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读书法

第一篇：名人读书法

名人读书法

1．毛泽东的读书法

毛泽东毕生珍惜时间，博览群书。其中“三复四温”式阅读和“不动笔墨不读书”是他主要的读书方法。他在青年时期就熟读了《史记》、《汉书》等古籍，并且不断地重温；就是到了晚年，对他喜爱的同一本史书，也是反复研读，并有读过一遍书在封面划上一个圈作记号的习惯，所以，在他读过的许多书籍中，均留下了他读过二遍、三遍的圈记。毛泽东在青年时代读书时即有“读得多，想得多，写得多，问得多”的习惯。他的写作多表现在作内容摘录，在重要的地方划上圈、杠、点等符号，作批注以及写读书日记、在原书上改错纠谬。2．鲁迅的读书法

鲁迅在博览群籍的基础上，形成了有自己特色的读书方法。一是泛览，他提倡博采众家，取其所长，主张在消闲的时候，要“随便翻翻”。二是硬看。对较难懂的必读书，硬着头皮读下去，直到读懂钻透为止。三是专精。他提倡以“泛览”为基础，然后选择自己喜爱的一门或几门，深入地研究下去。否则，读书虽多，终究还是一事无成。四是活读。鲁迅主张读书要独立思考，注意观察并重视实践。他说：“专读书也有弊病，所以必须和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他还主张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这一部活书”。五是参读。鲁迅读书不但读选本，还参读作者传记、专集，以便了解其所处的时代和地位，由此深化对作品的理解。鲁迅的“跳读”法： 鲁迅先生认为：“若是碰到疑问而只看那个地方，那么无论到多久都不懂的，所以，跳过去，再向前进，于是连以前的地方都明白了。”这种方法是对陶渊明的“不求甚解”读书方法的进一步发挥。它的好处是可以由此节省时间，提高阅读速度，把精力放在原著的整体理解和最重要的内容上。3．苏步青的读书法

著名数学家苏步青主张读书要多读、精读、他读书时，第一遍一般先读个大概，第二遍、第三遍逐步加深理解。他就是这样来读《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的。他最喜欢《聊斋》，不知反复读了多少遍。起初，有些地方不懂，又无处查，他就读下去再说，以后再读就逐步加深理解。苏步青读数学书也是这样的，他总是边读边想，边做习题，到读最后一遍，题目全部做完。他认为，读书不必太多，要读的精，要读到你知道这本书的优点、缺点和错误了，这才算读好、读精了。

4．列宁读书法：

列宁读书的速度和理解的深度异常惊人。有一次，一位老布尔什维克见列宁捧着—本很厚的外文书在快速翻阅，便问他要把一首诗背下来需要读多少遍，列宁回答说：只要读两遍就可以了。

列宁之所以具有如此强的记忆力，是与他读书过程中的专心致志分不开的。他读起书来，对周围的一切就理会不到了。有一次，他的几个姐妹恶作剧，用6把椅子在他身后搭了一个不稳定的三角塔，只要列宁一动，塔就会倾倒。然而，正专心读书的列宁毫未察觉，纹丝不动。直到半小时后，他读完了预定要读的一章书，才抬起头来，木塔轰然倒塌……

这个故事说明，要想把书读透、记牢，必须高度集中注意力。古人早就说过：“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浪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有不到者乎？” 5． 韩愈“提要钩玄”读书法

韩愈读书以勤奋贯彻始终。在《进学解》中，曾提出“记事者必提其要，纂言者必钩其玄”。这就是后世所称的“提要钩玄读书法”。大意是说，读书一定要写笔记；而读不同的书，又有不同的笔记法。读记载事实的史籍，一定要写出提要，掌握纲要；读辑录言论的书，一定要钩出精义，领会精神。写提要时，必须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弄清这一事件和其它事件之间的错综复杂关系；钩精义时，必须对那些言论进行深入的研究与分析。提要钩玄的过程，有助于增强记忆，提高认识，培养独立思考能力。6．杨振宁的“渗透”读书法

杨振宁教授认为：既然知识是互相渗透和扩展的，掌握知识的方法也应该与此相适应。

当我们专心学习一门课程或潜心钻研一个课题时，如果有意识地把智慧的触角伸向邻近的知识领域，必然别有一番意境。在那些熟悉的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则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

对于那些相关专业的书籍，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不妨拿来读一读，暂弄不懂也没关系，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也许正产生于半通之中。采用渗透性学习方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大力提高学习的效率。

7．毛姆的“乐趣”读书法

英国作家毛姆提出“为乐趣而读书”的主张，他说：“我也不劝你一定要读完一本再读一本。就我自己而言，我发觉同时读五、六本书反而更合理。因为，我们无法每一天都有保持不变的心情，而且，即使在一天之内也不见得会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 8．爱因斯坦的“总、分、总”三步读书法

所谓总，就是先对全书形成总体印象。在浏览前言、后记、编后等总述性东西的基础上，认真地阅读目录，概括了解全书的结构、体系、线索内容和要点等。

所谓分，就是在“总”体了解基础上，逐页却不是逐字地略读全文。在略读中，要特别注意书中的重点、要点以及与自己需要密切相关的内容。

所谓总，就是在阅读完全书后，把已经获得的印象条理化、系统化，使观点与材料有机结合。经过认真思考、综合，弄清全书的内在联系，以达到总结、深化、提高的目的。9．顾炎武自督读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名言，是由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最先提出的。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日知录》一书；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10．卢梭的读书方法

十八世纪法国启蒙思想家卢梭一向反对死读书、滥读书。

当时社会上有些人，学了一门知识赶着学另一门知识，没一刻停息，只花时间去学别人的思想，却没时间锻炼自己的思想。结果，知识是学了些，智力却很少增长。

卢梭对此很看不惯，就在他著的《爱弥尔》一书中说，这种人“就好比在海滩上拾贝壳的孩子，起初拾了一些贝壳，可是看到其他的贝壳时，他又想去拾，结果扔掉一些又拾到一些，乃至拾一大堆贝壳不知道选哪一个好的时候，只好通通扔掉，空着手回去。”

第二篇：名人读书法

名人读书法

鲁迅嚼辣椒驱寒

鲁迅先生从小认真学习。少年时，在江南水师学堂读书，第一学期成绩优异，学校奖给他一枚金质奖章。得到奖章后，他立即拿到南京鼓楼街头卖掉，然后买了几本书，又买了一串红辣椒。每当晚上寒冷时，夜读难耐，他便摘下一颗辣椒，放在嘴里嚼着，直辣得额头冒汗。他就用这种办法驱寒坚持读书。由于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著名的文学家。他的一些好的读书方法也流传至今。

王亚南睡三脚床

王亚南小时候胸有大志，酷爱读书。

他在读中学时，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读书，特意把自己睡的木板床的一条脚锯短半尺，成为三脚床。每天读到深夜，疲劳时上床去睡一觉后迷糊中一翻身，床向短脚方向倾斜过去，他一下子被惊醒过来，便立刻下床，伏案夜读。天天如此，从未间断。结果他年年都取得优异的成绩，被誉为班内的“三杰”之一。

他由于少年时勤奋刻苦读书，后来，终于成为我国杰出的经济学家。恩格斯的读书法

恩格斯的读书方法之一是重视读原著，一般不轻易使用第二手、第三手材料。

1884年8月6日，德国社会民主党人格奥尔格·享利希·福尔马尔给恩格斯写了一封，说有一位女士对社会主义感兴趣并打算研究社会科学，但不知进哪一所高等学校才好。恩格斯复信道，这个问题很难回答，因为大学里每一门科学尤其是经济学被糟蹋得很厉害，关键是要自学，并掌握有效的自学方法。

恩格斯在信中说：“从真正古典的书籍学起，而不是从那些最要不得的德国经济学简述读物或这些读物的作者的讲稿学起。”“最主要的是，认真学习从重农学派到斯密和李嘉图及其他学派的古典经济学，还有空想社会主义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的著作，以及马克思著作，同时要不断的努力得出自己的见解。”也就是说，要系统地读原著，因为“研究原著本身，不会让一些简述读物和别的第二手资料引入迷途。”

从其阅读过的书目来看，他虽然也读过大量的通俗小册子，报刊等，但花功夫最大，读得最多的还是那些经典原著。他认为，系统读原著是从事研究的一种正确的读书方法。这样，可以了解一个理论的产生、发展和

完善的过程，不仅可以全面系统地掌握基本原理，而且可以掌握其发展过程，了解这一理论的全貌。

杰克·伦敦的“饿狼式”读书法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经过苦难磨练，十分珍视读书机会。他遇到一本书时，不是用小巧的橇子偷偷撬开它的锁，然后盗取点滴内容，而是像一在只饿狼，把牙齿没进书的咽喉，凶暴地吮尽它的血，吞掉它的肉，咬碎它的骨头！直到那本书的所有纤维和筋肉成为他的一部分。

杨振宁的“渗透”读书法

杨振宁教授认为：既然知识是互相渗透和扩展的，掌握知识的方法也应该与此相适应。

当我们专心学习一门课程或潜心钻研一个课题时，如果有意识地把智慧的触角伸向邻近的知识领域，必然别有一番意境。在那些熟悉的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则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

对于那些相关专业的书籍，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不妨拿来读一读，暂弄不懂也没关系，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也许正产生于半通之中。采用渗透性学习方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大力提高学习的效率。毛姆的“乐趣”读书法

英国作家毛姆提出“为乐趣而读书”的主张，他说：“我也不劝你一定要读完一本再读一本。就我自己而言，我发觉同时读五、六本书反而更合理。因为，我们无法每一天都有保持不变的心情，而且，即使在一天之内也不见得会对一本书具有同样的热情。”

爱因斯坦的“总、分、总”三步读书法

所谓总，就是先对全书形成总体印象。在浏览前言、后记、编后等总述性东西的基础上，认真地阅读目录，概括了解全书的结构、体系、线索内容和要点等。

所谓分，就是在“总”体了解基础上，逐页却不是逐字地略读全文。在略读中，要特别注意书中的重点、要点以及与自己需要密切相关的内容。所谓总，就是在阅读完全书后，把已经获得的印象条理化、系统化，使观点与材料有机结合。经过认真思考、综合，弄清全书的内在联系，以达到总结、深化、提高的目的。

余秋雨的“畏友”读书法

散文家余秋雨提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顾炎武自督读书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家喻户晓的名言，是由明末清初的爱国主义思想家、著名学者顾炎武最先提出的。

顾炎武自幼勤学。他6岁启蒙，10岁开始读史书、文学名著。11岁那年，他的祖父蠡源公要求他读完《资治通鉴》，并告诫说：“现在有的人图省事，只浏览一下《纲目》之类的书便以为万事皆了了，我认为这是不足取的。”这番话使顾炎武领悟到，读书做学问是件老老实实的事，必须认真忠实地对待它。顾炎武勤奋治学，他采取了“自督读书”的措施：首先，他给自己规定每天必须读完的卷数；其次，他限定自己每天读完后把所读的书抄写一遍。他读完《资治通鉴》后，一部书就变成了两部书；再次，要求自己每读一本书都要做笔记，写下心得体会。他的一部分读书笔记，后来汇成了著名的《日知录》一书；最后，他在每年春秋两季，都要温习前半年读过的书籍，边默诵，边请人朗读，发现差异，立刻查对。他规定每天这样温课200页，温习不完，决不休息。

秦牧主张“牛嚼”和“鲸吞”

当代著名作家秦牧，每天都要阅读大量的书报杂志，广搏地积累知识。结果，他写出的作品宛如由知识的珠宝串成，闪耀着独特的光彩。秦牧在谈到读书时，主张采取牛和鲸的吃法，即“牛嚼”与“鲸吞”。

什么叫“牛嚼”呢？他说：“老牛白日吃草之后，到深夜十一二点，还动着嘴巴，把白天吞咽下去的东西再次‘反刍’，嚼烂嚼细。我们对需要精读的东西，也应该这样反复多次，嚼得极细再吞下。有的书，刚开始先大体吞下去，然后分段细细研读体味。这样，再难消化的东西也容易消化了。”这就是“牛嚼”式的精读。

那什么叫“鲸吞”呢？他说，鲸类中的庞然大物——须鲸，游动时俨然能一座飘浮的小岛。但它却是以海里的小鱼小虾为主食的。这些小玩艺儿怎么填满它的巨胃呢？原来，须鲸游起来一直张着大口，小鱼小虾随着海水流入它的口中，它把嘴巴一合，海水就从齿缝中哗哗漏掉，而大量的小鱼小虾被筛留下来。如此一大口一大口地吃，整吨整吨的小鱼小虾就进入鲸的胃袋了。人们泛读也应该学习鲸的吃法，一个想要学点知识的人，如果只有精读，没有泛读；如果每天不能“吞食”它几万字的话，知识是

很难丰富起来的。单靠精致的点心和维生素丸来养生，是肯定健壮不起来的。

“牛嚼”与“鲸吞”，二者不可偏废。既要“鲸吞”，要大量地广泛地阅读各种书籍，又要对其中少量经典著作反复钻研，细细品味。如此这般，精读和泛读就能有机地结合起来了。

李白读书

李白是我国唐代著名的诗人。研究一下他的读书法，对我们不无启发。李白家庭条件较好，藏书颇丰。自云:“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他在自己的诗文中，非常熟练地引用古人古事，可见他扎下何等深厚的根基。李白读书，胸怀壮志，博古通今，意在实用。他说:“白上探玄古，中观人世，下察交道。”(《送戴十五归衡岳序》)上下相接，一气贯通，这需要多大的魄力!他又说:“怀经济之才，抚巢由之节，文可以变风俗，学可以究天人。”(《为宋中丞自荐表》)观其一生所为，此言并非虚构。大概诗人的桂冠，不像如今这祥值钱。李白虽在少年时代，便已写得一手好诗，但并不标榜自己将来想做个什么诗人，而是口口声声，要探讨社会，要研究人生，要有经济之才，然后凭借自己的本事，去辅佐明主，改变世俗，振兴社谡。李白这种恩想，深受前贤先哲的影响。如屈原非常憎恨当时污浊的世道，苦心焦思，希望改革。司马迁在《报任安书》中，说他作《史书》的目的，是“欲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李白踵武圣迹，继承他们的高风亮节。

读书是件苦事，也是件乐事。李白在《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士》诗中写道：“观书散遗帙，探古穷至妙。片言苟会心，掩卷忽而笑”。从这些诗句中间，可以看出，李白是如何认真钻研，具有一种不达“妙境”绝不罢休的顽强精神。作者与读者的思想能交流，能给你新知，道你之所未道，能令你惊喜；„„难怪陶渊明“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了。“掩卷而笑”也罢，“欣然忘食”也罢，都是读书的快乐。

读书的方法很重要，必须讲究，但这点因人而异，又不拘于一途。“孔明披书，每观于大意。”(《送孟赞府兄还都序》)这是李白对诸葛氏的赞语。“观其大意”，并非草草，而是分清轻重、主次，求其精义，得其神蕴，不在细枝末节上纠缠，然后融会贯通，结合实情，再加创造。李白说自己：“尝览千载百家之书”，想亦是效仿诸葛氏之法。也有饱学之士，兀兀穷年，苦吟不缀，咬文嚼字，背诵如流，但毫无创造，顶多是个书篇而已。何足道哉?

提起李白，人们便想到天才。诚然，他生性聪敏，异于常人。但“天才”是不可以模仿，而他的勤奋刻苦，讲究方法，讲究实效的学习精神，则是可以学习的。

华罗庚读书

华罗庚把读书过程归结为“由厚到薄”、“由薄到厚”两个阶段。当你对书的内容真正有了透彻的了解，抓住了全书的要点，掌握了全书的精神实质后，读书就由厚变薄了，愈是懂得透彻，就愈有薄的感觉。如果在读书过程中，你对各章节又作深入的探讨，在每页上加添注解，补充参考资料，那么，书又会愈读愈厚。因此，读书就是由厚到薄，又由薄到厚的双向过程。

将军读书

苏轼的读书方法

苏轼是宋朝著名的文学家,他在诗、词、散文、书法、绘画等艺术领域开风气之先而且成就卓著。即便在读书方法上也有值得大书特书的一笔。在《又答王庠书》中答侄女婿王庠“问学”，介绍了他首创并实践的一种读书方法，从古到今，影响深远。

苏轼在信中说：“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之，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并取，但得其所欲求者尔。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意思是说，年轻人读书，每一本好书都读它几遍。好书内容丰富就像知识的海洋，读书时人的意识指向一个方面，就像打开了一扇窗口，不能使各个方面的知识进入视野，读一遍书只是获取了意识指向的那个方面的信息而已。所以希望读者每读一遍都只带着一个目标去读。这种定向专

一、反复整取的阅读模式，我姑且命名定位为“模式阅读”。因为它是一个模式：带着A目标读第一遍，带着B目标读第二遍，带着C目标读第三遍，带着D目标读第四遍„„苏轼就是这样来读《汉书》的：第一遍学习“治世之道”，第二遍学习“用兵之法”，第三遍研究人物和官制。数遍之后，他对《汉书》多方面的内容便熟识了。运用此法去读一篇文章，比读一本书就容易多了。

信末说：“甚非速化之术，可笑可笑。”意思是，远不是速成的方法，是十分可笑的。有人恐怕会把苏轼的谦虚当作浅陋，自以为能眼观六路、耳听八方，何必一意求之、勿生余念呢?殊不知贪多求快乃生性浮躁，涉猎虽广却是过眼烟云。

第三篇：名人读书法（精选）

名人读书法

朱熹读书法

朱熹在读书方法上，特别强调“循序而渐进”。有的人读书性子急，一打开书就匆忙忙朝前赶。朱熹批评他们像饿汉走进饭店，见满桌大盘小碟，饥不择食，狼吞虎咽，食而不知其味。究竟怎样读书呢？朱熹的方法是：“字求其训，句索其旨，未得乎前，则不敢求其后，未通乎此则不敢志平彼，如是循序渐进，则意志理明，而无疏易凌躐之患矣。”也就是说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弄明白它们的涵义，一句话一句话地搞清楚它们的道理。前面还没搞懂，就不要急着看后面的。这样就不会有疏漏错误了。他还说：“学者观书，病在只要向前，不肯退步，看愈抽前愈看得不分晓，不若退步，却看得审。”就是说，读书要扎扎实实，由浅入深，循序渐进，有时还要频频回顾，以暂进的退步求得扎实的学问

杨振宁的“渗透”读书法

杨振宁教授认为：既然知识是互相渗透和扩展的，掌握知识的方法也应该与此相适应。当我们专心学习一门课程或潜心钻研一个课题时，如果有意识地把智慧的触角伸向邻近的知识领域，必然别有一番意境。在那些熟悉的知识链条中的一环，则很有可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新发现。对于那些相关专业的书籍，如果时间和精力允许，不妨拿来读一读，暂弄不懂也没关系，一些有价值的启示，也许正产生于半通之中。采用渗透性学习方法，会使我们的视野开阔，思路活跃，大力提高学习的效率。

余秋雨的“畏友”读书法

散文家余秋雨提出：“应该着力寻找高于自己的‘畏友’，使阅读成为一种既亲切又需花费不少脑力的进取性活动。尽量减少与自己已有水平基本相同的阅读层面，乐于接受好书对自己的塑造。我们的书架里可能有各种不同等级的书，适于选作精读对象的，不应是那些我们可以俯视、平视的书，而应该是我们需要仰视的书。”

爱因斯坦的“总、分、合”三步读书法

所谓总，就是先对全书形成总体印象。在浏览前言、后记、编后等总述性东西的基础上，认真地阅读目录，概括了解全书的结构、体系、线索内容和要点等。

所谓分，就是在“总”体了解基础上，逐页却不是逐字地掠读全文。在掠读中，要特别注意书中的重点、要点以及与自己需要密切相关的内容。

所谓合，就是在掠读全书后，把已经获得的印象条理化、系统化，使观点与材料有机结合。经过认真思考、综合，弄清全书的内在联系，以达到总结、深化、提高的目的。

杰克·伦敦的“饿狼式”读书法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经过苦难磨练，十分珍视读书机会。他遇到一本书时，不是用小巧橇子偷偷撬开它的锁，然后盗取点滴内容，而是像一头饿狼，把牙齿没进书的咽喉，凶暴的吮尽它的血，吞掉它的肉，咬碎它的骨头！直到那本书的所有纤维和筋肉成为他的一部分。

第四篇：名人读书法

名人读书法转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

“不动笔墨不看书”这是毛泽东同志非常赞赏的他的老师徐特立的读书方法。从青年时代起，毛泽东的身体力行这条成功的治学经验，而且坚持不辍。他常说，读书的方法要“四多”——多读、多写、多问。这里说的多写，也就是多做读书笔记。

毛泽东的读书笔记有以下几中形式：

内容摘录。毛泽东青年时代，课堂听讲写“讲堂录”，课后自修写读书录，选抄全篇文章的选抄本，摘录精要的摘录本，共有好几网篮。毛泽东长期保持着这种做读书笔记的习惯。延安时期，毛泽东看了艾思奇的《哲学与生活》摘录，约三千字。他写信给这位哲学家，说：“你的《哲学与生活》是你的著作最深刻的书，我读了得益很多，抄录了一些，送请一看，是否有抄错的。其中有一些疑点(不是基本的不同)，请你再考虑一下„„”这样就把读书与研究、探讨结合了起来。

标记符号，毛泽东每读一本书，都要在重要的地方画上圈、杠、点等各种符号。早年读的德国鲍尔生著、蔡元培译的《伦理学原理》，全书逐字逐句都用毛笔加以圈、点、单杠、双杠、三角、叉等符号，延安时期读的《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列宁选集》、《国家与革命》、《列宁关于辩证法的笔记》、《斯大林选集》，许多段落、章节都作了圈点与勾划。五十年代初开始一直陪伴他的一套乾隆十二年武英殿版线装《二十四史》，850册每册都有他圈点、勾划的标记。现存中南海的毛泽东藏书，由于不少书反复阅读，每读一次就用一种颜色的笔圈点、勾划，以至朱墨纷呈、点线交加。

旁注批评。《伦理学原理》全书十万多字，但毛泽东用工整的小楷写在页边、行间的批评就有12100多字。延安时期读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的两个版本，毛泽东在书眉与空白处写了13000字的批评，其中第三章“辩证法的根本原则”，他用秀丽的行草字体写了近千字的批评，对原著作了扼要概括，既有赞同的评语，又有联系中国革命实际对某些观点作的引申、发挥。他在《旧唐书》中《李义府传》、《杨再恩传》、《刘幽求传》的页边上分别写道：“李义府笑里藏刀”，“杨再恩是佞人”，“刘幽求能伸不能屈”。寥寥几字，把读书的“意见和感想”表达得相当精辟。

读书日记。1937年，李达把刚出版的《社会学大纲》寄给毛泽东，毛泽东读了很高兴，认为是中国人自己写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哲学教科书。他反复精读这本好书，并续写中断的读书日记。日记第一篇写道：“二十年没有写过日记了，今天起再来开始，为了督促自己研究一点学问。”此后，他每日认真记下读书进度。

改错纠谬。对书中不正确的观点或引用不当的材料，也用笔记形式改正。如《南史》的《孔靖传》说“十岁便能为盗，长大何所不为？”毛泽东指出此说不正确，十岁为盗，长大不一定为盗，可惜这种形而上学的推论，“今天也还有之”。在《辩证唯物论教程》旁批中，毛泽东用简略的话指出不正确处，如：“此例不甚清”、“这种说法是不对的”，等等。毛泽东读书非常仔细，连书中错别字、不妥当的标点符号，也一一加以纠正。这反映了毛泽东的严谨治学精神与刻苦的功读精神。

评价推荐。毛泽东笃志嗜学，博览群书、孜孜不倦，读到具有现实意义的要篇时，就热心向全党或党的领导干部介绍推荐。五十年代，他读到《三国志》的《张鲁传》、《郭嘉传》，向党内作了推荐。在推荐《郭嘉传》时，他希望领导干部从中得到启示，说话办事情要“多思”、“多谋”，反对少谋武断。读到汉代文学家枚乘的《七发》，他又写了千余字的书评，一起印发党内。1965年，当他读到《后汉书》中的《黄琼传》、《李固传》时，又认为两人的传值得一读，在反复研读后，批了“送刘、周、邓、彭一阅”、“送陈毅同志一阅”。毛泽东这种独特的读书笔记对全党读书学习风气的形成，无疑是个有力的推动。(王国荣)鲁迅读书 博与专 比较与鉴别

鲁迅的视野极其开阔，他阅读的范围很广，他主张“放开度量，大胆地，无畏地”“尽量地吸收”①古今中外的文化知识。这都属于他所说的随便翻翻之列，但不同时期他又都有自己集中注意的中心。怎样认识和处理这二者的关系呢？他以首先要有广泛的兴趣，不要把眼光盯在一处，局限于狭小的范围，把自己束缚起来。他主张青年“大可以看看本分以外的书，即课外的书，不要只将课内的书抱住”；“学理科的，偏看看文学书，学文学的，偏看看科学书，看看别个在那里研究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这样子，对于别人，别事，可以有更深的了解”。②他还说：有人“以为这么一来，就‘杂’!‘杂’，现在又算是很坏的形容词。但我以为也有好处”。③人的知识面广阔了，对社会现实就可以有更清楚的认识；而且20世纪人类知识已经向新的综合的或边缘的趋向发展，把自己囿于一偶，往往会走上孤陋寡闻的新学究的道路。他认为专门家之言多“悖”，“专门家除了他的专长之外，许多见识是往往不及博识家或常识者的”。④“博识”是首要的，因为它可以帮助人们认识世界；在“博”的基础上，“专”才更有深入发展的前景。他告诫青年不要“只看一个人的著作”，这样“就得不到多方面的优点。必须如蜜蜂一样，采过许多花，这才能酿出蜜来，倘若盯在一处，所得就非常有限，枯燥了”。⑤当然，所谓“博览”并不是“开卷有益”或“等量齐观”的同义词，但他主张即使自己不喜欢或不赞成的书也可以拿来翻翻。举例说，鲁迅在文艺上是喜爱果戈理、契诃夫等现实主义作家和拜伦、裴多菲等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的，但他同时也搜集和阅读其它艺术流派的作品。因为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和艺术现象，这种艺术流派的存在和流行就值得注意。他主张“博识”，赞成“随便翻翻”，都是把开阔视野放在重要的地位；因为只有在这样的前提下才能以我为主，进行选择、吸收或改造，为发展新文化创造条件。

但在种类繁多、观点不同的众多的书籍中，不但有“毫无益处的”，还有毒品或麻醉品。究竟怎样才能鉴别书籍的真伪或优劣？鲁迅主张不要迷信“专门家”或“导师”，又要求“自己有主意”，这个“主意”怎么拿呢？他从自己的经验中提供了一个鉴别真伪的有效方法，就是“比较”。他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⑥像识别“真金”和硫化铜一样，错误的东西是经不起事实和实践的检验的，在比较中就可以识得什么是真金；而“一识得真金，一面也就真的识得了硫化铜，一举两得了”。⑦为了比较，他强调要敢于接触不同观点、甚至反面的书籍，看看为自己不赞成或反对的人和事究竟是怎样活动的；这有助于对社会现实的全面深入的了解。他说：“讲扶乩的书，讲婊子的书，倘有机会遇见，不要皱起眉头，显示憎恶之状，也可以翻一翻；明知道和自己意见相反的书，已经过时的书，也用一样的办法”。⑧他说：“自然，我们看书，倘看反对的东西，总不如看同派的东西的舒服，爽快，有益；但倘是一个战斗者，我以为，在了解革命和敌人上，倒是必须更多的去解剖当面的敌人的”。⑨错误的或反动的书籍在存在是客观现实，要战胜它和消除它的消极影响，只有了解它并用正确的东西引导读者进行比较才是有效的办法。鲁迅相信真理和相信读者，他认为从比较中显示出来的真金才是经得起检验的。他编《伪自由书》、《准风月谈》时后面附录了有关的别人的文章，目的就是为了让读者比较。基于同样看法，他也很欣赏古籍《嵇康集》中附有别人的赠答和论难的编法，因为这样便于读者进行比较，看看他比别人“高下如何，他为什么要说那些话”。⑩总之，都可以通过认真的比较得到正确的辨别，而进行这种比较的必要前提就是博览。

鲁迅并不反对专门家，而且是热心引导青年人走向“专”的道路。他对青年们说：“先行泛览，然后决择而入于自己所爱的较专的一门或几门”。以文学研究为例，他指出：“倘要看看文艺呢，则先看几种名家的选本，从中觉得谁的作品自己最爱看，然后再看这一个作者的专集，然后再从文学史上看看他在史上的位置；倘要知道得更详细，就看一两本这人的传记，那便可以大略了解了”。这里指的是走向“专”的途径和方法，他引导青年先看名家的选本，是因为这只是入门，接着还必须看专集及有关资料。即使在“专：”的范围内，他也是要求达到全面深厚的标准的，强调论文必须读全书或全集以及有关的社会历史资料，不能只根据“选本”或“摘句”来立论。他说：“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删夷枝叶的人，定得不到花果”。因此他主张必须“自己放出眼光”，看“较多的作品”。鲁迅的这些关于博与专，比较与鉴别的意见，是他自己宝贵经验的结晶，至今仍有很大的现实指导意义。

观察·思索·联系实际

有的人读的书也不算少，如鲁迅所说，他们“从周朝人的文章一直读到明朝人的文章，非常驳杂，脑子给古今各种马队践踏了一通之后，弄得乱七八糟，但蹄迹当然是有些存留的，这就是所谓有所得”。还有一些“潦倒而至于昏瞆的人，凡是好的，他总归得不到”。前者缺乏独立思考能力，读书处于一种完全被动的全盘接受状态；后者则存在着“有色眼镜”的偏见，他只能接受那些与他的得益和偏见一致的东西；这样的态度最多只能做书籍的“俘虏”，是无法从书中真正得到益处的。鲁迅主张“自己有主意”，要充分发挥自己的选择、分析和批判的能力。他强调“自己思索”，不能把自己变成“书橱”；如果“只能看别人的思想艺术”，就无异于“脑子里给别人跑马”，就会导致思想的“硬化”，使读书的效果走向反面。思索并不是一种苦思冥想的内心反省活动，它以社会现实为根据，还必须同时“自己观察”，“用自己的眼睛去读世间的一部活书”；这也就是联系实际，因此他强调“必须和现实社会接触，使所读的书活起来。”18这其实就是鲁迅自己读书的态度和方法，他从来不盲从书本，而是把书的内容同社会实际联系起来，加以观察和思索。因此他常常能取精用宏，从常见的书籍中得出人们没有看出的精辟的新意。譬如对于《二十四史》他既不像传统学者那样把这些所谓正史视为信史，也不是如“五四”时期某些人把它看成“相斫书”，“独夫的家谱”，而是在同野史和杂说的比较中，在同现实中“古已有之”的许多现象的观察中，经过认真的思考，认为只要善于清除历来史官那种“装腔作势”的涂饰，这些史书是写出了“中国的灵魂”的。他说：“只因为涂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正如通过密叶投射在莓苔上面的月光，只看见点点的碎影。”所以要从书中获得真正的教益和可靠的知识，就必须能够拨开遮掩月光的密叶，使“碎影”成为普照的清辉。对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他既充分地肯定了如《儒林外史》的“秉持公心，指摘时弊”，如《红楼梦》的“正因写实，转成新鲜”的杰出成就，也尖锐地指出了许多旧小说的掩盖矛盾、粉饰现实的“瞒”和“骗”的实质。他强调要“睁了眼看”，就是细心观察历史和社会的实际，认真思索，看这些文艺作品究竟是否正视和反映了现实和人生。只有这样，才能认识文艺作品的价值并从中获得教益。

鲁迅在不断探求真理的过程中，在“自己观察”、“自己思索”的过程中，面对众说纷纭的各种书籍，也常常感到有许多“纠缠不清的疑问”。到他的后期，在他读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以后，经常思索的许多问题就豁然开朗了；思想得到了飞跃，观察也就更加敏锐和深刻。在科学理论的指引下，他更感到联系实际的重要性。他说：“倘若不和实际的社会斗争接触，单关在玻璃窗内做文章，研究问题，那是无论怎样的激烈，‘左’，都是容易办到的；然而一碰到实际便即刻要撞碎了。”从鲁迅的大量杂文中可以看到，他确实把“所读的书活起来”了，因此常常能够提示要害，看出实质。例如历来被认为是田园诗人的陶渊明，当有的文章宣扬艺术的“最高境界”是“泯化一切忧喜”的“静穆”，并且举出陶渊明“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的时候，鲁迅针锋相对地指出：“陶潜正因为并非‘浑身是静穆’，所以他伟大。”而且说明“历来的伟大的作者，是没有‘浑身是静穆’的”陶渊明的集子是有目共睹的普通书籍，鲁迅之所以能够正确理解它的内容实质，并及时对错误论调给以批驳，就因为他与那些关在“象牙之塔”里死读书的学究们对书的态度不同。他在读书的同时，始终把社会实践放在很重要的位置，在对待书籍的态度上，我们首先应该向鲁迅学习。(王瑶)①《坟.看镜有感》。②《而已集.读书杂谈》。③《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 ④《且介亭杂文二集.名人和名言》 ⑤《鲁迅书信集.致颜黎民》。⑥⑦⑧同③。

⑨《二心集.上海文艺之一瞥》。⑩《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写>草八》。11 12同②。

13《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14《且介亭杂文附集.这也是生活„„》。15同13。

16《且介杂文二集.人生识字胡涂始》。17《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18同②。

19《华盖集.忽然想到》。

20《中国小说史略》中《清之讽刺小说》及《清之人情小说》。21《二心集.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22同17。

鲁迅(1881-1936)中国现代大文学家，思想家。浙江绍兴人。曾在北京大学、厦门大学任教。1930年到上海积极参加革命文艺运动，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成为共产主义文艺战士。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鲁迅全集》。

第五篇：古今名人读书法

《古今名人读书法》读书报告

近日在一个书院闲逛，其周围摆了很多书架，陈列各类书籍，令我读到一本《古今名人读书法》。历来主张好东西要一齐分享，就把读后一点心得写出来，看能否给朋友们一些启发。

该书作者张明仁先生，生于1918年。才22岁从，在如此年轻时，能够取得这样丰硕的研究成果，可不可以说，先生正是读书得法的一个现身说法者。说明读书得法，可以事半功倍，创造人间奇迹。读书不得法，则往往事倍功半，以至终生无所成就。

该书介绍了几百位名人的读书方法，各有特点，给我印象最深的是梁启超的读书法。他的读书法并不是教我们有什么人不费力气可以成功，或者有什么投机取巧的捷径。反而是让我们要下苦功夫、笨功夫去学习、去积累。很多人只看到别人的成功，却看不到成功人士背后付出的艰辛努力。

当然，方法也还是有的。梁启超先生说：“正如一个极丰富极辽广的矿区，矿苗到处分布，层层堆积，只要你有方法开采、分析、制练，便可以生出许多珍奇高贵的产品。”梁启超把研究法之普遍原则归结为以下五点：

第一，用怀疑精神去发生问题。天下无论大小学问，都发端于“有问题”。一疑便发生问题；发生问题便引着你向前研究；研究结果，多少总得点新见；能解决这问题固好，即不能，最少也可作后人解决的准备资料；甚至只提出问题，不去研究，已经功德不少。

第二，用耐烦工夫去搜集资料。凡研究一个问题，搜集资料的工作，总是居全工作十分之七

八。先有丰富的“长编”，才能有简洁的定稿。

第三，用冷静头脑去鉴别资料。若将假的错的资料作为研究基础，不独自己不会成功，而且贻误别人不少。司马迁的《史记》，公认为中国史学界第一部名著，然而书中所记三代以前事，最少怕有一半错谬。

第四，用致密技术去整理资料。我们对于一个复杂问题，搜集得无数资料，如何才能驾驭这些资料使为我用呢?一是要提挈出他的特点。二是要要善于分类；把所得的资料，察其性质，纵分横分，分为若干组比较研究。三是要求出相互关系；各种资料中，或有主从的关系，或有姊妹的关系，务要寻出线索贯穿他，不令一件一件的孤立。如能常用这三种方法，那么，资料越多越得用。如其不然，会被资料把你弄得头昏哩!

第五，用谦谨的态度去判断问题。

这种研究法，我认为治文献学唯一的法门，不如此做，便非学问。但应用这种法门也非容易，总要在青年时代养成习惯，最好更得前辈所做过者为之模范。读了梁启超的读书法，真如醍醐灌顶。现在的文坛很少出精品，是大家读书不得法，不肯下苦功夫去积累，不肯下苦功夫去研究问题，不肯下苦功夫去分析问题，不肯下苦功夫去解决解决问题。急功近利，贪图省力。结果写出来的东西，往往没有什么新意，甚至错误百出，误人子弟。所以我建议朋友们有时间学一学梁启超和一些前辈们的读书方法，研究方法，应该是会有些益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