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半生缘》中顾曼桢的悲剧成因解析
甘肃政法学院
本科毕业论文（设计）
题 目 论《半生缘》中顾曼桢的悲剧成因
人文学院 院(系）汉语言文学 专业 2009 级 1 班
学 号 200951010133 姓 名 文 彤
指导教师 李 凤 双 成 绩
完成时间 2013 年 5 月
论《半生缘》中顾曼桢的悲剧成因
文彤
【摘要】顾曼桢是张爱玲笔下的一位女性形象，为了坚守住人性之美，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里，她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但也正因为这种坚守才使得她的悲剧人生不那么暗淡，反而越加感人了。人性中的美好因子恰恰成就了其悲剧一种无与伦比的美。曼桢是个很知足的人，直爽、热情、乐观、善良。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几经磨难而愈发成熟、沉稳和坚强。她把自己的生命和感情一点点销蚀殆尽，她的所有悲剧几乎都是由爱的付出而造成的。曼桢的一生，是受尽命运摆布和拨弄的一生，也是最为苍凉和悲哀的一生。作品无论是主题意蕴、人物形象，还是艺术表现、特色成因都体现着无尽的苍凉之美，本文就试从写作背景、作者、作品分析、人物形象（顾曼桢、顾曼璐、沈世均）、悲剧成因等方面来展示这部作品的苍凉美学特色。
【关键词】张爱玲 半生缘 顾曼桢 悲剧命运
On “Half life fate” Gu Manzhen tragedy causes
WenTong Abstract:Gu Manzhen is a female images, zhang ailing's in order to hold up the beauty of human nature in the complicated social reality, she have paid the cost of it is hard to imagine.But don't because of this that made her the tragedy of life is not so dark, instead of the more touching.The good human nature factor on the achievements the tragedy is a kind of incomparable beauty.Frame is a very happy person, outgoing, enthusiastic, optimistic, kind.Effeminate, the heart strong.Down and increasingly mature, stable and strong.She gave her life and feelings a little are eroding, almost all of her tragedy is caused by love.Mann frame's life, it is by fate and stir of life, is also the most desolate and sad life.Works both in theme connotation and the character image, and artistic expression, features cause all embody the endless desolate beauty, this article tries from the writing background, the author, work analysis, the character image(Gu Manzhen Gu Manlu Shen Shijun), tragic，etc to show the work of the desolate aesthetic characteristics.Keywords: Zhang Ailing；Half life fate ；Gu Manzhen ；Tragedy in life
一、作品背景
张爱玲的小说有一种苍凉的悲剧美，这种苍凉的悲剧美是一种回味悠长的富有人性的美，是一种参差对照的富有启发性的美，这种审美风格是她从个体生命的角度出发，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而形成的。《半生缘》作为张爱玲的作品之一，也没有逃出这种审美风格的梦靥。《半生缘》为我们讲述了温婉凄迷的旧上海的爱情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曾经试图努力地相爱，或者希望相爱，然而，理想终归是理想，一切美好的东西终究都要被打破，故事的背后剩下的是无尽的悲哀与凄美。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张爱玲的作品大多以描写女性为主，对女性的剖析极为深刻。张爱玲受女权主义的影响，其小说充满女性主义观照，极具研究价值。她自觉地站在女性的生命遭际和人性嬗变的角度去分析造成女性命运悲剧的根源，挖掘女性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女性自身的心理误区与性格缺陷，从而警醒处于麻木状态中的女性，并促使她们突破自我，寻求一条自我救赎之路。她外表柔弱，内心坚强，几经磨难而愈发成熟、沉稳和坚强。她的一生是苍凉和悲哀的。
二、作者简述
张爱玲笔名梁京，出身于一个曾经显赫的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繁华，又较早的接受了西方文化，其父张廷重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少，而母亲董逸梵则是一位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女性，父母因性情不合而离异，父又续娶，正是这种家庭环境造成了张爱玲忧郁、冷漠而又极度敏感的性格，终于在一次被父亲毒打、囚禁后逃离了父亲的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因为生活苦闷，张爱玲读书很用功，同时幻想以写作成名。1943年——1945年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她陆续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同时也发表了多篇散文，在当时可谓盛极一时。此后，她出走香港，移居美国，终老于异国他乡。自出道后，其盛名至今不减。“张迷”遍布全球。古人云：传奇者，因奇而传。事无奇不传。对于传奇，张爱玲也有自己的看法：书名则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遍人，在普遍人里寻找传奇。其实，传奇无需寻找，张爱玲其文其事便是了。都市千般繁华下的满目苍凉，温柔富贵中的凄清 3
哀婉，张爱玲的笔宛若金针，貌似漫不经心的描龙绣凤，实际上却将字字句句都刺在了你的心上。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张爱玲还是一位立身于现代中国文坛主流之外，也置身于中华民族战争边缘状态的小女子，但她却以一个女人悲凉彻骨的生命体验和一位惊世才女卓越超群的艺术风采翩然越上了乱世之中的现代中国文坛。从《沉香屑 ·第一炉香》到《倾城之恋》再到《金锁记》……作家张爱玲作为一个女人，她的艺术世界也主要是一个女人的世界，因此，我认为不论是带着先天优越的男性读者，还是置身于男性话语场中的女性读者，都有必要矫正自己的观照视角，真正介入到女性的生命情感中去。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张爱玲真正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女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内外压力：有来自旧家族内部的冷漠，有来自命运的捉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白流苏、葛薇龙、顾曼璐，顾曼桢等相当数量的女性也都只能在情爱中坠入“卑俗的不幸”。这“不幸”没有任何实在的发动者，每一个女性都同时成为“不幸”的承受人与内在动因。或无可奈何地匍匐在男性情欲大网之下，一生只配与人搭配家庭，使临时的组合婚姻成为女性的全部婚姻；或写女人的全人格，妻性、母性、情人性的难以统一。“生命是残酷的，看到我们缩小又缩小的怯怯的愿
①望，我总感到无限的惨伤。”这类缓慢毁灭的过程，画下了现代女性痛苦挣扎的轨迹，取材范围虽嫌狭小，心理开掘却达到一定的深度。
可以看出张爱玲小说对于女性的剖析极为深刻，她对女人的诠释令人叹为观止。自身的境遇增加了她的女人性，而且她本人又是极为聪颖的时代女性，没有政治因素瓜葛其中，仅以一种自然而又超脱的理智，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很客观地谈及女人。她毫不掩饰地道出女人自身的种种性格、心理等的弱点，她并不把女人的命运悲剧全部归咎于男性，而是从女人自身寻找原因。
在张爱玲的众多作品中，《半生缘》对女性的剖析极为深刻，作者客观而又毫不留情地揭示出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心理误区等，从女性的视角分析女性，所以选此作为论文选题。
三、作品简析
文章开始于抗日战争时期，地点是在温婉、凄迷的旧上海。作者以第三人称开头 ① 小思《苍凉的手势，张爱玲的悲剧意识》[M] 中国友谊出版社 2005(47)
介绍：“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倒已经有十四年了”，然后写道：“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彷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①
书中的男主角沈世钧是南京人，与许叔惠同学，得到叔惠的介绍来工厂任实习工程师。女主角顾曼桢，原籍安徽六安，父亲早逝，随着母亲、姐弟住在上海，在叔惠任职的工厂做打字员。
顾曼桢、许叔惠、沈世均三人同在一个工厂工作，曼桢个性温柔坚强，叔惠开朗活泼，在相处中，曼桢与温和敦厚的世钧相爱了。曼桢的姐姐曼璐为全家的生计着想，十七岁时毅然离开初恋情人张豫瑾开始了舞女生涯，但家人并不能真正理解曼璐，认为她丢尽了家人颜面。如今曼璐年华老去，为了后半生有所依靠，决定嫁一个靠得住的人，这个人就是祝鸿才。从此，维护“祝太太”这个名分成了她最重要的生活支柱。世钧与曼桢的爱情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加上两人的互相猜疑，后又有姐姐、姐夫的算计、陷害，他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曲曲折折，不那么顺利。后来，祝鸿才发了不义之财，原形毕露，在外花天酒地。曼璐为保住自己的名分，决定生一个孩子来拴住祝鸿才，然而自己以往的几次堕胎使她有心无力。她一心想要拢络丈夫，知道丈夫有意染指二妹，不惜装病设计，让丈夫强奸得逞，将妹妹幽禁一年，生下一个男孩。唯恐沈世钧来找曼桢，还将母亲全家迁往苏州，沈世钧找到她时，她假说妹妹已嫁人，并且代妹妹退还他订婚戒指。后来，生产后，曼桢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逃离医院，找到教书的工作，不幸又被她母亲找到，劝她和鸿才结婚。曼璐也抱来她的儿子相求，她仍不为所动。后来遇见曼璐的女佣阿宝，知道曼璐病死，祝鸿才经商失败，就住在附近。出于母性，她常常留意年龄相近的小孩。后来，儿子得了猩红热，祝鸿才又常常不回家，她为了救小孩，留在祝家中照顾小孩。最终，为了孩子，她抱着自杀的心理嫁给了她平生最恨的男人——祝鸿才。婚后祝鸿才发了国难财，又花天酒地，曼桢决心离婚，独力工作扶养孩子。
沈世钧婚后也搬到上海，始终难以忘记曼桢。由于共同的朋友许叔惠，二人得以再次见面。沈世钧说曾去找她，她姐姐告诉他曼桢已嫁给张豫瑾。曼桢告诉了他中间发生的曲曲折折，他没有想到她姐姐竟做出这样的事来！两人见面，对望半晌，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没有爱的人 ① 张爱玲 《半生缘》[M]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1)
偏偏结合在一起，而相爱的人却又咫尺天涯。故事应该在这里结束了，张爱玲借沈世钧的口吻在想：“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日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半生缘》中写的是都市中几个平凡的众生男女，世钧、曼桢、叔惠、翠芝，一群随处可见的都市年轻人，把那一点点并不离奇的痴爱怨情，缠来绞去地在一张翻不出去的网里演了那么多年，也就不年轻了。而同时中国近代社会发生的种种大的变革，只是作为背景，为他们的故事抹上一笔**的底色。让读者荡气回肠为之嗟叹的，只是乱世里这几个男女的故事，一点点的痴，一缕缕的怨，脆弱的爱，捂住面孔的无奈。
《半生缘》把张爱玲那种精妙绝伦，回味无穷的语言表露无疑，就象一窗精巧细致的窗棂格纹，少了每一格都不成，只是放在眼里便透着美，但到底美在哪里却又一时道不明。洗尽铅华、略带感伤的笔调，正好用来缓缓叙述这一段漫长的不了情。曼桢与世钧注定的情深缘浅，世钧与翠芝两个不相爱的人结了婚。叔惠去了后方，翠芝对叔惠情深几许，却是“汉之广矣，谁可泳之？”曼桢怀着自杀般的心情嫁了祝鸿才……流年似水滔滔逝去，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慢慢淡去；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痛，已然远去；而那些曾经摧肝裂胆的恨，也变得轻如飞絮……
正如电视剧《半生缘》的主题曲中所唱：“就这样擦身而过，如果是注定的结果，何苦非要遇到你，遇到又为何爱我？就这样擦身而过，难道我爱你不够多？喉咙都快要喊破，有些话来不及对你说。”嘶哑的声音，忧伤的旋律，仿佛在诉说着曼璐曼桢那不幸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剧命运。
四、悲剧成因
(一)现实人生的差距
① “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蚤子。”学生时代的张爱玲这样描述生活的本质。
在《半生缘》里，爱情对于人们并不是全部，没了爱情，人们照样得生活。虽然爱情的创伤也让他们悲伤，但只是心伤而已，并不影响他们的行为。曼桢不在了，世钧就与翠芝结婚了；豫瑾追求曼桢不成，也找人结婚了；叔惠虽然喜欢翠芝，可是考虑到家庭背景悬殊，也只好作罢，去了美国结了婚。这世界永远不会有人一直在原地等着谁，因为每个人都要生活。在某种意义上说，《半生缘》写的不只是爱情，而是真真切切的人生。当十四年后两对恋人重逢，埋藏多年的情感一触即发，往事一幕幕涌上 ① 玮清 《女生张爱玲》 [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79）
心头，千百种滋味纠缠于心，可是大家不得不面对现实，重回过去只是一个美好的愿望，大家都没有勇气改变现在的生活，只能重温旧梦而已。我们看世钧和曼桢重逢的场面，两人抱头痛哭，世钧说“我下了决心了，没有不可挽回的事。你让我去想办法”。可是他心里却清清楚楚地知道“今天从这里走出去，是永别了，清清楚楚，就跟死了的一样”。所以曼桢才会哭着说“我们回不去了”，他们只能面对回不到过去的现实。在某种程度上讲，张爱玲是有点残酷，读《半生缘》这样的书会把那些沉浸在过去美梦当中的人叫醒，在感到一阵阵凉意之后无奈地面对现实，面对真实的人生。
（二）亲情的失落
走进张爱玲小说，我们会发现：朋友不像朋友，亲人不像亲人。具体到这部作品中，最突出的表现之一就是母女亲情的失落。中国传统的文学中，对于母亲的书写大多是从审美的角度，赞颂她的神圣、崇高、无私和圣洁，使得母亲成为一种概念化、模式化的单一形象。母亲,从古至今就背负着伟大的象征意义，在中国的文学史中，作家们在小说中塑造出一个个含辛茹苦、宽厚仁慈的母亲形象，并且她们终其一生，以无比的慈爱和坚韧的毅力来抚育子女。然而在这部作品中，作者却把顾太太塑造成一个为物质利益，出卖女儿灵魂与肉体的、冷酷自私的母亲形象。
《半生缘》主要写的是主人公顾曼桢和沈世钧的爱情悲剧，其中，曼桢的母亲顾太太是这场悲剧发生的一个关键性的角色，顾太太因为贪图姑爷钱财和对大女儿言听计从而导致了这场悲剧。在曼桢被囚禁时，顾太太应该站出来，但她没有。此时的曼桢希望母亲能把她被囚禁的真相告诉沈世钧，可当世钧去找曼桢时，顾太太本来可以说出实情，恰巧这时她的手伸到口袋里，碰到了曼璐给的一大叠钞票，“那种八成旧的钞票，摸上去是温软的，又是那么厚墩墩的方方的一大叠。钱这样东西，确实有一种微妙的力量……” 遂支吾隐瞒起来，从而失去了救出曼桢的最后机会，也彻底葬送了女儿的爱情和幸福。金钱的力量超过了对女儿的爱和应有的是非观，她完全被金钱俘虏了，做了利欲的代言人，只不过自己不觉察罢了。曼桢逃离祝家后，自力更生。母亲找到她之后，没有想到女儿这两年所经历的磨难，也没有过问女儿的生活，只是一味地劝女儿重新回到祝家，去做一个现成的姨太太。母亲的委曲求全，使曼桢不仅在肉体上，而且在精神上受到了巨大的伤害，这种伤害是无法愈合的，并且时不时地刺痛着她那颗伤痕累累的心。曼桢本可以得到自己的幸福，却因为姐夫的淫荡无耻、姐姐的软弱嫉妒而惨遭蹂躏，造成一生的悲剧，而在这场悲剧中充当着帮凶角色的却 7
是她的母亲顾太太，这就是在一团和气掩盖下的亲情，张爱玲不动声色地撕毁了蒙在亲情关系上的温情面纱，将自私残忍的母亲展示给读者，母亲无私奉献的形象离我们渐去渐远，悲凉之情不觉倾泻而出。从张爱玲对母亲形象的塑造可以看出，她对母亲的写作开始以一个崭新的角度拨开环绕在母亲身上的光环，她彻底地颠覆了现代中国对母亲形象的文化想象，将被精神化和崇高化的母亲从神圣的殿堂拉回到人间现实。
（三）性格决定命运
在作品中，顾曼桢是最令人怜楚震撼的女人，她是善的化身，身上有一种沉毅、娴静、纯洁、令人痛惜的美。曼桢有着刚强与自我的牺牲精神，她出生在那样一个羞于对人言的家庭，自己却是很有志气，在曼璐搬走之后，她独自养家，毫无怨言，一再告诫母亲不要用祝鸿才的钱，祝鸿才打她的主意，用汽车送她，他身上喷了大量的香水，发出香气，她则凛然不可犯，“只静静地发出一股子冷气来”。唠叨的祖母、焦虑的母亲、至亲又至远的姐姐、形形色色的男人，曼桢的世界里，没有什么光彩的，可是她却在这样的世界里，漂漂亮亮地活着。虽然世钧在初识她的阶段，认为她天真、羞涩，还有些世故，但是她的世故决不含机谋与暗算，最多只是矜持与自卫。曼桢几次拒绝世钧的求婚，但并不是不爱他，她爱世钧，不是因为他家有钱，而是怕自己家庭负担太重，会影响他的事业上的前途，同时也由于她性格的刚强和前面所提到的价值取向，使她不愿意过早地和世钧结婚。其实，比起沈世钧的爱，曼桢对爱情的执着要远胜于沈世钧。曼桢在受害被禁闭之后，竭力反抗，历尽艰难，直至逃脱，其力量主要来自对世钧的爱情，来自对爱的信赖与期待。当听到世钧和别人结婚的消息时，她“两只手掀在窗台上，只觉得那窗台一阵阵波动着，也不知道那坚固的木头怎么会变成像波浪似的，捏都捏不住。”的确，诚如一句旁白所道出的“不管别人对她怎样坏，就连她自己的姐姐，自己的母亲，都还没有世钧这样地使她伤心。”可见，她对世钧爱地有多么深，她爱得有多么辛苦。《半生缘》中这种为张爱玲创作中少有的美好而明净的恋爱描写，让我们了解了命运是在以何种力量以及何种方式整个地摧毁曼桢这个善良的女性。
虽然她有刚强的一面，有自己的生存原则，但仍然摆脱不了作为女人软弱的一面，免不了一场悲情人生。命运的接连残酷的打击，使她破碎不堪，以至“对世界上任何事物都没有确切的信念”，自轻到“随便怎样处置她自己好像都没有多大的关系”的程度。在这样的基础上，女性天性中的母性倾向迅速膨胀，为了儿子，她作出了嫁给 8
祝的决定。曼桢在命运之神的摆布和拨弄下，淋漓尽致地诠释了无与伦比的自我牺牲精神和对亲情的眷顾。为了姐姐、恋人、儿子，她把自己的生命和感情一点一滴地消蚀殆尽，爱的付出换来的却是一场悲情，到头来，顾曼桢只换得花开花谢一场空罢了。
（四）恋人的懦弱
虽然世钧的单纯憨直，与曼桢真挚的爱让我们以为他们会有情人终成眷属，然而，所有的美好终究要被打碎，他们注定要有缘无分，曼璐的横加阻害是一方面的原因，家庭的因素也是一方面，但是更重要的原因还是世钧自身性格上的，一方面他有点小心眼，比如豫瑾到曼桢家暂住，便引起他的醋意和猜疑，后因故找不到曼桢，便怀疑曼桢和豫瑾已经结婚，扔掉定情信物与同病相怜的翠芝结婚，开始了无爱的婚姻。一方面他懦弱，对爱情还是不够热烈、执着。若是他足够强烈地爱着顾曼桢，那么他就不应当轻信曼璐那些欺骗他的话。即使他真信了，他也应当与曼桢见上一面。试想，曼桢曾经那样对待他，怎么可能连见他一面都不肯，而把戒指给她姐姐，如此绝情呢？他与曼桢的爱情，哪怕是要终结，也一定要亲自见面说明白才行的。如果沈世钧稍微用脑子想一想，就应该发现在他找不到曼桢的那段时间，一定是有事情发生了。可惜他放弃了，因为沈世钧性格不够坚强勇敢，所以才轻易放弃了继续寻找曼桢的决心，而又那么快的与别人结了婚，结婚时，翠芝说：“世钧，怎么办，你也不喜欢我……现在来不及了吧，你说是不是来不及了?”①留下的只有压抑与痛苦，其实，他完全可以再勇敢哪怕一点点，哪怕在匆忙结婚之前当面确认曼桢和豫瑾已经结婚，他的性格导致了他的爱情悲剧，让人心痛，让人心酸，让人遗憾。自傲、矜持、琐屑的沈世钧，只能委屈地过一辈子，他拯救不了自己，又怎么能给所爱的人永远的幸福？有了这一切的一切，于是，就有了曼桢和世钧没有诗意，没有浪漫，没有幸福，有的只是局促和尴尬，加上更深的痛苦与无奈的重逢:曼桢笑道：“真是──多少年不见了？”世钧道：“我都不知道你在上海。”曼桢道：“我本来也当你在南京。”说的话全被四周奇异的寂静吞了下去，两人也就沉默下来了。
“我们回不去了”，但这并不全然是这对男女的过错，于是乎，张爱玲还是让他们说出这样的话：“世钧，你幸福吗？”“我只要你幸福”。② 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日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张爱玲说：把人生的来龙去脉看得清楚，如果先有憎恶的心，看明白之后，也只 ①② 张爱玲 《半生缘》 [M]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126）
张爱玲 《半生缘》 [M]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320）
有哀矜。而这场爱恋终究是逃不过凡俗的人生，“善恶未必有报，爱恨未必有果”，①于是乎，最终也成了一场半生缘的哀矜。
沈顾如此唯美的爱情也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变成了淡淡的一句“世均，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的痴情和执着碰到男人的怯弱和退让只能是这样一种结局吧，顾曼桢和沈世钧是这样，张无忌和小昭是这样，陈家洛和香香难道不是吗？于是，结局就成了淡淡的一句：好久不见！这种爱情张爱玲笔下有，金老先生笔下有，现实生活中也有；古代有，今天有，将来还是会有。也许，生活本就如此，鲁迅说过，悲剧就是将最美好的事物撕碎给人看。可生活又何尝不是呢？戏如人生，人生如戏。正如一句网络语言所说的：再美好的爱情也会被生活所招安。如果我们放弃最根本的生计：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而去单单追求所谓的爱情的话，那即使没有顾曼桢那样的姐姐，没有顾曼桢的母亲，没有顾曼桢一样的恋人，没有小说里一切一切“不应该”的因素，爱情还是不能长久，因为，我们要真爱，可前提是我们必须生存，而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
五、结语
顾曼桢是张爱玲笔下又一位女性形象，为了坚守住人性的闪光点，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现实里，她付出了难以想象的代价。但也正因为这些闪光点才使得她的悲剧人生不那么暗淡，反而越加感人了。然而夏花的绚烂终究抵不过秋叶的凋零，还未来得及品尝果实的甜蜜，就已零落满地。就在曼桢对爱情有所希冀时，她却掉进了亲人挖掘的陷阱里。囚禁的岁月犹如无底深渊，变态的人性折磨和扭曲的人性报复几乎将她打跨，然而，她并没有倒下。在历经岁月的洗礼后，她变得成熟、沉稳和坚强了。总之，顾曼桢是张爱玲小说中最富牺牲精神和和最顾念亲情的人，为了恋人、姐姐和儿子，她把自己的生命和感情一点点销蚀殆尽，她的所有悲剧几乎都是由爱的付出而造成的。曼桢的一生，是受尽命运摆布和拨弄的一生，也是最为苍凉悲哀的一生。也许，张爱玲特意要让曼桢印证一句话，“善良的人是永远受苦的，那忧苦的重担似乎是与生俱来。”男权社会，最终造成了她无法逃脱的悲剧。
① 玮清 《女生张爱玲》 [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10）
参考文献：
[1]于清 《并非自觉的女性内审意识—-论张爱玲等女作家群》，《安徽大学年报》 [J] 1989年第4期 [2]西峰雪 《寻找张爱玲》[M] 时代文艺出版社 2006 [3]陈子善 《记忆张爱玲》[M] 山东画报出版社 2006 [4]李志华 《苍凉的手势—解读张爱玲小说的女性意识》，《华中师范大学学报》 [J] 2002年第五期 [5]曲亚红 《张爱玲小说的人性视角》，《南京理工大学学报》 [J] 2005年15卷第二期 [6]玮清 《女生张爱玲》[M] 世界知识出版社 2005
第二篇：半生缘顾氏两姐妹分析
天使与妖妇——《半生缘》中顾氏两姐妹形象分析
天使与妖妇
天使与妖妇
——《半生缘》中顾氏两姐妹形象分析
胡兰成说张爱玲是“民国世界的临水照花人”，此话说的真是恰到好处。张爱玲自己说“我是一个古怪女孩，从小被目为天才”，的确，张爱玲是天才，有着惊世骇俗的袭人才气，是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上海名噪一时的奇女子，唯有她，年纪轻轻就“站在了文学的金字塔的顶端”。
张爱玲（1920——1995）笔名梁京，出生于一个曾经显赫的阀阅门第，她家既有前朝的繁华，又较早的接受了西方文化，其父张廷众是一个典型的封建遗少，而母亲董逸楚则是一位受西方文化熏陶的女性，父母因性情不合终止离异，父又续娶，正是这种家庭环境造成了张爱玲忧郁、冷漠而又极度敏感的性格，终于在一次被父亲毒打、囚禁后逃离了父亲的家，与母亲生活在一起。
因为生活苦闷，张爱玲读书很用功，同时幻想以写作成名。[1]1943年——1945年是她创作的高峰期，在这一时期，她陆续发表了《沉香屑、第一炉香》、《第二炉香》、《倾城之恋》、《金锁记》等小说，同时也发表了多篇散文，在当时可谓盛极一时。此后，她出走香港，移居美国，终老于异国他乡。自出道后，其盛名至今不减。“张迷”遍布全球。古人云：传奇者，因奇而传。事无奇不传。对于传奇，张爱玲也有自己的看法：书名则传奇，目的是在传奇里寻找普遍人，在普遍人里寻找传奇。其实，传奇无需寻找，张爱玲其文其事便是了。都市千般繁华下的满目苍凉，温柔富贵中的凄情哀婉，张爱玲的笔宛若金针，貌似漫不经心的描龙绣凤，实际上却将字字句句都刺在了你的心上.[2]
张爱玲的笔下很少有决断的女子，她们大都是小奸小坏可怜可哀的人，《沉香屑、第一炉香》中写葛薇龙投靠姨母，自愿成为一名高级妓女；《心经》则是写父女恋，小寒与父亲峰仪一场畸形的恋爱，是小寒把她父亲母亲之间的爱一点一点地扼杀掉，是“爱的凌迟”；《金锁记》则写了曹七巧，这个“最初用金锁住爱情，结果却锁住了自己”[3]的女人的故事，她“是把自己锁在黄金的枷锁里的女人，不能给自己快乐，也不能给她子女快乐”[4]结果是“悲剧成了丑史，血泪变成了罪状”[3]……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初，当张爱玲还是一位立身于现代中国文坛主流之外，也置身于中华民族战争边缘状态的小女子，但她却以一个女人悲凉彻骨的生命体验和一位惊世才女卓荦超群的艺术风采翩然越上了乱世之中的现代中国文坛。[5]从《沉香屑 ·第一炉香》到《倾城之恋》再到《金锁记》……作家张爱玲作为一个女人，她的艺术世界也主要是一个女人的世界，因此，我认为“不论是带着先天优越的男性读者，还是置身于男性话语场中的女性读者，都有必要矫正自己的观照视角，真正介入到女性的生命情感中去，”[5]设身处地地站在女性的生命遭际和人性嬗变的角度去分析造成女性命运悲剧的根源，挖掘女性悲剧产生的社会根源及女性自身的心理误区与性格缺陷，从而警醒处于麻木状态中的女性，并促使她们突破自我，寻求一条自我救赎之路。作为一名女性作家，张爱玲真正了解女性在现代社会中的生存状态，女人所处的社会环境，所受的内外压力：有来自旧家族内部的冷漠，有来自命运的捉弄，更有来自女性自身的精神重负……白流苏、葛薇龙、顾曼璐，顾曼桢等相当数量的女性也都只能在情爱中坠入“卑俗的不幸”。这“不幸”没有任何实在的发动者，每一个女性都同时成为“不幸”的承受人与内在动因。或无可奈何的匍匐在男性情欲大网之下，一生只配与人搭配家庭，使临时的组合婚姻成为女性的全部婚姻；或写女人的全人格，妻性，母性，情人性的难以统一。这类缓慢毁灭的过程，画下了现代女性痛苦挣扎的轨迹，取材范围虽嫌狭小，心理开掘却达到一定的深度[6]。
可以看出张爱玲小说对于女性的剖析极为深刻，她对女人的诠释令人叹为观止。自身的境遇增加了她的女人性，而且她本人又是极为聪颖的时代女性，没有政治因素瓜葛其中，仅以一种自然而又超脱的理智，站在女人的立场上很客观地谈及女人。她毫不掩饰地道出女人自身的种种性格、心理等的弱点，她并不把女人的命运悲剧全部归咎于男性，而是从女人自身寻找原因。
在张爱玲的众多作品中，《半生缘》对女性的剖析极为深刻，作者客观而又毫不留情地揭示出女性自身的性格弱点和心理误区等，从女性的视角分析女性，所以选此作为论文选题。
一、悲凉的人生况味
《半生缘》是张爱玲的旧作，原名《十八春》，又名《惘然记》1951年张爱玲以梁京这一笔名在《上海亦报》上发表，后来在其旅美期间进行修改，删掉了略带政治色彩的结尾，易名为《半生缘》，这是张爱玲自己比较喜欢的一部长篇小说，也是她第一部完整的长篇小说。《半生缘》的故事发生在抗日战争时期，地点是在温婉、凄迷的旧上海。作者以第三人称开头介绍：“他和曼桢认识，已经是多年前的事了。算起来已经有十四年了”，然后写道：“他和曼桢从认识到分手，不过几年的工夫，这几年里面却经过这么许多事情，彷佛把生老病死一切的哀乐都经历到了。”
书中的男主角沈世钧是南京人，与许叔惠同学，得到叔惠的介绍来工厂任实习工程师。女主角顾曼桢，原籍安徽六安，父亲早逝，随着母亲、姐弟住在上海，在叔惠任职的工厂做打字员。
顾曼桢、许叔惠、沈世均三人同在一个工厂工作，曼桢个性温柔坚强，叔惠开朗活泼，在相处中，曼桢与温和敦厚的世钧相爱了。曼桢的姐姐曼璐为全家的生计着想，十七岁时毅然离开初恋情人张豫瑾开始了舞女生涯，但家人并不能真正理解曼璐，认为她丢尽了家人颜面。如今曼璐年华老去，为了后半生有所依靠，决定嫁一个靠得住的人，这个人就是祝鸿才。从此，维护“祝太太”这个名分成了她最重要的生活支柱。
世钧与曼桢的爱情也受到了来自家庭的压力，加上两人的互相猜疑，后又有姐姐、姐夫的算计、陷害，他两人之间的感情也是曲曲折折，不那么顺利。
婚后，祝鸿才发了不义之财，原形毕露，在外花天酒地。曼璐为保住自己的名分，决定生一个孩子来拴住祝鸿才，然而自己以往的几次堕胎使她有心无力。她一心想要拢络丈夫，知道丈夫有意染指二妹，不惜装病设计，让丈夫强奸得逞，将妹妹幽禁一年，生下一个男孩。唯恐沈世钧来找曼桢，还将母亲全家迁往苏州，沈世钧找到她时，她假说妹妹妹已嫁人，并且代妹妹退还他订婚戒指。后来，生产后，曼桢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逃离医院，找到教书的工作，不幸又被她母亲找到，劝她和鸿才结婚。曼璐也抱来她的儿子相求，她仍不为所动。后来遇见曼璐的女佣阿宝，知道曼璐病死，祝鸿才经商失败，就住在附近。出于母性，她常常留意年龄相近的小孩。后来，儿子得了猩红热，祝鸿才又常常不回家，她为了救小孩，留在祝家中照顾小孩。最终，为了孩子。她抱着自杀的心理嫁给了她平生最恨的男人——祝鸿才。婚后祝鸿才发了国难财，又花天酒地，曼桢决心离婚，独力工作；扶养孩子。
沈世钧婚后也搬到上海，始终难以忘记曼桢。由于共同的朋友许叔惠，二人得以再次见面。沈世钧说曾去找她，她姐姐告诉他曼桢嫁已给张豫瑾。曼桢告诉了他中间发生的曲曲折折，他没有想到她姐姐竟做出这样的事来！两人见面，对望半晌，曼桢说：“世钧，我们回不去了.”他知道这是真话，听见了也还是一样震动。
没有爱的人偏偏结合在一起，而相爱的人却又咫尺天涯。故事应该在这里结束了，张爱玲借沈世钧的口吻在想：“也许爱不是热情，也不是怀念，不过是岁月，年深月久成了生活的一部分。”
《半生缘》中写的是都市中几个平凡的众生男女，世钧、曼桢、叔惠、翠芝，一群随处可见的都市年青人，把那一点点并不离奇的痴爱怨情，缠来绞去地在一张翻不出去的网里演了那么多年，也就不年青了。[7]而同时中国近代社会发生的种种大的变革，只是作为背景，为他们的故事抹上一笔**的底色。让读者荡气回肠为之嗟叹的，只是乱世里这几个男女的故事，一点点的痴，一缕缕的怨，脆弱的爱，捂住面孔的无奈。[7]
《半生缘》把张爱玲那种精妙绝伦，回味无穷的语言表露无疑，就象一窗精巧细致的窗棂格纹，少了每一格都不成，只是放在眼里便透着美，但到底美在哪里却又一时道不明。洗尽铅华、略带感伤的笔调，正好用来缓缓叙述这一段漫长的不了情。曼桢与世均注定的情深缘浅，世均与翠芝两个不相爱的人结了婚。叔惠去了后方，翠芝对叔惠情深几许，却是“汉之广矣，谁可泳之？”曼桢怀着自杀般的心情嫁了祝鸿才……流年似水滔滔逝去，那些曾经刻骨铭心的爱，慢慢淡去；那些曾经撕心裂肺的痛，已然远去；而那些曾经摧肝裂胆的恨，也变得轻如飞絮……[7]
正如电视剧《半生缘》的主题曲中所唱：“就这样擦身而过，如果是注定的结果，何苦非要遇到你，遇到又为何爱我？就这样擦身而过，难道我爱你不够多？喉咙都快要喊破，有些话来不及对你说。”嘶哑的声音，忧伤的旋律，仿佛在诉说着曼璐曼桢那不幸而又无可奈何的悲剧命运。
二、男权话语下的一腔血泪
顾曼璐，一生短暂，但却起起浮浮。张爱玲在《半生缘》中完整的再现了她从妥协到变态的全过程，深刻地揭示了她的精神的裂变，写出了她是如何从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孩一步步沦为一个无道德感、出卖亲情的恶妇。同时，张爱玲写出了顾曼璐人性的退化和兽性的萌芽蠢动乃至蔓延、扩大，既写出了她作为一个女人，一个封建思想根深蒂固于脑海的自觉地置身于男性话语立场中的女人的不幸，又写出了她作为一个“刽子手”的可恨与可怖，令人回味，深思。
起初，曼璐是一个单纯、善良、心中有爱的女孩，她真心爱着初恋情人张豫瑾，如果不是父亲早逝，全家老小都要生存，如果她不是家中长女，甚至说如果她当初多为自己想想，可能她会嫁给张豫瑾，做一个贤妻良母，也不会最终沉沦下去，一发而不可收拾，赔了妹妹，失了亲情，最终也赔上了自己的一条命，就为一个面目可憎的男人。但是，人生没有假设，也不可能去假设。顾曼璐作为家中的长女，中国几千年根深蒂固的“长子意识”使她为了一家老小的生计而放弃了自己的幸福，毅然决然的下海作了舞女，靠出卖自己养活家人，这一举动是很值得同情的。可以说，她用自己的爱情和青春换来一家人的生存，这本身是一种奉献，但对她而言这同时又是一个极大的委屈，青春和爱情对一个女人（尤其是一个有道德感的女人）来说是何等的重要啊，所以后来在她算计、陷害自己的妹妹时，这成了她为自己减轻心理罪恶的重要理由。
随着年纪的增长，曼璐从舞女沦为交际花，美人迟暮了，正如其母所说，到了“该为自己打算”的时候了，但是她这时嫁人也难，她已不再年轻，青春已经一点一滴地消耗殆尽，她这时的择人而事就比较现实，她左右权衡，决定嫁给自己能“靠得住”而且“拿的住”的祝鸿才，这个“笑起来像猫，不笑的时候像老鼠”的男人，从此，维护“祝太太”这一名分成了她最重要的生活支柱。
随着祝鸿才的发迹，她感到越来越无力控制他，于是，为保地位她便想生个孩子栓住祝鸿才，但以前的堕胎经历使她有心无力，在与母亲的交谈中“借腹生子”在她心中生了根。于是，她便想用此计，由这些可以看出，顾曼璐骨子里都是受封建思想影响的，本质上，她与白流苏一样，都想凭借自己残存的青春及一点女性的机巧和赌徒的胆量用婚姻作为保障长期抓住一个男人。
当然，顾曼璐与白流苏并不全然相同，如身份地位、家庭处境……但是，我们撇开这些表面的区别，深入到更深一层时，我们却能在她们永远没有交点的各自命运的平行线中，嗅到某些类似的充满悲剧意味的气息——那就是，同是身为“一辈子讲的是男人、念的是男人、怨的是男人、永远永远”的女性——不管她是小姐亦或是丫环——同是生活在“已经在大破坏中，还有更大的破坏要来”的仓促的、充满恐慌的时代，她们作为传统意义上毫无生存能力的个体，为了维持自身基本的生存，而不得不作出各种费尽心机、饱含苦痛的艰难努力。他们或借助机巧、或倚仗金钱、或凭靠肉体，方式不同，却都在为着同一个人类最原始的愿望——生存而苦苦挣扎。张爱玲在描述种种女性生存方式的时候，最终指归都是一种最基本最实在的物质生活。不管是婚姻也罢、金钱也罢、肉欲也罢，其实都只是她们获取必要的物质依靠以保障生存的一种方式和手段。生计问题是如此迫切地摆在眼前，以至各种形式的爱及其它种种的精神生活对张氏笔下的女性而言都是一件遥远的可望不可及的奢侈品。张爱玲的这种实实在在的物质意识有她自身真切的身世之感，更是她对生活于乱世的“时代弃女”及其生存的一种独特体认和把握。[8]
法国存在主义女作家西蒙-波伏娃在其被誉为西方妇女解放运动《圣经》的《第二性》一书中，通过对漫长的男女两性关系发展历史的考察，得出“女人不是天生的，她是被变为女人的”这一著名论断，她认为女人的历史性压制了女人的自然性，使她仅仅成为了依附于男人的“第二性”或曰“次性”。中国妇女在几千年高压的男权社会中走过的正是这样一条幽暗漫长的辛酸路。直到五四时期个性解放的声浪高涨，易卜生笔下的娜拉以她离家出走的果决方式影响了当时整个一代人的行为风貌，成为他们讴歌并模仿的标本。只有鲁迅，这一最清醒的现实主义者，觉察到了乐观底下虚妄的基地，他的“娜拉走后怎样”的预言不幸成为五四退潮后确凿的事实。20年后的张爱玲，年纪轻轻却有过太多的经历，太多的身世之感，太多的对同性的体认（其实她自己就是一个逃出父门的标准的“娜拉”），她早已没有了娜拉初入中国籍时的狂热，只是以她一贯的作风和表达方式将娜拉的出走仅仅比喻成一个“潇洒苍凉的手势”，而出走的结果却是：“走！走到楼上去！——开饭的时候，一声呼唤，她们就会下来的。”——所以张爱玲笔下的人物，照她自己的说法，“全是些不彻底的人物”，只会“走到楼上去”，不会有更大的疯狂。但换一个角度来看，他们，特别是其中的一些女性，却又有着非常彻底的面目——她们坚持着走上楼去，毫不犹豫，并费尽一切心机换取开饭时候的那一声呼唤。[8]这让人感到无奈而悲伤：生活的窘迫、环境的限制、自己的一无所能……逼的一些女子如曼璐、流苏之流无一寸立足之地，于是，只好“用自己的前途来下注”，来赌一场并无胜算把握的婚姻战，只是将婚姻作为一项迫不得已的职业——一种维护自身生存的职业。其实，以婚姻维持生存，这是现代文学，特别是20年代乡土小说中绝大多数女性共同的生存方式，只不过这些女性多是被动地沦为此中的牺牲者，她们或为哥哥换亲，或为婆家挣钱，或被丈夫典当，都无一例外地为了自己或他人的生存沦为了畸形婚姻中孤苦无告的悲剧典型。满怀人道主义悲悯情怀的作家评论家对这种以人为非人的丑恶现象痛心疾首，他们一方面指责社会制度这一外在根源，一方面对女性自身的愚昧麻木焦灼万分，他们一边揭露，一边呼吁，进行着启蒙民众的艰苦卓绝的工作。可对苦苦地挣扎于实际的生存困境中的女人们，他们真正能做的，除了一洒同情泪之外究竟还有什么？[8]正如曼璐一样，抓住了婚姻，费劲心机的换来了“开饭时候的那一声呼唤”，但是为此失去了她生命中最为珍贵的亲情。
如果站在男性话语的立场上看，曼璐只是做了一个太太应该做的一切，费劲心机满足丈夫的淫欲，为夫家延续香火，她是“虽死犹荣”，是值得男性为之拍手称赞的。但是，抛却男性话语这一背景，顾曼璐作为一个女性，其自身的性格缺陷也是导致其命运悲剧的根源之一。当然，她起初为独立支撑养活全家老小的重担，年纪轻轻去做舞女、暗娼，出卖自己，这无疑是被环境所迫。但是，在这种环境的浸染之下，她身体和心理上逐渐膨胀起来的人性深处的欲望和恶的东西也一一浮现。正如一位年轻学者所说的，“我们无法不怀疑她这一行为的背后，有多少是为家庭为亲人作出牺牲的成分，有多少是自己贪图享乐、禁不起诱惑的成分，甚至她为家庭和亲人付出牺牲也可以成为她自甘堕落的借口，一种摆脱心理焦虑的伪饰”。[8]话虽嫌偏激了些，但仔细想想也不是没有道理。她年纪轻轻去做舞女，心理肯定感到委屈，是什么使她支撑下去呢？是为家庭和亲人作出牺牲，在这一点上她认为自己是高尚的，所以她对自己的堕落心安理得，因此，当母亲让她考虑自己的问题时，她十分生气：“他们都大了，用不着我了，就嫌我丢脸了是不是？”在这一点上可以看出，她认为家人应该感激她，承她的情，将她作为“恩人”看待，这在她误以为妹妹曼桢要抢走其初恋情人张豫瑾时表现的就显而易见了：起初当她听说母亲和祖母要撮合妹妹与豫瑾时，她还是“又惊又气，最气的就是她母亲那种口吻，就好象是长辈与长辈之间，在那里讨论下一代的婚事。好象她完全是个局外人，这桩事情完全与她无关，她完全没有妒忌的权利了”，同时，“她心里非常感动”，她认为豫瑾爱上妹妹是因为自己的缘故，所以“她要见他一面，劝劝他，劝他不要这样痴心。她对自己说，她没有别的目的，不过是要见见他，规谏他一番。但是谁知道呢，也许她还是抱着一种非分的希望的，尤其因为现在鸿才对她这样坏，她的处境这样痛苦”，但是，这一面却让她彻底寒心：“他把从前的一切都否定了。她所珍惜的一切回忆，他已经羞于承认了”这时候，她的心中只有委屈、恨：委屈的是为这个家付出了那么多却不被理解，被家人恩将仇报；恨的是曼桢，“恨她恨入骨髓。她年纪这样轻，她是有前途的，不象曼璐的一生已经完了，所剩下的只有她从前和豫瑾的一些事迹，虽然凄楚，可是很有回味的。但是给她妹妹这么一来，这一点回忆已经给糟蹋掉了，变成一堆刺心的东西，碰都不能碰，一想起来就觉的刺心”，面对如此残酷的现实，“她惟有痛哭”，这也促使她使“帮夫淫妹”的毒计真正意义上得以实施。她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妹妹和家人有错在先，即便自己有错，那也是他们逼的，是他们先对不起她的。“她并不是没有姐妹之情，只因为她幼时的情侣张豫瑾，眼看便要给妹妹抢去，心痛不已。虽然曼璐已婚，但是她的家人，连这点珍贵的记忆，都不让她保留，未免太说不过去。” [9)]所以，她决定牺牲妹妹以拴住丈夫。在对于祝鸿才这个男人的阵地争夺战中，她逐渐暴露出野兽般的原始本能来，而且义无返顾，连手足之情也一并抛弃了。[10]在曼璐身上，兽性是一点一点在这个女人脑子里萌芽蠢动，然后一经触发，便像毒癌一样蔓延扩大，再也回不了头了。关于这，作者有非常精彩的描写： “曼璐在床上翻来覆去，思前想后，她追溯到鸿才对她的态度恶化，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就是那一天，她妹妹到这里来探病，后来那天晚上，鸿才在外面吃醉酒回来，倚风作邪地，向她表示对她妹妹有野心。被她骂了一顿。要是真能够让他如愿以偿，他倒也许从此就好了，不出去胡闹了。他虽然喜新厌旧，对她妹妹倒好像是一片痴心。”然后，她想起“她母亲那一套„妈妈经‟，她忽然觉得不是完全没有道理。有了孩子就好了。借别人的肚子生个孩子。这人最好还是她妹妹，一来是鸿才自己看中的，二来到底是自己妹妹，容易控制些。……
然后她突然想到：„我疯了，我还说鸿才神经病，我也快变成神经病了！‟她竭力把那种荒唐的思想打发走了，然而她知道它是要回来的，像一个黑影，一只野兽的黑影，它来过一次就认识路了，咻咻地嗅着认着路，又要找到她这儿来了。”
照常理来判断，曼璐想到这里，应当抑止住自己的兽性，回头是岸才对。然而她竟没有！[10]张爱玲在这里不仅写出了曼璐的可怜可悲，而且通过她告诉我们当时中国的众多的妻子的处境。正如西蒙-波伏娃在她的《第二性——女人》中说女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独立而和丈夫斗争，同时为了保守她倚赖的„处境‟而和世界上其他一切人作战。这个双重的游戏可不好演，许多妇女之所以在焦燥不安和神经质的状态中过着日子，部分是由于这个缘故”。[8]
其实，深究起来，可以看到“贞洁与淫荡”这一问题。在曼璐的潜意识中，对于贞洁的女人都有一种嫉妒和怀恨心理，在其妹遭丈夫强暴后，她前去探望，曼桢一气之下打了她一个耳光，引起了她一阵牢骚：“哼，倒想不到，我们家里出了这么个烈女，啊？我那时候要是个烈女，我们一家子全饿死了！我做舞女做妓女，不也受人家欺负，我上哪儿去撒娇去？我也是跟你一样的人，一样姊妹两个，凭什么我就这样贱，你就尊贵到这样地步？”她越说声音越高，说到这里，不知不觉地，竟是眼泪流了一脸。短短几句话，将她的委屈与不平表露无遗。
如果说曼璐是一个坏女人，到头来却为一个不成材的丈夫毁了自己和妹妹，她再坏，也值得同情。由此，可以看出：曼璐由一个善良单纯的女孩一步步堕落下去，沦变为一个无道德感的恶妇，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首先，社会环境的影响。在男权社会，女人作为男性的附庸，生存艰难，尤其是靠自己的能力，对于曼璐，一个没受太多教育的人更是如此。其次，家庭的重负。一个女子在社会上独立生存就很不易，更何况还有一家老小需要养活。为养活家人而出卖、牺牲自己，也是迫不得已。再次，随着年纪的增长，因青春易逝，为抓住一点儿实在的东西，嫁了一个自以为靠得住的男人，为保住自己“太太”的地位，维持婚姻，她牺牲了妹妹，最终她丢了亲情，也丧了命，走向自己悲剧性的命运。这多少是由其自身的无自我意识，不觉醒造成的。
在男权社会，曼璐又自觉置身于男性话语立场之中，以男性的思想作为自己的思想，以男性的要求来自觉的规范自己，本身就很可悲。
所以说，张爱玲通过顾曼璐这一角色是想告诉处于麻木状态中的广大女性，要深刻反省，找出自己的心理误区和性格、人格等的缺陷，并尽力突破自我，寻求一条自我救赎之路，不能将命运寄托于男人和家庭。
三、爱与不爱中的灵魂挣扎
《半生缘》中顾曼桢一家老小七人住在上海，父亲早逝，生活拮据，姐姐顾曼璐毅然撕毁自己的婚约，下海做了舞女，从良后嫁于祝鸿才。曼桢在一家纺织厂工作，为减轻姐姐的负担，她同时兼做几份工作，后与同厂的温和敦厚的沈世钧相爱，但由于家庭的阻力，二人的互相猜疑，加上姐姐误会之后的算计、陷害，她被姐夫强暴并被姐姐、姐夫幽禁至怀孕生子，后来，虽在好心人的帮助下逃离姐姐、姐夫的“魔爪”，但这时，心爱之人沈世钧已结婚，她仍孑然一人，后因亲生儿子害病，为照顾孩子，出于无奈又嫁于平生最恨的祝鸿才。最后，曼桢终于与世钧再次见面，误会解除，他们终于知道了事情的真相，为时虽晚，但“至少她现在知道，他那时是一心一意爱着她的，他也知道她对他是一心一意的，”对于相爱的人，或许这一点就已足够。
《半生缘》中充满了悲凉的气息，正如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所说：“我喜欢悲壮，更喜欢苍凉。壮烈只有力，没有美，似乎缺乏人性。悲壮则如大红大绿的配色，是一种强烈的对照。但它的刺激性还是大于启发性。苍凉之所以有更深的回味，就因它像葱绿配桃红，是一种参差的对照。”这是她的美学宣言，也即“苍凉美学”宣言。她的笔下写出的是无尽的悲凉，就像曼桢的那句“回不去了”一样，让人们眼中的色彩仿佛在一刹那间全部凋零，只剩下一片无止境的黑暗。
一个善良完美有道德感的人之所以陷入不幸的境地，是因为邪恶势力的存在，才遭致失败甚至毁灭的，正如鲁迅先生所言，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车尔尼雪夫斯基也认为“悲剧是人的伟大的痛苦或伟大人物的灭亡”,也就是说，好人受害是因为坏人作恶的结果。张爱玲《半生缘》中顾曼桢的悲剧正说明了这一点。
《半生缘》中顾曼桢是新女性，有知识，温柔而坚强，对家人有责任心，对姐姐的经历同情理解，但是，这个善良、勤恳、与人为善的好人，最后除了抢回自己的亲生儿子以外，一无所获。她不但没有得到上天的眷顾，反而遭到天“谴”：被姐姐算计、被姐夫强暴、被姐姐姐夫联手幽禁以至怀孕生子……这些近乎荒唐的事情像噩梦一样离奇的发生在曼桢的身上，可以说，她的悲剧是由她周围的一个个的女人所造成的。
曼桢，这个善良单纯的女子，只想靠自己的能力支撑整个家庭，养活一家老小，等家计稍好后与沈世钧结婚，平淡安稳的过一生。但一切并没能如她所愿，她最终仍是孤身一人。她的悲剧主要是由她的姐姐造成的，而起推动作用的则主要是她的亲生母亲。
姐姐曼璐嫁于祝鸿才后，起初还过了几天安稳日子，但随着祝的发迹，曼璐逐渐“失宠”，为保地位，她决定“借腹生子”，于是，在一系列的误会之后，曼桢的命运被彻底的改变了。所以说，曼桢的悲剧是由其最亲最爱的人造成的。
首先，母亲无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借腹生子”只是想为大女儿出主意，想让其过得幸福一些，但却被大女儿用来设计、陷害二女儿，这点她并未料到；再者，作为旧式妇女，受封建思想毒害太深，所以，在曼桢被玷污以后，她理所应当地认为曼桢应该嫁于祝鸿才，由此可以看出她自身的不觉醒，麻木。
其次，姐姐曼璐有意识的错误所导致的悲剧。曼璐知道自己的行为会造成妹妹的悲剧，但因误以为妹妹糟蹋了自己的初恋，故而恨妹妹，所以决定牺牲妹妹以保全自己。另外，她所处的环境及封建思想的影响，使她同母亲一样，认为“借腹生子”合乎情理而且用自己的妹妹好控制，易保地位。再者，她本身对于“贞洁女子”的仇视也促使她作出这一举动，这就涉及“贞洁与淫荡”这一问题，这一点在前面已有论述，就不再赘述。
此外，还有沈母烧毁曼桢的求救信……所有的一切悲剧都是由曼桢身边一个一个的女人造成的,想想真是可怕.顾曼璐，这个一生都“逃不出宿命的掌心的”不幸的女子，作为一个女人，她有着一个舞女被后辈抢饭碗的哀怨，一个年华渐逝的女人拼命想抓住一点东西的急切。可是一切都没有朝着她意愿中的方向发展，她一辈子惟一爱过的男人是张豫谨，但为了全家老小，她舍弃了她心中所珍视爱情，把它深埋心底。祝鸿才是她的救命稻草，但她却为他延续香火，她最后什么都抓不住了。当张豫谨移情曼桢，曼璐从18岁时为家庭承担的苦楚释放了，她利用了自己的妹妹，为祝鸿才生了一个儿子。
曼璐的一生虽短，却坎坷不平。张爱玲完整地道出了曼璐从妥协到变态的过程。曼璐在祝鸿才面前的柔媚与算计，失去爱人豫谨的悲痛，对妹妹曼桢既负疚又有一丝快感的心态…… 都令人可怜可叹可恨可怖！
张爱玲笔下的顾曼桢，其坚强或者对命运的忧郁都是来自骨子里的。她是三十年代大上海的新女性，她坚强而自信，知性而素雅，她象夕阳的余辉一样，散发着一种沧桑美。无论从经济上还是精神上，她都要求独立。曼桢性格中最大的特点除了坚强还有坚贞，即使是丢了一只旧手套，她也觉得很可惜，更何况是自己深爱过的人呢？而且一旦失去了，曼桢对新的物新的人就再也不会有从前这般兴趣了，这或许也就是曼桢离开世钧之后再也没有幸福过的原因。虽然后来她还是照样活下去了，但她仿佛整个人陷进泥潭里去了，神情恍惚。
曼桢经历坎坷，与世钧一生相爱却难以结合，同情理解姐姐，却被姐姐设计陷害，为照顾儿子出于无奈嫁于恨之入骨的祝鸿才……短短几年时间，这个坚强乐观心中有爱的女子，一步步走入了“没有光的所在”。
在《半生缘》中最让人震撼的是女人的悲剧都直接或间接的由女人造成。女人不断地与女人作对，越亲密越可怕。亲姐姐陷害亲妹妹，而自己的母亲却不施以援手，男方母亲又擅自烧掉求救信，所以说，由对张爱玲《半生缘》中顾氏两姐妹的形象分析，我们可以看出，在男权社会里，女人作为一个人，一个独立的人的存在的艰难，无论是社会环境的影响，还是几千年封建思想的积习，还是女性自身思想等的禁锢，女人要实现自我价值，把握自己的命运，都要经过不懈的努力，也需要长期的斗争。
第三篇：《诗经》与《半生缘》作品中表现的爱情对比
《诗经》与《半生缘》作品中表现的爱情对比
《诗经》是我国上古年间人们的智慧的结晶，是我国第一部诗歌集。爱情是古今中外一个永恒的话题，《诗经》也不例外。《诗经》中描写的爱情诗，情感真挚纯朴，绝无半点礼教观念和贞洁观念的束缚，人们遵循着自己的内心，大胆热烈地去享受爱，不掺杂任何世俗功利的考虑，正如孔子所言，“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中很多名句，“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所谓伊人，在水一方”、“一日不见，如三秋兮”、“有女同行，颜如舜英”、“有美一人，清扬婉兮”、“虽速我讼，亦不女从！”、“我思古人，实获我心”等等，无论是描写幽会的动人情景，歌颂男女的相悦之情，抑或是抒发漫漫的相思之苦，体现追求真爱的反抗精神，还是嗟叹弃妇的不幸遭遇等，都给我们展现出那个时代的古代人尤其是当时的女性，对待爱情的纯真、热烈、朴实、勇敢和执着的情感态度。
而反观民国著名才女张爱玲的作品《半生缘》中的人物爱情观，则相去甚远。《半生缘》与大部分张爱玲的作品模式一样，读完令人感觉悲伤和压抑。作品中描写的三对有情人，都因为种种原因最终错过。张爱玲曾说过：“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战争或革命更加朴素也更加放恣的。”张爱玲笔下的爱情多是悲剧，无论呈现何种状态，往往都表现出一种虚无的和消解的悲观之感。《半生缘》作品中透露出的主人公们的爱情观也是如此，尽管这三对男女，他们的性格遭遇全然不同，但他们表现出来的对爱情的态度是相似的，连最终的结果也是相似的悲哀。他们在爱情现实面前无力自主，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屈服。在对爱情的追求过程中表现懦弱，被现实的种种障碍打败，最后只能悔恨当初，感慨一句“我们再也回不去了。”殊不知，其实只要任何一个人当初勇敢坚定地迈出脚步，仍可以打破命运的枷锁啊。
在如今当代社会中的青年男女，尽管没有张爱玲小说中的主人公们那么消极的爱情观，但也同样经常在爱情面前小心翼翼，踌躇不前，思前恐后，以致最终错失良缘，或是在情感上不忠不义，三心两意。时下人们长长感慨人们在道德观方面“人心不古”，对于爱情观也同样如此。年青人应该多多体悟《诗经》中男女之间真诚纯洁的爱情，以及他们追求爱情的勇敢理性和对待爱情的坚贞纯洁，帮助自己树立健康的、积极的爱情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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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命运解析
冯丽珺
内容摘要：老舍的《骆驼祥子》作品中，祥子这一有血有肉的人力车夫形象，无疑具有浓厚的悲剧色彩。他为了个人理想努力过、挣扎过，抗争过，但最终以失败告终。买车的曲折过程中，主人公祥子人性及心理发生异化，向我们展现了其唏嘘可叹的悲剧命运，而促成祥子悲剧命运的社会环境原因则是小说极力体现的，本文主要对《骆驼祥子》中祥子的悲剧命运进行理性思考与深度解析。关键词：《骆驼祥子》 悲剧命运 社会环境 老舍是中国现代著名的小说家，《骆驼祥子》是其最具代表力的作品之一，艺术成就卓越，思想内涵深刻，影响深远。作品主要描写了人力车夫祥子的悲剧故事，最初，祥子以积极进取、充满生气的形象出现在读者面前，他淳朴忠厚、勤劳善良，有一辆完全属于自己的人力车是他的最大梦想，并且为了这个梦想一直努力，但是，现实生活残酷无情，几经波折后，祥子在失去自己辛苦挣来的车的同时，美好品质也逐渐丧失，最终成为一个无业游民，如行尸走肉一般生存。老舍通过描写祥子的悲剧命运，向人们揭示促成祥子命运的因素，根本上说，病态社会产生病态的人，导致祥子悲剧命运的根源在于社会环境的病态与个人的病态[1]。一.时代注定的悲剧命运
《骆驼祥子》中作者的意图明显，祥子的悲剧命运是时代所注定的社会悲剧。小说于1936——1937年发表，揭示贫苦人民生活，描写底层人民命运与时代之间的关系是作者的主要目的。因此，包围祥子的是强大凶险的社会环境，为了加强作品的悲剧效果，作者特意安排了一种架势，即强汉对阵。现实无情的社会力量无疑是强大的，而祥子本身也是非常强大的，他有健壮的身体、执拗的性格以及争强好胜的心地，而且脾性正直、忠厚、朴实、坚韧，这些特点都是他作为一个强汉的典型标记。强汉性格具有敢于与苦难做斗争的特征，而且极有可能战胜苦难，成为强者。但是，《骆驼祥子》中的强者被生活硬生生的毁灭，这在引发人们同情的同时，也促使人们去思考并挖掘造成此悲剧的复杂因素。祥子原本具有敢冲敢闯、不服输不言败的硬汉性格，但是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祥子毁灭的彻底。小说详细的描写出现实社会是如何将祥子本身具有的农民美德蚕食殆尽，将其性格扭曲变形，最后将祥子抛到流氓者行列中。小说向我们传递出，如祥子一般生命力刚健的强者都无法生存于当时社会，那么，性格软弱的人又怎可能在那个世道沦亡的时代中存身呢？这种几经挣扎、几经抗争却终究毁灭的遭际大大增强了小说悲剧效果，而祥子展现的矛盾性格更加显示出作品的客观性与真实性。老舍一方面向我们展示祥子美好的性格品质，而在另一方面又着力打量这些品质被吞噬的过程。例如，祥子吃苦耐劳、扶弱济贫，但是老舍着力向我们展现祥子有德无助的局面，显示祥子求而不得的惨状，展览一个活生生的人被毁灭的整个过程，让人们更加清楚的体会悲剧的内涵与意味。祥子的毁灭存在一定社会原因，小说背景为二三十年代，社会动荡不安，“侦探”“逃匪”盛行，使悲剧原因有了社会根源。而作品中也一再出现好人削成坏嘎嘎、人将同类向野兽中驱逐等具有警示性的语言[2]，这些一阵见血的语句概括出酿成悲剧的社会缘由，这也反映出作者老舍对当时社会的绝望及痛苦。《骆驼祥子》中，作者并没有对救世良方进行一丝一毫的探寻，而是将社会现状和盘托出，这种举动也说明当时社会的生存机遇中，祥子的悲惨命运是必然的。二.性格矛盾造成的悲剧命运
老舍在作品中对于组合结构精心设计，增强了祥子的性格矛盾冲突。作者采用先扬后抑的手法描写人物的变化轨迹，构思精巧，前后对比反差强烈。小说主要突显祥子的本身性格特点，并自始至终的让这种矛盾性格与现实社会的对立贯穿全书。这与小说的创作主旨是不谋而合的，同样是为了反映底层人民生存悲剧，对社会暴虐给予抨击。悲剧人物一般存在三种类型，一种是由于个人缺陷而导致的悲剧人物，第二种是由于意外事件等偶然因素而产生的悲剧，最后一种是与现实进行斗争，终被现实毁灭的类型[3]。老舍很明显地将全部类型都融合于祥子一人之身，祥子的个人思想及占有欲属于个人因素，他与虎妞婚姻、同小福子之间的情感等生活事件，社会环境等方面因素推动祥子走向堕落。这些方面使作品既对社会现实进行了切实反映，又传达出现实本质，因而现实主义色彩鲜明且浓郁。作品对现实同祥子之间的较量特意展示，并交代了悲剧结局，祥子抗争的力量越大，现实给予的打击就越严重，所遭受的不幸就越沉重。时时处处的碰壁遭殃下，祥子不得不认清楚现实的本质，当一个人坚持斗争，唯一的结局就是走向堕落，还有什么与这种精神上的悲哀与绝望相比更为残酷的呢？通过剖析祥子的悲剧命运，只能产生一个结论，在黑暗混乱的旧社会，任何品格、任何付出，强汉也罢，弱者也罢，都不能阻止一个人走向毁灭。现实与祥子之间如同做着猫捉老鼠的游戏，不管祥子怎样躲避、挣扎，悲苦、灾难、毁灭无时无刻的不在作用着他。正如老舍所提醒我们的那样，吃人的社会中，底层市民所谓的抗争与奋斗都是徒劳无功的，我们所看到的，不过是反复发生的希望、失望与绝望交织的过程。毫无疑问，批判是老舍作品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三.本质思考，不可抗拒的命运
老舍揭示了祥子必然性的悲剧命运，突显出作者对于祥子命运的本质思考，从而理性挖掘造成祥子命运的根源。小说中，老舍一再提到“辙儿”，起初祥子还没有进入到车夫门道，自强自爱，老舍称他为“辙儿”，后来祥子自甘堕落，老舍说他成为了一个确确实实的“辙儿”，这其中就暗含了祥子的悲剧命运从一开始就不可抗拒[4]。当我们真正深入到作品之中，也会对这种悲情含义给予肯定，同时体会到一种非同寻常的审美感受。一定意义上来说，作品的创作过程实际上是作者处于理智清醒状态下所刻意创造的难堪、盲目且相当糊涂的一个底层人民的奋斗过程。也就是说，作者事先已经做好定论，故意让笔下的人物展现出一副不理智的状态。从创作主体的角度来说，作者占据悲剧创作的思想意识，站在悲剧人物的立场打造人物，也有着厚实的人物塑造经验与创作经验。由祥子的婚恋与买卖车的过程来考察与祥子同处于一个社会阶层的生存态势与这个时代下人的命运情状，这种从人性方面与社会方面挖掘悲剧价值的艺术水准令人赞叹。祥子的命运悲剧从生命哲学的层面来看，我们设身处地的站位于祥子一边，根据他的命运遭际窥测祥子本身的性格特征，这样体会，作品的悲剧意味则更为浓烈与深刻。从祥子的表面生活中获得的发现是一种感性思考，这些感性对祥子悲剧性格的塑造非常重要，我们在深度探析祥子命运的同时，不能脱离如此有血有肉的具体存在而进行空谈，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善于利用理性思维，深入认识作品中作者在创作时所运用的修辞技艺、艺术策略与表现手法，将会帮助我们更本质地理解祥子悲剧命运的深邃含义。祥子是文学史上经典的文学形象之一，凝聚了个性与共性，是社会底层人们的生活缩影，借助祥子这一形象，我们可以看到旧社会中底层人们的辛酸、窘迫与悲楚，他的悲剧其实也是时代与民族的悲剧，《骆驼祥子》的悲剧内涵始终震撼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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