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第一篇：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2016年，是我的父亲诞辰一百周年，我的父亲生于1917年4月19日（农历）卒于1999年9月8日，享年82岁。父亲离我们而去已经17年了，17年来每当电视、微信，回忆录里……出现类似父亲经历过的情景和事件时我就无限感慨！父亲的一生，命运多舛，不公平的待遇好像伴随着他的几乎大半生，唯一欣慰的是1980年平反回津后过了近二十年的自由生活，但身老体衰……回忆父亲的一生，好像是时时萦绕在我心头的阴霾，借此一吐为快，以表孝心吧。

长话短说。

1955年夏天父亲被捕，渺无音信，不知道犯了何法何罪，能不能回来？丈夫有问题，母亲代课老师的工作马上被辞退了，母亲带着我们四姐妹怀着小弟弟，生活无着，只有靠卖家具像瓷墩、家具，首饰和姥姥亲戚的接济，还要四处奔波打听信息……我当时刚到七岁，报名上小学，就因为父亲的原因竟然不能入取！大舅慷慨解囊，掏出10元钱，我才上私立小学，如果错过了一年上学，我的命运也许会是另一个样子的。父亲也有了消息说在西监，就是现在的人民医院，可以探视，母亲挺着大肚子从黄伟路走到西监，商量生下孩子就送人吧（母为此决定一直耿耿于怀，并庆幸自己咬牙留下了儿子）但那时真是无奈之举呗！10月底，母亲在妇产医院生下了家中唯一的男孩……转年的夏天，入狱10个月的父亲被释放，判决书仅提到和几个人在小酒馆喝酒，发泄不满……并说明是错判！补发了500元，恢复工作，仍然回学校任教……这是家父的第一次冤案，他的不幸，我们全家在胡同里，在院子里也抬不起头啊，天天一群无知的小孩追着起哄“逮起来啦”“砰砰”……，意思是枪毙了……街道积极分子们更是监督训斥以表现他们的进步……我们“孤儿寡母”大气不敢喘，默默的忍受着（当父亲释放回家后这种现象马上消失了）幼年的我第一次尝受了社会的冷漠和家中没有父亲的滋味……母亲经人介绍给后胡同邻居当保姆，我真不知道七、八岁的我天天看着弟弟，推着小竹车一天几次把弟弟送到母亲干活的家里去吃奶……弟弟得肺炎了，发高烧，没钱看病也没有钱存药，我几次半夜三更只身从五马路走到中山路去买药，北风凛冽，大树被吹的哗哗啦啦的响，我心里害怕，怕鬼，怕影子……父亲不在家的日子是多么的难啊！

父亲回来了，姐姐也工作了，我也转校回到了公立小学，该过平静的生活了吧？

好景不长，57年反右运动开始了，父亲又莫名其妙第二次蒙冤。

一大批知识分子被下放农村改造，爸爸和姐姐都在此之列，没有理由，没有原因，爸爸是因为前面的事？还是因为历史问题？姐姐是因为家庭问题受累？唉！反正是因为当老师！同样经历如果在工厂就不会了……从此我就想当工人，决不当老师！当老师年年事事当“运动员”！一晃就下放三年了，40多岁的弱不禁风的知识分子从此扛锄抡镐、当上了农民，受的什么罪？我当时不知道也体会不到，看到每月不定时回到家疲惫不堪的父亲，现在想想，他们当初是忍受着怎么样的“磨练”啊！我就知道我每月11号要去学校代领工资：61块2角7分。母亲也有了临时工作，我当家，买菜做饭……仅仅这样子也就罢了，下放几年也该回来了吧？姐姐都回学校了，父亲呢？什么时候恢复正常工作啊？我知道父亲任劳任怨，拼命干活，就为了这个啊！

第三次更大更长的磨难折磨我们一家又整整20年！！

1960年6月吧？学校停发了工资，上级决定给这批人全市得有几千人吧，集体带帽，历史反革命，右派，现行反革命……要接受长期监督改造！因为没有了工资，也为了表现好一点早日摘帽，很多人都带着家属扎根农村了，父母亲带着几岁的小弟弟妹妹去了郊区农村，我和大妹妹从10岁左右就寄人篱下了，亲戚们对我们恩重如山，但其中个味也无以言表……父母亲在村里20年啊，过着想象不到的生活…到水坑里去挑水，水缸里得放上白矾沉淀才能喝！土坯房，煤油灯，窗户纸，干完一天农活还要天天得拾草烧灶，节粮度荒集体食堂天天定量的棒子骨饽饽，小妹妹只有7岁弟5岁，多么想吃个净面的窝头啊…，母亲的脸，脚，都浮肿着……只挣最低的工分，一分仅几分钱，一年头朝天脚朝地的起早贪黑受气受累的干还不够口粮钱……苦还在其次，政治压力，历史反革命的大帽子压死人啊，每天除了正常干农活还要额外的扫街，义务改造，天天要开会让自我揭发互相伤害，写检讨认罪……妹夫入党时，外调的人说：从来没见过这么厚的档案，……1966年文化大革命，10多年，更是在风口浪尖上……天天夹着尾巴做人，没有自尊，没有自由，提心吊胆，批斗游街，干最脏最累的活，拿最少的工分……

天亮了，天天盼平反摘帽，天天暗求落实政策……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1980年全国平反政策让父亲得到解放，彻底平反，结论是冤案！！又是冤假错案！20多年啊！父亲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这些狗崽子是怎么熬过来的？我们有过平常人的童年吗？我们受到过多少惊吓和委屈？我们只有忍受和无奈！无奈！无奈！！

为什么？为什么？父亲是带帽的“历史反革命”！我们的出身是“官吏”！这个级别的出身在当时也是很少的，让人避而远之的……这些年，搬家，收拾……把父亲留下的一包材料（包括判决书，履历，检查，有父亲资料的报纸杂志）丢失了，我就靠记忆写下父亲的前半生吧。

父亲出生在沧州的没落地主家庭，他的叔叔是晚清的探花，和张作霖是拜把兄弟，我曾和父亲一起去过北京的叔伯大爷家，他们见面感慨不已，说起当年在家庭私塾写字，做印泥……等往事，看来家境还是不错的。

众所周知，1935年12月9日，著名的一二·九运动高潮席卷全国，北京的学生南下发动全国学运，那时候，父亲在沧州二中，是“民先队队员”民先队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前身，他当时和比他大一岁的叔伯姑姑（许明）等几个人共同领导学校的一二九运动，这在后来的沧州日报和沧州县志上都有别人的回忆和记载，10多年前打开电脑输入父亲的名字都可以查到，但那时候我不懂复制保存，现在已找不到了，父亲的资料里都有，遗憾的是丢了，以后有机会我会去沧州查找的，说他慷慨激昂地站在台上演讲抗日………后来他和刘建勋（文革中他是河南省省长）等人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后来他的姑姑去了延安，当时我父亲已经结婚就没去，他的姑姑是江青的党小组长，嫁给了孔原（历任中央高级领导），解放后住在中南海，但文化大革命中自杀了，我和父亲去北京大爷家时，大爷是姑姑的亲侄子，他说姑姑总说：我就惦记着他啊（指我父亲），但也无奈！

父亲没去延安，但生活很艰难，那时候爷爷奶奶、两个姑姑，守寡的大娘、侄子和我姐姐（父亲的前妻病故了，姐姐是奶奶和大娘姑姑带大的）一大家子人都要他养活，我看过他的简历，去过很多城市，山东山西北京主要是干文书之类工作……大概是日本投降后在天津，是他的拜把兄弟介绍他到国棉六厂，有了收入他把爷爷奶奶一家都接到天津，又和母亲结了婚……他当时很能干吧？当上了厂工会主席，加入了国民党，还是区分部委员……县团级吧？就因为这个，解放时被开除了厂级，生活又陷入困境，但好人有好报，当年他的一个战友何其君被日军追杀，父亲冒死藏匿，解放后他任天津第一届教育局局长，登报寻找父亲……这样父亲就当上了教师，有了工作……但在国棉六厂的事在四清时被定为官吏，县团级好像官还不小呢，因此下放劳动，集体带帽又送给他“历史反革命”的桂冠……多少年父亲逆来顺受，自食其果吧，我常常说我们的上一辈是最不幸的一辈人，在那个年代，战乱，贫穷，灾难……父亲有时说起往事……这里我就不多说了……这一辈人太无奈了！为了生活，为了家人……无奈！我很理解。那个时代的人，很多人没看到光明，没享一天福，我爱看他们那时生活的书和故事，比如【归来】电影，他的原著【陆犯焉识】比如【夹布沟】……看了他们的遭遇，相比之下，呵呵，父亲太幸运了，这点委曲，这点困苦……算什么啊？都过去了，过去了，耿耿于怀干什么？念念不忘有什么用？这就是历史！

今天我们缅怀父亲，我们敬重他，是因为他忠厚老实正直善良，他爱国爱家爱学习求知欲很强，看报看书，他剪了一立柜的报……，年近八旬看蔡志忠漫画，记错别字，孙女学英语他复习后辅导……病重时跟我说：我还有好多事不知道，还有好多书报没看了……他是我们的榜样！今天我们缅怀他老人家是因为我们要向他汇报：我们继承了他的优点，我们姐弟个个都很优秀，工作时我们都是强人，退休后我们都是家庭的顶梁柱，我们的子女您的孙辈们现在个个事业有成，生活幸福，我们的孙辈，您的重孙们更是聪明漂亮，学习优秀，我们的家庭是令咱们所有亲戚赞賞羡慕的，我们团结友爱身体还健康，您就放心吧！我知道，这都是您们在保佑我们，谢谢您！您们现在过的怎么样？我总想，您现在在天堂上是九五之尊，是吗？您1999年9月8日走的，这几个数不就是五个九吗？您福荫后代，赐福子孙，我们永远想念您！

第二篇：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我的父亲是始迁祖广文公的第十七世传人之一—功，诞生于1913年11月28日，距今整整百年。父亲病逝于1986年10月18日，距今也已经27年了，时过境迁，但他的音容、相貌却永远清晰地印在我们的脑海里，仿佛仍在昨天。

父亲出生时为民国2年11月28日，正处于一个衰败的、动荡的社会，祖父又在民国3年7月驾鹤西去。父亲出生仅仅8个月，就失去了他的父爱，真是“生逢乱世遇春寒，命里大安出少年”。父亲少年时候就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放牧为生，饱经风霜，艰难度日，也正是这种环境，在青少年时期就养成了吃苦、耐劳、勤俭、节约、诚实、直率、认真、踏实和向上的良好品德。

我们家为十四世印恒门之后人，从十四世到十七世，先后由11个门户失落的到十七世后期只有孤独的一门，我父一男人。关键时期，在翠枫山下外祖父的关怀和支持下，母亲来到家里，也正是由于父亲和母亲共同挑起“重振家门”的重担，从此才奠定了印恒门兴盛的基础。由此看出，外祖父对我们的“重振家门”有恩，且重如泰山。

父亲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这也是他一辈子的真实写照。为了从社会的最底层走出来，十岁放羊，扛长工，打短工，脏活重活抢着干，大字不认一个，但放牧学得精，这为解放后在生产大队时期当羊倌的“官”奠定了基础。父亲就凭着这坚韧的毅力，好学的精神，诚实的品质，忠厚的个性，到青年时期，终于站了起来，发展了家业，养育了后人，培养成才。

父亲是一个敢于负责、善于管理、科学管理和严于律己的人。我记得，二十世纪的五十、六十年，父亲在大队担任羊倌的“官”，负责七个生产队（含大西脑自然村）的羊群和放牧人的管理工作。有一年，羊群发现大面积的癣疥之疾病，硬是用硫磺治愈。现在来看，此方法是极其科学的，同样的病在人身上可治疗，何况羊乎。父亲不识字，但懂得学科学，讲科学，用科学。

父亲在工作中，积极肯干，认真负责，团结羊倌，从不怨天忧人，也不挑肥拣瘦，不计较得失，深得羊倌们的尊重和拥护，深得大队领导的肯定和称赞。他把整个大队的羊倌和羊群管理的科学而井井有条，发展的规模相当的大，为当时的农业生产作出了积极贡献，自然大队领导给予他们的待遇也是最高的。

1960年前后，在我国发生三年严重的自然灾害，人们不仅没有粮食可吃，而且吃糠、吃野菜都困难，村民严重的营养不良、身体浮肿。在关键时候，村里将他们放牧的羊通过宰杀，将羊肉分发给村民百姓，特别是患浮肿病的病人，才使得千人大村无一人因灾而亡，艰难地度过了难关。祖上为教谕世家，书香门第。家中的明清时期的书柜、官帽盒、檀木供桌等器物所形成的“惟有读书高”的信条对父亲的影响很大，无形之中确立了重视对后代的培养和教育之观念。父母一辈养育了我们兄弟仨，我是次子。父母鉴于他们大字不认一个，对我们严格管理，科学教育，认真培养，望子成才。于是“严格管理，科学教育，认真培养，望子成才”成为我家的家风。我，1958年上学，1962年就获得了辛兴人民公社的奖励，在1964年的中学升学考试中，千人之村的辛兴，唯一榜上有名。父亲不仅为我的升学考试一举成功而心里高兴，而且在行动上积极支持，认真安排，这在我少年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1973年通过全国统考取得了上大学的资格，我把家里的重担和生产队的会计工作都留给了我的兄长，从而迈进了高等师范大学的大门，这才为弘扬石氏的“文教传承“奠定了基础。我能够成为大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是与父、母亲的关心、爱护、重视和培养是分不开的。没有父母的培养和教育，也就没有我的今天。没有祖上的“文教之职”，也就无所谓我的“文教传承”。我对于 “恩重如山”的理解、体会，惟有此时此刻才最深刻。

1986年，父亲得的病是不治之症，而且是病情发展最快的一种，从内兄的亲临确诊到最后，前后将近四十天。我们为了不让父亲在最后阶段遭受疾病带来的痛苦，在进行积极医治的同时，为他准备了当时最好的止痛针……。我关爱父亲是由来已久的，我读中学时，每次回家准要带几个学校食堂的白馒头、在阳泉火车站买几个油丝大烧饼带回去，在上大学时候为父亲买关节止痛药、买护膝以治疗和保护腿关节，在临汾地区购买粮票带回家，以改善家庭生活。参加工作后，当时供应的粮油全部在家，等等，都体现了对大人的孝敬，对家庭的关爱。“孝敬父母、尊敬长辈”，是我们家的传统。在关键时刻，我又有一定医学基础，更是全力以赴，积极为父亲诊断和医治。父亲看到我们在为他积极、认真的治疗，他对我非常理解，也非常信任，由此，从思想到身体都是自然而然地发展的……。父亲耋寿74岁，在二十六年前就达到了现在全国的人平均寿命，我们都努力了。

有的人活着，他却在人们的心中死去了；有的人走了，他却活在人们的心中。无疑我们的父亲是后者。父亲清瘦的脸庞是那样的慈祥，父亲不算挺拔的身躯是那样的清晰，父亲的声音永远是那样的直接。父亲的一切的一切仿佛就发生在昨日。父亲的美德，让我们受用终身，父亲的精神，将在我们家永远流传。父亲没有离开我们，父亲的音容永远定格在我们心中。父亲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我们兄弟之间的团结是家庭典范。就在您走时的办事费用上，商议时，由我和我哥两人共同负担，当时考虑到我弟尚小，也未成家，但在他的执意要求下，只好让他担负了零头部分。当时的场景，让帮忙的任保祥都掉下了感动的泪花。事情虽小，有其意义。此后，对母亲赡养的凡事，以及医疗费用，弟兄们皆如此，各自按能力而为之，毫无怨言，这在我们家已经成为了家庭内的典范。我们的奉献再大，母亲的身先示范作用和养育之恩，终身都难以为报。

现在，全家有农村宅院三处、新农村楼房一套、城市楼房三套；全家21口人，其中男性11人，女性10人；高小文化2人，初中文化8人,读高中的1人，中师毕业1人，大学毕业的4人，其中硕士一人；有三人担任教师，涉及小学、中学和大学，有着高中级职称。最年长的我母亲87岁，最小的孙儿未满1岁；15岁的侄女在阳泉市青少年演讲比赛中连连夺魁，2012年、2013年连续两年获得中学组一等奖证书和奖金，大孙子正在玉泉中学读高中，成绩优异，3岁的孙女未进幼儿园就已经识字300个，等等。我们一家不仅后继有人，且已显端倪；我母亲虽目不识丁，但慈祥、贤惠、睿智，身先示范，办事力求善美，甚至是重振“印恒之门”的精神支柱，具鼎力作用。

我们家在短短数十年内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变，不仅实现人丁兴旺，家业壮大，开始融入了辛兴石氏文化氛围，而且成为了辛兴石氏文化创新领域的一个支撑点。

现在，母亲是辛兴石氏最年长的曾祖母、曾姥姥辈的耄耋之人，是我们家的财富。人的长寿与本人的遗传、身体素质、综合因素都密切相关。“仁者寿”,个人的心理状态、品德修养在相当程度能够影响自己的寿命。当然，家庭的环境条件、家人的关爱程度都是重要因素。如今全家四世同堂，其乐融融，母亲是世上最开明的、最幸福的人，更是我们家贡献最大的人。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一个家庭形成良好的文化氛围，对家庭成员间关系，尤其对子女的健康成长极其重要。人生之路至关重要，后人无论学文还是学理的均可选择高规格的文教之路、财经、金融之路和救死扶伤的医学之路，理科还可以选择高精尖的国防科技专业技术之路，这些都是可涉得也是值得经营、奋斗的光明坦途！仕途之路，没有靠山一般不宜涉及，尤其睿智、老实、个性特强的人不宜，任何社会都是如此。特殊优秀者要入公务员行列，也要力争出现在国家级层次的队伍里。人的成长，自身是内因，环境、条件是外因，内因通过外因而起作用。因此，自我严格要求，刻苦学习、锐意进取、积极奋斗，充分利用外部条件，为我所用，以利于自我成为栋梁之才。再是，子孙后代在为自己选择配偶时，品德、智商、情商三者并列，要放在首位，事关“骄子”连绵之大计，切记！至于独生子女的问题，现在的国家领导人已经看到对“国”、对“家”都是个问题，后人不担心、不考虑的就不正常了。当前，青少年问题已经到了“要多严重，有多严重的萌芽阶段”，由此，关注和研究子女的健康正常成长，是后人务必关注的头等大事。诸如此类，我所说的这些，也只能是对后人作些自认为正确的、科学的、方向性的昭示，权且作为对父亲在天之灵的一种告慰！

我的一生很顺利。在1987年，我到了阳泉市教育局教学研究室，从事教学研究工作，负责、指导全市高中学校生物学科的教学；我没有辜负父母的教诲心血和养育之恩，我在学科专业之外的几项爱好，都是开创性的，达到了一般人经过努力也难以到达的领域及境地。几年前，在英华提议下，我们将祖产无偿转让给了我弟，让他光大了祖业，我们在市内又奋斗下一片天地。我的儿子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毕业后，在山西工程技术学院任教，后在职取得了工学硕士学位，担任了电气实验室主任，评为讲师，真正实现了“文教传承”。现在，他也成家了，有了一个聪明、漂亮的女儿，又一个美满的小家庭诞生了。我们取得的这些成就，英华及其家人功劳卓著，具推波助澜之功效，尤其在儿孙的教育上，女人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这是我，及我的小家庭几十年来发展状况。我也知道，您一直在关注着我，关心着我！尽管您对我是放心的。我更是真诚地发自内心的希望，有福，我们与您永远同享！

时至今日，我也到了耳顺之期，退休两年了，现正在完成辛兴《石氏家谱》的重修工作。此次重修家谱，增加了许多内容，难度大，我承担的工作也重，在家人的全力支持下，再难，再苦，再累，也要完成任务（附图）。您放心吧！在编辑部全体的努力下，辛兴石氏的大事，我们一定要办好，以对得起先人、世人和后人！您放心吧！我们一定会把家里的大事办好。

现在，我们全家人丁兴旺，家业发达，日新月异，后继有人，曙光显现。

灵承仙鹤驾祥云，鹿衔神芝惠人间。恩泽千秋，怀念万代。

附图：

编后语：此作品为北京紫光阁书画院副院长刘俊甫作品，系辛兴《石氏家谱》主编、诗人、收藏家石步科的珍藏。内容为“名利谈如水，人品重如山”，由收藏家本人所拟，书法家专为收藏家而书。在家谱告竣之际，收藏家赠与了石鐘華。由此看出，这是主编对受赠者在家谱编辑工作中的一种认可，更是重修家谱工作中，长幼辈，同是收藏者之间值得可圈可点的一个佳话。

第三篇：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纪念父亲诞辰100周年

(农历2014年9月9日)兄弟姊妹们以及全村的父老乡亲们：

今天，我们在这里纪念我们敬爱的父亲诞辰100周年，深切缅怀他为家庭、为大庄子村建立的不朽功勋，追思和学习他为家庭、为全村百姓的幸福不懈奋斗的崇高风范，进一步激励全家人乃至全村人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更加积极向上，达到人丁兴旺、事业辉煌。

我们的父亲是一位慈祥的父亲、是一位威严的父亲，是一位孝敬父母的父亲，我们的父亲还是一位全村老少百姓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村长，更是一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00年前，我们的父亲出生在山东省莒县夏庄镇大庄子村。当时，中国正处于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之中，受胞兄弟参加革命的影响，青年时期就已成为村里有名的进步青年，以其先进的思想和卓越的领导能力参与村里一些具体工作，1938年10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并任本村村长并主持村里的具体工作，1940年山东省各级人民政府成立，在村民的拥护下、经上级人民政府批准正式成为大庄子村村长，从此矢志不渝地为全村的基层组织建设和全体村民的事业奋斗了50余年。父亲的一生，同我们全家的幸福进程紧紧相连，同同我们全村的发展进程紧紧相连，同我们全村基层组织的发展进程紧紧相连，父亲的贡献，不只是生养了我们全家，不只是帮助了全村的每个家庭，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村之长对国家对社会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深切缅怀他。

土地革命战争期间，在著名的日照暴动影响下，在上级党组织的领导下，积极参入打土豪、分田地的各项工作。抗日战争期间，他果敢英勇，带领全体村民采用多种形式，积极打击日伪军，有力地配合了沂蒙山区反“扫荡”作战，至今村里还传颂着他为了保护党支书，只身一人吓退来偷袭的两路30多个伪军汉奸的故事。解放战争期间，他参加了淮海战役的支前工作。为了村里能够吃上食盐，他经常亲自带领村里的青壮年劳力冒着炮火去东海推盐。新中国成立初期，他主持全村的大量日常工作，为全村经济走出贫困提出许多正确主张，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工作。为了村里的开展孵化小鸡副业，他亲自带领村里的青壮年劳力南下枣庄推碳。“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久，他受到过错误批斗，但就是他的耿直和无私，仍然赢得了全村人的拥戴，并未离开过村长这一职位。他带领着全村青壮年劳力参加过青峰岭水库和沂沭河分洪工程的建设，参加过夏庄豹虎一带的基本农田水利建设。在改革开放新时期，积极实行上级的农村土地承包政策，实现了全村村民经济生活逐步好转的重大转折。

正是由于有父亲作为一村之长的卓越领导，正是由于有他老人家全力实行的国家关于农村改革政策做基础，大庄子村各家各户才能欣欣向荣，才能过上现在的幸福生活，父亲的贡献，不仅改变了我们家族的命运，而且改变了全村人的命运。父亲的为人，深得爷爷奶奶的喜欢，获得了他的子孙后代衷心爱戴，也赢得了全体大庄子村民广泛尊敬。父亲的英名永远牢记在他的儿女和后代中间，也始终牢记在大庄子全体村民的心里，而他作为一村之长对国家对社会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也已载入莒县党史史册。在这里，作为您的子女，我们要说：父亲，您好！您的家人和大庄子全体村民永远怀念您！

兄弟姊妹们以及全村的父老乡亲们：

我们兄弟姊妹们以及我们的子女、后代都将永远感恩于我们的父亲；我们大庄子村很多家庭都曾经在他的领导和帮助下度过那些穷苦岁月，在他百岁诞辰之际，相信全体大庄子村民没有人能忘记他的恩与惠，他的崇高风范对我们来说是那样熟悉、那样亲切。父亲那崇高鲜明又独具魅力的为家、为全村百姓鞠躬尽瘁的风范，将激励我们全家乃至全村在实现富足昌盛的奋斗目标和美好理想的征程上奋勇前进。

——我们纪念我们的父亲，就要学习他对中国共产党的坚定信念。位俾未敢忘忧国，60年始终如一，信念坚定，是我们父亲的一生最鲜明的政治品格，这也永远是我们家族中每个共产党员和即将入党的后人应该挺起的精神脊梁。

——我们纪念我们的父亲，就要学习他对全村集体事业无比热爱的伟大情怀。爱小家更爱大家，是父亲一生最深厚的情感寄托，也永远是我们每个做子女的应该坚守的力量源泉。——我们纪念我们的父亲，就要学习他孝敬父母、尊老爱幼的高尚品质。孝行天下，是父亲一生的为人之道，也永远是我们每个做子女的应该继续发扬光大的做人底线

——我们纪念我们的父亲，就要学习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品质。实事求是，实实在在，是父亲一生最重要的处世特点，也永远是我们每个做子女的在日常生活中应该遵循的处世方法。

——我们纪念我们的父亲，就要学习他不怕困难、勇于创新的勇气。不怕困难、勇于创新，是父亲一生作为一村之长最鲜明的领导风范，也永远是我们家族中每位成员应该具有的担当。

——我们纪念我们的父亲，就要学习他坦荡无私的博大胸襟。坦荡无私，是父亲一生最光辉的人格魅力，也永远是我们家族中每个人应该锤炼的品质修养。

兄弟姊妹们以及全村的父老乡亲们：

我们的父亲于1989年12月25日因患胃癌不幸去世，终年76岁，去世后按照本村风俗葬于本村东林的后林，同时根据他生前遗愿，在东林的南林中生前自己选择的地方立有衣冠冢，我们家族中每个人和全村所有感受它的恩惠的人都应该像爱护我们的眼睛一样爱护他的两个墓地。我们的父亲离开我们24年了，24年来，父亲对我们期望正在一步步变成美好现实，我们的家族正在一天天走向繁荣富强，村里的百姓正在时时享受着幸福美满。对此，我们感到无比自豪。

十年树木，百年树人，我们相信，过去我们的父亲在大庄子村建立了丰功伟绩，作为他的后人我们也一定能够在各自的工作单位创造出更加辉煌的成就！

第四篇：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纪念邓小平诞辰100周年

今年8月22日，是敬爱的邓小平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日。邓小平是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公认的享有崇高威望的卓越领导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理论的主要创立者。在近一个世纪的人生历程中，邓小平把自己的一切都交给了他所追求的理想和事业，献给了他的祖国和人民。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壮丽历史画卷中，在祖国960万平方公里的锦绣大地上，都留下了他作为一代伟人的风采。中国人民对邓小平永远怀着深深的敬仰和爱戴之情。

众所周知，在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可分为文革前与文革。文革前是中国人民为之欢呼奋斗并孜孜不倦追求的年代，在那时，没有个人主义，没有过多的个人想法，虽然穷但是大家信心百倍，干劲十足，一心一意为国家奋斗。虽然走过很多弯路但是没有谁能保证自己没走过弯路。文革是一个被彻底否认的年代，在文革期间，中国的民主与法制被破坏，社会生产力发展缓慢，教育得不到相应的发展，这些都极大的减慢了中国的发展。但是无可否认的是没有文革的积累就没有改革开放，正如没有解放前中国人的积累也就没有解放后人民鼓足精神搞建设的精神释放。

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作出了把党和国家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和实施改革开放的重大战略决策，形成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是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中国从此走上了改革开放，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时隔36年，中国改革开放取得了许多巨大的成就，建立了全面物质生产体系，国际地位持续不断提高，全面融入世界经济体系，经济增长变得更加稳健，经济发展水平不断提高，教育发展取得长足进步，国民预期寿命明显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改善，这些无疑无疑用实践证明了改革开放的正确性，也更加说明邓小平理论的正确性。

中国的现在，没有当年邓小平的深思熟虑的抉择，就没有现在的中国。今天是邓小平的100周年诞辰，虽然他已离我们而去，但留给后人的确实一个充满希望的中国。我们要坚定高举邓小平理论旗帜，使邓小平理论的精神和革命精神成为中华儿女前进的动力。作为青年大学生的我们，更有历史使命和责任，我们要树立跨越式发展的雄心壮志，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牢固树立和坚持落实科学发展观，抓住机遇，开拓进取，求真务实，扎实工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率先基本实现现代化，为中国的将来而努力奋斗！2012019010013 李旭冬

第五篇：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范文

试论邓小平的法治思想

段 明 学

邓小平同志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立足于中国实际，敏锐地把握时代发展的脉搏和契机，既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表现出了开拓社会主义建设新道路的巨大政治勇气和开拓马克思主义新境界的巨大理论勇气”。邓小平同志对中国法制建设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在于深刻地总结了我国建国以来民主法制建设的经验教训，从保障国家长治久安的战略高度，科学、全面地阐释了法治发展的一般规律，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主义法制的理论、方针、政策，引领中国人民走向民主和法治的圣殿。深入研究邓小平的法治思想，对于全面落实依法治国基本方略，推进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实现党的十六大提出的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崇尚法治，反对人治

共产党人在取得政权后采取什么方法治理国家才能够做到长治久安？对于这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并没有给予具体回答，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也没有成功经验。虽然列宁认为在政权趋于巩固后，要“提出加强革命法制这个坚定不移的口号”，但由于各种原因，他并没有明确提出实行法治，并没有解决领袖权威和法律权威的关系，因而未能防止他的后继者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可以说，社会主义事业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严重夭折，与没有解决好人治和法治的关系问题密切相关。

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就指出：“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 邓小平这段话的精神，就是要实行法治，取代人治，改变过去那种将领导人的话当成“法”的错误作法。邓小平崇尚法治，反对人治的思想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曲折历程中惨痛教训的深刻总结。

众所周知，新中国成立以后，法制建设一度有过长足的发展，但由于国际国内的复杂原因，由于“左”的指导思想和对毛泽东的个人迷信愈演愈烈，而使法制建设的良好势头急转直下，最终酿成十年“文革”的历史性悲剧。邓小平痛定思痛，对法治和人治问题进行了深刻反思。1980年8月，邓小平在题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重要讲话中指出，“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即使像毛泽东同志这样伟大的人物，也受到一些不好的制度的严重影响，以至于对党对国家对他个人都造成了很大的不幸。”“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高度的重视。”

邓小平还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的人治思想。1988年9月，邓小平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谈到：“我有一个观点，如果一个党，一个国家把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并不很健康。那样，只要这个人一有变动，就会出现不稳定。” 1989年政治**之后，邓小平在同中央几位负责同志谈话时多次谈到这一问题，他说，“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我多次讲，一个国家的命运寄托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正常的。” 之后，邓小平在会见李政道教授时说：“我历来不主张夸大一个人的作用，这是很危险的，难以为继的。把一个国家、一个党的稳定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威望上，是靠不住的，很容易出问题。” 从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邓小平坚决反对人治，主张实行法治，以此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防止文革悲剧重演。

尊崇法治，否定人治是邓小平法治思想的基点和核心。一个国家的兴旺发达和长治久安，主要应依靠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而不是国家领导人的圣贤。实践证明，统治者是不可靠的。统治者也是凡夫俗子，并非圣贤先哲。过去，我们轻信统治者有成德而臻至善、成圣成贤之可能，对统治者缺乏必要的防范意识，却每每被伤害。由于统治者手中掌握着巨大的权力，而权力一旦失去控制，犹如洪水猛兽，难以遏制，并可能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灾难。因此，必须用法律对统治者的权力加以防范，以保障人们的自由、财产和安全。正如美国第三任总统杰斐逊所言，“在权力问题上，请别再侈谈对人类的信心，让宪法的绳索约束人类的罪恶行为罢。”

二、正确处理好法治建设中的三个关系

无论从历史上看还是从现实的世界各国的法治发展来看，法治国家的政治基础，主要有三个：一个是它的民主制度，一个是它的政党制度，一个是它的国家权力配置。正确处理好法律与这三者之间的关系至关重要。

（1）正确处理民主与法制的关系。

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关系，邓小平曾精辟地指出：“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这两方面是统一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是不可分的。” 民主与法制的辩证关系体现在，民主是法制的前提与基础，法制是民主的确认和保障。民主需要法制，因为没有法制，民主就不能巩固；但法制更需要民主，因为没有民主，法制最终会成为“人治底下的法制”，成为专制的工具而已。

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邓小平同志指出：“要从制度上保证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化、经济管理的民主化、整个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就是将人民的民主权利，以及国家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民主生活、民主结构、民主形式、民主程序，用系统的制度和法律固定下来，使之具有制度上、法律上的完备形态，以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性和人民的民主权利不受破坏和侵害。历史证明，人民取得了民主权利，如果不上升为制度和法律，并使这种制度和法律具有稳定性、连

续性和极大的权威性，人民的民主权利就没有保障。只有使民主成为制度，使民主成为用国家强制手段来保证实施的法律，谁侵犯了人民的民主权利，就会毫无例外地受到制度或国法的制裁，民主才不仅仅是一个动听的概念，而是人民有切实保障并且可以兑现的各种权利。

（2）正确处理党和法的关系。

党与法的关系是中国法治建设中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长期以来，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形成了以党代政，以党代法的现象，既削弱了法律的权威，也损害了党的威信。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曾多次指出：“……属于法律范围的问题，要用法制来解决，由党管不合适……法律范围内的问题应该由国家和政府管。” 邓小平同志的这段话具有重要的现实性。在实行依法治国的今天，要继续清除一些地方由党委包办一切的不良习气，把该由政府办的事交给政府办，把该由社会团体处理和基层组织自治的问题交给社会团体处理和基层组织自决自治。

（3）正确处理权与法的关系。

权与法是一对孪生姊妹，二者相生相克。在专制体制下，法律只不过是权力的附庸和奴婢，统治者完全凭一己的意志和反复无常的性情进行统治。“只要法律完全沦落为权力的仆从地位，那么法律就可以按权力的需要被任意塑造。在这种情形下，法律是变态的，人同样是变态的。” 未被驯化的权力是野蛮的，犹如洪水猛兽，它使人类付出的代价，比起战争、饥荒和瘟疫，毫不逊色。而在法治状态下，法律具有至上的权威，权力必须在法律的轨道内运行。因此，法治通过对权力的规制，使权力的运行彻底摆脱了野蛮、任性的状态。

我国历史上是个法治传统非常薄弱的国家。法在治理国家中的地位低微，基本上是权力支配法律。新中国成立后的长时期内，尤其在“文化大革命”中，法律虚无主义泛滥，以至出现了以政策代替法律，以领导人的言论代替法律的不正常现象。如何避免这类现象的发生呢？邓小平指出：“这要从制度方面解决问题……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律。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可见，邓小平同志已经充分地意识到一个国家要长治久安，必须解决权与法的关系问题，杜绝权力的滥用和权力腐败。

三、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基本思路

1978年，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首次完整地提出了我国法制建设的基本方针，即“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十六字方针。这十六字方针包括了立法、执法、守法等法制建设各方面的基本要求，对于我国法制建设具有广泛而深远的意义。

（一）加强立法工作，完备法律体系

完备法律体系是建设社会主义法治的首要环节。法治国家形成和发展的过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逐步建立和完善的过程。因此，只有抓紧立法工作，建立比较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使国家各项工作都有法可依，才能保障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提出新时期加强法制建设任务的同时，针对当时我国立法很不完备的情况指出：“现在的问题是法律很不完备，很多法律还没有制定出来。往往把领导人说的话当作法‘法’，不赞成领导人说的话叫‘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所以，应该集中力量制定刑法、民法、诉讼法和其他各种必要的法律。”

邓小平强调指出：“现在立法的工作量很大，人力很不够，因此法律条文开始可以粗一点，逐步完善。有的法规可以先试搞，然后经过总结提高，制定全国通行的法律。修改补充法律，成熟一条就修改补充一条，不要等待‘成套设备’。总之，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 二十多年前，中国法治刚刚起步，立法工作量很大，经验不足，人手不够，因此，邓小平提出“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粗一点，逐步完善”，“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立法指导思想，是适合当时实际情况的。

目前，我国立法环境发生了显著的改变，积累了丰富的立法经验，专家在立法中的作用大大增强，立法工作取得了重大的发展，制定了大量的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核心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等方面已基本上有法可依。但同时，我们必须看到立法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首先，在“有比没有好，快搞比慢搞好”的立法思想指导下，立法者偏重法律数量忽视法律质量，造成法律泛滥，质量低劣。立法中部门利益、地方利益倾向明显。立法甚至成为少数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手段。“在过去一段时间，立法工作中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存在迁就和照顾部门和地方既得利益的现象。在起草法规或者制定司法解释、规章和地方性法规的过程中，一些部门和地方不适当地强化本部门和地方的权利，各部门之间、各地方之间争管辖权、审批权、发证权、收费权、处罚权。” 有些法律法规及司法解释，严重侵犯人权，至今没有废止。其次，在“成熟一条，制定一条”立法思想指导下，立法者注重调整已发生或正在发生的社会关系，将急需调整的社会关系制定为法律，立法只是消极地反映社会现实，而不是对社会关系的主动干预。因此，立法往往缺乏超前性，造成法律修改、变动频繁，缺乏应有的稳定性和连续性。最后，在“粗一点，逐步完善”的立法指导思想下，立法者所制定的法律往往很抽象、很原则，缺乏可操作性。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切实转变立法思想，大力加强立法工作。（1）正确认识法律数量和质量的关系，从主要依靠提高法律数量转变到提高法律质量来完善法制的轨道上来。立法不求“快搞”，而是务求有质量。法制完备也并不意味着法律越多越好。塔西佗指出：“国家愈糟，法网愈密”。就是说，法律愈来愈繁杂，国家也就愈来愈腐败。无法可依不是法治，法律泛滥也不是法治。“法律泛滥不仅会贬低法律的价值，而且还败坏法律的质量”。关键并不在于法律的数量，而在于法律的质量。（2）要转变“立法宜粗不宜细”的立法思想，坚持立法力求严密细致的原则，注重法律的可操作性。（3）要转变“成熟一个制定一个”的立法思想，从全局出发，有步骤．有规划．有预见地开展立法工作，使法律体系的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相适应。

（二）严格依法办事，树立宪法和法律极大的权威

有了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并不会因此而自然而然地实现法治。“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宪法和法律得不到切实有效的遵行，无异于一纸空文。博登海默指出，法律体系的全部意义不仅仅在于制订和颁布良好的、科学的法律，还在于被切实执行。邓小平领导制定的1982年宪法明确规定：一切国家机关，武装力量、各政党、各社会团体、企事业组织和公民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对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由于种种因素的影响，宪法和法律还没有树立起至上的权威，在实际生活中，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违法不究的现象还十分严重。为此，邓小平多次要求全党同志和全体干部都要按照宪法、法律、法令办事，学会使用法律武器，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原则处理各种问题。

一方面，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

政党政治是现代政治的基本特征。在西方竞争性政党体制下，执政党若有法不依、滥用权力、专横腐败，必然会招致选民的抛弃。执政党犯了重大错误，绝对不能由人民来“交学费”，而必须自己承担——下台。政党之间的竞争迫使执政党奉公守法，兢兢业业，忠诚地为百姓谋福利。在中国，共产党处于长期执政的地位，其执政地位几乎不受任何外来的挑战和影响。长期执政可能使某些党员产生骄傲自满思想，不求进步思想，缺乏开拓进取和危机意识，并可能犯大错误。邓小平指出：“在中国来说，谁有资格犯大错误？就是中国共产党。犯了错误影响也最大。因此，我们党应该特别警惕。” 政党和人一样，都会犯错误；执政党如果不受到监督和制约，更容易犯大错误。犯了错误的政党，尤其是执政党，都有可能自己纠正错误，但要付出的代价会很沉重。譬如，“我们党所犯的错误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纠正的”，但是众所周知，这种纠正多么的痛苦，代价是多么的沉重！为此，必须加强对共产党的监督和制约，监督党严格地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宪法和法律是党领导人民制定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党享有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的特权。在法律面前，党同其他政党、团体、组织一样，都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党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严格依法办事，对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另一方面，各级政府必须依法行政。

建立法治国家最直接的目的就是规范和限制政府权力。在人治国家中，民众必须守法，政府可以不守法。在法治国家中，民众应当守法，但政府必须首先守法。由于行政在整个国家活动中所占比重最大、涉及范围最广、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数量也最多，不管是对整个经济建设还是对社会发展、人民切身利益的影响都最大，而且发生的作用往往也最直接，所以政府机关能否依法行政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整个国家法治状态的好坏。只有政府守法，才能最终实现法治国家。

依法行政要求各级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宪法和法律，不得超越职权、滥用职权。对于其违法行政行为，必须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邓小平指出，党和国家的各级机关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无人负责。名曰集体负责，实际上等于无人负责。一项工作布置之后，无人过问，结果好坏，谁也不管。所以急需建立严格的责任制。” 建立严格的责任制，有利于纠正行政机关长期以来形成的有权无责现象，强化行政机关依法行政的责任和意识，提高行政效率。

（三）加强法制教育，增强全民的法制观念

法治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不仅意味着法律向社会结构的各个方面和层次的扩张和渗透，而且意味着法律是人们生存和发展的必备知识和技能，是人们用于创造新型社会的重要手段，是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在我国政界学人的观念中，法被视为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是专政的工具。应当明确，这种看法是片面的，是与法治相冲突的。法律体现为统治阶级的意志意味着，法律必须屈从于统治阶级的权力，成为权力的附庸和奴婢。统治者因此可以一言立法、一言废法，言出法随。正如邓小平所指出的：“往往把领导人的话当做‘法’，不赞成领导人的话叫做‘违法’，领导人的话改变了，‘法’也就跟着改变。” 这极不利于维护法律的稳定性、连续性和权威性，还容易导致立法者利用法律谋取不正当利益、排斥异己、实行专横的统治。同时，老百姓也会因此认为，法是统治阶级意志的体现，并没有体现我的意志；法是用来镇压敌人的，与我无关，从而对法产生对立和抵触情绪，法律意识淡薄，难以正确地运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权利，更不可能产生良好的守法和护法意识，由此导致法律的权威性大打折扣，法律在国家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及社会生活中的影响力大大削弱。

增强全体公民的法律意识和法制观念，是实现法治的一项基础性工程。美国著名法哲学家和法律史家伯尔曼指出，“确保遵从规则的因素如信任、公正、可靠性的归属感，远比强制力更为重要。法律只在受到信任，并且因而并不要求强力制裁的时候，才是有效的，依法统治者无须处处都仰赖警察。……总之，真正能阻止犯罪的乃是守法的传统，这种传统又植根于一种深切而热烈的信念之中，那就是，法律不仅是世俗政策的工具，而且还是生活终极目的和意义的一部分。” 强制并不能迫使少数人心甘情愿地服法，一味依赖于暴力往往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民不畏死，奈何以死畏之？因此，必须通过对人民进行系统的法律知识宣传教育，培养他们的法律意识。法律意识是人们观念、情感、心理态度和评价等综合而成的思想体系。主要包括权利意识、契约意识、参与意识、诉讼意识等，其核心是对法律的认同、信仰、忠诚和感情。法律意识主要通过阿尔都塞所称的“意识形态”的国家机器对人民进行意识形态教化而树立起来的。教会、家庭、工会、大众传媒等承担起了重要职责。通过意识形态教化，使广大人民充分认识到法律是人民权利的宣言书，国家一发权力属于人民，权力是为权利而存在，法不禁止都是自由的等等，从而激发起对法律的感情，自觉地遵守法律并维护法律的权威和尊严。可以说，如果没有现代法律观念，没有公民对法律的普遍信仰，公民的守法精神和良好的法治氛围就不能形成，法治就不可能实现。

邓小平指出：“我们国家缺少执法和守法的传统，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就开始抓法制，没有法制不行。法制观念与人们的文化素质

有关。现在这么多青年人犯罪，无法无天，没有顾忌，一个原因是文化素质太低。所以，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开始，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社会上也要进行这个教育。” 通过坚持不懈地进行法制教育和法律宣传，使人人知法，懂法，树立正确的法律价值观，“真正使人人懂得法律，使越来越多的人不仅不犯法，而且能积极维护法律。”

一代人有一代人特定的时代环境。任何伟大人物的思想及实践都是历史的产物，都同时代特征紧密相关，都打上了很深的时代烙印。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超越他们的时代，列宁、斯大林没有超越他们的时代，毛泽东没有超越所处的时代，邓小平也同样没有超越他所处的时代。邓小平曾强调指出：“绝对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之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的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以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 我们也绝不能要求邓小平解决中国法治进程中所出现的所有问题。邓小平开创了法高于我、法治高于人治的新风尚，引领我们走向法治国家，但这仅仅是一个开端。中国法治之路，漫漫而修远，我辈仍须加倍努力。

作者单位：重庆市北碚区检察院

电话：023—68341980

二00四年八月

参考文献

《江泽民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专题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第4页。

《列宁全集》第42卷，第353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2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11、317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25页。

转引自刘军宁编：《经济民主与经济自由》，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234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6、359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6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王人博、程燎原：《法治论》，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111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8页。

《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46页。

《邓小平文选》，第2 卷，第147页。

张福森主编：《社会主义法制理论读本》，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59页。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335页。

[美]乔·萨托利：《民主新论》，东方出版社1998年第2版，第366页。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版，第270页。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50—151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46页。

[美]伯尔曼：《法律与宗教》，三联书店1991年版，第43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163页。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54页。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91页。

纪念邓小平同志诞辰100周年(第4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