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征》背后的故事

第一篇：《长征》背后的故事

《长征》背后的故事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锁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壮举，是我国革命史上极其光辉的一页。毛泽东这首七律《长征》，就是歌颂这一伟大壮举的革命史诗。

1930年至1933年，中国工农红军和根据地革命人民粉碎了蒋介石四次大规模“围剿”，取得了辉煌胜利。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百万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这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红军中占据了统治地位，拒不接受毛泽东的正确建议，用阵地战代替游击战和运动战，用所谓“正规”战争代替人民战争，使红军完全陷于被动。

为了保存革命力量，完成战略转移，并迎接日益高涨的全国抗日高潮，1934年10月，除一部分军队继续留在中央革命根据地坚持游击战争，护送主力外，中央红军主力部队开始从福建长汀、宁化，江西瑞金等地出发长征。但是，“左”倾机会主义者在当时又犯了逃跑主义的错误，使红军继续受到损失。正值革命危急关头，毛泽东等领导人和错误路线作了坚决的斗争后，红军改变了进军方向，开始向敌人兵力薄弱、回旋余地大的贵州进军，争取了主动，大败贵州军阀，飞渡乌江，攻占遵义、湄潭、绥阳、桐梓等城。1935年1月，在遵义会议上，在毛泽东等的领导下团结起来的广大党员、干部，对“左”倾机会主义进行了彻底的清算，结束了“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这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史上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转折。

遵义会议之后，在毛泽东思想的指导下，中央红军迂回转战于黔、川、滇边界，围歼大量敌人后，又乘虚向西南挺进，入云南，抢渡金沙江，从此摆脱了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5月，通过大凉山地区，抢渡大渡河。6月，翻越过常年积雪的夹金山后，在大维、懋功，与第四方面军一部会师，在毛泽东的率领下，共同北上。这时，张国焘进行分裂活动，拒绝中央北上命令，擅自率领第四方面军回头南下西康边境。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对张国焘的分裂活动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中央红军坚决北上抗日，继续长征，攻占腊子口，越过千里积雪的岷山，突破蒋介石渭水封锁线，翻过六盘山，于1935年10月到达陕北根据地吴起镇，后又和由鄂豫皖根据地出发长征的红军二十五军胜利会师于甘泉。红一方面军主力长征至此胜利结束。

红军第六军团是1934年7月底由湘赣革命根据地撤出开始长征的，10月下旬与活动在湘鄂川黔边界的红军第二军团会师于贵州，并组成红军第二方面军。第二方面军展开广泛的游击战争，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开创了湘鄂川黔根据地。当第一方面军胜利到达陕北后，1935年11月，红军第二方面军开始长征。红军第二方面军转战于湘黔滇，渡金沙，翻雪山，于1936年7月到达甘孜，并与退到此地的第四方面军会师。至此震惊世界的中国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胜利结束。

长征，经历时间长，路途远，涉及地域广，途中有描写不尽的惊心动魄、英勇鏖战的场面，有歌颂不完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毛泽东纵览全局，从丰富的题材中，选用了五岭、乌蒙、金沙江、大渡河、岷山几个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以伟大的革命情怀，热情洋溢地歌颂了长征中的中国工农红军的英雄形象。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中国工农红军是钢铁的队伍，不怕艰难困苦。尽管在长征途中，天上每日几十架敌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蒋匪兵围追堵截，路上遇到无数艰难险阻，但是在红军看来，这千难万险只不过是极平常的事儿。他们开动了双脚，长驱两万余里，纵横十一省，胜利完成长征。

这两句诗，意思上相互补充，词句通俗，气势雄伟，表现了中国工农红军“履险如夷”，蔑视一切敌人，蔑视一切艰难困苦的伟大气魄和革命英雄主义。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1935年，红军突破蒋军重重防阻，穿越五岭地区和乌蒙山区。五岭横亘在赣、湘与两广的交界处，峰峦叠嶂绵延曲折。长期以来，五岭山脉是阻碍岭南地区与中原联系的天然屏障，人称“南北险阻”。乌蒙山隐现在云贵高原的云雾中，山势雄伟陡峭。但在红军看来，那起伏连绵的五岭峰峦，只不过是翻腾在眼下的层层微波细浪；那气势雄伟的乌蒙山岭，只不过是滚动的泥丸。

这两句诗刻画出了红军顶天立地的英雄形象，表现了红军不畏艰险的伟大气概。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锁寒。

5月初，我第一方面军第一军团第一师到达云南元谋，佯渡金沙江，以迷惑敌人。第二师直向东北，一天急行120里，赶到下游渡口绞车渡，夺取守敌两只船，并连夜歼灭四川军阀刘文辉一个连。金沙江两岸山崖耸峙如云，江水奔流湍急，但是我军用了九天九夜的时间就全部渡过了金沙江。当敌人赶来时，我军已安然到达北岸。南岸的敌人，只能眼巴巴地看着。5月的金沙江畔，热风吹拂，浪花飞溅，军民欢腾，庆贺胜利，英雄心头洋溢着无比幸福的温暖。

红军渡过金沙江，大渡河又横在面前。我军为了夺取泸定桥，日行240里。赶到桥头一看，桥上的木板已被敌人撤光，只剩下13条光溜溜的铁锁。向桥下一看，真叫人心惊胆寒，红褐色的河水像瀑布一样，从上游的山峡里直泻下来，撞击在岩石上，溅起一丈多高的浪花，涛声震耳欲聋。对岸桥头、岸边及山上都有敌人重兵扼守。敌人的机关枪、迫击炮集中在桥头，不断向我射击。我军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冲锋号响了！枪声、炮声、冲杀声震动山河。战士热血沸腾，心潮澎湃。22位英雄拿着短枪，背着马刀，带着手榴弹，冒着敌人密集的枪弹，攀着铁链向对岸冲去。跟在他们后面的战士们除了武器，每人带一块木板，一边前进一边铺桥。刚刚冲到对岸，敌人放起火来，桥头立刻被大火包围。英雄们奋不顾身，箭一般地穿过熊熊大火，冲进城去，和城里的敌人展开了激烈的搏斗。激战了两个小时，守城的敌人被消灭了大半，其余的都狼狈地逃跑了。夺下泸定桥，渡过大渡河，红军取得了长征中的又一次胜利。“大渡桥横铁锁寒”里的“寒”字，写尽了泸定桥战斗形势的险恶，刻画出战斗的紧张、激烈，表现了红军无坚不摧、所向披靡的革命英雄主义情怀。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诗中的“岷山千里雪”泛指四川西北的梦笔山、长板山、打鼓山等大雪山地区。1935年6月，红军进入大雪山地区。山上终年积雪，山高路滑，飞鸟难越。长征中的英雄好汉们，经过艰苦跋涉，英勇奋战，千难万险踏于足下，如今又遇上了千里盖雪的岷山，个个鏖战方酣，更加欢欣鼓舞。当全军走过后，战士们无不笑逐颜开。红军翻过岷山攻占了腊子口，红军一、二、四方面军就在陕甘宁革命根据地胜利会师了！从此中国工农红军和全国人民一道打开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战争的新局面。

毛泽东说：“长征是宣言书。它向全世界宣告，红军是英雄好汉，帝国主义者和他们的走狗蒋介石等辈则是完全无用的。长征宣告了帝国主义和蒋介石围追堵截的破产。长征又是宣传队。它向十一个省内大约两万万人民宣布，只有红军的道路，才是解放他们的道路。……长征又是播种机。它散布了许多种子在十一个省，发芽、长叶、开花、结果，将来是会有收获的。总而言之，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

今天，我们再次诵读《长征》，来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就是为了继承革命传统，弘扬长征精神，坚定理想信念，续写时代新的篇章。

第二篇：长征组歌背后的故事

长征组歌背后的故事

文/孟红由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创作演出的大型声乐套曲《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自1965年首演以来，至今已历经半个世纪了。这部反映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壮举的合唱作品，以其恢宏的气势、浓郁的诗意、真挚的情感、独特的风格，生动全面地再现了红军长征的历史，激昂深情地讴歌了红军的崇高理想、钢铁意志、超人胆略，以及不畏艰险、坚韧不屈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部音乐史诗在体现革命化、民族化、群众化的同时，以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史诗性与抒情性相结合的创作技法及演唱风格，成为了一部脍炙人口、魅力无穷的合唱经典，那难忘的旋律已深深地铭记在了全国亿万人民的心中，每每唱起就有一种昂扬和振奋的力量激荡心头。词作者千辛万苦创作，终圆讴歌长征多年梦1964年2月，从长征的血雨腥风中走来的开国上将、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的萧华，染上了严重的肝炎。4月下旬，经组织安排，他由妻子王新兰陪同去杭州疗养。萧华是一位颇负盛名的将军诗人，喜欢诗词歌赋，因而部队文艺单位约他写歌词的不少。由于工作忙，答应后都无法兑现，这次正好利用难得的治病闲暇还这笔文字债。时近中央红军长征胜利30周年之际的1965年，全军各部队根据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的部署准备筹办一些主题纪念活动。萧华作为长征的亲历者（时年18岁、时任少共国际师政委）且又擅长舞文弄墨，文艺界的同志自然想到了他，多次约他写些有关长征的作品。其实，对于讴歌这一人类历史上的伟大壮举、在中国革命历史上写下光辉一页、在世界军事史上也堪称奇迹的长征，萧华是早有创作意愿的。原来，早在1938年，享誉文坛的著名文人阿英在上海出版了一本由24幅漫画组成的、名为《西行漫画》的长征画集。由于画稿是由萧华让人带给阿英的，所以阿英以为这些画是萧华所作。此书印了2000册，大部分流散于上海和新四军活动地区。时隔20年，也就是1958年夏，总政文化部的一位同志在北京图书馆发现此书。萧华见到此书，如获至宝，带着书找到人民美术出版社，建议重印此书。人民美术出版社答应了萧华的要求并请他作序。萧华直陈，此书不是自己所作，但想不起谁画的，只知道是一位搞宣传的同志画的。1961年，黄镇大使从国外回来，李克农向他提及这本画集，才知道，此画集是黄镇创作于长征途中。1962年，为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0周年，人民美术出版社再度精印这本画集，并正式改名《长征画集》，而这次萧华又应黄镇之约再次作序。这件事对萧华触动很大，他在与有关方面的负责人交谈时曾说：“除了画册，应该用多种艺术形式来表现长征。”他还对夫人王新兰十分感慨地数次提及：“如果有一整块时间，一定要写写长征。”到杭州治病疗养，萧华终于有机会潜下心来施展这一抱负，以缅怀在长征中牺牲的无数战友。落笔之前，萧华先思考一番：该用什么艺术形式来表现长征呢？他长于诗词歌赋，到杭州后，又集中精力大量阅读了唐宋诗词中的名家之作。中国古典诗词的凝练、概括、含蓄，极强的表现力，加之优美的格律和高度的形式美，对他启发很大。经过深思熟虑，他决定用组诗的形式来表现长征，并根据舞台表现通俗性的要求，确定了总体创作原则：有一定的格律，但又不囿于格律。最后，他确定在借鉴古诗词的基础上，采用一种新的体例，即“三七句、四八开”的格式，就是每段诗歌用4个3字句、8个7字句，共12行68字组成，一诗一韵，押一个统一的韵脚。这种形式，既有统一的格律便于朗诵、谱曲及演唱，又不受平仄、对仗的限制，比旧格律自由。左起：生茂、唐诃、萧华、晨耕、遇秋1964年摄于杭州。萧华根据自己长征时的亲身经历和搜集整理的大量资料，从长征极其丰富而又富于传奇的斗争生活中，选取了12个（后来确定为10个）最具概括性的典型场景进行组诗创作，用叙事的方式，从中央红军自江西出发写到三个方面军在陕北会师，即告别、突破封锁线、进遵义、入云南、飞越大渡河、过雪山草地、到吴起镇、祝捷、报喜、大会师、会师献礼、誓师抗日。从1964年9月11日起，萧华忘记了自己病人的身份，进入了忘我的创作境界，室内的灯光常常亮到午夜。回忆长征那段历史，这位长征时没有流过一滴泪的坚强战士，打开了感情的闸门，所写的稿纸常常被泪水打湿而无法写下去……经过多少个日日夜夜身体、意志与情感的洗礼，萧华终于完成了这一组长征诗歌的创作，并初步起名叫《长征组诗》。后来萧华摘取毛泽东《七律·长征》中的第一句，将组诗取名为《红军不怕远征难》。其后总称《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这部反映红军长征题材的作品可以说是词作者萧华的呕心沥血之作。在创作《长征组诗》近两个月的时间里，病中的萧华在文学创作道路上也经历了一次艰难、煎熬的“长征”：转氨酶升高了4次，体重降低了数斤。据著名词作者石祥回忆：“组诗于1964年4月开始酝酿，9月至11月进行诗词文学创作，初稿10月完成，后又经过广泛反复征求词曲专家们的意见，经过近10次的修改，以《红军不怕远征难》为总题目的长征组诗于1964年11月中旬基本正式定稿，完成文学创作阶段的工作。”这一《长征组诗》文字精练、形象生动、感情真挚、起伏跌宕、动人心魄，为随后音乐创作的成功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将军忆长征细节，曲作者融情谱曲1964年11月中旬，萧华通过总政文化部将为《长征组诗》谱曲的任务交给了总政歌舞团团长时乐蒙和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团长晨耕，他们分别组成《长征组歌》谱曲创作的两套班子，并形成鲜为人知的两种版本。这两种版本，一个是由总政歌舞团创作并演出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简称“总政版”；另一个是由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创作、后来摄制成彩色舞台艺术片并广为传唱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称为“战友版”。这两套创作班子，都是在周恩来和萧华的亲自关怀和指导下进行创作和排演的。总政版的《红军不怕远征难——表演大合唱》，于1966年2月在北京京西宾馆礼堂为当时在北京召开的全军高级干部会议汇报演出了两场，演出非常成功。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影响，使一度将其摄制成舞台艺术片的计划夭折，人们只得寄希望于后者。后来，战友版的《长征组歌》，作为普及作品，由战友歌舞团排演、推广，为观众喜闻乐见，流传甚广。从1964年12月起，战友歌舞团曲作者晨耕、唐诃、生茂和遇秋开始初稿的创作。这4位音乐才子从青少年起就参加了革命，既有战争年代的切身体验，又有丰富的作曲经验和深厚的专业功底，而且在长期的合作中，形成了一个取长补短的创作集体。他们从组诗选出10首谱成组歌，将10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把江西采茶调、苗家山歌、湖南花鼓、云南花灯、川江号子及陕北秧歌等群众喜闻乐见的艺术表现形式，浑然天成地有机运用到谱曲创作里，仅用两个月就完成了第一稿。1965年4月下旬，4位作曲者带着初稿来到杭州，向萧华逐段试唱谱曲的效果。唱后，萧华沉吟了片刻，没有提出任何意见，只是说邀请大家和自己住上一段日子。期间，他不断神情凝重地给他们讲述那些长征中颇为感动的人与事，来进一步启发和感染他们的谱曲神经。很快，4位作曲者颇得要领、齐心协力地圆满完成了旋律部分的创作。1977年，萧华（左二）出席观看《长征组歌》演出并接见演职人员，左一为马玉涛，左三为贾世骏。后来，每当谈及与萧华将军的沟通以及与另外三位作曲家的配合这段难忘的经历，李遇秋依然能够记得起几乎每一个细节，仿佛一切只是昨日刚刚发生：“萧华同志留我们在那儿住了10天，每天搞一个上午，一天一曲。第一天第一曲，第二天第二曲地这样讲。他向我们讲解为什么要这样写，当时怎么出发的，为什么说是‘热泪沾衣叙情长’，为什么说是这样，为什么说要那样……我们一开始理解红军长征要革命，要北上抗日，那自然是浩浩荡荡的，红军从来都是英雄好汉。红军离开根据地时怎么可能让人觉得有牵儿挂女、难解难分的感觉呢？但是后来萧华同志说：‘听周总理讲那个时候长征是不得已啊！不是什么浩浩荡荡的。’当时，上哪儿去、能不能回来，萧华说连我这样的师级干部都不知道。所以，萧华出发前与姐姐告别，姐姐哭成了泪人，不断地问：‘去哪儿？’萧华说：‘不知道。’姐姐又问：‘什么时候回来？’萧华回答：‘不知道。’所以才有这个送别，告别应该是比较低沉的这么一个效果。第二曲，他跟我们介绍，‘路迢迢，秋风凉’。这几个字，从字面上看，很难理解更深层次的东西。他一讲，我们才知道：那时红军长征，两个地方死人最多。一个是过封锁线；一个就是过雪山草地，那死人是最多的。敌人是有准备的，机关枪扫过来倒一大片，然后又冲上去……就是这样子过的封锁线啊！当时过封锁线的时候，连我们的朱老总都亲自甩上了手榴弹……我们1949年建国以后，50年代初，有关部门专门组织了一个小部队，当时配备了非常精良、最好的装备，重走了一遍长征路。看到的当年最壮烈的场景依然是这两个地方。建国以后，我们的战士从那里走的时候还看到：草地上，风雨中，摆躺着烈士的尸骨、武器、马灯和刺刀……听了以后，对我们曲作者感受很深……所以对我后来的后期创作打了一个很好的基础——‘一个感情的铺垫’。然后第三曲、第四曲……萧华同志就这么一直讲下去……我当时完全进入了红军长征当中的一种状态。所以进入后期创作以后，非常非常快。最后在写总谱的时候，我基本上是3天一首3天一首。当时也就是吃吃饭、困极了睡一会儿觉而已。3天一首，现在如果让别人来抄总谱，他一天也不一定抄得完，他得抄一天半。我还得构思呢！所以这个创作速度，在我这一生里边，创作速度是最快的，并且创作质量也是最高的。”这部大型声乐套曲表现了十个不同的战斗生活画面：

一、《告别》（混声合唱）;

二、《突破封锁线》（二部轮唱、合唱）;

三、《遵义会议放光辉》（女声二重唱、混声合唱）；

四、《四渡赤水出奇兵》（领唱、合唱）;

五、《飞越大渡河》（混声合唱）;

六、《过雪山草地》（男高音领唱、合唱）;

七、《到吴起镇》（齐唱、二部合唱）;

八、《祝捷》（领唱、合唱）;

九、《报喜》（领唱、合唱）;

十、《大会师》（混声合唱）。这十首歌环环相扣地结合在一起，生动地描绘了长征的壮阔图景，展示了革命军队的光辉形象，构成了一部宏伟壮丽的英雄史诗，使《长征组歌》成为了一部主题鲜明、内容丰富、形式新颖、风格独特的合唱经典。《长征组歌》的曲目中，不少是吸收和采用了长征途中所经省、地区不同风格韵味的民歌所写成的。红军长征从江西出发途经福建、广东、湖南、贵州、广西、云南、四川、西藏、甘肃、陕西十一省和地区。作曲家巧妙地利用了这些地域丰富的民间音乐素材，使作品更加形象生动、别具特色、贴进群众、易于传播。周恩来等高度重视，数度排演广为传颂1965年5月初，战友歌舞团排出最强演出阵容，正式排练《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担纲演出的有该团主要演员马国光、贾世骏、马玉涛等。任务下达后，《长征组歌》的排练就在加班加点状态中紧张进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亲自挂帅督促，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坐镇排练现场。长征亲历者罗瑞卿、杨成武专程给演员们讲长征的故事，要求他们抓紧排练，做到严密组织、严格要求、严肃态度。排练现场有一幅很大的红军长征路线图，红箭头标出了每首歌曲在长征中所对应的具体位置。排练每一首歌，演职员都要选读红军回忆录来激发感情和酝酿情绪。周恩来对《长征组歌》情有独钟。从排练、审查到公演，他百忙中抽空几次到排练现场为大家加油鼓劲，对排练提出具体意见；他观看《长征组歌》则不下10次。《长征组歌》共分为十曲。周恩来指出：第一曲《告别》，要唱出当时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沉重和无奈的心情，而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第六曲，“雪皑皑”一段，“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要表现红军战士克服艰难困苦的钢铁意志，要用心去唱。一次，周恩来来到现场，为了不打扰大家，就坐在最后一排观看排练。排练结束时，同志们发现了周恩来，顿时引起了轰动。周恩来走上台与演员们合影，指着担任指挥的唐江幽默地说：“你的衣服全湿了，你这是十曲大会师了。”后来战友歌舞团的同志都叫唐江为“大会师”。经过近3个月的紧张加班排练，1965年7月19日，战友歌舞团到天津人民礼堂演出《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接受词作者萧华的审阅。萧华第一次审看完演出后，流着热泪动情地对演员们说：“没想到你们把《长征组歌》演绎得这么感人，谢谢你们！你们的演出让我很感动，你们把歌唱活了。因为长征本身是伟大的，是感人的，你们的歌展现了伟大长征的面貌，你们的演出是成功的！”同年8月1日，《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宫礼堂首次公演，大获成功并引起巨大轰动。随后，在京、津、沪、宁等城市及部队巡回演出50多场次，场场爆满。观众反映之强烈，为新中国成立以来音乐会所罕见。《长征组诗》舞台照。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对《长征组歌》给予了高度评价。到中南海演出时，马国光领唱“四渡赤水出奇兵”，唱到“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时，毛泽东也高兴地鼓掌了，说：“他唱得潇洒、活泼、幽默、风趣，手势很有神。”唱完，毛泽东问担任指挥的唐江：“领唱者叫什么名字？”唐江说：“他叫马国光。”毛泽东幽默地说:“就是国光苹果嘛！”唐江介绍说：“马国光还唱过‘真是乐死人’。”毛泽东说：“听过听过，唱得也很好。”一时间，《长征组歌》成为全国人民争相学唱的对象，《四渡赤水出奇兵》《过雪山草地》等唱段广泛流传。当时，小伙子会哼“雪皑皑”，大姑娘能唱“苗岭秀”成为时髦。当年8月，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应广大听众的要求，每天播出一次组歌的录音。马国光、贾世骏、马玉涛、耿莲凤等演员也因此成为家喻户晓的明星。1966年6月，周恩来出访东欧，点名《长征组歌》合唱队随同访问。战友歌舞团组织了18名合唱队员随访，除了文艺招待会的正式演出外，好几次周恩来亲自指挥演职人员和使馆同志一同高唱《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一段是周恩来的最爱，常常唱得大家热泪盈眶。周恩来在生命的尽头，还反复听着这首歌。1975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决定复排公演《长征组歌》，并把它拍成电影艺术片搬上银幕。当时，邓小平建议萧华将部分歌词作变通修改，以利于《长征组歌》复出。萧华根据建议作了两处改动。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接受任务后，原班人马重新排练。领受这一光荣任务的战友歌舞团成员个个激动万分。时值“文革”时期，恢复排练很难，因为“文革”把思想搞乱了。歌舞演员们顶着压力上，他们多年被压抑的心情终于得到释放，很快就胜利完成了重新排练的任务。之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使《长征组歌》的电影拍摄又步履艰难。八一电影制片厂王苹导演曾问指挥唐江，有人反映你们胆子太大了，可能要挨批，你是指挥我是导演，如果批判你，我去陪绑，但你同不同意把《长征组歌》完整地拍下来？唐江说坚决同意，就是刀架脖子也要拍下来，拍完再批判嘛。当得知周恩来总理因病与世长辞，同志们悲痛欲绝。想起当年周恩来对《长征组歌》的呵护关怀和悉心指导，大家含着泪以更大的热情全力投入到演出和电影拍摄之中。最终，经过战友歌舞团的出色演唱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精心拍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被制作成电影，于1976年正式公映，在全国引起强烈共鸣，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长征组歌》是继《黄河大合唱》之后在群众中广泛普及的大型音乐套曲，与1964年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一起，代表了当时音乐创作的最高成就，堪称20世纪华人音乐经典。几十年来，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演出了上千场次，足迹遍及长城内外、大江南北、以至海外，观众达上千万人次，产生了重大影响，是迄今为止在中国文艺舞台上演出最多、银幕上复制最多的作品。《长征组歌》是反映红军长征历史的红色经典、歌颂红军英雄功绩的颂歌，又是弘扬红军长征精神的历史诗篇，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和旺盛的生命力。本文为头条号作者原创。未经授权，不得转载。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党史博采微信公众号：dangshibocai

第三篇：《长征组歌》背后的故事

《长征组歌》背后的故事

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了。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壮举，对于我来说，最初是从对《长征组歌》的吟唱中了解的。我从小爱唱《长征组歌》，每每唱起它就有一种昂扬和振奋的力量。这不仅仅缘于《长征组歌》的魅力，还由于受《长征组歌》的首任指挥唐江表叔的影响。

我珍藏了唐江表叔送给我的3个版本的《长征组歌》：一是1965年《长征组歌》公演时的原创版本；二是1975年拍摄1976年上映的《长征组歌》电影版本；三是2009年人民音乐出版社在征得《长征组歌》歌词作者萧华的著作权继承人王新兰同意后再版的版本。在3个版本前后40多年的历史跨度里，究竟凝聚了《长征组歌》原表演团队怎样的心血？从表叔多次神情凝重的讲述中，我感受到了那一代人忠诚刚毅、坚韧不拔的信仰追求和永远的《长征组歌》情结。

一排《长征组歌》

《长征组歌》是解放军总政治部原主任萧华上将在重病期间饱含热泪写下的诗歌，原来叫《长征组诗》。长征时，萧华18岁，是少共师的政委。萧华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描写了中国革命史中具有传奇色彩的两万五千里长征。诗稿由北京军区战友文工团晨耕、生茂、唐诃、遇秋作曲，交由战友歌舞团排练。任务下达后，《长征组歌》的排练就在加班加点状态中紧张进行。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政委廖汉生亲自挂帅督促，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坐镇排练现场。长征亲历者罗瑞卿、杨成武专程给演员们讲长征的故事，要求他们抓紧排练，做到严密组织、严格要求、严肃态度。排练现场有一幅很大的红军长征路线图，红箭头标出了每首歌曲在长征中所对应的具体位置。排练每一首歌，演职员都要学习选读红军回忆录来激发感情。

其间，周恩来总理几次到排练现场为大家加油鼓劲，对排练提出具体意见。《长征组歌》共分为十曲。周恩来指出：第一曲《告别》，要唱出当时红军离开中央苏区时沉重和无奈的心情，而不是雄赳赳、气昂昂的样子；第六曲，“雪皑皑”一段，“官兵一致同甘苦，革命理想高于天”要表现红军战士克服艰难困苦的钢铁意志，要用心去唱。一次，周恩来来到现场，为了不打扰大家，就坐在最后一排观看排练。排练结束时，同志们发现了周恩来，顿时引起了轰动。周恩来走上台与演员们合影，指着担任指挥的表叔唐江幽默地说：“你的衣服全湿了，你这是十曲大会师了”。后来战友歌舞团的同志都叫表叔为“大会师”。

经过近3个月的加班排练，1965年7月，战友歌舞团到天津人民礼堂演出，接受词作者萧华的审阅。萧华看完演出，流着热泪对演员们说：“没想到你们把《长征组歌》演绎得这么感人，谢谢你们！”

当年八一建军节，《长征组歌》在北京民族文化宫首演大获成功，后在天津、上海、南京、太原等地公演，场场爆满。到中南海演出时，马国光领唱“四渡赤水出奇兵”，唱到“毛泽东用兵真如神”时，毛泽东鼓掌了，说他唱得潇洒、活泼、幽默、风趣，手势很有神。唱完，毛泽东问表叔唐江，领唱者叫什么名字。表叔说叫马国光。毛泽东幽默地说，就是国光苹果嘛！表叔介绍说，马国光还唱过“真是乐死人”。毛泽东说，听过听过，唱得也很好。

周恩来对《长征组歌》情有独钟。表叔回忆说，从排练、审查到公演，周恩来观看《长征组歌》不下10次。1966年6月，周恩来出访东欧，点名《长征组歌》合唱队随同访问。战友歌舞团组织了18名合唱队员随访，除了文艺招待会的正式演出外，好几次周恩来亲自指挥演职人员和使馆同志一同高唱《长征组歌》，“过雪山草地”一段是周恩来的最爱，常常唱得大家热泪盈眶。

二排《长征组歌》

1975年，在邓小平的支持下，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40周年，决定复排公演《长征组歌》，并把它拍成电影艺术片搬上银幕。当时，邓小平建议萧华将部分歌词作变通修改，以利于《长征组歌》复出。萧华根据建议作了两处改动。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接受任务后，原班人马重新排练。

表叔说：当时真是激动万分！恢复排练好难啊！“文革”把思想搞乱了，我们顶着压力上，同志们多年被压抑的心情终于得到释放，很快就胜利完成了重新排练的任务。之后的“反击右倾翻案风”使《长征组歌》的电影拍摄步履艰难。八一电影制片厂王苹导演曾问表叔，有人反映你们胆子太大了，可能要挨批，你是指挥我是导演，如果批判你，我去陪绑，但你同不同意把《长征组歌》完整地拍下来？表叔说坚决同意，就是刀架脖子也要拍下来，拍完再批判嘛。当得知周恩来总理因病与世长辞，同志们悲痛欲绝。想起当年周恩来对《长征组歌》的呵护关怀和悉心指导，大家含着泪以更大的热情全力投入到演出和电影拍摄之中。

经过北京军区战友歌舞团的出色演唱和八一电影制片厂的精心拍摄，《长征组歌――红军不怕远征难》被制作成电影，于1976年正式公映，在全国引起强烈共鸣，成为当时家喻户晓的红色经典。

传唱《长征组歌》至生命终点

表叔离休后一直没歇着。于1998年牵头组建了北京部队老战友合唱艺术团，担任团长及指挥。团里聚集了近百名各个历史时期的离退休文艺战士，其中有40多位当年首唱《长征组歌》的老战友，以及一批热爱《长征组歌》合唱艺术的爱好者。当时，表叔拿出家里的钱作为启动资金，婶婶带着家人，用了好几天时间把借来的几十套红军旧军服洗净、熨平，保证了演出的需要。

多年来，表叔带领着老战友合唱艺术团，深入基层部队、工厂、农村、学校，演出《长征组歌》200多场，受到部队官兵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在北京军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文艺晚会上，78岁高龄的表叔指挥老战友合唱艺术团高唱《长征组歌》，赢得了雷鸣般的掌声。

每次见到表叔，他总是精神焕发，激情洋溢，谈起到基层演出的情形，还时不时抬着胳膊打着拍子哼唱。表叔送给我《长征组歌》歌本、碟片、演出照片和《老战友高唱长征组歌十年集锦》，嘱咐我一定要常唱多唱，说是有利于修身养性，陶冶情操，激发不断进取的革命激情。

2008年，身体已极度虚弱的表叔，不顾医生和家人的劝阻，执意参加“中老年唱响奥运”节目演出，由表叔指挥代表军区的200人方阵高唱《长征组歌》。一次，在排练现场换演出服时，表叔不慎被拥挤的人群撞倒，从此一病不起。

表叔病逝后，他的追思挽联上写着：“一生智慧谱写时代旋律，满腔热血铸就《长征组歌》。”

我感觉，在表叔的内心深处，《长征组歌》是永恒的情结，是不懈的追求，是崇高的信仰，是融入生命的歌。它刻骨铭心，深入骨髓！正如凤凰卫视主持人曹景行在《口述历史》栏目采访表叔时所说：《长征组歌》就如同唐江生命的一部分。

《长征组歌》唱响50年了，红军长征胜利走进80周年。我想，我们永远高唱《长征组歌》，就是要弘扬长征精神，让长征精神代代相传，用长征精神激励前行。

第四篇：长征故事

大家好！我是一（5）班的李浩然，今天我要讲的故事名字叫《金色的鱼钩》。在这之前，我从没见过金色的鱼钩，读了这个故事，我更觉得这是一枚不平凡的鱼钩！

故事发生在1935年的秋天，红军长征过草地的时候，当时许多同志得了肠胃病，指导员派炊事班长照顾我和两个生病的小同志，炊事班长还不到四十岁，可两鬓都白了，大伙都叫他老班长。老班长带着我们边走边歇，煮野菜和青稞面给我们吃。很快，我们的青稞面吃完了。老班长看着我们一天天瘦下去，很担心我们走不出草地。于是，他绞尽脑汁，把针弯成鱼钩去钓鱼。以后，老班长总是先安顿好我们后，再去钓鱼，把鱼煮成鱼汤给我们吃，可我从没看见过老班长吃鱼。

一次偶然中，我发现老班长每次吃的竟然是草根和我们吃剩下的鱼骨头。我劝老班长也吃点鱼，爱惜自己，可他说找点吃的不容易。当我说要帮他一起找的时候，他严厉地拒绝了。第二天老班长端来的鱼汤更少了，我不忍心吃下去，却遭到老班长的批评。老班长看见我们吃完了，就特别高兴。渐渐的，我们接近草地边上了，可老班长却昏倒在水边，再也没有醒来。老班长用自己的生命把我们送出了草地。

我小心翼翼地保留了老班长的鱼钩，放在贴身的衣兜里。在这个长满了红锈的鱼钩上，闪烁着金色的光芒！

现在的我们已经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这枚金色的鱼钩却始终熠熠生辉，深深地留在每个人的心中！长征精神也将留在我们心中，代代相传！

第五篇：长征故事

四渡赤水河

一渡赤水，集结扎西，待机歼敌。1935年1月19日，中央红军由遵义地区出发，分三路向川南开进。右路红1军团，牵制綦江、合江之敌，由松坎出发，经温水、习水向赤水疾进；中路红5、9军团及军委纵队，由遵义、娄山关出发，经官店袭击习水、土城之敌；左路红3军团，由懒板凳出发，迅速摆脱尾追和侧击之敌，向土城前进。26日，红1军团进至赤水河边的旺隆场、复兴场，击溃了川军两个旅的阻击，沿赤水河向南挺进。红3、5军团在红1军团一部兵力协同下，在土城附近打垮了黔军侯之担部和川军郭勋祺部两个师的追击和堵截。继之，我各路军于29日，经土城、元厚场向西渡过赤水河。2月上旬，进至川南的叙永、古蔺地区，准备相机从宜宾上游北渡金沙江。此时，张国焘借口嘉陵江“江阔水深，有重兵防守”，抗拒中央命令，不仅不率红4方面军南下以吸引川敌，反而北攻陕南，致使川军无后顾之忧，得以集中全力堵我北进。南面敌军吴奇伟、周浑元两纵队和黔军王家烈部，则由南向北机动，尾追我军；滇军孙渡部4个旅，也向毕节、镇雄等地急进。

二渡赤水，回师遵义，大量歼敌。我军进至扎西地区，敌仍判断我将北渡长江，除向宜宾段各主要渡口增兵外，又调滇军和川军潘文华部向扎西地区逼近，企图对我分进合击。

鉴于敌军主力已大部被我吸引到川滇边境，黔北兵力空虚的情况，我军决定出敌不意的回师东进，折回贵州。我先头1个团先敌抢渡二郎滩，成功地掩护部队于2月18日至20日，在太平渡、二郎滩第二次渡过赤水河，并继续向桐梓、遵义方向前进。24日占领桐梓。25日夜占领了娄山关。27日，在董公祠击溃了敌人3个团的阻击，28日晨再次攻占了遵义城。是日中午，我进占城南的老鸦山、红花岗、忠庄铺后，与敌驰援遵义的吴奇伟纵队2个师接触，我乘敌立足未稳，发起攻击，经反复拚杀，敌军大部被歼，吴奇伟带领残部企图逃过乌江，除少数人员跟随其过江遁去外，其余尚未过江的1800余人和大批武器，全部为我俘获。遵义地区的这次作战，历时五天，击溃和歼灭敌2个师又8个团，俘敌3000余，是中央红军战略转移以来取得的一次最大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打击了敌人的反动气焰。

三渡、四渡赤水，向南突破乌江天险，调动并摆脱敌人。我军遵义大捷后，蒋介石于3月2日急忙飞往重庆，亲自指挥对红军的围攻，企图采取堡垒与重点进攻相结合的战法，南守北攻，围歼我军于遵义、鸭溪这一狭窄地区。为粉碎敌人新的围攻，我军将计就计，伪装在遵义地区徘徊寻敌，以诱敌迫进，然后再转兵西北，寻求新的机动。同时，以红3军团向西南方向的金沙佯动，调动敌周浑元部向南和吴奇伟部向西，尔后转用兵力攻击鲁班场守敌。我军这一行动果然调动了敌人，当敌吴奇伟部北渡乌江和滇军孙渡部靠近我军之际，3月11日，我军突然转兵向北，于15日进占仁怀，16日从茅台第三次渡过赤水河，再入川南。敌误以为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调整部署，向川南压逼我军，企图再次对我形成合围，聚歼我军于长江南岸地区。

为进一步造成敌之错觉和不意，3月21日，我以1个团的兵力伪装主力，继续向川南的古蔺、叙永方向前进，引敌向西。我主力则以快速的行动回师东进，于22日，第四次渡过赤水河，再次折回贵州境内。28日，红军穿过鸭溪、枫香坝之间的敌碉堡封锁线，直达乌江北岸。29日夜，我军先头团1个排利用雷雨掩护，乘竹筏到达对岸，顺利地攻占了渡口，至31日，除红9军团于乌江北岸继续牵制敌人外，红军主力向南全部渡过了乌江，巧妙地脱离了敌人的包围圈

巧渡金沙江

干部团夺取的两只木船是远远不够几万红军由此渡江的。在广大群众的协助下，先后共找到七只船，动员了彝、汉、傣族36名船工。船工们分成两班轮流，人歇船不歇，不辞劳苦，从5月1日起，日夜坚持为红军摆渡。

江中七只渡船，像七条大鱼穿梭似地江上南北往返。两岸山坡上满是部队、马匹和行李担子。到处是歌声和欢笑声：“我们一过江，就把蒋介石几十万大军甩到后边了！” “蒋介石跟在后面得到了什么呢！” “捡到了几双烂草鞋！”

五月3日拂晓前，毛泽东和干部团第四营营长韦国清一道乘船渡过了金沙江。

金沙江水滚滚东流，两岸陡峭的石岩把金沙江夹在中间。湍急的江面溅起层层浪花，拍打着毛泽东的衣襟。毛泽东风趣地说“诸葛亮5月渡沪深入不毛，我们也是5月来渡沪啊！” 皎平渡北岸，有一排在石壁开凿成的山洞，这里就是渡江指挥部。

毛泽东住在西边水流方向的第一个洞里，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同志分别住在东边的几个山洞内。毛泽东和他的战友们一到北岸，不顾长途行军的劳苦，在那阴暗、潮湿的山洞内紧张地工作，指挥红军渡江。毛泽东的洞里装了六七部电话，电话铃声不断，“桌子”上摆满了文件、电报。毛泽东接了一个电话又接一个电话，接完电话又看电文，忙个不停。就是在这金沙江畔的石洞里，中央领导度过了几个紧张繁忙的昼夜。

5月5日，红三军团第十一团军团长张爱萍带了一个营和侦察排，以及电台先渡江，到北岸渡江指挥部军委周恩来副主席处接受任务。

指挥部里还有三军团团长彭德怀和政委杨尚昆。周恩来关切地问了部队情况后，便向张爱萍交待任务：沿着江北岸西进，迅速到达元谋以北，江驿以南的龙街渡口，狙击沿昆明通川康大道向北追击的敌人，掩护我军渡江后在会理稍事休整随即跟进。同时，沿路注意联络南岸一军团的部队，并转达军委令他们改变从龙街渡江的计划，火速赶到皎平渡渡江的命令。因为军委自一军团由元谋、龙街之线折回后，已和他们失掉了无线电联络。

黄昏前，他们沿着金沙江北岸的羊肠小道，翻山爬崖，溯江而上。大家一面在艰险的山路行进，一面两眼不住地望着对岸。因金沙江是云南和四川的分界，真乃“身在川，眼望滇”。

夜幕徐徐地笼罩了金沙江。密云遮住了星光。一堵悬崖绝壁，迎面切断了去路，怎么办呢？绕路走吧，怕无法联络对岸的部队，只好搭起人梯，将刺刀插岩石缝里，踩着往上爬。先上山顶的，用绑带做成吊绳，把机枪、弹药箱、电台吊上去。那些吊不上去的骡马只好忍痛割爱了。走到半夜，“哗哗”地下起雨来。山地更加难走了。跌了跤的同志咒骂起来：“这鬼天气，真是个反动派！”也有的故意开心：“真凉快呀，洗澡不用打水了。”

下半夜雨过天晴。刚到达鲁车渡，忽然望见对岸出现了一长串火把，犹如一条火龙，摇头摆尾，顺江而来。张爱萍同志断定是一军团的，他们立时拥到江边欢呼起来。但江宽水吼，又是漆黑的天，怎么能看得见听得见呢？于是便集合几个司号员一同吹起联络号。

对岸火把霎时熄灭了。司号员再次吹起红三军团的号牌子，对岸才回答是一军团一师的部队。他们遂用集体喊话的办法，把军委令一军团火速到皎平渡渡江的命令传过去。对岸又点起了火把，火速向东而去。

张爱萍他们也燃起火把，两条火龙夹江而进，来了个空前壮观的火炬大游行。

他们通过驿城，翻越过十余里的高山，经猫儿关越过灼热蒸人的火焰山，赶到了龙街渡口对岸的河边村，构筑工事，阻击对岸敌人过江。四天后，大军已全部胜利地渡过金沙江，并在会理地区休整后，继续北进。红军巧妙地渡过金沙江，是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周恩来同志指挥的结果，是遵义会议以来，继四渡赤水之后的又一胜利，宣告了蒋介石围追堵截的彻底破产。由于这个胜利，使红一方面军跳出了几十万敌军围追堵截的圈子，甩掉了敌人，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因而在整个长征中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追敌姗姗来迟。5月9日，敌人赶到了树桔渡江边，5月10日，他们来到了皎平渡口，红军早已全部渡到了金沙江北岸，他们只好望江兴叹了

飞夺泸定桥

1935年5月25日，一方面军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后，要用仅有的几只小船将几万红军渡过河去，最快也要一个月的时间。而国民党的追兵紧追不舍，形势十分严峻。5月26日上午，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王稼祥、林彪、聂荣臻、罗荣桓、罗瑞卿汇报后，当即作出了夺取泸定桥的决定。其部署是由刘伯承、聂荣臻率领红一军团一师和陈赓、宋任穷领导的干部团为右路军，由中央纵队及1、3、5、9军团为左路军夹河而上攻取泸定桥。左路军由王开湘、杨成武率领的红二师四团为前锋攻击前进，5月28日，红四团接到红一军团命令：“王开湘、杨成武：军委来电，限左路军于明天夺取泸定桥，你们要用最高的行军速度和坚决机动的手段，去完成这一光荣的任务。你们要在此战斗中突破过去夺道州和五团夺鸭溪一天跑一百六十里的记录”。接令后红四团后昼夜兼行240华里山路，于29日晨出其不意的出现在泸定桥西岸并与敌军交火。

当时百余米的泸定桥已被敌人拆去了约八十余米的桥板，并以机枪、炮兵各一连于东桥头高地组成密集火力，严密地封锁着泸定桥桥面。中午，红四团在沙坝天主教堂内召开全团干部会议，进行战斗动员，组织了由连长廖大珠、指导员王海云率领的23名夺桥突击队。下午四点，23名勇士身挂中锋枪，背插马刀，腰缠十来颗手榴弹，冒着枪林弹雨，爬着光溜溜的铁索链向东桥头猛扑。三名战士在王友才的率领下，紧跟在后，背着枪，一手抱木板，一手抓着铁链，边前进边铺桥板。当勇士们爬到桥中间时，敌人在东桥头放起大火、妄图以烈火阻击红军夺桥。勇士们面对这突如其来的烈焰，高喊“同志们，这是胜利的最后关头，鼓足勇气，冲过去!莫怕火，冲呀!敌人垮了，冲呀!”廖大珠一跃而起踏上桥板，扑向东桥头，勇士们紧跟着也冲了上来，抽出马刀，与敌人展开白刃战。此时政委杨成武率领队伍冲过东桥头，打退了敌人的反扑，占领了泸定城，迅速扑灭了桥头大火。整个战斗仅用了两个小时，便奇绝惊险地飞夺了泸定桥，粉碎了蒋介石南追北堵欲把借助大渡河天险红军变成第二个石达开的美梦。泸定桥因此而成为中国共产党长征时期的重要里程碑，为实现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红一、二、四方面军会合，最后北上陕北结束长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中国革命史上写下了不朽的篇章，有“十三根铁链劈开了通往共和国之路”的壮美赞誉，新中国十大开国元帅，其中就有七位元帅长征时经过了泸定桥。当时在激战后的泸定桥上，刘伯承元帅曾用脚重重地在桥板上连跺三脚，感慨万千地说“泸定桥，泸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朱德总司令在长征回忆中题词“万里长江犹忆泸关险”的诗句，充分说明了红军长征飞夺泸定桥的艰险与壮烈。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先头部队在四川省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成功，沿大渡河左岸北上，主力由安顺场沿大渡河右岸北上，红4团第2连连长廖大珠等22名突击队员沿着枪林弹雨和火墙密布的铁索夺下桥头，并与左岸部队合围占领了泸定城。中央红军主力随后从泸定桥上越过天险，粉碎了蒋介石歼灭红军于大渡河以南的企图。

强渡大渡河

1935年5月25日，中央红军强渡大渡河。中央红军24日攻占大渡河右岸石棉县安顺场，歼灭守敌两个连。次日，红一军团第一团第一营第二连17名战士在连长熊尚林率领下，乘一只小船，冒着敌人猛烈的火力，强渡成功，击溃左岸敌守军一个营。因大渡河水流湍急，不能架桥，只有4只小船，每天只能渡一个团。中央军委决定夺取上游沪定桥为渡河点，部署红一军团第一师及干部团归聂荣臻、刘伯承指挥，循大渡河之左岸，林彪率红二军团指挥部、第二师主力及红五军团循大渡河之右岸，均向泸定桥急进，协同袭取该桥。

5月29日，红一军团第二师第四团击溃国民党军阻击，一昼夜急行军120公里，抢占泸定桥西头桥头堡。这时，铁索桥木板已全被拆除，只剩下数根铁索悬荡在空中，东岸桥头有川军约1个团的兵力依托坚固工事抵抗，红军第二师第二连22名战士在连长廖大珠率领下，冒着敌人密集的火力，攀扶着悬空的铁索向桥东攻击前进，夺取了东头桥头堡。后续部队紧跟过桥，占领沪定城，和左岸北上的红一师会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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