爷爷和父亲的故事

第一篇：爷爷和父亲的故事

爷爷和父亲的故事

爷爷那时候40多岁。家里穷啊，一大家子人，吃饭是个大问题。爷爷带着父亲，去离家三十里地的渔村卖甜瓜。

甜瓜是生产队产的，爷爷拍买来的。过程是这样的——瓜堆在那里，社员们都可以出价拍买，谁的价高，瓜就归谁。买到瓜的，就可以将瓜卖出，是赔是赚，就是个人的事了。

爷爷拍到了瓜。一大早，爷爷就和父亲上路了。

大热的天，爷爷和父亲推着瓜，走得口干舌燥的。瓜上撒了水，看上去水灵灵的，爷爷和父亲只是不断地往嘴里干咽着唾沫，却舍不得掰开一个瓜吃。

总算到了目的地，一个世代以捕鱼为生的渔村。渔民不种地，所以，爷爷的甜瓜，很有市场。

到下午四点半左右，爷爷的筐里，只剩下三个瓜了。这时，天边忽然乌云翻滚，雷声阵阵，雨，说来就来了！雨很大，很急，不大像雨，倒像是天上的大河决了口子，排山倒海的，奔流而下。顷刻间，眼前便流成了河。

爷爷和父亲收了摊，决定回家。

雨越下越大，爷爷和父亲推着车，在瓢泼的雨水里，艰难地跋涉着。走着走着，雨水已经没过了父亲的腰部。

不知不觉，天已经黑透了。路上，连个鬼影子都没有。只有天边不时划过的闪电，照着爷爷和父亲雨水淋漓的脸。

雨还在没命地下着，路上的水越积越深。爷爷和父亲，在齐腰深的水中，一寸一寸地向前挪着。突然，走在前面的父亲惶恐地叫了一声：“爹！”“怎么啦？”“水到了我胸坎了！”“站住别动，往后退！”爷爷指挥着父亲。

父亲一步一步，退回了齐腰深的水中。这一次，爷爷走到了前边，让父亲跟在身后。爷爷叮嘱父亲，要顺着路边飘着草的地方走，那儿的水浅些。

走了一阵子，爷爷对父亲说，他有个战友，家就在这附近，看来，今晚要到战友家借个宿了。

父亲说，爷爷带着他，敲开了战友家的门。开门的是个老婆婆，头发花白，满脸的皱纹。一见到爷爷，就攥紧了爷爷的手，喊着爷爷的大名：“所纲，是你吗？”“是我。”爷爷点点头。爷爷和父亲进了屋，父亲看见，老婆婆用袖口擦了擦眼角。

父亲没有见到爷爷的战友。父亲见到，屋里还有一个老爷爷。老爷爷弓着背，忙着点柴火、烧水、做饭。

老婆婆和老爷爷像对待自己的儿孙那样，招待了爷爷和父亲。父亲说，他们脱下的湿衣服，老婆婆洗了，拧干了水，又放到火上烘烤。(inspirational story yuedu.mipang.com)他和爷爷，吃了顿在家里也难得吃上的白面汤。热乎乎的白面汤，吃得父亲的胃暖乎乎的，特别舒服。

第二天一早，父亲和爷爷告别了老婆婆和老爷爷，穿着烘烤得干干净净的衣服，上了路。爷爷要把那三个甜瓜留给老婆婆，老婆婆执意不收。爷爷拿出卖瓜的钱，老婆婆瞪了爷爷一眼，爷爷只好又将钱放回兜里。爷爷和父亲要走了，父亲看到，老婆婆抬起手，又用袖口擦着眼角。爷爷和父亲走出很远，老婆婆和老爷爷还在门口张望。

回来的路上，爷爷告诉父亲，老婆婆和老爷爷是爷爷战友的父母。爷爷的战友，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

爷爷说，有机会，他一定会再来看望老人家的。

父亲说，后来，爷爷又到过那个地方两次，那两位老人怎样了，爷爷再不曾提起过。也不知道那两位老人当时是否还健在。

如今，爷爷也不在了。爷爷留下的这个谜，父亲是解不开了。但是，老婆婆和老爷爷与爷爷间的那份亲情，却深深地烙在父亲的记忆里，永远也无法抹去。

父亲今年68岁了。父亲说，他活这么大岁数，又是教书又是写作，天南海北地参加笔会，接触的人呢，也不算少了。真正能让他肃然起敬的，也就那么寥寥几人。我的姥爷，父亲的岳丈，就是这寥寥几人中的一个。

姥爷姓郇，名正经。父亲说，姥爷呢，名如其人，一身正气。为人，像经书一样，明明白白，清清正正。

姥爷55岁的时候，因胃病住院手术。出院那天，父亲和母亲接姥爷回家。走在路上，姥爷低着头，好像在算计着什么。走出医院十多里地了，姥爷突然向父亲要出院的清单，说他怎么感觉算的账不对头。姥爷仔细核对了一遍，可不是，医院多找了100多元钱给姥爷。姥爷立刻让推车的父亲停下来，把100元钱赶快还给医院。姥爷说，人家帮咱治好了病，咱就感激不尽了，这找错的钱，要赶快还给人家，别让人家受难为了。

父亲怀揣着那100多元钱，怀揣着姥爷的嘱咐，急急地赶了十多里路，终于赶到了医院。

父亲听说，那个算错帐的工作人员，发现铸成大错后，当场瘫坐在那里。醒过神来后，曾试图追赶姥爷他们，不料却没有详细的地址。正在六神无主之际，父亲到了。

父亲把钱一分不少地交到那人手里，那个大男人，一下子流下了激动的泪。他紧紧地抓住父亲的手，说他的家也不富有啊，凭空拿出100多元钱，填补亏空，还不得让家人喝一年的西北风啊！多亏了碰上了好人啊！

男人的眼泪，男人的话，让走得满身臭汗的父亲，觉得往返这二十多里路，走得值！这汗，流得值！

回来的路上，父亲一直在琢磨姥爷的那句话——别让人家受难为了。

第二篇：父亲没有故事

我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天津家庭报发表过散文妈妈的故事，是写给患脑血栓一年的母亲，样报和手稿都丢失了。后来一直想写爸爸的故事，一晃我父亲辞世都十年了，我面对既定的题目，仍然无从下笔。也许，父亲没有故事。

我的父亲是个小人物，名叫靳凤梧，本村靳姓这一辈都带凤字，我后来觉得，包括我大叔靳凤桐、老叔靳凤森，他们名字体现着一个家族的文化素质。祖辈是堂字辈，出了两个富农，我爷爷、大爷等在外当账房先生，他们办事谨小慎微，基本功扎实，普遍崇尚文化学习。

遥想保定解放前夕，两个少年竟摸黑徒步执行到保定城的任务，是到他们出嫁不久的大姐家，只因为他们的爸爸去那里没有回来。一个十来岁，一个十二、三岁，还要穿过封锁线，耳边是震耳欲聋的枪炮声，不时有我军战士们的看护和提醒声。

五、六十里地啊，他们见到了大姐，见到了他们的爸爸，不禁欢呼雀跃，没有恐惧的神情。这是父亲说给孩子们唯一的故事，主人公是我父亲和大叔。很多年里，我知道大叔怵走夜道，可以想象那个故事中我父亲肯定是主角。父亲不善于打开他心底尘封的故事，没有炫耀，没有遗撼，没有牢骚，好像一切都在岁月的尘埃中烟消云散。

我的父亲参加工作早，先是在公社当秘书，后在县供销社从事文秘，那是他一个光荣而又无奈的年代。他的照片多是参加工作时的留影，有留分头的，有戴帽子、围围巾的，很年轻，很精神，很英武，看上去朝气蓬勃，与后来当农民的父亲判若两人。他继承祖辈的传统，是否有过雄心壮志我不得而知。但我后来知道父亲当时很希望加入中国共产党。我家是下中农成分，严肃的政审让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人的希望化为泡影。大姑那里是富农，父亲的两个姑姑家全是富农，这就意味着组织上很可能要对一个人无休止地培养下去。国家三年经济困难时期来临，患胃病的父亲大约不愿体味吃皇粮的神圣，光荣还乡成了他极其固执的选择，虽然领导挽留他，说他不在精简之列，可大有作为云云。

事实证明，回乡不是我父亲的初衷，他也当不了一个非常合格的农民，是一个大家庭呼唤他做出牺牲的选择。奶奶五十挂零儿就病逝；爷爷在商店工作，每月即使回一次家也是沉默寡言，对眼前困难的麻木让他不大认真地思考家事。大叔当时参军，我的母亲放弃了教师职业，要拉扯大我的姐姐，忍受她的大儿子刚刚夭折的痛苦，还要负责养育比我姐姐稍大点的老姑、老叔。父亲本村一个单身的舅舅不时过来帮助照料这个家。至今，我老叔回去烧纸，每次要去山边一个坟丘，里面埋葬的是我的那个舅爷。

我的父亲回乡后，当过会计，以后当了十来年小队长，总的说口碑不错，因为我们全村12个生产队中，6队和我们8队人心齐、分粮多、工值高。在那个年代，我的父亲托人到沧州成吨地买来化肥，较早买拖拉机运河石增加队里收入。每当冬闲时，社员们到界河滩自由组合筛河石卖，那是有奖金的；我父亲不去，是在家呆一冬，有人戏称他坐月子。那样的重活、脏活，他不愿意干，可能也没有那个体力，以至推土、垫圈、挑水之类的事，他也很少去做。至于人口增多后的家庭困难，父亲多是黯然的沉默，听任我的母亲争取娘家支持或变换山药干等。记忆中，父亲在家读过入党培训教材。在昏暗的油灯下，他边读边做笔记，书是崭新的。现在推算他当队长时，又重新被确定入党积极分子吧，不知是政审的坎儿过不去，还是生产队随着土地承包制实行后的迅速解体，或许是他没有派性的结果，反正是不了了之。

他被村里安排去管理果园，与另外一名队长协作，平时也销售苹果。那个地方在村边，鸟语花香，阳光比从前灿烂，人们的说笑比从前响亮。在我上师范的两年里，我的爷爷患病不能自理，当时大叔在钻井队工作、老叔接班在商店工作，父亲每晚都要陪伴爷爷。他说过的一句话我后来才明白：我没有工作，耽误不了事儿！他十几年在本家红白事中当总管的生涯，虽不是完美，也是肯定者居多，与其说有能力，不如说人实在。在大兴平反照雪的年代，右派莫名其妙的多了，反革命也不时冒出来，我的一个亲戚帮父亲办了一个退职，因回乡时月薪40元，按百分之四十算，当时每月给16元生活补助，后增加到48元，一段时间里实报药费的三分之二。他的同事鼓动办退休，说有人证明就行，咬定是因病回家的。我父亲不感兴趣，坦然说是自愿回家的，怎么能找后翻账？当年的同事给予他生活上的支持，并对我毕业后的分配有过许诺，但我的父亲认为平安是福，不大欣赏我的胡思乱想这是他的同事告诉我的。

因为他做事的可靠，因为我有在本乡信用社当负责人的舅舅，父亲经别人三番五次地做工作，合股办起石碴厂，当的是会计，一干就是十年多。1993年，我的弟弟、妹妹各自成家后，父亲结束了上班生涯，与我同住一个院子，靠自己的积蓄，担当起主要伺候我母亲的重任。从穿衣、做饭、洗衣，到侍候我母亲大小便，他都极其耐心；至于煎炸炒烙，他做得有滋有味，这样确保他们二老晚年比较上乘的生活水平。期间，他也尽力帮我们带孩子，我和弟弟主动承担父母药费时，父亲还不大乐意。1999年夏天，我母亲在患病12年后去世。父亲血压高，心脏不好，他愿意一个人起居。冬天，我在早晨一定听见父亲的声响才能去上班，我的孩子都非常喜欢出入爷爷的房间，我的姐姐和妹妹经常拿来自家产的草莓、蔬菜什么的，争着帮助拆洗被褥，外甥们也不断来玩，希望我父亲在热闹中快乐起来。2002年腊月晚上，他心脏病突发，不到70岁辞世，尚有8000多元存款。

2003年正月，我全家搬进县城。父亲字写得漂亮，我只学了钢笔字；他希望我当老师，可我后来离开了讲台；他不愿意我当什么文秘，可我也当过乡镇秘书，而且干了很多年文秘；他说写文章不沾光，但我依旧保持激情。我和弟弟都不吸烟，除了应酬在家是不喝酒的，很少与父亲一边喝酒一边家长里短的交流。他没有虚言假语，对孩子没有强制性说教的。父亲没讲过粗话，不会违心地逢迎，受点委屈没什么，央求人的话则难以磨开面子。他的骨子里也是崇尚文化的，这也许是我们村靳家这一辈儿名字大多带文的原因吧。

我已把父亲的几张照片重新洗了几张，很希望有一幅我父亲少儿时穿行在硝烟中去保定的画，烽火连天里，他曾经是一个无所畏惧的少年。父亲是个农民，早年回乡的光荣证被我保留着，他没有太多的故事，但永存在我的记忆里。愿父母在天保佑我们兄弟姐妹。

第三篇：听爷爷的故事

听爷爷的故事 小时候最喜欢的事就是听爷爷讲故事，爷爷的故事总是那么吸引着我。他说：“我是旧社会里长大的，我八岁时就父母双亡。九岁那年我的爷爷奶奶也相继去世了，我的生活无依无靠，十二岁时随同叔叔婶婶闯关东来到了黑龙江安达县给万恶的地主做长工、放牛、放马、放羊、喂猪。有一次猪不知怎么的把我肚子上的一块肉给咬了下来。还是同伙的长工们撕了一块破布给我包扎，根本没钱医治。我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又没亲人在身边，我只有痛的一边哭一边叫，地主还有叫我上工，嫌我叫的烦还要打我骂我。每当我摸到这块伤疤的时候，我现在都会掉眼泪，旧社会我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吃不饱穿不暖。”

“一九四八年东北解放了！穷人翻了身，做了国家的主人。在不受地主的剥削和压迫了，一九五零年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报名参加了中国人民志愿军。雄纠纠气昂昂，跨过了鸭绿江来到了朝鲜战场上，跟敌人展开了水深火热、你死我活的斗争。我英勇善战，在战场上我立过二、三等功，我是个人民的功臣，祖国把最可爱的人加在我身上。”

“ 一九五三年我回到了祖国。党把我送到了南京步兵学校学习军事和文化。毕业后分配到江西省军区独立营工作成为了一名军官，在部队过了三十一年的生活.当给我的待遇很高，从此，我过上了无比幸福快乐的生活。这都要归功于伟大的毛主席和伟大的中国共产党。”

我听完了爷爷的故事我才知道现在幸福快乐的生活是来之不易的。我要努力学习学到更多知识，成为祖国的栋梁，把我们伟大的祖国建设的更繁荣、更昌盛。让我们的后代过上更好的日子。这就是我刘昌赫一生的心愿。

第四篇：邓小平爷爷的故事

邓小平爷爷的故事

少年邓小平的故事

1909年小平5岁时，父亲将他送进了离家约一公里的翰林院子私塾，接受启蒙教育。翰林院子是邓小平先祖邓时敏的旧宅，一座很大很气派的四合院，因邓时敏是前清翰林，所以人们尊称为翰林院子。邓时敏有子无孙，香火延续中断，族中公议将翰林院子辟为义塾，用以招收邓族子弟教经读史，期望着为邓家培养出几个出类拨萃的人物以光宗耀祖。

私塾老师是一位秀才老先生。邓小平入私塾时，名字为邓先圣。老先生一听这名字就拉长了脸，认为大不恭：孔老夫子尚且为“圣人”，小小孩童，怎么能“先圣”呢？于是给邓小平改名为“邓希贤”，希望他成为一个贤德之人。

那时的私塾，进行的是老式教育，教材是《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以及《四书》、《五经》一类；修习的功课主要有三项，即读书、习字和作文。

邓小平在翰林院子读了一年多私塾。宣统二年（1910年）协兴场开办了一所新式小学堂――北山小学堂。学堂设在协兴老街一个叫刘吉生的大地主庄园的侧院里。邓绍昌又将小平送到北山小学堂接受新式教育，整个学校100多人，分甲、乙、丙、丁4个班，邓小平分在丁班。这时开设的新课有国文、算术、修身、体操等。国文老师邓俊德是一个不满封建礼教、思想激进、曾参与过一些维新变革活动的新派人物，他经常抛开书本进行一些“野路子”的教育，像黄巢起义、太平天国运动、义和拳运动等史事，这种启蒙教育对幼年邓小平思想影响非常大。

在北山小学堂期间，邓小平还有过一次“偷钱”的经历。1915年，邓希贤（邓小平小时候的名字）考上了广安县高小。这在当时来讲是很不容易的，广安县只有这么一所高小，每年只招一两个班，能考上的都是优秀的学生。广安离家10多千米路，邓希贤只得住校，每周回一次家。

一天，在邓家老院子里，邓文明把全家人召集在一起，他满脸怒气，大声问道：“你们谁做的好事，快点承认！”这是怎么回事呢？原来邓文明在查账时，发现丢了5块银元，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5块银元可买5担谷子。院子里空气有点紧张。这时，只见邓希贤站了起来说：“是我拿的！”说着他拿起一根竹片递到父亲手里，转过身去，意思是情愿挨打。邓文明没想到自己的儿子偷了银元，气得脸都变了色，挥起竹片打了下去，一下、两下、三下„„母亲想要拉住，一看邓文明那张铁青的脸，没敢说话。

邓文明打了几下，看到儿子忍着不哭，泪水在眼睛里转来转去，他想到平时这孩子很节俭，给他零花钱都舍不得花，怎么偷偷拿这么多钱呢？于是他放下竹片，大声喝问：“你说，这钱你干什么用了？”小希贤忍着疼痛，倔强地站在那一声不吭，母亲着急了，拉着儿子的手说：“好孩子，你快 说，让我们都急死了呀！”邓希贤看着母亲眼里的泪珠滚落下来，才说出其中的原委。

原来，有一天在放学的路上，他看到有个同学在哭，哭得好伤心。他便走上前问道：“你怎么了？”那个同学说：“我妹妹病了，发高烧，躺在床上快要死了！”“那快去请医生呀！”听了这话，那个同学哭得更伤心了。邓希贤打量了一下这个同学，他身上的衣服补丁摞补丁，心里明白了，没有钱怎么请医生呀！回到家里，邓希贤一个晚上没睡好觉。第二天早上他悄悄拿了父亲的五块银元来到学校塞给那个同学说：“快去请医生给你妹妹看病！”父亲听了儿子的叙述一下子明白了，呆在那里不知说什么好。他一把抱住儿子说：“你为什么不早说啊！”小希贤回答说：“我偷了钱是该挨打，有什么好说的！”

（这一笔钱在当时可以买500斤稻谷，是邓小平从父亲那里偷来的。其实这时邓小平家也不是特别宽裕，家里全靠母亲织布养蚕撑着。不久，邓绍昌便发现丢了钱，气愤地把全家召集起来查问，当得知是小平所为时，邓绍昌操起一根竹片怒打。后来母亲知晓儿子拿钱的原因后，心疼地把儿子搂在怀里。）短腿裤和长命毛巾

30年代初，邓小平任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当地人民的生活还很艰苦，一些生活用品奇缺。邓小平一再倡导干部们要 艰苦朴素，并处处以身作则。

一次开完县委会议后，邓小平回到宿舍翻看文件。正在扫地的工作人员小吴抬头忽然发现邓小平的裤子都几乎缩到小腿肚子上了。“邓书记，您都可以不用挽裤腿??河了！”小吴笑着说。“这可是我最时髦的裤子！虽短些，可还是挺好的嘛！”邓小平认真的样子逗得小吴咯咯直乐。事实上，作为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并非真的连新裤子也穿不起。只是在当时艰苦的情况下，邓小平不想自己搞特殊化。那条灰白色的裤子是他唯一一条没有补丁的裤子，只有在参加重要活动时才舍得穿。但是时间久了，裤脚磨破了，他就让妻子把破的地方卷进去缝好。时间久了，裤子自然变得越来越短。

小吴扫完地，又走过来问道：“邓书记，我发现您那条花格毛巾都用了整整两年了，还没有破，而我的那条毛巾用了不到半年，现在已经不能用了，您一定有什么使用毛巾的窍门吧。”“有！你以后看我怎么洗脸就知道了！”邓小平笑着回答。以后几天，小吴惊奇地发现邓小平在洗脸时不是拧毛巾，而是用手挤毛巾。“毛巾是线织成的，拧来拧去很容易拧断。用手挤，水顺着线纹流下去，不是比拧更好吗？”小吴这才明白，邓小平这么做原来是为了节约，她感到一阵惭愧。于是，她不仅自己使用了这个窍门，还把窍门告诉给了其他人。

精神：热爱人民 红薯的故事

1931年的一个夏日，一位头戴草帽、脚穿草鞋的年轻人在火辣辣的太阳下大步朝前走着。他就是刚刚被任命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邓小平。“只有经济发展了，才能改善人民的生活，调动他们的积极性，真正使瑞金成为牢不可破的铁壁铜墙。”邓小平说。

当时的瑞金已经完成了土改工作，可是分到土地的农民究竟生活得怎么样呢？邓小平决定亲自去看一看。一天中午，邓小平来到了村子里。当他走进农民黄木生家时，看到他们一家人正在吃着野菜红薯拌饭。

“老黄，秋粮刚刚收下来，你们怎么吃野菜红薯呢？”邓小平疑惑地问。黄木生好不容易才开了口。邓小平这才知道，黄木生家里虽然分得了三亩地，但都是山田，土质差，又缺水，根本不能种水稻，只能种红薯。然而，即使种红薯，也收不了多少。

邓小平一听就明白了，这里面肯定有人在捣鬼。于是，第二天，邓小平就挨家挨户地调查，惩办了暗中捣乱的地主土豪。随后，他又发动大家重新丈量土地，并按照好坏均分、远近搭配的原则合理分地。这样一来，贫苦农民都乐了。

有一段时间，前线用粮紧张，为了让前方的战士们吃饱，邓小平规定干部们每人节省8到15斤粮食，支援前线。邓小平带头执行规定，经常煮稀饭充饥，等到收红薯时，便常用红薯来填肚子。“心里装着老百姓，吃苦在前，享受在后”，这一原则伴随 着邓小平的一生。

精神：临危不惧 血战羊儿岭

1939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侵华日军于1939年9月开始对我华北八路军根据地推行一种所谓的“囚笼政策”，即以铁路为柱，公路为链，碉堡为锁，并辅以封锁沟和封锁墙，妄图以此分割、包围、困死八路军。

面对严峻形势，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司令与八路军129师师长刘伯承、政治委员邓小平正考虑如何发起一场大战役，以挫败日军的“囚笼政策”，这就是著名的“百团大战”（即八路军投入近百个团与日军作战）。

1940年8月，129师调集了7个团参战。8月22日夜，他们以迅猛之势，向铁路各据点的日军发起进攻，使日军遭受重创。8月31日，日军在飞机、大炮掩护下，调重兵对129师所在的晋中地区进行猛攻。

9月2日，邓小平和刘伯承派警卫营长向129师师部附近的羊儿岭高地的指挥员下达了要死守阵地的命令。不料，此时羊儿岭高地已被日军占领。阵地指挥员接到命令后，立刻召集各部队向羊儿岭发起猛烈反攻。八路军虽然武器比不上日军，但八路军战士同仇敌忾，英勇作战，前后共发起13次冲锋，一次次与日军展开肉搏战。面对八路军奋不顾身的气势，日军用飞机进行低 空扫射，还对八路军施放毒气，但仍然无法阻挡八路军的猛烈攻击。经过惨烈的血战，羊儿岭高地被夺回。日军又马上组织反扑，但一次次被打退。

这次阻击战从9月2日早晨6时打响，整整持续了15个小时。战斗挫败了日军合围129师指挥机关的企图，掩护了129师指挥机关及各部队的转移，使129师由被动转为主动。

精神：坚忍不拔 “邓小平小道”

在“文化大革命”中，邓小平被押送到江西省新建县。白天他要到拖拉机修造厂参加繁重的劳动，其他时间基本上不能和外人接触。对国家命运的忧虑时常让邓小平夜不能寐，失眠症越来越严重，只能靠吃安眠药勉强入睡。邓小平知道，总吃安眠药对身体是十分有害的，在逆境中更要有强健的体魄。1970年1月1日，邓小平郑重地向负责照顾他的黄文华说：“从今天起，我不再服用安眠药了。”邓小平说到做到。在停止服药的同时，他加强了锻炼，他采用散步的方法来缓解压力。每天上午，他步行去工厂，一个来回就是5000步。午睡起床后，他在院子里再走5000步。就这样，60多岁的邓爷爷每天坚持走一万步。一天，邓小平走完5000步，步履轻盈地走上台阶，黄文华便问道：“老邓，你来江西劳动好几个月了，身体坚持得了吗？”邓小平笑着说：“先作一个五年计划，不行再加五年！”就这样，邓小平无论是 严寒，还是酷暑，从不间断走路锻炼。久而久之，他走出了两条小路，一条是将军楼到工厂，一条在将军楼的院内。和邓小平一起工作的人们亲切地将他踏出来的小路称为“邓小平小道”。

精神：忠心爱国

“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

1980年2月12日，是我国农历大年三十。邓小平带着女儿邓楠和外孙萌萌、外孙女眠眠一起来到岳飞的墓地岳王庙。

马上要过年了，小萌萌不明白外公为什么要他们到这个地方来。原来，岳飞是邓小平从小就熟知的抗金名将，他十分佩服岳飞精忠报国的精神。邓小平带萌萌到这里来，就是为了让他感受一下岳飞的浩然正气，教育他要从小热爱祖国，长大以后报效祖国。在岳王庙的正殿，邓小平满怀深情地给萌萌讲起了岳飞的故事。邓小平牵着小萌萌的手，默默地围着岳飞墓转了一圈，然后，他们来到了幕道边上的铁栅旁。铁栅内，是谋害岳飞的秦桧夫妇等四个奸臣的跪像。邓小平用手指着几个奸臣说：“英雄总是被后人怀念，坏人却总是被后人所唾弃。”接着，他给小萌萌念起了门柱上的一幅对联：“青山有幸埋忠骨，白铁无辜铸佞臣。”邓爷爷语重心长地对小辈们说：“这对联写得好，我们要像岳飞一样精忠报国才是啊！”

精神：自强不息 “中国不能再落后了！”

1986年3月，邓小平在中南海的办公室里盯着书桌上的一份报告，正在沉思。这是我国4位资深科学家的呼吁：“世界高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中国不能再落后了”！邓小平拿起笔，毅然在报告上批示：“这个建议十分重要”，“找些专家和有关负责同志讨论，提出意见，以凭决策。此事宜速作决断，不可拖延。”

1986年，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国务院批准了《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纲要》（即“863”计划），从此，中国有了自己的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这是一个直接决定中国二十一世纪国际竞争力的宏伟计划，是促进中国经济持续发展，维护中国大国地位的重大决策。

发展高科技离不开优秀人才。于是，邓小平听取了著名科学家李政道关于培养博士与博士后的介绍。随后，邓小平明确了要培养博士后的意见。接着，中国逐步建起了一套较完整的博士后流动站制度。

邓小平的英明决策很快让中国企业受益。广东有一家空调器厂曾从日本引进生产技术和设备，双方合作较为顺利。后来，该厂向日本方面提出引进一些高新技术时，遭到日方断然拒绝。于是，这家厂只能请“863”计划的专家帮助解决难题。在专家组的支持下，工厂终于建起了自己的生产线。这样一来，日本厂商竟主动找上门来要求与该厂合作。一位国家科委的干部深有感触地说，国际技术合作的实质是什么？就是珍珠换玛瑙。没有珍珠 就不可能得到人家的玛瑙。

精神：无私奉献 “一位老共产党员”

1992年5月16日，一辆黑色小卧车停在北京团中央所属的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办公室所在地。两位军人下车后直奔捐款办公室，他们对工作人员说明来意：是受一位老人之托，来为“希望工程”捐款的。留下3000元钱后，他们转身就要走。在被要求留下那位老人的名字时，一位军人便在捐款人姓名一栏写下了“一位老共产党员”。

经过多方查询，办公室的工作人员终于查到那两位军人是邓小平身边的工作人员，而“一位老共产党员”正是深受全国人民爱戴的邓小平。到了秋天，这位“老共产党员”又向“希望工程”捐款2000元。邓小平的这两次捐款充分体现了他对贫困山区孩子的殷切关怀。

接到邓小平的两次捐款后，基金会同志经过认真研究后作出决定，把这5000元全部分配到邓小平曾经工作和战斗过的广西百色革命老区。不久，一座崭新的希望小学便在当地建立起来了，曾经失学的孩子们终于重圆了上学梦！女学生周标亮代表全校得到资助的同学给邓爷爷写去了一封饱含深情的信，信中这样写道：“邓爷爷，您的工作多忙呀，可您还时刻惦记着我们这些老山区里的娃娃。我们感到，虽然您住在北京，离我们很远很远，但您的心与我们贴得很近很近。” 精神：开拓创新 上海是我们的王牌

上海，是中国的第一大都市，在国际上有着独特的影响。新中国成立后，上海为全国的建设和发展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在上世纪80年代，上海的发展却面临着窘境。怎样使上海再造辉煌，这是摆在中国政治家面前的一个重大战略问题。

邓小平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和政治家，他以开拓创新的眼光果断地作出决策。在设计中国扩大改革开放的蓝图时，他把目光移向了上海，他要把上海引上新的发展之路。从1988年到1994年，邓小平在上海连续过了七个春节，在此期间，他作了实地考察，并多次作了指示。

1990年3月，邓小平说，上海是我们的王牌，把上海搞起来是一条捷径。浦东开发不到一年就获得了喜人的成果：有20多个中外资银行、保险公司、证券交易所在浦东落户；有180多个外资项目被批准，总投资8亿多美元；内资企业新建700多个，总投资9亿多元人民币；十大市政工程陆续动工，投入资金140亿元人民币„„

1992年春，邓小平南下视察，再次来到上海。在了解上海的经济发展成就后，他明确指出，上海目前完全有条件搞得更快一点。上海在人才、技术和管理方面有明显的优势，辐射面宽。

1992年10月，江泽民同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四次全国代表 大会上正式提出：“以上海浦东开发、开放为龙头，进一步开放长江沿岸城市，尽快把上海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带动长江三角洲和整个长江流域地区经济新飞跃。”今天，上海这张王牌正在中国的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2010年，上海将基本建成国际经济、金融、贸易中心之一，浦东也将成为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外向型、多功能、现代化的新区。精神：实事求是

白猫与黑猫

邓小平家中挂着一幅《双猫图》。图中的一只猫浑身雪白，绒毛轻柔；另一只猫乌黑透亮。《双猫图》的上方，是几行遒劲有力的题词：“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幅图是人称“江南猫王”的老画家陈莲涛特意为邓小平画的。

“不管白猫黑猫，会捉老鼠的就是好猫”这是邓小平的一句名言，反映了邓小平安邦治国的一个重要观点。“猫论”言简意赅，却包含着深刻的哲理。形式必须反映内容，手段必须服从目的，这个重要的认识论和方法论，贯穿于邓小平的治国谋略和社会主义建设思想的各个方面。

在“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上，邓小平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搞社会主义，首先要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社会主义发展的道路上，邓小平强调各个国家都应当根据自己的特点，自己国家的情况，走自己的路。既不能照搬西方 国家的做法，也不能照搬其它社会主义国家的做法。邓小平说，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戒烟趣闻之一：

陆铿是香港著名记者，曾多次访问北京，并与邓小平会见。1988年，香港百姓文化事业有限公司出版了他的专著《风云变幻的邓小平时代》，受到了舆论界的重视和好评。该书对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给予高度评价，也介绍了他在与邓小平会见中，反映邓小平性格与特点的一些趣事。

书中写到：邓小平没有架子，平易近人。说话不绕山绕水，开门见山，一句是一句，而且有幽默感。比如，当我谈到香港问题时，他就说，到期收回，不是单收回九龙，而是像广东人说的“办烂”，并向在座的邓颖超和方毅解释，“办烂”就是统统收回的意思。而且说，收回之后，制度不变，可以告诉在香港的亲戚朋友放心。表现得很干脆。邓为人豁达，看得开。已经确认香烟有害于身体健康，因此美国香烟广告都要同时刊出有害的声明。邓小平很诚恳地表示：像我这样的人，没有其他的嗜好，只是抽抽香烟。而且年纪这么大了，何必再戒除呢？如果因抽烟而缩短寿命，也只好认了。说得在座的人都笑了起来。戒烟趣闻之二：

邓小平戒烟的趣事还有一例：1988年3月25日至4月13 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在北京举行。一天下午，大会选举国家领导人。在主席台上就座的邓小平投过票后回到自己的座位，便习惯地点燃了一支香烟吸起来。坐在台下大厅中间的一位代表看见了，便对坐在旁边的另一位代表说：世界无烟日刚过，全中国全世界都大力宣传吸烟危害健康，小平同志为什么烟瘾这么大，开大会还吸烟呢？于是商量后决定向邓小平提出意见。

不一会儿，主持大会的宋平手里出现一张小字条，上面写着一行字：“请小平同志在主席台上不要吸烟。”宋平看过字条后会意地递给邓小平。

邓小平看了看，笑着赶快把正在吸着的烟熄灭了。

此后，邓小平在主席台上再也没有吸烟。

事后，那位全国人大代表，一提起他在人民大会堂给邓小平写字条提意见的事，逢人便说：“邓小平同志这样认真地接受我们的意见，真使我们非常感动。” 邓小平法国开豆腐店

经过在学校一年的学习，邓小平顺利通过各项考试和检查，于1920年8月21日与80多名川东弟子一道在重庆码头登上开往万县方向的“吉庆”轮，沿宜昌、汉口、九江一路顺水东下，最后抵达上海，在这里改乘法国邮船“鸯特莱蓬号”驶出吴淞口，开始了赴法求学的漫长历程。

法国的勤工俭学生活对他们来说是很不容易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爆发了新的经济危机，从1920年下 半年后，欧洲开始出现一派萧条的景象。20世纪20年代早期的法国正处于经济危机的中间阶段，伴随工业由战争到和平时期的转变和百废待兴局面的到来，经济状况也是凋敝不堪，经济结构暴露出严重的不合理。由于工业原料缺乏，许多工厂相继全部或部分停产，加上一批军工企业的关闭，致使法国失业工人剧增，就业格外困难。同时，由于战后法国政府迭加新税，法郎贬值，物价飞涨，人民生活十分困难。在这样严重的形势下，中国留法勤工俭学学生的生活受到极大的影响，工作非常难找。他们很快就发现自己持有的中国的学历证明资料在进入法国高等院校时不能被接受，他们的法语口语还不能应付学习的需要。大部分人想到巴黎那些雇用大批外国工人的大型工厂去打工，如巴黎南郊的比顿古尔市的雷诺汽车厂。邓小平在法国最后三年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那儿打工度过的。在那里，邓小平与其他勤工俭学的学生同甘共苦，非常亲密地住在一起。但中国人即使是在那些较好的大工厂打工的，工资也只有普通法国工人的一半。他们处于欲工不能，欲学不得的困境之中，许多人由于政治的原因或社会的原因加入到新生的共产主义运动中。到1920年底，在法国的1600名勤工俭学学生中，已经做工的不到总数的四分之一，而由于冬季到来又失去工作的几乎又有做工人数的四分之一。为了节省开支，他们只能住在贫民窟里，有的则合租房间，自己动手做饭。平时吃面包加卷心菜或洋芋，因为价钱太高，连西红柿也不敢多买，逢年过节或遇上喜庆的事，能吃上腌黄瓜、香肠就算是改善 生活了。这些学生因为营养不良，面黄肌瘦，有的人长久躺在潮湿的花园草地和地板上，导致腿脚肿胀，行走困难。在不到两年的时间里，病死者就达61人，送医院就医者有80余人。这些病死者和就医者，都是住在巴黎及其附近的勤工俭学的学生，人数占当地勤工俭学学生的五分之一。

这时，邓小平家中也已无力寄钱给他，他只能艰难度日。冷酷的现实，使得邓小平等原想出国留学的理想化为泡影。

面对这种情况，为了解决勤工俭学的费用，1922年6月，在周恩来的倡议下，由邓小平负责主持，在巴黎开办了一间“中华豆腐店”。在豆腐店里，大家轮流推磨豆腐，干得非常愉快。大家你说一个笑话，他哼一个小曲，其乐融融。周恩来还吟起了古人的豆腐诗：“旋轮磨上流琼液”，邓小平则和起下句：“煮月铛中滚雪花”。大家听后拍手叫好。邓小平热情好客，很有组织能力。这间具有东方风味的豆腐店，很快吸引了法国人，豆腐店闻名巴黎，大有供不应求之势。于是店里决定用定时供应、售完为止的措施限制销售。在邓小平和同学们的努力经营下，豆腐店的销售品种不断增加，由单一的豆腐扩大到豆浆、豆腐脑、豆腐干、冻豆腐、臭豆腐等许多品种。就这样邓小平开店卖豆腐，解决了留法勤工俭学的饮食和学费，也为当时中共旅欧支部提供了活动经费，起到一举两得的作用。在邓小平等学生离开巴黎后，旅法华侨接管承办了豆腐店。这个店后来有了很大发展，驰名欧洲。

第五篇：钱学森爷爷的故事

钱学森爷爷的故事

尊敬的领导，亲爱的同学们

大家好！我是三堂中心小学五(三)班学生游睿婵，今天我讲述《钱学森爷爷的故事》。

1900年，八国联军残忍的践踏了中国这块文明而古老的土地，干了很多惨不忍睹的事。大量的鸦片输入中国，强占我们的土地，掠夺我们的资源。犯下屠杀中国人民、火烧圆明园等滔天罪行，为什么帝国主义肆无忌惮的在文明的中国烧杀抢掠，他们凭什么？凭什么？就凭那时的他们比我们强。强大！我们要强大，强大了自然就没人敢欺负。

于是，许多英雄人物忧国忧民、奋起抗争。钱学森爷爷就是其中的一位：他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习时，有位美国同学傲慢地讥笑说：你们中国愚昧、落后，中国人都是“东亚病夫”。钱学森怒不可遏，他双目圆睁，大声说道：“目前我的国家是很贫穷，作为她的孩子，我很痛心。中国现在整体实力是比你们落后，但谁又能保证几十年后，中国不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国不会变成世界强国？”正是这种强烈的爱国情感，才驱使他奋发学习，成为冯·卡门教授的得意门生。虽然他有着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工作条件，可他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他对每一个夸奖他的人都会说：“我是中国人，我现在所做的一切，都是在做准备，为的是回到祖国后，能为人民多做点事。”开国后，他的归国之

心越发强烈，他把这件事告诉了别的留学生，他们却说：“现在的祖国要钱没钱，要设备没设备，现在回去搞科学研究，只怕有困难。”钱学森归国之心丝毫没有动摇。在他打算离开美国的前几天，美国移民局告诉他：“不准回国！”移民局威胁道：“如果私自离境，抓住了就要罚款，要坐牢！”没过几天，他果然被抓进了拘留所所。在看守所，钱学森爷爷向罪犯似的被监禁着，他回忆道：“我被拘禁了15天，体重下降了30磅。在拘留所里，每天晚上特务隔一小时把我喊醒一次，使我得不到休息精神上陷于极度紧张。”就在这种情况下，他依然坚守着报效祖国的信念，在周总理的关怀下，1955年，他终于带着家人回到了祖国的怀抱。后来，他成为我国的导弹之父为我国的国防事业做出了重大贡献。

时光荏苒，沧海桑田，我们的祖国已日益崛起，如巨龙昂首奋起，这都是老一辈求索不息的结果。现在，国家面临着各种不确定因素：南海风云、东海狂涛时刻威胁着我们民族复兴的进程。21世纪，年少的我们肩负着祖国的未来，民族能不能复兴，中国能不能圆梦，就靠我们今天的努力，明天的奋斗。所以我们一定要像钱学森爷爷那样，胸怀大志，努力学习。未来，民族一定会因我们而振兴，中国一定会因我们而圆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