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的叙事美学

第一篇：沈从文的叙事美学

关注生命智慧是为西方叙事美学所永远不可能参透的最具中国叙事特色的秘笈。沈从文叙事美学的突出贡献在于参透了中国叙事美学的秘笈，在将叙事诗性化与抒情抽象化有机统一的基础上通过“乡下人”叙述视角成功实现了叙事的抒情化、抒情的抽象化、抽象的生命智慧化。

人们长期以来比较关注沈从文文学创作的风格，其实沈从文的最大贡献还在于他不仅在理论上而且在创作上成功实践了他独特的叙事美学思想，不仅极大地丰富了西方叙事美学的内容，而且成功地总结和发展了中国叙事美学精神。

一、诗性叙事

叙事的抒情化、诗性化即诗性叙事是沈从文对叙事美学的首要贡献。这种诗性叙事就是将源于无意识和潜意识的以一种几乎感觉不到然而带有一定强制性和不可违背性的方式出现于意识之中的诗性直觉和体验，通过某种无法预测和遏制的情感和理智形式融合于小说的叙事之中，不仅使小说的叙事将既具有一定时间序列又具有一定因果关系的一系列事件有机联系起来，而且又由于将超越了时间序列和因果关系的既具有情感性质又具有理智性质的源于无意识和潜意识的诗性直觉和体验一并融入这种叙事之中，乃至具有不可或缺的诗性特质。在沈从文看来，短篇小说的写作，“应当把诗放在第一位，小说放在末一位。一切艺术都容许作者注入一种诗的抒情，短篇小说也不例外”（1）。借景抒情和状物言志固然是创造诗性意境，达到叙事诗性化的基本方式，但一个作家如果能够在不露声色的客观叙事之中同样能成功地达到诗性化境界，使读者感到强烈而且浓郁的诗性化特质，这就不能不说是作家的一个创造。沈从文的叙事不仅穿插于大量叙事之中的写景状物段落蕴涵的诗情画意，甚至表面的客观叙事之中也不乏浓郁的诗情画意。如：“当几个族中人乘上小船，在深夜里沉默无声向河中深处划去时，女的低头无语，看着河中荡荡流水，以及被木桨搅碎水中的星光，想到的大约是二辈子投生问题，或是另一时被族中长辈调戏不允许的故事，或是一些生前”欠人“”人欠“的小小恩怨。这一族之长的大老与好事者，坐在船头，必正眼也不看那女子一眼，心中却漩起一种复杂感情，总以为”这是应当的，全族面子所关，不能不如此的“。但自然也并不真正讨厌那个年青健康光鲜鲜的肉体，讨厌的或许倒是这肉体被外人享受。小船摇到潭中时荡桨的把桨抽出，船停了，大家一句话不说，就把那女的掀下水去。这其间自然不免有一番小小挣扎，把小船弄得摇摇晃晃，人一下水，随即也就平定了。送下水的因为颈项上悬系了一面石磨，在水中打漩向下沉，一阵水泡子向上翻，接着是天水平静。”（2）沈从文叙事美学的特征在于能够将其关于生命的创造性直觉消融于客观叙事之中，使其中无论任何一个极其平常的闪光、微笑、眼神、念头，甚至一阵水泡和摇晃都蕴涵着深刻的诗性意境，都凝聚着跨越生死之门的一个短期生命挣扎和生命态度。

沈从文叙事美学常常以小说的叙事作为其建筑文学世界的框架结构，而将源于无意识和潜意识层面的关于生命的诗性直觉和体验作为不可或缺的建筑和装潢材料一并纳入客观叙事的框架结构之中，使其成为一个完全自足的整体性世界。这种叙事通常并不仅仅是一种区别于抒情、议论、描写甚至说明的表达方式，而是抒情、议论、描写甚至说明等各种表达方式的综合运用。他认为：“小说既以人事为经纬，举凡机智的说教，梦幻的抒情，一切有关人类向上的抽象原则的说明，都无不可以把它综合组织到一个故事发展中。”（3）沈从文叙事美学不再是一种单纯的事件陈述，更是一种对关于事件及其参与者和场景的诗性直觉和体验的表达，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诗性叙事。这种诗性叙事要求作家既要陈述事件，又要将其关于事件及参与者的生命直觉、感受、体验和思索一并呈现出来，也只有这样才能使读者获得真正源于原始情感的生命体验。雅克·马利坦指出：“伟大的小说家就是诗人。他们寥寥无几。要使一部小说富有诗意，需要有一种特别强有力的创造性直觉，它能够引导其直觉之流进入活现在作品中的他人本身的内在隐幽处。”（4）沈从文就是这寥寥无几的诗人小说家之一。

二、抽象抒情

沈从文 “把知识分子见于文字、形于语言的一部分表现，当作一种‘抒情’看待”，（5）沈从文叙事美学所崇尚的其实是一种抽象抒情。他把这种希望寄托于梦呓式的自我调整，总是企图割断与社会政治的联系，寻求一种与社会政治需求脱节的抒情方式，常常以对生命体验的坦白与诚实，以对生命本质的深刻体悟而企求获得社会的宽容和谅解。能够在司空见惯的虹霓、云影、星光、黄花、草木，乃至石头、砂子和渔船之中产生生命直觉和认识，能在任何一个平凡的生活景象之中真正触摸到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并通过对习以为常的自然物象描摹将其生命体验和感悟寄寓于似乎十分客观的抒情话语之中，使其与诗性话语极其和谐地融合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对于一切自然景物，到我单独默会它们本身的存在和宇宙微妙关系时，也无不感觉到生命的庄严。一种由生物的美与爱有所启示，在沉静中生长的宗教情绪，无可归纳，我因之一部分生命，竟完全消失在对于一切自然的皈依中。这种简单的情感，很可能是一切生物在生命和谐时所同具的，且必然是比较高级生物所不能少的。然而人若保有这种情感时，就产生了伟大的宗教，或一切形式精美而情感深致的艺术品。”（6）

沈从文抽象抒情的基本特征就是抒情的抽象化，就是在无论一抹黑云、虹影和淡白星光，海上的白帆和草地上黄花，还是墙壁上慢慢移动的斜阳，瓦沟中的绿苔和细雨微风中轻轻摇头的狗尾草，乃至河水里的石头和砂子、水面腐烂的草木和破碎的船板等自然物象之中都能导引读者体验到生命的最离奇遇合和最高意义。如：“小小灰色的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黑色沉默的鱼鹰，向下游缓缓划去了。石滩上走着脊梁略弯的拉船人。这些东西于历史似乎毫无关系，百年前或百年后皆仿佛同目前一样。他们那么忠实庄严的生活，担负了自己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依然摊派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来临，他们便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7）虽然将抒情抽象化为一种生命体验和感悟乃至生命智慧事实上是中国古典诗歌抒情美学的一个传统，但是沈从文显然兼具陶渊明归隐之后的闲淡与王维禅悟之后的宁静，同时又具有陶渊明和王维所缺乏的乡下人叙述视角。他曾经自称：“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8）沈从文在真正洞察了湘西乡下人生命的艰辛和平淡之后，更多地表现出了对平常生命的认同和哀挽。在这里没有更多情欲，也没有自我情感的简单宣泄，只是关注生命的本身及其形式，更多的是对湘西苗族，乃至湘西农民甚至中国农民生命的惆怅凝注和轻微叹息。在这里一切尖锐的对立和激烈的冲突，都被化解为和风细雨般的宽容、豁达，甚至默契和认同。也许是儒家尤其庄禅的齐物和无滞的思想使他格外具有了宽容的思想，即使在抒写跨越生死之门的悲剧性情节和氛围时都显得那么平静和淡然。这绝对不是对生命的麻木和冷漠，而是洞察了艰辛和苦难之为常态后的无奈、默然和达观。这种叙事几乎都是平凡生命的无望赞歌和平静挽歌。格奥尔格·西美尔指出：“生命在其本质范围内给自己造就一种形式，借助该形式，生命能够获得一个实际上可以加工的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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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沈从文湘西女性形象及其美学意蕴分析

试析沈从文湘西女性形象的美学意蕴

作者：管桂英学号：20071360090886指导老师：尹文化

【摘要】沈从文以“边城”为代表的湘西题材小说，表现了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具有很高的审美价值。这种价值不仅表现人生理想上，自然与女性的神性也使这一形式获得了定性。水和自然美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他在变化多端的自然之中找到与之和谐完美的女性之美，并以此塑造了一系列人质神性想结合的湘西少女的形象，构筑了一个清新脱俗，意味悠远的女性神话世界。而作家对湘西民族历经磨难的历史和生存危机的现实的感叹揉进这一人生形式中，我们在真切的感受到作者酣畅淋漓地对湘西爱与美的赞颂和回忆的同时，也读到了作者心酸的眼泪和暗地里绞心的痛楚。达到了作家提出的“美丽总令人忧愁”这一审美境界。

【关键词】沈从文 湘西系列 女性形象 人性与神性 美学意蕴

沈从文将人性推到了崇高的地位。当他面对都市社会用“文明”的绳索将“人性”捆绑、勒杀时，他那卑微敏感的“乡下人”的目光充盈着胜利的忧郁和哀伤。曾几何，“我觉得一身渺小，正如一只猫儿初置身于一陌生锦绣辉煌的室中，几欲惶惧大号。”①面对“文明”的洪流，来自“荒蛮之地”的沈从文感到无尽的虚弱和自卑。为了自尊，他的心顽强地抵抗着都市文明。如今，饱受“文明”炼狱般洗礼的他，猛然发现都市文明原来那么可笑、可怕，人与人关系变得复杂到不可思议，然而又异常单纯的一律受‘钞票’所控制。„„一切人事在我眼前都变成了漫画，既虚伪，又俗气，„„”②沈从文发现，那些原来使自己感到卑微、惭惶不安的城市绅士淑女们，原来是如此之空虚。沈从文很感性地认识到“文明”使人性失去了什么，“所有值得称为高贵的性格，如像那热情，与勇敢，与诚实，早己完全消失殆尽。”③他终于找到了心的强力支点，沈从文发现，在那遥远的故土，那“充满原始神秘的恐怖，交织着野蛮与优美”的地方，是他理想人生的滋养地。于是为了那遥远的爱，也为了“人生至少还容许将来重新安排一次”的信念，当其他作家在为民族的前途命运而焦虑而呐喊时，沈从文却用热情、迷醉的歌喉，唱那人性的歌，他要让“读者能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物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④于是，一个用感情蒸腾和用爱浸泡的“湘西世界”，新鲜生动地展现在读者面前，它极善、极美，平静中躁动着生命的活力。但它又不唯美，不是世外桃源，人生的“常”与“变”融在其中，美中含着愁，感性中蕴藏着理性，人生理想与现实感悟有机地统一在其中，使湘西题材作品，特别是湘西系列女性形象显现出凄美的审美效果。

一、湘西系列女性的人性美

都市文明下的生活，是一种物化的生活，人们过多的追求权势、名利，忽视了人性的健康发展，他们为物质、观念而活着，却没想到要为“自己”而活着。湘西世界的生活恰恰相反，这是一种外化的生活。物在她们的生活中也是需要的，却不是重要的，山民们从祖辈以来，经受了太多的痛苦与艰辛：环境的恶劣、外族的入侵、统治者的征服与同化„„，他们的命运自己根本无法把握。人生的莫侧，使他们深感生命的无常，“一切都是命，万事不由人”，人生充满变数。所以，他们从不在意身外的一切，只求能完整而庄严地活着。“他们那么忠实庄严地生活，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为自己，为儿女，继续在这世界中活下去。不问所过的是如何贫贱艰难的日子，却从不逃避为了生存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他们的生活、爱憎、得失里，也仿佛摊送了哭、笑、吃、喝。对于寒暑的往来，他们便比其他世界上人感到四时交替的严肃。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⑤他们从来不以物化的标准去衡量人生，他们看重的是人格、1

情感的丰满与独立，守着一个“独立自主”的做人原则，宁愿受穷，也要让灵魂得到安宁，以保持做“人”的本色。沈从文对此深有感触。当他来到都市，面对来自各方面的压力时，他总是顽固地坚守自己的人生准则，用他那“乡下人”的那把尺，那杆称，衡量着生命的价值和意义。他认为，一个人活着，不能计较个人的利益得失，“不拘拘于物质攫取和人世毁誉”，他就能“硬起脊梁”，走自己的路，他才会活得自由，活得充满朝气。这种人看来也许粗一点，野一点，但这正说明他“是个人”⑥正因为如此，“湘西人生形式”中，每个人都保守着这一份本色，给人印象最深的就是湘西少女形象。她们美丽、温柔、多情、善良、活泼、顽皮、天真。她们是自然孕育的完美产儿，是为自己活着的人。《边城》中的翠翠就是这样一个透明、清秀、真诚的少女形象，给人以无限的美感。她爱爷爷，尽量为爷爷分担辛苦，爱心总是战胜玩心。她的爱情是纯净的，超越了一切世俗利害关系在她这里，爱情需要的不是门第，不是金钱，而是从心里流出的热情的歌，“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面山悬崖半腰，去做什么呢？摘虎耳草！”。三三是沈从文笔下又一个可爱的少女形象。她长得很美，虽然在小说中我们并没有见过三三的面目，但是从碾坊外的小树林里飘忽的葱绿衣裳、母亲看到的苗条如一根笋子的身材、管事先生与白脸少爷眼里的“美人”中，我们依然可以清晰的看到三三的美。但她美之处并非她的外表，而是她那清纯、真诚、正直的心。她抑强助弱，喂鸡时总是驱赶那横蛮无理的鸡，直到妈妈代为求情方止；对于到潭中钓鱼者，三三有双重标准，每遇不甚熟悉的人，则高声警告，或求助于母亲折断他的竿子，当母亲照例代为讨情后，三三便静静地看着，心里记着数目，回头告诉母亲。一旦看到因鱼大且拉得不合适而折断了鱼竿的，便向钓鱼人咧着嘴发笑，并急忙跑回家告诉妈妈。如果钓鱼人是熟悉的并且讲道理，则一边坐在旁边看，一边向钓鱼人讲述别人折断鱼竿的笑话；三三从不羡慕别人的金子宝贝，她热爱自然，因为黄昏太美，便要母亲陪她坐在枫树下，送那片云过去再走；她与母亲在一起，才能够安安静静的睡觉，但有时却任性无理，明明与母亲都感觉女护士长得体面，但当听到母亲先说出来时，却又否认，其结论故意与母亲不一致。虽然三三的心智简单得有些可笑，但她的活灵活现，犹如美丽的珍珠，晶莹纯洁。

除翠翠、三三外，还有《长河》的天夭、《萧萧》的萧萧以及凤凰小城、苗家山寨、沅河流域的少女们。这些窈窕的形象，如清风，如阳光。我们无从知道她们的眼睛、鼻子、、嘴巴如何，轮廓怎么样，只知道翠翠“长得真标致，像个观音样子。”夭夭“乖巧谦虚，心性天真柔和、动人怜爱”，三三“很聪明、很美、长得不坏”，而媚金是“白脸苗中最美最风流的女人”。沈从文用笔极省简，似乎人间的词不足以涵盖她们的美，与其留下有限的印象不如留下无限的想象。但事实上，沈从文是有意为之，以为在他看来，美不在外表，而在心灵，在优美、健康、自然的人性。因此，他在塑造女性形象时，是不愈余力地表现她们身上的人性的。

二、湘西系列女性的神性美

沈从文笔下塑造的湘西少女的形象还是人性与神性的结合体，这是一个清新脱俗，意味悠远的女性神话世界。她们从外到内的形象特质，似乎都与中国古代神话中的“月亮女神”以及由月神分化演变而成的女蜗、嫦娥、洛神和旱魅有着一脉相承的对应关系。神话女神所具有的劳动与美的精神品质在湘西女性身上都有生动的体现。女性身上神性的特质与她的人生有着密切的关系。

沈从文生活在川黔湘鄂交界的湘西边鄙之地。一方面湘西边地奇险秀丽的大自然启迪着他的灵性。彼处山川灵秀，泛滥的“山精水怪”正是神话与巫鬼文化的温床。“苗族半原人的神怪观影响到一切人，形成一种绝大力量。大树、洞穴、岩石无处不神。狐、虎、蛇、龟无物不怪。神或怪在传说中美丑善恶不

一、无不赋以人物。另一方面，楚文化虽作为一个断裂的文化形态大多消融在整个传统文化之中，但湘西特殊的地理环境也为我们保留了一部分活生生的楚文化的原生形态。儒家积极入世思想和庄子哲学的相对自由的思想观念，无不对沈从文的审美意识产生影响。尤其是庄子哲学中强化的自然观念培植他崇尚自然的人性和自然的生命与大自然的和谐共处的审美情趣。尽管我们汉民族的传统文化把女性禁锢在神权、族权、夫权之下，但文学作品中还是留下了美好的女性形象，如屈原《九歌》中的“山鬼”、“湘君”、“湘夫人”

及曹植《洛神赋》中的“洛神”。这些原型或原始意象“在历史进程中不断地发生并且显现于创造性幻想得到自由表现的任何地方”，“山鬼”等原始意象积淀着悠远厚重的历史，文化内涵培植了沈从文笔下的翠翠、三三和夭夭们。

幽深的民族文化融合了湘西少数民族独特的心灵历程和沈从文独特的情感体验。或许是深受湘西这一蛮荒之地浓厚的楚文化遗风的熏染，沈从文的小说创作于神话因素似乎“情有独钟”，他对神话特质、神话模式的追崇在现代文坛可谓独树一帜。他将目光投向了遥远的古代，那个如神话般明净的时代。人与美与爱相接触的世界在沈从文的作品中，相当一部分是用写“实”与叙“梦”相结合的方法，把社会、幻觉、梦境结合起来，构成一个虚实交织的梦幻美的情境，更显出一种迷人的魅力。如他的一部分以苗族传说和佛教故事为题材，这些作品的情节安排，是完全在想象中完成的。《月下小景》以苗族男女的爱情为题材，画面在凄婉清丽的想象中展开。“薄暮的空气极其温柔，微风摇落大气里”，“月光洒满了各处，如一首富有光色和谐雅丽的诗歌”，在月亮的神奇传说和原始野蛮习俗的叙述中，在这一对情人对另一世界的憧憬中，口含毒药含笑死去。他们好象不是去赴死，而是在美妙的月下由爱神引渡，羽化登仙了。在《牛》这篇写实性极强的小说里，作者赋予了牛以人的特征，全篇交织着老牛伯与牛的种种心理活动，故事组织在一种半梦幻的情境中，它是非现实的，又是现实的。正因为沈从文于神话因素似乎“情有独钟”，所以在《边城》里，作家也倾注了自己的理想。作品通过许多动人情节，来表现翠翠温柔、明慧、天真、机灵和对爱情的坚贞，以充分展示翠翠形象的神性。他不忍心在她身上撒下半点灰尘。作者将他的笔，深入到人物的内心，运用想象，创造了作家所憧憬的那个“在头脑中建筑”的“人与美与爱”相接触的神秘世界，翠翠不能忘记祖父所说的事情，梦中灵魂为一种美妙歌声浮起来了。仿佛轻轻的各处飘着。上了白塔，下了菜园，到了船上，又复飞窜过对山悬崖山腰。这是一个多么甜蜜美妙的梦境！这梦飘渺却不离奇，虚幻又不荒谬，它是现实生活化了妆的表现，是作家执意创造的幻想美的极至。在这梦里，朦胧的爱情幼芽滋生了，萌发了。这幽美的梦境作为隐秘的象征，具有一种不可知的力量，使翠翠的灵魂常常游离眼前的所作所为，而陷入如醉如痴的追求。“这个人也许永远不回来了，也许明天回来„„”，这爱情的结局也象虚幻的梦一样深沉而悠远。我们都盼望着翠翠的幸福，在人们的期待中，作家已将这美丽圣洁的爱，神秘的梦幻美无损地保留到人们的头脑中去了。人与自然心领神会，使“湘西人生形式”中的自然充满“神气”，处处流淌着人性的温情。

表现自然与人的融合，追求宁静旷达的野趣，寄身烟雨，啸傲山林，这是中国文学的一个传统主题。历史文人骚客、官宦野士，在尘俗羁绊、仕途沉浮之后，莫不对此心向神往，留下许多传世之作。有如陶渊明，就不仅在诗中吟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超凡之境，还在文中建构出一处“不知秦汉，无论魏晋”的“世外桃源”。沈从文热爱着生养他的大地，真挚地为自然中的一切而感动，山头的一抹夕阳，水底圆如棋子的石头，无一不感动着他，心中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单纯得毫无目的。他说，当你用“泣神情感”去接近自然时，你会发现，“阳光照及大地，随阳光所及，举目临眺，但觉房屋人树，及一池清水，无不如相互之间，大有关系。”⑦

三、湘西系列女性形象特征与水的关系

沈从文是人与自然间的一个媒介，诗性的人格和诗性的自然在沈从文笔一下是那样的和谐，于是他在变化多端的自然之中找到与之和谐完美的女性之美。他以赞美、欣赏的笔调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水一样的生命特质的自然女性形象。她们美丽、纯净、温柔、活泼、健康，无论从外表到心灵，从感情到意志，都闪烁着爱、美、善的光辉，她们是作者心目中的阮水女神。作家正是把自己对生命的理解，对人生的独特感悟浸染在这些女性形象之中，以此揭示出人性之美和生命之美，从而展现了他为人类社会描绘的那幅优美、健康、自然，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的图景，爱情最能体现这种特质，《边城》中“长得真标致，象个观音样子”的翠翠，“在风日里长养着，把皮肤变得黑黑的，触目为青山绿水，一对眸子清明如水晶，自然既长养她且教育她。”天上的细雨云烟让单纯美丽的翠翠心事重重，有人前来作媒，心中烦乱的她躲进屋后的那片竹林；《雨后》中的阿姐，当她在空山雨后的野地上采摘蕨菜时，看到灿烂盛开的野花，想到“女人只是一朵花，开的再好也要枯。好花开不长，知道枯的比其他快，便应当更深的爱。”她被四狗的野性、气力、温柔所征服，把“所读的书全忘掉了”，成为自然人，像花一样，自由地随着季节而开放。《阿黑小史》中当桃花、梨花开得热闹时，阿黑和五明把草当床，在“这柔软床上，还撒得有各种野花”而采摘了青春。《龙朱》中龙朱每当追到唱歌女子待的地方时，发现总是遗下满地的野花。龙朱后来找到她时，还是被她发髻上那朵小黄花先吸引住。这所有的爱，尽管各有特色，但却有一个共同之处，即就是爱得真诚、热烈、忠贞，没有做作，不虚伪，完全出自内心。对他们而言，性爱不是兽欲的简单化，湘西人反对这种以金钱或其他手段满足兽欲的恶劣情欲，在他们的性爱履历上，明媒正娶也好，露水夫妻也罢，必须以爱为前提，“抓住自己的心，放在爱人面前，方法不是钱，不是貌，不是门阀，也不是伪装的一切，只有热情真实的歌。”⑧所以，只要有爱，即使是妓女，也让人感到爱的伟大。这些女人并不为金钱，而是为了爱情，愿意付出一切。但没有发自生命的两情相悦，爱也就死亡了。正如《凤子》中苗寨总爷这样介绍湘西女子：“爱你时有娼妓的放荡，不爱你时具命妇的庄严。”“放荡”是因为爱的炽热，“庄严”却是因爱己逝去。灵与肉在他们身上得到最完美的体现，这种自为的性爱就构成了．“湘西人生形式”在审美上的更高境界。

“外师造化，中得心源”之所以成为古今艺术家不移的定理，是因为能将思想意义移入自然万物（造化）之中，正是艺术品所应表现的最高境界。沈从文对女性美的情感是他从故乡山水中呼吸到的，特别是对于水的情感。他说：“我感情流动而不凝固，一派清波给予我的影响实在不小。我幼小时较美丽的生活，大部分都同水不能分离。我的学校可以说是在水边的。我认识美，学会思考，水对我有极大的关系。”恬静秀丽的山水，陶冶了沈从文安静自然的人事趣味，同时他将这些以善于捕捉细微之美的笔展示给我们。《边城》中有依山傍水的小城，有河街上的吊脚楼，有攀引缆索的渡船，有关系茶恫“风水”的白塔，有深翠逼人的竹篁中鸟雀的交递鸣叫。“白河三丈五丈可清澈见底，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全如浮在空气里„„”这青山碧水的景致，自然而又清秀。是水，抚育了他生命，净化了他灵魂，陶冶了他人格，是水，给了他创作的灵感，给了他作品中人物生命的灵性和张力。沈从文正是以他湘西“水之子”的眼睛和尺度，审视生活的一切，执着地追求“符合他的梦幻要求的作品形式”，描写故乡湘西古朴神秘、美丽动人的神话，讲叙绵长千里的沉水流域的水的故事，塑造具有水般美的女性性格，“证实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沈从文是在湘西幽美的自然环境中喝沅水长大的，水和自然美激发了他的创作灵感，女人美总是流泻于他的笔端。

四、湘西女性形象特征中的忧伤色彩

沈从文总是平静地追求生活之美，但其感情之流中总是遮掩不住忧伤的思绪。沈从文的忧伤与他的生活环境及社会变化给湘西下层人民带来不幸生活命运的认识相关。沈从文在幽僻的湘西边地生活了二十多年，自然山水环境影响了他的心情，他自己就说“我文学中一点忧郁气氛，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它常常使沈从文“苦苦怀念我家乡那条沉水和水边的人们”，用他熟悉的“感情同他们分不开的人事作题材，来写这个地方一些平凡人物生活上的‘常’与‘变’，以及在两相乘除中所有的哀乐。”而在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湘西地区，割据天下的封建军阀，帝国主义的资本入侵户便“农村所保有的那点正直素朴的人情美”被大力压扁或扭曲，“几乎快要消灭无余”。这使沈从文感慨万端：“好看的总不会长久”。沈从文从社会生活的变化中看到了民族美好人性的毁灭，也看到了还留存在湘西这个环境中小女儿性情上的天真。因此他在赞美湘西少女的美好天真的人性美时，不免带着忧伤的思绪。正如他自己所说，作品

“带着一分淡淡的孤独悲哀，仿佛所接触到的种种，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边城》中，翠翠依偎着祖父听她母亲少女时代美丽而忧伤的故事，寂寞的月色陪衬着人物凄楚的心理：那悲凄是从人物心底里流出来，比任何悲苦的诉说都具有心灵的震撼力。沈从文在这少女身上寄托了他对生存的哀伤思绪，其哀伤中还融合有对民族历史及其命运的深深忧思。因此沈从文先生常感叹：“你们能欣赏我故事的清新，照例那作品背后蕴藏的热情却忽视了。你们能欣赏我文字的朴实，照例那作品背后隐伏的悲痛也忽视了。”当然，忧郁的感伤情调其实所要表现的也是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所以，他笔下的女性形象就具有了柔美的特质。

注释：

① 沈从文，《一封未曾付邮的信［M］》，（《沈从文文集》），广州，花城出版社，三联书店香港分店，1982.（以下沈从文作品同）

② ②沈从文，《湘西·水云》．

③沈从文，《写在＜龙朱＞一文之前》．

④沈从文，《烛虚·小说作家与读者》．

⑤沈从文，《湘行散记》，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日．

⑥沈从文，《篱下集·题记》．

⑦沈从文，《烛虚·潜渊》．

⑧沈从文，《龙朱》．

参考文献

［1］沈从文，《沈从文选集》（第一至五卷），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3．

［2］何新，《诸神的起源一中国远古太阳神的崇拜》，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6． ［3］刘洪涛，《湖南乡土文学与湘楚文化》，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4］凌宇，《从特异世界里探索美的艺术》，《读者》，1982，（6）．

［5］赵园，《沈从文名作欣赏》，北京，中国和平出版社，1996.［6］向成国，《回归自然与追寻历史》，长沙，湖南师大出版社，1997.［7］吴立昌，《论沈从文笔下的人性美》，《文艺论丛》，第17辑．

［8］赵福生，《论沈从文的湘西小说》，《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5,（1）．

第三篇：两会报道的叙事美学

讲稿：

小组成员：孔祥荣王瑄杨琪马佳吴立亚

范家昕陈晓玉王珊珊蔡明君

一、概念阐述：

一般认为，所谓新闻叙事，是为了向大众客观地陈述事实或完整地再现事件过程、表达记者的判断，用适当的语言，对客观事件的细节所做的准确描述。这种新闻表现形式赋予新闻一定的美感效应,增强了吸引和打动受众的审美快感。

于是今天我们就从新闻叙事美学方面来对两会新闻报道进行分析。

二、分析结构：

我们的资料具体分成三个部分层层递进进行阐述。第一部分，我们从总体上，在大的媒介概念里对两会的新闻报道进行总体阐述；第二部分，我们进一步深入主题，深入到媒体的各个板块栏目中去对两会的新闻报道进行阐述；第三部分我们具体到每一篇新闻报道中去，进行深入的具体的研究。

三、整体上看两会：

我们主要从网络门户网站和网络电视这俩个新新行业进行研究。今年两会期间，新浪、网易、凤凰、搜狐、腾讯五大综合门户网站联手为“两会”专题报道提交了一份令人满意的成绩单。

主要有以下特点：①求同存异 尽显各家之长②视频报道 现场、原创双管齐下③互动传播 尽展网络优势④领跑传统媒体 占领“两会”报道制高点

① 网络门户网站看两会

新华网在完整的再现事件过程方面做得很好。从总体上来讲，整个网站从文字新闻方面（两会头条，两会直通）；视频方面（两会视频，两会镜头，两会访谈）；画面方面（两会画刊）；评论方面（两会互动，两会观察）；更有介绍两会情况的两会知识馆。如此多角度，多层次的报道两会情况，完整的再现了两会的整个过程，并合理适时的表达了记者和观众的判断和想法。可以给受众完整的两会情况，很好的体现了新闻叙事的完整。

搜狐网将专题报道内容分为三大版块，每个版块再进行内容细分，侧重点清晰。方便受众回顾两会，2011年的进程回顾和往届两会。使用年表的方式比较直观。两会议程分为会议日程、人民会议日程和重要日程、记者会一览。专题报道的重点内容位于版面前端。同行业的两会报道合作，并采取相近的句式和内容。搜狐推出独家策划的“两会素描”一改真实人物的形象图，被略带夸张和具有风趣性的漫画所替代。网络媒体必不可缺少的图片和视频。搜狐从一些视角挖掘出一些亮点：“两会代表们的晚餐”“用心看”。规划涉及的方面进行细致的划分，采取一表式对比。

② 网络电视看两会

CNTV作为中国最权威的视频网站，站在事实的角度以及公正化的立场对两会进行了全面的报道。首先对两会整体性的回顾，图2图3，对整个会议的重点议题进行了列举，设置了一个独家—“全国人大会议 政协会议盘点”，直接介绍

了网站设置的栏目，这是总。紧接着在下方的分版块中再进行一次的展示，这是分。图567总分的排版让整个网页的设置显得逻辑性很强。

大致的文字叙述完之后，是两会影像，图8基本上包含了两会期间领导人的所有发言讲话，让网民可以直观的了解两会的内容。然后是高层访谈，通过对一些政员及学者的访问，让网友从浅至深，开始深层次的了解两会，循序渐进的体会两会提案的内容。

以上如果算是官方的发言地，下面的就该是百姓的议论处了。剩下的就是网友互动的环节了，“咱们的两会”图10，以及“两会微博”图11.两会报道开始贴近老百姓的基本生活。无论是对网友的调查表，还是微博的留言板，都让网友能积极的参与到两会的议论中，再加之新闻报道“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贴近实际”，让网站做到了“感染人、塑造人、教育人、鼓舞人”。网页的最后是两会视觉，让网友再次回顾了两会期间的精彩瞬间。

四、栏目版块看两会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中的叙事美学，是寓文学表现手法于新闻叙事之中,在注重细节描绘、人物刻画、场景再现、背景交代等同时,将新闻事实以贴近故事的手法叙述出来,使得新闻报道形象生动,具有立体感和厚度。这种新闻表现形式赋予新闻一定的美感效应,增强了吸引和打动受众的审美快感。

在近几年的两会中，新闻报道形式和报道特色也逐渐有了可观的改变，娱乐元素、名人效应的添加，亲民、贴近生活的大量言论也充斥到了两会新闻报道中。叙事学和符号学的灵活运用使新闻报道更加鲜活生动起来。

①平衡叙事美学

新闻报道叙事美学中的平衡式叙事，就是把裁决权留给观众，而不是一边倒的叙事模式。梅尔文•门彻在《新闻报道与写作》中指出：所谓报道的平衡，是尽可能给每一方，尤其是受到指证的一方说话的机会。这体现在证据的使用上．就是记者应当避免“一边倒”的证据筛选方式，尽量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选取事实，平衡、客观地使用证据。

关注场外活动，表现鲜活细节。从两会报道效果来看，给读者留下深刻印象的不仅是会场内提案和议程，而且还包括记者现场观察获得的许多生动细节、鲜活内容。而微博的报道方式使两会不再局限于“高峰论坛”，而是走入了寻常百姓生活。

《四川日报》在“2010全国两会特别报道”中开辟《记者微博》专栏，以记者现场记录的方式报道两会：

“9：40：安检的门终于打开，我第一批冲进人民大会堂东大厅。一看，傻了，还有3层楼，而且是相当于普通楼房六层楼高的高度⋯⋯

11：15：有点像喊口号，主持人一声：‘请记者朋友们发问’，倾刻数十双手举了起来。咱可不能丢四川人民的脸，举手，招手，不行挥手。”

这样一种观察体验式报道，给读者带来强烈现场强，让读者仿佛也置身会场，内容生动，形式鲜活，拉近读者与会场、记者间的距离。

透过媒体微博报道，两会终于向公众透露出生活化的一面。讲求语言生动，注重内容可读微博较少书面语言的严谨表达，很多网友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非常口语化，很有感染力。微博语言魅力还在于其直言不讳，极大增强了语言表现力。如人大代表“走红地毯”时全国人大代表、少林寺方丈释永信被记者团团包

围，抛出各种问题，但他口中只低念“阿弥陀佛”。后面不知道谁喊了一句“大师，用轻功啊”。这一俏皮的语言经记者微博转发，受到众多微博网友追捧，转发量直线上升。两会已圆满结束，而微博也借助两会走入更多公众生活。“两会微博”在反映民意、表达民情方面以及两会报道的形式创新方面取得良好效果，对传统媒体未来的数字化转型也不乏启示意义。

实例：新浪网2011年两会特别报道，主题为“公平的幸福——开始新十年的追梦”体现出很浓的人文色彩。幸福是中国人最关心的话题，而追梦是每一个中国人的期盼。2011年，新十年的开始，我们关注幸福，关注我们的梦想。新浪网这样一个标题，让人有平淡的小幸福。就像在看一个故事，给读者以温暖和希望。

在栏目设计上，新浪网不仅有一些两会的最新动态，对名人和代表的访谈，还有很多特设的板块。它的策划很多都关于幸福，比如“公平的路径”“乡村的背影”“成长的烦恼”“看见”“国家意志与公民表达”等。这些板块都是从人们密切关注的与人们生活水平和幸福息息相关，这更能吸引我们普通人的眼球。与百姓贴近的叙事方式更能使普通百姓产生公民，使他们更关注两会的新闻报道，这就使得新闻的传播效果更加。

②新闻报道中符号化的象征意义

2.1关键词：“幸福感”

2011年两会的十大关键词中有“幸福感”一词。往往被视为政府和官方权威与正统代表的两会，热议“幸福感”这样一个感觉内化的词语，正是一种符号化象征，表明政府对人民精神领域的关注，暗含提高精神生活质量、发展精神文化市场的意义。

2.2新闻策划：视觉两会

视觉两会是网易门户网站两会专题报道的一个新闻版块策划。所谓视觉，也就是记者拍摄的一些与两会相关的花絮照片。如开两会期间执勤的安保人员、巡逻的特警，又如一张人大代表在天安门前做操的照片，会场上人大代表发言的照片，外国记者做现场报道的照片，少林寺方丈使用iphone、ipad等科技产品的照片。这些视觉化的照片搭配的文字又往往是简明的说明性文字，但照片本身传达的含义就是靠符号的意义来表达了。

③ 叙事学

议程设置，虽然是新闻报道的叙事美学采用了文学的某些表现手法，但不可忽视的是新闻报道本身的特性不能被改变。贴近故事的手法叙事并不是将新闻本身故事化，如何体现新闻报道的叙事美学，增强新闻的审美和立体感，方法之一就是议程设置。大众传播不能决定人们对某一事件或意见的具体看法，但可以通过提供给信息和安排相关的议题来有效地左右人们关注哪些事实和意见及他们谈论的先后顺序。两会新闻报道的议程设置中，报道形式、报道内容所采取的不同的叙事方法，都可以对受众产生不同的作用效果。

例如此次两会新闻报道的一类形式是以代表发言的消息类新闻，如《温家宝：当前最大的危险在于腐败》，内容主要为传达讲话内容，消息类新闻的叙事作用是传达两会新信息新动态。又如消息加分析评论类新闻，《全国人大代表齐奇呼吁重视维护司法权威》、《全国政协委员：保障房应走产业化道路》等，所采取的叙事技巧为发言为引子，引出相关事实情况和评论言论，引导受众思考方向。

五、细节上看两会新闻报道

具体到每一篇文章的细节之上依然可以看出两会新闻报道中的叙事美学。回望几十年不断发展的两会报道，它经历了一个从就会议本身报道会议的单一程序性报道逐步演变为中央领导同志活动报道、深度报道和专题报道、各代表团审议报告的综合报道、现场特写新闻和通讯、记者招待会报道、代表和委员的发言和访问、会外配合报道、图片报道等多种样式的发展过程。两会新闻报道在不断形式创新的同时也越来越注重叙事在新闻报道中的作用。

① 从中国之声两会特别节目

《做客中央台——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做客中央台》

中国之声每年在两会期间都会推出众多节目，《做客中央台》播出的档期适逢两会召开之际，两会本身就是我国人民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人们不仅对其充满了各种期待，同时也在关注涉及民生大计的各种惠民政策的最终走向。正是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之声《做客中央台》应运而生，从而满足了听众的心理需求和收听需要。《做客中央台》在新闻报道叙事内容真正做到了“求真“求美“的高品质要求。

在《做客中央台——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做客中央台》节目中，不论是主持人的提问，还是嘉宾易中天，分析员曹景行，嘉宾刘斌杰的谈论都无时无刻不透露着节目对美的追求。走进节目的嘉宾既有旗舰企业的掌门人，也有政府高官，还有具备国家大型活动组织者身份的业界精英，这就决定了节目的高质量。作为一档访谈类节目，不仅是要把握正确的舆论导向，同时还要看它的内容与我们老百姓的贴合度。这档节目所涉及的内容与我们听众的生活密不可分。《做客中央台》提出的原则是：开场问题表面谈人，实则谈事；谈事的同时，勿忘“画”人。具体方法是：从一个看似随意的话题谈起，叙事逻辑紧扣主题；或者从一条新闻，用资讯的新鲜度提高对公众的吸引力。

高官访谈，公众更愿意看到的，是一个活生生的省长、部长，希望了解他们和普通人一样，有什么喜怒哀乐。所以，能否将这些官员还原为普通人，是这类访谈成功与否的一个标志。但与此同时，这些人物之所以走进我们节目，恰恰是因为他们非同寻常的身份，恰恰因为他们并非“普通人’——所以在体现人性、表达人J隋、展示他们独特人格魅力的同时，就国计民生问题进行的访谈更为重要。

在节目中，主持人尽可能的将提问生活化，使得谈话气氛十分融洽，她使委员在导播间里不再高高在上，换句话说是贴近群众。比如她在节目中提到“我记得去年两会署长曾经到中央电视台接受小崔的访谈，当时您告诉大家说您到现在还保留着一年至少读200本书的习惯。”“您能不能告诉大家您最近在读什么书呢”等等一系列的问题让你觉得委员在生活中也有自己的生活，他也是我们当中的一员。易中天更是以自己的亲身经历风趣的向我们说了盗版的问题，在节目中他这样说道：“一个有一次我在一个卖盗版书的书摊上发现了我的盗版书，当时我戴着墨镜我跟那个小贩说，我说你这个书多少钱一本啊？我说你能打个折吗？我都买了，他说不能打折，我把墨镜取下来了，我说你看看我是谁？他说我知道你是谁，你来了也不打折。盗版都到这个份儿上了。我的著作至少盗版了3/4吧。因为我现在已经出版了20多种著作，十好几种都被盗版了，我现在收我盗版书的版本我都收不全，现在是我的一个藏品，这个还不是最糟糕的„„”。主

持人在节目最后还提到了旭日阳刚和汪峰《春天里》的版权问题，更是热点话题，旭日阳刚是农民工歌手，民众对他们的发展也给予了很多的关心和支持，将这个问题提出来一个可以让民主支持正版，同时也为节目报道与人民的距离拉近。

“人情味”的叙述方式也是《做客中央台》的一大亮点，主持人会更多的从民众的角度出发去问一些问题，如“还想问一个具体的改制当中的问题，有人在为这400万人担心，您刚才讲用花了17亿解决他们的社保，这17亿包括这些改制单位原来的离退休人员吗？”，主持人关注角度的切换，更增加了节目的人文关怀感。媒体无论是在传播什么样的新闻信息时, 都应该时刻把握一个传播理念, 即改变自身叙事的角度和观察事物的态度, 将社会新闻的话语权交给普通民众。还有今年《做客中央台》增添了与网民互动的环节，网民都就自己最关心的地方提出了疑问，如“有朋友问在网上时代报纸的发展越来越艰难，您觉得未来会完全电子化吗？纸媒如何发展？‘雪影飘雨’说，现在出版行业竞争越来越大，有些出版社靠卖书号维持生存，这也就诞生了很多民营出版公司，今后在书号方面会向民营机构放开吗？如何促进出版行业的良性循环？”这个环节的设计增添了节目的情趣，在这个新闻叙事中也增加了活跃的气氛。

在两会这样一个场合，如何为高端访谈群体打造一个畅所欲言、平等对话、思维活跃、气氛热烈的参政议政平台，同时展示国家电台特有的个性化表达方式是《做客中央台》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他们不断的加强新闻叙事对节目增添色彩的作用，使得节目越来越精彩，他们力求真与美的奋斗目标在两会报道中绽放光芒。

② 人民日报人民论坛：求解“幸福”的方程式

首先指出“幸福”频现于两会现场，排比的形式体现幸福千差万别的诠释方式。用方程式来阐述幸福更加形象化、直观化。把幸福这一话题与两会十二五相联系，指明“十二五”时期收入增长快过GDP的预期。用减少成本这一直观的概念说明提升幸福指数的途径，要让科学发展观深入人心。“乘数效益”、“成绩单”等一系列数学化的形象比喻，升华科学发展。寓文学表现手法于新闻叙事，使得新闻报道形象生动，具有立体感和厚度。这种新闻表现形式赋予新闻一定的美感效应，增强了吸引和打动受众的审美快感。

现代社会对虚构叙事的热情突然间消失了。“新闻”和信息的传播取代了“故事”的叙述。在新闻中，故事，就意味着事实。而在这篇报道中，打破了这种格局，给新闻报道以耳目一新的感觉。本篇报道以今年两会中的一个主题“幸福”为核心。运用不同的叙事手法，深入浅出的给普通民众传播了幸福的核心意义，其不同于以往枯燥报告类文章，以第一第二第三排列事实，读起来索然无味，进而，也就无法传播其本质思想。文章中，以举例、排比、反复等基本叙事手法，把幸福的理念孕育到了普通人的身边，亲切感油然而生。最后以带动性的语句，挑起了文章的高潮，给人们以百倍信心，对着未来的国家，向往着幸福。

文章关系到在真实的人类生活经验与虚构理论之间所建立的联系。这种叙事活动置身于变动着的现时性和人类生活经验的无限多样性之间，这是因为报道者对现实的洞察力。这既需通晓现实，又要通晓叙事“魔力”。这正是文学叙事——在众多形式的客观知识陈术之外、在已经被大众传播媒介反支配的现代社会里，仍然保持着虚构叙事的经典美感。

③小撒探会:网民为贵州一所小学贫困学生捐献午餐

在这篇俩会报道中，首先一幅清晨，天还没有完全亮时，一个孩子上学的身影，让大家看到了孩子的艰辛。这已经奠定了读者的一个感情基础，心疼、感慨、同情。为故事开了一个头，奠定了故事发生的背景和环境。然后文章的第一部分呼应了这张图片，设定为“上学的路到底有多远”。在这部分中，运用了大量的形容词，进行了人性化，具体化的描述了孩子们的现状，其中像“记者当场就哭了”，“ 记者跟随刘艳走了一趟，累得气喘吁吁”真实的再现了他们所处的环境和作者的感受。

读者深深地为其字里行间所流淌的真情实感，其意识深处所蕴涵的哲理情趣，其文本肌理所折射的审美意境所感染，这一系列情感效应除了来自于文本本身的新闻价值外，还来自于对文本的情感化的叙事形式，来自于作者将笔触伸进到人物心灵深处的情感世界，从而达到“情动而辞发”、“情动而言形”的审美情境。虽然情感不是新闻生命力的基石，但它却是新闻赖以生存的养料，是沟通文本与受众的一种有效符码。“为情而造文”是致使文本产生情感效应的有效因素，作者对审美对象进行探赜索隐，对文本信息进行审美化的叙述，从而使得作品拥有很强的可读性和艺术感染力，也建构了典型传播的审美报道模式。

而第二张图片则是以名人微博截图为亮点，以名人的号召力和微薄的回复转发次数来表示大家对孩子们的关怀和注意。这是这个故事的主要部分和主体，而这部分的文字以列举网友回复为写作特色，这些例子是很多普通人的一个剖面，他们的话语自然朴实，给读者亲切感和深深的真实感。文章同时利用从众心理，让读者在潜意识上站在多数人的一边，促进这件事情的良好发展。在新闻报道中，审美主体即新闻作者，要想在新闻写作中产生情感激发的效果，当然离不开主体自身的情感理解与积累。这种直接或间接从文本中获得的情感经验，有序地存在于审美传播主体的心理结构之中，并帮助叙述者形成合理的情感理智，最终成为审美创造活动的出发点。

文章的第三部分，符合叙事逻辑性的是这个故事的发展和现状，给出了故事的进一步发展，和目前发展到什么状况，解决的读者想要知道的问题，没有给读者突然断开的感觉，也没有给读者留下太多的疑惑，同时给故事一个合理的结尾，也符合叙事的完整性。

六、综述

以上就是今天我们给大家共同分享的关于两会新闻报道叙事美学的一些内容。希望大家通过我们的课题对此有更深的了解和感悟。也借此和大家进一步谈考研究，交换意见。准备不完善和不够准确的地方请大家多多指教和原谅。

第四篇：电影《城南旧事》的叙事美学

电影《城南旧事》是根据台湾女作家林海音（1918~2001年）的同名小说改编的。编剧署名伊明。伊明是老编剧、老导演，生于1913年，笔名阮潜，曾导演过《无形的战线》（1949年）《革命军中马前卒》（1980年）。小说作者林海音祖籍台湾，1918年在日本大阪出生，5岁时随父母到北京，居住在北京城南，1948年举家回台。林海音在北京度过了她的童年、青年时代，并在北京结婚生子。北京对于她，就像是第二个故乡。《城南旧事》写于20世纪50年代，可以说是林海音对北京那段童年生活的回忆。她说：“我多么想念童年住在北京城南的那些景色和人物啊！我对自己说，把它们写下来吧，让实际的童年过去，心灵的童年永存下来。”小说由五个片段组成，连缀成一个长篇。

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大陆对台政策发生改变，由“解放台湾”到“和平统一”，1981年，时任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提出关于台湾回归祖国、实现和平统一的九条方针政策，其中第二条为“通邮、通商、通航、探亲、旅游，开展学术、文化、体育交流”。老导演伊明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研究所看到《城南旧事》这本小说，很喜欢，于是改编为剧本。后来，伊明将剧本交给当时的文化部副部长陈荒煤。陈荒煤觉得很不错，就推荐给上海，上海电影制片厂就找了吴贻弓。吴贻弓当时刚刚开始独立导演，拍了《巴山夜雨》及《小花猫》两片。吴贻弓看了剧本后，要求看原著，看了原著，非常喜欢，表示如果要他拍，他要重新编。后来吴贻弓重新写了一份导演工作本，为了尊重前辈，编剧仍用伊明先生的名字。

吴贻弓非常忠实原著，他特别研究了林海音的前言、后记，从那里总结出“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把握住电影整体的韵味。1983年拍完电影后，吴贻弓写了一篇《童年的梦──我和“城南旧事”》，说：“„„我一直沉浸在作者心灵中的童年里，也一直沉浸在自己心灵中的童年里„„这一年来，我像是醒着，又像在梦里，我听见了一声声遥远又清晰的呼唤，我看见了五光十色、朦胧而又耀眼的斑斓„„就这样，我把小说《城南旧事》搬上了银幕„„但愿它能给人们带来美的享受，就像小说曾给人们带来过的那种纯真、质朴、含蓄而隽永的美的享受一样。”由于当时两岸隔绝，林海音并没有第一时间看到由她小说改编的电影，直到1984年才在美国她大儿子的家中看到。当时她就很喜欢，认为它拍出了原著中的“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这部电影放映后，屡次获奖，如1983年获第三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导演、最佳女配角、最佳音乐奖，第二届马尼拉国际电影节最佳故事片奖“金鹰奖”，第十四届贝尔格莱德国际儿童电影节最佳影片“思想奖”，第十届厄瓜多尔国际电影二等奖“赤运奖”。中国台湾《世界电影》评选它为80年代大陆最佳影片。电影《城南旧事》在艺术上最突出的地方就在于它的散文风格，评论界称之为散文化的电影。电影属于戏剧艺术，一般而言，戏剧更讲究矛盾冲突，讲究戏剧效果，要求情节有高潮和逆转。但所谓法无定法，艺术的突破有时候往往是对某些成为模式的艺术套路的背叛；而且，从更广的范围来看，各种艺术门类之间并非老死不相往来，而是经常可以互相“串门”，吸收各自的长处。只有这样，艺术才有突破，才有永久的生命力。

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的文学艺术是处于创新的潮流中的，这很大的原因是对50~70年代形成的文学艺术规范的一种反叛。一方面是在政治上，赋予了作家更多的创作自由，文艺和政治的关系不再是那种附庸关系；另一方面是在审美规范上，要突破过分强调情节、戏剧冲突，强调斗争的创作模式。当时在诗歌上，有所谓的“朦胧诗”，在小说上，有“意识流”和“诗化小说”，而在电影上，则有《城南旧事》以及后来的《黄土地》。总的来看，这是一个“非情节化”的潮流。

就电影《城南旧事》而言，它的散文化风格却是来源于小说本身所有的风格。在现代小说史上，这种散文化的抒情风格的小说也是有历史的，最早的可以溯源到鲁迅的《故乡》，然后是废名、沈从文、萧红、汪曾祺等，只是这一类小说在20世纪50~70年代逐渐式微。汪曾祺曾说过：小说和散文之间，只有薄薄的一面篱笆，是经常可以突破的。这类带有散文和抒情色彩的小说是有着特别的审美味道的，它在小说《城南旧事》中就表现为“淡淡的哀愁，沉沉的相思”。散文化小说的一个共同的文体特征是“回忆”。我们知道，“回忆”并不就是对往事的真实的再现，由于时间的距离，由于回忆者心态情感的变化，总是对往事有所增删，并融进了回忆者很强的主观情感色彩。而这些，就是造成其独特审美魅力的一个重要原因。《城南旧事》同样也是回忆性的，前面说过，林海音写这部小说的强烈动机就是她对北京童年往事的想念，这想念中又带有一丝乡愁。台湾的评论家这样评论：“她描写取材并非她真正的故乡台湾，倒是她长大成人的地方──北平。她和曼斯菲尔德一样有满腔的乡愁，这乡愁并非由台湾而引起的，正相反，她的乡思却是针对北平而发起的！这乡思是如此浓烈扰人，她不得不倾吐她对北平的爱慕与饥渴。”事实上，也正是这一点吸引了吴贻弓导演，他在阅读原著时，正是这种童年的回忆让他激动，调动了隐藏在他内心多年的温馨而美好的童年记忆，从而激发了导演的创作冲动。应该说，这回忆既是林海音的，同样也是吴贻弓的。在忠实于原著的同时，也同样是忠实于自己的内心。这回忆同时又是对北京的回忆，而老北京也已经日益成为人们心里一个温暖的地方，那胡同、水井和叫卖声同样也都具有了一种美学上的含义。所以，这种回忆，既是林海音、吴贻弓的，同样也是广大观众的。

与这种“回忆”的美学相伴的，是电影的叙述角度，那就是童年视角。视角的转化，会带来不同的审美效果，一个孩子眼中的北京和一个老人眼中的北京，是不一样的。老人眼中的忧愁和世事的艰难，孩子未必明了，但通过孩子的眼睛来看这些忧愁，却另有一番特别的意味。它少了一些直白的愤怒，却多了一份含蓄和疼痛。一般我们都会倾向于性善论，将童年看成是善良、天真和美好的，会更多地看到儿童世界和成人世界的对立。而以童年的视角来看成人世界，这中间的反差正是这种视角的美学含义所在。一方面，童年的视角和思维虽然有时候并不真实，但却是有诗意的。比如电影中英子看到骆驼脖子上的铃铛，她并不满意爸爸“赶狼呗”的回答，而说是骆驼要走远道儿，怕一个“人儿”，所以挂个铃铛，“叮叮当当的，又好听又热闹”。另一方面，以童年视角来看成人世界，成人世界的痛苦和不幸通过善良和天真的眼睛的过滤，更有一种哀愁的美学力量。比如关于秀贞的故事，其实这是一个很悲惨的家破人亡的故事，但在电影中故事很大部分是秀贞对英子断断续续叙述出来的。一个是“疯子”，没有正常的悲伤，一个是小孩，还不理解故事的悲伤，所以叙述起来表面上显得很平淡，像叙家常一样，但观众是有正常思维的，所以就能从平淡中读出悲伤。这样的悲伤是加倍的，这就达到美学效果了。最后是两种视角的相互交叉，表面上看是童年的视角，其实内在里却是大人的回忆视角。比如电影中的《骊歌》和《我们看海去》，从童年角度来看，这《骊歌》是小学毕业时唱的歌，但其中分离的愁绪却显然是离开北京几十年后才能有的；而《我们看海去》这篇小学课文，它所具有的感染力，显然也只能是几十年后的作者才能感受到的。散文化、回忆和童年视角是电影《城南旧事》在艺术上获得成功的最重要因素。“金鸡奖”给它的评语是：“在探索电影继承和发扬我国优秀的美学传统方面，获得了可喜的成果。”如果将“韵味”看成中国传统美学的一个重要内容，那么，这样的评语是恰如其分的。（选自《语文建设》2005年第3期）

追忆

第五篇：沈从文

沈老先生擅长用极为精简的笔墨勾勒出湘西的山水人物。在他的笔下，人是鲜活的，景是生动的，物是立体的。这段文字描写的是湘西酉水边常常能见到的景致。比如古老的凤凰城，里耶镇，还有我更熟悉的母亲的家乡洗车河镇。

到底是古镇，说道文化还是有些底蕴的。一些古老的土家族习俗还没有被现代文明迅速地淹没到无处寻觅踪迹的地步。在这里你还能见到古老的西兰卡普织锦；在这里你还能品尝到地地道道的苞谷烧酒和糯米粑；在这里你还能听到粗犷纯朴的情歌和号子声；在这里你还能赶上哭嫁的媳妇背亲的队伍；在这里有纯净的天空清澈的泉水；在这里有清新的晨雾和晶莹的露珠；在这里有热情的乡里人家有活泼精灵的孩子。

镇上人家有在沿河居住的，也有像星星一样散居在沿河山上的。一串又长又陡的青石板石梯一直从山脚窜到山顶，淹没到密密麻麻的树丛中。石梯两边是大大小小的庭院，现在还有一些木石结构的吊脚楼依稀可见。

站在高处看山脚，又是另外一番景致。因为是深秋，河水很细，从高处看更像是青悠悠的玉带了，玉带乖巧地从一座木桥下穿过，河岸两边的吊脚楼高高低低,错落有致.清一色的黑瓦，同一色的原木色房板。河床边树木丛生，虽然掉了叶子，可是枝条依旧风姿绰越。不难让人想到春天，碧绿的枝条抚着柔波荡漾的河水的样子。

到黄昏时分，各家各户的瓦檐上开始升腾起淡淡的轻烟。这是山里人用拾来的柴火开始做晚饭了。枞树枝的香气和着米饭的香味慢慢在山坡上散开来，在河边玩耍的小孩不用大人吆喝，闻到香味就纷纷蹦上石梯跑回各自家门。

被现代文明化了的小镇人家传出了流行的旋律，给小镇的夜晚增添了新鲜与活力。

如今的小镇平时就像是躲在闺阁的少女，含蓄文静。只有到了赶集和赛龙舟的时候，才会像出嫁的姑娘，打扮得隆重漂亮，引得各方的人争看热闹。赛龙舟时，安静的小街顿时变窄了，变小了，宁静的河也欢腾起来了。大大小小的船只停在同一直线上，只等锣声一响，众船齐发，力争上游，岸边围观看热闹的人也不闲着，挥着手臂为各自的队伍加油。拍掌的，喊叫的，跟着船向前跑的，把窄窄的街道挤的密密匝匝。有女孩子们忙着和商贩讨价还价，趁机购买自己喜欢的物件，也有借此机会同媒人物色到的小伙子见面相亲的。这里不比城市，天天热闹反觉得不热闹。倒是这一年里数得到次数的集体盛会方显得其隆重让人留有念想。

读沈老先生的文章，使我了解湘西，挚爱湘西。

今日读至《湘行散记》书末，阅遍近二十年之心作，始得先生之爱之深，痛之切，才成其悲悯心，单纯心。人生自是有情痴，此事不关风与月。沈从文笔下的翠翠，湘西，远非刻板式的异族情调可比。先生这种游记的写法，让普通人汗颜，好搏命，好投入，主客一体不分彼此，好像有意从另一方向注解了斯特劳斯的名句“我讨厌旅行，我恨探险家”。那里有性情饱满，爱恨分明的生命之张扬，可城市里，他找不到一条生命之河。彼时的城市，54，新文化运动方兴未艾，再美好的教育理想贯彻下去，旧文化断截，新文化被庸人当急就章，往往敷衍了事，成就于皮毛与末节，反被投机分子钻了空。

40年代初霓虹灯下浮浪翻卷的人事已经让先生厌恶之极，“所谓得失哀乐，离我多远”。“沉默正是这场战争的发展。”后来人事疾速扭曲颠倒，先生弃文从史，实为自然，封以守节。如果先生尚在世，精神状况应该和现在的王朔差不多，又一种自沉，核心同样是守节。将爱超度，进一步抽象化。---“我看到生命一种完整的形式，这一切都在抽象中好好存在，在事实前反而消失。”

关于新近的大学教育，在彼时激进的大背景下，沈从文有更人性化理性化的认识，批评一种新式的庸俗，“生命无性格，生活无目的，生存无幻想”。先生对现代女子教育的呼声声小却理在，誓突破表面上“男女平等”之流俗，倡导“改造”比“解放”重要，“做人”比“做事”重要。否则，以《玩偶之家》《伤逝》为鉴，即是娜拉，也只有死路一条。不由想到眼下的《蜗居》，格调地下，不值一提，理由很简单，不能因为普遍的差而只求相对的好，实乃托儿也。

沈从文在自传中说自己的情感流动不凝固，受水的影响很大。其文字也似溪水，风格清浅而跳跃，没有故作深沉，没有沉淀的郁结，只讲平凡哀乐，却也歌声嘹亮。曾经有段时间，我无比艳羡这样的人，健康热忱，简单良好，能随时产生足够的热度来化解冰冷的郁结，能迸发出强劲的生命力在伤疤上重新长出鲜活的新肉。

今日才知，沈从文原来是极其悲观的人，内心常痛切，而于文字不可达之处，更增绝望。同样要求完美，但不能如钱钟书置身事外，对人对事不能不持有同情关爱，心理负担上始终不能轻装自保，所以也是一直心累。即便终生爱人张兆和，在沈逝世后才道出，“从文同我相处，这一生，究竟是幸福还是不幸？得不到回答。我不理解他，不完全理解他……真正理解他的为人，懂得他一生承受的重压，是在整理编选他遗稿的现在。”恍惚之间，似乎衬托起“我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最好年龄的人”之绝然。

我读《湘行散记》

文 / 蓝键飞声

中文系的课上曾听老师介绍过沈从文的文章，《湘行散记》是有名的一例，对他创作的具有民俗风情的小说略有所闻，当时便为他的小说震惊，将民间的故事写得如此细致感人，又不落俗套的，唯他一人，绝对大师风范。

不知道沈老有多少奇闻逸事，从北岳文艺出版社出版的这本集子里收录的为数不多的文章中，感受颇深的却是七尺男儿对她心爱的女人浓浓的情意，几百里河水流淌的全是殷殷关爱的细语，你听“我在温习你的一切，你占去了我的感情全部。为了这点幸福的自觉，我叹息了”，“你会明白我如何爱你。我眼泪湿湿的想着你一切的过去”。

爱是无数年轻人心中的圣殿，爱是什么？原来这便是爱情，在时间的河流上，一页一页化为文字的倾述，远在异乡没有一点距离只有思念。现代人曾为虚假的爱情所迷惑，彷徨、恐惧、悲哀、痛苦和逃避在沈老的记述里皆无痕迹，有的是温柔和感动，有的是对湘西山水人物爱的向往，完全没有都是人情的娇纵与老辣，一字一句朴实真切发自内心。

为这扑面的纯真而欣悦提笔的是我，一个木讷于文字的人，一个感觉迟钝的人，忽然心念所动，无须压抑，不怕讥讪，迅速地用文字表达出自己想说的话，这是很久以来不曾有过的激情，为这本生活的书籍，为沈老的情怀。沽名钓誉钻营取巧，所谓的文韬武略，已无足轻重，卸下伪装，只见一叶小舟行于桃源两岸。

前半部分是个人心历，注重情感。后一部分关注人生成长，体现人文精神。全文以审慎关照的个人视角，极其细腻委婉的文字语言，间杂口语式的记述，详实记录作者回乡之行的所见所闻，许多鲜有所闻的民间故事耐人寻味。通过阅读可感知哪个年代里人们的生活状态与环境控制下，变化不安的现实并没有使作者放弃写作，相反更是沉着冷静的思考，平淡的字里行间是丰富内涵的显露，意蕴独特。

书中第三部分《新湘行散记》有一篇《张八寨二十分钟》里与一撑船的小姑娘对话，随意的一句话，却激起作者心灵的水化，在乡村女孩的眼中，他不过是寄生城市里的“蛀米虫”，同在自然中成长，生存在湘西村落里的居民，生命的发展却如此的不同，湍湍的流水中，作者深切地感到命运是一种深刻的变化，时时提醒着善于生活的人们。

最后表白，对于乡下的人事，我知道的多是百八十年前的老样式，至于正在风情雨雪里成长，起始当家作主的新人，如何当家作主，我知道的实在太少。这种文明的存在，以示一代知识分子对民间疾苦的无私关怀，它伴随每一个生命相濡以沫。

就你笔触所及看来，如能够试用于散文，人事景物兼叙，将农村土地人民为无终止战乱，所摧毁残杀伤心惨目无可奈何的种种，于篇章中试作各种设计来加以审慎处理，定必有更高成效。近二十年来所处理这方面题材的，如芦焚、废名、沙汀、艾芜诸先生，多因文格各自不同，使景物人事鲜明突出，各有成就。……最近见天津《大公报•星期文艺》常载邢楚均先生有关西南地方故事，用屠格涅夫写《猎人日记》方法，揉游记散文和小说故事而为使人事凸浮于西南特有明朗天时地理背景中。一切还带点“原料”意味，值得特别注意。十三年前我写《湘西散记》时，即具有这种企图，以为这种方法处理有地方性问题，必容易见成功。①

在这里，沈从文所谈的主要是乡村地方题材的写作问题。他由张白的“笔触所及”谈到芦焚、废名等人的乡村题材处理，再由邢楚均的西南地方故事联想到屠格涅夫的《猎人日记》，最后又涉及他自己的《湘西散记》。很明显，沈从文之所以将这些作家联系在一起，其根本原因乃在于他们的作品都“带点„原料‟意味”。质言之，“带点„原料‟意味”不仅是沈从文进行文学批评的重要标准，而且也是他《湘西散记》的创作追求与特色。

自然，作为《湘西散记》的第三篇散文，《鸭窠围的夜》也“带点„原料‟意味”。首先，这种“原料”意味最为明显的表现便是作品真实而又客观地记录了作者夜泊鸭窠围的所见所闻。阅读作品可以知道，在一个飘雪的黄昏，“我”包定的小船在鸭窠围泊岸，眼中所见的有雪花、大石，有两岸高处的“吊脚楼”，还有在大大小小的船只上忙着烧火、做饭的一个个水手。接着是“黑夜占领了全个河面”，“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互相辉映;水手们有的钻进硬棉被休息，有的上岸烤火谈天，有的躲进吊脚楼去吃“荤烟”，还有的因不敢冒昧闯进妇人家里而只好回船看人打牌;而与此同时，岸上船上皆有人说话，吊脚楼上的妇人的歌声、男人们的笑嚷声、吊脚楼下的小羊的叫声，以及远处不知什么地方的锣鼓声高低混杂，远近呼应。到了半夜，水手们陆续回到了船上，一切的声音也已经全部安静，“我”先是听到了一种“单调”、“古怪”的声音，而后又目睹了一幕水上打鱼的场景。可以说，这就是作者所经历的鸭窠围之夜的全部，它虽然只有从黄昏到半夜的短短几个时辰，但所见所闻的内容已经十分繁杂丰富，并且，作者的叙述描画既没有刻意的剪裁选择，也没有肆意的渲染修饰，所有的只是对本来生活的原原本本的“记录”。其次，说《鸭窠围的夜》“带点„原料‟意味”还在于它所表现的人生自然而又率真。众所周知，在沈从文所表现的湘西人生中，水手和妓女的生活是描写最多、也是最富有湘西地方特色的一类。在这些人的身上，尽管作者有时也揭示他们的生存艰难与悲惨命运，但展现更多的还是他们的“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②。就《鸭窠围的夜》来讲，它重点展现的也是这样的一种人生。这里且不说作者“仿佛看到”的吊脚楼上的吃“荤烟”情景，也不说“妇人”“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着鬓角”的“动人”图画，仅就吃过“荤烟”以后的那些“嘱咐”来说，就足以见到“妇人”与“船上人”的性格态度:

“大老你记着，船下行时又来!”“好，我来的，我记着的。”“你见了顺顺就说:会呢，完了;孩子大牛呢，脚膝骨好了，细粉捎三斤，冰糖捎三斤。”“记得到，记得到，大娘你放心，我见了就说:会呢，完了。大牛呢，好了。细粉来三斤，冰糖来三斤。“杨氏，杨氏，一共四吊七，莫错账!”“是的，放心呵，你说四吊七就四吊七，年三十夜莫会要你多的!你自己记着就是了!”

显然，这个“妇人”与“船上人”虽然只是萍水相逢，但他们半夜之间已经产生了感情;他们的关系虽然主要以物质为基础，但其中也不乏做人的耿直、豪放与单纯，并且，他们对于这种“人生形式”既不掩藏，也不害羞，而是一任自己的“人性”自然而自由地发挥。第三，如果再从作品的景色描写来看，《鸭窠围的夜》的“原料意味”还包含着“原始”“神秘”的成分。如作品前面的两段描写就告诉我们，鸭窠围作为一个水深、山高的深潭，它不但因为两山深翠而令人感到生机盎然与神秘莫测，而且还由于吊脚楼的“希奇的楼房形体”而让人惊叹“奇迹”。当然，如果说深潭与高山衬托之下的吊脚楼景观还是一个静的“奇迹”，那么，文章结束时的打鱼场面则因其人、鱼、声、光俱在而让人感到轰轰烈烈和惊心动魄:

河面一片红光，古怪声音也就从红光一面掠水而来。日里隐藏在大岩下的一些小渔船，在半夜前早已静悄悄的下了拦江网。到了半夜，把一个从船头伸出水面的铁蓝，盛上燃着熊熊烈火的油柴，一面敲着船舷各处走去。身在水中见了火光而来与受了柝声吃惊四窜的鱼类，便在这种情形中触了网，成为渔人的俘虏。

很明显，这里的黑夜与火光相映，鼓声、柝声与马达声交织，水中的鱼与水面的渔人相搏，它(他)们共同构成了一幅原始、神秘而又悠远的捕鱼图画。因此也就难怪，作为旅行者的“我”非但对于那种“古怪的声音”不感到“单调”，反而“默听着那个单调的声音”，看到了“一种原始人与自然战争的情景”。无疑，在沈从文的眼中，原始的捕鱼方式就是一种“人生形式”!

这样，我们已经可以看出，尽管沈从文在创作中具有表现“原料”的明显“企图”，但他作为一个“乡下的绅士”，特别是当他重新面对和审视自己曾经经历的生活时，他不仅不能无动于衷，而且还自觉不自觉地注入了“个人的想象与感情”。这就正如他在《湘西散记•序》中所说，当他写作《湘西散记》等散文的时候，他的心里常常“具有一种„悲悯‟感”，而当他面对那些纤夫和水手等平凡人物的时候，他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又“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③。由此看来，包括“沉痛”和“隐忧”等在内的“悲悯”不仅是沈从文对待“乡下人”的态度，而且也是他乡土写作的情感主调。

具体到《鸭窠围的夜》，沈从文的这种“悲悯”情怀不但表现得相当热烈，而且还始终贯注全文。我们看到，当他听到小羊发出“固执而又柔和”的叫声时，他的心里曾经突然觉得十分“忧郁”和“柔和”;当他“眺望”着吊脚楼的灯光，特别是“估计”着里面的男男女女正在那里打发着“是眼泪也是笑”的日子的时候，他不仅“认识”了他们的“哀乐”，而且还正同阅读描写西伯利亚方面的农人生活的动人作品一样，不觉“掩卷引起无言的哀戚”;而到了深夜，当他看到那个独自上岸的水手不敢冒昧闯进妇人家里而只好回船看牌的时候，他一边“温习”着自己十五年前的旧事，一边又“对于命运感到十分惊异”……不待说，这里的“忧郁”、“柔和”、“哀戚”和“惊异”正是作者面对着生命、女人和往事时所产生的情感与哲思，它们与上述的“沉痛和隐忧”一样，在在都表现了沈从文宗教徒般的“悲悯”情怀。也许，沈从文的这种“悲悯”只是他本人的来源于“古老民族气质上的固有弱点”，或者只是他自己的“来自外部生命受尽挫伤的一种反应现象”，但不可回避的是，这种由“弱点”或“挫伤”而产生的“悲悯”，却也使他的作品“浸透了一种„乡土性抒情诗‟气氛”④。

综上所述，表现“原料”的人生与抒发“悲悯”的情怀既是《鸭窠围的夜》的鲜明特征，也是沈从文乡土写作的共同追求，而两者的同时并存与自然融合不仅昭示出沈从文独特的文学思维和审美理想，而且还显示了其高妙的文学表现技巧。

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中，《湘行散记》和《湘西》具有特殊意义，不仅代表沈从文散文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是中国现代散文的艺术杰构。如果说沈从文的小说是对湘西生命形式乌托邦式的的诗意化想象，那么，他的这两部散文集则在写实与‚造梦‛的有机融合，在对湘西的现实与历史、人事‚常‛与‚变‛的勾连与对照中，将小说中对湘西世界的诗意想象还原为对湘西现实的冷静谛视和具有现场感的写实性追忆，由此彰显出湘西世界在时代变动中的真实图景，使小说中湘西世界的诗性形象在一种苍凉的忧郁和喟叹中以别样的形式出现。《湘行散记》和《湘西》都聚焦于真实的湘西世界，是沈从文对于湘西生命形式的另一种诗性言说，从中不仅可以发现一个现代知识者立足于现实的深沉历史意识和一种潜隐于内心近乎宿命感的生命创痛，而且可以发现一个现代知识者经由返观故土所表现出来的现实忧患意识和对于现代性的质疑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复杂心态。

《湘行散记》的构思几乎是与《边城》的写作同时开始的。1933年9月9日，沈从文和张兆和在北平结婚，租住西城府右街附近达子营的一套民房。这是一个有三间正房外带一个小厢房的小院落，院子里有一棵枣树和一棵槐树，被沈从文称作‚一枣一槐庐‛。沈从文在这里开始写作《边城》，但未及完稿，11月底从湘西家中传来母亲病重的消息。沈从文在处理好手头的一些紧急事务后，于1934年1月7日一个人离京赴湘。由于沿途战事激烈，湘西的形势也非常紧张，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路上的情形颇为艰险。沈从文行前与张兆和约定，途中每天用书信的形式向张兆和报告回湘途中的见闻，以释爱人对自己的担心与挂念，同时也可排遣自己在旅途中的寂寞。沈从文按约每天给张兆和写信，还兴之所至把沿途景物描画下来作为书信的插图。尽管沈从文回乡途中写给张兆和的这些书信结集为《湘行书简》出版，已经是迟至1992年的事情，但这些书信的基本内容作为《湘行散记》的雏形早已广为人知。1934年2月沈从文从湘西老家返回北京后，就在给张兆和书信的基础上加工整理成十二篇散文，自当年4月起陆续在各报刊上发表，1936年3月由商务印书馆结集为《湘行散记》出版。表面上看来，《湘行散记》是沈从文这次回乡的直接产物，实际的情形却要复杂得多，从中不仅可以发现沈从文对湘西故乡萦怀于心的情感，更重要的是可以发现沈从文在深心里对湘西未来前景不可驱除的忧虑。沈从文在晚年回顾《湘行散记》的写作时说：

《湘行散记》是我于一九三三年冬还乡，经过一个月时间写回北京家中一堆通信，后来加以整理贯串完成的。乍一看来，给人印象只是一份写点山水花草琐琐人事的普通游记，事实上却比我许多短篇小说接触到更多复杂问题。……

这个小册子表面上虽只象是涉笔成趣不加剪裁的一般性游记，其实每个篇章都于谐趣中有深一层感慨和寓意，一个细心的读者，当很容易理会到。内中写的尽管只是沅水流域各个水码头及一只小船上纤夫水手等等琐细平凡人事得失哀乐，其实对于他们的过去和当前，都怀着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预感到他们明天的命运——即这么一种平凡卑微生活，也不容易维持下去，终将受一种来自外部另一方面的巨大势能所摧毁。生命似易实同，结束于无可奈何情形中。

显然，对沈从文来说，《湘行散记》是一部寄托甚深的作品，从沈从文一个人的旅行，从他一个人在旅途上的心境，折射出湘西边地民族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的复杂心路历程。与《湘行书简》的‚有意写得十分轻松愉快而有趣‛不同，《湘行散记》在总体基调上是忧郁和苍凉的，在文字的后面有着深一层的感慨和寄托，潜隐着沈从文对湘西民族命运发自深心的沉忧隐痛。

与《湘行散记》一样，《湘西》是沈从文另一次回乡的产物，也有着更深一层的用意和直接服务于抗战的目的。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整个华北岌岌可危。1937年8月12日，沈从文接到教育部的秘密通知，丢下一家老小，和北大、清华的一批教授一起离开沦陷不久的北平，途经南京、武汉、长沙和湘西等地，辗转颠簸，历尽波折，才在次年4月20日抵达云南昆明，此后旅居昆明八年，直到1946年8月复员北平。从北平到昆明的长途迁徙，可以说是沈从文创作《湘西》系列散文的直接契机，正是在取道湘西去云南的途中，他开始痛苦地思索着湘西在抗战中的地位和存在的现实问题。在逗留湘西期间，他曾在大哥的住处‚芸庐‛邀请新任湘西行署主任陈渠珍和‚同乡文武大老‛就团结稳定湘西大后方，支持全国抗战的大局作长时间的垦谈，要求家乡人‚识大体，顾大局，尽全力支持这个有关国家存亡的战事，内部绝对不宜再乱。‛到达昆明后不久，沈从文就着手创作《湘西》系列散文，这些散文于1938年8月25日至11月17日在香港《大公报•文艺》连载，1939年8月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单行本。沈从文在《题记》中指出：‚我这本小书只能说是湘西沅水流域的杂记，书名用‘沅水流域识小录’，似乎还切题一点。‛不过，沈从文并不想把《湘西》写成一般性的游记或通讯，显然也与一般的地方志有所不同，他自己对此有过说明：

到达昆明不久，就又写了这本《湘西》，比较有系统把一条纵横延长将达千里的沅水流域和五个支流地方的‚人事‛、‚生产‛作个概括性的介绍，并用沅陵和凤凰作为重点，人事上的好处和坏处，都叙述得比较详尽些，希望取得‚辟谬理惑‛的效果。而把外人对于两地一些荒唐不经的传说，试为加以较客观分析。某些方面实由于外来贪污官吏无知商人的造作附会，某些方面又和地方积习分不开。特别是地方政治上显明不过的弱点，新的负责人，也应当明白有许多责任待尽应尽。优点和弱点都得有个较新的认识，才可能面临艰巨，一改旧习，共同把地方搞好。

从《湘行散记》到《湘西》，有一条一以贯之的情感主脉，那就是沈从文对湘西生命形式在时代变动中的倾心与凝眸，这使两部作品在主题意向上显示出某种共通性，‚这两部作品内容互为表里，结构互为经纬，以湘西的历史、现实、未来的发展为中心，融会作品对人生的观察与思考，从湘西的政治、经济和人的精神状态的联系中，去把握湘西下层人民的生命形式。‛由于时代的巨大变动和国家遭逢空前浩劫的现实教训，尽管两部作品的创作相隔只有四年时间，沈从文的心境却已大为不同，《湘行散记》在某种程度上的私语性抒情特征已被《湘西》急于‚辟谬理惑‛的公共话语特征所取代，这不仅造成两部作品在叙述视角上的差异，而且使两部作品在风格形态上也表现出不同的特色。

沈从文散文中的湘西世界具有原生态特征，往往给人一种真实的现场感，仿佛让人臵身于湘西的山水怀抱中，与湘西的乡野人物共同承受着生之哀乐与灵魂在自然风光中的淘洗，与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相比，更容易使人感受到一种在温暖中杂糅着忧郁的怀乡之痛和游子情怀。沈从文的早期散文《市集》就已经初步显示出这种特色，编者徐志摩特撰一则《志摩的欣赏》附后，由衷地赞叹说：‚这是多美丽多生动的一幅乡村画。‛不过，沈从文早期散文中的湘西世界虽是对故乡人物与风情的写实或素描，但毕竟显得过于纯净和单一，多少散发出具有草根味的梦幻气息，还远远说不上是对湘西生命世界的深度开掘。即使是《从文自传》中的湘西世界，给人的感觉仍然是‚造梦‛的成分多于写实，湘西世界在整体上给人的印象仍然是模糊的，一定程度上对湘西严峻现实的揭示并不能掩饰住作品骨子里的牧歌情调，作品中所包含的人生意蕴还缺乏坚实的现实支撑，这使《从文自传》与严格意义上的自传存在着内在的裂痕。从根本上说，沈从文是带着一种‚他者‛的眼光来创作这部‚自传‛的，《从文自传》中的‚我‛是作为‚他者‛的一个替代性符号出现的，因此，《从文自传》中对于湘西世界的塑造虽然源于沈从文自身的生命体验，并有着充分的现实依据，却仍然停留于乌托邦式的诗性想象，着意展示湘西生命形式的庄严与幻美，而庄严与幻美背后真实的湘西悲剧人生形式则在一定程度上消解在沈从文悲悯的微笑影子里，沈从文显然在湘西严峻的现实面前还缺乏敏锐的‚问题意识‛。

《湘行散记》和《湘西》的意义就在于沈从文对湘西世界的‚重塑‛与‚还原‛，以及在‚重塑‛与‚还原‛中贴近湘西现实的批判精神和强烈的使命意识。在沈从文的全部创作中，对湘西世界的‚重塑‛是一种基本的创作选择，其小说中的湘西世界正是这种‚重塑‛的产物，但小说中‚重塑‛出来的湘西世界显然不能视同为湘西的本真状态，这也是在一般读者看来沈从文小说中的湘西世界未免现出过多空幻色彩与牧歌情调的原因。诚然《湘行散记》和《湘西》也是对湘西世界的‚重塑‛，却是另一种形式的‚重塑‛，这次的‚重塑‛是贴着湘西的原生态形式进行的，在一定程度上具有还原性意义。沈从文在《湘行散记》和《湘西》中对湘西世界的‚还原‛传达出一种深沉的民族忧患意识和苍凉的人生悲剧意识，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的深刻用心所在和一个现代知识者在时代大变动中曲折隐微的心路历程。

从文本的显性层面来看，《湘行散记》和《湘西》都呈现出游记的结构形态。沈从文采取以沿沅水溯流而上的时空转换方式和移步换形的观察视角作为作品的结构线索，把一条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其上游各支流的自然景观、民风习俗、地理物产、人事变迁、历史事件、原始遗迹等鲜活地展示在读者面前，组成一个由湘西风情画、历史沿革史和人物谱系图杂糅为一体的完整的艺术体系，长河沅水是这个艺术体系的中心形象。在沈从文的笔下，沅水是作为一个具有整体感和个性色彩的文学形象而出现的，就此而言，《湘行散记》和《湘西》是关于一条长河的‚自传‛，而沈从文不过是一个忠实的代言者或记录者而已。长河作为作品中的中心形象不仅是写实性的，同时是象征性的，在沈从文建构的湘西艺术世界中，可以说是一个具有巨大包容性和概括力的精神性‚实体‛，负载着沈从文丰盈而沉重的文化乡思与历史省察。经由这条长河的‚自传‛，《湘行散记》和《湘西》呈现出湘西社会真实而严峻的生存状态。作品涉及到湘西社会中方方面面的人物，诸如水手、纤夫、妓女、商人、地方下层官员、兵士、土匪、矿工、农民和乡村社会中的腐坏人物等，可以说是一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湘西人物谱。作品以深沉的悲悯意识反映出长期以来受压抑的少数民族的孤独感和悲剧性的生存境遇，彰显出一种在现代性压抑下具有独特形态的生命形式，由此形成作品的深层意义结构。

在延长千里的沅水及其上游各支流上，生活着不计其数的水手、纤夫以及其他从事水上工作的苦力。由于湘西地处偏僻，当时陆路交通非常不便，水路航行成为联结外部的一种主要交通方式，船只对于湘西地方上的运输和人们的日常出行都极为重要，河与船往往联结着湘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成为沈从文创作中重要的表现对象。沈从文在谈及自己的创作时说：‚我所写的故事，却多数是水边的故事。故事中我所最满意的文章，常用船上水上作为背影，我故事中人物的性格，全为我在水边船上所见到的人物性格。我文字中一点忧郁气分，便因为被过去十五年前南方的阴雨天气影响而来，我文字风格，假若还有些值得注意处，那只因为我记得水上人的言语太多了。‛在沈从文早年的行伍生涯中，曾常常栖身在船上和水边，这使他对水手和水上生活异常熟悉，水手和水上生活是其创作中经常出现的题材。由于长年在船上、水边风餐露宿，过着漂泊无定且凶险无常的生活，这些卑微的水上人物有着不同于常人的独特生活形态。与小说《柏子》中的同名主人公一样，沈从文散文中的水手也显示出生命存在的本真之美，然而散文中对生存严酷与艰难情状的描写更贴近生活的真实状态。《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中有一种强烈的历史意识和对于命运神秘意义的叩问，沈从文在文中描绘了这样几个场景：在寒冬腊月里，一只大船搁浅在激流中，一个水手赤裸着全身，毫不迟疑地向水中跳去，马上就被大水冲走了，岸上的人追着喊着，水中的那一个则回答些遗嘱之类，人转瞬间就不见踪影了。命运摊派了他们这份职业，他们也就把生命和一条长河紧紧连在了一起，并不怨恨命运的不公，照样在险涛恶浪里纵情笑骂，任性放歌，在与风浪的搏击中释放生命的能量。一个七十七岁的老水手，牙齿已脱，白须满腮，却同古罗马人那么健壮，身手还是那样敏捷，他不放过任何一次卖力气的机会，为一百钱的得失与人争吵不休，‚但小船已开出后，老头子方不再坚持那一分钱，却赶忙从大石上一跃而下，自动把背后纤板上短绳，缚定了小船的竹缆，躬着腰向前走去了。‛这就是湘西水手的生活常态，在四时的严酷交替中，他们承受着人生的那份哀乐，简单而庄严地生活着。想起十六年来湘西故土的人事变迁，沈从文不禁发出轻轻的叹息：‚历史对于他们俨然毫无意义，然而提到他们这点千年不变无可记载的历史，却使人引起无言的哀戚。‛沈从文以忧郁和悲悯的目光注视着这些水上人物的苦难人生，对他们怀着无法言说的温爱，‚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百汇万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皆那么爱着，十分温暖的爱着！‛在《湘行散记》和《湘西》的人物谱系中，水手是沈从文最为着力展示的人物群体，他们大都有一个简单、粗野、奔放然而彻底忠实的灵魂，情感形态是完全裸露的，有着与湘西自然山水同样充满韧性的质地；他们也许显得放浪不羁，但在职责的承担上则不允许马虎；他们大多有着原始野性般的强力，坦然应对险恶的自然环境和艰苦的工作条件，然而当怀着一颗粗陋的心去吊脚楼里与情人相会时，又显出不无童稚气的柔肠与深情；在平常的生活中，他们见不得恃强凌弱的恶行，同情弱小被他们奉为做人应有的美德。在他们的身上表现出湘西乡下人坚韧顽强的生存意志和融汇自然山水与自然人性于一体的神性气质，这正是沈从文所倾心与神往的生命形式。

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大凡有水手的地方，总会有吊脚楼里从事特殊职业的女人。水手与妓女畸形的婚恋关系不仅构成沈从文观察湘西底层社会的一个独特视角，而且本身构成沈从文湘西艺术世界中的苦难叙事，这使沈从文的创作中呈现出一个充满杂色，具有江湖气味的生命世界，从中可以发现沈从文看取湘西生命形式的独特情感取向和伦理道德态度。由于湘西地方上的极端贫困，手足贴地的乡下人不管如何勤苦耐劳，总不容易把生活对付下去，这就使女人以身体谋生的传统方式也在湘西地方上普遍存在。不过，沈从文笔下的妓女却不是惯常所见的那类风尘女子，她们出卖肉体却不卖出自己的灵魂，有朴实得近乎简单的信仰，在她们身上，湘西乡下人做人处事的美德并没有被悲惨的命运和卑贱的身份所玷污。因此，在沈从文的小说中，妓女往往是以充分诗化的艺术形象出现的，读者所看到的往往并不是她们真实的生活情状，而是从她们的灵魂深处迸发出来的诗意和光华，沈从文从中提炼出独特的人性之美，与都市的婚恋形态形成鲜明的对照。沈从文的这种创作取向同样在《湘行散记》和《湘西》中表现出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沈从文在小说中彰显出来的主要是湘西世界的诗性形象，当地妓女的悲惨境遇在很大程度上被虚化为一种坚韧从容的人生态度，这种刻意对湘西世界的远距离凝视无疑具有一种遮蔽作用。因此，当沈从文重回湘西，把目光转向当地妓女真实的生活状态时，他发现的是一幅幅底层妇女遭受摧残的可怕图景和令人颤栗的悲哀。在《桃源与沅州》一文中，沈从文对当地妓女的真实生活状况有几段近乎总括性的描写：

还有个名为‚后江‛的地方，住下无数公私不分的妓女，很认真经营她们的业务。有些人家在一个菜园平房里，有些却又住在空船上，地方虽脏一点倒富有诗意。这些妇女使用她们的下体，安慰军政各界，且征服了往还沅水流域的烟贩，木商，船主，以及种种过路人，挖空了每个顾客的钱包，维持许多人生活，促进地方的繁荣。……

妓女的数目，占城中人口比例数不小。因此仿佛有各种原因，她们的年龄皆比其他都市更无限制。有些人年在五十以上，还不甘自弃，同孙女辈行来参加这种生活斗争，每日轮流接待水手同军营中火夫。也有年纪不过十三四岁，乳臭尚未脱尽，便在那儿接待客人过夜的。……

这些人有病本不算一回事，实在病重了，不能作生活挣饭吃，间或就上街走到西药房去打针，六零六三零三扎那么几下，或请走方郎中配副药，朱砂茯苓乱吃一阵，只要支持得下去，总不会坐下来吃白饭。直到病倒了，毫无希望可言了，就叫毛伙用门板抬到那类住在空船中孤身过日子的老妇人身边去，尽她咽最后那一口气，死去时亲人呼天抢地哭一阵，罄所有请和尚安魂念经再托人赊购副四合头棺木，或借‚大加一‛买副薄薄板片，土里一埋也就完事了。

这些妓女大都生活在狭小肮脏的吊脚楼里和空船上，把出卖肉体当作一种赖以谋生的‚职业‛，沈从文把她们的屈辱人生和悲剧命运内化为一种异常沉重的苍凉和悲哀，把当地妓女一部血泪斑斑却无处倾诉的屈辱史异常冷峻地呈现在读者面前，这是怎样的孤独和悲哀！这使他的作品中始终流着一种凄婉与哀伤的调子。《辰溪的煤》中，矿工向大成的大女儿在十三岁时被当地驻军的一个排长诱奸，沦为妓女，最后在屈辱中吞吃鸦片而死。更可悲的是，这个矿工因矿难而死，二女儿才十二岁，全家人转而把谋生的希望寄托在她的身上，再过四年，她也要从事她姐姐那样的‚职业‛。挣扎在沅水流域用身体谋生的这些妓女，地狱俨然就是为她们而设的，‚永远用血和泪在同样情形中打发日子‛。然而，这些挣扎在地狱底层的妇女却对生活怀着深切的爱，她们与水手相依为命，相互从对方身上获得精神上的慰藉和生存下去的勇气，他们爱得如此真诚而热烈，完全袒露出生命中的神性之美，使城市文明人表面上温情脉脉的爱情相形见拙。《一个多情水手和一个多情妇人》一文中，水手牛保在和吊脚楼女子一夜的欢娱后，又要起锚远行，那年青妇人露出‚鬓发散乱的头颅，向河下人锐声叫将起来：‘牛保，牛保，我同你说的话，你记着吗？’‛牛保知道‚妇人起身到窗边时，是还不穿衣服的‛，怕她冷着，就大声叫着要她快上床去，那妇人赌气说：‚我等你十天，你有良心，你就来——‛牛保在得到沈从文的四个苹果后，不怕耽误开船的时间，又跑回吊脚楼里，一股脑儿全送给那年青妇人。酷寒的天气，近乎粗俗的乡野语言，吊脚楼女子赤裸的身体，在众目睽睽下的依依惜别，这一切既有原生态的生活气息，又经过了作者精心的艺术过滤，全然没有肉欲的感觉和肮脏交易的丑恶。美丽的妓女夭夭被一个年过五旬的老烟鬼霸占，只要谁有钱财和烟土就让床让位，但夭夭那颗年轻的心却无从拘束，她‚把一双放光的眼睛尽瞅着我‛，使作者‚几乎本能的就感到了这个小妇人是正在爱着我的‛，然而，夭夭的幻想只能在她敏感多情的心上驰骋，却不可能落到生活的实处，她对于爱的渴望终究是空幻的。沈从文把水手和妓女之间那点可怜的‚露水恩情‛和他们对于爱情的渴望升华为一种发光的生命形式，从这些底层人物身上挖掘出自然人性之美和诚实道德之善，寄托着沈从文试图用湘西原始魂魄重塑民族品德，用湘西生命形式强化民族生命活力的良苦用心。

在《湘行散记》和《湘西》所展开的艺术世界中，土匪和游侠因其元气淋漓和具有浓烈江湖气味的生命形态，成为湘西人物谱系中最为特殊的一群。长期以来，在局外人眼里，‚湘西是个苗区，同时又是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喜欢杀人。‛湘西的诗性形象被外界扭曲为‚匪区‛，这是沈从文长久的心头之痛。当时就有人公开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指责湘西‚匪就是民，民就是匪，民与匪没有区别。‛这篇带有地区和民族歧视的文章使沈从文深受刺激，他创作《湘西》系列散文在一定程度上出于为湘西‚解蔽‛和‚去魅‛的心理动因。对湘西留给外界的‚匪区‛形象，沈从文多有辩护，也在《湘西》中作过比较客观的分析：

因兵役法的缺憾，和执行兵役法的中间层保甲制度人选不完善，逃避兵役的也多，这些壮丁抛下他的耕牛，向山中走，就去当匪。匪多的原因，外来官吏苛索实为主因。乡下人照例都愿意好好活下去，官吏的老式方法居多是不让他们那么好好活下去。乡下人照例一入兵营就成为一个好战士，可是办兵役的却觉得如果人人都乐于应兵役，就毫无利益可图。土匪多时，当局另外派大部队伍来‚维持治安‛，守在几个城区，别的不再过问。

由兵役法的缺憾和外来官吏的苛索所造成的‚湘西多匪‛现象，在沈从文的创作中多有表现。沈从文创作独特性的一个重要侧面，就在于他看取湘西问题时的独特眼光，沈从文对土匪和游侠者诗性形象的塑造关联着他对湘西问题的独特理解。他不是以局外人的眼光，甚至也不是以湘西本土人的眼光，而是用近于一个游侠者本身的眼光来传达出一种犀利而又充满痛楚的文化选择，一种满含温情实则绝望到虚无的大悲情和大哀痛。作为叙述者的沈从文实际上是土匪和游侠者的另一个‚化身‛，是与土匪和游侠者化为一体的另一个诗性形象。沈从文同时作为一个代言者在作品中出现，他的立场不仅仅是他个人的，而且代表一个群体从湘西泥土中发出来的声音，因此，土匪与游侠者作为湘西‚草根‛民性的集中体现，在沈从文的笔下尽管多以另类者的形象出现，但却迥异于人们通常对土匪和游侠者的想象和社会定位。《沅陵的人》中那个土匪团长平时干些打家劫舍的勾当，却也知书达理，而且长得‚实在英俊标致‛，全然没有人们印象中那种青面獠牙的匪气。他爱慕‚合掌洲‛的周家夭妹，强抢她和自己成亲，却极讲究礼仪，没有委屈夭妹，把一场婚事办得热闹风光，而且派人送信给夭妹的父母，尊称岳父岳母，‚报告夭妹安好，不用挂念。信还是用红帖子写的，词句华而典，师爷的手笔。还同时送来一批礼物！‛这个土匪团长的故事在沈从文的创作中曾以不同的形式多次出现。沈从文着力表现的是一种雄强有力的人生形式，土匪在他的笔下并非天生的恶人，从中也许可以发现沈从文较之常人对湘西问题更深一层的理解。《凤凰》中的侠客田三怒威震一方，号称‚龙头大哥‛，一面行侠仗义，一面又滥杀无辜，一生‚结怨甚多，积德亦多‛，在迟暮之年，仍然保持着一代侠客的英雄本色，最后死得惨烈而悲凉。《虎雏再遇记》中的虎雏也多次出现在沈从文的创作中，他身上的游侠者气质似乎属于另一类型，骨子里更多一份军人刚性的钙质，对敌出手时毫不含糊。作者曾想把虎雏调教成一个有教养的读书人，甚或幻想他在将来成个伟人，但这头小豹子却从小性情暴烈，‚只宜于深山大泽方能发展他的生命‛，到他十八岁时，已亲手放翻六个敌人，‚虽一再犯罪却不应受何种惩罚‛，在沈从文的眼里，虎雏是‚好一个漂亮战士！‛他超越通常的善恶是非标准，在虎雏的身上发掘出一种燃烧着湘西民族激情的强健自然精神。

就法律角度而言，‚土匪‛被定义为专事抢劫的暴力团伙成员。在农耕时代，侠匪们往往出身于农民，走投无路的农民通过落草为匪可以获得生存上的庇护，因此，尽管政府与上层阶级视侠匪为罪犯，并加以强力征剿，但在广大的民间，对侠匪的态度就复杂得多。在特殊的时期和某种特定的情境下，民众会对侠匪抱同情的态度，甚至把他们作为英雄来崇拜，‚在民众的眼中，他们是勇士，是复仇者，是献身正义的无畏斗士，甚至是自由的领路人，他们因此而得到景仰和帮助。‛在民间的想象中，侠匪反抗强权与暴政的行为往往被放大，乃至被塑造为除暴安良的化身。反映在文学创作中，侠匪的形象固然异常斑驳，但也大体上和民间对于侠匪的想象同源而合流。啸聚成群的侠匪并不是必然作为广大民众的冤家对头出现的，这在文学作品中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现象。沈从文‚匪‛与‚侠‛的观念显然是完全民间化的，在他涉及到侠匪题材的作品中，他似乎从未作为一个局外人对侠匪进行斥责和咒骂，倒是可以发现沈从文对侠匪有一种隐秘的崇拜情结，这使他笔下的侠匪往往站在人性和神性之间，代表一种雄强有力且不乏道德圆满性的生命形式。对沈从文来说，从《湘行散记》到《湘西》意味着从‚一个人的旅行‛到‚一个民族的旅行‛，从沈从文一个人孤独的旅途中折射出一个边地民族在向现代转型过程中蜕变新生的复杂心路历程。在沈从文着力展开的湘西人物谱系中，在水手、妓女、土匪与游侠等‚非常态性‛人物之外，还拥有一个更为开阔的艺术视野和观察视角，沈从文把一条延长千里的长河和湘西地方民族的人事变迁与历史命运融汇为一片在现代性冲击下真实而严峻的生命图景。《湘行散记》是沈从文‚一个人的旅行‛，从开篇的《一个带水獭皮帽子的朋友》到末篇《滕回生堂的今昔》，沈从文一个人在旅途上的心境是荒凉而寂寞的，他在一条长河上行走的身影，近似于一个历史沉思者在漫长孤旅中漂泊的形象。沈从文返归故乡的路途布满现代性设臵的重重障碍，他怀着深切的忧思清理沉积在湘西历史皱褶里厚重而芜杂的人生内容，反思湘西民族在不可抗拒的现代化浪潮中所遭遇的巨大精神困境，‚这个民族，在这一堆长长的日子里，为内战，毒物，饥馑，水灾，如何向堕落与灭亡的大路走去。一切人生活习惯，又如何在巨大压力下失去了它原来的纯朴型范，形成一种难于设想的模式！‛沈从文重返湘西故乡所目睹的这种严峻堕落趋势和生命形式令人沉痛的萎缩，激起他对湘西未来民族命运较之此前更深一层的思考。沈从文行走的步履和思考却是犹疑和艰难的，在一种近似于梦一般的恍惚状态中呈现出湘西生命形式的真实状态，这使《湘行散记》在总体上呈现出忧郁、沉重与苍凉的底色，在文字的后面浸润着湘西民族长期以来被压抑和边缘化的孤独感和悲剧感，同时可以发现沈从文重造民族生命的理想和愿望。

相对而言，《湘西》更近于‚一个民族的旅行‛，在一定程度上具有湘西地方志的性质，是对湘西民族性格和湘西地方文化的真实纪录与诗性提炼，呈现出湘西民族的总体诗性形象和生命形式。在《湘行散记》中，‚我‛不仅仅是航行在长河上的一个旅行者，代表一个主体性的观察视角，在‚我‛的身上固然去不掉沈从文本人的身份印记，但更重要的是‚我‛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学形象而存在。‚我‛作为‚一个人的旅行‛并不仅仅是沈从文一个人的旅行，而是指向更为宽泛的存在个体，沈从文把‚一个人的旅行‛在一条长河上展开，在彰显自己作为一个湘西人的身世感之外，显然还有着更深一层的寄托。在《湘西》中，‚我‛的退场形成一种客观化的叙述视角，取而代之的是湘西民族的总体形象，从首篇《常德的船》到末篇《苗民问题》，沈从文没有简单地停留于对湘西问题‚辟谬理惑‛的辩解，而是在一种初步展开的现代性视野下，以自己完整而纯粹的乡土经验，诗性地呈现出‚一个民族的旅行‛。这种由现代性与乡土经验交汇而形成的双重视角，使《湘西》在某种程度上成为一部充满矛盾的作品。沈从文这种游移于现代性与乡土经验之间的文化选择，使《湘西》的写作目的与实际效果之间显然无法达成有机的协调，由此造成《湘西》内部的文本裂痕。湘西民族在一条古老长河上的旅行，是朝向现代性的‚桥头堡‛，还是返回到原本充满诗性而且完整而纯粹的乡土经验中去，沈从文由此陷入到更深的矛盾和困惑之中。

《湘行散记》和《湘西》作为沈从文两次重返故乡的产物，关联着沈从文对于湘西的全部个人经验，并经由这种个人经验的放大与改写，在怀乡与追忆中，用一种极其个性化的方式把湘西的诗性形象凸显出来，成为‚乡土中国‛的一个微型缩影。因此，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形象既是其个人的，同时也是中国的，是其个人记忆在现代性背景下对‚乡土中国‛的诗性重构，对跋涉在现代性泥淖中的中国乡村来说，也许具有整体象征意义。

小时候上图画课，我总喜欢拿着毛笔点了色蘸着水，在画本上一层层地涂画，任由色彩浸润晕开。那时不懂什么原理，只想着一会儿海水就会由蓝变绿，树会由近及远，天空渐渐开阔，炊烟顺着风的方向袅袅升起，惊起的林间小鸟越飞越远…… 这样涂画着，本子很快湿漉漉起来，晾干，交上去，老师判下的分数却是高分。便由衷地对水彩画有了好感。

看书，有描绘景色的片段，脑子里往往不由自主地将其想像成一幅幅水彩画：暗的、亮的、浅的、深的、黑的、白的、绿的、红的……勾勒出背景，加进活动的人，和作者刻意构思的事，画面便活了。文字生成了画面，想像又把画面连动成了电影，于脑海中不停地放映……喜欢上这种文字的“水彩画”，任由自己喜好地安排剪辑、放大缩小、感动愤怒……

这可能是一种阅读的毛病，常常是主观地把外在的文字隶属成自己内心世界的一部分，由己量文，再感同身受。这两天读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再次致命地执迷于自己的阅读习惯。

应该说，《湘行散记》的“写意”让我不忍卒“读”。意由景起，情由意生。

“一列青黛崭削的石壁，夹江高矗，被夕阳烘炙成为一个五彩屏障。”“四点左右，黄昏已逐渐腐蚀了山峦与树石轮廓，占领了屋角隅。”“船停了，真静。一切声音皆为大雪以前的寒气凝结了，只有船底的水声，轻轻的轻轻的流过去，——使人感觉到它的声音，几乎不是耳朵却只是想象。”……沈从文笔下的岩壁、石窟、码头、河道、渔网、船橹、白帆、落日、云影、暮色、薄冰……都微微敷了一层闲淡的色彩，悠悠地在宣纸上渲染、行走，画面澄明、清澈、纯稚、简洁，到处罩着一层冬日里炉火边的暖意，就连当地水手的粗野对话，也显得极具温情和惬意：“牯子大哥，你怎么的，天气冷得很，大清早还赶来送我！”他钻进舱里笑着轻轻地向我说：“牯子老弟，我们看好了的那幅画，我不想买了。我昨晚看过更好的一本册页！”“什么人画的？”“当然是仇十洲。我怕仇十洲那杂种也画不出。牯子老弟，好得很……”话不说完他就大笑起来。我明白他话中所指了。“你又迷路了吗？你不是说自己年已老吗？”“到了桃源还不迷路吗？自己虽老别人可年青……”

三十年代辰河的水手，长年与湍急的滩头激流为伴，在浪声哮吼中求活。惟一的乐趣便是小船泊到泥滩后，不再蜷伏在潮湿冰冷的船里，而是烧段烂缆绳，照着路，从跳板一端摇摇荡荡地上岸，直向河街头走去，到吊脚楼暖被窝吃“荤烟”：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也很少了，另外一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的声音……这是沈从文笔下的水彩画。第二天天光还不很亮，许多在吊脚楼寄宿的人，从妇人热被里脱身，皆在河滩大石间踉跄走着，回归船上。妇人们恩情所结，也多和衣靠着窗边，与河下人遥遥传述那种种“后会有期各自珍重”的话语。

过眼云烟的情和欲，支撑着摇曳的小舟于汪洋不被吞没。沈从文在《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曾想给一个水手几角钱，让他遂吃“荤烟”的愿。也曾在一户人家屋里烤火时碰到一双放光的眼睛，“我几乎本能地感到这个小妇人是正在对我怀着一点痴想头的。不用惊奇，我们若稍懂人情，就会明白一张为都市所折磨而成的白脸，同一件称身软料细毛衣服，在一个小家碧玉心中所能引起的一种如何幻想。”

屋里是熊熊的柴火，主人沉默了，众人也沉默了。沉默中，沈从文体会到了一点“人生”的苦味。“我不能给那个小妇人什么，也再不做给那不手一点点钱的打算了。我觉得他们的欲望同悲哀都十分神圣，我不配用钱或别的方法渗进他们命运里去，扰乱他们生活上那一份应有的哀乐。”

写《湘行散记》时是1936年，沈从文34岁，记录他重归故里的所见所闻所感。那时，他与张兆和结婚三年，已出版了《神巫之爱》、《虎雏》、《月下小景》、《阿黑小史》等多部小说集，《记胡也频》、《记丁玲》、《从文自传》等传记文学。是沈的家庭事业生活稳定期。他用温和的目光感受着辰河的水和山头的阳光。山头那一抹淡淡的午后阳光感动着他，水底各色圆如棋子的石头也感动着他。“我心中似乎毫无渣滓，透明烛照，对万汇百物，对拉船人与小小船只，一切都那么爱着，十分温暖地爱着！”爱着故乡的草草木木光景声色，沈从文笔端自然而然地流淌出了淡淡的水彩画，映照着故乡的山水，也映照着自三十年代以来不断湘西行的足迹。

《湘行散记》与沈从文另一部著名中篇小说《边城》有着一脉相承之势，都属湘西风土人情题材。《边城》的创作早其两年，同样的平和、温情、明亮。翠翠成了美与纯朴的象征。汉学家马悦然翻译《边城》到西方时沈从文已去世，失去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参评资格。

与1937年以后的战乱流亡生活及解放后长时间不公平待遇相比，1936年前是沈从文最富有生命力的时期（尽管后来创作了《长河》）。“二十岁以前生活在沅水边的土地上；二十岁以后生活在对这片土地的印象里”，有了这份故土的养育和滋润，“我认识他们的哀乐，这一切我也有份。看他们在那里把每个日子打发下去，也是眼泪也是笑，离我虽那么远，同时又与我那么近。我如今只用想像去领味这些人生活的表面姿态，却用过去的一分经验，接触着了这种人的灵魂。”沈从文，毕竟还是有了安慰。

 昨晚，翻出了在凤凰购得的《湘行散记》，自去年五月买回后，未尝翻读过。

扉页上盖了沈从文故居购书留念章，还有沈老头像。

毕业论文写的是对沈从文译文的分析，所以08年的冬日，父亲带我在王府井书店仔细比较，买了书，给我讲沈从文的行文特点，也是自那时起，对沈从文的文字有了更全面的认识，不再偏颇。

《湘行散记》的首文，是用乡间土语描写家乡风物的，这不同于多年后我见到的凤凰。同样是熙攘吵闹，而前者真实，后者浮于形式，过客居多。沈从文笔下的灵秀凤凰，早已去了丰姿，莫论涅磐。

那日清晨，薄雾笼于江面，细雨缠绵，船人推舟入江，我看到的是安静的初醒的凤凰。而如今，沱江依旧，那处于最美好年纪的女子去了何处？

语言是一个作家最重要的脸谱和指纹，而结构方式的优劣又是衡定一个作家艺术才能高下的主要尺度。《湘行散记》《湘西》是沈从文艺术生涯鼎盛期的作品，在上述两方面都已是驾驭随心，自然天成，形成独有的风情风味、风格风华。

一

《湘行散记》《湘西》分别出版于一九三六年和一九三八年。沈从文已历经十余年坐修，笔墨功夫已呈化境。依景属词，随事而文，明心披性，辩理认知，心所欲则笔所至，几乎无不“恰当”。

首先，语言质地简洁而澄明。记人叙事，勾勒山水，或坦露心迹，均简洁明快，一语中的，绝不拖沓。拒矫情，远做作，显本色。尤其是《湘西》中九篇作品，几乎无一笔空疏，每字每句都贴地而生。为了以最少篇幅包容最宏富的内容，他捋去堆砌，掸掉浮华，斩去了冗言缀词，剪落了稠枝密叶，疏疏落落，透明透亮，朴素而且简约，老实而又忠实。传了情，达了意，收锋入鞘，戛然而止。

散文与小说不同，尤其是乡情散文，山水人事皆为实在，皆与作者生命相连，魂魄相依。沈从文阔别湘西十六年，故乡的一切自然在记忆中被不断地翻炒熔炼。十六年后，在透骨的相思里翻越烟雨关山再度重逢，“一个生命，两个天地，十六载似水年华，脚一踏上乡土，心中多少感慨！”①体察之细腻，用情之深切，无以复加。一颗心澄澈如沅水，“毫无渣滓，透明烛照”，自由舒放，随山岚而升举，因谿壑而下沉。吐为文字，自然清灵如水晶，明心见性，秀逸温人。加之沈从文秉性醇厚，心根之正，能始终正视国族苦难、民生多艰，能关注广大遮蔽下的种种生命在欢喜和忧愁，而绝无对世外桃源、逍遥生活的心迷和景慕。发为言自然是庄严、深切而本色。无凌空虚蹈之弊，妄言放诞之疾。笔墨纵横均出自心源，出自人的至性常情，所以，磊磊落落，澄澄明明。

其次，运笔走势轻捷而灵动。沈从文曾苦练过书法，深研过传统绘画，深知运笔走势的精妙所在，也深知真正的大师是在细微毫芒处见功夫。所以转为文字描写，“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②。叙事写人，在鲜活处落笔；画景传情，以光色降人。忌呆板，忌钝重，不铺张，不深掘。用词走笔，一如风推水波，轻灵跳荡，转折无痕。《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开篇写道：

我仿佛被一个极熟的人喊了又喊，人清醒后那个声音还在耳朵边。原来我的小船已开行了许久，这时节正在一个长潭中顺风滑行，河水从船舷轻轻擦过，把我弄醒了。

只五句，不仅将时间的绵延，场景的转换，梦境与现实，感觉和意绪，恍惚之态与清醒之状，以及对未来新途的一点淡淡憧憬悠然写出，而且，也鸟迹无痕地由上篇渡入本文，开启了新的篇章。

沈从文极善于将语言调理成进行时态，即使是静态场景，也写得玲珑多姿，活色生香：

遇晴明天气，白日西落，天上薄云由银红转成灰紫。停泊崖下的小渔船，烧湿柴煮饭，炊烟受湿，平贴水面，如平摊一块白幕。绿头水凫三只五只，排阵掠水飞去，消失在微茫烟波里。一切光景静美而略带忧郁。随意切割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泸溪·浦市·箱子岩》）

这“静美而略带忧郁”的“宋人画本”，是在一连串动词的排演中完成的，“白日”“薄云”“渔船”“炊烟”“水凫”——这些自然天象人事作为，在一个个“恰当”动词组接中如此完美地趋合在一幅画面里，仿佛有意又仿佛无意，似乎相离又似乎相依。一切都灵逸飞动，自在自为。洗铅华，出意境，真纯现，天趣来。曾深受沈从文影响的贾平凹说过：“语言中多用动词，用常人不用的动词，语言就有了场面感，有了容量和信息，有一种质的感觉。”③上引文字正是如此。

第三，用语典雅与土俗并存，富丽与朴素同在。沈从文曾在写给青年作家的一封信中说道：“兼叙人事的散文„„容许你在景物印象、语言对比、观念诠释、人事发展上作各种不太谨严的拼和，涂金绘彩至于奢侈，素朴无华近于贫俭，粗俗中增饰妩媚，庄素中注入了点点幽默。”④这是沈从文给青年作家的指点，也是他自身语言表达的写照。

在遣词造句方面，沈从文是受古典文学影响最深的现代作家。他把古典词汇中典雅、高贵、精致、飞扬的一面，经过心灵的筛选和内化、编织和组装，裁制成现代散文的金缕玉衣，既古色古香又华严端庄。不仅使一些在白话巨浪中奄奄待毙的古典词汇和句式，再度青葱郁发，熠熠生辉，而且，这文辞的“仿古”与湘西的苍老又是如此的相得益彰，历史感与沧桑感倏然而生。

由源陵南岸看北岸山城，房屋接瓦连椽，较高处露出雉堞，沿山围绕；丛树点缀其间，风光入眼，实不俗气。由北岸向南望，则河边小山间，竹园、树木、庙宇、高塔、民居，仿佛各个位置在最适当处。山后较远处群峰罗列，如屏如障，烟云变幻，颜色积翠堆蓝。早晚相对，令人想象其中必有帝子天神，驾螭乘盩，驰骤其间。绕城长河，每年三四月春水发后，洪江油船颜色鲜明，在摇橹歌呼中连翩下驶。长方形大木筏，数十精壮汉子，各据筏上一角，举桡激水，乘流而下。就中最令人感动处，是小船半渡，游目四瞩，俨然四围是山，山外重山，一切如画。水深流速，弄船女子，腰腿劲健，胆大心平，危立船头，视若无事„„（《沅陵的人》）

用词走笔显然有骈丽之痕、诗赋之迹，但已滤清了古奥和艰涩，留下了富丽和典雅。这种以现代语汇为砖石、以古典句式为框架的“沈氏笔法”，既严谨、整饬、内敛，又畅达、流丽、放脱。造句中，舍去一切虚字浮词，只保留肌肉和筋骨，所以峭拔警迈、简练柔韧。一个个短小精悍的句段，携着景的壮丽、人的“歌呼”，在铿锵节奏中一如这“洪江油船”、“颜色鲜明”、“连翩下驶”。既古韵悠扬又新姿勃发。可诵可吟，可品可鉴，风骚独在。

然而，如果是以人物对话为主体的生活实录，则一改优雅和唯美，粗言俗语往往逼面而来。《湘行散记》多着意于凡人琐事，流连于俗世间真朴的温馨。文中多次记述水手互相间的辱骂，粗语脏字脱口而出。但沈从文不改动，不修正，照本铺陈。因为“他们并不是吵架，不过在那里‘说话’罢了。这些人说话照例永远得使用个粗野字眼儿，也正同我们使用标点符号一样，倘若忘了加上去，意思也就很容易不清楚了，这样粗野字眼儿的使用，即在父子兄弟间也少不了”⑤。作品要展露的正是这种生命的本相，展露他们为人的简单而简明。爱恨张于外，不掩藏，不伪饰，心口如一。一切优雅文字都将“隔断”这份真实与真纯，世俗和朴素。

第四，节奏舒缓从容，张弛适度。读惯了当下作家的散文，再读沈从文，在语言节奏上显然不适应——它总是与我们的习惯和思维“慢”半拍。作者似乎有意要让我们缓下脚步，定定心，入入神，最好是“停车坐爱枫林晚”。如果像阅读当下小报副刊上的“快餐”小品那样一目十行，是难以走进沈从文散文世界的。我们必须合着他舒缓从容的语言节奏，适应他遣词造句的优雅古风，方能对其描述的一切深究细赏。

这感觉上的舒缓从容，当然首先是因为沈从文言词上的“仿古”放缓了语言的流速，读者必须细嚼慢咽，才能品出滋味。而不是如当下散文语言的纯白和口语化，可大块鲸吞，到嘴到肚。其次，《湘行散记》《湘西》均是散文中的“大制作”，须从容地铺叙，缓缓地勾描，犹如万米长跑，当以稳健见长。而我们看惯的小品多是一题一世界，一篇一情怀，如百米冲刺，转瞬即完。再就是沈从文对表达对象的把握程度远在一般作家之上，入骨的乡愁和巨大的生命悲情往往是深敛而缓发，每字每句均从心底流出，深挚而绵长。“将整个的民族，数千年的历史，浓缩为心灵的哀欢”⑥化为文字，一如那无底的长河水，悠悠而来，缓缓东去。

然而，沈从文的散文语速也并非总是这样“缓”，也常有扬帆飞渡的时候。当他目睹湘西在历史巨变中百业凋零、民生维艰的落寞景况时，总生发无限感慨。但他不谴责，不控诉，不批判，而是拉直了百结愁肠，把一腔怜悯和无奈，失望和忧郁，化为大段抒情独白，一泄而出。清词丽名如点点风帆，“不着一点气力，‘轻舟已过万重山’”⑦。

在结构艺术上，沈从文常用的方式有下列五个方面：

一是点与线链接。《湘行散记》以还乡历程为“线”，以小船停泊处为“点”，点线相连，徐徐展开一幅幅湘西风情画。“线”延展的是长度与宽度，“点”开掘的是深度与力度。作品以“我”的还乡路线为中轴，“我”从常德乘车临桃源买舟上行，经沅陵，过辰州，穿越无数急流长滩，目睹大小数十码头，最终抵达出生地凤凰。一路写来虽然是生活实景的再现，但从艺术处理看，更是一种刻意的选择和框定，把湘西这样一个辽阔、纷纭、琐碎、千头万绪的社会，规约在特定的时空连线中，以“我”为视点，或描或叙，或议或叹。随着一个个小船停泊地渐次出现——桃源、鸭窠围、杨家咀、箱子岩、辰溪、泸溪、辰州„„这“点”与“点”的累积乘加、互通互融，终于缀珠成链，片羽成翼，叠阁成楼。于是，湘西的山河岁月，人伦物态，风情流转，如锦屏彩幛，纤毫毕现地呈在每个读者视野中。

而《湘西》则以地理方位的迁移——由边缘向纵深转换为叙述线，将常德、沅陵、辰州直至湘西腹地凤凰连成一体。前后次序虽与《湘行散记》相同，但幅员要辽阔得多，远远越出了沅水两岸。每个“点”的切入视角又以张显地方特色为重点：从常德的“船”，沅陵的“人”，白河流域的“码头”，泸溪、辰溪、浦市、箱子岩的风俗遗存，到辰溪的“煤”，沅水上游的民情物产，以及关于凤凰苗人“放蛊”“赶尸”“落洞”等神秘传闻„„一一写来，全方位多层次地介绍了湘西近二十县的历史沿革和现实状况。意在告诉“生于斯，长于斯，将来与这地方荣枯永远不可分的同乡”，“故乡山川风物如此美好，一般人民如此勤俭耐劳，并富于热忱与艺术爱美心，地下所蕴聚又如此丰富，实寄无限希望于未来”⑧。

二是实与虚互动。在《湘行散记》《湘西》中，有大量“假定”的场景与故事。如《鸭窠围的夜》近半篇幅是写“我”想象中的人事哀乐：“我把我的想象，追随了一个唱曲时清中夹沙的妇女到她的身边去了。于是仿佛看到了一个床铺，下面是草荐，上面摊了一床用帆布或别的旧货做成脏而又硬的棉被，搁在床正中被单上面的是一个长方木托盘，盘中有一把小茶盏，一个小烟匣，一支烟枪，一块小石头，一盏灯。盘边躺着一个人烧烟，唱曲子的妇女，或是袖了手捏着自己的膀子站在吃烟者的面前，或是靠在男子对面的床头，为客人烧烟。„„”“我到船头上去眺望了一阵，河面静静的，木筏上火光小了，船上的灯光已很少了，远近一切只能借着水面微光看出个大略情形。另外一处的吊脚楼上，又有了妇人唱小曲的声音，灯光摇摇不定，且有猜拳声音，我估计那些灯光同声音所在处，不是木筏上的簰头在取乐，就是水手们小商人在喝酒。妇人手指上说不定还戴了水手特别为从常德府捎带来的镀金戒指，一面唱曲一面把那只手理着鬓角，多动人的一幅图画！”（《鸭窠围的夜》）这里所引并不是正在发生的故事。人物、言语、动作、表情，“灯光摇摇”下的种种设施，均是作者依据过去经验所进行的虚拟和想象。而现实的场景是，时当深夜，远处的山，近处的水，身边的船，沿岸一排排吊脚楼，都深隐在黑暗中。而且，小船又限定了作家的活动空间，成为观察的死角，水与岸遥遥相望，没有实际上的空间转换。然而，沈从文的天才之举正在于能将无可写处写得绚丽奇目，在没有转身之地，拓出一片蓝天。他把留存在记忆中的种种影像不着痕迹地切换到现实场景里，过去与当下同在，想象与实景融合。亦幻亦真，亦虚亦实。或以实带虚，或避实就虚；实是虚的支撑，虚是实的升华。就在这虚与实的互补互动中，我们感到时间不断地涌前退后，感到历史与现实在倏忽间的重叠与分解。从而不自觉地引发对历史、生命等终极命题的思索。

二

在《湘西》系列散文里，沈从文时常虚拟一个“陌生人”对湘西作种种误解或曲解：

一个北方人，一个长江下游人，一个广东人（假定他是读书的），从不到过湖南，如今拟由长沙，经湘西，过贵州，入云南，人到长沙前后，自然从一般记载和传说，对湘西有如下几种片断印象或想象：

一、湘西是一个苗区，同时又是一个匪区。妇人多会放蛊，男子特别欢喜杀人。、公路极坏，地极险，人极蛮。„„

三、„„经过辰州，那地方出辰州符，出辰砂。且有人会“赶尸”。„„

四、地方文化水准极低，土地极贫瘠，人民蛮悍而又十分愚蠢。（《湘西·引子》）

这里为种种域外传闻或荒唐想象设定了一个“替身”和“傀儡”，由此作为“立论”的凭依。随着九篇作品的逐一出现，犹如九扇一一推开的门窗，从不同方位，不同视角，不同层面，将这些“误解和曲解”一一破解，并在破解中展现出湘西的实况。这种以虚引实，以实击虚的招数收到了事半功倍、一箭双雕之效果——破了误解，立了正解。

三是远与近结合。在《湘行散记》《湘西》里，“十六年前”“十六年后”、“百年前”“百年后”、“过去”“如今”等表达时间远近的词语出现频率很高。作品正是以时间的不断错位与转换，在散文这一弹丸之地演绎出宏阔而又深邃的生活内容。叙事抒情小品，历来被看作是小制作：尺幅山水，一剪风物，点滴情怀。而沈从文恰恰用时间的分割与组接，将远去的风景、近处的百态，溶凝到三五页纸面，既表现出大时代风云流变，又包容了复杂的人生哀乐。时间遗留在湘西的履履屐痕，民族在失血衰萎中的处处伤疤，如刻如镂，触目惊心。对我们这些芸芸众生来说，时间无处不在却又处处难寻，远去的岁月总是不断被近处的琐碎所填充，时间这面筛子是如何无情地过滤掉金子或沙粒，我们似乎并不关注。当沈从文站在小船甲板上向回望，时间的印痕竟是如此清晰地由远而近一缕缕逶迤而来，使我们在惊悚中顿感到时光的巨大魔力，它是那么残酷地改变着一切，留下了片片废墟！

在空间构图上，沈从文更是深得中国山水画的神髓，将远处的山痕，近处的悬崖，身旁的清流长滩，以及飞鸟花树，茅屋炊烟，时常恰到好处地整合在同一个画面里。看似随意点染实则深藏功力。即便是眼前的人事物态，落笔勾描也同样是远近高低层次明晰井然有序。《一个多情水手与一个多情妇人》中写水手牛保与妓女的“露水恩情”，离别时双方充满缠绵与期待。当牛保从河岸长滩摇摇摆摆向停船处走来时，悬崖高处吊脚楼上妓女的殷切呼叫，山脚长滩处牛保的遥遥回应，“我”身旁其他水手带着几分嫉妒几分不平的咒骂，这些从不同方位传来的声息，将一个开放的、流动的叙述空间霎时架构起来，山、水、人、事，人物的颜容笑貌，甚至隐含在背后的情节，都在这远近格局里聚合碰撞，并在碰撞中绽放出人性的光焰。

四是动与静相融。沈从文的心灵本质上是善于观察的心灵，也是善于沉思的心灵。《湘行散记》《湘西》便是这观察和沉思的结晶。对一个普通的旅行者来说，山长水远、驿路遥遥往往是沉闷而寂寞的。然而，沈从文的《湘行散记》却将千里辰河的艰难旅程，演绎成一串生意盎然的“动感地带”，以其入微的观察和精细的捕捉，以“强盗一样好大胆的手笔”“把死的，静的，变成活的，动的，立体的”⑨。一路写来，山形水势，地貌人情；从容的飞鸟，迎人的翠竹；渐行渐远的街市码头，日出日落的云影霞光；远去的帆，近前的人„„无不是一派活泼泼的生命场景。即便是“我”容身其间的一叶扁舟，以及舟上的老少水手，也是人事丛结，故事连绵，或惊心动魄，或笑谑生趣。

然而，与种种动态场景紧密相连的，还有作者心灵世界对诸多见闻的回应和反刍。由“自我”沉思生发而来的一个一个“静”场：

我坐到后舱口日光下，向着河流清算我对于这条河水这个地方的一切旧账。原来我离开这地方已十六年。十六年的日子实在过得太快了一点。想起从这堆日子中所有人事的变迁，我轻轻的叹息了好些次。„„

望着汤汤的流水，我心中好像忽然彻悟了一点人生，同时又好像从这条河上，新得到了一点智慧。的的确确，这河水过去给我的是“知识”，如今给我的是“智慧”。„„

看到日夜不断千古长流的河水里石头和沙子，以及水面腐烂的草木，破碎的船板，使我触着了一个使人感觉惆怅的名词，我想起“历史”。„„（《一九三八年一月十八》）

这些在记叙和描写中延宕开来的文字，庄重慈和，绵软深情，以淡淡的伤感与悲凉，抚慰着每个读者因种种笑与泪在心头累积的生命之沉。这种在不经意间将生命的表层喧闹翻转过来，让人们看看这喧闹背后的意义和价值等“自我”静思，不仅开掘了思想深度，淘深了情感之河，而且，也顺乎自然地把读者引向了对生命、人生、历史、未来等终极命题的体悟和感知。

正是这种动静相糅、张弛适度的艺术处理，把原本寻常的系列记游散文，升华为一部生命的流动史和心灵的探索史。

五是明与暗交织。《湘行散记》就篇幅而言，白昼阳光下的所见所思与夜晚星辰下的所闻所感几乎平分秋色。白日里，小船溯江而上，“我”侧重在“看”：“看”山形的“风姿娟秀”，云影的“五色相渲”；“看”“白浪从船旁跑过快如奔马”；“看”大小船只上下来去“挂帆起风”；“看”掌舵艄公拦头水手的“镇定从容”；“看”市街码头、村舍田畴的安落布张；“看”“裸露的泥滩”和“堤上的枯苇”；“看”“各种生命的美丽脆弱”和“各样人事的爱怨交缚”„„夜晚，小船泊定后，“我”侧重在“听”：“听”“某个人家禳土酬神还愿巫师的锣鼓”声；“听”吊脚楼妓女“唱曲时清中夹沙”声；“听”渔夫捕鱼时“用木棒有节奏地敲着船舷”声；“听”“邻近船上炒菜落锅声音”和城门边“卖糖人的小锣„„”；“听”水手们相互间的辱骂、老妇人“火塘边”的喃喃自语„„

就在这日月交替山水明灭间，沈从文举重若轻地勾勒出多种人生世相，张显出湘西的风情风味风格风华。伴随着“看”“听”而来的是作者对故乡深情的关爱、理解、宽恕和祈愿。是对人类苦难永久的同情。一切“思”与“感”都紧紧围绕着人类最基本的困境和时代的重大难题而展开。每当黑夜降临、探索无果时，深沉的忧郁和温婉的悲悯，便从灵魂深处如月光水流般弥漫上来，流灌在字里行间，也流灌在每个读者心头。

这里所说的明暗交织还有另外一层解读，那就是作品的明面故事与隐含情节之间的取舍和重组。在《湘行散记》《湘西》里，沈从文多次写到水手与妓女的离合聚散。但有趣的是，他突出的是“散”，而隐去了“聚”。重点放在“牛保们”的“离船”与“回船”上。那有亵文字美丽的“过程”一概被放在暗场里悄然省略。只是通过水手间的讥嘲与笑骂带出那么一点“意思”。沈从文亮给读者的是阳光下的一面，淡出了阴暗中的另一面。因为这故事本身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故事所透现出的那份粗粝、质朴、剽悍、侠与野相糅的民族性格。所以在写到田三怒等匪首时，沈从文也同样隐去了种种丑陋和残恶的场景，隐去他们啸聚山林、打家劫舍、刀头舔血等酷烈生涯，而重在勾勒他们谢幕时的那份从容和慷慨。也许正是这明与暗处理的“恰当”，沈从文的文字远离了俗艳和粗鄙，而终能保持一份庄严和高贵。

美丽伤感的夜》——读沈从文《鸭窠围的夜》

1934年，沈从文为探母病，远离新婚妻子，只身前往故乡凤凰。以沿途记录下的感想及写给妻子的大量家信为素材，回来后创作出一篇篇精美散文，结集出版，这就是我们熟知的《湘行散记》。一直以来我都觉得，这本散文集是沈先生才华的集中体现，其成就甚至超过那本最富盛名的《边城》，因为它感情真、刻画细，是直接从心底流出的语言，丝毫不露雕琢之迹。这其中，我又自以《鸭窠围的夜》为诸篇之首。

鸭窠围是什么地方，单从名字看，我们绝猜不出，看了，才知道，原来它是一个深潭。而从沈从文在《湘行书简》中另有三篇写此潭的书信且因其与翠翠的家乡相像（《湘行书简》之《夜泊鸭窠围》）来看，我们又知道，先生对它是喜爱尤佳的。应该承认，那地方确实很美，它紧挨一片沙岨，两岸耸立挺拔伟岸的山，山上尽是“黛色如屋的大岩石”、“长年翠色逼人”的竹子及离开水面三十丈上下的吊脚楼。这样一个地方，当夜幕缓缓降临，天空洒下大把雪花时，又会是怎样一副景致呢？沈从文看到了，事后回想仍按耐不住内心的感动，流露笔端。于是，我们也看到了。

夏志清教授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将沈从文的文风纳为“田园牧歌”式（这是文学史上重新发现老作家时第一次系统地为沈从文定性，往后的评论家一贯承袭此说），我认为实乃真知灼见，这“田园牧歌”的情调在《鸭窠围的夜》中展现得淋漓尽致。且不说寒风中披雪静默的山石竹楼如何相映成趣；急于寻找适当靠岸处而将篙子点击岸石的船夫如何眉头紧蹙、口说俚语；船上生火架锅倾入热油炒菜时散发的香味如何迷醉诱人；单看整个河面终被夜色笼罩时——“木筏上的火光，吊脚楼窗口的灯光，以及上岸下船在河岸大石间飘忽动人的火炬红光。”——我们的眼前便展开一副充满诗情的美丽画卷。但画卷不是静止的，旋即有妇人在吊脚楼的唱曲声、临窗与船夫的对话声、人们的笑嚷声、吊脚楼下等待过年被宰的小羊悲哀的“咩咩”声，此起彼伏传来。我们仿佛身临其境体念到这声色并茂搅动画卷的一幕，同时相信先生的心在那一刻亦如石子丢入水平如镜的湖面，荡起一圈圈涟漪，思绪之弩由此拉开满弓之箭。

三流作者写景写情，或按部就班，横铺直叙；或变换花样，插叙倒叙，终究甩不掉眼前所见，脱不开现实底子。沈从文的笔却惯于虚实相映，当他见闻当下实景后，笔锋貌离神合地开始转向。我们发现先生那一晚其实至始至终没有离开那条小船，但通篇文字有大半笔墨都用来描写街上、吊脚楼中细致入微的场景，这便是虚写的效果。更妙处在于，虽是虚写，一字一句却步步落实，一大段一大段言之凿凿，实为虚中有实、实中有虚。粗心的读者却要到翻过两大页才恍然竟一律将其认为实笔，陷入先生有意无意布置的一个迷局。

只有对远离多年而终于有机会重返的那片土地熟悉又饱含深情，当记忆一发不可收拾泛起时，才有百般感触由心底溢出。而沈从文把想象跟定上岸的水手，如数家珍地叙述了鸭窠围一带各色人物、风俗旧物后，一种更深刻的思考在他脑海萌生。他从贴在吊脚楼临街小屋三堵木板壁一面的一个“供奉祖宗的神龛”下空白或另一面的“一些大小不一的红白名片”出发，想到名片的主人“如今也许早已死掉了„„然而这些名片却依然将好好的保留下去。也许有些人已成了富人名人，成了当地的小军阀，这些名片却仍然写着催租人，上士等等的衔头„„”这样的思考之所以深刻，因为它道出了一个永恒的主题，即命运的难以捉摸及人生的飘忽不定。而我每读到此处，总猜疑沈从文是在反观自己这32年走过的路程，他从最初“离乡背井，随了那一群肩扛刀枪向外发展的武士为生存而战斗。”（《湘行散记》之《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到在北京西河街沿一家小客店的旅客簿上登记，进到社会这个永远无从毕业的大学校，来学那课永远学不尽的人生（《从文自传》之《一个转机》），再到运用手中的笔终于在文坛初现端倪——整个经历难道不正是人生飘忽的最好注释吗？沈从文的心应该伤感一点，但思考并不就此打住，因为即刻有更神圣的一幕在这河面上演。

那时已到午夜十二点，河面为黑暗笼罩，不见一丝亮光。忽而有一种奇特的声音在寂静中响起，沈从文透过船舱的罅隙望去，只见无数红光耀人眼目。他凭经验知道这是渔人开始了捕鱼行动，他们白天下了拦江网，夜里出动，在船头铁兜中燃烧油柴，用木棒敲击船舷发出响声，以这样的方式惊吓水中的鱼，让其纷纷落网。

沈从文出神地望着这声光交织为生存而搏斗的方式，说它“已在这河面上存在了若干年，且将在接连而来的每个夜晚依然继续存在。”这一刻，我们明白，先生想到了历史——历史犹如一条河（《湘行书简》之《历史是一条河》），亘古不变的河水夹杂泥沙滔滔向前，较之个人得失，命运浮沉变迁，长河轨迹依然。面对长河的人，不免感叹自身的渺小及对方的壮阔，醒悟一生的喜怒哀乐投向河面，除了像一颗小石子般溅起一朵水花，旋即复归平静，还能造成多大的影响？

想念及此，先生自言“弄明白了”，但究竟是明白后转而释然还是陷入愈加无法自拔的伤感，先生没说，我们不得而知。我们单知道，先生在全文最末，期待的只是看到那个邻船上岸水手归来时留在雪地的脚印，醒来时却终未见，因为“小船已离开那个泊船处很远了”。鸭窠围美丽的夜及一夜沉思融入船桨拨水荡开的水痕中，久散不去。

返乡之人，还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