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

第一篇：叶嘉莹--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

古典诗歌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

在中国古典诗词的研究中，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间题，就是心与物的关系。心，指情意;物，指形象。词比较注重比兴，即用一个形象做比喻，传达情意，或者看到一个形象，引起情意感动。但不论比还是兴，都有一个由此及彼的联想过程与感发过程。而诗则不同直接叙写它除了比兴，还有一个重要的作法，那就是赋。赋是也就是古人所说的“直陈其事”。这并不是说，赋就不需要物对心的感发作用。要写出一首好诗来，必须象《毛诗序》中所说的那样“情动于中而形于言”。

怎样去评价一首诗的优劣?许多人常常迷惑不解:人们讲形象思维，是不是有形象就是好诗呢?一首好诗，它的每一个形象都有它的目的与作用，而不是杂乱地堆砌在一起。作者先写出美好的背景，衬映出人物的美好。

“紫藤拂花树，黄鸟度青枝。思君一叹息，苦泪应言垂。”虞炎这首诗中的每一个形象都很美丽，紫藤、花树、黄鸟、青枝，丰富多彩。但是，这些形象没有一个统一的作用和目的。他用“拂”来描写堤上的柳条、柳絮。藤给人的联想是缠绕，拂字放在它后面就不自然。虞炎这首诗第一句就给人凌乱、堆砌之感，说明作者缺乏内在的感动。第二句“黄鸟度青枝”也不行。度，从这一点到那一点。温庭药《菩萨奋》中曰:“鬓云欲度番腮雪”，形容女子在枕上一转头，长发由腮度过的样子。周邦彦也有一句词:“风格遥度天际”。这些都写得很生动。黄鸟怎样“度”青枝，飞过去还是蹦过去?不清楚而又不贴切.不能感发读者，所以是失败的诗。这首诗前两句整个地看形象虽然多面美，可是不能集中起来产生感发读者的作用。诗必须有完整的生命。

是不是一首诗有了诸多形象的统一性就行了呢？并非如此。评价一首诗，还应当注意它意境的深浅，层次的高低，这是诗人之间很重要的一个区别。例如李白的《玉阶怨》:“玉阶生白露，夜久侵罗袜。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李白的诗较之谢眺的诗兴象高远。何谓兴象?它与形象有何不同?具体地说，虞炎的诗只有形象，面无兴象，也就是说没有形象对读者的感发作用。兴象也有所不同，有的纤细，有的幽微，有的高远，变化万千。李白的诗兴象高远，如《关山月》:“明月出天山，苍茫云海间。长风几万里，吹度玉门关。”气象开阔宏大。他的这首《玉阶怨》，同样有这一特色。谢眺、虞炎诗中都点明了“思君”，而李白不写一个“怨”字、一个“思”字，思与怨的感情仍溢于言外。诗中的玉阶、白露、秋月、水精帘等形象，构成一个统一的色调，一个基本的境界。第一句中，“玉阶”、“白露”两个形象，洁白而有光辉，互为映衬;中间一个“生”字，既有增加、生长之意，又有时间的感觉，表示那女子已在玉阶上站了很久。因此，后边接着写“夜久侵罗袜”就很自然。“侵”，从外面侵袭进去，写出了外界的寒冷，人被包围侵袭的感觉。李白不像谢眺、虞炎那样写思君，没有明说，但在形象中传达了孤独、冰冷、寂寞、没有温暖、没有安慰的感觉。后两句写得更好，“却下水精帘，玲珑望秋月”。“却下”，更垂下之意。这女子在寒夜白露的包围中，没有回去安睡，仍透过水晶帘望着秋月。“水精帘”，晶莹透明，洁白无瑕。什么人的感情像它一样纯洁美好?李白没有明写，却使读者感到这女子以及她所怀念的人的高洁。“玲珑”，是古代一种中间雕有花纹的圆形玉器。明月上有阴影，形似桂树、玉兔，恰如一块玲珑美玉。李白之诗，将女子思君的情思发展到了一片高远的境界。虞炎的诗当然比不上李白的这一首，谢眺也只单纯地写了“思君”，不如李白还写出了人的心灵、感情、品格的高远。上面的三首《玉阶怨》，有失败的，有在一般程度上成功的，也有能使读者感情、品格为之升华的好诗，我们依此便可以评价它们的优劣。

但是，我们必须注意，不同的作者，所使用的形象有不同的性质，将众多形象结合起来的方式也不同。对此。我们就不能任意地说这个好、那个坏。

有的人写诗故意标新立异，陶渊明写诗与他们不同。宋人黄山谷评陶诗:“渊明不为诗，自写其胸中之妙尔。”陶渊明不强求，任其自然地写去。同时，陶诗又最富于哲理与思致，它写的不是现实生活中的某一种具体感情，而是整个人生的体验。陶诗中所用的形象，是现实中本有的事物，然而不是特定的事物。例如“栖栖失群鸟”中只写了鸟，是什么鸟?他没有写。所以，这仅仅是他意念中的鸟、概念化的鸟。这是陶诗的一个特色。写的形象中有没有托喻?有多么深的托喻?我们读了这首诗便可体会到写的形象所传达的深厚、悠远、阔大的情意。“失群鸟”一语，没有写特指的鸟，却马上变成了人格化、象喻化了的鸟。什么是“失群鸟”?杜甫有首诗中写道:“君看随阳雁，各有稻梁谋”，讽刺趋炎附势的人。然而，有一只鸟却不肯随俗，这就是陶诗中的这只鸟。

杜甫的诗与陶渊明的诗很不一样。杜甫性格坚强，敢于面对人生的痛苦、血淋淋的战乱，描写它，控诉它。特别是关于天宝之乱，没有一个人写得比他多。杜甫这种写法同样很美。美是最大的真诚，写什么东西，把内心真实感受写出来就有美的力量。

陶渊明写本有而又概念化的物，杜甫写真实而又具体之物，李商隐又别开生面，用无有之物、假想的形象表达情意，如他的名篇《锦瑟》。

这首诗很难懂，因为它只有形象，没有直说。要读懂这首诗，主要应分析它的形象直接给我似的感发、感动及联想是什么，而不去比附事实，我们要具体地分析它的形象。“锦瑟无端五十弦气中国古代神话里说，太帝令一女子弹锦瑟，乐声凄切，闻声流泪不止。太帝说这乐器太悲哀了，令人一剖为二，变为二十五弦。“锦瑟”二字，给读者一个美好而又悲哀的直觉。五十弦，比任何乐器的弦都多;无端，莫之为而为，莫之治而治的意思，是说不是它愿有这五十弦，而是天生这么多，无可奈何。“一弦一柱思华年”，锦瑟一下子有了生命，瑟上的每一个弦、每一个柱都代表着消失了的一段年华。后面两句开始讲他思什么—“庄生晓梦迷蝴娜，望帝春心托杜鹃”。有人说，前一句引的是庄子丧妻鼓盆而歌的典故。然而庄子梦中化为蝴蝶是一个典故，庄子鼓盆而歌是庄子的又一个典故，怎么能把两个典故硬拉在一起呢?李商隐用典有他的特色。有时用其本义，例如《安定城楼》中“贾生年少虚垂涕，王果春来更远游”二句，言其政治上不能施展抱负的悲愤。有时他又把典故当作一个形象来用，又加以创造性的引申，代替现实中本有或特有的形象。“庄生”一句便是后一种用典的写法。“梦”前加一“晓”字，“蝴蝶”前加一“迷”字，破晓前的梦，短暂无常;蝴蝶五彩缤纷，又令人神迷。这一句说的是他曾经沉迷在色彩斑斓的短暂梦境之中。“望帝春心托杜鹃”，用了望帝国亡身死，魂化杜鹃，悲鸣寄恨的典故，李商隐又加以引申。什么是“春心”春心就是追求、向往、忠于感情的心。望帝生时有这样的情感，死了也不失此心。多么痴迷的梦境，多么深挚的情志！后边“沧海月明珠有泪，蓝田日暖玉生烟”，写了两个地方·两个境界，与前边庄生望帝两个人物、两种情势不同。沧海、蓝田，一海一山;月明、日暖，一夜一昼.两两对比。神话里说，月满则珠圆。可是，这么美丽月夜的沧海明珠仍有泪，在茫茫无际的大海里，每一颗珍珠都是一个泪点，诗句给人以珍贵而悲哀的感觉。蓝田是山名，山中有美玉，有玉之处烟霭檬檬。玉同珠一样美，而人们只见山中烟霭不知玉在何处，美玉如同沧海遗珠一样无人认识、无人赏识。上面所说的，就是作者所思的华年。他有过彩色的“晓梦”，有过坚贞的“春心”，经厉了沧海月明、蓝田日暖这样迷惘、悲哀的世境，而其中的哀伤，并不是现在回忆之时方才萌生，而是在华年流过时，就体验到这一番感情。这就是“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一句的意思。

这首诗的意象，虽初看时颇为参差错综，由于中四句儿乎每一句为一种象喻，各不相关联。然纵观全诗，却自有其分明之脉络可寻:首两句总起，中四句举四种不同意象，末两句为总结，乃是极完整的一首诗。全诗道出李商隐整整一生在感情方面的体认和感受，是义山诗中最有代表性的一首好诗。

总览《锦瑟》全篇，我们可以说，李商隐用的是缘情造物的写法。他用来表达情意的形象，都是非现实的事物，是理想的、主观创造出来的形象。这与陶渊明的以心托物，与杜甫的以情注物有很大区别。但是，尽管他们作品中形象与情意之间的关系彼此不同，但能给读者以极大的感动，在中国古代诗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总结归纳以上三位诗人，我觉得陶渊明所使用的意象取材多出于现实中可有之物;杜甫所使用的意象，其取材多出于现实中实有之物;而李商隐所使用的意象，其取材多出于现实中无有之物。

陶渊明是一位平实直朴之中见深微高远的人，其为诗与为人一向以平实真朴为主，不喜炫奇立异。另外他又是视精神胜过物质的人，他诗中活动着的，常常是事物的概念而非实体，诗中表现的事物也往往只是遗貌取神的抒写。所以陶渊明诗中没有一句是刻露的写景咏物之作，他所写的孤云、飞鸟、松树、菊花都是他以精神体认之后的概念，绝非实有之个体。前面说过他诗中意象与情意的关系是“以心托物”，是把满怀激情托之于他所选择的事物概念之中来表现。渊明心灵活动的领域极其精微高远，为人之态度却极其平实质朴。这正是他之所以不取象于实有之个体，仅取之于可有之事物之概念的缘故。

杜甫则不然，他最大的特色在于极其关心留意现实，以最大的勇气面对现实，以最大的天才叙写现实。他所选写的事物，多为现实中实有之物，这原是无足怪的事，只是杜甫同时又是一位感情最深厚、最丰满、最热挚的诗人，他常常把自己强烈的感情投注于他所写的一切事物之上，使之因诗人的感情与人格的投注而呈现出意象化的意味，所以我说他诗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是“以情注物”，是因了感情的注入才使事物意象化的。这种从实物中取材的特点，是由于他的诗本来就是以写实为主的缘故。

李商隐是一位形象化、意象化的大师。陶、杜诗中的意象无论如何丰美，对作者来说，仍不过是自然而然的流露。李商隐诗中却可以明显地感到作者对于意象的有意制造和安排。有时李义山所表现的，就是一片错综繁复的缤纷意象，与陶、杜叙述之际尚有理念可寻，意象仅为心灵或感情的自然流露的情形完全不同。这是因为他的先天资质察赋与后天遭际经历加之隐约幽微的表现方法造成的，唯有那些非现实的，又带有恍惚迷离色彩的事物，才能表达出他那份独特的幽隐之情，所以我说李诗中形象与情意的关系是“缘情造物”。

章法上，此三位诗入也各有不同:陶渊朋以“任真”为宗，表现于或层次之平叙，或心念之流转、跳接;杜甫是感性、理性兼济，纵使出于感性的联想发为突然之转接，也依然不忘理性上作先后之呼应;而义山诗则往往以一些意象的错综并举为主，有时在首尾发展之际略微作理性之提掣。

句法上，陶诗多用古诗平顺直叙的句法;杜诗有时只掌握感性重点，在句法上表现为颠倒或浓缩;义山诗是以理性之句法来组合一些非理性的词汇。杜甫诗句有时只要平顺地伸延或倒转就可明白易懂，而李诗无论文法怎祥合理，也依然不可具解。若说杜诗是文法上的难懂，则李诗就是本质上的难懂了，他的诗在本质上只能以感性去体认，不能以理性去说明。

从以上的分析中不仅可以见到三家风格上的不同，似乎还看到了某些属于文学表现方式上的历史演进迹象，更主要的是领略了中国古典诗歌中心与物，即形象与情意之间相互关联、相互感发的几种不同类型与过程。

从形象与情意的关系看三首小诗

中华民族的精神、品格最美好的一面，是保存在我们的古典文学之中的。屈原、陶渊明、杜甫、李白、苏东坡、辛稼轩„„那些古代的诗人们，他们的作品里边，所含蕴的那一份丰富的、美好的、崇高的品质，他们的理想，他们的品格，他们的志愿，他们的感情，他们的修养，我觉得那是非常可宝贵的，我觉得应该让我们的年轻人在这美好的文学里边，汲取到我们中华民族最宝贵的一份文化上的营养。

中国古人说的“情动于中而形子言”，要说到一首诗歌的好坏，先要看那作诗的人，是不是内心真正有一种感动，有要说的话，是不是有他自己真正的思想、感情、意念;还是没话找话，在那里说一些虚伪、夸张的谎话。就是说，是不是果然“情动于中”，这是判断一首诗歌的最重要的标准。既然要“情动于中”然后“形于言”，这“情动于中”是诗歌蕴育出来的一个重要的质素，那么什么东西才使你“情动子中”呢?

所以，我幻要批评、欣赏诗歌的好坏，是可以从它的传达、表现;它的用字、造句;它的形象，它的整个的章法、结构来判断，来感受、体会的。

第二篇：叶嘉莹：古典诗词给我力量

叶嘉莹：古典诗词给我力量

叶嘉莹教授是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休终身教授，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和创作已有将近六十年之久，曾在海内外多所著名学校任教，所著《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其中一部分为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迦陵随笔》）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响。

摄影 侯艺兵

“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来，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个学校，我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是三个中学，在台湾是三个大学。”

记者（以下以■代表）：今年10月5日，您在国家图书馆又为普通读者做了一次讲演。您从70年代末回国，就开始在内地各著名大学、还有其他一些单位讲课或讲演。1987年，您应北京五个文化团体的邀请，在国家教委礼堂讲了一共十次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曾轰动一时。您那种讲词的方法和风格，令听者耳目一新。在您的生活中，是不是讲课、教学花去了您最多的时间？

叶嘉莹（以下以□代表）：我的一生中，在教书，研究，还有诗词创作这三者之中，是教书花去了我最多的时间。我常常说自己天生是教书的。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先后在北京的几所中学教过书，佑贞女中，志成女中，还有华光女中，我都教过。从那时到如今，快六十年了。这些年，我在北京，还常常有我当年教过的学生来看我，她们现在也都有七十多岁了。

■：50年代在台湾，您好像也是从中学开始教书的。但在台湾的教学活动，当时也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现在内地学术界对这些还不是十分熟悉。

□：我是1948年3月结婚，11月就因丈夫赵东荪工作调动，随他去了台湾。1949年12月，我先生就因为“匪谍”的嫌疑被抓。第二年的6月，我在彰化女中也被抓。我因为带着吃奶的孩子，而且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所以不久被放了出来，但却成了一个无家无业、无处可归的人。直到暑假快开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堂兄，他本来在台南一个私立女中教书，后来他找到一个公立中学，待遇更好一点，就辞去了原来教的学校，他问我要不要去那所私立女中，我说好，就带着女儿去台南这个私立女中教书了。那时只求有一个谋生的地方就是了。那会儿不要说书柜书架，什么呀，我连个书桌也没有。

不过，我对于古典文学那是真的有感情，也真的有兴趣。不管那个私立女中的学生程度有多么低，我要讲的时候，一定要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至于他们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这不是我对得起对不起学生的事，而是对得起对不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所以那时我生活虽然很艰苦，我还是尽我的力量教书。

■：后来，您到台湾大学教书，好像也是与辅仁的师友有关系？

□：四年以后，我先生被放出来，证明我们没有“匪谍”嫌疑。这时，因为一个机会，我和我先生都到了台北二女中教书。到台北之后，就见到原来在北京时我的一些老师、同学。你不是在北京到过我们家，见过我家外院的一排南房吗？当年，有一位许世瑛先生，他是许寿裳先生的儿子。许世瑛的第一个夫人郭立诚是郭琴石的女儿，郭琴石先生是我父亲和我伯父的老师，许世瑛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们家的外院，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所以当时与这位许先生并没有来往。后来我在辅仁念书，他也在辅仁教书，教男生班，没有教过我，但是很熟知我家情况。这次在台北遇见他时，他就在台湾大学教书。——在许世瑛之前，盛成先生也在我们家住过。他是上个世纪初最早留学法国的，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1971年我到欧洲旅行，在法国还遇见了盛老先生。他晚年定居北京，我也去看过他。老先生已于前几年走了。

■：——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都有一种学术史的意义。

□：还有一位是教我大一国文的戴君仁先生，号静山。现在，在我个人的网站上，还有我大一的国文作业，上面还有戴先生的批语。他们两位见到我，知道了我被关的不幸遭遇。当时台湾“光复”不久，他们两位老师说，台湾大学需要国语讲得比较标准的老师来教国文。于是，我兼职教台大一个班的大一国文。我兼了半年，他们就把我改成专任了，教两个班。两年后，许世瑛先生到淡江大学做了中文系系主任，他说你要到淡江来教书。我不好意思拒绝，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就开始在淡江教诗选、词选、曲选、杜甫诗。所以，我所谓兼任，其实比台大专任的课还多。又过了两年，辅仁大学复校了，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就是戴君仁。他说，辅仁是你的母校，你怎么不来教？所以，辅仁的诗选、词选、曲选，也都归了我去教了。三个大学，说是两个兼任，其实都是专任的工作量。后来，淡江又有夜间部，也要我教。现在台湾有个作家陈映真，写小说的，就是当年淡江大学夜间部听我课的学生。其他像白先勇、吴宏

一、陈若曦、林玫仪等，也都是这一时期听过我课的学生。我现在都难以想像当时怎么会教了那么多的课。

许世瑛先生那时还担任台湾教育广播电台的大学国文的课。他本来就是深度近视，后来越来越严重，就让我替他教，所以我又教了大学国文的广播的课程。几年之后，成立教育电视台，又把我拉去讲《古诗十九首》。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来，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个学校，我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是三个中学，在台湾是三个大学，后来在加拿大，虽然没有长时间的兼课，但是我就开始经常回国，又在国内教课。每年3月下旬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放假，我就回国讲课，有的时候是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回国讲课。所以，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

“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谁让我结了婚呢？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

■：后来您到北美，好像也是因为教书的缘故。1966年，您到北美，是否可以看做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当时是怎样一种机缘，直接就到哈佛去教书了？我觉得这次转折，不仅对您本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且，对于20世纪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和中西文化交往甚至也有着某种特殊的意味。

□：不错，这里的确有一段因缘。当时内地是不跟资本主义国家来往的，而那时资本主义国家研究汉学的人，主要都是学古典的，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不是很看重，以为中国的文化就是古典，所以研究汉学的大多是学古典的。他们当时不能到内地，就只能到台湾来。跑到台湾，就不得了，三个大学，都是我在讲，诗、词、曲，杜甫诗苏辛词，还有大学的广播国文，电视的古诗，都是我在教嘛。他们就跑来听我的课。那时台大与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有一个交换计划，密歇根大学就提出要把我“交换”去，钱思亮校长就同意了，我也答应了。钱校长要我补习补习英文，我就真的补习啊，学了差不多半年多。

当时凡是要交换到美国去的人，都有一个interveiw，就是面试嘛。当时美国在台湾有个“在华协会”，协会的主任是台大历史系的教授，叫刘崇钅宏，面试由他安排。去美国的人很多，都在那天用英语面谈。给我面谈的，是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Hightower（James R.Hightower）。海陶玮是研究中国古诗的，他问了我很多这方面的问题，这些我很熟悉，当然不成问题。下午，刘先生叫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刘先生约你晚上和海教授一起吃晚饭。晚饭时，海教授就和我谈了更多关于中国旧诗的问题。晚饭后，刘先生叫了一辆计程车送海教授和我，那时海陶玮全家都在台湾。在车上，海教授就问我，将来你愿不愿意到哈佛大学来？我想哈佛大学这么有名，有机会我当然愿意去了。我回家了，但是海教授却没有回家，他叫计程车又开回刘崇钅宏那里，他说哈佛要请叶嘉莹。刘先生就叫秘书通知我这件事，并且说，如果我愿意去哈佛，就去跟钱校长说一声，叫另外一个人去密歇根。

第二天我去找了钱校长。当时在台湾，中文系也是有很多人愿意出国的。但是钱校长很生气，他说，你怎么这样？我从去年就告诉你，我们交换的是你，现在都快要走了，你要改变，可是我不能跟密歇根失信。于是我就告诉海教授，说我不能去哈佛。当时海教授正在研究陶渊明，正在写一本书，所以急着让我去，可以和他讨论嘛。海陶玮说，密歇根不是9月才开学嘛，台大6月就放假了，你就先到哈佛去两个月。1966年的那两个月，我就在哈佛跟海教授一同研究陶渊明。本来，海陶玮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会讲汉语，可是我们在一起做研究，他不讲汉语，而是要我讲英语。这样倒使我的英语有了提高。

9月到密歇根，一年后期满，台湾派另外一个人来，我没有延期，按海陶玮教授所说，又回到哈佛。这次就不仅是研究，而且还讲课。

■：十多年前，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谢景林先生写过一篇关于您的长篇报告文学《明月东天》，说到1968年您“准备再度飞往哈佛之际，却遭到意外的打击，因种种阴难未能成行”，您本人在一些叙述中，对这一节好像也讲得比较含糊。我倒是记得以前您曾对我讲过，当时是因为一些偶然的事情，没有直接去成哈佛。

□：第二年，哈佛是给了我聘书，我就到美国在台湾的领事馆办签证。我本来第一次出国有签证，而且是多次出入的签证，所以如果我一个人去美国，是不需要再签证的。可是这次我要接我父亲，要给他办签证。可是签证官说，你们全家都走，那就是移民了。我不能给你用这个访问的签证了。——他说着，就把我的签证取销了，我父亲的签证根本就不给。我就把情况告诉了哈佛大学，哈佛就建议我申请一本新护照，先去加拿大，到了加拿大，再到美国就很容易了。

——所以，前些时候在香港，有人说我很会选择，选择了温哥华这么一个好地方定居。——我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谁让我结了婚呢？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因为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选择了我——所以我这一生都是被动的，没有主动的选择，把我扔在哪儿，我就自生自灭去成长。

当时人们对美国比较熟悉，我是连温哥华都没听说过，不知道Vancouver怎么拼。反正从台湾出来，到加拿大最近的城市就是温哥华。到温哥华第二天，我就拿着美国的聘书，到美国领事馆去办签证，但没有成功。我回去就给海教授打电话，说我到了温哥华，还是过不来啊。海陶玮他是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好跟他合作。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给UBC亚洲系的系主任，叫普立本（Pulleyblank），说有某某人，你们学校有没有机会。普立本教授一听非常高兴，因为那一年，大学的亚洲系开始有了研究所，招研究生。而当时有两个学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都是研究古典诗歌的，是为了逃避越战的兵役跑到温哥华来的。普立本说，我们正找不到教这两个学生的导师呢，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就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中国古典诗歌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

■：上世纪70年代，您出版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您以前曾提到这与您幼年即曾接触王国维的作品有很大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直接的原因呢？是不是也和去哈佛有关系，因为这本书是在哈佛完成的。

□：1968年，当我要返回台湾时，海教授要我拟写一篇研究计划，为的是第二年暑期可以借此再申请重回哈佛来做研究。当时匆促间想不起什么适当的题目，于是多年前对静安先生治学途径的转变，及其自沉而死的两点困惑，就重新涌现脑中，再加上我以前曾写过一些评说静安先生的词和词话的文字，因此遂拟定了一篇有关静安先生的研究计划。不过，当时我所完成的却实在只有原来计划中的前两部分，而对于第三部分则80年代后期我曾写过一篇《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

■：有研究者认为，您对王国维的研究，不但使您在学术研究上有了一个重大转折，而且从那时起，您开始从学术角度，以一种更开阔的理论眼光来反思中国的传统词学及文学理论。

□：我自己常说我好为人师，喜欢教书，其实我更喜欢学习，对于新东西，我不知道的，我很愿意学习。所以在密歇根，我就旁听英文诗歌课，后来到温哥华，就旁听西方文学理论。旁听之后，知道有某种理论，我再找来这位学者本人的著作来读，反正我查生字也查惯了，接着查就是了。我不但读，而且是有兴趣地读，因为我觉得，在读这些西方的文学理论的时候，常常能够解决我原来在研究中国诗学、词学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明和解决的很多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解说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词，说“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一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那么王国维凭什么这样说？这样说是不是可以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又用三句词来比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但是他却又说：“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又是怎么回事？所谓作者未必有此意，而读者却可有此想。那么，读者对作品有没有“想”的权力？读者的阐释的边界又在哪里？这些，在中国传统理论中都没有答案。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一向是只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所以用中国传统的词学，是无法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问题的。

■：在谈到《现代观》的主旨时，您曾说该文“就是想从一个较广也较新的角度，把中国传统的词学与西方近代的文论略加比照，希望能藉此为中国的词学与王国维的词论，在以历史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而正确的位置”。

□：我以为，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并不是由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近世纪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册轰动一时的著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arican Mind）。作者在书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为美国今日的青年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已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而其结果则是对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实在是一种极可危虑的现象。

至于说到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我个人以为也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关于这种功能，西方的接受美学也曾经有所论及。按照西方接受美学中作者与读者之关系来看，则作者的功能乃在于赋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种足资读者去发掘的潜能，而读者的功能则正在使这种潜能得到发挥的实践。而且读者在发掘文本中之潜能时，还可以带有一种“背离原意的创造性”，所以读者的阅读，其实也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往往也就正是读者自身的一个演变和改造的过程。而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实在是以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为其特质的，所以《论语》说“诗可以兴”，这正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的传统。

“我开蒙读的书就是《论语》，《论语》对于我做人的思考影响巨大。”

“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

■：您近些年花了很大力气教儿童学习中国古诗词，几年前还在天津出版过一本有声读物《与古诗交朋友》，您做这些工作，主要是精神寄托，还是认为这项工作有实际的效用？

□：我这个人不需要借假任何外物来寄托我的精神。我做这些工作，还是觉得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不应该中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越来越不受重视的今天，通过认真地学习古典诗词，可以让传统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力。

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曾经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其实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与我热爱古典诗词的确有很大关系。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的功用，这自然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这些年之所以不断回来教书，而且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虽然我也自知学识能力都有所不足，恐终不免有劳而少功之诮，只不过是情之所在，不克自已而已。

我女儿说，唐诗宋词是我妈妈最爱的，她一生都在与诗词恋爱，而恋爱的人总是年轻的。我一生经过几次大的打击，在那样一种生活中，我曾最常记起来的，就是静安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词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我以为自己便也正如同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便已经零落凋残了。不过我的性格中却另外也有着极为坚韧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许多苦难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因此多年来我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我不幸的遭遇，而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贯的和愉平静的表现。

■：这与您信仰宗教是不是有关系？许多人虽然知道您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方面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您在上个世纪50年代信仰了基督教。作为一位成长于中华传统文化、并且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最深刻体认的中国人，作为一位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您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我接触宗教很晚，我们家也都不信教，而且也从不和信教的人来往。上大学以后，顾随老师讲课，经常引用禅宗语录，使我对佛教开始有了一些兴趣，后来就自己找来《传灯录》看。1946年初，我在报上看到消息，说某教堂有个春节布道会，我就跟一个亲戚去听。记得那个教士姓毕，是个女的。我当时听了毕教士的所讲，觉得有道理，心里也有些感动，但当时并未接受洗礼。我正式接受洗礼是在台南，1957年春天，我和我先生一起接受了洗礼。不久小女儿言慧出生，周岁时自然也接受了洗礼。我也曾做过“主日学”的教师，教最小一班的孩子，讲《圣经》的故事，也在姊妹会讲过。但是我女儿小慧总说我是不虔诚的基督徒。其实，我开蒙读的书就是《论语》，《论语》对于我做人的思考影响巨大。当时听到“朝闻道，夕死可矣”，被深深地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宁可死去。总之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我这个人天生注重精神、感情，不注重物质、身体，也许这是个缺点。但我生性如此，也只好把缺憾还诸天地了。顾羡季先生曾说：“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一个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以后，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诗歌的研读，对于我，并不是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本次采访得到张侯萍女士、安易女士的热诚帮助，特此致谢！）

第三篇：《叶落归根：叶嘉莹的诗歌与人生传奇》

《叶落归根：叶嘉莹的诗歌与人生传奇》

主播：2015年10月17号，著名古典诗词大家、91岁的华裔女学者叶嘉莹叶落归根，定居南开大学。从漂泊到归来，叶嘉莹一直没有离开讲坛，不论什么时候，不论走到哪里，她都将中华古典诗词教授给年轻人，她一生悲欢离合的故事也在她笔下，化作美丽的诗行。今天的“全景中国”节目，请听天津台记者采写的录音专题《叶落归根：叶嘉莹的诗歌与人生传奇》：

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有一座典雅的中式小院儿——“迦陵学舍”。从辅仁大学旧址恭王府移植来的西府海棠，娇艳欲滴；客厅墙上挂着学舍主人同家人、师友的温馨照片；两层小楼中还开辟有科研室、教学室和藏书室„„钟灵毓秀之所，渊渊古典书院之风——这里就是著名古典诗词学者、91岁的叶嘉莹叶落归根的居所。有了南开师生、海内外知交好友的陪伴，曾经“一世漂泊，万里孤行”的叶嘉莹不再孤单。

在2015年10月17号“迦陵学舍”正式启用的定居仪式上，叶嘉莹说：

【录音：我的理想是要把我们古代的文化所遗留下来的精华，古代的这些个诗人、词人他们的理想志意、他们的品格真的能够带着鲜活的生命流传下来，所以我回来，我还有我未完的志意，我希望继续地努力工作下去。】

回家仪式简单朴素，背后却是叶嘉莹用尽一生的精神文化回归之旅。

【童声朗诵：“常记得夏来时，日初长布谷声高。庭槐荫满，榆荚钱飘。火绽榴花，翠擎荷盖，果熟樱桃。什刹海鲜尝菱角。五龙亭嬉试兰桡。最好是月到中宵。风过林梢。看多少叶影田田，舟影摇摇。”】（压混）

这是1953年身在台湾的叶嘉莹写下的回忆故乡北京童年生活的散曲。

1924年，叶嘉莹出生在北京察院胡同一个四合院里，本姓叶赫那拉，是蒙古裔的满族人。因为生在阴历6月，荷花的生月，叶嘉莹乳名唤作“小荷”。同当时大家庭的子女一样，叶嘉莹从小受到良好的古典文化教育，3岁就开始背诗，一部《论语》背得滚瓜烂熟，而最初教叶嘉莹写诗的启蒙老师是她的伯父叶廷乂。

【录音：我伯父给我一些指点，说作诗要押韵，给我一本《诗韵》，“一东二冬三江四支„„”。忽然有一天，我伯父说了：“你背诗也背得不少了，自己作一首吧。我给你出个题目，就咏天上的月亮，用十四寒的韵。”我就写了一首咏月亮的诗，可惜我没有记下来，大意是说，这个月亮升到中天，光明圆满地照射世界，可是在那样深的夜晚，有谁看这个月亮呢？所以我最后一句我记得，就是“未知能有几人看”。但是尽管没有人看，它该圆的时候就圆，有光明的时候，它就是有光明的。】

幼小的叶嘉莹显示出诗歌方面的天赋和悟性，家国的悲欢离合也砥砺着诗人的笔触。1937年卢沟桥事变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航空部门工作的父亲叶廷元跟随国民政府南迁，一直撤退到重庆，而母亲李玉洁则带着叶嘉莹和两个弟弟在北平生活。几年后，母亲忧思成疾，手术后不幸感染恶化，溘然长逝。

16岁的叶嘉莹写了一首小诗《咏莲》：“植本出蓬瀛，淤泥不染清。如来原是幻，何以度苍生。”诗风苍郁，竟不似出自妙龄少女。

【录音：我的父亲已经隔绝了多年没有音信，而我母亲去世了，所以我当时就想到人世之间有这么多的战争、灾祸、苦难，我也是苍生里面的一员，我们什么时候真是能够度脱？那个时候，沦陷区的生活越来越艰苦了。吃不到大米白面，我们只能买到一种混合面，黑黑的、酸酸的、臭臭的，那难以下咽，我们就用最咸的炸酱把它吞下去。】

1941年，叶嘉莹考入辅仁大学，她也遇到了对自己诗歌生涯最重要的一个人——古典诗词学者顾随。

【录音：顾随先生教我“唐宋诗”，有习作就叫我们作诗。而很多同学平常没有作过诗，让他作诗就很生疏。而我呢，是从很小在家里就作诗的，所以我就把我那些旧作，抄了几张纸，就送给老师看。顾先生看了以后，回来给我发了一个作业的评语，说“作诗是诗，填词是词，谱曲是曲。青年有清才如此，当善自珍惜”，就引起我写作的兴趣。】

古典诗学原本就有“感物言志”“诗以咏怀”的传统，在老师的启发下，叶嘉莹养成了作诗的习惯。“心花开落谁能见，诗句吟成自费辞”“收拾闲愁应未尽，坐调弦柱到三更”，这些清雅不俗的诗句就是叶嘉莹在大学时的习作。

21岁的叶嘉莹从辅仁大学毕业，担任中学国文教师。1948年，叶嘉莹嫁给在国民党海军供职的赵钟荪，11月，一家人坐“中兴轮”到台湾。第二年叶嘉莹生下大女儿，虽然远离故土，但温馨的小家庭还是给叶嘉莹带来欢乐。然而就在那年冬天，一群官兵突然闯进了叶嘉莹的住处：

【录音：那天就来了一批人，就把我那个房间都搜翻遍了，然后就说要把我先生带走，说他有思想问题。所以我就匆匆忙忙地拿了一个小包袱，把我女儿换洗的尿布装一装，我就跟他走了，就到了军区左营。我在他姐夫家里边住了两天，什么消息都等不出来。我不能坐在那里等啊，因为我们从大陆到台湾，无家无业，我如果不去教书，我们就无以为生。】

丈夫入狱后，家庭的重担都落在叶嘉莹一个人身上。她带着女儿回到彰化女中继续教书。可是，没想到祸不单行，1950年叶嘉莹也被台湾当局关进了监狱。

【录音：说我们都有思想问题，说“你们所有这些人，我们都要把你们押送到台北的警备司令部去受检查。”我说，我先生已经被关了，台北没有一个亲人，没有一个朋友，我有吃奶的孩子，万一有什么事情我连个交托的人都没有，你要关就关在彰化警察局好了。那警察局长把我跟我女儿放出来了。放出来就无家可归了。】

失去了工作，没有薪水也没有住处的叶嘉莹投奔到亲戚家。晚上，叶嘉莹等大家都睡了，才拿一个毯子铺在走廊上，带女儿睡觉，第二天一家人还没起床时，就最早起来。怕女儿哭闹影响大家午休，叶嘉莹就带女儿出门。烈日当空，她抱着女儿在台南的树荫下走来走去。

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家钟嵘在《诗品·序》中说：“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叶嘉莹为那段经历写下一首诗《转蓬》，所有的苦难和坚韧，都在她的笔下化作掷地有声的诗句：

【朗诵：“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已叹身无托，翻惊祸有门。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剩抚怀中女，深宵忍泪吞。”】

【录音：我们在大时代的战乱变化之中，真是身不由己啊，把你飘到哪里，落到哪里，都不是你的选择。那个时候我们不敢跟大陆通信，连家书家信都不敢写，还说有这样的问题、那样的问题，故乡的消息一点也没有。真是没有托身之所，好像灾祸无缘无故就降临了。“覆盆天莫问，落井世谁援”，因为“白色恐怖”之可怕，所有的你的亲戚朋友都不敢跟你来往了。我天生来就是一个教书的，可是我现在呢有了白色恐怖的嫌疑，我没有资格去申请学校去教书了。“剩抚怀中女，深霄忍泪吞”，你在人家里你能够痛哭流涕？只有把泪自己咽下去。】

叶嘉莹一生深受《论语》影响，孔子说“君子忧道不忧贫”。那段时间，叶嘉莹最常做的梦就是回到北京教书，站在心爱的讲坛上，教学生们古典诗词的对句、平仄。

【录音：最常梦的有两个梦：我家老家本来是个四合院的大院子，我就梦见我进了大门，但是所有的门窗都是关闭的，我哪一个房间都进不去，我在那里徘徊半天，就是进不去那个房间；我还有一种梦，我就梦见我跟我的老同学到我的老师顾随先生那里去，我们经过后海，都是芦苇，芦苇长得又高又密，我们怎么走也走不过去。所以我梦都是回不去的梦。】

从21岁大学毕业，叶嘉莹就开始了为古典诗词的传承、研究而奔波忙碌的一生。看似柔弱和无用的古典诗词中蕴藏着生生不息的力量，叶嘉莹从杜甫、苏轼、辛弃疾这些饱经磨难的诗人的作品中感受到心灵的共鸣和“吾道不孤”的温暖。在最艰难的岁月里，叶嘉莹没有放弃收入微薄的教师工作，她在台北第二女子中学教书，并在台大、辅仁、淡江等三所大学兼职任教，将自己对传统诗学“兴发感动”的理解传授给年轻人。她说，诗歌可以“让人心不死”。

【叶嘉莹授课音响：“杜甫的诗歌里边有一组诗，就叫做《秋兴》，‘秋天的感兴’。这八首诗里边第二首说‘夔府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华’„„”】（压混）

从教70年，叶嘉莹讲课从来都是站着的，她在课堂上的风采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著名诗人席慕蓉说：

【录音：我有一次听叶老师讲辛弃疾，叶老师其实只是说了辛弃疾的两首《水龙吟》，好像感觉到那个辛弃疾已经在我的旁边在讲话，最后叶老师讲到“系斜阳缆”，就是《水龙吟》那最后四个字，我们底下三个朋友一起都倒吸一口气，就觉得，哇，就是这个文学本身原来就是这么四个字的结束。你觉得好像“系斜阳缆”是一个非常的悲凉，可是又有一点斜阳的温暖。然后等到我抬起头来的时候，我就看到叶老师从讲台上走下来了，非常端秀，然后非常高雅的一位女教授，而我的感觉就是想说，哎，等一下叶老师，您别走，辛弃疾还在这个讲堂里面，他的所有的那种英豪之气还在里面。我没有听过任何一位老师是这样讲课的。所以我就觉得是说，诗教就是老师用她自己的生命，然后把古代的诗人离我们千年的诗心和生命放到我们的心里面来，然后激发我们自己的生命做一个回响。我想，诗教没有失传。】

1966年，42岁的叶嘉莹受邀到美国哈佛大学和密歇根州立大学讲学。在哈佛大学期间，叶嘉莹过着简朴而勤奋的学者生活，而这普通的生活竟让饱经患难的她甘之如饴。

【录音：早晨两片面包，中午带一个三明治，再买一个汉堡包就是我的晚餐。哈佛大学远东系的窗前是一排美丽的枫树，秋天的时候满树都是嫣红的红叶，冬天的时候满树都是白雪。五点钟以后所有的老师学生都走了，我一个人可以在四壁图书的图书馆里边工作（到）任何时间。那真是我觉得最美好的时间。】

叶嘉莹在哈佛大学与海陶玮教授（James Robert Hightower）合作，开展跨文化古典诗词研究，为中国古典诗歌在西方的传播做出了贡献。

1969年，叶嘉莹结束在美国的研究工作后，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任教。为了跨越语言的鸿沟，叶嘉莹付出了极大的努力。

【录音：每天晚上查生字到两点钟，备课。可是我天生是一个教书的，也许我的文法也不对，发音也不对，但是我一定要把诗词里面它真正的感情、感动的力量讲出来。我就是用我最笨的英语，我也要讲出来。本来选这门课的人很少，没有人选中国的古典诗歌，可是我教了书以后，这个学生就越来越多。】

1970年，叶嘉莹此时已经被聘为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然而她的内心却有些怅然。她写下一首七言绝句：

【朗诵：“鹏飞谁与话云程，失所今悲匍匐行。北海南溟俱往事，一枝聊此托余生。”】 【录音：在国外就算我教的这个书学生们也喜欢听，但是我不能像在中国教书这么随性地发挥。“北海南溟俱往事”，我当年在北京教书、在台湾教书，现在对我来说，能够用我自己语言教书的两个地方，我都离开了。我现在要（在）这里用最笨的英文教书，查着英文生字去给人上课，跟在地上爬一样，所以我就一心想要回国。】

阔别故乡近三十年之后，1974年，叶嘉莹第一次回到北京，见到了自己的两个弟弟和家人。她写了一首长诗《祖国行》，诗云：“卅年离家几万里，思乡情在无时已，一朝天外赋归来，眼流涕泪心狂喜。”

【录音：离开了我的故国、故乡三十年，我在飞机上远远看见北京的一片长街灯火，我想那是不是我小时候常常来往的西长安街呢，当时我的眼泪就流下来了。每当讲到杜甫的诗“每依北斗望京华”，不管是在台湾，不管是在美国，我眼里都是满是泪水。】

王国维曾说“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在叶嘉莹身上，这似乎成为一个预言。1976年3月，叶嘉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离世，年过半百的叶嘉莹再次感受到生命的无常。她在《哭女诗》中写到：

【朗诵：“平生几度有颜开，风雨逼人一世来。迟暮天公仍罚我，不令欢笑但余哀。”】 叶嘉莹常常想起顾随先生的话“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痛定思痛，这次家庭悲剧让叶嘉莹作出了一个影响她后半生的决定——回大陆教书。

【录音：维持了一个家，各种的艰辛我都受过的。可是现在经过这一次大的悲痛和苦难之后，我忽然间觉悟了，“小家”“小我”，这个不是一个终极的追求和理想。我是从经过这一次苦难之后，我就决定回国教书，传承我们中国古典诗歌中的那些古代诗人他们的心魂、他们的志意、他们的理想，我要把这宝贵的东西能够传给下一代。】

1978年，54岁的叶嘉莹给祖国写信，申请回国教书。在寄信的路上，叶嘉莹写了首绝句： 【朗诵：“向晚幽林独自寻，枝头落日隐余金。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 【录音：傍晚的黄昏，我一个人走在树林里，寻思我以后我的下半生怎么办呢？“渐看飞鸟归巢尽，谁与安排去住心”，我半生漂泊，辛辛苦苦维系了我的家庭，居然发生了这样的不幸，所以我真是不知道我终极应该落在什么地方。】

叶嘉莹从报纸上看到，顾随先生的朋友李霁野在“文革”后复出，担任南开大学外文系主任，于是她给李霁野写了一封信。

【录音：我说我在这个时候我也愿意回来，为祖国的教育尽上一份力量。李霁野先生马上就给我回了一封信，说你回来恰好，现在祖国的形势一片大好。第二年1979我就接到国家教委的一封信，“我们批准你到北京大学去教书”。我就写一封信也告诉李霁野先生。李先生一见这封信马上就说，北大的名教授很多，我们南开更需要你。马上南开就派两个人到北京来接我，我从此就来到了南开。】

叶嘉莹先生从1979年开始利用假期回国教授古典诗词，受到学生们的极大欢迎。如今已经是古典诗词教授的徐晓莉，当时就读于天津师范大学中文系，她逃了两节英语课，来到南开大学聆听叶先生回国后的第一次公开讲座。

【录音：第一次听完全听傻了。一口的京腔，倒背如流的诗词，板书都是竖排繁体，大段大段地默写跟诗词有关的古人评价的经典句子。给我留下印象非常深刻的是她渊博的学识、滔滔不绝的表达、清晰的思绪以及优雅的教学风范。我忽然觉得我找到了学习的榜样，尤其是这个老师敢于亮明自己的观点，带着自己的联想和理解去表达。人太多了，然后到那儿去就没有座位了。那个时候，五六月份的时候天气很热，都开着窗户，我们拽着那个栏杆听，一会儿这个手酸了，换这个手，就那样子，挂在外面。我们说“没有站票，买挂票”。】

第一次回国讲学，叶嘉莹写下了一首饱含深情的七言绝句：“构厦多材岂待论，谁知散木有乡根。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

【录音：我到南开来教书，我都走不上讲台，满满的是学生。因为我们祖国的年轻人，对于我们中国古典的诗歌、古典的文化还有如此的热情，所以我就非常感动。】

对于叶嘉莹先生来说，“报国”最好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叶嘉莹晚年在南开大学创办了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并捐出退休金，设立奖学金，鼓励青年人传承古典文化。“酒越陈越香”，在叶嘉莹晚年，各种荣誉纷至沓来：加拿大皇家学会首位中国古典文学院士、台湾“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加拿大阿尔伯塔大学荣誉博士。然而叶嘉莹先生却十分淡然。

【录音：一个人如果你只把感情希望寄托在“小我”的一家之上，我觉得这是太狭窄了。尽你自己的能力，能够为“大我”更做一些什么事情，就做一些什么事情。】

2005年秋天，81岁的叶嘉莹先生在友人的陪伴下，来到内蒙古叶赫水——叶赫那拉氏的故乡，在清澈的河水和金色的远山下，她触景生情，写下了一首诗：

【朗诵：“余年老去始能狂，一世飘零敢自伤。已是故家平毁后，却来万里觅原乡。”】 对于叶嘉莹先生来说，生命的原乡，既是有形的居所，更是无形的精神心灵。她曾经写下了一首《浣溪沙·为南开马蹄湖荷花作》：“又到长空过雁时，云天字字写相思。荷花凋尽我来迟。莲实有心应不死，人生易老梦偏痴。千春犹待发华滋。”

【录音：人生有时候要有一点傻的精神、痴的精神。我知道我虽然老了，但是莲花落①了有莲蓬，莲蓬里面有莲子，莲子里面有莲心，而莲心是不死的。因为我看过一个考古的杂志，说他们考古的时候，挖出来有两颗汉朝的莲子。他们培植养育，居然它也长叶开花了。只要我们有种子留下来，我们中华的文化一定会开出花来的。】

乳名“小荷”的叶嘉莹，就如同一颗在古典文化厚土中孕育的种子，只有荷花落尽枯萎，莲子才能真正成熟。这颗在海外漂泊多年的种子，几十年里，一直在苦苦寻觅、返回自己的故乡。

如今终于叶落归根，那些逝去的岁月仿佛只是生命表面的浮光掠影。在精神的原乡，叶嘉莹从未离开，因为那颗热爱古典文化的初心，历尽劫波，从未改变。

【叶嘉莹吟诵：“一世飘零感不禁，重来花底自沉吟。纵教精力逐年减，（我）未减归来老骥心。”】

主播：本期的“全景中国”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②

① 此处两个空格为《浣溪沙〃为南开马蹄湖荷花作》上、下阕之间的间隔符号。② 除最后叶嘉莹吟诵的诗《二零一四年四月恭王府海棠雅集绝句四首》其四之外，其余叶嘉莹的诗、词、散曲引自《迦陵诗词稿》（中华书局2007年2月版，2008年4月重印）。

第四篇：古典诗歌中项羽、刘邦形象比较赏析

俯仰皆成文章 褒贬自有春秋

——古典诗歌中项羽、刘邦形象比较赏析

一、自唱歌谣，原是异曲同工

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利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虞兮奈若何！（项羽《垓下歌》）

《史记》载，“项王则夜起，饮帐中。有美人名虞，常幸从；有骏马名骓，常骑之。于是项王乃悲歌慷慨”。昔日越万里关山如履平川、斩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的项王此刻面对宝马、美人筹莫展，这肝胆欲裂的痛楚悲音传来，“美人和之。项王泣数行下，左右皆泣”。古人云“人之将死其言也善”，我们似乎从这里窥出了真正的项羽。

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刘邦《大风歌》）

《汉书·高帝纪》记载，刘邦虽然战胜项羽做了汉朝皇帝，但此前为战胜项羽而联合的盟军们居功自恣，刘邦便采取先封王行赏后各个击破的策略。公元196年准南王英布起兵反汉，刘邦亲自讨伐，得胜转道故里沛县，召开老朋友、小辈同饮十数日。一日酒酣，刘邦击筑而作此歌“慷慨伤怀，泣数行下”，以此袒露自己踌躇满志中对前途未卜的焦虑。歌曰：在那群雄逐鹿、风起云涌的时代，我刘某人一举登上帝位，现在衣锦还乡，荣归故里。夺取天下只是万里长片的第一步，如何巩固刘氏江山？有没有守江山的人？如果有，他在哪里？与其说此时的刘邦在思慕贤才，倒不如说抒发江山不稳的隐忧更合适些。

《大风歌》与《垓下歌》同体裁，同时代，同工巧，是真正的异曲同工。如果说《垓下歌》是失败者的一阕悲怆之声，那么《大风歌》则无疑是胜利者的一曲伤怀之音。前者是铮铮丈夫的儿女情长，后者是精于谋略的帝王之思。

二、凭吊江亭，微言胜败大义

胜败兵家事不期，包羞忍耻是男儿。江东子弟多才俊，卷土重来未可知。（唐·杜牧《题乌江亭》）

在诗人看来，胜败乃兵家常事，得失有天地，俯仰任评说，能忍辱含垢、卷土重来，这才是真正的男子汉。留有青山在，不怕没柴烧！项羽，你的负气、斗狠，只能让亲者痛，仇者快。

百战疲劳壮士哀，中原一败势难回。江东子弟今虽在，肯与君王卷土来？（宋·王安石《乌江亭》）

频繁征战、将士筋疲力尽是楚汉战争项羽失败的原因之一，垓下一战难挽颓势。想当初，1 / 3 如日中天的项羽斩宋义、杀子婴、弑义帝、火烧阿房宫、坑秦降卒20万，可谓无信无义。王安石从政治家的战略高度深刻总结了项羽失败的教训。在他看来，项羽失败的根本原因不在于垓下一战，而在于项军士衰将疲、人心已去。楚汉战争，在刘邦诈进诈退、联军合围下，项羽只能长途征战、马不停蹄、疲于奔命。这就是战略的失误。毕竟是政治家，看问题的眼光更高一筹。

三、参谒廊庙，评说千古得失

弓断阵前争日月，血流垓下定龙蛇。拔山力尽乌江水，今日悠悠空浪花。（唐·灵一《项王庙》）

两军阵前箭断弓折，汉军为杀项羽血溅垓下，项羽盖世之力已尽，在乌江边自刎身死。今天，只有悠悠的江水长流，泛着浪花，似乎在诉说那悲怆的故事。在诗人眼中，垓人之战，项羽为众将士免遭涂炭，自刎身亡，虽败犹荣，让江水做证，让浪花吟唱，他是一轮争辉的日月，是一条江东巨龙。

乘运应肌宅八荒，男儿安在恋池隍？君王自起新丰台，项羽何曾在故乡！（唐·李商隐《题汉祖庙》）

男子汉趁着机遇应以天下为家，怎能眷恋自己的家乡呢？诗歌对比了刘、项的最大不同在于，刘邦在完成统一大业后才回故乡显宗耀祖，而项羽每有战绩便回江东故里。它告诉人们，沉溺、消失那片刻的风光只会招来更大的灾难。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这两首咏史之作都是针对晚唐最高统治者不思进取、贪图享受有感而发。

四、沉吟泽畔，抒发幽思豪情

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宋·李清照《乌江》）

千百年来人们思念着项羽，他宁肯拔剑自刎也不愿渡江苟活。我们就应像他那样，活着要做人中的豪杰，死了也要做鬼中的枭雄。诗人民思古豪情，意借项羽的悲壮惨烈讽刺宋高宗在金兵压境时，漂浮过海、仓皇南逃而致北宋政权倾覆的无耻行径。

三章既沛秦川雨，入关又纵阿房炬，汉王真龙项王虎。玉 三提王不语，鼎上杯羹弃翁姥，项王真龙汉玉鼠。垓人美人泣楚歌，定陶美人泣楚舞，真龙亦鼠虎亦鼠。（明·王象春《书项王庙璧》）

刘邦进入函谷关后，与秦地父老约法三章，仿佛带来了一场充沛的甘雨；项羽入关后，一炬大火将阿房宫烧为灰烬。从这点看，刘邦是条龙，项羽是条虎。鸿门宴上，范增多次示意项羽杀掉刘邦，项羽都没有听从。项羽曾以烹刘邦父要挟刘邦，刘邦竟置父亲于不顾。从这点

/ 3 看，项羽是条龙，刘邦是只鼠。垓下兵败时，项羽的宠姬与他悲歌泣别；刘邦的庞姬戚夫人也曾因儿子前途在刘邦面前哭泣，刘邦无奈唱楚歌。从这点看，无论是龙是虎都是鼠。

如何评价历史上那场著名的楚汉战场中的两位重量级人物历来见仁见智。不过，从刘邦、项羽处在人生不同状态下的自我吟唱中，我们看到了风云人物悲情世界。六首咏史诗歌从不同角度阐发了诗人的各自见地，李商隐、王安石、王象春的隽永哲理的机敏睿智，杜牧、灵

一、李清照的人格魅力与冲天豪气，无不是情感的灵动，仪态万方，摇曳多姿，令人玩味、赞叹不已。/ 3

第五篇：陶渊明的“真”与“妙”——叶嘉莹讲陶渊明(一)

陶渊明的“真”与“妙”——叶嘉莹讲陶渊明

（一）今天，一位德高望重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叶嘉莹先生来到《名家讲坛》栏目啦！火速搬板凳到前排听先生讲述陶渊明的诗歌世界吧！特大喜讯！《名家讲坛》栏目迎来了一位德高望重的古典文学研究大家——叶嘉莹先生。先生擅长用敏锐的艺术感觉和清晰的理论表述，来揭示古典诗词的文化内涵与审美风貌。先生的著述和讲学，在世界范围内都有广泛深远的影响。先生对于古典诗词的研究、普及、教育事业，都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先生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是北京师范大学的老校友，是师大人的老前辈。我们有幸得到先生的亲口允许，并且得到几位叶门高足的支持和帮助，将先生最近几年的演讲稿编辑成若干单篇文章，在《名家讲坛》栏目中依次发表。今天，我们推出第一个系列（“叶嘉莹讲陶渊明”）的第一集：《陶渊明的“真”与“妙”》。预告下一集的内容是《隐士陶渊明的做官经历》。愿广大读者跟随叶先生的讲述，在陶渊明的精神与诗歌世界中徜徉涵泳、乐而忘返。陶渊明的“真”与“妙”文/叶嘉莹我今天非常感动，我没有想到有这么多爱好中国古诗的朋友们。我是从很小时候就读诵古诗，就被古诗所吸引了。所以我在天津南开大学的时候，有一次一些人来作访问，就访问到我的女儿，我的女儿就跟他们说了一句，她说“我的妈妈就是爱她的诗词”，我真是爱我的诗词。而且跟我比较熟的朋友也知道，我的一生不是很顺利地走过来的，不管是精神上的、物质上的、生活上的、感情上的，我都经历过很多的挫折和苦难，而我现在还能有这么好的身体和精神，可以跟大家谈讲诗词，这完全就是因为我对于诗词的爱好给了我这样的精神，给了我这种健康的体力，所以我真的是爱我的诗词，我也感谢我的诗词。我们要讲的内容是陶渊明的组诗，“组诗”就是成组的诗，一个题目写了很多首。如果你偶然看见一个景物，引起了你的感动，就是刹那之间的一个感动，这个时候，你也许写一首诗就够了。比如宋朝诗人做杨万里写过一首小诗，说“雨来细细复疏疏，纵不能多不肯无”，他说你要不然就下一场大雨，要不然你就不下，你下这么三点两点的，稀稀疏疏的雨是什么意思呢？他说是“似妒诗人山入眼”，说这个老天爷就是嫉妒我，嫉妒我怎么看到这样美丽的山，所以他就下这个小雨，“千山故隔一帘珠”，所以这个雨下得象是挂了一层珠帘，故意不让我看得清楚。这首诗当然也写得很美，可是这一切都是偶然的，偶然的景象、偶然的感受，所以有一首诗就够了，把他的感觉说完了。可是组诗都是有很深厚的感情，内心有很大的感动，一首诗真是说不完，所以才写成一组诗。中国有很多诗人都写过成组的诗，这个“组诗”的性质有很多的不同，有的一组诗里边，第一首诗、第二首诗、第三首诗，没有一定的次序；也有的组诗排在一起，它的第一首、第二首、第三首，都是有一定的次序，不可以随便地更改的，这样的组诗，我以为最有名的一组诗就是杜甫的《秋兴》八首，这是杜甫流落在四川夔府的时候所写的，他从夔府秋天的巫峡景色引起他的兴发感动，因而怀念长安、怀念朝廷，他要写几十年的朝廷的政治的战乱兴衰，要写他自己几十年来的流离艰苦，这哪里是一首诗可以写完的？所以他要写八首诗。而陶渊明的诗呢？其实陶渊明留下来的诗不多，只有一百多首，跟中国的那些大诗人不能相比。白乐天的诗有多少首？人家说“乐天长短三千首，不及韦郎五字诗”（《和孔周翰二绝·观净观堂效韦苏州诗》）；而陆游自己说“六十年间万首诗”（《小饮梅花下作》），所以你看，人家白乐天可以写他三千首，陆游可以写他一万首诗，而杜甫李白也都有八九百首诗流传下来，陶渊明不过一百多首诗而已，所以比起那些个大家来，陶渊明写的诗真是太少了。而陶渊明的一百多首诗里边，就有很多是组诗，例如他的《形影神》三首是讲生死的问题；《归园田居》五首是写他回去种田；《拟古》九首是写晋宋易代的哀悼；《杂诗》十二首是写生命无常，在短暂的生命之中各种的杂感；《咏贫士》的七首是写对于“固穷”的持守；《读》十三首是借着神话传说表现对世事的悲慨，等等。杜甫的《秋兴》八首写的是几十年的个人身世、国家盛衰的变化，陶渊明不是，陶渊明的组诗都是写他自己内心的活动，是他思想、心灵、精神、感情之间的活动，都是他所考量的人生的重要问题。陶渊明是非常有特色的一个诗人，他的诗文字都非常简净，不像中国有一些人的诗，象李贺，人们说他是个“鬼才”，他总写那些稀奇古怪的东西；象韩退之，喜欢用散文来写诗，写些稀奇古怪的句子。不用说李贺跟韩愈，他们是爱好奇险；那么还有象李商隐，是“相见时难别亦难，东风无力百花残。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晓镜但愁云鬓改，夜吟应觉月光寒。蓬山此去无多路，青鸟殷勤为探看。”（《无题》）写得如此的华丽。可是陶渊明不像李贺、韩退之这么好奇险，也不像李商隐这样的华丽，也不像杜甫说的，“语不惊人死不休”（《江上值水如海势聊短述》）。这些个诗人，当他们写诗的时候，都有一个“为人”之心，就是是我写了这首诗以后，别人会对我怎么样看，我会得到怎么样的评价，所以这些个人就是要奇险，是要华丽，要“语不惊人死不休”。而白居易说，我写诗要让“老妪都解”，要让那个没有读书认字的老太婆都能够懂得，他是故意要求每一个人都懂。可是陶渊明的“简净”不是有心要去要求的，陶渊明是“任真”，就是任凭我自己最真诚的自然流露，如果我的情思是复杂的，我在诗里边就把我的复杂表现出来，我如果是简单就是简单，至于你们懂不懂，陶渊明没有考虑到这样一个问题。所以他不是“为人”的，他是“为己”的，陶渊明被后代很多人赞美称述，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陶渊明的“任真”。苏东坡曾经说过这样的两句话，他说陶渊明这个人，“欲仕则仕，不以求之为嫌；欲隐则隐，不以去之为高；饥则扣门而乞食，饱则鸡黍以迎客：古今贤之，贵其真也。”（《东坡题跋·书李简夫诗集后》）赞美陶渊明“真”的不止是苏东坡，辛弃疾也写过一首词来赞美他，他说陶渊明“千载下，百篇存，更无一字不清真”（《鹧鸪天·晚岁躬耕不怨贫》），没有一个字不是出自内心的、真淳地写下来的。所以现在就说了，我们常常说文学创作的修辞，“修辞立其诚”（《易传·文言》），什么样的文学是好的文学？你有真的感觉、真的感情、真的思想、真的见解，特别是作诗，情动于中，所以“修辞立其诚”，那么说真就是好的吗？我当年在台湾大学教书，那时我们的课是“诗选及习作”，我们不但要选诗来读，还要教学生来作。有一个学生就作了一首诗，我常常举他这个例证，说“红叶枕边香”，我说这个不大合乎常理，第一，我没有闻到红叶有什么香气；而且红叶都长在山上，“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于二月花”（杜牧《山行》），这都在山上，怎么跑到枕边了？这就不通了。他说老师你不是说“修辞立其诚”吗？我写的都是真的，他说这是我的女朋友送给我的红叶，上面还有香水，放在我的枕边，这不是“红叶枕边香”吗？所以这个“修辞立其诚”的“诚”就很难说，可是你要知道，这个文学总是写给人家读的，所以这个文字我们就说了，文学要有一种感发的力量，这感发的力量不但从作者而言，你是因为有了感发才写的，而当你这个感发力量表现在你的作品之中，这个作品就要带着你的感发力量去给这个读者，这正是诗歌、文学的生生不已的生命。你写出文字就是要给读者看的，所以一定要把他的生命能够传达出去，是要给读者去看的。我现在举他的例证，虽然不是很让人了解，但是还不是很坏。所以我们说“诚”，不是只要是真的就是好的。如果你拿一块透明的、没有渣滓的水晶石给人看，说这是真，这是水晶的本色，它真是清纯、真是透明，那我如果拿一根粉笔给你看，说这也是真的，但它既不清纯、也不透明，上面有很多污点，所以不是说你只要真淳、只要透明就是好，而是要看你这个本质，你在真淳之中所表现的本质是什么？你是水晶还是粉笔？所以真淳之中就有一个本质，而且这个本质又有种种的不同，有的是简单的，有的是繁复的。陶渊明的诗之所以妙，也是苏东坡赞美他的，说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和陶渊明诗集引》），刚才苏东坡是赞美他的人，说他是任真的，不是虚伪的面目，不是人为的，这是他做人这一方面；那么他作诗这一方面呢？也是苏东坡说的，“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看起来非常的质朴，陶渊明就是我心里面怎么想就怎么样写，“我手写我口”（黄遵宪《杂感》），我不是要故意要做的漂亮让人赞美，我也不是要故意要做得简单让你们都懂，我的心里怎么样活动我就怎么样写，所以他的诗看起来是质朴是简单，可是实在是非常妙。我的老师顾随先生就举了一个比喻，他说陶渊明诗就仿佛是什么呢？仿佛是日光，是“七彩融为一白”。你看那日光，很单纯的一个白的亮的颜色，可是你用三棱镜一透视一折射，你就发现它里边原来是有七彩的。陶渊明的诗也是如此，你看他一句诗，它就非常简单，但是它里边的情思、意念、精神、感情的活动是非常繁复的，所以苏轼说它“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癯”是瘦，看起来它没有什么辞采，就是很死板地在那里，可是它实在是“腴”，“腴”是丰美，非常丰美的。不但苏轼赞美他，辛弃疾赞美他，宋朝诗人陈后山也赞美陶渊明，他说“渊明不为诗，写其胸中之妙耳”（《与游丞相》），真是说得好。他说陶渊明不是为做诗，他是写他胸中，胸中的什么呢？是胸中之情？胸中之意？他说不是，他是写他“胸中之妙”，真是妙，陶渊明的胸中真是妙。（汪梦川整理）作者介绍：叶嘉莹，号迦陵。生于燕京旧家，40年代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为诗词名家顾随先生入室弟子。50年代在台湾大学任教授，并在淡江与辅仁两大学任兼职教授，60年代赴美任密西根州立大学、哈佛大学客座教授，并曾在美国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校访问讲学。后定居加拿大温哥华，任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终身教授。1989年退休后，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自70年代末返大陆曾在多所院校讲学，并被南开大学、四川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校聘为客座教授，及中国社科院文学所名誉研究员。现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主要著作有《迦陵论词丛稿》、《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灵谿词说》、《唐宋词十七讲》等数十种。栏目主持人：谢琰，文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讲师。章黄国学主编。----------特别鸣谢书院中国文化发展基金会敦和基金会----------部分图片来自网络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发布，不代表今日头条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