人忍不住一笑。
“时光不断的在流转,任谁也不能攀住它停留片刻。”很喜欢文中利用日历来表现时间流逝之快的文段,“我们每天撕一张日历,日历越来越薄,快要撕完的时候便不免矍然以惊,惊的是又临岁晚。假使我们把几十册日历装订为合订本,那便象征我们的全部的生命,我们一页一页的往下扯,该是什么样的滋味呢?” 不经意间就会流逝的时间有多么珍贵,这个世界上几乎所有东西,都能用时间去换得。可是,没有任何一样东西能去换回时间。不禁有了一种岁月无情的感伤。
“对酒当歌,人生几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面对本就短促又飞速流逝的时间,我们感叹之余还是在分分秒秒的打发着,并且不同的人有着不同的安排。正所谓:人各不同,士各有志。
物欲横流的社会,喧嚣繁杂的世界,人们每天奔波于生计所累之中。正是谓和珅所说“无非‘名利’二字”。
而梁实秋先生追求恬淡宁静,充满闲情逸致,襟怀清雅,实有中国古代名士的遗风。
第二篇:梁实秋谈国共两党
梁实秋谈国共两党 作者:傅国涌
来源:民主中国 2003年第7期 本站发布时间:2003-7-13 阅读量:161次
提起梁实秋,1949年后,海峡此岸的人们大概都会不由自主地想起那篇中学课文《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句经典的鲁迅式的谩骂几乎笼罩了梁实秋的一生,如同一个挥之不去的咒语,一个鬼魅般的标签,长期以来遮掩了梁实秋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真实面目。梁实秋生于1903年,比鲁迅晚生了20多年,1926年,他结束在美国3年的留学生涯,一年后新月书店出版他的第一本著作《浪漫的与古典的》,他以一个年轻的教授、文学批评家的姿态登上历史舞台,成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阵营的重要一员。他与鲁迅的交恶也始于那个时候。然终其一生,他对鲁迅杂文、散文、小说的评价基本上都是客观的。自上一世纪80年代“
解冻”以来,世人往往也只注意梁实秋的“雅舍小品”、他的莎士比亚翻译、他的英汉辞典。最近看到广告,《梁实秋全集》将要面世,透过他的全集,人们将有可能较为全面地了解梁实秋其人。
在我看来,最值得一提的,还是莫过于梁实秋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之交的《新月》,以及30年代中期在北平自办的《自由评论》上,所发表的那些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文章,对此人们陌生已久。如果说他对国民党毫不留情的批评只是表现出他足够的良知和勇气,那他对共产党的深刻批评就显示了过人的见识和智慧。
1929年到1930年,胡适、罗隆基、梁实秋在《新月》杂志发表一系列猛烈抨击国民党政权无视人权、一党专制、压制思想自由的文章,连蔡元培、张元济等德高望重的知识界前辈都为之叫好。当然,同时也遭到了当局的围剿、反扑。新月书店结集出版的《人权论集》无疑已成为中国人争取人权的一本经典,一部纪念碑式的著作,是数千年长夜中的一束光亮。其中收入了梁实秋在《新月》第2卷第3号首发的《论思想统一》一文,在这篇脍炙人口的名文中,26岁的梁实秋为思想自由和发表思想的自由大声疾呼:
“思想是独立的;随着潮流摇旗呐喊,那不是有思想的人,那是盲从的愚人。有思想只对自己的理智负责,换言之,就是只对真理负责;所以武力可以杀害,刑法可以惩罚,金钱可以诱惑,但是却不能掠夺一个人的思想。别种自由可以被恶势力所剥夺净尽,惟有思想自由是永远光芒万丈的。一个暴君可以用武力和金钱使得有思想的人不能发表他的思想,封书铺,封报馆,检查信件,甚而至于加以‘反动
’的罪名,枪毙,杀头,夷九族!但是他的思想本身是无法可以扑灭,并且愈遭阻碍将来流传的愈快愈远。”
为此,他发出了“我们反对思想统一!我们要求思想自由!我们主张自由教育!”的呐喊。那一年,他还在《新月》第2卷第9号、第11号接连发表两篇文章,继续围绕着自由、尤其是思想自由问题展开凌厉的攻势。
在《孙中山先生论自由》一文中,他在列举了“批评政治的报纸杂志随时有被禁止取缔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党部行政机关及军队逮捕的危险,„„人民随时有被非法征税的危险”之后,一针见血地指出,“在中国真有自由的,只有做皇帝的,做总统的,做主席的,做委员的,以及军长师长旅长,他们有征税的自由,发公债的自由,拘捕人民的自由,包办言论的自由,随时打仗的自由,自由真是充分极了!可是中国人民有什么自由呢?”
在《罗素论思想自由》文中,梁实秋首先引述了罗素1922年3月24日在伦敦演说《自由的思想与官方的宣传》中的一番话,“俄国的压迫思想比起无论哪一个资本主义的国家都严酷”,布尔什维克强迫著名诗人亚历山大勃洛克“从马克斯的观察点”来教美学,“美学上的节奏学说如何能与马克斯主义发生关系,他实在没有法子办,但是为了免于饿死,他也只好尽力地去发现那种莫须有的关系。”
最终却未能免于穷困而死的下场。梁实秋赞同罗素的见解,他说:“天下最专制的事无过于压迫思想,我们小的时候做‘秦始皇焚书坑儒论’的时候,大概都可以知道这是秦始皇的愚民政策”,但他对罗素羡慕中国古代的思想自由抱有怀疑态度。
1935年11月,梁实秋和张东荪、罗隆基、冰心等朋友在北平创办《自由评论》周刊,晚年他在《槐园梦忆》中忆及此事曾说:“我对政治并无野心,但是对于国事不能不问。所以我办了一个周刊,以鼓吹爱国提倡民主为原则。”
他在创刊号发表的《算旧账与开新张》(此文同时作为《大公报》的“星期论文”发表)中开宗明义指出,“国民党自执政以来,最使知识阶级分子感觉惶恐不安者,即是其对思想言论的自由之取缔干涉,且其设计之工推行之广手段之严,皆远过于北洋军阀统治时代之所为。”“一二九”运动发生后,他在《我对于学生运动的感想》文中要求国民党当局,立即废除***,实现民主宪政,保障国民的舆论自由。在《宪法上的一个问题》文中他直言“假如一个政府对外只知道在睦邻的美名之下屈服,而对内则在建立中心思想的名义之下实行统制,我敢断定这个政府是不会长久的”。
在对国民党口无遮拦的批评之外,他发表了《我为什么不赞成共产党》一文,明确表示“我一向不赞成共产党和共产党主义。”虽然他说“我不是研究政治经济的人,从学理上讨论共产主义,那不是我所能胜任的事。”但他从三个方面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我最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对于民族精神的蔑视。共产党的理论,重视阶级而不重视民族。他们的革命的策略是世界上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推翻资产阶级。中国共产党不是中国国内的一个单纯革命党,它是听命于第三国际的,它是世界革命的一环,它是为阶级斗争。第二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它的对于私有资产的仇视。我自己不是资本家,我也不依靠资本家维持生活,并且对于一般资本家大地主之剥削民众,我也深恶痛绝,但是对于私有资产这个制度,我仍是拥护的。我至今还以为私有资产制度不应废止;而资产之应加以限制,贫民之应加以救济,我是完全同意的。我们要的是公平,不是平均。共产党所采取的是报复手段,要造成恐惧,这是我所不能赞成的。第三点,我不满于共产党的是他们的反民主手段。在政治方面,他们是要***的;在思想方面,他们也是要排斥异己,定于一尊。此种不容忍的态度,与民主的理想背道而驰。所以,我站在民主的立场,便觉得法西斯蒂之专政,共产党之专政,国民党之专政,都同样的不是妥当的办法。议会制度,也许是不能成为最有效率的政治制度,但民主的精神,即服从多数意见,尊重少数人之权利,最大量之个人自由,公开讨论的风气等,是任何国家所不可少的。只有民主的国家里,才有个人自由之可言。民主精神是人类几千年来付了很大代价才获得的一点智慧,凡反民主的姿势,都是开倒车。”
这些言论,尤其是第三点,即使今天读来,依然让人感到痛快淋漓。在梁实秋看来,“政治上最不公道的是***”。他不是三民主义者,他认为作为一党的党义,国民党自有在其党内宣传并要求党员信奉的自由,但不能强迫党外的每个人接受。他不赞同共产主义,但当国民党以刺刀将共产党人淹没在血泊中时,他公开为共产主义辩护,“共产主义在理论上有很大一部分是合理的,事实上亦有很大的一部分被一般有思想的人接受了。言论自由应包括共产党人宣传自己主张的自由。
”为此他主张在大学中开设“共产主义”的课程,请有学识的无党派人士纯粹从理论研究的角度来讲授,他在《如何对付共产党?》一文中认为:
“共产党的问题也是社会的不公道所酿成的。从历史上看,没有一次革命与变乱没有它的政治或经济的背景,绝非仅仅是‘好乱成性’的少数人所能煽惑掀动的。”
为此他直截了当地发出了“加入共产党,不犯罪;信仰共产主义,不犯罪;组织共产党团体,宣传共产主义,亦不犯罪,因其未作武力扰乱故也”的声音。他同时认为,“共产党人或信仰共产主义者若以暴力扰乱程序攘夺政权,则是犯罪,当明正典刑”。就事论事,客观中立,反对暴力,这是一个典型的自由主义者的立场,以和平、理性的方式,不屈不挠地争取不折不扣的思想、言论等自由,就是他们的全部追求,是手段也是目标。
作为白璧德的信徒,一位吸收了西方人文主义精髓的文学批评家,梁实秋对共产党的“文艺政策”深恶痛绝,“‘文艺’而可以有‘政策’,这本身就是一个名辞上的矛盾。俄国共产党颁布的文艺政策,里面并没有什么理论的根据,只是几种卑下的心理之显明的表现而已:一种是暴虐,以政治的手段来剥削作者的思想自由;一种是愚蠢,以政治的手段来求文艺的清一色。”“无论谈到什么,总忘不了‘
阶级’,总忘不了马克思。马克思主义在政治经济方面,其优劣所在,自然还值得讨论,可是共产党人把这理论的公式硬加在文艺的领域上,如何能不牵强?我想有一天他们还要创造马克思主义的数学,马克思主义的物理化学罢!”(《所谓“文艺政策”者》)
在《文学有阶级性的吗?》一文中,这位文学人性论的倡导者强烈地质疑了“
文艺工具论”的观点,“把文学当作‘武器’!这意思很明白,就是说把文学当做宣传品,当做一种阶级斗争的工具。我们不反对任何人利用文学来达到另外的目的,这与文学本身无害的,但是我们不能承认宣传式的文字便是文学。”
尽管如此,当他面对上个世纪30年代中国苦难的现实时,他也认为,“福建江西各处农工苏维埃是不能用‘匪区’二字来一笔抹杀的。这共产党的活动是否可以挽救中国大众的苦痛,姑且不论,不过这运动之足以震撼人心,尤其是知识分子及青年,是不容讳的事实。”(《所谓“题材的积极性”》)
这是梁实秋当年的真实想法,他信仰思想自由,主张各种思想多元并存,兼容并包,独立思考是他的生命线。在国、共两党两种不同思潮截然对立的时代,他坚持不依附大权在握、颐指气使、生杀予夺的国民党,也不赞同共产党暴力革命的道路,而是作出了自己独立的判断。他在1935年说:“这十年来国内研究经济的学者们,有谁可能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论著?共产问题在中国是这样严重的大问题,而学者名流、思想家,竟躲避着这一个最迫切的问题,而不痛切地表示意见。”其实,在他之前,1929年罗隆基曾在《新月》发表过《论中国的共产
——为共产问题忠告国民党》一文,在他差不多同时期,丁文江、周炳琳也在《独立评论》“堂堂正正地发表过反对共产”的文章,不用说在他之后,储安平在《客观》与《观察》周刊上那些论共产党的文字。他们的看法代表了中国自由知识分子对共产党和共产主义乌托邦的基本认识。这些文章,白纸黑字共同证明了左翼的迷雾并未蒙蔽所有知识分子。在“多少”与“有无”之间,他们当年曾有过极为清醒的判断。1949年是个历史的转折关头,在去留之间,因种种原因,他们作出的选择并不相同。罗隆基的左转,储安平、周炳琳等选择留下,注定了他们后来的悲剧。尽管梁实秋不满国民党的专横,写过许多锋芒毕露的批评文章,但“两害相权取其轻”,他和胡适、傅斯年等一大批知识分子作出了另外的选择。时光流转,在经历了“反右”、“文革”等一系列连绵不绝的灾难之后,我们不得不欣赏他们当年的眼光和选择。
第三篇:梁实秋散文谈友谊
朋友居五伦之末,其实朋友是极重要的一伦。所谓友谊实即人与人之间的一种良好的关系,其中包括了解、欣赏、信任、容忍、牺牲……诸多美德。小编精心为你整理了梁实秋散文谈友谊,希望对你有所借鉴作用哟。
假设以友谊作基础,则其他的各种关系如父子夫妇兄弟之类均可圆满地建立起来。当然父子兄弟是无可选择的永久关系,夫妇虽有选择余地,但一经结合便以不再仳离为原则,而朋友则是有聚有散可合可分的。不过,说穿了,父子夫妇兄弟都是朋友关系,不过形式性质稍有不同罢了。严格地讲,凡是充分具备一个好朋友的人,他一定也是一个好父亲、好儿子、好丈夫、好妻子、好哥哥、好弟弟。反过来亦然。
咱们的古圣先贤对于交友一端是甚为注重的。《论语》里面关于交友的话很多。在西方亦是如此。罗马的西塞罗有一篇著名的《论友谊》。法国的蒙田、英国的培根、美国的爱默生,都有论友谊的文章。我觉得近代的作家在这个题目上似乎不大肯费笔墨了。这是不是叔季之世友谊没落的象征呢?我不敢说。
古之所谓“刎颈交”,陈义过高,非常人所能企及。如Damon与Pythias,David与Jonathan,怕也只是传说中的美谈吧。就是把友谊的标准降低一些,真正能称得起朋友的还是很难得。试想一想,如有银钱经手的事,你信得过的朋友能有几人?在你蹭蹬失意或疾病患难之中还肯登门拜访乃至雪中送炭的朋友又有几人?你出门在外之际对于你的妻室弱媳肯加照顾而又不照顾得太多者又有几人?再退一步,平素投桃报李,莫逆于心,能维持长久于不坠者,又有几人?总角之交,如无特别利害关系以为维系,恐怕很难在若干年后不变成为路人。富兰克林说:“有三个朋友是最忠实可靠的——老妻,老狗和现款。”妙的是这三个朋友都不是朋友。倒是亚里斯多德的一句话最干脆:“我的朋友们啊!世界上根本没有朋友。”这句话近于愤世嫉俗,事实上世界上还是有朋友的,不过虽然无需打着灯笼去找,却是像沙里淘金而且还需要长时间地洗炼。一旦真铸成了友谊,便会金石同坚,永不退转。
大抵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臭味相投,方能永以为好。交朋友也讲究门当户对,纵不像九品中正那么严格,也自然有个界线。“同学少年多不贱,五陵裘马自轻肥”,于“自轻肥”之余还能对着往日的旧游而不把眼睛移到眉毛上边去么?汉光武容许严子陵把他的大腿压在自己的肚子上,固然是雅量可风,但是严子陵之毅然决然地归隐于富春山,则尤为知趣。朱洪武写信给他的一位朋友说:“朱元璋作了皇帝,朱元璋还是朱元璋……”话自管说得很漂亮,看看他后来之诛戮功臣,也就不免令人心悸。人的身心构造原是一样的,但是一入宦途,可能发生突变。孔子说,无友不如己者。我想一来只是指品学而言,二来只是说不要结交比自己坏的,并没有说一定要咱们去高攀。友谊需要两造,假如双方都想结交比自己好的,那就永远交不起来。
好像是王尔德说过,“一个男人与一个女人之间是不可能有友谊存在的。”就一般而论,这话是对的,由于如有深厚的友谊,那友谊容易变质,假设不是心心相印,那又算不得是友谊。过犹不及,那分际是很难把握的。忘年交倒是可能的。弥衡年未二十,孔融年已五十,便相交友,这样的例子史不绝书。但似乎以同性为限。并且以我所知,忘年交之形成固有赖于兴趣之相近与互相之器赏,但年长的一方面多少需要保持一点童心,年幼的一方面多少需要显着几分老成。老气横秋则令人望而生畏,轻薄儇佻则人且避之若浼。单身的人容易交朋友,由于他的情感无所寄托,漂泊流离之中最需要一个一倾积愫的对象,可是等他有红袖添香稚子候门的时候,心境就不同了。
“君子之交淡若水”,由于淡所以不腻,才能持久。“与朋友交,久而敬之。”敬就是保持距离,也就是防止过分的亲昵。不过“狎而敬之”是很难的。最要注意的是,友谊不可透支,总要保留几分。Mark Twain说:“神圣的友谊之情,其性质是如此的甜蜜、稳定、忠实、持久。可以终身不渝,假设不开口向你借钱。”这真是慨而言之。朋友本有通财之谊,但这是何等微妙的一件事!世上最难望的事是借出去的钱,一般人为最倒霉的事幼莫过于还钱。一牵涉到钱,恩怨便很难清算得清楚,多少成长中的友谊都被这阿堵物所戕害!
规劝乃是朋友中间应有之义,但是谈何容易。名利场中,沆瀣一气,自己都难以明辨是非,哪有余力规劝别人?而在对方则又良药苦口忠言逆耳,谁又愿意别人批他的逆鳞?规劝不可当着第三者的面前行之,以免伤他的颜面,不可在他情绪不宁时行之,以免逢彼之怒。孔子说:“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则止。”我总以为劝善规过是友谊的消极的作用。友谊之乐是积极的。只有神仙和野兽才喜欢孤独,人是要朋友的。“假如一个人独自升天,看见宇宙的大观,群星的美丽,他并不能感到快乐,他必要找到一个人向他述说他所见的奇景,他才能快乐。”共享快乐,比共受患难,应该是更正常的友谊中的趣味。摘自天下文学网
第四篇:读《梁实秋作品》有感
读《梁实秋作品》有感
上中学的时候就听说过梁实秋先生,在印象中他是个反动文人的嘴脸,因为被誉为“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而闻名。最近一些年,开始零星接触过梁先生的文章,印象也不是那么深。直到今年,读完长江文艺出版社2012年出版的《梁实秋作品》,才知道他的文章写的确实好。
书中收集的文章大概是梁先生的精品,说读此书爱不释手并不夸张。我有读书几本不同的书同时读的习惯,可是读此书却是专心致志地读,可以说是心无旁骛。全书分为雅舍品人、雅舍品世、雅舍札记、雅舍忆旧、雅舍谈吃、秋室漫笔六个部分,每个部分都有若干篇精美散文,我虽然不太懂这些美文的妙处,但是能够觉得读他的文章是一种享受,就像是哪怕是最贪玩的学生也能够知道哪个老师课讲得好一样。我读他的作品,感觉是有韵味、有余味,读起来是一种感觉,读后还有一种感觉,就像是吃一种美味,吃着是一个滋味,更能让人回味,这就和那些快餐有着截然不同的区别。就如一个有品味的人,尽管穿着很普通,但是只要和他接触,就很容易感受到他的内在的品味、修养、魅力,秀外慧中,美不胜收,真正是腹有诗书气自华,梁先生的文章尽管朴实,也掩不住作者的才华。梁先生的文章选材非常广泛,从文章题目上就可见一斑,像《乞丐》、《医生》、《好汉》等写人的,《信》、《衣裳》、《天气》等写事的,《茄子》、《粥》、《饺子》等写吃的,真是人情世事皆可入文。而且他的文章并不是泛泛之谈,而是精雕细刻,入木三分,且有真情实感,让人信服。
本书收集的梁先生的文章都非常精短,不过是一两千字,也许这就是梁先生散文的风格,就是所说的“行之其所当行,止之其所当止”吧,反正他的文章虽然简短,却不显得单薄,反而觉得篇篇丰满匀称,如行云流水,水到渠成。
梁先生不仅是有才华的,而且是有学问的,从他积三十年时间翻译《莎士比亚》,就可以看出他是真正的大家。读完这本书,不禁掩卷深思,为什么这样的大家会被骂的狗血喷头呢?他被骂的时候才仅仅是二十七岁的小青年,纵使有万般不是,难道非得一口吐沫淹死才解恨吗?也许是我鼠目寸光,所以才百思不得其解。
第五篇:梁实秋雅舍谈吃读后感
梁实秋雅舍谈吃读后感
张铃佳
中华五千年灿烂文化里,有多少人拜倒在‘美食’的裙下。文人墨客更是甘之如饴。
《雅舍谈吃》一书中收录的大多是,梁先生在老北京各家吃过的招牌菜以及小吃,文风自然亲切,仿佛都是信手拈来,毫无矫揉造作,不似散文倒有点像是杂文了。他虽不是像美食家对于美食如数家珍,但他多的是一份文人对于生活的感悟。
他写的大多数也都是老北京的家常菜,例如:窝头、火腿、咖喱鸡、醋溜鱼、鱼丸,也写饮酒、喝茶、康乃馨牛奶,亲切的就像是老一辈在对你唠嗑。看着目录就像看着一份份丰富大餐,就忍不住食指大动。
读着“芙蓉鸡片”你就会被饭馆跑堂的剥蒜、剥葱、剥虾仁的麻溜劲给吸引住,读到说山东腔的堂倌说:“二爷!甭起虾夷儿了,虾夷儿不信香”,堂倌与食客的画面感给吸引住。然后开始挽起袖角也想试试放了掐菜、黄瓜丝、萝卜缨、芹菜末四色面码的绝味杂酱面。一口下去,是不是也会吃得满面红光,酣畅淋漓?
梁实秋先生说:“虽然饮食是人之大欲,天下之口有同嗜,但烹调而能达到艺术境界,则必须有充裕的经济状况。在饥不择食的情况下,谈不到什么食谱。只有在贫富悬殊而社会安定、生活闲适的状态之下,烹饪术才能有特殊发展。”因此朱赢椿与梁先生不同之处在于,《肥肉》一书中更多的讲述一代人,在那个满是饥饿的时代里,吃都实属不易,更不要说是肉。而透过一块现代人大多舍弃的油腻的食物,穿越历史,当或悲或喜的记忆纷至沓来,该是何等矛盾的情感?听如今文坛上的才子们讲起那段与饥饿的共同记忆,不禁会有所触动。两本书虽然同是讲吃食,但是《肥肉》多了份历史版的沉痛,《雅舍谈吃》更多的是对日常美食的惦念。有些过处尽管不精细,难得的是一位老人对故土的浓浓情意。
远去的吆喝、飘香的美味、挥之不去的袖口淡淡的清香。早已经幻化成风,悄然入梦。书中写道:“烹饪的技巧可以传授,但真正独得之秘也不是尽人而能的。当厨子从学徒做起,从剥葱剥蒜起以至于掌勺,在厨房里耳濡目染若千年,照理也应该精于此道,然而神而通之蔚为大家者究不可多得。盖饮食虽为小道,也要有赖于才。名厨难得,犹之乎戏剧的名角,一旦凋谢,其作品便成《广陵散》矣。”
精湛的绝活凸显的事老北京的生活轶事。老一辈人对于生活真实的态度,仿佛瞥见一位白胡子老爷爷立于身侧,念道:“世上之事,唯有美味与理想不可抛。”
老北京里的某些地点、风俗,虽然已经随时代的变迁黯然不见了,但是再走过那些旧时的寻常巷陌,熟悉的记忆又会在怵然间奔涌而来,将你淹没。梁先生更是一位性情中人,对于喜欢的吃的更是写道:“每个混沌都包得非常俏式,薄薄的皮子挺拔舒翘,像是天主教修女的白布帽子。”又对于不喜的日本生鱼片又嫌它软趴趴的,黏糊糊的,不是滋味,却对西湖楼外楼的“鱼生”赞不绝口。这样一个真性情的老先生让我们怀恋,怀恋他对喜爱的事物“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被有时欣喜,有时爱唠叨,有时情到深处又感伤的文字倾倒。
个中缘由,我觉得用张爱玲的话,再合适不过。她说:“做成的蛋糕远不及制造中的蛋糕,蛋糕的精华全在烘焙时期的焦香。不停地追忆,不停地烘焙,带着记忆和乡愁的香,是吃的精华。”
北京的前尘往事,混在食物的馨香中犹有风味。他也曾自嘲一生未能忘情于诗酒,文字飘逸洒脱莫不是诗性使然?
张爱玲怀恋的炉膛里冒起的青烟;朱赢椿所记录的是饥饿时代里一群人的故事;而梁秋实写的不过是对于故土的深深眷恋。而《雅舍》文字的动人之处,正是对似水年华的追溯。懂得生活的人才懂食之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