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史记.十大名篇doc
《史记》十大名篇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
大江东去 楚王流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 威服九州——《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 英风伟概——《廉颇蔺相茹列传》
功成不居 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 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 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 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 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 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 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史记共130篇
鲁迅称赞：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将史记与屈原的离骚相提并论，反映司马迁之伟大。
第二篇：梁启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
梁启超指定的《史记》“十大名篇”
《史记》 中华书局版
“大江东去楚王留芳”——《项羽本纪》
“礼贤下士威服九州”——《魏公子（即信陵君）列传》
“文武双雄英风伟概”——《廉颇蔺相如列传》 “功成不居不屈权贵”——《鲁仲连邹阳列传》 “旷世奇才悲凉收场”——《淮阴侯列传》 “官场显形栩栩如生”——《魏其武安侯列传》 “戎马一生终难封侯”——《李将军列传》 “汉匈和亲文化交融”——《匈奴列传》 “商道货殖安邦定国”——《货殖列传》 “史公记史千古传颂”——《太史公自序》
《史记志疑》(清朝·梁玉绳)《史记》名句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史记·项羽本纪》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史记·项羽本纪》
大行不顾细谨，大礼不辞小让。《史记·项羽本纪》
众口铄金，积毁销骨。《史记·张仪列传》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史记·李将军列传》 《史记校正》 王叔岷
失之毫厘，谬以千里。《史记·太史公自序》
匈奴未灭，无以家为也？《史记·卫将军骠骑列传》
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
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史记·高祖本纪》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史记·留侯世家》
不鸣则已，一鸣惊人；不飞则已，一飞冲天。《史记·滑稽列传》
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史记·淮阴侯列传》
成 语
网开一面 出自《史记·殷本纪》 囊血射天 出自《史记·殷本纪》 酒池肉林 出自《史记·殷本纪》 左支右绌 出自《史记·周本纪》 焚书坑儒 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指鹿为马 出自《史记·秦始皇本纪》 拔山扛鼎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先发制人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破釜沉舟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鸿门宴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项庄舞剑，意在沛公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沐猴而冠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霸王别姬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四面楚歌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无颜见江东父老 出自《史记·项羽本纪》 一败涂地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约法三章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明修栈道，暗度陈仓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运筹帷幄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高屋建瓴 出自《史记·高祖本纪》 卧薪尝胆 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鸟尽弓藏 出自《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一狐之腋 出自《史记·赵世家》 招摇过市 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韦编三绝 出自《史记·孔子世家》 鸿鹄之志 出自《史记·陈涉世家》 积毁销骨 出自《史记·张仪列传》 毛遂自荐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脱颖而出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歃血为盟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因人成事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一言九鼎 出自《史记·平原君列传》 完璧归赵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负荆请罪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怒发冲冠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刎颈之交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胶柱鼓瑟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纸上谈兵 出自《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一字千金 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 奇货可居 出自《史记·吕不韦列传》 图穷匕见 出自《史记·刺客列传》 背水一战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肝脑涂地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多多益善 出自《史记·淮阴侯列传》 鸡鸣狗盗 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 狡兔三窟 出自《史记·孟尝君列传》
第三篇：柳忠秧携十大诗歌名篇进京
《楚歌》《圣美大江》•：柳忠秧携十大诗歌名篇进京
2014-01-16 15:33:35来源： 南方网作者：我有话说（0人参与）字号减小字号增大
由中国新文学学会、湖北省文联等单位举办的“《圣美大江》•柳忠秧诗歌作品研讨会”等系列诗歌文化活动于2014年1月12至15日在北京隆重举行。出席系列活动的嘉宾有：著名诗人、翻译家屠岸，著名学者、诗评家谢冕和夫人陈素琰教授，著名学者、诗评家杨匡汉、吴思敬，评论界、诗歌界知名人士陈定家、夏可君、祁人、陆健、洪烛、杨志学、北塔、陈旭光、李宏伟、高昌、高伟、周瑟瑟、冰峰、吴子林、庄伟杰、熊元义、谭五昌、楚天舒、周占林、王士强、檀作文、丁启阵、谭长流、王峰、刘涛、冯雷、楚水、罗广才、夏花、马丽、葛宏、徐安祺、王博生、郑祥琥、赵天鹏等数十人。著名词作家乔羽、著名诗人食指特致祝贺。研讨活动分别由北塔、庄伟杰、谭五昌轮流主持。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梁鸿鹰、创联部副主任尹汉胤对本次系列活动给予了指导和帮助。
中国新文学学会副会长熊元义代表主办单位致辞：“我代表中国新文学学会感谢参会的专家学者，我们很支持举办柳忠秧诗歌作品研讨会。柳忠秧爱上了诗歌，执著、痴迷地从事文学，这是非常让人欣赏的。我们的时代文学逐渐被边缘化，一些作家、理论家还在重弹二十多年的老调，没有新意。当前的社会处于转型时期，中国需要创新，我们的文学艺术需要创新，需要能够引领时代。柳忠秧有担当意识，勇于创新，值得肯定和赞扬。”
著名诗人、翻译家、人民文学出版社原总编辑屠岸先生指出：“柳忠秧的诗歌作品有创新的尝试，语言很纯正，古典意味醇厚。创新是很重要的，离开了创新，诗歌的生命就要萎缩。九十年代以来，文坛有人提出口号，要颠覆传统颠覆崇高。现在看，这种粗俗的诗歌现象，可能导致诗歌的消亡。而目前这种粗俗的风气，在诗坛有所下降，这是好现象。我觉得21世纪会有中国诗歌的复兴，会迎来新时代，会出现艾青这样的大诗人。期待柳忠秧和在座的各位多加努力。”
诗人、中国诗歌万里行组委会秘书长祈人发言说：“很高兴参加今天的研讨会。我是第二次参加柳忠秧的作品研讨，上次在广州研讨过他的《岭南歌》。《岭南歌》我认真拜读了，堪称经典文本。在广东的本土诗人很少写广东，写广东的都是外地来的诗人。《岭南歌》写客居岭南的游子，被岭南文化所感染。柳忠秧有一点非常真诚，他完完全全把自己袒露在我们面前，把真性情传递出来。而最新的《哭长江》，柳忠秧又开始走向写作的多样性，与《岭南歌》的表达方式有很大不同。”
诗歌评论家、《诗刊》编辑室主任杨志学说：“柳忠秧是一个文化学者，左手提着古体诗，右手提着现代诗。他做了很多事情，但有一颗诗心。他的诗歌有豪情，体裁有多样性，他既写古体诗，也写现代诗。现代诗看起来好写，其实很难写。自由诗其实是最不自由的。我倒是觉得柳忠秧的古体诗中有我更喜欢的东西。我们《诗刊》创办了旧体增刊，一年出四期。柳忠秧旧体中，有很多很不错，比如：《白云》、《寻梦》等，读起来很顺，很好；又如《观音》写的也很好。柳忠秧古体诗集随手一翻，就有好作品，可以拿到《诗刊》去发表。”
评论家、《光明日报》文艺部副主任李宏伟说：“柳忠秧的诗表现了对民族对人民的爱，有忧国忧民的情怀，这与屈原等传统文人一脉相承。他的诗中有一种英雄主义、浪漫主义的情怀。”
诗歌评论家、北京师范大学当代诗歌研究中心主任谭五昌说：“感谢柳忠秧先生给我们带来的诗意。我没想到来了这么多重要的诗人、评论家，学院派的评论家也来了不少。本次研讨会的人员构成非常丰富，说明忠秧作品的感召力。这么多评论者来讨论柳忠秧诗歌，这是对他诗歌创作的肯定。柳忠秧的古体诗洋溢着现代精神，他坚持本土化写作，他的诗歌中洋溢着非常狂放的楚文化精神，是当代楚文化的继承者，比如《楚歌》、《圣美大江》中就有与屈原的对话。他把楚文化的中国经验写活了，这个写作方向是值得肯定的。我一直认为，诗人到了一个很高的境界，重要的不再是诗歌技巧，而是人格境界。我认为柳忠秧就有大胸怀、大气象、大格局。”
中国诗歌网主编周占林发言说：“柳忠秧是一个很会‘折腾’诗歌的人，是真实的楚狂人。他每一篇作品的诞生，都能引起很大的反响。他是我们中诗网重点关注的诗人。”
诗人、中国文联出版社文学编辑部主任洪烛说：“我们的诗人把传统丢了。诗歌除了‘无用之美’，要有‘有用之美’。只有诗歌的‘有用之美’多了，才能维持住金字塔尖上的‘无用之美’。比如朗诵诗、颂诗都是诗歌的‘有用之美’。如果诗歌要真正繁荣，我们对朗诵诗等就要更加重视。现在诗坛形成了圈子，在圈内叫好的诗歌，在圈外、在社会上几乎无声响。柳忠秧诗歌在圈子内外都有很大影响。柳忠秧的诗歌尝试，我是非常欣赏。他的诗可能促使朗诵诗，在社会上有更大的影响。”
评论家、《文学评论》编辑吴子林：“受我太太诗人安祺的影响，我读了很多诗。读到柳忠秧的诗，我感到很欣赏。我特别关注柳忠秧诗体的问题，还有他诗歌语言的问题。柳忠秧写‘大诗’，这种‘大诗’一般人写不了，只有个性卓异的人才能写。如果没有那种胸怀、才气，是写不了的。柳忠秧诗歌给我很大启发，写诗需要把内力、学养修好。我需要进一步研读柳诗，等有充分的材料、感觉了，要写一篇评论。”
诗人、《中国文化报》理论部主任、《中华诗词》执行主编高昌说：“我接触柳忠秧作品稍早，我来是对柳忠秧表示敬意，柳忠秧的诗带着他的激情和体温。”
作家网总编冰峰发言：“看了柳忠秧的诗觉得大气，让人震撼。他不断创作，佳作不断，很不容易。可以通过我们作家网的微信平台，来传播忠秧的作品，也邀请忠秧到我们作家网做访谈。”
诗歌评论家、天津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王士强博士说道：“总体来看，柳忠秧诗歌属于宏大叙事。我们这个时代，到底还需不需要宏大叙事。柳忠秧用他的作品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有建设性的探索，他的‘自我’高度介入作品，将‘大我’与‘小我’结合得很好。”
诗歌评论家、北方工业大学冯雷博士说，柳忠秧写大诗，让我有‘大雅久不作，我衰竟谁陈’的感觉。我们的现代诗强调个人化写作，书写个人心灵，但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球，同一个中国，每天都经历很多相同的事，个人化写作会导致作品的‘雷同’。而柳忠秧写长江、岭南，恰恰有新意，让人耳目一新。此外，柳忠秧写了很多旧体诗，以长篇巨制轰动四方。旧体诗人很庞大，这不能回避。有人甚至说要把五四以来的旧体诗，纳入当代文学。
诗人、《天津诗人》主编罗广才说：“在与忠秧兄的接触过程中，我发现，他接陌生人的电话，都自称‘我是诗人柳忠秧’。昨天我把柳忠秧的诗给著名诗人食指的太太翟大姐念了。她专程给我打来电话，说：‘我给老郭念了，我们都很感动，流泪了。广才，谢谢你让我们读到了好诗。’”
青年诗人赵天鹏说：“柳忠秧作品非常好，大气磅礴之外，也体现出个人心灵。”
诗人夏花觉得：“柳忠秧的《圣美大江》打动了我。他的诗歌是‘高端大气’。柳诗首先是源于个人，是从个人出发，只是他个人的情怀、个人的追求很‘宏大’，是对家国情怀的追求，是对宏观自然的追求，所以柳诗呈现‘宏大’的特点。此外，诗歌是不撒谎的，你是什么，你写出来的就是什么。柳忠秧具有大胸怀，所以写大诗。”
诗人葛宏发言：“柳诗让我感受到‘真情可贵’，我从中看到男子汉气概、男人情怀。此外如《哭长江》里面有文化批判和环保意识，让我想起‘地球上的最后一滴水，是人类的眼泪’。”
诗人航宇说：“柳诗的意境是大家都可以感受到的。柳忠秧的诗非常适合朗诵。
诗人徐安祺：“读《哭长江》，感觉柳的真情，全诗是在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洋溢着悲剧情怀。我读了以后想哭。请柳诗人指出我们应该如何去拯救母亲河。”
青年学者郑祥琥说：“在座的专家、学者，对柳忠秧诗歌评价非常高。近年来现代诗歌，越来越趋于衰败。而古体诗歌越来越趋于兴盛，就差一个标志性的事件，一个标志性的人物。在这个时刻，柳忠秧出来为古体诗和现代诗奔走呼号，力图为古体诗复兴做出自己的贡献。我认为，从柳忠秧诗歌的文本看，写的确实是好，有些作品放在唐宋明清也是优秀的作品。最近几年，我为柳忠秧写了多篇评论文章。最近我给他写了一篇《柳忠秧诗歌的八重境界》，从忧愁天下的境界，到忧乐天下、兴亡天下，尤其是批判天下。比如柳忠秧的《哭长江》，就是对长江的环境污染、文明衰败的问题进行批判。柳忠秧的自君天下的境界非常重要，他之所以能够在诗体上有创新，就是因为自君天下。柳忠秧的自君天下，没有走入尼采式的狂妄的超人，而又进入自由天下的境界。自由不是乱搞，而是基于理性基础的。”
诗人谭长流说：“我和忠秧是同道。忠秧的诗是气势磅礴的，不是小家子气的。他不是由诗人生出的诗人，而是诗坛外的霸主，挤入诗坛的。说柳忠秧是楚人，其实他是胸怀天下的人。柳忠秧把中国的大江大河，作为自己的精神寄托，其中寄托着柳忠秧对家国天下的浓烈之爱。”
诗人、评论家、华侨大学的庄伟杰教授认为：“柳忠秧从家乡一路走来，写了很多‘大诗’。他的作品如歌如哭，呈现出很浓的个人气质。他的诗堪称文化史诗，我称之为‘新歌赋体’。以前我曾评价他说，他的诗有‘三气’，即骚气、底气、意气。我们看到近来的《圣美大江》、《哭长江》他又在转换形式，他有郭小川式的抒情风格，可以说他是‘当代郭小川’。柳诗有浓浓的人文气息，有一种‘正大气象’。如《圣美大江》感恩七十万移民。再联系到《哭长江》，他的‘大江追求’，既要哭，又要圣美。他的‘圣美追求’除了感恩山水，也是对美的追求，对生命的感恩。柳忠秧不但是个浪漫诗人，更是个历史诗人，他的作品有个人追求，也有一种公共追求，有一种个人性与公共性的平衡。我们的研讨会，就是要来研讨柳忠秧诗歌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启示。”
评论家、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陈定家教授在研讨会上念了他2012年底给柳忠秧写的一篇博客文章：“柳君新作《圣美大江》竟然是一首郭小川式的‘现代格律诗’，在我的印象中，柳君似乎只写李白杜甫式的古体诗。没想到他的新诗也和他的古体诗一样汪洋恣肆、大气磅礴，依旧尽兴铺排，依旧豪情万丈!初读如飞瀑入涧一样酣畅，细品如水漫荒滩一样解渴。愿诗人柳忠秧在他的‘诗歌元年2012’，笔舞龙蛇，文思泉涌，写出更多更绝的惊世之作。”陈定家又说：“刚才听了与会者的发言，现在古体诗在复兴，但缺乏领军人物，繁星满天但缺一轮明月。期待着柳忠秧能成为一轮明月。”
中国人民大学夏可君教授认为：“柳忠秧的诗中谈到楚地出诗人，老子的哲学就是在楚地成长起来的。柳诗将不同的山水组合起来，形成他自己的‘水立方’。他对水性的强调，使他的诗具有细细流淌性。德国荷尔德林也写过很多德意志的河流，用水与古希腊的火相中和。柳忠秧诗歌中水的特性，很值得关注。”
诗人楚水评论说，我看来柳诗有两个感受：一是澎湃的爱国热情，二是磅礴的诗歌激情。
诗人徐海发说：“从忠秧老弟的诗，我感觉到一种激情。他的诗有对家乡的爱，他的诗写作前，都做了大量功课，是楚人对楚风楚水楚情的抒写，很有特色。”
诗人、评论家、翻译家北塔谈到：“每年年底柳忠秧都会到北京来，从事文学活动，有人说是‘诗歌北伐’。他最近的《哭长江》有很大的批判性。柳忠秧很狂，但是掌握分寸，对人又很谦逊。我读柳忠秧作品，一直在思索两个问题：第一如何使用古典资源，第二新诗为何丢失了音乐性。柳忠秧的诗很适合朗诵，今天有四个人来朗诵《圣美大江》，我觉得柳忠秧的一些大气的作品，要四十个人来朗诵，才更好。由此柳忠秧诗歌探索的方向，很值得我们重视。我发现，柳忠秧有很大的诗歌抱负、写作抱负。正是因为有大抱负，他在诗歌创作上才注重大题材、大篇章。有人认为，柳忠秧的诗体是‘新赋体’，我认为也可以说是‘新新赋体’。他的作品用了大量的当代元素，同时又非常雕章琢句，很重视对字词句子的提炼、精炼。”
诗人、诗评家、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古典文学教授檀作文提到说：“我已基本淡出了旧体诗词的创作圈与评论圈。有评论者说，柳忠秧不太擅长格律诗。我恰恰认为，柳忠秧是一个讲规矩的旧体诗人，他的格律诗连拗救都讲。柳忠秧的古体诗在继承的基础上，有创新。他的乡土精神，其实就是楚文化精神，其中屈原的影响尤其明显。一方面屈子精神是故国之思，是乡土精神。另一方面屈原就是创作大诗长诗的，如《离骚》、《天问》。楚文化的精神是狂，这以李白为代表，柳忠秧也受到李白的很大影响。北塔称柳忠秧的诗为‘新赋体’，我认为不如叫‘新古风’、‘新楚歌’。楚人用楚语写楚事，为楚歌。我感觉，柳先生可以走得更远，要呈现楚文学的新气象。”
评论家、中国艺术研究所研究员刘涛发言说：“我以前读过柳的《四十自画》，后又读过《楚歌》。《四十自画》中的名句‘身心只许汉与唐’，我觉得这首诗，很能代表他的风格，也很能代表他在四十岁时的精神状态。他的诗有对传统的追慕，他总是发怀古之幽思，他的作品风格跟《离骚》接近。当代作家中，向传统去寻找灵感的人，比较少。但是柳却吸取古人的传统，所以我对柳忠秧诗歌的未来发展，报以期许。”
诗人、中国青年报资深记者李桂杰：“我害怕参加诗歌研讨会，因为怕读到假大空的诗。但柳老师的诗是好诗。柳诗的用词很妙，有历史积蕴。他的诗亦歌亦哭，是有深意的；亦歌亦哭，是有情意的。”
评论家、国务院新闻办五洲传播出版社副编审王峰说：“我是研究古典文学出身的。新诗人都要面临对古典文学的使用、继承。前几年，有研究者提出二十世纪文学，要贯通清末民国的文学。而当前先锋诗歌的问题在于，连我们研究者都看不懂，普通读者怎么可能看得懂？柳先生的诗作为朗诵诗，在狂放中有节制，这使得他的诗歌韵味悠长。我鼓励柳诗人更大胆去尝试，不一定要合格律。如果没有创造，就不会有新诗体的出现。柳先生的创作，有可能为汉语诗歌探索出新路径来。”
中央党校教授朱煜华：“刚才柳大诗人说我是研究逻辑的。逻辑是研究抽象的事物，而诗歌创作是形象的。我跟忠秧认识有十多年，忠秧的为人有‘豪气、豪放、豪迈’，后来我才发现忠秧居然写诗，居然比《离骚》还长，没有一种胸怀，没有一种气势，没有深厚的国文根底，是写不出《楚歌》的。忠秧能够成为著名诗人，是有原因的，豪情使然、才情使然！”
诗人楚天舒：“我个人旧体也写，新体也写。面对不同题材，用不同体裁。我读了谢冕老师对柳忠秧的评论，收获很大。”
中央财经大学马丽副教授：“柳诗人找到了适合自己的写作方式，即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结合。在柳诗人的作品中可以看到担当和责任感。柳先生从岭南到湖北到北方，与中国的国土是血脉相连的，所以他能找到长江的脉搏，南水北调的脉搏。”
著名评论家、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杨匡汉作最后总结，他指出：“柳忠秧诗歌传达出了让人振奋的东西。与会者的发言，都肯定了柳忠秧的创作，他的探索方向是正路，他的探索是重要的。这说明我们的诗歌，要坚持本土立场，要打通断裂，要还原历史，要多元并生。有些诗人是西方诗歌的搬运工。我认为中国诗还是要多关注本土，要多关注本国诗歌传统。我认为诗歌不能分新旧，不能分长短，主要是要看诗歌的好坏，艺术上的粗细。柳忠秧的诗歌就打通了古今，他的诗让我们看到祖先离我们并不远。”
杨匡汉进一步分析说：“柳忠秧的创作不是一个模式，他在探索，长短篇各种体裁都有。我们一定要鼓励探索！柳忠秧诗歌也告诉我们写诗要回归自然，回归心灵，回归古典，回归美感。
杨匡汉强调：“回归古典不是说要亦步亦趋，而是要吸取古诗中有价值的东西。柳忠秧的作品也启示我们，每个诗人都要有自己的风格，这才能形成诗歌流派。我们当代文学的问题是六十年来，我们没有形成一个学派，没有形成一个流派，可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双百方针’有名无实。我发现柳忠秧和他身边的一些朋友，有形成诗歌流派的趋势。所以我期待柳忠秧和他的朋友们，要不断的特立独行，要深入创新。我们为柳诗已经取得的成就而高兴，也希望他带领自己的朋友，共同努力，做出更大的贡献。”
杨匡汉也指出了柳诗中的瑕疵，比如在大铺排的同时，要注意词句的精炼。
在研讨会最后，诗人柳忠秧致答谢辞：“当官从政是折腾别人，写诗是折腾自己。写诗是一项辛苦的事业。富贵是出不了诗人的，明明是喝喜酒的人，偏偏要去干哭丧的活。怎么可能干好？《圣美大江》我写了六天六夜。而《哭长江》是我正在构思的几千行长诗《长江之水天之泪》的序曲。我从小生长在长江边上，感到长江不单是母亲，更是君神、父亲、女神。此外，我在诗歌观上一再强调诗无新旧之别，只有好坏之分。我们的诗坛呈现出因为没文化，所以反文化的现状。用赵本山的话说，我们的诗歌可能跑偏了。”
最后柳忠秧感谢说：“深谢各位专家学者对我的支持与鼓励。伟大的楚文化、伟大的中国文化，成就了小小的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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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史记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 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 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 ”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 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 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 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 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 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 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 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 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 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 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 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 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 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 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 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 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 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 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 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 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 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
整 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 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 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 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 ”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 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 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 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 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 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 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 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 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 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 》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 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 “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 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 》，《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 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 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 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 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 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 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 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 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 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 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 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 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 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 的国民党与延安 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 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 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 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 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 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 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 谢 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
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
第五篇：浅谈史记
浅谈《史记》的文学之美和文学史贡献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 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具有“史文学，双合璧，树正史，把典立。纪表书，有列传，纪传体，百卅篇。自黄帝，止汉武，三千载，祥记述”的文学特征。历来被奉为中国“古文”的最高成就。鲁迅先生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为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座丰碑，有着独特的文学成就和艺术之美。首先，它使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胆识过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见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血溅五步的刺客，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所塑造的人物都形神兼备，相当完整，能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且善于精心选材，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人物的生命遭际，突出人物的主要形象特征，善于通过矛盾描写、虚实相生、细节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对比映衬等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其次，《史记》叙事和场面描写相当悲壮慷慨，其塑造的人物多具有悲壮之美，如屈原忠贞爱国、坚守节操，“上下求索”，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屡遭放逐，最后自沉汨罗江；荆轲反抗强暴，慷慨赴义，行刺秦王，壮烈牺牲……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着真理的价值，闪耀着正义的光辉，与此相应，其叙事场面多为具有悲壮色彩，总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
另外，《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太史公的不幸遭遇使其满怀愤慨，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的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画和论赞中都跳跃着自己愤慨之情。
再次，《史记》的的叙事刚柔并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全书的阳刚之美主要表现在：气魄宏浑，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
最后，其结构和语言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史记》的整体结构宏伟。开创了一种新的传记体格式，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件事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自己意见。具体到每篇专辑的写作又有所不同，其人物传记分为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是太史公根据人物性格和事功的差异进行安排的，其结构对后世史书、传记文学及小说的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高度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之语、毛遂自荐之言，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太史公的叙述之言通俗、简练、质朴、生动、传神。太史公把许多古典文籍资料和民间材料提炼加工成符合汉代人语言习惯的书面语。最后，有些语言接近当时的口语，还引用大量的诗赋、民谣、谚语，语言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使作品激荡着诗的情韵，富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充溢着感人的魄力。
《史记》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给我国后来的文学一深远的影响。
首先，开创了“纪传体”体例，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绩；“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这种撰史方法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为历代史家所采用，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影响十分深远。
其次，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再次，《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以她高度的文学性，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在文学方面，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多样性。《史记》所写的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通过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模仿《史记》。
此外，《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在古代文学的批判上，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苦涩古奥文风的古文家，将《史记》作为他们的一面旗帜，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还是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太史公，把《史记》的文章看为成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模仿《史记》的人物传记。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的地位越来越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史记》在我国散文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对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的影响非常大。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简练生动，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为广大平民百姓所熟悉，这都为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提供良好的借鉴。在后代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他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
《史记》的显著影响。明清以来的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一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些都主要源于《史记》。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世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深受《史记》的影响。
至于戏剧，《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系统清晰，生动活泼，文笔绚烂，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史记》的语言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其中取材于《史记》人物的也很多，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手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达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为后来的优秀戏剧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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