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和文化原罪感

第一篇：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和文化原罪感

鲁迅的“儿童本位”观和“文化原罪”感

—对《风筝》的一种解读

从50年代开始，鲁迅的《风筝》就不断地被选入中学语文教科书，这大概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则因为《风筝》中一句著名的话：“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此话往往被当作文章的题旨，成为树立正确的游戏观、玩具观的一个出发点，对教师，对正在成长中的学生都有好处；二则可能是因为在《野草》这本集子中，相对来说，《风筝》的写实意味更浓，意义指向更为明晰，更好理解一些，不像那些以“我梦见„„”开始的篇章(如《死火》《墓碣文》等)，不易读懂。但读《风筝》其实也是有阅读陷阱的，至少有两点：

一、认定散文是真实的，容易当成鲁迅个人的故事来解读，而忽略其中的父兄的形象；

二、容易把文章前半部分的意思当作全文重点，以为是在阐发儿童观，而忽略后半部分的罪感，以及对罪的认定、承担，对赎罪可能性的质疑。本文即准备在破解这两方面的阅读陷阱上做一些尝试。

一、《风筝》的“真实性”的认定

《风筝》的“真实性”的认定最关键之处在于以下事实是否成立：鲁迅作为兄长，自己讨厌放风筝，认为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同时也阻止兄弟放风筝，并且在发现了小兄弟背着他偷做风筝之后，“即刻伸手折断了蝴蝶的一支翅骨，又将风轮掷在地下，踏扁了。”最能提供权威历史见证的应该是他的兄弟们，作为“当事人”的周建人是这么说的：“鲁迅有时候，会把一件事特别强调起来，或者故意说着玩，例如他所写的关于反对他的兄弟糊风筝和放风筝的文章就是这样。实际上，他没有那么反对得厉害，他自己的确不放风筝，可是并不严厉地反对别人放风筝。”(乔峰《略讲关于鲁迅的事情》，见《鲁迅回忆录》中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二弟周作人也说：“他不爱放风筝，这大抵是事实”，但鲁迅写折毁风筝等事“乃属于诗的部分，是创造出来的”。(周作人《鲁迅与〈弟兄〉》，见《鲁迅回忆录》中册。)

由两位鲁迅兄弟说出来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鲁迅把“我”塑造成这样一个残暴的长兄的形象，意在强调当时“我”对儿童的“精神的虐杀”的严重性。这样才能为后文“我”的自责和内疚增加强度和力度。但更重要的是，这种非真实的残酷的长兄形象的树立，表明鲁迅不是在讲自己的故事，而是要塑造中国父兄们的形象，他们的确“残酷”(特别是当事人具备了精神反思之后，会有这种惊觉之痛)，但更重要的特点则是以自己的价值观来裁决儿童们的行为，是长者本位的。

这里我们再扯开点，把少年时期的鲁迅对于“玩”的态度略作分析。鲁迅小时候似乎是偏于静的玩，他喜欢买画谱、看画谱、描画谱，画的多数是人物。他喜欢种花，也看讲种花的书，当他得到一种花时，喜欢在盆上插一条短竹签，写上植物的名字；他还喜欢抄书，抄的是关于草木虫鱼的书，他的弟弟说他“玩的时间非常少，糊盔甲，种花等，可以说玩，但也可以说不是玩，是一种工作。”(乔峰《鲁迅先生小的时候》，见《鲁迅回忆录》中册。)这种“玩”和现代意义上的儿童游戏的无目的性无功利性是不同的。他的“玩”的确可说是“工作”，至少是一种有目的的学习，起码也是“多识于草木虫鱼”之类；而描画谱、描绣像，也是在学历史知识、文化知识。相比之下，放风筝这种活动既长不了见识，也没什么实际意义，当然是属于没出息的孩子的玩意儿。就鲁迅当时所受的传统教育来说，有出息的孩子就是将来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

这里还可以分析一下鲁迅为什么不喜欢放风筝，周建人和周作人的文章都没有谈到，笔者于风筝的起源上获得了灵感，也可能是“过度诠释”，但也还有点意思，写出来供方家指正。欧阳修《新五代史》写到后汉高祖皇后之弟李业，在高祖去世之后，隐帝即位时仍受宠，“时天下旱、蝗，黄河决溢，京师大风拔木，坏城门，宫中数见怪物投瓦石，撼门扉„„而帝方与业及聂文进、后赞、郭允明等狎昵，多为(ｓōｕ)语相诮，戏放纸鸢于宫中”，隐帝是乱世之君，李业乃乱世之臣，在天灾人祸之时——这在封建社会“天人合一”观念中是对统治者的一种警告——仍溺于游戏，据说李业就是纸鸢(即风筝)的发明者，这种乱世之臣所发明的玩意儿，当然为鲁迅所不齿。鲁迅从小在祖父的教育下熟读《鉴略》，对这段史实应当有所了解。这可能是他讨厌风筝的历史文化的原因。

我们为鲁迅、为“我”讨厌风筝寻找文化的历史的理由，意在为他的风筝是“没出息孩子所做的玩艺”的判断寻找合理性。但“我”当初粗暴干涉小兄弟，最根本的动力来源于中国社会的“长者本位”的思想，认为长者有权为幼者裁决一切，其前提是认为自己的见解与判断在幼者之上，一切判断和裁决也是为了幼者好，比如，使他免于成为没出息的孩子。而《风筝》中“我”的惊觉——自责，皆得力于后来的换位思考，即从“长者本位”转向“儿童本位”之后重新观照少年时的事，发现了其中的“精神的虐杀”。

二、“长者本位”还是“儿童本位”

五四时期鲁迅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这篇文章被不少鲁迅研究者看重，认为是一篇具有突破意义的论文，文章否定以往“君臣父子”的三纲五常，从前人们只会以“我们怎样做儿子”来要求自己，是长者本位的，而鲁迅则提出了儿童本位：

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直到近来，经过许多学者的研究，才知道孩子的世界，与成人截然不同；倘不先行理解，一味蛮做，便大碍于孩子的发达，所以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鲁迅全集》第一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并不是只有中国社会才缺乏“儿童本位”的思想，实际上欧洲和日本都经历过“儿童的发现”这样一个过程。欧洲是在17世纪才有了“儿童的发现”，以前欧洲的儿童一旦到7岁左右可以离开母亲或乳母，便立刻加入家庭外的大人们的大共同体，工作、游戏等全都一样。日本的情况也很相近，“将儿童视作大人的靠不住的缩影的看法”，在中世纪占支配地位；到近代，日本的儿童观才深化为“具有与大人不同的特性而生活着的社会存在”。(藤井省三《鲁迅与安徒生——儿童的发现及其思想史意义》，见《鲁迅比较研究》，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7年。)

鲁迅是在日本接受了“儿童本位”思想的，以此为思想资源之一，鲁迅写作了《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它在五四时期，具有振聋发聩的思想史意义，强烈地动摇了“长者本位”的社会价值系统。但在出现“儿童本位”思想以前，“长者本位”一统天下，人们把儿童当成“缩小的成人”，用成人的思维来要求儿童，却也是无可厚非的。作为成人的父兄，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施之儿童是正当的。粗暴的行为本身不是残酷，而是一种严厉的教育方式。因此，只有当“儿童本位”的换位思考出现后，从前认为天经地义的事，现在才会被认为是残暴、野蛮的，“大碍于孩子的发达”。但是现在问题又来了，如果说认识到“儿童本位”之前所犯下的那些过错、“虐杀”，当属无心之过，甚至还是出于善良的目的，那么这种善意的无心之过是否需要承担责任?

三、对“文化原罪”的承担

鲁迅的回答是肯定的。即使是无心之过，但既然已经发现是罪，就需要承担。这和我们在其早先著作《狂人日记》中所发现的罪的承担是一致的。狂人常常怀疑别人要吃自己的肉，但后来却发现自己无意中可能也吃了妹妹的肉，这一惊觉使他难以平息内心的罪感，终于也将自己归入了有罪者的行列。这里的“罪”的认定不是根据主观动机，而是根据其基本效果。这种罪感和基督教的原罪不同。早期的西方神学家把罪定在“性”，以后也有人把罪更广泛地理解为“道德过错”，现代的基督教思想史家如勒塞等人，则把罪定义为“人的一种总体状况、总体属性”，①人的生存注定就是一项原罪，这种“原罪”是一切生存的人所共有的。

鲁迅不是一个基督徒，基督教只是为鲁迅提供了“一种价值反思的思想和情感的体验”，鲁迅的罪感是一种“文化原罪”，是基于对历史、文化和个人的反思而生成的。②他更注重对文化传承者的罪的认定，这种罪本身有施害者和受害者。罪的认定之后应当是赎罪，但鲁迅对赎罪的可能性和意义从来都持怀疑态度，在《狂人日记》中，他让醒来的狂人“候补”做官去，根本放弃赎罪的念头；在《风筝》中，鲁迅设计了一种赎罪的方式，就是求宽恕。但在对“我”的求宽恕的迫切心情的描写中，表达了作者深深的质疑，即求得宽恕本身只对施罪者有意义，可以使“我”的沉重的心获得一种轻松的解脱，而对于受害者来说，是没有意义的。就如一位当代德国作家在80年代所言：赎罪“其目的是索取我，而非索取我手下的牺牲者”，“当我为我手下的牺牲者头上的弹孔感到抱歉时，牺牲者由此得到什么吗?那个弹孔会愈合吗?”③鲁迅的疑问和这个无神论者可说是一致的。赎罪、求宽恕只能对“良心发现”的施害者有意义，可以减轻其良心上的负担，对于受害者是没有意义的。(当然，在避免同样“罪”的重犯上，施害者的惊觉当然是有意义的。)

而更为可悲的是，作为受害者的小兄弟，却对往事毫无记忆，“全然忘却，毫无怨恨”，这又使我们想到《狂人日记》，被吃者和吃人者都处于不自觉状态中。当“我”已经意识到了“我”当初行为的虐杀性时，被虐杀者却毫无痛苦，历史之错从何处去改正?因此，《风筝》文末“我”的悲哀，并不仅仅是个人没有求得宽恕的“难过”，而更是对历史中“精神虐杀”事件的无影无踪，不得求证，也就无所谓改过的悲哀。再说远一点，《狂人日记》写于1918年，《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写于1919年，六七年过去了，“长者”和“儿童”错位，不自觉地虐杀和被虐杀的事件似乎仍在重演，作者当初的呼号似乎落空了，于是本该飘在故乡春天的风筝，却在北京的冬季“浮动”，错位的悲哀将持续下去。

(选自《语文建设》2002年第8期)

第二篇：鲁迅儿童观

感受鲁迅儿童观

作者：陈萍

文章来源：本站原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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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新时间：2009-11-30

“五四”前后，西方新思潮涌进中国，这其中也包括自l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一直发展着的儿童观。在卢梭《爱弥儿》的译介和资产阶级民主改革家树立的新的儿童观的冲击下，对儿童问题引起了极大的关注。与当时“人的解放”相呼应，1918年1月《新青年》刊登了征求关于“儿童问题”文章的启事。同年9月，鲁迅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狂人日记》，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呼声。在新文化运动的强大推动下，儿童问题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尤其是1917至1921年，实用主义教育家杜威来我国讲学，他提出了以“儿童本位论”为核心的西方现代儿童观，主张儿童是起点，是中心，是目的。“五四”时期的先觉者都程度不同地受到了杜威思想的影响，这其中也包括鲁迅。

鲁迅强调儿童的成长与国家、民族未来的联系，认为儿童“十余年后，皆为成人，一国励衰，有系于此”。鲁迅用他启蒙者的视角发现儿童，关注儿童。儿童，成为他为之“呐喊”的又一群体。

一、救救孩子

鲁迅最为痛心的是那些在封建染缸里身心遭受熏陶并学会了参与“吃人”的少幼者。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该作以它对封建制度和封建礼教的深刻揭示与批判震撼人心，同时又以“没有吃过人的孩子，或者还有？救救孩子„„ ”的呼喊，显示了鲁迅关心下一代，寻求变革社会新途径的热切愿望。为什么要救救孩子，孩子的危险与错误是谁造成的？如果从这些问题出发，就可以推导出这样的结论：孩子的危险来自于他们成长的环境。一句话，那就是一个充满杀机的生存空间，一个“吃人”的社会。

《狂人日记》描写： “一伙小孩子，也在那里议论我，眼色也同赵贵翁一样，脸色也都铁青。”《孤独者》中的魏连殳在街上竞看见一个不很能走路的小孩，也知道拿了一片芦叶指着他道：“杀！”咸亨酒店专管温酒的小伙计，孔乙己教他写字，小伙计想，讨饭一样的人也配考我吗？小伙计很不耐烦，努着嘴走远。不谙世事的小伙计对孔乙己没有同情心，另一方面，小伙计又在一定程度上代表这周围的庸众视角，代表着孔乙己悲剧命运的冷漠的环境背景。孔乙己被封建制度吃掉了，小伙计和咸亨酒店的人同样被吃而不自知，却讪笑着观看孔乙己的被吃，这就更具悲剧色彩。小伙计是鲁迅笔下 “麻木”的小“看客”。

孩子如果成长在这样的环境里，他当然要“吃人”或“被人吃”。所以，要救救孩子。孩子的生活、情趣应是什么样的，健康的成长环境应该什么样的，鲁迅在他的作品里也有充分的表现和描述。

二、快乐的孩子、有趣的童年

在鲁迅笔下，描写得最充分的是闰土、阿发等农家少年形象。鲁迅用注满深情的笔调抒写他们的纯朴、善良、活泼、机敏以及那充满童趣的乡野生活。毫无虚饰地表达了他对这些少年朋友的热爱。

《故乡》里的少年闰土，有着紫色的圆脸，头戴一顶小毡帽，颈上套一个明晃晃的银项圈。深蓝的天空、金黄的圆月、碧绿的西瓜地，在这明丽的图景中，闰土手捏钢叉向一匹猹尽力刺去。作者以饱满的热情，以传奇的手法极其简练而传神地勾画出少年英雄的形象，对这位活泼勇敢的少年朋友充满了热爱。他还能装弶捉小鸟雀，“心里有着无穷无尽的稀奇事”。《社戏》中的双喜、阿发和闰土一样热情善良，对来自书香门第的“我”亲若一家子。来了远客，农家的孩子都来陪伴游戏。我们一起放牛捉虾、摇船摘豆。钓到一大碗虾自己决不吃，照例全要送到客人嘴里，但当看到客人不会放牛，连走近牛身都不敢时，他们却毫不客气地嘲笑起来。最为迷人的是在朦胧的月色中，乘着大白鱼似的航船，嗅着豆麦水草的清香，去观赏社戏。孩子们看社戏。归航肚饿摆不动船，便打主意偷一点河旁田里的罗汉豆来煮着吃。鲁迅在乡野的田园风光、民间社戏里，力透纸背地凸现了小伙伴的纯厚、诚挚、善良、机敏能干，这是江南水乡少年栩栩如生的童趣。

儿童对大自然有着成年人所不及的特殊敏感。百草园是“我”的乐园，“我”在草木虫鸟中玩得乐此不疲。注目于菜畦的“碧绿”、桑椹的“紫红”、蜂与菜花的“金黄”，聆听到鸣蝉的“长吟”、蟋蟀的“弹琴”与“油蛉”的低唱，大自然是如此吸引儿童，在三味书屋读书却向往那杂草丛生的百草园。封建教育关住了孩子们的躯体，却关不住他们天真活泼的心灵。

三、鲁迅的儿童观

鲁迅不仅在作品里描绘了什么样的孩子是快乐的，在理性高度上发出了“救救孩子”的启蒙主义的深切呐喊，而且从思想的高度提出了理论主张。

（一）以注重未来为核心的儿童观

鲁迅从进化论的角度出发，深刻指出了：将来是“子孙的时代”，“看十来岁的孩子，便可以预料二十年后中国的情形，看二十多岁的青年„„便可以推测他儿子孙子，晓得五十年后七十年后中国的情形。”[1]（P295）一言以蔽之，国运兴衰，系于儿童。鲁迅痛恨过去的儿童教育，寄希望于未来：只有全新的儿童才能造就出全新的未来中国。“童年的情形，便是将来的命运。”[2]（P566）为未来的新中国，鲁迅呼吁：父母要千方百计地使“子女比自己更强、更健康、更聪明高尚，„„更幸福；就是超越了自己，超越了过去。”[3]（P135—136）

（二）“幼者本位”的儿童观

鲁迅痛心地看到：“往昔的欧人对于孩子的误解，是以为成人的预备；中国人的误解，是以为缩小的成人。”[4]（P135）鲁迅认为孩子的世界与成人不同，“他健康，活泼，顽皮，毫没有被压迫得瘟头瘟脑”[5]（P80）。“孩子在他的世界里，是好像鱼之在水，游泳自如，忘其所以的，成人却有如人的凫水一样，虽然也觉到水的柔滑和清凉，不过总不免吃力，为难，非上陆不可了。”[6]（P35）由于鲁迅真切地了解儿童的生理、心理特征，在中国教育史上，鲁迅第一个明确提出了“幼者本位”的儿童教育观。“幼者本位”就是把儿童作为世界的中心，了解儿童心理，尊重儿童人格，培养儿童兴趣，发展儿童个性，丰富儿童的物质文化生活。“幼者本位”的主张，是当时先进儿童教育思想的代表。它彻底否定了封建“杀子”文化，首次发现了儿童作为生命主体的独特心理世界和精神需求，在人类发现自我、认识自我的道路上迈出了重要一步。

千百年来，中国的父子关系是奴役和被奴役的关系。鲁迅从整个人类生命延续的角度来考虑，认为每个人都只是生命延续的“中间物”而已，父子关系是一种自然的伦理关系。鲁迅号召人们，“生了孩子，还要想怎样教育，才能使这生下来的孩子，将来成为一个完全的人”。要做“人”之父，就要求“一切设施，都应该以孩子为本位”[7]（P135）。

四、对今天儿童教育的启示

当前，由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转变是我国教育改革、特别是基础教育改革的重要目标。鲁迅的教育主张尊重了儿童的天性，也体现了当今素质教育的理念，对深化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时下我国儿童教育功利性太强，一味强调专业教育、特长教育，鼓励孩子参加各类特长班，互相攀比，甚至不少学校还大搞提前教育，学前班学小学的内容，小学学中学的内容，选用高一级教材，几乎占用了儿童所有的休息、娱乐时间，培养所谓的“超常儿童”，还美其名曰“不要让孩子输在超跑线上”。看着幼儿园的孩子那稚嫩的小手用力握着笔，写所谓的家庭作业，真为我们的幼教感到痛心，幼儿的胳膊没有足够力量，写字的姿势大都不正确，不良的学习习惯就这样养成。兴趣班上多了，不少孩子反而厌学、逃学，甚至离家出走。时代变了，物质生活提高了，但今天的孩子却不快乐了，没有了玩伴、没有了和自然的亲密接触、没有了美好自由的童年。各种教育美其名曰都是为孩子着想，为孩子的未来着想，“成人本位”的思想替代了“儿童本位”的思想，今天的儿童的父母不应该忏悔吗？

八十年前，鲁迅在《风筝》一文中，曾经仟悔他年轻时拆毁弟弟制作的风筝，摧残了儿童的天性。他写道：“偶尔看了一本外国讲论儿童的书，才知道游戏是儿童最正当的行为，玩具是儿童的天使。”鲁迅的儿童观告诉我们，教育就是要遵循儿童的天性和发展的特点，对儿童进行正确的指导，发展他们的智力，养成健全的体魄、高尚的道德，教给他们独立自主的能力。这样的儿童才能做好明天的主人。

审视一番今天的儿童教育，我们不得不承认，鲁迅上世纪初的批评于今仍有很强的现实感。

第三篇：观鲁迅故居后感

“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句话是鲁迅先生的名言，更是他一生的真实写照。

在家庭遭受一系列变故，饱受人间冷暖的鲁迅，认识到社会的腐败，从而自强不息，成了一代文学家、思想家和革命家。这是去绍兴以前，在课本上学到的知识。来到浙江绍兴一年多了，今天，终于有机会来到鲁迅故居参观。

“到了到鲁迅故里，”踏上一条窄窄的石板路，只见两边是一溜粉墙黛瓦，竹丝台门，肃穆庄严。抬起头，是鲁迅先生的半身像。我目睹了鲁迅先生犀利的眼神，他仿佛在想：啊，为什么当时社会那么黑暗？为什么社会那么腐败……我痛恨……我同情……在潇洒的“鲁迅故居”这四个字的笔锋里，我情不自禁地走了进去。这时，原本高兴的心情一下子变的低沉了。

穿过一条幽深的长廊，便是富丽堂皇的鲁迅故居。十分气派的大客厅里，一张张檀香木雕做成的桌椅，显得古老；一幅幅精美的图画，显得豪华；一盆盆盆景，显得充满生机，不在死气沉沉。跨过门槛，那是后院，我体会到了“只看见院子里高墙上四角的天空”那是多么枯燥乏味，就像井底之蛙一样，眼界狭窄。在我眼前仿佛出现了鲁迅和那些少爷朋友们，整天生活在大院里的情景。走，去鲁迅先生小时候读过的私塾——三味书屋瞧瞧。

走过一条窄窄的青石板路，四个醒目的大字吸引了我的眼球——三味书屋。

再走进去，就是鲁迅先生度过的私塾。瞧，那儿是鲁迅先生的座位，由于不能过去，我只能随便找了个座位，当一回小鲁迅。我捧着《三字经》，摇头晃脑的跟着先生念：“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我仿佛看到鲁迅先生当时读书的样子了，是那么投入，是那么传神。穿过蜿蜒曲折的长弄堂，便是美丽的花园，那是鲁迅儿时的乐园——百草园。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一堵矮矮的墙根……我想，这里一定藏着无数的欢笑和嬉戏声，不然鲁迅怎么会写出如此生动、如此精彩的文章呢？

我忽忽悠悠漫游了一个下午，直至夕阳亲吻着西山的时候，我才回到家。我想鲁迅的精神是光耀神州大地，为世人所传颂的。鲁迅无愧于“民族魂”的称誉

第四篇：观.后感

观《孝女彩金》有感

今天上午，学校组织我校五·六年级学生在科技楼观看了一场电影，名叫《孝女彩金》。许是因为初次在学校看电影的缘故，刚开始的大厅显得有些喧闹，直到那张稚嫩的脸庞出现在我们眼前，大厅顿时变的鸦雀无声。许多老师和同学在观看中悄然留下了眼泪。《孝女彩金》记叙的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彩金是个很可怜的女孩，在她出生不久时，她的生母将她抛弃在了村里的祠堂，正巧听到孩子哭声的彭氏夫妇收养了她。彭氏夫妇已经四十，却无子嗣，彩金的出现给这个家带来了温暖，一家三口虽贫苦，但也其乐融融。只是好景不长，渐渐长大的彩金来到学校上学，处处收到班里孩子的欺负和轻视。为了满足彩金，一日，彩金的养父推车去镇上给彩金买MP3，却在路上连人带车滚落山坡，腿部收到重创，无法再行走；而养母早年患病，半身不遂，无法操持家务。整个家庭的重担顷刻间压在了瘦小的彩金身上。彩金知道了父亲的事，没有埋怨，只是默默的付出着。为了这个家，她起早贪黑，既要学习又要做家务：喂猪、做饭、挖地、为养父擦身、照顾养父大小便……这些我们从未想过的事，她全都无怨无悔地做了。命运总是爱开玩笑。养父的病在逐渐加重，卫生院的医生也没有时间再每天赶来为养父打针。为了减少养父自己扎针的疼痛，她偷偷地拿来针管用自己的手臂练习打针，细嫩的手臂上密密麻麻的都是针眼；为了勉强维持家中的生计，她瞒着养父母逃学去买菜、砍柴，即使被同学笑话、被老师骂也不哭泣。后来，同桌徐伶俐与秋香老师一起发动所有人帮助彩金，让人感受到了人间真情。看到影片

结束时那一行小字：彭彩金养父母在2007年双双去世时，令人更加忧心她今后的生活。

看完这部电影，同学们一直徘徊在眼眶的泪水如涌泉般止不住留下，就连老师们也落下了感动的泪珠。当小彩金与欺负她的小虎赛跑获胜时全场如暴风雨般的掌声更证明了大家的感动，她的遭遇深深牵动着现场每一个人的心。大家是多么希望命运能够收回这个天大的玩笑，让可怜的彩金就那么温馨快乐的长大。想想我们，在家中何曾做到过如彩金一般孝顺自己的父母呢？我们不仅没有孝顺父母，有些孩子甚至还像使唤仆人一样使唤自己的父母，把父母对自己的爱当做自己耍性子的理由。百善孝为先，一个不会孝顺父母的人是无论如何也得不到别人尊重的。父母并不是本来就要为我们无条件付出的，他们给了我们生命，我们应该无条件孝顺父母。有些同学整天埋怨自己的父母不如别人的父母好，可又何曾想过：他们生你育你就花了不知多少心思，又有什么理由再为孩子操劳？孝顺父母是孩子的本分，而对自己的孩子好确实出于父母无私地爱。现在新闻里常常播出高校学生瞧不起农村父母的消息，看得令人心寒。如若没有父母的辛勤培养，即使再厉害，也不会有前途。一个连父母都不尊重的人，如何得到社会上所有人的尊重？即使再有能力，也不可能有所作为。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在。待日后皱纹爬上父母的脸庞，白发渐渐爬上父母的头顶，直到父母的生命被时间的年轮停留在某个日子，若再想尽孝也便迟了。父母对我们的恩泽，一辈子也无法还清，我们只有用孝顺来让父母得到一些欣慰。

第五篇：观 后 感

观后感

XXX XXX（3）班 XXX 11月23日晚八时，我观看了中央综合频道的《第六届全国道德模范颁奖晚会》对道德模范进行表彰，通过他们的英雄事迹，我对她们既尊敬又佩服，听了他们的事迹后深受教育。

有一位高龄老人，他叫方敬。他是个上海人，放着上海的舒服日子不过，却去了乡下的小村庄。用200多万人民币，资助了260多名贫困学生上学。

还有一位让我敬佩不已，他就是一位消防员--杨科璋。在一次任务中，他冲进火场，揪出来一位休克的小女孩，在他们撤离时，不慎调入正在维修的电梯间，当他们被救出时，小女孩毫发无损，可他却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这些道德模范的先进事迹告诉了我们一个深刻的道理：做人要有无私奉献的道德品质和精神。今后，我会将道德事迹永远刻在心里，实践到生活的点点滴滴。我药以他们为荣，助人为乐，孝老爱亲，把道德精神发扬光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