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理想的破灭与重构——《权利的声音》读后感

第一篇：新闻理想的破灭与重构——《权利的声音》读后感

新闻理想的破灭与重构

——读《权力的声音》有感

2011级传媒3班孙怡1181087 新闻理论课上，老师给我们讲新闻的真实性，什么是客观真实，什么是本质真实。就在我们满怀憧憬，要立志做一个“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记者的时候，一本《权力的声音》残酷地击碎了我童稚的新闻观念与新闻理想。

不得不说，张巨岩是个天才。这位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博士，以他独特的视角，广博的知识，海量的材料为我们一层一层剥开美国媒体的皮肉，看清骨血。

我原以为，新闻是种能触动人们神经的东西。一件小事，放到了新闻里，才会受到四方关注，才会让人们有所感知，有所理解，有所触动，有所思考。我没有错，但是我看到的是小事，张巨岩看到的是大事。他看到了面对流血和杀戮，最根本的人性，在虚幻的不断被复制出线的图像面前，居然可以变得如同冰山一样冷漠。在美国，战争中的生死冲突变成了一种电子图像，出现在各个城市的大屏幕之上，经过大量生产、宣传、传播，变为一种司空见惯产品，甚至可以被消费，人们习以为常，流血不再被重视，没有人痛心。我无法想象，可是教授提供了太多的数据和实例逼迫我接受。我只能接受，我眼中为社会做出贡献，为人们带来新知的新闻事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作用。也许战争，或者是灾难，都是一面照妖镜，所有丑恶不管如何粉饰，美丽如何被遮掩，都会在战争面前悄然遁形。汶川大地震时，中国人如此团结互助；抗日战争时，中国人如此傲然不屈，这都是灾难和战争体现的美。而在战时，强者通过自己手中的资源使人们只能听到强者的声音与意志，并且渐渐习惯这种声音，不以为意。而弱者的声音消失于无形，大众在传媒的作用下也就接受了，同样不以为意。同时，这种宣传还是片面的，如在索马里维和行动中，18名美军被打死传的沸沸扬扬，但同时有1万多索马里人被美军为首的西方维和部队射杀，却没有一个美国媒体提及。强者掩人耳目，为非作歹也无所畏惧，这时，传媒作为一样工具有其两面性，灾难和战争就将它的反面照得一清二楚。

我以为，就算是片面的，被强者的声音所控制，新闻至少还是真实的。欧盟的例子又给了我迎头痛击。书中举例，在欧盟的调查团只采访到4个受害人，便报告说有2万人被强奸。这则骇人听闻的消息被成千上万次地传播，后来，事实证明根本没有发生，不但至今没发现一个所谓的“强奸营”，而且大量穆斯林妇女被强奸的报道，也完全拿不出证据来支持那些耸人听闻的数字。更为离奇的是，后来甚至发现那些被媒体报道已被杀害的人依旧安然无恙地活着。在２００３年美英等国军队攻入伊拉克时，由于大部分战争信息掌握在军方手里，外界很难对战争的真实情况做出判断。美国媒体在五角大楼的指使下，散布了许多诸如在首轮轰炸中萨达姆就被炸死之类的虚假消息。虽然这些假新闻很快就不攻自破，但是它们当时在影响战局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我终于看到了有的时候新闻是盲目的，公关人员附和政府利益制造假新闻，媒体竟也如获至宝地转载，这时的媒体，就好像柏拉图所说的，那些“正像我们自己”的住在洞穴里的被羁绊的人。公关人员像是操控一切的妖魔，听从于权力的妖王，操控了媒体和舆论的试听，媒体的宣传报道又进一步强化了权力对于舆论的操控。在战争中，这种操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流血和恐怖发生时，公关转移视线、引导舆论、消除危机与对政府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公关利用群体的无意识性特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自己的侵略舆论合理化。在强大的公关面前，面对繁浩的战争事件，媒体也就只能现实，假象，傻傻分不清楚了。

还是不愿意死心，我总想着，大概没接不过是被纷繁的假象弄花了眼，他们总以为是真实的，不过是受到了欺骗。可笑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约定了媒体和政治权力关系的宏观框架，它使美国媒体享有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媒体所没有的自由。我相信美国的媒体有着令人向往的自由，却不得不看清所谓“自由”的本质。伊拉克战争中，《纽约时报》用客观的态度关心着如何在有联合国授权和广泛盟友支持下开战。而《华盛顿邮报》直接宣称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必要的”。《洛杉矶时报》的文章甚至指出“联合国的祝福不过是个美国对伊战争的点缀而已”。原来享有高度新闻自由的美国媒体，在日常的报道中可以将自由发挥到极致，但是一旦事件上升到国家、战争、包括一切和意识形态有关联的时候，媒介就被打回原形：不过就是权力的工具。世界上的强势国家通常借由强势的媒体来粉饰战争，掩饰战争本质上的非正义性，为战争贴上“人道主义”的标签，但这种做法一旦被细细推敲，就变成了一种可笑的掩耳盗铃。新闻叙述客观事实，不带过多主观评价，这是新闻最本质的要求，面对权力美国的家家报纸连这个原则都抛弃了，不能不承认他们本来就向着政府，他们本来就是政府的工具。

由此我失望了，谁都知道，美国媒体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和技术资源，是把持着世界话语权的超强力量，它们每天出品供全球消费的绝大部分新闻。学新闻，有时会拿美国的新闻作为样板。但是美国的媒体在战争的面前，抛却了全面，变成了片面。抛却了真实，变作了虚假。抛却了客观，只留下主观。所谓的新闻，还是新闻吗？美国政府和媒体虽然尝到了在伊拉克战争中制造假新闻的甜头，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谎言被揭穿后，美国媒体的公信力大大降低。美国媒体不能自省自律，恪守新闻道德，而是按照美国的好恶和需要“制造认同”，误导公众，那就不会有什么客观、公正、真实可言。究其原因，强大的权力本身就有操控一切的能力，政治权利则通过现代社会控制的利器——公共关系，最大限度得把媒体的“议程”纳入自己所希望的范围内。而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媒体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是要在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以追逐利润为目的，更无法与世俗权力割裂开来。媒体与权力可以说是“共生”的关系。的模式同样有瑕疵。媒体被臵于政府领导之下，独立性较差，开放性欠好，透明度广受诟病，有为权利者唱颂歌之嫌，对社会的反应也变得迟钝。中国的媒体现在也在思索自身，媒体改革随中国的全面改革并肩而行。这些问题，在中国也有，企业利用公关制造事件来推广自己的产品，再由媒介进行推广，从而达到盈利目的，报纸上的软文屡见不鲜。一些事件在媒介的宣传下，不明真相的群众起了强大的作用（比如李刚事件，后来据披露当时李刚的儿子的原话根本不是媒体报道的那样，是被曲解的。）这些过度夸张的部分虚假的报道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更可怕的是，在中国，热门事件一经报道，人肉搜索成了一件不能避免并且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样的群体暴力无声地践踏着人们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中国的新闻，在仅有的自由空间里，依然受到来自各方的操控和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拷问。

作为一个新闻学子，看完《权力的声音》自后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不如转行当个小学语文老师算了。”可是新闻业总有人要去做，再辛苦再艰难，再难判断抉择，再多束缚操控，都要有人去做，那我们学这个，不义无反顾地去从事它，就没有人从事了。我们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炼就一双明亮的眼睛。看到一件事，不能片面，要全面地分析。转发一篇报道前，要细细考量其中的数据，寻找证据，辩明真假。要能分得清一件事究竟是新闻，还是企业公关制造的商业良机。我们不能被权力和利益牵着鼻子走，不能做公关人员手里的木偶。也许我们做不到完美，但我们可以去追求，心里的新闻理想就算被颠覆，也要重新去思考，去构建。最终，我们饱经风霜，用青春换来了洞察一切的眼睛，用相机键盘纸笔话筒谱写社会上真实的礼赞，最终我们才能说一句：我自豪，我有自己坦荡荡的声音。

第二篇：新闻理想的破灭与重构——《权利的声音》读后感

新闻理想的破灭与重构

——读《权力的声音》有感

2011级传媒3班孙怡1181087

新闻理论课上，老师给我们讲新闻的真实性，什么是客观真实，什么是本质真实。就在我们满怀憧憬，要立志做一个“铁肩担道义，辣手著文章”的记者的时候，一本《权力的声音》残酷地击碎了我童稚的新闻观念与新闻理想。

不得不说，张巨岩是个天才。这位美国密苏里新闻学院博士，以他独特的视角，广博的知识，海量的材料为我们一层一层剥开美国媒体的皮肉，看清骨血。

我原以为，新闻是种能触动人们神经的东西。一件小事，放到了新闻里，才会受到四方关注，才会让人们有所感知，有所理解，有所触动，有所思考。我没有错，但是我看到的是小事，张巨岩看到的是大事。他看到了面对流血和杀戮，最根本的人性，在虚幻的不断被复制出线的图像面前，居然可以变得如同冰山一样冷漠。在美国，战争中的生死冲突变成了一种电子图像，出现在各个城市的大屏幕之上，经过大量生产、宣传、传播，变为一种司空见惯产品，甚至可以被消费，人们习以为常，流血不再被重视，没有人痛心。我无法想象，可是教授提供了太多的数据和实例逼迫我接受。我只能接受，我眼中为社会做出贡献，为人们带来新知的新闻事业，有这样截然不同的作用。也许战争，或者是灾难，都是一面照妖镜，所有丑恶不管如何粉饰，美丽如何被遮掩，都会在战争面前悄然遁形。汶川大地震时，中国人如此

团结互助；抗日战争时，中国人如此傲然不屈，这都是灾难和战争体现的美。而在战时，强者通过自己手中的资源使人们只能听到强者的声音与意志，并且渐渐习惯这种声音，不以为意。而弱者的声音消失于无形，大众在传媒的作用下也就接受了，同样不以为意。同时，这种宣传还是片面的，如在索马里维和行动中，18名美军被打死传的沸沸扬扬，但同时有1万多索马里人被美军为首的西方维和部队射杀，却没有一个美国媒体提及。强者掩人耳目，为非作歹也无所畏惧，这时，传媒作为一样工具有其两面性，灾难和战争就将它的反面照得一清二楚。

我以为，就算是片面的，被强者的声音所控制，新闻至少还是真实的。欧盟的例子又给了我迎头痛击。书中举例，在欧盟的调查团只采访到4个受害人，便报告说有2万人被强奸。这则骇人听闻的消息被成千上万次地传播，后来，事实证明根本没有发生，不但至今没发现一个所谓的“强奸营”，而且大量穆斯林妇女被强奸的报道，也完全拿不出证据来支持那些耸人听闻的数字。更为离奇的是，后来甚至发现那些被媒体报道已被杀害的人依旧安然无恙地活着。在２００３年美英等国军队攻入伊拉克时，由于大部分战争信息掌握在军方手里，外界很难对战争的真实情况做出判断。美国媒体在五角大楼的指使下，散布了许多诸如在首轮轰炸中萨达姆就被炸死之类的虚假消息。虽然这些假新闻很快就不攻自破，但是它们当时在影响战局发展方面所起的作用是无可估量的。我终于看到了有的时候新闻是盲目的，公关人员附和政府利益制造假新闻，媒体竟也如获至宝地转载，这时的媒体，就好像柏拉图所说的，那些“正像我们自己”的住在洞穴里的被羁绊的人。公关人员像是操控一切的妖魔，听从于权力的妖王，操控了媒体和舆论的试听，媒体的宣传报道又进一步强化了权力对于舆论的操控。在战争中，这种操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在流血和恐怖发生时，公关转移视线、引导舆论、消除危机与对政府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公关利用群体的无意识性特征，来达到自己的目的，是自己的侵略舆论合理化。在强大的公关面前，面对繁浩的战争事件，媒体也就只能现实，假象，傻傻分不清楚了。

还是不愿意死心，我总想着，大概没接不过是被纷繁的假象弄花了眼，他们总以为是真实的，不过是受到了欺骗。可笑啊，《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约定了媒体和政治权力关系的宏观框架，它使美国媒体享有世界其他许多国家的媒体所没有的自由。我相信美国的媒体有着令人向往的自由，却不得不看清所谓“自由”的本质。伊拉克战争中，《纽约时报》用客观的态度关心着如何在有联合国授权和广泛盟友支持下开战。而《华盛顿邮报》直接宣称对伊拉克的战争“是必要的”。《洛杉矶时报》的文章甚至指出“联合国的祝福不过是个美国对伊战争的点缀而已”。原来享有高度新闻自由的美国媒体，在日常的报道中可以将自由发挥到极致，但是一旦事件上升到国家、战争、包括一切和意识形态有关联的时候，媒介就被打回原形：不过就是权力的工具。世界上的强势国家通常借由强势的媒体来粉饰战争，掩饰战争本质上的非正义性，为战争贴上“人道主义”的标签，但这种做法一旦被细细推敲，就变成了一种可笑的掩耳盗铃。新闻叙述客观事实，不带过

多主观评价，这是新闻最本质的要求，面对权力美国的家家报纸连这个原则都抛弃了，不能不承认他们本来就向着政府，他们本来就是政府的工具。

由此我失望了，谁都知道，美国媒体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政治、经济和技术资源，是把持着世界话语权的超强力量，它们每天出品供全球消费的绝大部分新闻。学新闻，有时会拿美国的新闻作为样板。但是美国的媒体在战争的面前，抛却了全面，变成了片面。抛却了真实，变作了虚假。抛却了客观，只留下主观。所谓的新闻，还是新闻吗？美国政府和媒体虽然尝到了在伊拉克战争中制造假新闻的甜头，但付出的代价也是惨重的。谎言被揭穿后，美国媒体的公信力大大降低。美国媒体不能自省自律，恪守新闻道德，而是按照美国的好恶和需要“制造认同”，误导公众，那就不会有什么客观、公正、真实可言。究其原因，强大的权力本身就有操控一切的能力，政治权利则通过现代社会控制的利器——公共关系，最大限度得把媒体的“议程”纳入自己所希望的范围内。而美国是市场经济国家，媒体作为独立的市场主体，是要在市场上参与竞争的，以追逐利润为目的，更无法与世俗权力割裂开来。媒体与权力可以说是“共生”的关系。

而在中国，媒体并不被看作企业主体，而是被称为事业单位。但这样的模式同样有瑕疵。媒体被臵于政府领导之下，独立性较差，开放性欠好，透明度广受诟病，有为权利者唱颂歌之嫌，对社会的反应也变得迟钝。中国的媒体现在也在思索自身，媒体改革随中国的全面改革

并肩而行。这些问题，在中国也有，企业利用公关制造事件来推广自己的产品，再由媒介进行推广，从而达到盈利目的，报纸上的软文屡见不鲜。一些事件在媒介的宣传下，不明真相的群众起了强大的作用（比如李刚事件，后来据披露当时李刚的儿子的原话根本不是媒体报道的那样，是被曲解的。）这些过度夸张的部分虚假的报道造成了非常恶劣的后果。更可怕的是，在中国，热门事件一经报道，人肉搜索成了一件不能避免并且司空见惯的事情，这样的群体暴力无声地践踏着人们的基本权利和尊严。中国的新闻，在仅有的自由空间里，依然受到来自各方的操控和新闻真实性客观性的拷问。

作为一个新闻学子，看完《权力的声音》自后最直接的感觉就是：“不如转行当个小学语文老师算了。”可是新闻业总有人要去做，再辛苦再艰难，再难判断抉择，再多束缚操控，都要有人去做，那我们学这个，不义无反顾地去从事它，就没有人从事了。我们要用自己的专业知识，炼就一双明亮的眼睛。看到一件事，不能片面，要全面地分析。转发一篇报道前，要细细考量其中的数据，寻找证据，辩明真假。要能分得清一件事究竟是新闻，还是企业公关制造的商业良机。我们不能被权力和利益牵着鼻子走，不能做公关人员手里的木偶。也许我们做不到完美，但我们可以去追求，心里的新闻理想就算被颠覆，也要重新去思考，去构建。最终，我们饱经风霜，用青春换来了洞察一切的眼睛，用相机键盘纸笔话筒谱写社会上真实的礼赞，最终我们才能说一句：我自豪，我有自己坦荡荡的声音。

第三篇：权利与繁荣读后感

工商管理实验版32010021203陈凯妍权利与繁荣读后感

美国马里兰大学已故教授曼瑟尔·奥尔森的政治经济学经典著作《权力与繁荣》将“权力”与“繁荣”这两个人们通常不会联系在一起的词结合起来，人们通常并不重视二者间的关系，但奥尔森通过举例论证了权利是繁荣的基础，繁荣反过来影响权力。前言中对不发达国家经济和政府的解释很好的体现了这一关系：“贫困社会的最大挑战不是资源的缺乏，而是它很难组织大规模的活动，特别是政府活动......不管在发达国家存在什么样的最优政府角色，在发展中国家，政府的角色相比而言是更小的。”我认为奥尔森通过对国家权力机构和国民经济的研究，找到了决定国家经济兴衰的原因，他认为经济的成功有两个必要条件，一是清晰界定财产权力和公正的契约执行，二是没有掠夺行为。即政府的制度和经济政策的强力程度能否限制掠夺行为发生。只有能够提供持续服务和正确经济制度的政府才能使一个国家经济繁荣，单一的依靠市场调节或依靠政府调节都无法使国家兴旺发达。奥尔森将社会划分为两种类型：创造型社会和掠夺型社会。当权力机构的政策能够激励人们通过生产来获得个人收益时，这个社会就是创造型的；反之，当权力机构的政策使人们对个人努力的回报不断地感到失望，从而倾向于“抢夺”财富而非生产财富时，这个社会就是掠夺型的。我认为当代政府和社会偏向于掠夺型，因为社会贫富差距过大，大多数人创造的财富被小部分人占有，同时物价上涨过快，使得劳动阶级付出与回报不成正比，没有工作动力。无法促进社会进步升级国家繁荣昌盛。

第一章这样描述权力：“权力----不仅仅只限于政府的权力----是能够产生强制性服从的能力，因此它和强制性的权威以及施加压制的能力有关。”并用罪犯和黑帮的例子来诠释强制性权力和自利行为。奥尔森用流动性匪帮和固定性匪帮来类比狭隘利益与共容利益，在一个充满流动性匪帮的社会里，居民由于怕被抢劫一空，没有动力进行生产和积累，这样长期下去，流动性匪帮将没有东西可以供盗窃。而对一个人口稠密社区的固定匪帮来说，由于他掌控了整个区域所有的犯罪活动，他将能够从安居乐业的社区环境中获利：犯罪活动越少，社区经济越繁荣，固定匪帮获取社区总收入的部分越大，收取的保护费越多。这种保护费我认为某种意义上是变相的税收，通过这种变相税收，无形当中与居民有了共容性利益的关系，这会促使他们会积极为当地居民创造一个和平的词序和提供公共物品，防止其他劫匪的出现，以保证居民生产的积极性并为以后能长期获得收入打下好的基础。固定性匪帮的持续性掠夺比无政府状态下的流动性的匪帮更好，因为居民和固定匪帮形成了共容利益，而共荣利益的作用在于给予所涉及的人以刺激，诱使他们关心全社会的长期稳定增长。然后奥尔森将固定性匪帮的作用等同于政府在社会中的作用。因此从中我们可以发现，武断地认为独裁政府不利于经济增长的观点是错误的，一个理性，自利的独裁者在共容性利益下也会界定产权，提供公共物品，确定最优税率。总之作者认为不是各种市场中的问题都可以仅仅通过期待公平交易解决，或曰公平交易有赖于权力的制约。

作者还讨论了民主的起源，认为民主发生的情况往往是历史上的一些特例，一个社会不能形成一个赢家通吃的局面，几股势力需要达成对权力的分享。作者假设专制君主总是抱有长远的观点的，而且其臣民也相信主子会一直这样做。这个假设赋予专制君主稳定的共容利益，使得他限制自己的窃税率。虽然专制者的共容利益驱使他提供可以增加其领地产量的公共物品，但是他这么做只是为了扩大他从社会中攫取的纯收益。因此，专制者获得的收入源于昂贵的代价，即通过很高的再分配比例将其臣民的收入转到自己手中。虽然民主统治与专制统治一样都拥有社会的共容利益，因为他们都控制着税收征收权。但是，民主统治还能获得社会中最重要的市场收入份额，从而使其拥有比专制统治更大的共容利益。因此，民主统治者会承担再分配给自己利益的行为中更大的社会损失份额，也会从公共物品收益中获得更大的份额。

工商管理实验版32010021203陈凯妍

在第二章，奥尔森介绍了民主的起源、代议制政府的财产和契约权利制度以及民主的必要性。奥尔森认为，拥有绝对权力的专制者不可能在他的领地里创造另一个独立的权威以确保权力的恰当和有序继承，因此专制统治的继承危机是与生俱来的。当一个专制王朝进入“盛世”时，臣民总是希望君主长命百岁以延续他们的安定生活和社会经济的繁荣。显然这是不可能的，随着科学技术以及思想的进步，人们逐渐发现了君主制的弊端，奥尔森在这里就去掉了对专制君主眼光长远的乐观假设，认为专制者总是存在采取短视措施的可能，他会从侵占其臣民的资本中得到收益，他会想方设法逃避执行契约，拒付债务，并且不断发行新币以谋取眼前之利。这时他的激励动机就如流窜匪帮一样，狭隘利益促使统治走向了终结。奥尔森认为，一般情况下，每个专制者总是被其他的固定或流动的匪帮所代替，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一个专制政体的结束才会被一个民主政体所取代。权力机构逐渐向民主政府过度。回到理论层面，作者认为民主代议制政府产生有三个必要条件：一是有些历史偶然事件会产生一小群领导人、团体或者家族之间产生权力的平衡，使得任何一个领导人或集团都会很谨慎的避免获得大于其他人或集团的权力，这种制约平衡使民主的产生变为可能。二是不同力量之间存在的权力大致平衡并且不会破裂，这样小块地方的专制统治就不可实行。第三是无论由于地理障碍、城墙或其他的环境障碍因素，在实施民主安排的地方一般可免遭周边政权的征服。因为专制者总制造机会去征服更多更大更富饶的领土，而民主国家因为趋于其领地的投票权所以并不会有侵略的动机。我认为，第一个条件是最重要的。一旦存在权力平衡，每个人都有动机去降低自己以外任何可能的专制者成为真正专制者的可能性，因为每个人都担心其他人大权在握后对自己不利（铲除异己等）。如果权力只掌握在一人手中，那么用以防止专制行为出现的机制比如法院和司法机关往往难以发挥作用，甚至反过来成为扩大政府领导人权力的工具，这时专制统治就会死灰复燃。因此，那些确立权力分享安排的人有很强的动机去使这些机制发挥应有的作用，并导致限制政府权力特别是政府行政首脑权力的制度安排的相应出现。英国1689年光荣革命后，没有一个政治派别强大到可以强加自己的意志到其他派别身上，或者直接去形成一种专制体制。每个握有权力的领导人之间形成了权力平衡，他们同意设立一个占支配地位的议会，它代表所有各方力量，并限制赋予政府的权力，同时使君主拥有的权力有限化。他们还设立司法机构、签署《权利法案》并对判例法进行重大改革。总之，他们希望借此防止其他专制力量的兴起。这种权力分享的制度安排使英国人开始对很多事情有了相当高的信任度：他们相信彼此之间签署的任何契约都会得到公平的执行，任何私人合法财产都不会突然被充公或侵占，而他们对政府的批评也不至于遭到迫害。1689年后，英国私人财产和契约执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稳定，也正是光荣革命后不久，英国开始了工业革命。由此我们注意到，在权力分享制度下的人创造的确保他们不会成为专制迫害牺牲品的结构，也同样保护着财产权和契约权。

奥尔森认为，在民主的形成与个人权利（包括财产权和契约权）的稳定之间，不存在必然联系。一个脆弱民主制度下的领导人会为了自己的生存而没收资本、贬值货币或者剥夺少数人权利，这正好使个人权利受到伤害。相反，在持久的民主统治与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财产和契约权之间，却存在重要的联系。在稳定的民主国家里，在法治之下，权力的继承是可以预测的，个人权利的裁定与执行绝非是短期的考虑。许多人自信地签订长期契约，或者可以很放心地将财产受托到后几代，或者设立基金会，他们认为这种预期是绝对会持久的。我认为，稳定民主制度下的政府与专制君主和脆弱民主制度的领导人相比，具有更大的共容利益，而且实行权力分享制度，他的政府是强化市场型政府。

第四篇：《权利与相互依赖》读后感

《国家与市场》读书笔记

战后，随着国际关系的发展，经济和政治之间的相互关系和相互影响变得越来越密切。

但在国际关系研究中，政治和经济仍然彼此分离，各自孤立，难以充分阐明和解释许多重要的问题。到了20世纪60年代，欧美有些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开始对国际政治中的经济因素和世界经济中的政治因素给以越来越多的注意，并且努力把国际政治学和世界经济学结合起来，加强对国际关系的综合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得到引人注目的发展。在这批开创先河的学者中。著名的英国国际关系专家苏珊·斯特兰奇就是一个突出的代表。

在《国家与市场》中，斯特兰奇深入浅出的评价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理论基础和主要流派的观点，特别是指出了联系性权利和结构性权利的区别，用四个基本结构——安全、生产、金融和知识，以及四个从属结构——运输、贸易、能源和福利这种新的模式综合分析国家与市场的关系，剖析国际上纷繁复杂的政治经济现象，比罗伯特·吉尔平等人的代表作更具理论概括功夫。

开场白中荒岛的故事所阐明的一个简单而又重要的观点是：我们必须首先考虑人类设法通过社会组织提供的基本价值观念，即财富、安全、自由和正义。接着我们可以认识到，不同的社会（或不同的时期相同的社会）在产生这每一种基本价值观念的同时，总是对四种价值观念作出不同的先后安排顺序。所有社会都需要生产食物、建筑住房和制造其它物质产品，但是有的社会最优先安排物质财富的生产。所有社会都需要很好的加以组织，以便使个人得到更大程度的安全，免受来自本国或国外其他人的暴力伤害和凌辱。但是有的国家把秩序和安全放在第一位。事实上，社会有组织的生活比个人孤立地生活更具有这两大优点，正是在于与其他人的联系可能增加财富和个人安全。不管怎样，社会组织的确带来了对自由的若干选择，即带来了个人的选择权；因此一旦有了社会，就要作出安排，为个人或集团提供一些财富，一些安全，一些选择的自由和一些公正。因此，在不同的基本价值观念的组合比例方面，各个社会是有区别的。如果不仔细观察经济生活中权利的作用，就不可能学好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各自对四种基本社会价值观念作出轻重缓急顺序的安排方面是大相径庭的。不同制度反映出财富、秩序、公正和自由四种观念不同的比例组合。从根本上说，决定这种组合的性质的是权利问题。

正是权利决定了权威和市场的关系。除非施展权利和拥有权威的人的允许，市场不可能在政治经济功能方面发挥主导作用。私营市场经济和国营统治经济之间的差别不仅在于政府给予市场经营者自由的程度，而且在于市场运转所处的环境。这种环境也反映了权利的分配。不管环境可靠不可靠，稳定不稳定，或者是繁荣还是萧条，都反映了拥有权威的人所作出的一系列的决策。因此，不仅权威对市场的直接权利至关重要。而且权威对市场运转的环境或周围条件的间接影响也至关重要。

该书认为，在政治经济中使用的权利有两种——结构性权力和联系性权力，但是，世界体系里国家之间和降级企业之间正在进行的竞赛中，结构性权力越来越比联系性权力重要。按照现实主义者作者在国际关系教科书的传统说法，联系性权力就是甲靠权力使乙去做它本来不愿做的事。1940年，德国靠联系性权力迫使瑞典允许德国军队穿过它的“中立”领土。美国凭借它对巴拿马的联系性权力支配了巴拿马运河的航行条件。另一方面，结构性权力是形成和决定全球各种政治经济结构的权力，其他国家及其政治机构、经济企业、科学家和别的专业人员，都不得不在这些结构中活动。结构性权力不只是指确定议事日程或“设计”包含了支配国际经济关系的惯例和规则的国际机制。这是结构性权力的一个方面，但不是全部。美国的结构性权力对小麦和玉米交易的影响使得买卖双方可以进行套头交易，即使苏联购买粮食，也会采取这种方式。伦敦的“劳埃德”是国际保险市场上的一个权威机构，它允许小保险商或承保人把大风险“卖给”再大的保险商，从而使该体系的运营以完全能承担和管理大风险的大国和大保险商为中心。需要保险的人必须照此办理。简而言之，结构向权力就是决定办事方法的权力，就是构造国与国之间关系、国家与人民之间关系或国家与公司企业之间关系框架的权力。如果有一方在相互关系中也能决定周围的结构，那么各方在相互关系中的相对权力就会增大或减小。

结构性权力不只存在于单一的结构中，而是存在于四个各不相同但互有联系的结构中。其设计的图像是一个有四个面的棱锥体或四面体的，每个面都与其它三个面接触，并且依靠它们才在这个棱锥体中占有一席之地——对安全的控制、对生产的控制、对信贷的控制以及对知识、信仰和思想的控制。因此，结构性权力存在于能够控制人们的安全的人那里落叶存在于能够决定和支配商品和劳务生产方式的人那里。第三，结构性权力存在于——至少在所有发达国家，不管是国家资本主义，私人资本主义或者两个人的混合——能够控制信贷供应和分配的人那里。第四，掌握知识、能够全部或局部的限制或决定获得知识的条件那些人，也可运用结构性权力。

结构性权力的四个来源：

一，只要暴力冲突的可能性威胁着个人的安全，为别人提供免受威胁的保护手段的人，就能在食品分配或司法等非安全事务方面使用权力。对安全的威胁越大，人们愿意付出的代价越高，接受提供保护的防御力量本身将会对它所保护的人带来另一种威胁的风险也越大。就国家而言，感到自己既不安全，把自己看作向现存秩序及当时本地区流行的意识形态挑战的“革命”国家，十分不愿意付出代价并接受军事政府和诸如秘密警察之类“国家安全”力量的统治的风险。政治经济学中的安全结构就是由于某些人为另一些人提供安全防务而形成的一种权力框架。保护者，即提供安全的人，获得某种权力，使他们得以决定，也许还能限制其他人面临的选择范围。在运用这种权力时，提供安全的人也为自己在财富的生产或消费方面取得了特惠，并在社会关系中取得了特权。因此，安全结构必然会对经济中谁得到什么产生什么影响。谁也不能忽视安全结构。

二，生产结构可以定义为决定生产什么，由谁生产什么、为谁生产，用什么生产和按照什么条件生产等各种安排的总和。生产结构涉及参加劳动的人们和他们通过劳动创造的财富。它们可以得到畜力或机器的帮助。他们的努力也许会得到慷慨的大自然的辅佐。但是生产结构主要涉及劳动者如何组织起来和他们正在生产什么。在政治经济学中，生产结构就是什么创造了财富。

三，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权力是掌握在能够提供安全或拒绝提供安全的人的手里，也掌握在设法通过生产创造财富的人手里，但是除了前面提到的安全和生产结构外，还有金融结构。它与这两种结构同样重要。发放信贷的权力意味着有权允许或不让别人获得今天花费、明天偿付的机会，意味着让别人运用购买力去影响产品市场。也意味着有权控制或滥用作为信贷记账单位的货币，从而影响以其它货币为单位提供信贷时的汇率。因此，金融结构实际上有两个不可分割的方面。它不仅包括信贷得以建立的政治经济结构，而且包含货币体系或确定作为信贷记账单位的不同货币体系。因此，金融结构可以定义为支配信贷的可货性的各种安排与决定各国货币之间交换条件的所有要素的总和。

四，知识结构所衍生的力量是不容忽视的，在国际政治经济学中，虽然它与其它三种结构衍生的力量同样重要，但还未得到充分了解。知识也是权力，谁能够获得知识，并且能不让别人接触他们所尊重和寻求的某种知识，谁能够控制知识的传播的渠道，谁就可以利用这种非常特殊的结构性权力。

下面的四章论述了刺激权力结构——运输、贸易、能源、福利。

例子：1948年，美国刚刚在欧洲显示出它的常规力量比除苏联以外任何其它欧洲国家都强大。在广岛和长崎，美国显示出它的常规力量胜过苏联和所有的其它国家，以为它暂时垄断了具有大规模破坏力的原子武器。但是这种战略力量不足以使经济生活的车轮重新在西欧转动起来。如果没有生产能力供应食物和资本品以复兴欧洲工业，如果没有金融力量和普遍接受的美元提供信贷，美国就不不可能对马歇尔计划受援国使用权力。美国的结构性权利也不是建立在安全结构、生产结构和金融结构主宰的基础上。美国以外的国家相信，美国全心全意的要利用自己的权力为本国人民和别国人民创造一个比较美好的战后世界，这种想法加强了美国的权威性。

第五篇：《理想与丰满.》读后感（范文）

读《理想丰满》有感

前几天，我看了企业家冯仑的著作《理想丰满》，这本书主要是从理想、公平、传承、董事长、房地产这五个方面来写。我是第一次看这种有关企业、公司、房地产等的书。所以说实话，我并没有看得很懂，对有些内容也不是太了解，所以下面我只能来浅谈一下有关《理想丰满》的一些看法。

首先是理想。现实经常让人感到绝望，理想又遥不可及，而人要活着，必须在理想与现实之间挣扎，这可能才是常态，才能让人觉得有希望。这本书在“理想”这个标题后加的一句话是：做好人就是买单，做坏人就是抢劫。冯仑对这个观点做出进一步解释：理想和价值观让我们做对的事情，做贵的事情，做长远而有意义的事情。而错误的价值观则会引领企业做错的事情，可能当下会省点儿钱，但未来会付出更大的代价，乃至被淘汰出局。做一个好人比做一个坏人要难很多，他必须为了“好人”这两个字付出代价，服务别人，礼貌待人，也许我们会觉得这太不值得了！但是，从长远的角度看呢，你会留下一个好名声，当你有困难时，其他人都会伸出援助之手，而不是冷漠相待，这个道理也同样适用于一个公司，质量保证，不坑蒙拐骗，只有树立了一个好的理想和有一个正确的价值观，才能让一个公司不倒闭，永远兴旺发达。

理想能让我们有无限大的毅力和动力。著名经济学家、天则经济研究所所长茅于轼一直有一个梦想——让穷人拥有自己的银行。他在经济学家汤敏的支持下开始发放小额贷款，这是中国最早的小额贷款项目之一。“不能说，非要说；不能做，非要做”这是一些媒体对茅于轼的评论。确实，茅于轼这几年一直处于舆论的风口浪尖，在各领域遭到“炮轰”，但他依然故我，坚持着最初的梦想——“为富人说话，替穷人办事。”嵊州铁道配件厂总经理刘雅银出生在一个偏僻贫穷的小山村，小学没读完就辍学，之后又外出打工，干过保姆，当过缝纫工，也跑过供销。但她不甘心平平凡凡地过一生，而是怀着“普普通通地来，决不平平淡淡地回”的人生理想，靠立志自强，抓住改革开放的机遇顽强拼搏，在2000余元资金办厂的基础上，几经发展，创办起铁道配件厂，她本人也由一个山村妇女，成为发明数项国家专利产品的女厂长，并获得省“三八红旗手”称号。可见理想对一个人的成功具有很大的推动作用。

现在大家都在讲“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怎样让有骨感的现实朝丰满的理想逐步接近？理想就需要阶段性地被鼓励，就像马云那样卖点儿股票，套现1、2亿港币，体现创业一个阶段性的成果，给自己一点儿鼓励。我们要把理想和现实之间这座桥一段一段接起来，在每一段都给自己一点儿回馈，让自己可以享受一下这些许的成功。这些阶段性的小成功串起来，最后必然就能通向最终的理想。又是一年春节到，买张车票回家，难！这是现实。有首歌的名字叫《常回家看看》，可是常回家看看如今只能是一种理想。买一张火车票坐着回家，不用站着回家，也不用挤着回家，既高于现实，又远离理想。所以，借过年之机，在外工作之人一年只回家一次，就成了一种理想与现实之间的中间状态。从原来的现场买票到现在的网上订票，从原来的倒票盛行到现在的实名购票，从原来的慢车、普通快车、特快列车到现在的动车、高铁，其间发生了诸多中间状态的演变，车厢换了，速度在提高，空调装上了，服务态度也有些礼貌了，监督力度也加大了，这是在朝着好的方向在走，但是距离理想状态还很遥远。这就是时下中国的缩影。

人的一生中不能没有理想，那样的日子会太乏味，会失去目标，理想，不能偏离现实太远，也不能接近现实太多。每个人心中的理想总是和现实有一段距离，在现实与理想之间，总有很多限制性因素。天与地就是理想与现实，人生存在的目的，就是寻找那条地平线。

其次，我想谈谈公平。在思想史上公平一直都有两派观点，一是起点的公平，二是终点的公平。我主要讲起点的公平，它是要求竞争者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参与竞争，但这样存在问题，由于不平等的遗传，富人的后代更易成功，在法律面前、在政治选举时，富人较穷人更占优势，现实情况是社会上贫富差距日益加大。起点公平更多是强调机会均等，这种机会均等是使全体公民都享有主人翁地位并赋予他们发展才能的均等机会，但它承认个人在自主活动能力和努力程度方面的差别，并据此得到有差异的收益。教育公平一直以来都是一个重大问题，我国是人口大国，教育最大的现实是教育资源不足，尤其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如何分配这些有限的资源，就引发了一系列的教育公平问题。教育公平从总体上说，首先要争取“人人具有受教育的权利”，因此，义务教育阶段必须保证人人具有入学的机会，实现教育起点的均等。诚然，我国政府大力普及义务教育工作中，颁布了许多政策，在保障人人享有接受义务教育权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效。但是，在已

经获得均等的入学机会后，再去追求进入高水平学校、接受高质量教育的机会。这在实践中遇到两方面的难题：一方面受教育者自身存在着智力和秉赋的差异；另一方面学校教育水平和教育质量总是存在着差别，这种客观差异引发了人们对在教育中能否真正实现公平原则的艰难选择。对于这两方面难题，我们应该做到进一步完善教育体系和制度，关注弱势群体，提供均等教育机会。

其实，除了理想和公平，这本书还讲了传承、董事长、房地产这三方面，但由于我对这三方面还不是太懂，所以先避而不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