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爱情诗比较

第一篇：中西爱情诗比较

中西爱情诗比较

诗歌是文学中的一朵奇葩，在众多的文学体裁中绚丽地开放着。诗歌以其婉转细腻的言语，跳跃的思维更好地能够抒发出作者的情感。在中国，当以唐朝为鼎盛时期，留下规模庞大的不朽之作。在中国诗歌百花齐放的同时，西方诗歌以其直接，热情，真实感展现出另一种别具一格的情调。

爱情作为一个永恒的母题，同存在于中西方的诗歌创作之中，并且爱情诗在众多诗歌中占据着不可替代的地位。中西方都有大量的爱情诗歌，如中方的《诗经•周南•关雎》、《诗经•郑风•子衿》、张籍《节妇吟》，西方的《我的爱情并不是一只夜莺》、泰戈尔的《我需要你 只需要你》。但其中的风格却有同有异，我将通过苏东坡的《江城子》和约翰·弥尔顿的《亡之妻》来展现这种不同与相同之处。这两首诗歌内容上都是写对已故的妻子的悼念，所以具有可比性。但写作风格上还是有很多的不同的。

一、描写事对象不同

先看《亡之妻》，作者全篇几乎都是用来描述妻子的美貌、性格。通过这样的描写来表达作者对妻子的思念之情，并且文章中更有自己的想象事物，具有抽象性，如阿尔雪斯蒂，这是神话中的人物。这之中透出出作者的一种期盼，一份美丽，一个面向未来的幻想。这种选择倾向的背后蕴藏着极大的社会和宗教文化原因。在诗人的笔下，似乎死亡都是如此奇妙美好。而江城子则不然，江城子的意向选择带有一种极其普遍的特征：多用日常中德小事物来表达思念。小轩窗，正梳妆，明月夜，短松冈。描写带有浓厚的现实性。并且对自己的描写，尘满面鬓如霜也都是基于写实的。就是在这样的实景之中的描写与相互映衬，是情感升华，一种思念妻子的苍凉感也跃然纸上。

二、表达的情绪不同

很显然江城子表达的是一种凄凉的思念——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对妻子的死亡在情感上市悲痛、凄楚、无法排遣的。而约翰·弥尔顿的《亡之妻》则是另外一种心态。他说描写的见面场景是天堂，是一种幸福的升华，两个人终于得以见面，欢畅之情。传达的情感是悲中带“喜”的，痛楚之中带有一丝希望，相信来生的存在，把乐土天堂看做是幸福的归宿。给读书一种失望而不绝望的情感。这显然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差异所造成的，虽然中国也古有庄子在妻子死后而歌，但这并没有成为主流。在中国，人们都是认为死亡就是生命的终结点，或者更残忍的要到地狱里去，在这样的文化下，何以不悲。但西方则不然，他们相信人死后，人的灵魂将会升华，会到达天堂这个乐土，在天国中永恒的幸福下去。在这样的文化背景下，必然导致了对死亡的差别对待——乐死与悲死。

三、抒情方式不同

在所有的中西诗歌或者说其他体裁也好，都有一个明显的差异，那就是中国的抒情方式是委婉的，会借代很多事物，会有很多的典故，自然有了诸如柳是“留”的意思之类的。而西方的文学之中更喜欢直抒胸臆，将自己的情感如潮水般迸发出来。用一个比喻来说，有一个苹果，一个中国人，一个西方人，他们都想吃。中国人会说，“啊，这个苹果应该会很好吃。”而西方人会说，“我能吃这个苹果吗？”在这两首诗歌中很容易看出这个特点。江城子一诗中，作者借“小月夜”、“千里孤坟”、“小轩窗”等事物来表达一种思念之情。而弥尔顿的《梦亡妻》则丝毫不描写景色、事物，直接抒发情感。一句“正要俯身抱我”直白地表达希望与妻子见面相拥，这是再中国的诗歌中很难见到的。这当然也是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中国人更喜欢含蓄地表达，留一点想象得空间。而西方文化宣扬的是，爱就说出来。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诗歌的抒情方式自然也会大相径庭。

但诗歌终归还是殊途同归的，这两首诗不论通过了什么方式表达，都能轻易地让读者有身临其境地感觉，去体会那种思念亡妻的感觉。所有的不同只是基于观念上得不同，直白与含蓄，对死亡的悲与喜，抽象与具体。但都是体现了各自民族的一种精神，必然会走向辉煌。

10工商（5）班 徐鹏 D10500529 ***

江城子 苏东坡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短松冈。约翰·弥尔顿:梦亡妻（朱维之 译）

我仿佛看见了我那圣洁的亡妻，好像从坟墓回来的阿尔雪斯蒂，由约夫的伟大儿子送还她丈夫，从死亡中被抢救出来，苍白而无力。

我的阿尔雪斯蒂已经洗净了产褥的污点，按照古法规净化，保持无瑕的白璧；

因此，我也好像重新得到一度的光明，毫无阻碍地、清楚地看见她在天堂里，全身雪白的衣裳，跟她的心地一样纯洁，她脸上罩着薄纱，但在我幻想的眼里，她身上清晰地放射出爱、善和娇媚，再也没有别的脸，比这叫人更加喜悦。

可是，啊！当她正要俯身抱我的时候，我醒了，她逃走了，白昼又带回我的黑夜。

第二篇：中西爱情诗比较研究

中西爱情碰撞

内容提要：中国爱情诗在儒家倡导的中庸哲学熏染下注重情感表现的委婉与节制，向往温婉柔情和温柔敦厚的含蓄有致，宁静如水；西方爱情诗则崇尚刚性之美，在作品中充溢着率性的铺张，浪漫的激情和深沉博大的气势，热情如火。本文通过几个文本分析比较了中西文学作品里情感表达的差异性，并简要阐述了这种差异性的文化根源。

关键词： 含蓄;奔放;情感表达;文化根源

爱情是文学永恒的主题。这一点中西概莫能外。中国古语云：“语必关风始动人。”西方人也认为，爱情从来没有使诗歌炉膛里的火焰熄灭过。然而，由于社会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中西爱情诗也存在着种种差异。

一：中西爱情的不同表达方式

爱情主题在中国文化结构中处于边缘系统，其发展与作用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因而在实践中逐步发张一整套“隐喻式”的表达方式。恋人之间可以用物品如：绢帕、团扇、玉簪等求爱，或者用谐音寓意的东西，如：青丝（思）、莲子（怜子）、红豆等表达心意。汉代以后，随着儒教思想的日益风行，男女青年之间无法自由地表达彼此的情感，深谙“男女授受不亲”，含蓄自然而然的成为了中国爱情的主调。

由于在社会文化中居于首位系统，对其制约的因素又少，西方文化中表达爱情的方式就显得直露、开放。人们可以公开谈论自己的感情，社会舆论也对此予以支持。人们在个人生活中对自己倾心的对象往往公开表露爱意，就没有太多道德上的顾忌。经常第一次见面就“眼光离不开对方”，或者当夜就携琴在姑娘窗外弹奏，倾吐衷肠。面对社会的压力时，双方甚至会采取“出走”的策略，对爱情充满了执着和敬意。《罗密欧与朱丽叶》中，两人初次舞场的会面，《浮士德》中，男女主人公的第一次相遇，都很好的体现了这种奔放的表达方式。

二：中西爱情诗的特征

首先，中国诗歌写婚前热恋的少,写离愁别恨的多。如宋代著名女诗人李清照,她和赵明诚是恩爱夫妻,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写了一首悼亡诗《武陵春》,表达了她与丈夫生前的深厚爱情,读来凄婉感人：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在英诗中,表现对爱情的勇敢追求,强烈的爱慕是普遍的现象,如布朗宁夫人的《葡萄牙十四行诗》(二一)即为其中一例:

请你再说一遍吧,说了还要说，就说你爱我。哪怕你的话一再重复，如同布谷鸟之歌,不断唱着“布谷”。

要知道:如果没有布谷鸟之歌，就不会有完整的春天,身披绿袍，降临平原和山坡,树林和幽谷。

爱人啊,我在黑暗之中听出一个忧虑的心声;

由于不安的折磨，我喊道:“再说一遍:你爱我!”

谁会嫌星星太多,哪怕颗颗都在天上运行?

谁嫌花太多,哪怕朵朵都为春天加冕?

说你爱我,你爱我,你爱我,把银钟

敲个不停!——亲爱的,只是别忘这一点:

也要用沉默来爱我,用你的心灵。(飞白译)中西诗歌的另一个显著不同点是:中国爱情诗歌表现得含蓄、婉转、迂回曲折,欲语还休;而西方诗大都是表现得坦率、透明,有时甚至直言不讳。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呤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李商隐《无题》)

这首诗写离情别恨,诗中也没有直接写一个“爱”字,连题目也不标明;但一“晓”一“夜”,暗示着思念之切;“春蚕到死”和“蜡炬成灰”倾吐出了忠贞不渝、生死与共的坚贞爱情。李商隐写过不少的无题爱情诗,诗中那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朦胧感,那种未语先咽式的凄婉感,都体现了无题诗的特色,也体现了中国爱情诗的特色。

中国古代爱情诗多是哀婉朦胧、含蓄隐曲的；而西方爱情诗多是热烈奔放、直抒胸臆的。比如，同样是表达对恋人的忠贞不渝，在英国诗人彭斯笔下，感情表达得是如此真率、热烈：

啊，我的爱人像朵红红的玫瑰，在六月里迎风初开：

啊，我的爱人像支甜甜的乐曲，美妙地奏起来。

你是那么美，漂亮的姑娘，我爱你那么深切；

我会永远爱你，亲爱的，一直到四海枯竭。

直到四海枯竭，亲爱的，直到太阳把岩石烧裂!我会永远爱你，亲爱的，只要生命不绝。

再见吧，我唯一的爱人，再见吧，小别片刻!

我会回来的，我的爱人，即使万里相隔!——《一朵红红的玫瑰》

这样奔放、炽烈、坦露的爱的表白，令每一位读者都立刻感受到灵魂的震颤。人们从诗的语言中可以直接领会作者的胸臆，不须仔细揣摩，他的感情是明朗的，一泻无余。

三：中西爱情诗文化根源

在中国古代的封建社会，受宗法制道德伦理政治文化的根深蒂固影响。自从西汉“独尊儒术”以后，人们的行为及诗歌创作被要求“发乎情，止乎礼义”(《毛诗序》)，那些发乎“两性之间的感情关系”的任何迹象，都遭到封建礼义的压制。

而且，男女地位实质上是男尊女卑的。如：夫妻、夫妇、子女、男男女女等词序表明男先女后的原则不可颠倒，过去出嫁的女子要在姓氏之前冠以夫姓，可见，女子地位低下，择偶得遵循“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嫁后须“主中馈”“奉箕帚”，三从四德。这样，期中萌生的爱情怎么会有平等，自由。而且在道义责任的约束下，古代未婚男女完全被隔离，青年男女之间根本没有条件和可能相互接触，产生爱情。

自文艺复兴以后，封建主义、禁欲主义受到猛烈的冲击，人文主义者提出“一切以人为中心”的口号，宣扬人性、人权、人欲的天然合理性，要人们尽情享受现世生活的幸福。他们歌唱爱情，赞美人生，要求个性解放。这场资产阶级的思想文化运动，对当时的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习造成极大的冲击。男女之间可以自由交往和自由恋爱，宫廷、沙龙、舞会、节El都为他们提供接触的机会和谈恋爱的场所。正因为男女双方是在较为自由、平等的基础上彼此萌发了爱情的种子，他们往往将爱情视为两个心灵的结合，两个人格的融合，爱情诗也着意表达对对方的倾慕，对美好爱情的赞美。同时，由于没有受到来自外界的过多的压力，他们可以热情奔放地直抒胸臆，不必加以掩饰。

中西爱情诗碰撞，火花四溅。其实，不论是中还是西，爱情本身是充满美好的，值得我们纯洁的瞻仰。

学校：浙江财经学院

姓名：童静

学号：100104300238

第三篇：浅谈中西爱情诗异同

浅谈中西爱情诗异同

摘 要 诗承载着一个人的思想，承载着一个时代、一个国家的精神。中外抒情诗作为对人类心灵状态的直接描摹和对死亡的恐惧和对永恒的追求是人类所共有的，战胜时间是人类的永久梦想。而爱情是一个亘古的话题，爱情诗也是中外诗人青睐的题材。

关键词 爱情诗 含蓄 言外之意 直白 热情

马克思说过：“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与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表现两性欢恋的爱情诗，往往借助于某些自然形象。如“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等。爱情诗，作为两性之间灵与肉、理智与情感的辩证统一的没得结晶，它就像一切人类社会现象一样，总是在悲剧性的辩证进展中，向自己的对立面转化，出现某些反常的自然现象来加以比喻的情况，即苏东坡之语：“诗以奇趣为宗，反常合道为趣”。钱钟书：“诗之情味每与敷噪立喻之合乎情理成反比例。”

中国是一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的传统文化源远流长的文化世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作为一种伦理道德文化，对中国爱情诗产生了深刻影响。

中国爱情诗虽不乏相思的闺怨、宫怨诗，但都是含蓄的、婉约的在爱情诗中多用“男子做闺音”、“诗从对面飞来”的写法，将自己的心声小心翼翼的表达出来。中国的爱情诗宛如中国的水墨画，要读它的言外之意，留白是中国诗歌独有的表达艺术。如《上邪》

上邪！

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

山无陵，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而西方诗人关注爱情，爱情构成了西方抒情诗的主题。西方人非常夸张地描写情人的美，并把时间和情人的美联系在一起。如考利《我的食谱》

你的怜悯和叹息够我一年消受，一滴眼泪至少够我生活二十年，温存地看我一眼够我活五十个春秋，一句和蔼的话抵得上百年的盛宴，如果你对我表示一点点倾心，就等于又加上一千年的时辰，在此之外是辽阔的永恒。

爱情的力量是如此伟大，仅仅一点点垂青就抵得上万年。

再如泰戈尔的《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生与死，而是我就站在你的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我站在你面前，你却不知道我爱你。

而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却不能在一起。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知道彼此相爱，而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想念，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不是明明无法抵挡这股想念，却还得故意装作丝毫没有把你放在心里，而是用自己冷漠的心对爱你的人掘了一条无法跨越的沟渠。

《上邪》和《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虽然都是爱情诗，但是大家会感受到明显的不同。中国的抒情诗更含蓄，更矜持而西方的抒情诗更为直白和热烈。这就明显的体现了受到中西不同文化的熏陶而成的诗在手法上明显的不同。中国由于儒家文化的传承，讲究“非礼勿视，非礼勿听”也就造就了中国爱情诗的含蓄、矜持、温柔与忠贞，而西方就是爱你就要热情似火，没有含蓄遮掩的必要。

再如海涅的《什么是爱？》

什么是爱？

爱就是笼罩在晨雾中一颗星。

没有你，天堂也变成地狱。

可爱的战溧，微妙的颤抖，这……羞怯温柔的拥抱――

在你美丽的樱唇上，我惯用接吻来代替语言，我的吻就像是从我的心底冒出的一个火焰！

……

……

爱情究竟是什么？……

没有一个人能解答。

从这首诗中，我们能感受到爱的热烈，毫不含蓄的表白，“樱唇”“吻”这些字眼毫不避讳。面对爱情的伤害，西方诗人也能勇敢的面对，“爱情究竟什么”这个纠缠了人们千年的问题，至今仍没有人可以回答。这首诗展现出西方诗人面对爱情的面貌――热情、直白、勇敢。

女性的自由与追求爱情的权利，不同的时代赋予了不同的含义，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方在爱情方面表现出靠近和融合。如舒婷的《致橡树》，“我如果爱你――绝不像攀援的凌霄花，借你的高枝炫耀自己；”表现了女性面对爱情的独立，就如《简?爱》中简爱所说“等我回来找你时，我要作为平等的人”表现出独立自主的爱情意识。

“我必须是你近旁的一株木棉，作为树的形象和你站在一起。”而这株温柔的木棉绝不依附于橡树，她要站在平等的地位上，与橡树一起分担寒潮、风雷、霹雳，共享雾霭、流岚、虹霓。“仿佛永远分离，却又终身相依。这才是伟大的爱情，坚贞就在这里：爱，不仅爱你伟岸的身躯，也爱你坚持的位置，脚下的土地。”中国爱情诗还是含蓄的而非热烈的，但是在思想上已跟随时代发展而表现出忠贞之上的独立自主，平等的爱。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爱情诗的生根发芽也要和水土相适宜，中国天人合一与西方主客二分的核心文化观念的差异是中西爱情诗之所以不同的本质上的具体体现。

参考文献：

[1]冯国忠.浅谈中西古典爱情诗的不同[J].国外文学，1985（01）.[2]袁仕萍.中西抒情诗文化精神差异探析[J].襄樊学院学报，2005（26）.[3]谭璇.中西爱情诗歌比较[J].青年文学家，2009（13）.[4]鹿忆.《一朵红红的玫瑰》与《上邪》的爱情观比较[J].科教导刊（中旬刊），2010（01）.

第四篇：中西爱情诗的比较研究

中西爱情诗的比较研究

(何功杰:安徽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

内容提要 爱情是人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本文从中外爱情诗的发展历史入题,探讨了中西方对待爱情的不同态度和不同的表达方式,并对中西爱情诗实例作出比较分析。文章指出,中西爱情诗的异同是相对的,同中有异,异中有同,也正是因为它们有某种共同之处,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读者才会彼此欣赏异国爱情诗

关键词 爱情诗 比较 象征 传统 背景

爱情,是人类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文艺作品的永恒主题。古今中外人们对爱情都怀有共同的心理与追求,这就是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人民都能彼此欣赏有关爱情主题的文艺作品的基础。

一篇题为《中国人不大喜欢爱情诗吗?》的文章(李贻荫,载《中国书商报》,1995年4月17日)提到,1965年英国企鹅出版社出版了一本中国的《晚唐诗选》,译者Ａ.Ｃ.Ｇｒａｈａｍ认为,中国古人很少写爱情诗;1982年,企鹅出版社又出版了另一位英国汉学家Ｄｒ.ＡｎｎｅＢｅｒｒｅｌ英译的《玉台新咏》,使西方人感到愕然。西方人对这部英译爱情诗的出版感到惊奇并不奇怪,因为据《中国翻译》1991年第2期裘克安译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各国代表作品丛书》一文介绍,中译英文艺作品被该组织秘书处收入丛书的28种中,没有一部爱情诗集,难怪给西方人留下了一个印象,仿佛中国人从来就不懂得爱情!

《玉台新咏》是一部爱情诗的总汇,为南朝徐陵编选,成书于梁代,共10卷。其实中国比这部诗集更早的还有2500年前的《诗经》,书中也收集了不少爱情诗,如卫风中的《木瓜》:“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匪报也,永以为好。”一方以木瓜传情,另一方以琼琚回意,朴素地写出了男女互敬的爱情。又如卫风中的《静女》(附余冠英的译文):

静女其姝, 幽静的姑娘撩人爱，俟我于城隅。

约我城角楼上来。

爱而不见，暗里躲着逗人找，搔首踟蹰。

害我抓耳又挠腮。

静女其娈，幽静的姑娘长得俏，贻我彤管。

送我一把红管草。

彤管有炜，我爱红草颜色鲜，说(悦)怿女(汝)美。

我爱红草颜色好。

自牧归荑，牧场嫩苇为我采，洵美且异。

我爱草儿美得怪。

匪女(非汝)之为美，不是草儿美得怪，美人之贻。

打从美人手里来。

这是一首以物传情,相互约会的爱情诗,语调轻松,感情真切。英国也有这种贻物传情的爱情诗,如本·琼生的《致塞丽娅》〔1〕:

你若以目光向我祝酒,我会以目光表示谢酬;

或只在杯中留个香吻,我宁愿不饮杯中之酒。

灵魂深处升起的干渴,多么盼望喝杯圣酒;

但纵然是琼浆玉液,除了你的秋波其他不受。

我送给你一束玫瑰,与其说是表示敬意，不如说是送上一个心愿:

愿那玫瑰永不枯萎;

只要你对它呼吸一次,然后再把它送回;

从此它会生长,我相信,散发的芬香不是它而是你。

贻赠玫瑰花表示爱情是西方人的传统。玫瑰花作为爱情的象征,到彭斯(1759─1796)时已被大众认可,彭斯本人也写过一首烩炙人口的爱情诗《一朵红红的玫瑰》。

不过,和中国爱情诗的历史比较起来,英国爱情诗的出现,至少要迟一千多年。中国的《诗经》大概成于公元前六世纪,而英国最早的诗歌《贝尔武夫》大约在公元十世纪,况且该诗是属于英雄史诗,并非爱情诗。据英国《诺顿选集》介绍,英国最早的抒情诗(Ｌｙｒｉｃｓ)出现在12世纪左右。当然爱情诗出现之晚,不等于说英国的爱情诗数量少。有人把《英诗金库》(”ＴｈｅＧｏｌｄｅｎＴｒｅａｓｕｒｙ”)和《唐诗三百首》作了一个比较,发现前者收的爱情诗比后者多得多;西方有一种用于专门写爱情题材的诗体,称之为“十四行体”(或“商赖体”,即“ｓｏｎｎｅｔ”的译音。这种诗体的题材范围后来有所突破与扩大),中国却没有哪一种诗体是专门用于写爱情题材的。莎士比亚的154首十四行诗几乎全部可以当成爱情诗来读;此外,英国的一些著名诗人,如莎士比亚,本·琼生,堂恩,马威尔,拜伦,雪莱,济慈,勃朗宁夫妇,丁尼生,罗塞蒂,艾略特等,他们的许多名作都是爱情诗。

人类爱情的发展经历了几个阶段。在中国,据《周礼·地宫·媒氏》记载:“仲春三月,令会男女,于是时也,奔者不禁。”那是一个两性关系自由开放的时代。自两汉独尊儒术以后,封建礼教日益加强,两性之间的交往逐渐变得严格起来,一些受儒家思想影响较深的文学人士,则以“文以载道,诗以言志”为借口,蔑视文艺作品中的爱情题材,认为男人写诗,如果“儿女情多”,就是“风云气少”。但人类的爱情毕竟是一个客观存在,即使到封建礼教强盛的唐代,象杜甫、李白这样的大诗人,也还是写下了不少爱情诗。

有些人以为,西方人的爱情观一直是开放的,甚至是不严肃的,其实不然。就拿英国中世纪而言,其宗教约束力之强,禁欲主义之严,并不亚于中国的封建礼教之束缚。鞭挞夏娃的堕落,颂扬圣母玛丽的纯洁,是英国文艺作品长期的题材之一。中世纪被称之为“黑暗时代”,爱情也只能在黑暗中呻吟。

然而,尽管人类两性之爱情心理是共同的,但对爱情的态度,爱的表达方式,各个国家,各个民族之间确实存在差异,这是因为他们的民族传统、文化背景有差异,因此在文艺作品中表达的方式也不尽相同。首先,就对爱情的态度而言,中国虽有“婚嫁乃人生终身大事”之说,但在封建社会里,婚嫁完毕,爱情也遂告终止。但西方人则把爱情本身往往看得高于一切,即使身居牢笼,想的还是自己的爱人。这里举理查德·勒夫莱斯(1618─1657)的《狱中致爱尔西娅》一诗为例(只录首尾两节):

当爱神展开自由的羽翼

在我重重的牢门内翱翔，把圣洁的爱尔西娅带到这里,扒着铁栅低声地倾诉衷肠;

当我被她的乱发缠住,被她的双眸羁留，在空中纵情嬉戏的神物,也不如我自由。

……

石头砌不成一座监狱,铁栅也编不就一个牢笼:

清白无辜的思想正好在里面幽居,宛如隐士一样静居僻隅。

如果我在爱情上有了自由的意志,心灵也不受任何拘囿，唯有那高高遨游的天使,才能享受到这样的自由。

就表达爱情的内容而言,东西方诗歌也有差别。中国诗歌写婚前热恋的少,写离愁别恨的多。如宋代著名女诗人李清照,她和赵明诚是恩爱夫妻,赵明诚去世后,李清照写了一首悼亡诗《武陵春》,表达了她与丈夫生前的深厚爱情,读来凄婉感人:风住尘香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舟,载不动,许多愁。

在英诗中,表现对爱情的勇敢追求,强烈的爱慕是普遍的现象,如布朗宁夫人的《葡萄牙十四行诗》(二一)即为其中一例:

请你再说一遍吧,说了还要说，就说你爱我。哪怕你的话一再重复，如同布谷鸟之歌,不断唱着“布谷”。

要知道:如果没有布谷鸟之歌，就不会有完整的春天,身披绿袍，降临平原和山坡,树林和幽谷。

爱人啊,我在黑暗之中听出一个忧虑的心声;

由于不安的折磨，我喊道:“再说一遍:你爱我!”

谁会嫌星星太多,哪怕颗颗都在天上运行?

谁嫌花太多,哪怕朵朵都为春天加冕?

说你爱我,你爱我,你爱我,把银钟

敲个不停!──亲爱的,只是别忘这一点:

也要用沉默来爱我,用你的心灵。(飞白译)

伊丽莎白·巴莉特,即后来的勃朗宁夫人,少年时骑马跌伤了腿,就成了残废,不能出门,只好在家读书写诗,后来成了著名的女诗人。当时勃朗宁的名声远不如她。勃朗宁对她的诗很欣赏,就开始和她通信,讨论文学问题,直到两年后即1845年夏天的某一天两人才初次见面,彼此一见倾心,但是巴莉特虽是著名诗人,却不敢奢望爱情的幸福;当勃朗宁向她求婚时,她只是说:“你才33岁,且是成名的诗人,有许多年轻女人会爱慕你的!我已经39岁,而且残废……”。但勃朗宁爱她的诗也爱她的人,真诚地追求她,这使得巴莉特很感动;由于精神得到安慰,加上治疗,她的腿疾好得很快,最后终于站了起来。勃朗宁夫妇的爱情经历,在英国文学史上一直传为佳话。《葡萄牙十四行诗》是伊丽莎白·巴莉特的爱情诗集,共44首,记录她对勃朗宁强烈的爱慕,忠贞的爱情。

此外,西方人很重人生的爱,重现实的爱,这类的诗歌很多。这里仅举英国17世纪罗伯特·赫里克一诗为例:

趁早吧,快采摘那玫瑰花苞;

时间老人永在飞翔;

同一朵花儿今天还在微笑,明天就要枯萎死亡。

这旭日,空中华灯一盏,总是在冉冉升高，万里行程很快就要走完,日近西沉黄昏到。

人生最美好的是妙龄韶华,这时青春热血在燃烧;

虚度了,往后就是每况愈下,青春美景再也难寻找。

因此,别害臊,享用你的妙龄时光吧, 趁早和你的意中人结婚;

因为一旦失去了最美妙的时光,你或许永远要感到悔恨。

(《致妙龄少女·莫误青春》)

这首诗以其开首名句脍炙人口,其主题与意境与我国唐代流行歌词《金缕衣》中的“有花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极为相似,它从一个角度反映了17世纪“骑士派”诗人的处世哲学,也反映了“青春易逝,爱在今朝”的爱情观。诗人为了强调这种爱情观,把时间对爱情的影响描写到可怕的地步,这对少女是一种蛊惑,也是一种威胁。

中西诗歌的另一个显著不同点是:中国爱情诗歌表现得含蓄、婉转、迂回曲折,欲语还休;而西方诗大都是表现得坦率、透明,有时甚至直言不讳。先读两首唐诗:

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

(李昌绪《春怨》)这首诗反映了妻子怀念远征的丈夫,但诗人并未一语道破,而是描写客观,寄托内情,婉约曲折。对彼此的爱情不著一字,但思念之意尽在其中。

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

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呤应觉月光寒。

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

(李商隐《无题》)这首诗写离情别恨,诗中也没有直接写一个“爱”字,连题目也不标明;但一“晓”一“夜”,暗示着思念之切;“春蚕到死”和“蜡炬成灰”倾吐出了忠贞不渝、生死与共的坚贞爱情。李商隐写过不少的无题爱情诗,诗中那种“雾失楼台,月迷津渡”的朦胧感,那种未语先咽式的凄婉感,都体现了无题诗的特色,也体现了中国爱情诗的特色。下面让我们再来读两首英国爱情诗:

Western wind, when will thou blow

Anonymous

Western wind, when will thou blow

The small rain down can rain?

Christ, if my love were in my arms

And I in my bed again!这是一首英国较早的民谣(ｂａｌｌａｄ),也可称之为离情诗,言者盼望自己的爱人,犹如大地盼春风(西方的ＷｅｓｔｅｒｎＷｉｎｄ相当于我们东方的春风),万物盼春雨(前两行);他(她)如饥如渴地盼望自己的爱人回到自己的怀抱(”ｉｎｍｙａｒｍｓ”),回到自己的“床头”(“ｉｎｍｙｂｅｄａｇａｉｎ”)比起中国那些含蓄的爱情诗来,这首诗所表达的情思是何等的明白而直率!

直率、透明的西方爱情诗可能要数英国17世纪玄学派诗人安德鲁·马威尔(1621─1678)写的《致他的娇羞的女友》最为典型。这首诗很长,全诗共46行,分为三个部分,大意是:言者对他的女友说,如果我们有足够的空间与时间,我们可以象植物一般,让爱慢慢发展,我可以从远古的“洪水”期一直等你到世界的末日;但是“时间的战车插翅飞奔”;“蛆虫们将要/染指于你长期保存的贞操,/你那古怪的荣誉将化作尘埃,/而我的情欲也将变成一堆灰。/坟墓固然是很隐蔽的去处,也很好,/但是我看谁也没在那儿拥抱。”所以,言者劝他的女友,要“趁那青春的光彩还留驻/在你的玉肤,象那清晨的露珠,/趁你的灵魂从你全身的毛孔/还肯于喷吐热情,象烈火的汹涌,/…象一对食肉的猛禽一样…/…把我们的时间立刻吞掉。”最后,言者劝女友道:“让我们把我们全身的力气,把所有/我们的甜蜜的爱情揉成一球,/通过粗暴的厮打把我们的欢乐/从生活的两扇铁门中间扯过。”〔2〕玄学派诗歌写得离风脱俗,意象奇特,但是他们的诗写得最入世。马威尔这首诗写得有点俏皮,但自然而坦率,表达了重现实、重人生的爱情观。

以上重点探讨了中西爱情诗不同的几个方面,但这些不同点并非是绝对的。就内容而言,西方也有许多表现忠贞爱情的诗,如约翰·堂恩的《别离辞·节哀》,彭斯的《一朵红红的玫瑰》都是传世的名篇。就艺术表现形式而言,创造意象,借景抒情,注意蕴藉都是中外诗歌共有的特点。我读英国诗常常联想到中国诗;读中国诗又常常想到英国诗。这种联想反映了文化的沟通,情感的沟通。正因为有这种沟通,我们才能彼此欣赏异国的诗歌。我们是中国读者,了解中西爱情诗的异同,就能更好欣赏西方爱情诗,提高我们的鉴别能力,去其糟粕,取其精华,从而更好地丰富与发展我们民族的诗歌艺术。注: 〔1〕本文所引译诗,除注出译者的以外,其余均为本人所译。〔2〕引自杨周翰译文。

第五篇：比较中西诗歌史诗与爱情诗的异同

比较中西诗歌史诗与爱情诗的异同

诗歌，是文学体裁中最早出现的一种文学样式，诗歌，总是以倾吐心灵的婉曲、精神的归宿和赞颂壮美自然景观以及物质家园为亘古不变之主题。本文主要是从中西诗歌史诗创作和爱情诗歌方面来比较异同。

一、比较中西诗歌在史诗创作上的异同。

中国诗歌应说是从《诗经》开始的，它所收录的诗歌几乎全部是抒情诗，可以这样说，我国从古到今都是一个抒情诗歌的国度；而世界的另一条古老而深蕴的诗歌长河—— “西方诗歌”则是从“史诗”开始的，它对西方诗歌历史发展的影响可谓深远，一直延伸到当今的西方诗歌。

西方诗歌中的史诗传统，尤其是英雄史诗，特具震撼人心的力量。古希腊荷马的《伊利亚特》和《奥德修记》两部著名德史诗成为西方诗歌的先驱，也开创了西方诗歌的史诗传统。

最有代表性的是英国，英国一直都很注重史诗和戏剧的发展，留下了很多不朽的叙事诗篇，其中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诗篇主要有《贝奥伍尔夫》。在十七世纪，弥尔顿三大篇著名的史诗《失乐园》、《复乐园》和《力士参孙》；拜伦的《恰尔德·哈罗德游记》和《唐璜》；雪莱德《解放了的普罗米修斯》等诗篇，都是史诗类的代表名篇或戏剧。在欧洲，尤其是西欧各民族的英雄史诗则更多（翻翻西方的文学史便可成串地枚举，在此不再详说）。而拥有五千年灿烂文学史的中国，遗存各类佳作如海，却为何没有类似的英雄史诗呢？难道说自古至今中国就没有一位值得称颂的英雄吗？ 答案不言而喻，饱含战争之苦炎黄子孙，古往今来，涌现出不计其数可歌可泣并令华夏儿女永生追忆难忘的英雄人物，其中有许多至今仍被人们摆在神龛中以神的形式盛誉地供奉着。中国古今众多的文学作品对其都有颂扬、立传。只是中国文人极少用诗歌的形式来颂扬，而是多采用其它的文学样式留世后人的。具体地说，中国的英雄人物多是通过散文和小说等文学样式来描述和颂扬的。如司马迁的《史记》中就记载了大量的英雄人物得以保存流传至今；明清经典小说《水浒》、《三国演义》是专门写侠盗和英雄的事迹的。可是，中国强大的抒情诗的传统，却较大地影响了我国的历史和小说的创作，可以这样说，中国的有些历史是用文学的笔调写成的，就是说在写历史和小说的过程当中，也将抒情诗融入其中，使历史具备了一种极为独特而西方少有的文学色彩。如西汉史学家司马迁的《史记》中就有许多篇章，是用韵文写成的。《史记》虽是我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它同样也是极为优秀的传记文学专著；《水浒》中会随时地插入一段抒情诗；《三国演义》则以一首《临江仙》开头，意境颇为潇洒和独特。

综合分析，中国古代文人之所以不用史诗的文体形式来歌颂英雄，我认为可能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文人自古认为，诗的功能在于抒情，在于陶冶人的性情，潜移默化人的思想感情。这正如中国伟大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所说：“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依据朱熹的解释：“兴、观、群、怒”四字的意思分别是“感发志气”、“考见得失”、“和而不群”、“愿而不怒”。既然诗的目的在于抒发志气，和合群众，反映哀愁，表达爱恨，倾诉心愿，寻求精神归宿等，那么，写抒情诗就完全可以达到此种目的了，从而也就没有必要去写史诗了吧。

其次，这也与中国几千年来的哲学思想有关。生活在我国春秋末期的思想家、教育家孔子和老子都不主张武力与勇斗。孔子主张“仁”的学说，强调仁爱治国；老子主张处世柔弱，反对刚强。而且这种思想一直统领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成为了中国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甚至影响至今。一个民族有了这种哲学思想，当然不会在官方文学中极力颂扬战斗英雄了。

第三，中国诗歌极少会涉及到英雄，而为何中国的英雄人物在小说和其它的历史作品中却较为集中呢？这当然有它特殊的原因。

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历程，我们不难分析，中国的传统思想已把诗歌和小品文看成是官方正统的文学样式，而正统的文学必须是“文以载道”的，因而不能写拼杀和勇斗的事。不过历史当然还是要写的，它不存在正统或是非正统的问题；而小说和戏剧，在中国出现得又比较晚，官方看不起，认为是“不能登大雅之堂”的俗物，所以这使得它们反而不受正统思想的束缚，可以任凭作者自由选材和任意挥洒人民心中的愿望和自己心目中的英雄了。

二、比较中西爱情诗歌在观念上的异同。

诗歌，是用来抒发情感的。表达男女间爱情，是中西诗歌共有的主题。那么，中西爱情诗歌又有何异同呢？

如果说中国最早的爱情诗歌源于《诗经》，那么，西方最早的爱情诗歌应是出自古希腊的女诗人萨福之手。对爱情的向往与陶醉，对爱情的赞美与追求，对爱情的心领神会，成为了中西方诗人们共同孜孜以求的不朽题材，从而亦诞生了无数惊天动地泣鬼神的优秀诗篇。但是，由于文化背景与政教伦理的不同，中西爱情诗歌的差异也是显而易见的。首先，由于封建正统思想的影响，爱情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显然没有像西方诗歌那样把爱情看得那么重，那么神圣，描绘得那么激情洋溢，且又不惜笔墨地去重笔浓彩。因此，中国的爱情诗歌与西方相比，所存数量也不是很多。在西方的诗歌中，爱情诗歌所存数量极为庞大，地位也非常突出。

再者，中国的爱情观和爱情诗歌，由于受封建三纲五常的约束和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控制，表现得含蓄、蕴籍和内敛，时常是点到即止，往往会给人一种爱到深处情亦浅的感觉。李清照在《一剪梅》中所阐发的“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的感慨，即是此类诗歌的典型反映。而西方女子所表述的爱情与爱情诗歌，却如云涛翻卷、岩浆迸射、大河奔腾，径直奔向爱的主题。其笔法大胆率朗，丝毫不含顾忌，也不加过多的掩饰，爱就是爱，内心的情愫喷泻如柱，热浪灼人。比如英国著名诗人伊丽莎白·芭蕾特·勃朗宁的《我是怎样地爱你》，就是被西方学者们推崇为是最有名的英语爱情诗，也是西方爱情诗歌中的杰出代表作品之一。

还有，就是在西方爱情诗歌与中国爱情诗歌所表现的情感内容上的不同。西方的爱情是需要竞争的。倘若在爱情上有了纠葛，西方青年要么是大度忍让，要么是相邀决斗；或为爱情利刃见红，或为爱情不惜捐躯，以示衷情。而中国旧式的爱情则不然，他们往往深受中国传统思想的影响，过于内敛和束缚自己。远在西周时期的《诗经》时代，男女间的爱情还可以说是一片没有玷污的净土，年青男女的交往往往很少受到外界的束缚，还是很自由的，男女青年能够自由选择对象、自由互诉衷情。此时，纯洁的爱情诗比比皆是，颂扬至今。如《诗经》中的《关雎》、《静女》，写的是少女对少男的相思；《卷耳》、《标有梅》写的是少女对少男的相思。这些都是纯净自由、执着而又美好的爱情诗篇，用情脉脉，然而，如果我们再细细品之，这些我国早期的爱情诗歌，在表情达意上却还是隐含着中国爱情诗歌所特有的含蓄和内敛的特点。随着中国封建礼教思想的进一步浸染，中国的女子逐渐失去了在社会上应有的地位，自由的爱情也就成了少男少女们在梦中相互追求的梦想。因此，映射在诗歌中的痴爱情感在表达上也就变得更加含蓄而内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