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论文

第一篇：史记论文

浅谈《史记》的悲剧意蕴

摘要：

《史记》,这本有着“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的历史文化沉淀，除其在体例、内容方面的成就引人注意外，其深厚的悲剧意蕴也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和共鸣。它张扬了主体的悲剧精神，彻悟了人生的悲剧意识，揭示了历史人物悲剧命运的文化根源，凸显了悲剧意蕴的震撼力。深邃的悲剧意蕴是《史记》作为史学和文学巨著魅力永恒不可复写的根本原因。

关键词： 《史记》 司马迁 悲剧意蕴 正文：

在初、高中时期，曾对《史记》中的一些文章进行过了解、学习，时至今日，总忘不了楚大夫汨罗江畔苍凉的控诉，总忘不了项羽垓下之围时霸王别姬的悲歌，总忘不了易水之滨“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悲壮，总忘不了韩信功成之后一句“我固当烹”的愤慨与悲凉„„一幕幕鲜活上演的悲剧，一个个淹没于历史洪流的英雄，为我们讲述着千百年不能磨灭的历史传奇。所以，《史记》既是一部人的历史,也是一部悲剧的历史。它蕴含着深厚的悲剧意蕴。

《史记》上起黄帝，下迄汉武帝太初，记录了我国自有文字以来的三千余年的历史。这三千年的英雄史，是炎黄子孙的骄傲。司马迁赋予笔下的人物以英雄的色彩，使之生于一世，轰轰烈烈；但同时，又在这些英雄的身上浓饰了悲剧的色彩，为他们的死，铺就了慷慨悲壮的气氛。《史记》全书一百三十篇，述写人物的作品有一百一十二篇，其中竟有八十篇塑造悲剧形象，计有悲剧人物一百二十多位，这是史无前例的，也是《史记》所独有的，它形成了整部书一种悲剧史诗的效果。

一、张扬主体的悲剧精神

《史记》是悲剧性的。从根本上说，《史记》的悲剧性不仅在于司马迁个人不幸遭遇的悲剧，以及其他历史人物被毁灭的悲剧，而更在于司马迁所追求的文化理想在当时的社会条件下必然要被毁灭的悲剧。一部卷帙浩繁的《史记》根本上就是以捍卫文化理想，追求人生价值和人格尊严为内质的、张扬悲剧精神的生动载体。处在忍辱负重条件下的司马迁写出的《史记》不是对人生的叹息，而是

对人生悲剧命运悲壮、绝望抗争的颂歌。《史记》的悲剧性中最令人震撼的是蕴涵于其中的怨而且怒的激情。司马迁重视人的激情，正是这种发自生命底层的激情激扬出撼人心魄的悲剧精神。激荡的情感是《史记》悲剧精神的底色和催化剂，它衬托出《史记》悲剧人物壮怀激烈的形象和顽强意志，激发出悲剧人物彻底的反抗行动。特别是“当激情控制了人，人便超越了死亡，超越了自己”。当经过顽强的抗争最终陷入死亡与屈服的两难选择时，悲剧人物大都能冷静地选择死亡，面对理想和现实的彻底绝望，死亡往往是他们最后的抗争手段。李广不堪“复对刀笔之吏”而自杀，（《 史记.李将军列传》）；项羽兵败愧对江东父老而自杀；侯嬴为激励信陵君而死；田光为激励荆轲而死；聂荣为给兄弟扬名而死。司马迁称赞这些慕义而死的人具有“高节”，“岂非至贤！”（《史记.田儋列传》）悲剧人物用自己的道德意志战胜了自己的生命意志，获得了精神的净化与升华；悲剧人物用自杀的方式，浓缩生命，获得了生命的最大价值和人格尊严；自杀成为悲剧人物生命价值最耀眼的闪光。

宗白华说：“在悲剧中我们发现了超越生命的价值的真实性，因为人类曾愿 意牺牲生命、血肉以及幸福，以证明他们的实在。果然，在这种悲剧中，人类自身的价值升高了，在这种悲壮的毁灭中，人生显露出意义了。”

生命的价值不仅存在于生，而且存在于死。富有历史主动精神的死亡选择，会使生命的意义更加厚重。在屈辱状态中活着的人“不再是为生存而生存，而是为了反抗自己苦难的原因而存在。”所以，司马迁对那些为追求人生价值的最终实现、在遭受困辱时绝不轻生的发愤作为者更是予以高度的评价。司马迁以朝圣者般的口吻动情地讴歌执著追求文化理想的孔子：“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虽不能至，然心向往之„„”(《史记.孔子世家》)季布凭勇气闻名于楚，“ 身履典军搴旗者数矣，可谓壮士”，但是，当他被刘邦捉拿后，“ 为人奴而不死”、“ 受辱而不羞”，“终为汉名将”。司马迁赞其为“贤者诚重其死”。（《史记.季布栾布列传》）这种忍辱负重的志士，司马迁认为更是值得敬仰的男子汉、烈丈夫。

从对以上人物的评价中能够看出司马迁的价值观的确颇谬于圣人的是非，圣人的教诲是“杀身成仁”“ 舍生取义”。而司马迁却说“ 勇者不必死节，怯夫慕义，何处不勉焉！”。《史记》中的悲剧人物明知无路可走而又毅然前行，这

是人之为人的根本，也是司马迁生死观的归宿。悲剧人物在反抗中体现出的独立意志和主体力量，不向命运屈服，敢于同困难厄运抗争的主体精神与生命活力，显然就是贯穿于《史记》的美学意义上的悲剧精神，是悲剧的美学本质。

二、彻悟人生的悲剧意识

司马迁的悲剧意识来自三方面；自身之悲、天道之悲、人道之悲。司马迁因李陵之事所遭受的比死刑尤甚的宫刑，看似一偶然事件，而其后却有着时代和历史的必然。残忍的宫刑是对其人格尊严的彻底否定和人生理想追求的毁灭性打击，给他带来了无法愈合的心灵创伤和悲天悯人的感伤情怀。但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并不局限于自身，其自身之悲的意义在于和《史记》 的内蕴相融。因此，司马迁的悲剧意识在更为普遍和永恒的意义上表现了生命存在的悲剧性。司马迁在探讨《史记》中历史人物悲剧的根源时，时常流露出他对天道的怀疑和天道不公的愤懑。司马迁在《伯夷列传》中慨叹“天道是邪，非邪！”在《 外戚世家》中反复强调“人能弘道，天如命何”，“岂非命也哉！”

天道之悲仅仅是司马迁悲剧意识外因的话，那么人道之悲就是深层的内因了。在司马迁看来“人道”应该是符合道德，符合人性的，然而他亲闻目睹和亲历的所谓“人道”却与此相反。孔子被后世尊为“ 万世师表”，但世途的坎坷却伴随其一生，生命枯萎之际他涕泪长歌“ 太山坏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并对子贡说：“天下无道久矣，莫能宗予。”在司马迁看来天道与人道的分离，历史与道德的分裂注定了人类确证自己独立意志和存在价值的结局最终也必然是悲剧性的。

李广在四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与匈奴浴血奋战七十余次，威震天下，功播遐迩，不但得不到封侯之赏，反遭当权者的怀疑、压制，历史人物的悲剧命运主要是不道德的历史造成的，在司马迁看来在不道德的历史上人类的终极命运在本质上是悲剧性的，人既然无法泯灭自我实现的愿望，也就无法摆脱自己的悲剧命运。司马迁并没有否定人生，取消文化理想，更没有走向虚无，而是以悲剧精神补偿悲剧意识。其实，司马迁创作《史记》本身就是反抗自己悲剧命运的一种方式，正是这种反抗才使他自己的生命有了思想深度和情感力度。

三、超越时空的悲剧文化

《史记》最深层的悲剧意蕴表现在它对发生在历史上的诸多悲剧从文化层次

上进行了深入的反思，更深刻地认识到他自身和其他历史人物的悲剧，从根本上说都是文化的悲剧，从而在更为普遍的意义上揭示出悲剧的本质，反映了社会历史尤其是政治生活的实质，赋予悲剧人物深刻的社会意义和典型的历史内涵。

在中国历史上最高统治者可以与臣子同患难，却难以共欢乐。以至于功高不赏，而深受其咎，“兔死狗烹”的现象不绝于世。刘邦定鼎天下后大肆杀戮功臣，韩信对刘邦极尽忠信反遭迫害。韩信在被斩前痛心疾首地说：“(果若人言)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天下已定，我固当烹。”这些饱含悲愤与悲凉的话语是韩信对自己一生奋斗和最终结局的清醒认识，也一针见血地揭露了统治者残暴寡德，杀戮功臣的血腥政策。司马迁所经历的时代，乃是“皇权专制政治，向它的特性大步前进，因而在大一统的文化掩饰之下，尽量发挥出它的毒害的时代”。汉武帝时代虽然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但却是一个需要“英雄的奴才”或“奴才的英雄”的时代，在这样的时代任何人生价值的实现都必须顺应君主的意志，任何人的人格尊严都必须服从君主的尊严，而君主为了维护自己的地位和权威还时时否定，压抑乃至扼杀任何个人自由发展的理想，要求与可能。

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特别是深受儒家思想影响的知识分子，大都怀有兼济天下的理想和忠君报国的道德信念，他们常常利用一切可能的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践行自己的信念，但他们的最终命运却往往是悲剧性的。吴起、商鞅、屈原和晁错等就是这类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这些历史人物的所作所为和遭际结局，“展现了个体与社会的对立，以及个体人物在强大的社会挤压、畸形的文化规范和未知的历史漩涡中的奋斗、反抗、命运浮沉和最终的毁灭，”这是人性的悲剧，历史的悲剧，也是文化的悲剧。司马迁从社会历史、文化机制等方面深入探讨了悲剧的根源和必然性，以文化理想为基准来评判和对抗不道德的历史，在对自我、人类、宇宙及其关系最根本的思考中更充分更深刻地体证了人类存在的悲剧性。所以，司马迁体验到的悲剧已经远远超出了具体的历史，对于人类具有普遍的意义和恒久的价值，具有深刻的文化意义。这是蕴藏于《史记》中的最深层的悲剧意蕴，是司马迁对人生、命运和存在的一种带有形而上意味的体验，也是渗透于《史记》的最深层的伤感和醒悟。

四、《史记》悲剧意蕴的震撼力

鲁迅先生说：悲剧是把美好的东西毁灭给人看。而《史记》的悲剧却不尽然。读《史记》的悲剧人物悲剧故事，它的基调是高亢激越的。我们从史记中读到的，不是无所作为的哀叹，不是一蹶不振的颓丧，不是失败的感伤，而是为壮丽事业而勇敢奋斗的豪歌，是百折不挠无所畏惧的进取，是一种胜利成功的快慰，道德上获得满足的欢欣。这便是它的卓尔不群之处。

《史记》的悲剧人物具有强烈的审美价值，是以拨动千载之下世人的心弦，更能引起读者的共鸣。

当项羽悲歌别姬，泣数行下之时；当晁错面对其父以命相对仍不为所动之时，读者都能从中感悟到一种强烈的震撼。

悲剧之所以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感染力，是因为悲剧人物的性格、行为以及当时的历史条件，往往决定他自己的理想无法实现，于是悲剧冲突的结果，伟大杰出的人物走向毁灭。汉景帝时大臣晁错的悲剧在这方面很有典型性。晁错的悲剧，强烈折射出忠心为国、坚志不屈的崇高精神。美的东西被毁灭，才具有悲壮的美感。这就是晁错悲剧的审美价值之所在。

《史记》深刻的悲剧意蕴，体现了一个时代的悲哀，它字里行间的悲透露出一个文人凄凉的呐喊和对英雄人物的惋惜；《史记》深刻的悲剧意蕴，提醒着我们当代人即使自身已不完美，但追逐理想的脚步却不能因此停留；《史记》深刻的悲剧意蕴，是其魅力永恒不可复写的真正原因；也是在当今社会仍被人们追求和研究的原因。

参考文献：

1、王富仁 《悲剧意识与悲剧精神》 江苏社会科学

2、宗白华 艺境[M] 北京大学出版社

3、徐复观 两汉思想史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4、赵明正 从人物临终语言看《史记》的悲剧美 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周口师范学院政法系

2012~2013学年度第二学期课程论文

浅谈《史记》的悲剧意蕴

课程名称：中国历史文选 指导教师：王国民 班级： 2011级历史本科 学号：201102020049 姓名：王瑞

第二篇：史记小论文

《史记》语言生动，形象鲜明，也是优秀的文学作品。人称其为《太史公书》,是中国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对后世史学影响深远.司马迁因直言进谏而遭宫刑，却因此更加发愤著书，创作了名震古今中外的史学臣著史记，为中国人民，世界人民流下了一笔珍贵的文化遗产。这是他用一生的精力、艰苦的劳动，并忍受了肉体上和精神上的巨大痛苦，拿整个生命写成的一部永远闪耀着光辉的伟大著作。

汉朝的历史学家班固说，司马迁 “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也就是说，他的文章公正，史实可靠，不空讲好话，不隐瞒坏事。态度严谨认真，实录精神就是《史记》最大的特色。他写的每一个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都经过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并对史实反复作了核对。司马迁早在二十岁时，便离开首都长安遍踏名山大川，实地考察历史遗迹，了解到许多历史人物的遗闻铁事以及许多地方的民情风俗和经济生活，开扩了眼界，扩大了胸襟，连刘邦腿上多少颗痣，他都写得清楚明白。

《史记》要坚持“实录”精神，就必须面对现实、记录现实，这就不可避免地会发生“忌讳”的问题。可是司马迁在给人物作传记时，并不为传统历史记载的成规所拘束，而是按照自己对历史事实的思想感情记录。从最高的皇帝到王侯贵族，到将相大臣，再到地方长官等等，司马迁当然不会抹杀他们神奇、光彩的一面，但突出的是揭露他们的腐朽、丑恶以及对人民的剥削和压迫。司马迁想为封建统治者提供历史的借鉴作用，反映的是真实的历史，这是非常可贵的。本着实录的精神，司马迁在选取人物时，并不是根据其官职或社会地位，而是以其实际行为表现为标准。比如，他写了许多诸如游侠、商人、医生、倡优等下层人物的传记。在司马迁心目中，这些人都有可取之处。司马迁首创了以人载事，始终叙述一个人生平事迹的写法。着重写其“为人”，并注意其“为人”的复杂性，是司马迁的笔法。比如项羽这个人物，司马迁尊敬他，以非常饱满的热情来写这位失败英雄。他既称赞项羽的骁勇，又对他的胸无大志、残暴自恃作出批评。可是，在《项羽本纪》中，司马迁并没有发议论，但是他对项羽的爱憎态度却于叙述《高祖本纪》等其他作品中之中明显地表现了出来。

司马迁爱憎分明的感情在《史记》当中表现得非常充分，对于历史上许多忠于祖国、热爱人民的英雄人物，司马迁也大加赞赏。他在作传时，把自己的看法寓于客观的事实叙述之中，来表示自己对人物的爱憎态度。他当年游历时，曾到过湖南长沙北面的汨罗江，并在江畔凭吊了伟大的爱国诗人屈原。这次凭吊极大地影响了司马迁，他的心灵中深深地印入了屈原的诗篇和一生的遭遇。在给屈原作传时，他认为屈原可以同日月争辉，并愤怒地谴责了楚国贵族统治者不辨忠奸的丑恶行径。

“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我想这便是对《史记》最好的评价了，它记史详实、笔法灵妙，悲剧色彩虽浓，但不失令人振奋之气。它反映着那个时代的历史，但它更是反映出了司马迁坚强不屈，爱憎分明，求实的可贵精神。记录的是史实，更是精神。

第三篇：史记

从历史构筑意识形态：中国现代史学与史剧的意义

中国现代话剧史上史学与史剧的关系，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这种关系的表现形式 如何，内在协调的动力机制是什么，是一种什么力量能够将现代人文活动的两个领域统 合到一种社会文化力量中，跨越真实与虚构、知识与想象?葛兰西的“有机的意识形态 ”与“有机的知识分子”理论，为阐释中国现代史学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之间的复杂的历 史关系，提供了富于启示的视野与方法。从历史构筑现代国家意识形态，这一自觉的现 代文化使命感，使启蒙立场的知识分子发现并利用了新史学与新史剧之间的协调动力关 系，使纯粹的思想或学术变成大众世界观，创造出意识形态整体性。

一、郭沫若的史学与史剧

1944年11月21日毛泽东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你的史论、史剧有大益于中国人民，只嫌其少，不嫌其多，精神决不会白费的，希望继续努力。”(注：《毛泽东书信选集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41-242页。)此时郭沫若的历史 研究已经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基础，他的历史剧创作也已达到高峰。

毛泽东赞扬郭沫若的，正是郭沫若治史与作剧在“以人民为本位”的立场上的意识形 态意义。郭沫若同时从事历史研究与历史剧创作，他表白“我是很喜欢把历史人物作为 题材而从事创作的，或者写成剧本，或者写成小说”，也表白过自己的史学与史剧观，他说他的史学研究“主要是凭自己的好恶”，而“好恶的标准”“一句话归宗：人民本 位”。(注：《＜历史人物＞序》，《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合乎人民本位的应该阐 扬，反乎人民本位的便要扫荡”。(注：《新陈代谢》，《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1 48页。)就戏剧创作，“我们要制造真善美的东西，也就是要制造人民本位的东西。这 是文艺创作的今天的原则。”(注：《走向人民文艺》，《郭沫若文集》第十三卷，第3 16页。)

郭沫若从不隐讳自己研究与创作的意识形态属性。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郭沫若流亡日 本10年，正式开始史学研究，用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观念规划中国历史，将中国历史 叙事纳入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的社会发展模式中。这样做一 则可以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历史的“适应度”，二则可以证明现实中中国革命的 合理性。因为如果中国的历史确实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模式，从原始社会到奴隶 社会到封建社会再到资本主义社会，那么，中国的现实与未来也会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革 命模式发展，即通过无产阶级革命建立社会主义与共产主义。史学研究可以用中国的“ 历史发展”证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普遍性，马克思主义理论又可以证明中国的“现实革 命”的合理性。这样，史学就具有了重要的意识形态意义。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 自序”中，郭沫若自己表述得很明白：“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 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 们未来的去向。”(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郭沫若文集》，第14卷，第1 0页。)

郭沫若集学者作家于一身，但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角色，远不是学者或作家身份 可以概括的。他自觉地构筑现代中国革命的意识形态话语，是葛兰西所说的真正意义上 的现代“有机的知识分子”。葛兰西将第二国际工人阶级运动失败的原因，归结为忽视 了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或文化领导权。他认为，意识形态作为“最高意义上”的世界观，凝聚统一起社会集团，形成一种现实的、战斗性的力量。在构筑意识形态并争夺“知 识与道德领导权”的过程中，知识分子起到重要作用。他们不仅提出一种体系化的完

整 的哲学，而且还要将这种哲学大众化、常识化，教育与影响人民，成为人民的思想与信 仰形式。葛兰西将那些自觉地思考历史与时代问题并将自己的思想与大众实践结合起来 的知识分子，称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真正的哲学家是而且不能不是政治家，不能 不是改变环境的能动的人……”(注：参见(意)葛兰西《狱中札记》第三章“哲学研究 ”第一节，曹雷雨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232-293页，引文见第239、265页。)

郭沫若作为“有机的知识分子”的角色，在中国现代文化上具有典范意义。他从历史 构筑现代意识形态，历史可以以学术的形式表现，也可以以戏剧或小说的形式出现。郭 沫若一生三度创作历史剧，早年的抒情历史剧完全将历史现实化变成意识形态的代言。从《卓文君》《王昭君》到《聂@①》，叛逆变成了革命。聂政慷慨赴死，两位女子从 容殉死，在原始的狭义观念之上，作者又加上了“均贫富”、“茹强权”的意义。剧中 一再提倡“刺杀那些王和将相”，剧终士兵们听罢酒家女的演讲，一哄而上杀了长官，准备到“山里去做强盗”，行侠的戏变成革命的戏。郭沫若试图用历史剧构筑历史中人 民的主体与阶级冲突的动力结构。从1920年的诗剧《棠棣之花》，到1940年五幕剧《棠 棣之花》定稿，前后写了22年，不同时代的现实意义叠加在同一个题材上。“百姓”代 表着模糊的人民概念，国家主题取代了个人主题，私仇变成公愤，聂政“铲除国贼”，意义在于抗秦，“于人有利，于中原有利”。国家成为历史剧《棠棣之花》的历史主体。抗战意识形态出现。

席勒在《舞台作为一种道德机关》中说：“如果各种戏剧具有一个共同的特色，如果 戏剧诗人都有统一的目标——换句话说：如果诗人选材适当而且都从民族当前的主题出 发——那就会出现民族舞台，我们就会成为统一国家。”(注：转引自《戏剧理论文集 》陈瘦竹著，中国戏剧出版社，1988年版，第333-334页。)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深受 歌德与席勒的影响。40年代初抗战背景下郭沫若历史剧创作达到高峰，直接的灵感是在 “历史的精神”中拯救国家与民族意识。他说屈原的悲剧“是全中华民族的”，“中华 民族的尊重正义，抗拒强暴的优秀精神，一直到现在都被他扶植着。”(注：《题画记 》，《关于屈原》，《郭沫若文集》，第十二卷，第238页，第20页。)抗战意识形态的 历史剧试图将阶级意识融合到民族国家意识中，《屈原》的成功在于它获得一种意识形 态的整体性，而《孔雀胆》的问题则在于这种整体性受到威胁。阶级主题(镇压农民起 义)、民族主题(协助梁王异族政权)与个性主题(段功与阿盖的爱情)无意间陷入一种意 识形态冲突中。批评界出现指责，作者一再修改，但剧场演出效果很好。(注：详见《 郭沫若史剧论》，“第五章《孔雀胆》的成败得失”，田本相 杨景辉著，人民文学出 版社，1985年版，第146-172页。)如果《棠棣之花》的意义断层显得突兀，说明历史剧 结构意识形态的困难，《孔雀胆》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历史剧中意识形态结构本身的脆 弱。

郭沫若在他的史学研究与史剧创作之间建立起一种协调的动力结构。同一种意识形态 主题分别用史学与史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史学通过“真实性”获得话语权威，史剧通过 艺术性使这种话语权威获得大众的认可。屈原主题的利用是一个典型。郭沫若希望将屈 原树立为民族精神象征，这是一个层次的意义，另外，屈原的诗人与官吏的双重身份，还寄托着郭沫若的现代“有机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身份认同的希望。有关屈原的史学 方面的成果是《屈原研究》，史剧方面的成果是《屈原》。郭沫若习惯将他的史学思想 表现为史剧，因为任何思想必须获得大众化、生活化，才能产生意识形态力量。郭沫若 受一部小说体裁的野史《剿闯小史》的启发，写出轰动一时的《甲申三百年祭》，重庆 的国民党与延安 的共产党在这篇文章中都看到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意义。国民党看到 农民起义成功地推翻了中国的正统政权却最终导致异族入侵，组织人员批判；共产党看 到农民起义推翻了正统政权转瞬之间又自身溃败，将这篇史学论文当作“整风文件”印 发学习。而坦率地说，郭沫若自身关注的却是这段历史的另一种启示，即知识分子的使 命。他认为“杞县举人”李岩的加入才使农民运动走上正轨，而大顺王朝最后失败也是 因为没有采纳李岩的计划。他念念不忘要为李岩与红娘子写一出戏，甚至在论文中也过 分专注于李岩和李岩与红娘子这段野史。(注：参见《郭沫若的史学生涯》叶桂生 谢 保成著，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75-188页：“„甲申三百年‟**”)

对于构筑意识形态的史学与史剧，理解历史的现实意义比历史事实更重要。葛兰西将 上层建筑分为由国家、军队、法律等机构代表的政治社会与由政党、教会、学校、新闻 媒体与文化团体代表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是意识形态的活动场所。国民党政权下郭沫 若的史学与史剧构筑的意识形态在市民社会中与政治社会对立，争夺知识与道德的领导 权。这种格局在建国后发生了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社会与市民社会的冲突与竞争失去 了“合法性”。知识分子的使命从争夺文化领导权变成服务既定的文化领导权。郭沫若 过去为那些挑战正统的叛逆、流寇翻案写成历史悲剧，现在却需要用史学与史剧重塑正 统。梁启超当年提倡新史学时，批判中国旧史学有君史、无民史，有群统、无国统。郭 沫若早期的历史剧创作力求构筑历史中人民主体、国家主体，到解放后的两出历史剧《 蔡文姬》与《武则天》，他又隐晦地试图构筑新的“君统”。《蔡文姬》用郭沫若的话 说是借蔡文姬为曹操翻案，曹操与武则天，或因出身或因性别，均是有君之实而无君之 名。郭沫若的翻案历史剧的意识形态功能，是为新中国建立新正统。郭沫若一再表白“ 蔡文姬就是我”，他想一方面通过为曹操翻案树立新中国的新正统，另一方面通过蔡文 姬归汉，表达自己意识形态立场上自觉的归属与认同。

翻案史学与翻案史剧不是忠于历史事实，而是以新的意义挑战旧的意义。郭沫若的史 学研究不再提“人民本位”，开始关注所谓“对人民有利”的帝王。《胡笳十八拍》中 蔡文姬归来看到的景象是“城郭为山林，庭宇生荆艾。白骨不知谁，纵横莫覆盖。出门 无人声，豺狼号且吠。”剧中蔡文姬归来看到的却是丰收的“太平景象”，农民唱着“ 屯田歌”，歌颂“为民造福”的曹丞相。郭沫若继续史学与史剧写作，却领会到新的历 史语境中意识形态的结构与功能发生变化的深刻含义，“以古鉴今”或“以古喻今”变 为“古为今用”，历史不再有构筑意识形态的使命，反倒是意识形态开始构筑历史。郭 沫若有时强说革命胜利后还可以写悲剧，但他自己却明白地不再写悲剧了。他的两部历 史剧参与掀起了有关历史剧的大讨论，但他本人却没有积极参与讨论。历史剧的现实性 比真实性更重要，只是把握现实性的问题是纯粹的权力问题，在理论形式中无法言说。

二、新史学的意识形态意义

郭沫若是中国现代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创始人，也是中国现代话剧中历史剧创作的领导 者。他同时以史学与史剧的方式，实现了从历史构筑现代革命意识形态的意义。我们在 有机知识分子与精英思想大众化的现代意识形态语境上理解郭沫若的历史剧创作，并将 他当作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典型，思考中国现代启蒙与革命立场上的“有机的知识分子 ”的意义。从某种意义上说，郭沫若并不是一个特例，而是一个将典型性表现到极致的 个案。

从史学角度看，他体现了梁启超等人发起的“新史学”的理想。1902年2月到11月间，《新民丛

报》分6期连载了梁启超的《新史学》，(注：分别刊载于《新民丛报》第1、3、11、14、16、20期，本书的相关引文，均出自《梁启超史学论著三种》，林毅校点，香港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3-42页。)在中国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梁启超认为，历 史是叙述国族之进化的学术。国族是历史的主体，进化是历史的精神，历史则表现为国 族之间竞争和优胜劣汰的进程。中国无历史，是因为旧史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 ”。中国的史是君史，一朝一姓的家谱，势利腐儒堆积的耗损民智的故纸堆，培养国民 的奴隶根性。梁启超呼吁在新观念下建立新史学，当时虽有异议，但响应者众

第四篇：浅谈史记

浅谈《史记》的文学之美和文学史贡献

《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从传说中的黄帝开始，一直写到汉武 帝元狩元年，叙述了我国三千年左右的历史。具有“史文学，双合璧，树正史，把典立。纪表书，有列传，纪传体，百卅篇。自黄帝，止汉武，三千载，祥记述”的文学特征。历来被奉为中国“古文”的最高成就。鲁迅先生称赞它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是中国文学历史长河中的一颗璀璨明珠，为对中国文学史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

《 史记》是我国古代文学的一座丰碑，有着独特的文学成就和艺术之美。首先，它使以人物为中心的文学创作达到了高峰，表现在运用真实的历史材料成功地塑造出众多的性格鲜明的人物形象。司马迁像一个出色的画家，以他那十分传神的画笔，为我们勾画出一个个栩栩如生的人物画像；又像一位善于捕捉瞬间的雕塑家，以他那锋利的刻刀，为我们塑造了一个个风采各异的雕像。在《史记》这座人物画廊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历史上那些胆识过人的王侯将相的英姿。也可以看见奋起草莽而王天下的起义者，看上去怯懦无能而胸怀大志的英雄，不居权位而声震人主的侠士，血溅五步的刺客，运筹帷幄、智谋百出的文弱书生，乃至富可敌国的寡妇，敢于同情人私奔的漂亮女子，妙计藏身的士人食客、百家争鸣的先秦诸子、“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已诺必诚的游侠、富比王侯的商人大贾，以及医卜、俳优等各种人物的风采，司马迁创造性地把文、史熔铸于一炉，所塑造的人物都形神兼备，相当完整，能准确捕捉历史人物的特征且善于精心选材，选择重大的历史事件，展示人物的生命遭际，突出人物的主要形象特征，善于通过矛盾描写、虚实相生、细节描写、心理描写、语言描写、对比映衬等手法来刻画人物形象。往往某种极其复杂的事实，他都措置的非常妥贴，秩序井然，再加以视线远，见识高，文字生动，笔力洗炼，感情充沛，信手写来，莫不词气纵横，形象明快，使人“惊呼击节，不自知其所以然”。给人以美的享受和思想上的启迪，为我们写下了一部形象的历史。所以，鲁迅先生称赞《史记》为“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正因为如此，在中国古代浩瀚的史著中，《史记》拥有的读者量是首屈一指的

其次，《史记》叙事和场面描写相当悲壮慷慨，其塑造的人物多具有悲壮之美，如屈原忠贞爱国、坚守节操，“上下求索”，却“忠而被谤”、“信而见疑”，屡遭放逐，最后自沉汨罗江；荆轲反抗强暴，慷慨赴义，行刺秦王，壮烈牺牲……在这些人身上体现着真理的价值，闪耀着正义的光辉，与此相应，其叙事场面多为具有悲壮色彩，总能引发人们的深思，唤起人们的怜悯之心。

另外，《史记》具有浓郁的抒情性。太史公的不幸遭遇使其满怀愤慨，他将这种浓郁的感情融入《史记》的创作中，因而其笔下的人物刻画和论赞中都跳跃着自己愤慨之情。

再次，《史记》的的叙事刚柔并济，以刚为主的艺术风格具有多样性和丰富性，既有阴柔之美，又有阳刚之美。全书的阳刚之美主要表现在：气魄宏浑，笔力千钧；内容奇伟，惊心动魄；气势凌厉，一泻千里。

最后，其结构和语言都是具有开创性的，《史记》的整体结构宏伟。开创了一种新的传记体格式，开头先介绍人物姓氏、籍贯，中间是记叙主体，选择与人物性格、事功最相关的几件事进行叙述，结尾以太史公曰表自己意见。具体到每篇专辑的写作又有所不同，其人物传记分为分传、合传、寄传、杂传，这是太史公根据人物性格和事功的差异进行安排的，其结构对后世史书、传记文学及小说的创作都有深远的影响。《史记》在语言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首先是人物语言富于高度个性化特征，如正直口吃的周昌廷之语、毛遂自荐之言，最突出的是陈涉、项羽、刘邦表述早年抱负之语的不同表现。其次是太史公的叙述之言通俗、简练、质朴、生动、传神。太史公把许多古典文籍资料和民间材料提炼加工成符合汉代人语言习惯的书面语。最后，有些语言接近当时的口语，还引用大量的诗赋、民谣、谚语，语言丰富，有很强的表现力，使作品激荡着诗的情韵，富有强烈的抒情色彩，充溢着感人的魄力。

《史记》具有相当高的文学价值。它的文采历来为我国文学界所称颂，给我国后来的文学一深远的影响。

首先，开创了“纪传体”体例，开创了我国传记文学的先河。纪，指本纪，即皇帝的传记；传，指列传，是一般大臣和各式人物的传记。，司马迁在前人的基础上，在《史记》中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五体结构，创造性地探索了以人物为主体的历史编纂学方法。

“本纪”按年代顺序记叙帝王的言行和政绩；“表”按年代谱列各个时期的重大事件；“书”记录了各种典章制度的沿革；“世家”载述诸侯国的兴衰和杰出人物的业绩；“列传”记载各种代表人物的活动。司马迁创造性地把这五种体裁综合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统一体系。这种撰史方法可以容纳广泛的内容，有一定的灵活性，又能反映出封建的等级关系，因而为历代史家所采用，为后来历代“正史”所传承影响十分深远。

其次，建立杰出的通史体裁

《史记》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贯通古今，网罗百代的通史名著。无论说它是古代中国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还是说它是世界古代文学史的最辉煌成就，都毫不为过。正因为《史记》能够会通古今撰成一书，开启先例，树立了榜样，于是仿效这种体裁而修史的也就相继而起了。通史家风，一直影响着近现代的史学研究与写作。

再次，《史记》对古代的小说、戏剧、传记文学、散文，都有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史记》以她高度的文学性，促进了我国古代文学的发展，在文学方面，首先，从总体上来说，《史记》作为我国第一部以人物描写为中心的大规模作品，为后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基础和多样性。《史记》所写的都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通过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写作方法、文章风格等方面，自汉以来的许多作家的作品都或多或少地模仿《史记》。

此外，《史记》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但是，通过“互见”即突出人物某种主要特征的方法，通过不同人物的对比，以及在细节方面的虚构，实际把人物加以类型化了。在各民族早期文学中，都有这样的现象，这是人类通过艺术手段认识自身的一种方法。只是中国文学最初的类型化人物出现在历史著作中，情况较为特别。

《史记》对后世文学的影响也表现在古代文学的批判上，反对形式主义的繁缛或苦涩古奥文风的古文家，将《史记》作为他们的一面旗帜，郑樵所说的“百代以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学者不能舍其书”，无论对史学还是文学来说，都是合适的。被称为“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十分推崇太史公，把《史记》的文章看为成文的规范，他的《张中丞后序》、《毛颖传》等文，很显然是模仿《史记》的人物传记。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史记》的地位越来越高，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不断扩大，代代相传，绵延不绝！《史记》在我国散文史上起着承先启后的作用，而对明清以来的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的影响非常大。

《史记》的人物传记有人物形象、有故事情节。绘声绘色，简练生动，千百年来在民间流传，为广大平民百姓所熟悉，这都为通俗小说和戏剧创作提供良好的借鉴。在后代小说、戏剧中所写的帝王、英雄、侠客、官吏等各种人物形象，有不少是从《史记》的人物形象演化出来的。在小说方面，除了人物类型，他的体裁和叙事方式也受到

《史记》的显著影响。明清以来的小说多以“传”为名，以人物传记的形式展开，具有人物传记式的开头和结尾，一人物生平始终为脉络，严格按照时间顺序展开情节，并往往有作者的直接评论，这些都主要源于《史记》。在传记文学方面，由于《史记》的纪传体为后世所继承，由此产生了大量的历史人物传记。此外，史传以外的别传、家传、墓志铭等各种形式的传记也深受《史记》的影响。

至于戏剧，《史记》的叙事简明生动，系统清晰，生动活泼，文笔绚烂，尤其是富有戏剧性场景的描写，更增加了作品的吸引力。《史记》的语言朴素简炼、通俗流畅，既疏缓从容、庄谐有致，又富于变化，其中取材于《史记》人物的也很多，特别是它的一些艺术手法，如通过人物的行动、对话来表达人物性格，避免冗长静止的叙述，以及注意故事曲折动人，语言简洁生动等，无疑为后来的优秀戏剧创作所吸收并加以发展。

第五篇：《史记》

《史记》读后感

很早就知道鲁迅先生对《史记》的评价：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史记》是我国西汉著名史学家司马迁撰写的一部纪传体史书，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开创了以人物为中心记载史实的模式，被列为二十四史之首。原名《太史公记》。该书是中国古代最著名的古典典籍之一，记载了上自上古传说中的黄帝时代，下至汉武帝元狩元年间共3000多年的历史。与后来的《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合称“前四史”。

在阅读《史记》之前很激动，可是真正拿起书看的时候头却觉得力不从心，特别是在看本纪和世家的时候，繁杂的家族谱和人物关系使我不得不经常把书来来回回地翻着看，虽然看书的过程中有点索然无味，但是在看完《史记》后，真的有了一种全新的收获。仿佛自己去过了书中记载的各个朝代，见过了形形色色的人，真实感受到了上千年的中国历史，深深地爱上了祖国这样厚实的历史积淀。《史记》有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十二本纪是对各朝代历史帝王活动的记录，十表是大事年表，八书是关于社会制度及天文水利等方面的记载，三十世家是周代各诸侯国的历史和汉代列侯的传记，七十列传是人物传记，是核心部分，开创了纪传文学的先河。

本纪、世家都是分国叙事、编年叙事，用以统摄后面的列传。本纪、世家之外，还有“十表”互见，作全书的时空框架。其“纪传五体”，其中只有“八书”是讲典章制度，时空观念较差，属于结构性描述。原始人类有“寻根癖”，古代贵族有“血统论”，春秋战国“礼坏乐崩”，但“摆谱”的风气更盛（“世”在当时是贵族子弟的必修课），很多铜器铭文，都是一上来就“自报家门”，说我是“某某之子某某之孙”。司马迁虽生于布衣可取卿相的汉代，但他是作“大历史”。他要打通古今，保持联贯，还是以这样的体裁最方便。司马迁作《史记》，其特点不仅是宏通博大，具有高度概括性，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能以“互文相足之法”，节省笔墨，存真阙疑，尽量保存史料的“鲜活”。

说到《史记》就不得不提《报任安书》，在《报任安书》中我们就可以明白司马迁做《史记》的原因。司马迁作为史官地位低下，想要推贤进士而又不能，后因为李陵求情而身受极辱。作为史官世家的后代，他为了完成父亲的遗愿，为了自己的理想而忍辱偷生，最终做了《史记》这一开创性的伟大著作。

通过《史记》让我更深刻地了解了中华民族渊源历史，还学会了做人的道理，了解历史人物的丰功伟绩，懂得了一些历史典故，知道一些历史事件发生背景、过程以及对当时社会带来的深刻历史影响。而司马迁的博学、不屈不挠的精神值得我们中国人引以自豪，在中华民族复兴的今天古为今用以史为鉴具有现实的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