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我在美丽的日本》与《我在暖昧的日本》——川端康成与大江健三郎之比较
何春兰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064）
摘 要：川端康成和大江健三郎是目前为止日本文学史上仅有的两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文坛巨匠。两位作家借着自己精心准备的演说辞，将日本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统一展现于全世界。
关键词：川端康成；大江健三郎；《我在美丽的日本》；《我在暧昧的日本》 中图分类号：I31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3）04-0129-03 川端康成是继印度大诗人泰戈尔之后摘取世界文坛丹桂的第二位亚洲人，通过在瑞典首都斯德哥尔摩的获奖演说辞《我在美丽的日本》，他向全世界展示了日本式的美，而比川端小36岁的大江健三郎作为第二位荣膺此奖的日本作家，通过其演说辞《我在暧昧的日本》，站在全人类的面前反思日本文化。
虽然两人都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但他们的境遇却不尽相同。川端康成作为日本近代文学史上的巅峰人物，在日本国内享有很高的名望和地位。相比之下，大江健三郎在国外的名气则远远超过了日本国内，虽然大江成名较早，但因为其所谓的“左倾”思想而受到日本文学界的种种压制，正如大江自己说的，他在日本是一个差点被读者遗忘的作家。如果说川端的作品凭借其传统的日本特色打动了瑞典学院的院士们，那么大江的作品则以现代性和国际性引起了全世界的共鸣。
一、时代背景
1968年川端康成的获奖，要在冷战开始、东西方文化对立的背景下把握。川端的作品大多完成于二战结束后的40、50年代，二战的失败，让日本军国主义的美梦化为泡影，再加上随之而来西方强势文化的大量涌入，使得日本传统文化遭到沉重的打击。也正是在这种氛围笼罩之下，川端完成了获奖作品的创作。瑞典皇家文学院在其颁奖辞中，对他给与了这样的评价：“川端先生忠实地立足于日本的古典文学，维护并继承了纯粹的日本传统的文学模式„„这份奖状，旨在表彰您以卓越的感受性，并用您的小说技巧，表现了日本人心灵的精髓。”可以说，川端之所以能够摘得桂冠，最大的原因就是他在独到、准确地把握日本人心灵精髓的基础上，将日本传统文化谱写成了一曲具有异国情调的哀艳挽歌。对于西方人，他扮演了一个完全不同的他者，所以瑞典学院和他的关系如异性之恋。
然而岁月如流，26年后大江健三郎作为日本作家再次登上领奖台，此次的获奖则要在冷战结束、经济全球化带来文化全球化以及文化一体化的背景之下考察。此时世界进入多极化的发展趋势，虽然东西方文化的冲撞仍然存在，但已俨然朝着相互包容、相互融合的大方向发展。瑞典学院将此次的奖项颁发给大江，明显地反映出他们对诺贝尔文学奖评选标准的转变，即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希望东方世界能以与西方世界平等对话的方式探索新的民族文化。大江在他的作品中，以自己的亲身经历为根基，勾勒出人类共同关注的问题，从而引起共鸣。因此，在瑞典学院眼里，大江是一个被认可的新人，他们的关系似同性相惜。
二、创作风格
在自身经历中的“孤儿根性”和“畸婴体验”是两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楚。这种悲惨的遭遇实属人生之大不幸，但也正是这种人生的寂寞和悲痛，给两人的创作带来了巨大的动力。
川端康成，1899年生于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的一个医生家庭。在他幼年时期，父母、姐姐和祖母便相继离世，15岁时，与他相依为命、双目失明的祖父也溘然长逝。穿过童年的悲苦和少年的彷徨，直到成长为一个青年步入社会时，又时逢第一次世界大战和1923年发生的关东大地震所带来的社会大动荡。这些遭遇使得川端的性格自幼便附上了浓郁的孤儿伤感禀性。而这种“孤儿根性”又深刻地体现在他的人生观和文学作品之中。川端同情和他有过同样经历、生活在社会最底层的普通民众，特别是那些年轻而美丽的女性，常常以她们作为小说的主人公，描写她们的纯洁与不幸。从先前作品中所显示的孤儿内心的恐怖，到后期作品中的凄凉的感觉，都反映了川端对爱的渴望以及对这一失缺的弥补。
大江健三郎，1935年出生在爱媛县喜多郡大濑村。刚进入小学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小学三年级，父亲和祖母相继去世，这是大江人生中遭受的第一个打击。12岁时升入大濑中学，适逢日本战败后新宪法的颁布与实施以及和平民主主义思想广泛传播之时，这对大江基本政治观念的形成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特别是1963年先天性头盖骨缺陷的畸婴—大江光的诞生，和同年夏季参加调查原子弹爆炸事件的广岛之行，对大江的触动很大，成为他生活和创作的转折点，他开始反思战争给人类带来的灾难。诚如大江在演说辞中所讲：“作为曾践踏了亚洲的侵略者，他们染上了历史的污垢。”面对畸婴的降生，今后应如何抚育这个残疾的幼小生命，承担起作为人父的责任，对于大江来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这也直接催生了《个人的体验》以及《万延元年的足球队》这两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作品。大江在写自己的同时，也在写全世界，写全人类，他将人物的命运置身于社会历史当中，使之升华到具有全人类普遍意义的深刻境界。
三、文化资源
川端康成大学时期主修国文，受日本古典文学特别是《源氏物语》的影响较深，因此他钟情于日本传统的风雅精神。在瑞典学院发表获奖演说时，川端身穿和服，用优美的日文将日本的文化展示给全世界的读者。在《我在美丽的日本》中，川端一共谈到18位有名有姓的日本文化名人，然而却没有提及任何一位西方作家。他通过介绍道元、明惠、良宽、西行、一休禅师的和歌，芥川龙之介、太宰治的小说、《古今和歌集》《伊势物语》《源氏物语》《枕草子》的古典传统，以及东洋画、花道、茶道的精神，深入细致地剖析了日本区别于西方的“美的传统”，以幽玄的言辞，给自己的国家披上神秘的美丽面纱。
比起川端，大学时期主修法文和法国文学，在斯德哥尔摩用英文宣读演说辞的大江却坦言自己深受西方文化资源的影响。诚如《颁奖辞》中强调大江“受到以但丁、巴尔扎克、艾略特和萨特为代表的西方文化的影响”一样，在其演说辞中，他首先以美国作家马克·吐温的《哈克贝里·芬历险记》以及瑞典儿童文学女作家拉格洛芙的《尼尔斯骑鹅旅游记》为开篇，将自己和西方文学巧妙地连接在一起。然后高度赞扬爱尔兰诗人叶芝的文学在破坏性的盲信中守护了人类的理智并承认他的小说《燃烧的绿树》中每一处都投下了叶芝诗歌意象的影子。紧接着，在全篇内容里不断地谈及对他的文学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的西方作家以及欧洲的人文主义思想，以此来阐明自己和西方文化资源的深厚渊源。
四、美学意识
川端康成以表现日本传统之美而闻名。他在继承日本传统美学的基础上，注重吸收20世纪初西方达达主义的思想表达方法：“即从精神分析派在分析梦时使用的一种叫‘自由联想’的方法所引导出的主观的、直观的、感觉的新表现法的暗示。”从而形成自己独特的美学风格。1968年在《我在美丽的日本》这篇优美的演说辞中。川端用一抹淡淡的幽玄的文学底色构筑了一幅日本古典传统的绚丽画卷，向世界展示了日本式的美。
首先，《我在美丽的日本》以道元禅师的“春花秋月夏杜鹃，冬雪寂寂溢清寒”为开篇，依次介绍了明惠、西行等诗僧的和歌，围绕这些和歌，川端阐述了歌人的自然观，并将读者带入一个人与自然融为一体的美学境界。其次，在这篇演说辞中，川端引用一休禅师的和歌以及“逢佛杀佛、逢祖杀祖”、“不立文字”等禅宗理念，分析了禅的精神与日本文艺的创造、鉴赏的关系。他说有的评论家说他的作品是虚无的，但是“这种无，不是西方的虚无，相反，是万有自在的空，是无边无际无尽藏的心灵宇宙”。也就是说，日本式的“无”包含着无限之心，在这一无尽藏的世界中孕育出日本的和歌、茶道、花道等传统文化，这与禅宗的精神是相通的。
相对于川端康成，拯救，是大江健三郎创作的心路历程。大江的小说，包括在斯德哥尔摩的演说辞，都呈现出一种以个人体验的审美感受为根基、以边缘存在的伦理抉择为枝干、以面向灵魂拯救的信仰之旅为果实的独特叙事美学。
边缘存在中的艰难抉择，大江在其演说辞中提到：“我觉得日本现在仍然持续着开国120年以来的现代化进程，正从根本上被置于暧昧（ambiguity）的两极之间。而我，身为被刻上了伤口般深深印痕的小说家，就生活在这种暧昧之中。”简短的几句话，极为准确地概括出战后日本的尴尬处境和日本人的生存困境。在此困境中，大江尝试着将西方存在主义思想、人道主义精神与东方传统伦理交相融汇，以荒诞滑稽的笔调，凸显存在之痛与抉择之难。
五、战争理念
20世纪的前半叶是一个战火纷飞的时代，而川端和大江都目睹并体验过世界大战以及战争给人们带来的心灵创伤，给社会带来的混乱。但是，由于两人迥异的个性和文学观，以至于在同样的战争背景下，他们的态度却截然相反。
川端康成先天体质孱弱，加上畸形的家境、寂寞的生活，养成了他抑郁孤僻的内向性格。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川端忙于学业，沉湎于个人生活的小圈子中，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那时在日本文坛已经享有盛誉的他，也只是采取了“最消极的抵抗”。在川端的演说辞《我在美丽的日本》一文中，他通过引用诸多古典文学诗词，来抒发自己对于日本这个民族的美的体验。从禅宗，到茶道、园林、盆景，甚至古伊贺陶瓷，都不忘向西方世界做一番介绍，但对于给亚洲人民造成巨大损害和痛苦的侵略战争，他却只字未提。由于自身的“孤儿根性”和日本传统文化中的中和思想的影响，在艺术与战时生活的相克之中，他抱着一种悠然忘我的态度，企图保持着超然的心灵境界，钻进古典文学传统中去寻找归宿。对于川端而言，对战争的反思，就是对民族历史文化的重新认识和唤醒。
与川端相反，大江的作品中时常流露出对战争的痛心和深深的反思之情，以及战后面对西方经济、文化、政治冲击的思考。
大江演说辞的题目戏仿川端的题目，只改了一个词，成为《我在暧昧的日本》。“美丽”被换成了“暧昧”，大江是想说明当时的日本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内的一种尴尬处境，即日本传统文化和西方现代文化的两极对立。接着他努力拆解使日本变得“暧昧”的装置，显现其中真实的危机。大江认为，不仅是文化，在社会和政治方面，日本也越发处于孤立的境地，存在着各种潜在的危机，战争便是其中之一。日本进入工业化比较早，而此后经济上的发达，殖民潮的影响，再加上军国主义扩张势力的阴谋，把日本一步步拖入侵略战争的罪恶深渊，这使得那些曾背负过战争创伤的“战后文学者”们不得不深刻地反省。在其演说辞中，大江指出：“„„对日本军队的非人行为做出痛苦的赎罪，并以此为基础，从内心深处祈求和解。我愿站在表现出这种姿态的作家行列的末尾，直至今日。”为此，他毅然谢绝了由天皇颁发的文化勋章，以最大的热情和毅力，投入全人类关注的反对核试验、反对美日安保条约的运动中，用行动证明着他的誓言。
面对这两位日本文学界的大师，可以说，川端是日本战后文坛的领军人物，他将日本文学传统推向了一个高峰，其作品是日本文学“民族性”的集中体现；而他的晚辈大江像一个勇敢的探索者，他超越了本民族的纯文学轨道，带着“世界模式”的日本现代文学，带着东西方文化交融的硕果直接与西方对话。这两位文坛巨擎借着代表至高荣誉的领奖台，借着自己精心准备的演说辞，将日本文学的传统与现代、民族性与世界性的完美统一展现于全世界。
第二篇：他在美丽的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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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美丽的日本
------------------《我在美丽的日本》书评
说到日本文学家，想必映入我们脑海的便是川端康成-------那个笔下文字里透出那份日本传统的物哀、风雅与幽玄的作家；那个带着悲情色彩、半生坎坷、孑然一身，在获得诺贝尔奖后，选择离开了这个他又爱又恨的世界的文学家。
《我在美丽的日本》是川端康成的散文集，那一篇篇美丽的散文如同川端在低声细语，捧起书来仿佛聆听他的谆谆教诲。
《美丽的日本》川端先生在获得诺奖时的致辞。在那些风雅的文字中，川端将内心那份幽玄静谧的禅学思想抒发得淋漓尽致。无论是引用道元禅师的“春花秋月杜鹃夏，冬意皑皑寒雪加”，还是良宽禅师的“秋叶春花野杜鹃，安留他物在人间”，抑或一休禅师的“并非逃遁厌此世，只因独爱自逍遥”，这些俳句无不透出一份追求闲适、无欲无求的禅宗思想。从此我喜欢阅读他的文字，在城市的喧嚣中，在纷繁的杂乱中，他如徐来的清风，抚慰我烦躁的心灵，给我以宁静。
在川端看来，美与悲是密不可分、相辅相成的。他继承着平安王朝文学的幽雅而纤细颇具女性美感的传统，并透过雅而美，反映内在的悲伤和沉痛的哀愁。正如《伊豆的舞女》中，舞女和“我”自始至终没有向对方倾吐一句爱慕之情的话，川端把悲从属于美，又使美制约着悲，淡淡的悲与真实交织在一起，这或许便是自《源氏物语》之后日本美学中那份传统的物哀吧。他用轻盈的笔触描绘他的家乡——日本，伊豆的温泉，艺妓，那样真实，生动。记得最清楚的是那个公主小袖石，说美丽的公主为了殉国，从河滩跳下去，后来河边的石头都带上公主袖子的花纹，也想有那样一颗石头，像坚强的公主一样纵身跳向不可知的未来。
川端康成幼年时父母病故，告别姐姐，随祖父母迁居大阪。入学之后，祖母、姐姐、祖父又相继去世。这些造成川端康成强烈的孤独感，却使得他极力在文字中追求热量和温暖。
川端康成对美是敏感的。有传统日本文化中的美，也有一半日常生活中他人留意不到的美。
他在《伊豆天城》中引用了日本古代的传说来写天城山，写两侧的富士山。“下田富士是姐姐，真的富士是妹妹。不过，妹妹肌肤莹白，身材苗条，姿色艳美，因此姐姐下田富士有点嫉妒，就在当中修造了一堵叫天城山的屏障，自己畏缩在屏障这边，尽量不看妹妹的姿容，就这样地渐渐地越变越小了。尽管姐姐这样了，妹妹富士山还是思念姐姐，每天都往上伸展，越过屏障看望姐姐。所以她就变成了日本最高的山。”平常的山景，经过这个传说，顿时充满了温情。对于年少失去亲人的川端康成来说，这种温情或许于他更感能感到暖意，却也感到凄凉。
在《新版浅草导游记》中，写了一对他人看来并不起眼的流浪夫妇。“他们在女厕所前铺了一张草席，是一对流浪夫妇。丈夫倚靠在钢筋水泥墙边，手搭在妻子的肩膀上，嘴里不知咕哝些什么。妻子发出不清晰的笛音般的鼾声，慢慢地，慢慢地，她好像不觉得是在动似的，把脸儿轻轻地落在丈夫的膝盖上。这简直是无比美的爱的动作。” 川端康成对美是抱有信念的。他相信自然的美，相信美不灭。
在《记我的舞姬》中，川端康成写道：“且说人只要是以肉体而活着，寻求肉体美的这份心，是古老的梦，甚或是不灭的梦。今天的生活，强迫人作不自然的姿态和动作。因而，如果不通过舞蹈的训练，那么天赋予人的肉体那份自然的、正确的、美丽的姿态和动作早已表现不出来了。例如，前些日子我在油壶的水族馆里观赏了鱼游之美，对造化之妙，深深地入迷了。不仅是鱼，而且我观看了印度和非洲的动物生态的探险电影，感到十分快乐，这也是由于动物的动态之美的缘故。我只要仔细观察鱼在游泳、鱼在舞蹈、虫在飞、野兽在走动，就觉得再没有什么东西比人更丑陋的了，因为人常常被闭锁在犹豫里。是不是可以说，只有舞蹈才能勉强拯救这种丑陋呢。电影通过《通向美与力量之路》这部影片说明了这个问题。在我看来，最近在奥林匹克运动会田径赛和游泳项目的影片中，那巧妙的组合部分是相当舞蹈式的。”川端康成笔下的美，不是艺术性的美，不是看起来的美，而是运动的美，带有生命的美。
在不灭之美中，川端康成引用了高村光太郎的话，并进行了阐发。“美，一旦在这个世界上表现出来，就绝不会泯灭。这是诗人高村光太郎写的一句话。‘美，在不断演变。但是，先前的美却不会泯灭。’民族的命运兴亡无常，兴亡之后留存下来的，就是这个民族具有的美。其他东西都不过是保留在口传和记录之中罢了。‘提高美的民族，就是提高人类灵魂和生命的民族。’”这段文字写于日本战败之后的1969年。虽然川端康成反对战争，然而世界大战战败所带来的悲伤情绪仍能从字里行间读出。战败以后，川端康成重新审视日本古典文学，思考日本的传统，却没有因为战败，盲目地从传统中寻求自尊，张扬本国文化，而是在审视中有所超越，在更大的范围内思考“美”，思考“美”给民族和人类带来的积极意义，有失意而升华到了进取。川端康成是宽容而又深刻的。他不苛责一人一事，他能够看到表象之后的原因，反而对人和事抱有超乎平常的同情心。同样在《新版浅草导游记》中，他写道：“与这塔的情况相同，从隅田川的轮船上参观昭和的桥，不能不令人感到这是太悲哀的时代错误了。若是这样，那么隅田川沿岸的一户户人家、一个个市镇又怎样呢？它们是不是同这些桥那壮丽的近代式建筑很协调呢？哪儿的话，桥只不过更突显了市镇的凄凉罢了。这样一来，新东京引为自豪的十座大桥，实际上如果是东京悲伤感叹号的话，那么该怎么办呢？不过，这恐怕也不是复兴局的罪过，而是这个时代不好吧。”
而在《记我的舞姬》中，他也写道：“看到一些电影女演员不知道自己是受大资本家的操纵和玩弄的木偶，还以为是靠自己的力量获得成功而洋洋得意地飞扬跋扈。我感到这不是滑稽，而是悲惨。”
川端康成喜爱紫式部的《源氏物语》。研究川端氏的作品，几乎绕不开《源氏物语》。紫式部出身贵族，一生可谓春风得意，却窥见统治集团中存在的问题，字里行间流露哀伤。
在《日本文学之美》中，川端康成说：“诞生这位艺术家的国家，这位艺术家生活的年代，就是这位艺术家无法摆脱的命运吧。”川端康成生于明治维新之后，因幕府揽政、闭关锁国而丧权辱国的日本开始大力学习西方，走上了资本主义变革的道路，国家处于日新月异的变化之中；却又在有生之年，目睹日本对外大肆发动侵略战争，以致国土遭到盟军大肆轰炸，人民生活苦不堪言，最终沦为二战战败国。
川端康成的文字是美，却又不安的。他笔下的温泉、市镇、国民，是传统的、平和的、温暖的。作家的文字，让人很容易沉浸在美感之中。然而，在字里行间，又无法避免地感受到不安。迅速西化，让他担心日本传统的丧失，担心国民改变原有的特质。
他在美丽的日本，我在美丽的中国。
第三篇：我的在日本学习的论文
在日学习计划
首先，我学习日语只有短短一年，虽然取得了一级证书，但是由于与日本友人的接触机会较少，在应用方面还有很大不足，所以最重要的是在日本的大学加强对日语的巩固，争取达到能够熟练对话和流畅地书写文件的水平。在提升日语水平方面，我认为有两点十分重要。第一，是在大量阅读的基础上，加深对单词和文法的记忆。在外语学习过程中单词和语法是难中之难，对于留学生也非常重要。第二，要勇于和日本人交流。如果学习只停留在书本知识的阶段，那么就不会有进步。比如，某些特定的谚语的含义，只有在了解文化背景和谈话的具体场景的基础上才能理解与灵活运用，我希望能够利用在日的大环境，多与当地学生进行交流，学习到惯用的用法，使自己能说出更地道的日语。
在法律方面，我希望能够着重研究商法以及其中的企业法部分。原因首先是，现如今，国际化加速进展，国与国之间的经济交流也必然越来越紧密。中国现处于经济的高速发展时期，日本又是世界经济大国，中日之间的贸易往来会越来越多，在中国开设海外分公司的日本企业也会不断增加，懂得企业法学的人才在两国的合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并且越来越被需要。尤其是我生活在上海这一经济中心，留学后也会继续在上海工作发展，所以，在成为综合性法律人才的道路上，掌握商法是尤为重要的关键点。同时，全球化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国际贸易条例与国际公约，未来在企业的发展中，涉及到处理国际商务纷争的法律问题会越来越多，涉及的领域也会越来越广。所以，为了更好应对今后更加复杂的商事问题，打下扎实的公司法基础会颇有益处。
在研究方式方面，首先，课堂是打下基础的关键环节。日本的教授都十分亲切，并有自己独特的研究领域和个性化的观点。我准备在适应了语言环境的基础上，与教授尽可能地做深入的交流，消灭不懂的知识点。以及，我更希望能够与日本的法律系学生组成学习小姐，选取在商事领域比较突出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与研究，在交流中增进能力。其次，在志愿动机中我已经提到了希望通过研读日本的原著加深对现有知识的理解，所以在学习过程中，我想要充分利用图书馆的资源，对自己感兴趣的商法著作做更深入的阅读。同时，在学习法律的过程中，案例是很重要的环节，法律应用在实际中，往往会衍生出许多变化，所以我打算通过对实际案例的研讨，活用书本的知识，培养法律逻辑，锻炼思维能力。
同时，在学习法律和日本文化之余，我还希望能够在课外多多参与社会公益实践。在中国，各学校会安排中小学生在假期去社区内的公共设施，包括图书馆、敬老院进行免费服务。所以从小我就对志愿者有颗热衷的心。同时，作为生长的上海的人，我深深地意识到上海与日本同样都在经历一个老龄化问题的高峰期，对老人福利的加强迫在眉睫。如今在上海，养老设施越来越多，对于老人的看护与照料也成为社会热点问题。在我居住的街道里，每逢中国的传统节日，居民们会主动组织起来为独居老人清扫房屋，做饭，检查身体等，送去关心。所以在大阪大学学习期间，我打算多多走访大阪地区的福利机构，以养老院为主，参与志愿服务。日本的福利设施比中国更加完善周到，所以我希望在志愿活动的过程中，能学习到日本的优秀之处，积累更多服务经验，继续培养志愿者精神，并在回国后运用于今后的实践活动中。
同济大学法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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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佳瀛
第四篇：为了友谊与合作-温家宝在日本的演讲
了友谊与合作
——在日本国国会的演讲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 温家宝
（２００７年４月１２日 日本东京）
尊敬的河野洋平议长阁下，尊敬的扇千景议长阁下，各位国会议员先生：
今天，我有机会到贵国国会演讲，同众参两院议员见面，感到很高兴。我向在座各位，向广大日本国民，致以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向长期以来为中日友好做出宝贵贡献的日本各界朋友，表示衷心感谢和崇高敬意！
这是我第二次到贵国访问。上一次是在１５年前，也是在樱花盛开的四月。日本人民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次我访问贵国，是想了解日本的最新发展情况，更想为中日关系的改善和发展尽一份力，做一份贡献。如果说安倍晋三首相去年１０月对中国的访问是一次破冰之旅，那么我希望我的这次访问能成为一次融冰之旅。为友谊与合作而来，是我此次访日的目的，也是今天演讲的主题。
为了友谊与合作，需要继承和发扬中日友好源远流长的历史传统。在绵延２０００多年的交往中，中华民族和日本民族相互学习、相互借鉴，促进了各自的发展和进步。自秦汉以来，种稻、植桑、养蚕、纺织、冶炼等生产技术相继从中国传到日本，汉字、儒学、佛教、典章和艺术也为日本所吸纳与借鉴。日本先后十多次派出遣唐使，阿倍仲麻吕便是其中杰出的一位。他在中国生活了几十年，并担任唐朝的重要官吏，与王维、李白等著名诗人结为好友。鉴真和尚东渡日本，五次渡海失败，以至双目失明，但仍矢志不渝。他第六次东渡成功时已６６岁高龄。鉴真和尚把他认为能济世渡人的佛法传到日本，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前后花了１２年。他为发展中日两国人民的友谊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去年１２月，河野洋平议长在中国文化节开幕式上说过：日本文化传统中散发着中国文化的浓郁馨香，表明日中之间有着割舍不断的因缘。我想说，中国文化传到日本，贵国的先人在保持日本传统文化的同时，又有了许多新的创造和发展。我还想说，明治维新后，日本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中国大批志士仁人来到日本，学习了近代科学技术和民主进步思想，探求振兴中华之路，促进了中国的发展和进步。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开展的革命活动，曾得到许多日本友人的支持与帮助。周恩来、鲁迅、郭沫若先生等先后在日本学习和生活，同日本人民结下了深厚情谊。
中日两国友好交往，历时之久、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是罕见的。这是我们共同拥有的历史传统和文明财富，值得倍加珍惜，代代相传，发扬光大。
为了友谊与合作，需要总结和记取不幸岁月的历史教训。众所周知，中日两国人民长达２０００多年的友好交往，曾被近代５０多年的那一段惨痛、不幸的历史所阻断。日本发动的侵华战争，使中国人民遭受了深重灾难，人员伤亡惨重，财产损失巨大，给中国人民心灵造成的创伤难以用语言来形容。那场战争也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巨大苦难和创痛，对此上了年纪的人们至今记忆犹新。沉思历史，使我们更加深刻地体会到：中日和平友好，关乎两个国家的命运和人民的福祉。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是正面经验或是反面教训，都是宝贵财富。从自己的历史经验和教训中学习，会来得更直接、更深刻、更有效，这是一个民族具有深厚文化底蕴和对自己光明前途充满自信的表现。
中国老一辈领导人曾多次指出：那场侵略战争的责任，应该由极少数军国主义分子承担，广大日本人民也是战争受害者，中国人民要同日本人民友好相处。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聂荣臻元帅在战场上救助日本孤儿美穗子，亲自精心照料，并想方设法把她送回到亲人身边。１９８０年，美穗子携家人专程去中国看望聂帅。这个故事感动了许多人。战后，有２８０８名日本孩子被遗弃在中国，成为孤儿。饱受战争创伤的中国人收留了他们，把他们从死亡线上拯救出来，并抚育成人。中日邦交正常后，中国政府为这些遗孤寻亲提供了极大的帮助。至今已有２５１３名日本遗孤返日定居。他们当中许多人回国后，自发成立了诸如“中国养父母谢恩会”等民间团体，并在中国捐建了养父母公墓和“感谢中国养父母碑”，其中一个碑文这样写道：“我们对中国养父母的人道精神和慈爱之心深深地感激，此恩永世不忘„„”。
在这里，我还想提及一件事。中国北方的港口城市葫芦岛，曾是侵华日军运送石油的地方。就在几座残留的储油罐旁，矗立着一块石碑，记载了战争刚刚结束不久，在交通不便、物资极度匮乏的条件下，中国人民全力帮助１０５万日本侨民平安返回家园的历史一幕。当年从葫芦岛回国的一位日本女士，深情回顾了她的亲身感受。她说：“无论是２００多个日本孩子在石头村寒冷的夜晚得到的救助，还是在遣返途中的沿路救济，无论是东宁老乡救命的干粮，还是葫芦岛酸甜美味的柑橘，都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善良、宽容的中国人让我们落魄的惊魂得以抚慰，也让我们最终登上了回家的轮船。”去年６月，贵国前首相村山富市先生在参加葫芦岛纪念活动时说：“大遣返真正体现了中华民族的宽宏大量和中国人民的人道主义精神。”
中国政府和人民历来坚持向前看，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强调以史为鉴，不是要延续仇恨，而是为了更好地开辟未来。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日本政府和日本领导人多次在历史问题上表明态度，公开承认侵略并对受害国表示深刻反省和道歉。对此，中国政府和人民给予积极评价。我们衷心希望，日方以实际行动体现有关表态和承诺。中日和则两利，斗则俱伤。实现两国人民世代友好，完全符合历史潮流和两国人民愿望，也是亚洲和国际社会的殷切期盼。
日本战后选择和平发展道路，成为世界上主要的经济大国和国际社会有重要影响的一员。作为贵国的友好邻邦，中国人民支持日本人民继续沿着这条和平发展道路走下去。
为了友谊与合作，需要正确把握中日关系的发展方向。今年恰逢中日邦交正常化３５周年。经过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中日关系取得了巨大发展。２００６年，双边贸易额由邦交正常化时的１１亿美元增加到２０７３亿美元，两国友好城市多达２３３对，人员往来超过４８０万人次。中日友好关系的发展，给两国人民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得到了日本政府和人民的支持与帮助，对此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中日两国存在着日益增长的共同利益，面临着需要共同应对的重大课题。基于这样的客观事实，两国领导人就构筑战略互惠关系达成了共识。我们的目标，就是顺应潮流和民心，把中日关系推向新的历史阶段，实现和平共处、世代友好、互利合作、共同发展。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把握以下原则：
第一，增进互信，履行承诺。中国古代先贤说：“与国人交，止于信”，“与朋友交，言而有信”。日本人也常说，“无信不立”。国与国之间的交往更应以诚信为本。《中日联合声明》等三个政治文件，从政治上、法律上和事实上总结了两国关系的过去，规划了两国关系的未来，是中日关系的基石。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只要双方都严格遵循这三个政治文件所确定的各项原则，两国关系就能顺利向前发展。在这里我还想谈一下台湾问题，因为它事关中国国家的核心利益。我们将尽最大努力争取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决不容忍“台独”，坚决反对台湾当局推行“台湾法理独立”和其它任何形式的分裂活动。希望日方认识到台湾问题的高度敏感性，恪守承诺，慎重处理这一问题。
第二，顾全大局，求同存异。应该承认，中日两国在一些具体利益上和对某些问题的看法上存在分歧。但是，这些同我们的共同利益相比，毕竟处于次要地位。只要我们从战略高度、以长远眼光和对历史负责的态度，有诚意有信心，进行对话协商，双方之间存在的问题总是可以找到妥善解决的办法。对于东海问题，两国应本着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积极推进磋商进程，在和平解决分歧上迈出实质步伐，使东海成为和平、友好、合作之海。
第三，平等互利，共同发展。中日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合作潜力大、前景广阔。经过多年努力和积累，两国经济相互依存度越来越高。中日经济合作是互利共赢的关系，两国经济的发展，对双方来说，都是机遇而不是威胁。昨天我同安倍首相会谈时，一致同意建立中日经济高层对话机制，把两国经济合作提升到更高水平。近期双方应在能源、环保、金融、高新科技、信息通讯和知识产权等领域加强合作。
第四，着眼未来，加强交流。经济合作与文化交流，是连接国家之间的两条重要纽带。如果说经济合作的目标是实现互利共赢，那么文化交流的目的是沟通心灵。两国领导人已一致同意，加强文化交流和人员往来。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也是中日友好的未来和希望。中方愿与日方一起，组织实施好两国青少年大规模交流计划，为两国人民的世代友好播下希望的种子。
第五，密切磋商，应对挑战。中日两国同为亚洲和世界的重要国家，中日关系的状况，对地区乃至全球都会产生重要影响。我们需要以这样的眼光，加强协调与合作，共同维护东北亚的和平与稳定，推进东亚区域合作进程，致力于亚洲的振兴。我们也需要以这样的眼光，共同应对全球性问题，包括能源安全、环境保护、气候变化、疾病防控以及反对恐怖主义、打击跨国犯罪、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中方理解日本拟在国际事务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愿望，愿意就包括联合国改革在内的重大国际和地区事务，同日方加强对话与沟通。各位议员先生：
中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２９年来，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中国人口多，底子薄，发展很不平衡，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现代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我们面临着两大任务，一是集中精力发展社会生产力，一是推进社会公平正义。要实现这两大任务，必须推进两大改革，一是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体制改革，一是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为目标的政治体制改革。中国在发展中存在资源、能源、环境等瓶颈制约，但经过多年努力，我们找到了一条发展的新路子，这就是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中国的发展主要靠自己。中国发展了，会对周边和整个世界的发展做出应有贡献。我们将坚持科学发展、和谐发展、和平发展，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现代化国家。中国历来有尚德不尚武、讲信修睦的优良传统。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各位：中国高举和平、发展、合作的旗帜，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的决心，永远不会改变！
各位议员先生：
在扬州大明寺鉴真纪念堂，有一座石灯笼，是１９８０年日本唐招提寺森本孝顺长老亲自送来、亲自点燃的。这盏灯与日本唐招提寺的另一盏是一对。这对灯火至今仍在燃烧，长明不灭，遥相辉映，象征着中日两国人民世代友好的光明前景。贵国有句谚语：“尽管风在呼啸，山却不会移动”。中日两国关系的发展，尽管经历过风雨和曲折，但中日两国人民友好的根基，如同泰山和富士山一样不可动摇。开辟中日关系的美好未来，要靠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的不懈努力。让我们携起手来，为实现中日世代友好，为开创中日战略互惠关系的新局面，为亚洲及世界的和平与发展而共同奋斗！
谢谢大家！
第五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日本回国孤儿与在我国境内的配偶离婚,经我国法
【发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 【发布文号】
【发布日期】1984-04-09 【生效日期】1984-04-09 【失效日期】
【所属类别】国家法律法规 【文件来源】中国法院网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日本回国孤儿与在我国
境内的配偶离婚，经我国法院调解双方
达成协议可否制发调解书的批复
（1984年4月9日）
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1984年3月16日电话请示的日本回国孤儿与在我国的配偶离婚，经我国法院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可否制发调解书问题，经研究认为：在我国领域内进行的民事诉讼，不论当事人之国籍如何，均适用我国民事诉讼程序规范。涉外民事诉讼除适用民诉法涉外编的规定外，按该法第一百八十五条规定，涉外编没有规定的，适用该法其他有关规定。该法第九十七条规定，人民法院受理的民事案件，能够调解的，都应当进行调解，促使当事人互相谅解，达成协议。第一百零一条规定调解达成协议，应当制作调解书。这些规定对涉外民事诉讼同样适用。故国外一方来我国法院进行民事诉讼，经调解，双方达成协议，是可以制发调解书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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