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宋八大家之苏轼(16)笑对人生

第一篇：唐宋八大家之苏轼(16)笑对人生

唐宋八大家之苏轼

十六、笑对人生

前导言：

苏轼是一位非常诙谐幽默的人，面对庸俗小人，他借助寓言辛辣讽刺，面对同事交往，他不再正襟危坐、公事公办，而是巧妙编排，折腾搞笑，经历传奇成就辉煌的苏轼，个性色彩为什么如此的丰富多彩？敬请关注《苏轼》第十六集《笑对人生》。画外音：

苏轼是一位曾经高居庙堂之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政治家、文学家，同时也是一位生活随性、个性洒脱、不拘一格的普通人，他“上得厅堂，下得厨房”，既可正襟危坐、郑重其事，又可嬉笑怒骂、挥洒自如，而其中诙谐幽默的各种故事最为后人津津乐道。那么，苏轼的诙谐幽默到底体现在哪些方面？这种个性特点又对他的人生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第十六集《笑对人生》，敬请关注。康震：

苏轼的诙谐和幽默的例子太多了，如果专门来讲的话那要讲三天三夜也讲不完，只能择其要者略述一二，应该说他的诙谐和幽默与他的才情和知识、学识结合在一起成为了一种智慧。

比如说，苏轼的诙谐幽默用在第一个地方就是很实用，第一类是讥讽那些庸俗小人，这个不针对于某一个具体的人，但是它的表现形态是什么呢？写寓言。我们知道要能够写寓言故事的人那原创能力很强，你比方说在中国历史上，庄子他很擅长编寓言，韩非子也很擅长编寓言，柳宗元也写过很多寓言故事，在西方有《伊索寓言》。苏轼也是一个写寓言的大师，只不过他其他方面的成就太高了，这些寓言的小故事没有那么出名。他有一次跟道潜和尚，这和尚我们之前提到过这个人，他是苏轼的好朋友，他跟道潜和尚聊天，说到现在世风日下、人心不古，苏轼说，我给你说个故事你就知道了，说有一家人家有两扇门，这不是废话吗？有门肯定有两扇门，这有两扇门就有故事了，怎么着？端午节的时候，我们知道在中国古代有这样的风俗，他把这个艾草，人们说燃烧艾草不是可以辟邪吗？他把这个艾草扎成人的形状，然后就插在这个门框的上面，然后还要做桃符，桃符实际上就是两块木板，上面写一些辟邪的话，然后挂在门的两边，后来就演变成什么了呢？春联。那么这个艾草人就插在上面了，两块桃符就放在两边了，这就起来了，这桃符就很不忿，抬起头就看着这个艾草人说，你何德何能敢站在我的头上？你胆子太大了！这艾草看着它下面这桃符说，你都入土半截的家伙了，你还跟我吵什么？你能跟我争什么？正在那儿吵谁应该在上面的时候，门神发话了，门神说我们都是没本事的人，靠着人家这两扇门在过活，你们还吵个什么劲啊？本身就是寄人篱下，还要争个高低，羞不羞得慌啊？你看，这在嘲笑谁呢？就是那些五十步笑百步的人，都是没本事，寄人篱下，靠人家的饭食过活，自己还争吵不休，这就是小人物。这个不是针对某一个具体的人，是针对一种社会风气。所以这个就是用拟人化的这种方式讲的这种故事，它是幽默还是诙谐呢？很难讲，在幽默诙谐当中别有深意，而且它是一个完整的故事，不只是一个玩笑话，不是一种独立的玩笑话。苏轼在这方面能力很强。

第二类，就是嘲弄那些弄虚作假的家伙。他有一次跟他的老师欧阳修在一起聊天，欧阳修就跟他说，说最近庸医很多。苏轼说怎么见得庸医很多呢？欧阳修说有个人生了一种病，浑身冒冷汗，他就去找大夫，大夫说你为什么冒冷汗呢？那人说，那天我坐船过河，被江上的风吹了一下，吹了一下我着凉了，我就老冒冷汗。大夫想了，沉吟半晌，给你开个什么方呢？要对症下药，有了，这大夫找了一艘破船，这船上不是有舵吗？那舵把子、船工在把那舵把子的时候，他不是老得把那舵把子吗？把这时间长了，那个船工、很多船工都用过这个舵板，手上有汗有脏的东西，汗气都浸润其中，把这个舵板卸下来剁碎了，掺点什么丹砂、什么别的药和在一块，涂成糊状。把它喝下去。说为什么要喝这个呢？说多新鲜，这叫以形补形。你想想，你不是坐船过河的时候受了惊吓的吗？就把那个船上面那个舵板给你剁碎了，和巴和巴、调巴调巴，你把它喝下去，以后再过河的时候遇上风，你就不会出冷汗了。这人就喝了，也不知道是这舵把子起了作用了呢，还是说掺和的别的药起了作用，反正这人是不冒冷汗了，给治好了。欧阳修就感慨说，你说这怎么办呢？明显地觉得是不对劲的，但是他治好了，还要给他辩污的话，还很难辩得清楚。苏轼说这有何难？太容易了老师，你也太想不通了，我有办法。说什么办法？说好办，以后就告诉他们，把毛笔和墨汁烧成灰，让学生喝下去，这样他的学习成绩就能提高。由此推广开来，伯夷那是很清廉的人，把他的洗澡水喝下去就能治你的贪婪之欲。还有比干，我们知道，心比比干多一窍，这个比干是很真诚的，他是商纣王的叔父，他给商纣王上谏言，结果商纣王把他给杀了，他是忠臣，把这个比干吃的剩饭剩菜给他吃下去，你就不会是一个奸臣。你可以去舔樊哙的盾牌，这样你胆子就会变大。你去闻一闻那西施的耳环，你本来长得很难看，就会变成一个美女。他说如果这样的话，就很好办了，可以告诉这些大夫，你们以后不用开药了，我们自己都能给自己开，一个舵把子算什么呀？我们还喝毛笔的灰呢。这种连锁推理是有点刻薄，但是也确实能看得出来，苏轼这个人的刻薄他是有针对性的，你不是坏吗？咱俩看谁能坏过谁，我比你可以更坏，你还吃舵把子呢，我后边给你开出一堆药方来，你前面那舵把子就站不住脚了，我告诉你的本质就是这个。

所以我们以前光以为苏轼就是可能开开玩笑、抖抖机灵，那哪儿成啊？像他这样一个人就是开一个玩笑，有时候甚至可能是耍一个贫嘴，那都是别有深意的。画外音：

苏轼对待生活和工作中的丑恶现象嬉笑怒骂、挥洒自如，但苏轼并不是一个寒酸刻薄的人，相反，他非常宽容大度。在同事之间，苏轼也不都是正襟危坐、公事公办，特别是相熟之人，苏轼的调侃与搞笑更是无以复加。那么，苏轼的做法到底会是怎样的呢？ 康震：

还有一类是比较轻松的，就是同事之间的开玩笑。我们前面说过有一个人跟他在这方面是“死对头”，就是刘贡父，刘贡父专爱开他的玩笑，可是刘贡父到晚年的时候生了病，这病病得比较怪，怎么着呢？这个眉毛胡子都掉了，鼻孔塌下去了。这苏轼有一次（跟）大家在一起吃饭，就看着他这个眉毛胡子都没了，苏轼就说你这个长相好，大风起兮眉飞扬，安得猛士兮守鼻梁。这刘贡父气死了，这简直是太可恶了，又没办法，只能嘿嘿一笑。刚笑完，厉害的还在后边呢，苏轼就手给他就编了个寓言故事，安在他的脑袋上，看着他这鼻梁塌塌的，原来也是个高鼻梁，后来变成一个低鼻梁、矮鼻梁了，苏轼说，我年轻的时候读书甚多，看了很多典故，说有一回子路和颜回逛农贸市场，不好好看书，背着孔子出去瞎逛去了，在农贸市场上走，走走走，正在走呢，看见孔子从对面走来，这怎么了得呀？赶紧藏起来，藏在哪儿呢？那有一座石塔，藏在那石塔的后头，过了一会这孔子从前面走过去了。苏轼说你知道这塔的名字叫什么吗？刘贡父说那我哪儿能知道啊？说他们俩刚才在躲谁呀？在回避谁呀？说回避孔子啊。说对呀，这塔的名字叫“避孔塔”，要念得快了就是“鼻孔塌”。也太坏了，处心积虑。你不惜调动自己的经史子集的知识，就干下这等事情啊，鼻孔塌，“避孔塔”你都能想出来。你看，刚才讲的几个寓言故事，还都是有深刻的寓意的对不对？这个纯粹就是人身攻击嘛，但是很难得，他怎么能想得起来呢？这机灵劲儿这方面也用了不少，“避孔塔”。

他有个好朋友叫顾临，这都是做官的，又叫顾子敦，这人长得很雄伟，特胖，所以他有个外号叫“顾屠”，屠夫的屠，就意思说他长得像个屠夫。有一天中午他们几个同事在一起吃饭、聊天，吃饭聊天的时候，这中午就困，顾子敦就趴在桌子上睡了一会儿、眯了一会儿。这苏轼不闲着，那能闲得着吗？这么多的素材是不是？袖子挽起来拿着毛笔，在那案子上弄个小纸片写着“顾屠肉案”，放在那儿，你想他那么胖，趴在桌子上睡着，放个小纸牌，上面写着“顾屠肉案”。睡了一会儿，顾子敦快要醒来的时候，苏轼从兜里掏出三十文钱，就甩在这桌子上，当啷啷的那钱扔得，这顾子敦吓一跳，怎么了？！说，买四两肉啊。这顾子敦恨死他了，就净开这种玩笑。你看，苏轼前面写的那些寓言、那些故事，后边又是这副面目，又可爱又可恶，他要不贬黄州、惠州、儋州那才怪呢。

就能看出这个人，他心里边有很欢乐的一面，一个能够这样子老是研究“避孔塔”的、研究“顾屠肉案”的，然后扔钱买肉的这种行为艺术的人，他就老是觉得生活当中有很多好玩的东西，你注意这是他很重要的一个特点。我们以前讲苏轼、研究苏轼容易把他神圣化，虽然我们也知道他身上有很多诙谐的地方、幽默的地方，但这些诙谐有时候也被神圣化了，的确如此，我们一想到苏轼，就是“大江东去，浪淘尽”，要么就是“夜饮东坡醒复醉”，要么就是“也无风雨也无晴”，或者就是“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长期以来我们头脑当中的苏轼已经被固定化了，高度地固定化了，即便说到他的所谓诙谐、他的幽默也往往就是他跟佛印的那些故事，但是你要很清楚，这些离苏轼的所谓诙谐和幽默的真相离得还很远。事实上一个真正具有高度幽默感的人，首先是对生活充满了欢乐和热情的人，这是最核心的部分。那么幽默或者诙谐，它的基础是什么呢？它的基础就是好玩。在一般人看来，顾子敦长得胖点，顶多说他肥得像头猪一样，但是对于苏轼来讲，给他身上扔上两个钱，这就是我的幽默。他把这种行为艺术贯穿其中，让他具有了戏剧性的变化，这个是我们大家并不了解的一个方面。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这人比较闹腾，喜欢折腾，喜欢搞怪，有点搞笑，这么大年龄了一点正经没有。

当时有个宰相叫吕大防，吕大防长得特别胖。这都怎么搞的，净是碰见胖子。他长得很胖，喜欢睡午觉，苏轼有一次到他府上去拜访他，就坐在客厅里头等了很久，这个老人又胖，天气也热，就睡觉，睡了很长时间老不起来，苏轼等到最后都不耐烦，站起来快要走的时候，吕大防腆着个肚子慢慢地出来了，出来，在书架的旁边有这么大一个水盆，里头养了一只绿毛龟，大家知道绿毛龟那是很名贵的，说明这个乌龟年代久远，他（苏轼）就在这儿看，正在看，吕大防一进来一看说，看见了吧？绿毛龟，没见过吧？很稀罕。苏轼说这有什么稀罕的，这种东西很容易见得，我见过乌龟比这个还厉害。吕大防说你见过什么龟？说我见过“六眼龟”。吕大防说什么？六眼龟？长六只眼睛？那还是龟吗？说是龟。说你有什么依据吗？因为他知道苏轼博闻强记，知识很广泛，就全凭这个“蒙人”呢，他说有什么依据吗？说有，想当年五代十国的时候后唐有个皇帝叫唐庄宗，引进了这种品种，长六只眼睛，唐庄宗手底下有一个倡优，实际上就是有点像东方朔这种角色，滑稽之臣，还给这龟编了个口号，历史上是有记载的。吕大防说，不曾听说啊，这口号怎么念的？说六眼龟呀六眼龟，你睡一觉顶别人睡三觉。吕大防说你看，这孩子又来了，鼻孔还没塌完呢，这又出来一“六眼龟”。这种事情在苏轼身上很多，我们能看出他抖机灵的一面，这就是他跟同事之间经常发生这样的故事。画外音：

苏轼与王安石同是北宋政坛和文坛的重要人物，两个人虽然个人关系不错，但是政见不合，文学见解也不尽相同，王安石喜欢做文学上的翻案文章，苏轼对此颇不以为然。那么苏轼会如何发挥自己诙谐幽默的特长来挑战王安石？与王安石的这种争论究竟反应了苏轼怎样的个性特点呢？ 康震：

我们知道王安石这个人是个改革派，我们前面讲王安石时讲过的，好做翻案文章。他写《明妃曲》，人家都说王昭君和亲给弄到边塞去了，肯定受了很多的苦，吃了很多的苦，是个不幸的遭遇，到了王安石的笔下，写诗的时候就说与其在这儿被打入冷宫，得不到皇帝的宠幸，那还真的不如到那去当个阏氏，也就是皇后，到单于那儿当个阏氏，我看也蛮好的。做翻案文章。人家都说孟尝君礼贤下士、门客三千，“战国四公子”之一，他却说孟尝君手底下都是些鸡鸣狗盗之徒，所以难成大事。改革意识强的人好做翻案文章，姑且不说翻案对还是不对，这是另外一回事，他喜欢做翻案文章。

有一次，这王安石还有苏轼等人在一起聊天，说到了一件公案，什么公案呢？王安石看这个《汉书》，《汉书》里边记载（叫）扬雄，扬雄是西汉著名的哲学家，也是著名的辞赋大家，写了很多的辞赋，《汉书》里边记载扬雄的两件事情，第一件事情是王莽篡汉，王莽篡汉了以后建立了一个新政权叫“新”，历史上叫莽新。扬雄本来是西汉的臣子，王莽篡汉立了新之后，扬雄写了一篇文章叫《剧秦美新》，那意思就是拥护新政府，他在这篇文章里头抨击秦朝的残暴的统治，为新成立的新莽这个政权歌功颂德，这是一件事情。但是我们知道王莽这个人物在历史上争议是很大的，他所建立的新这个王朝历来不被看作是一种正统王朝，对于王莽的评价，特别是在宋朝的时候都是负面的评价，所以扬雄的这个行为肯定被认为不是一个合乎传统道德和政治理念的行为，这是一件事情。还记载了一件什么事情呢？说扬雄跟一件刑事案件牵扯关系，结果警察来抓他，他自己怕得要命，从楼上跳下去了，但没摔死。王安石因为是研究经学，他对于扬雄是很器重、是很看重这个人的，很欣赏的，所以他读到这两件事情，他就觉得不可能，他就跟苏轼讲说这怎么可能呢？《剧秦美新》这样歌颂王莽政权的文章他根本不可能写嘛，他怎么可能写这样的文章？完全不可能，瞎编的。至于说从楼上跳下这种事情更不可能做，他是一个很完美的经学家，是一个很完美的儒家的学者，干不了这样的事情，这完全不存在的。他（王安石）要翻案，苏轼看着他说，别说你怀疑，我现在也怀疑了。王安石说你怀疑什么呀？苏轼说我怀疑扬雄就不是汉朝人。这样你满意了？那事你都怀疑，我根本就认为他就不是汉朝人，也许就是咱们北宋人。你看，这种釜底抽薪式的方式，让你也没法再否定了，你否啊？我都说他不是汉朝人了你还否定什么？

苏轼的“可恨”之处往往就在这些地方，太聪明了，太聪明了以后就容易招人恨。所以他的这些机敏之处；所谓智慧之处；所谓诙谐之处；所谓幽默之处，一方面见出他的真性情，另外一方面也能看得出来，在当时北宋的士大夫群体当中苏轼是一个什么样的地位，什么样的一个作用。画外音：

苏轼真的是一位千古难遇的独特人物，他的经历如此传奇，他的成就如此辉煌，他的个性又如此丰富，命运似乎总爱和他开玩笑，一会儿是众人仰慕的高官，一会儿是倍受欺辱的犯官。难能可贵的是，苏轼将每次贬谪都当做一次惬意的旅游，泰然自若，淡定洒脱，这就是一个潇洒自在的苏东坡，这就是一个诙谐幽默的苏东坡。那么苏轼笑对人生的个性到底是如何形成的？与他同时代的人为什么大多不如苏轼有如此鲜明和丰富的个性呢？ 康震：

有人也许会问，那你说了半天，苏轼这么爱开玩笑，这么幽默，这么诙谐，天生就是这样的吗？何以他就能如此？别人、为什么跟他在一个时代的人就没他这么鲜明呢？这个东西还真的很值得探讨一下。

苏轼为什么很喜欢开玩笑？为什么他的做派跟同时期的程颐、程颢兄弟包括后来的南宋的朱熹就有很大的不同？我们都知道原来讲过一个故事嘛，他跟程颐、程颢兄弟发生了严重的冲突，程颐、程颢兄弟，司马光去世以后按照古礼、过去最古老的礼节，给司马光的遗体，然后给司马光的遗体上面用这个锦缎做了个锦囊，然后把它覆盖在司马光的遗体上，一个大的锦囊。苏轼进去一看说，上面放个信封打个邮戳，就说寄给阎王爷的。他看不惯这种墨守古礼的做法，他这种做法不是针对司马光的，这说明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同处在一个时代为什么性情上有如此大的差别，这里边是有说法的，苏轼这个人他有一种理论，当年秦观、他的弟子对他曾经有一个评价，说得非常中肯，他说

“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阁下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

——秦观《答傅彬老简》

什么意思？他这段话是写给谁的呢？写给另外一个人，那个人对苏轼的评价很高，说苏轼写文章写得好，如何如何高超，如何如何伟大。秦观对他说，说你完全搞错了，苏氏，他这个“氏”指的是“姓氏”的那个“氏”，他不可能直接称呼苏轼的，他说像苏轼这个人最为要紧的是他的性命自得之际，就是这个人物他的性格，他的这个苏轼之为苏轼最核心的部分就是他的性情，这是他最要命的地方，其次他这个人有见识，他这个人足以担当大任，他是可以从政的。首先是他的性情，而且他性情自得，也就是说他自己得其所在，用我们普通话来讲，一般的话来讲就是什么呢？自己的性情得了自在，非常欣赏、非常适得其所，这是第一。第二，他有器识，也就是说他有见识，这样他可以从政。至于第三，才是文章，他的文章只不过是用来和这个世俗世界周旋的，这是最末等的。你现在说他文章写得是最好的，看上去是在捧他，实际上是在贬他。

那么秦观讲的这个性情自得是指什么意思呢？苏轼有个理论，认为人的性情，特别是人的人情，是人之为人的最根本的基础，人的所有的礼节、规范、文化、尊卑、长幼，所有的这些社会规范、社会规矩归根结底都是从人之常情这个基础上长起来的，所有苏轼认为真正的礼节、真正的规范不应该违背人的本性，应该立足人的本性。由此出发，他认为向内应该解放人的性情，应该让人的性情得到舒展。对外，反对任何的外在的机械的束缚。

我记得原来给大家讲过一个故事，说宋哲宗八岁刚做皇帝，小的时候，这个皇上在小的时候他都要接受教育，他的老师就是程颐，程颐给他讲课，中间休息的时候，正好是春天刚到，那小孩嘛，八岁，在园子里转来转去的，就把一个柳条拽下来了，这下程颐不高兴了，说春天之始，万物复苏，圣上却折了一枝柳条，有损天地生机，您应该为这件事情感到惭愧呀。司马光后来就讲，仁主为什么不爱儒生？就是因为他们身上太过陈腐。这就是说，春光无限，小孩儿折了一个柳枝，也算不上环境破坏，这是人之常情，你的那个礼仪如果跟人之常情背离了，你的礼就没有基础了，你的礼就是假礼。

所以对苏轼来讲认为性情是第一等的事情，一切的礼仪，一切的文化都应该在这个人之常情的基础上才能生长起来，所以苏轼因为这一点上来讲，苏轼跟他的父亲苏洵包括苏辙，性情都是很相近的，所以他表现在他的举止行为方面就是放浪形骸、潇洒自在、任运自然，就是说话口无遮拦，想到哪里就说到哪里。虽然带来了很多麻烦，但终其一生这个特点没有改变。

我前面也曾经讲过，不光是苏轼，包括这“苏门六君子”都有这个特点，不然他们也走不到一起，所以“苏门六君子”包括与苏轼比较亲近的这些读书人，他们的身上大体有着相同的性情，有着相同的对人生的看法，这种性情自得的观念归根结底就是一个人的人生观，就是一个人的世界观，所以我们说，你看上去苏轼幽默诙谐，这需要解放他的性情，一个人只有解放了性情，释放了性情，才能感觉到世界的可爱，才能感觉到自己身边发生的每一件事情都有可爱之处，都有有趣之处，所以苏轼是一个有趣的人，这首先是因为苏轼是一个能够充分地感觉到世界乐趣的这样一个人，这一点要做到是比较难的。所以我们说，黄庭坚对他有一个评价，说

“视其平居，无以异于俗人，临大节而不可夺，此不俗人也。”

——黄庭坚《书缯卷后》

说苏轼这个人平时混在人堆里一点都看不出来他有什么不同的，比俗人还俗，你就像他刚才开的那些玩笑，有的就比较刻薄，有的就开得有点过了，他比俗人还俗，但是他“临大节而不可夺”，但是在出处大节方面，在政治方面，在品格方面，他大节不亏，这不是个俗人。

到了清代有一个著名的学者叫张问陶，对他评价说

“宋时多拘儒，惟公有生气。”——张问陶《眉州》

什么意思？宋代的儒生太多拘束，太多拘束，只有这个家伙，这个老人家勃勃有生机。当然我们在这儿一讲，并不是说苏轼这个性情自得就是十全十美，我们只是想说，因为有这个特点，才成就了可爱的苏东坡，我们才会喜欢他，这是最重要的。如果他性情自得，我们不喜欢他，那今天也用不着在这儿讲他。

关于苏轼我们讲了很多很多了，还有很多没讲到，比如说，我们知道他身上还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此公颇好饮酒；颇好美食；颇好养生，这也是苏轼之为苏轼的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他还有一种旷达怀远的气质，也是后人特别推崇的，这些就是我们下一次要给大家介绍的，谢谢。下期预告：

苏轼不但是史上最著名的文人，也是史上最有名的美食家。然而，屡遭贬谪的苏东坡很多时候食物奇缺，连饭都吃不上，他又如何能够成为真正的美食家？在舌尖上的东坡美味究竟有着怎样的精髓？敬请关注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第十七集《舌尖上的东坡》。

第二篇：唐宋八大家之苏轼浪漫的实干家

唐宋八大家之苏轼

四、浪漫的实干家

前导言:

一座被洪水浸泡两个多月的城市，在他的指挥下成功脱险；一个被誉为“城市眼睛”的湖泊，在他的治理下重新焕发出青春的光彩。为了灾民，他不惜违背对朋友的承诺；为了解困，他宁愿帮助可怜的被告自我解赎。一段段不期而遇的浪漫事，一个得心应手的地方官。——《浪漫的实干家》 画外音:

苏轼在朝廷中的为官之路历经磨难、波折不断，而在地方上的任职则可以说是得心应手、驾轻就熟。以“黄州被贬”作为一个分界线。之前，他先后在密州、徐州、湖州担任过知州；之后，他先后在杭州、扬州、定州等地担任过知州，在地方担任一把手的时间总共有十几年。在地方任职期间，苏轼完全没有了在朝廷里任职时的火爆脾气，而是踏踏实实办事、认认真真为官，赢得了民心、做出了成绩。而其中又有许多意想不到的浪漫事发生在他的周围。那么，苏轼在地方任职期间到底做出了怎样的“丰功伟业”？又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浪漫故事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继续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第四集《浪漫的实干家》，敬请关注。康震:

苏轼做官有个特点：在中央做官，要么是像翰林学士这样的高级政治顾问，要么是像礼部尚书、礼部尚书和兵部尚书这样的国家很重要的部门的一把手；在地方做官也是做知州这样的行政一把手。他在中央做不了官，为什么呢？一争二争三争的，就给他从中央挤出去了。他到了地方之后，反而能为老百姓做点实事。苏轼做过这么多的地方官，最为出色的政绩，最能体现他这个苦干、实干加巧干，或者说苦干、苦干、实干加浪漫的这个特点的是两件大事。这两件事都跟水有关，第一是在徐州做知州的时候抗洪抢险。这是水多了、泛滥了、成灾了。在西湖，在杭州治理西湖，这是什么呢？这是淤泥多了，把水给堵住了。这两件事情，苏轼都干得漂亮。有苦干的精神，有实干的效果，有浪漫的情怀。这是他做地方官，跟别人比起来最大的一个特点。先说徐州，苏轼在宋神宗熙宁十年，四十二岁的时候做了徐州知州。他一到徐州，就让黄河给他了个下马威，黄河发大水了，把徐州城给围了。水位很高，有多高呢？将近有三丈高。高出城内的地面，高出将近两丈。这非常危险，城墙如果老让水这么泡着，就泡酥了，泡成酥饼了。那水就冲到城里来了，这怎么办？苏轼这时候，能够看出他临危不乱、果断的素质。

他做了几件事。第一，首先是要稳定人心。这水一来，这城里边有钱人都想跑，苏轼告诉他们说，你们谁都不能跑。你们要是都跑了，人都跑光了，谁还守城啊？我可以保证，只要我在这儿，我还活着，水就进不了城。一锤定音，人都不走了。第二，光说不练不行，紧急调了五千个民夫修城墙，加固城墙。可是根本不够用，怎么办？苏轼戴着斗笠、披着蓑衣、拄着木杖，去请驻扎在徐州的北宋的禁军。我们知道北宋的禁军直接听命于皇帝，你别的人是不能随便乱调动的。这时候苏轼哪还管得了这个啊，去了找着那军队的队长，跟他说，你再不来帮着我们加固这城墙，这城就完了。这队长也很明事理，说大人如此尽力，小人们自当奋先。带着他这些士兵赶修、抢修了一条长堤。什么叫长堤呀？就是在城墙的内侧又加了一道长堤。加得太及时了。第二天，外城墙就被冲垮了。要没修这长堤，徐州城就完蛋了。第三，苏轼还得巧干。你光修堤不行，你猜他想什么办法？他用那大麻袋，里边装上草、石头，然后这徐州城的城墙都有排水道，有六个很大的排水道，这些排水道如果洪水进来是很麻烦，但是你在里头堵是堵不住的。他把这些大麻袋从城的外侧塞住，这个水，洪水使劲地拼命挤压这些麻袋，死死地压在这排水口上，永远也不会漏的。又把公私数百艘船全部调用起来，把这些船拴在城墙外边，漂在水上，可以减少水浪、洪水对城墙的直接的冲击。这叫科学你知道吗。光修长堤那谁都能想到，你得想出巧妙的办法，来防止把城墙给冲毁了，减缓它的力度。

城里头险象环生，城外头就更甭提了。为什么呀？洪水一冲，什么都没了，死了很多人，还有很多灾民，怎么办呢？苏轼让人拿着粮食，坐上船到各处去救灾民。他自己，我刚才说了，穿着雨衣，拄着手杖，穿着草鞋，就住在城墙头上，天天不回家。渴了喝口凉水，饿了吃块饼子，死死地抵抗了七十多天，愣把这水给等退了。黄河恢复了故道，这水就由着黄河故道进入大海了。徐州的洪水之围就算是解了。叫一般人来讲，这就行了，赶紧调动吧，省的下回水再来了再受这罪。没有，苏轼要防患于未然。他知道，这黄河发大水，每过个五六十年就得来一回，所以他紧急上报朝廷，要求加紧拨款，他要修一道结结实实的、长久的建筑，而不是临时的长堤。钱也不是那么好拨的，求爷爷告奶奶，拖了很多关系，款子下来了，修了一道加固型的、长久的长堤。到了八月份，长堤修成了、落成了，苏轼的苦干，苏轼的实干有了成绩了。这时候文学就该登场了。你别忘了，他是个文学家。

这个大堤落成以后，他要庆祝，他就在这修了一幢十丈高的大楼，取名“黄楼”。为什么呀？取黄土镇水之意。那一天我就不描写了，因为我不在现场。鼓锣喧天，反正是很热闹，来了三十多位嘉宾，就跟现在做选秀似的，大家都在那儿庆祝。这没什么稀奇的，苏轼的弟弟苏辙、苏轼的学生秦观秦少游，两个人都写了一篇《黄楼赋》，寄过来，以示祝贺。苏轼还有一个学生，叫陈师道，写了一篇《黄楼铭》，也对苏轼的功绩，对这次抗洪抢险的工作给予高度的肯定。你想，这苏辙、陈师道，还有这秦观，都是当代的大文人，所以他们这《黄楼赋》和《黄楼铭》写来之后，这黄楼名气就更大了。苏轼觉得苏辙这篇写得不错，就亲笔把苏辙这篇一千多字的《黄楼赋》抄在一块绢帛之上，然后又叫人把这篇赋刻在石碑上。这就等于说苏辙写了一篇《黄楼赋》，他的哥哥把它抄在石碑上，刻下来，要流传后世。徐州当地有一个歌妓，名叫盼盼。你听这名起的，很珍贵，跟熊猫似的。这盼盼长得又漂亮，人又聪明，苏轼很喜欢她。原因是什么呢？这姑娘老想跟苏轼学书法，一来二去的，学得还挺像模像样的。苏轼不是抄他弟弟这篇文章吗，这篇文章其中有四个字，叫“山川开合”，这盼盼，苏轼还没抄完的时候，这盼盼自己拿笔在上头，就把这“山川开合”这四个字，自己模仿苏轼的笔迹，把它写下来。苏轼一看，写得还像模像样的，挺像回事的，把那撇捺稍稍地修饰了一下，再不更改，直接刻到碑上去。你看，这多少也是文人的一个雅趣。

南宋有一个文人称赞这件事，说什么呢？说天底下做文人没有比苏轼更幸福的了。你瞧人家，抗洪抢险，苦干实干之后，修了一座黄楼，然后指派自己的兄弟、两位学生写来《黄楼赋》、《黄楼铭》，只是在挥洒之间就成就了黄楼的名声。自古而今，哪有这种幸福的文人呢？写出来的文章雄视百代，一看就是一代的文宗。这文人不知道这盼盼还写那四个字，他要知道了的话，他还会说，这黄楼修起来，一方面有苏辙的雄文为它扬名，一方面还有红粉佳人为它添妩媚。这叫什么？这就是浪漫。把洪水给退了，也防患于未然了，宋神宗虽然有点不待见苏轼，但苏轼这事做得好，还发来了嘉奖令了。盼盼还写了四个字，还刻到石碑上了。你看看，老百姓高兴、皇上高兴、文人们也高兴。这就是苦干、实干加巧干。画外音:

苏轼与杭州这座城市可是有着不同寻常的不解之缘，苏轼三十六岁时就曾经当过杭州通判，五十四岁时又担任了杭州知州，他在杭州总共工作和生活了五年时间，对杭州有着很深的情感。而他第二次任职杭州时，疏浚西湖，建造长堤，为杭州人民实实在在地做了一件“民心工程”，留下了为人称道的千年美名。那么，苏轼修建这个工程的初衷是什么？杭州人民从这个工程中到底会得到怎样的实惠呢？

康震:

我们再来看杭州，苏轼五十四岁的时候第二次来杭州，这次做的是知州，前面那次做的是通判，是个副职，这次做知州。杭州是个好地方，”上有天堂，下有苏杭“，可是苏轼来到西湖，来到杭州的时候，西湖面临很大的危机。为什么呀？这西湖常年里边的淤泥太多，水面上长的水草太多。这两个特点就把西湖给毁了。苏轼在给朝廷的奏章里头分析西湖的形势，讲了这么几个特点：从文学的角度来说，西湖是杭州的眼睛。西湖要是瞎了，杭州就成了盲人了。第二，从生活的角度来讲，西湖是杭州人的生活用水的来源。从朝廷的角度，西湖是皇上放生和祈福的地方。从水利的角度来讲，西湖是保证河运畅通的一个来源。从经济的角度来讲，西湖还是酿酒上税的一个重要的源头。所以我们说西湖治理不好了，无论是从政治的角度、经济的角度、水利的角度，还有文学的角度，都不好。说白了，治理西湖，既是一次民生的拯救，更是一次文学的拯救。它本身就有浪漫的色彩在里头。

到底怎么治它呢？首先得挖淤，把这淤泥给清了。但是淤泥清了，这个只要有人力物力和财力就可以做到，挖出来的泥巴往哪儿放呢？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苏轼群策群力，跟大家商量之后就决定在西湖的西侧，从南到北建一座长堤，把这淤泥都堆成长堤。堆成长堤好啊，这就把西湖分为内湖和外湖，也叫里湖和外湖。一来，减轻了人们从南到北要绕圈，要绕三十多里地，这对我们来讲就是锻炼身体也太长了点。横截一条长堤，可以节省人们的时间。这是第一条。第二条，修了这个长堤之后，可以在长堤上修桥，然后在长堤上种上垂柳，种上花花草草，它就变成了西湖上的一道新的风景线。但是问题是你修了长堤不错，你把淤泥挖了也不错，问题是它以后还会淤的，那怎么办呢？

苏轼还跟大家一起想个办法：在这水上中菱角。因为种菱角有个前提，你要种菱角必须先清淤泥，先清这水草。一举几得，既给老百姓找了一条挣钱的路子，又清了淤泥、清了水草。第二，种了菱角之后，卖来所得的钱一部分交还回来还可以治理西湖。但是水面这么大也不能荒种，你到处都种也不行，怎么的，得定个区域，区域以外的地方可以种，区域之内的一点都不许种，得保证水质的澄净。所以就在西湖的中间修了三座小石塔，构成了一个三角形。最开始的时候这是很实用的，后来演变演变演变，就成了三潭印月了。我刚说了，这是一次民生的拯救，这还是一次文学的拯救。杭州又把眼睛睁开了，还是丹凤眼呢，挺漂亮的。

在改造西湖的过程当中，苏轼也没少费工夫。他在黄州不是做了猪肉吗，叫做东坡肉，他就把这东坡肉在施工的过程当中，做这东坡肉给民工们吃。应该这么说，我们给大家总结一下的话，徐州的这个工程，抗洪抢险的修黄楼，这是因为苏轼苦干和实干之后有了效果，所以苏辙等人为他写文章是为了能够让黄楼、让苏轼的政绩名声远扬。但是因为有文人的加入，所以使得本来没什么文学色彩的黄楼，具有了浪漫的情怀。可是西湖的治理就不一样，这个举动本身，既是实干的结果，又是一次文学浪漫情怀的结果，人们从这西湖这闪亮的眼睛的背后就能看出，苏轼在这个工程里边所孕育的仁爱之心。所以你看，我刚才说了，苏轼这个地方官跟别人不一样，他是一个很浪漫的实干家。画外音:

苏轼对西湖所做的改造，不仅造福当地居民，使杭州的民生更加繁荣；而且让西湖更加美丽，让杭州的眼睛更加明亮。如今历经千年，“苏堤春晓”与“三潭印月”依然是引人入胜的西湖十景之一，人们漫步在苏堤上，在西湖中泛舟荡漾，首先感受到的是苏轼的浪漫情怀，同时也深深体验到这浪漫背后，苏轼对杭州百姓的一份仁爱情怀。其实，苏轼这个实干家的浪漫事儿不少，这个浪漫的文学家干的实事也很多。那么，面对在地方做官非常具体，甚至琐碎的工作，苏轼将会如何细致地考虑问题？他要怎样做才能赢得百姓的真心拥护呢？ 康震:

大家可能会说，那苏轼就干这两件事吗？那当然不是，他干了很多事。好些事应该说既很实用，又很浪漫。能够看出苏轼这个人，始终是把民生放在第一位的。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还是在杭州。杭州虽然有西湖，大家想不到也有发生饥荒的时候，苏轼去了之后就碰到一次饥荒。碰到饥荒之后，有很多饥民，没有办法。怎么办呢？要跟朝廷申请钱款来救灾。当时朝廷有一个办法，就是什么呢？卖度牒。度牒就是朝廷颁发的和尚的文凭。卖一个文凭多少多少钱。因为出家做了和尚之后，可以免于向国家交赋税。所以当时你要做和尚的话，那是什么呢？你得交钱，才能拿到这个文凭。当时这个文凭的名额是掌握在中央官员的手中的。苏轼为了要多得这个度牒的名额，就跟朝廷的官员提出来，今年的指标我要拿一半。朝廷的官员说，这不行啊，你拿了一半，别的地方怎么办呢？苏轼不管，弹劾这个官员，愣是让朝廷把这个官员给撤回去了。这事苏轼做得确实不太地道，但是从这事上能看得出来他真的是很着急。最后，总算是把这卖了度牒的钱拿来救了灾民。

可这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很多问题没法解决。比如说，有了饥荒就要瘟疫。发生了瘟疫之后，一死一大片。这时候苏轼就拿出了这独门的绝学，他有个秘方，叫“圣散子”。这什么玩意儿？就是一种药，治瘟疫的。说起这圣散子来，还有个典故：苏轼在黄州的时候碰到他一个好朋友，叫巢谷，俩人闲聊天的时候，我们知道苏轼本身就是非常喜欢养生，研究养生的，他跟这个巢谷在一块聊天的时候，巢谷就跟他说，我有个秘方。苏轼一听秘方，眼睛就亮了，就死气白赖地跟他要这个秘方。这巢谷就死活不给地，因为他太爱这个秘方了，连亲儿子都不传。后来苏轼是死缠硬磨，这巢谷把他拉到长江边上，指着江水发毒誓：不准传给别人，只可自己享用。苏轼答应了，嘴上答应了，心里不以为然，苏轼不喜欢这种垄断行业。他拿到了圣散子这个秘方之后，这次碰上瘟疫，就把这秘方拿出来，让人到山上去采草药。因为这圣散子有个特点：它的原料非常地便宜。然后准备几口大锅，天天熬这圣散子。凡是从这路上过的，每人给喝一碗，免费的。但这也不解决什么问题，你能喝多少碗才能解决瘟疫呢？

苏轼就想到应该办医院。你看这邪门不邪门？当时为什么得病的人很多，没法救治呢？因为在古代的时候没有公共医疗设施。都是一些道人、僧人给人看病。苏轼当时自己掏了五十两黄金，又从公款里拨了两千贯钱，建了一所病坊，他起的名字叫“安乐坊”。据不准确的统计，这应该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所公办的，官家办的，具有公益性质的医院。你还没想到苏轼还有这功能呢。我说这事儿什么意思啊？就是苏轼办了很多的实事。因为做地方官跟在中央做官不一样，他每天必须面对很多琐碎的小事。苏轼不是天天在西湖边上瞎转悠的，他要解决很多实际的问题，这能看出他作为一个政治家的另外的一种素质。他在朝廷上，战略问题他能争论，整体思路他能争论，到具体的事儿上，小事大事都能做。画外音:

苏轼是一个爱民的好官，是一个负责任的好官，也是一个有人情味的好官，同时最重要的是，他还是一个有着浪漫情怀、有着诗画才能的好官，在他的身上，还发生了许多浪漫而有趣的事情。那么，在地方任职期间，作为浪漫故事主角的苏轼到底都经历了些什么？这个浪漫的实干家又会给后人留下哪些美丽的诗篇佳作呢？ 康震:

我们想苏轼太累了，太忙了，天天地跟司马光、跟王安石还要争论，然后还得抗洪抢险，还得治理西湖，还得熬药，忙死了。这么忙他还能浪漫吗？我告诉你，浪漫不用专门浪漫，只要想好了，随时都能开始。苏轼每天办公的地点在哪儿呢？西湖啊。每天早上起来，洗脸刷牙吃完早餐，坐一艘船，从西湖这儿穿过去，然后办公桌就摆在西湖边上，拿出公文来，一点一点批。苏轼有个好习惯：把每天的事记在“手机”上，记事本上，记在这记事本上，做完一件勾一件，就跟我们的备忘录一样。所以他虽然工作很多，但不拖到第二天。他有时间浪漫，他得给浪漫留出空间来。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形啊？那西湖边上垂柳依依、微波荡漾、水波不兴，苏东坡在这儿拿着各种报表，拿着各种公文。办完了公事，在灵隐寺散散步。晚上跟僧人们在一起吃完斋饭，然后骑着马缓缓地回家。我经常想，如果我也有这样的办公环境，我一边看着报表，一边也能随口吟出：

“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

——苏轼《饮湖上初晴后雨》

谁写不出来呀，有这环境我也能写出来，这得有这份心才行。人忙成这样，还不忘跑到西湖边上办公，这就是一种心态。什么心态？一种文学的情怀，一种美的情怀。只有这种人才会想到把淤泥造成长堤，还在长堤上修桥，还在长堤上种柳、总是在做实事的时候，忘不了把实际的事情能变成民众可以享受的美感。这就是东坡跟别的人最大的不同。所以我们很喜欢他，就是这个人很可爱。可爱在哪儿呢？就在这点上。不过我也经常想，苏轼在西湖边上办公，也许是在等人，有时候也许就能等到一个人。

有一天，苏轼和自己的朋友在西湖的亭子边上正聊天呢，突然间听到远处传来古筝的声音，筝声隐隐。没过一会，在在远处看来，就那西湖上，有一艘小船划过来了。这船头坐一女子，装扮得非常庄重、典雅，当然也很漂亮，见了苏轼就跟他说，我是从小就喜欢读您的诗文。用现代话说，也是您的超级粉丝。可是一直没机会见您，我都嫁了人了，我们这女人家出来，出头露面的不方便，今天听说您在这，我特意过来见您一面，给您弹上一曲，表达我对您的仰慕之情。你想想，应该多去西湖边上转，就会有人划船来给你弹古筝。有这样的情怀，有这样的情境，你要再不写词，那就是作孽。苏轼就写了：

“凤凰山下雨初晴，水风清，晚霞明。一朵芙蕖，开过尚盈盈。何处飞来双白鹭？如有意，慕娉婷。忽闻江上弄哀筝，苦念情，遣谁听？烟敛云收，依约是湘灵。欲待曲终寻问取，人不见，数峰青。”

——苏轼《江城子》

写的太感伤了，同时也很美丽。听到这古筝的声音，看着水面、湖面上有荷花在摇曳，循着古筝的声音再去看人，不见人了，只看见青青的山峰。有一种淡淡的忧伤，也有一种忧伤中的浪漫。写的太好了。这种地方官，辛苦心里也是甜的。

苏轼在密州，苏轼在杭州，都造就了他在文学上的，具有阶段性的成果。苏轼在杭州做通判的时候，开始了他的词的创作。苏轼在密州做知州的时候，写了《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苏轼在密州的时候，写了他的第一首豪放词“老夫聊发少年狂”。所以我们说，苏轼在他任过地方官的这些城市，一方面为老百姓做了很多实事，自己付出了很多的心血。同时，也收获上了文学上的成果，双赢。朋友们，这种双赢不但健全了城市，也健全了人心，更健全了人的灵魂。

还是在杭州，所以杭州这个地方很重要，很多浪漫的事，苏轼身上那些事，都是在杭州这个浪漫的城市发生的。一天，他在衙门，有人来打官司。这人是干吗的呢？是一个绸缎商。这绸缎商打官司说，说我给别人卖了绸缎，钱收不回来了。苏轼说怎么回事呢？说这个被告是做扇子的，他要做扇子用我这绸缎。我把绸缎卖给他两万贯，到现在一个子儿没收回来，已经逾期了，他违反了合同，我要告他。苏轼一听，这还得了，我们法治国家，把他叫来。叫来这被告，一苦脸，跟苏轼说，全都怨我，真是违反合同了。我跟您说一情况，我爸爸去世了，我这看病、丧葬，花了很多钱。可巧今年一开春进入夏天，它天不热，它老下雨，你说这么冷的天，谁买我的扇子啊？我这扇子卖不出去，借了钱也还不上。这两万贯，我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我没办法。这就两难了，你说他这是事出有因，那位也等着用钱，怎么办呢？总不能让孙悟空来了以后把龙王爷叫走，别下雨了，天就变暖，不可能啊。

苏轼有苏轼的办法。跟这被告说，你做扇子的？说是，做了一堆。说你把你们家做的那上好的扇子，拿出二十把来，我给你还债。一听哟，这都到了秋天了，您还用这么多扇子？您怕热呀？想不了那么多了，回去赶紧拿了二十把上好的扇子。苏轼那是会写扇面的，就拿桌子上判公文的那笔，这儿画两杆竹子，那儿画几个怪石，这儿画几个枯木，这儿题两句诗。人家一会儿工夫，二十把团扇，画得是玲珑剔透。都了结了，然后把这扇子交给他说，拿到门口去，很快你的帐就能还上了。这人感激得，哭都哭不出来了。抱着二十把团扇刚出门，就有来买的。我前面说了，苏轼的字和画在当时是非常值钱的，都争着要呢。一把扇子一千钱，绝对卖了，还一千多呢，不但把帐还了，还有富余呢。一会就卖光了，没捞着来买的还后悔不迭。

可是我说实在的，我听完这故事之后，我一开始有点发蒙。就是我弄不清楚，第一，苏轼的目的到底是什么呢？是他想秀一把自己的字画的功夫呢？还是真心想帮这个人呢？我觉得有作秀的这个成分。但即便这么说，咱说句实话，又有几个人能够用这种诗情画意的方式，来替这个人还账呢？比方说，如果是我，我啥也不会，我从兜里掏两万块钱，我给他扔这儿，我替你把帐给还了。但这也不对啊，长此以往，老是这样，不符合规矩呀。所以苏轼这个做法，应该说那就捎带手地，既秀了一把自己的字画的功夫，同时又实实在在地帮了他一个忙。问题是这样的做法，这种故事发生的主角，他只可能是苏东坡，换了别人，他想不出这一招来。这就叫什么？把工作的热情，把对百姓的关爱，贯注在浪漫的情怀当中。既满足了原告的需求，又解脱了被告的困扰，最后也满足了苏轼自己想表现自己一把的这种欲望，都达到了目的。这样做有什么不好呢？

所以我们说，苏轼跟别的官员就是不一样，他在地方做官，首先他的基础是要有苦干的精神。第二，苦干他不蛮干。他干得很聪明，他得干得实实在在的，把这工作的业绩体现成为老百姓的实惠。第三，层次比较高了，他不但要让你得到实惠，而且他要在享受当中去享受这个实惠，把这个实惠变成美的实惠。这就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所以我们讲，从刚才讲的这些小故事，我们能看得出来，苏轼一到了地方上，就如鱼得水，浑身都活了，能把自己浑身的解数都能使唤出来。他很有人情味，他也懂得怎么做事，他知道怎么能把事做得既好，而且做得很美。所以我们说他是个不折不扣的浪漫的实干家。好，谢谢大家。下期预告:

在苏轼的诗词中，最让人难以释怀的就是他悼念亡妻的《江城子》。究竟是怎样一个女人，才能让苏轼这样天才而博学的人、这样智慧而风趣的人，如此柔肠百结，如此肝肠寸断，如此泪水千行？究竟是多么厚重的一份情感，才能让苏轼在阴阳隔绝十年之后依然发出这样深情的呼唤？《唐宋八大家》之苏轼第五集《十年生死两茫茫》，敬请关注。

第三篇：康震评说唐宋八大家之苏轼1——人家人爱苏东坡

演讲人：康震

讲师简介：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唐代文学学会会员、中国李白学会会员、中国韵文学会会员。在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40余篇，出版各类学术著作4部，先后荣获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奖励5项，主持、参与的省部级以上教学科研项目4项。

内容简介：这是一个全能型的文化巨人，这是一个活得精彩的真心英雄。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在近一千年的时空当中，感染、感动着他身边周围、生前身后无数的人。公元1037年，苏轼出生于四川眉山，此时没有人会想到，这个呱呱坠地的新生命在未来将会以荡气回肠、精彩绝伦的人生，影响着世间的人们。而他的一生，真的就像一部美妙的大片一样，自始至终震撼和撞击着每一个走近他的看客。

苏轼，曾经创造了北宋科举考试历史上的“最高分”，拥有了“全民偶像”的殊荣；他是一个全能型的文坛领袖，也是锐意改革的政治家；他曾经青云直上、指点江山，也曾经几起几落、生死未卜，四十五岁被贬黄州，五十九岁被贬惠州，六十二岁被贬儋州，他的经历中似乎多了几分坎坷与折磨，但是也许恰恰是这样的苦难经历，造就了他独特而鲜明的魅力。于是，当我们回望他六十六年的人生就会发现，青年的意气风发、中年的愈挫愈勇、老年的达观淡泊，竟然如此完美地结合在苏轼的身上，连绵千年依然余音绕梁。

苏轼，并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神，他既写诗填词做文章，也挥汗弯腰种过田；他“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他是一个真诚得让人心碎的人，苏轼得到了最大多数人发自内心的喜爱。那么人们为什么如此喜爱苏轼、欣赏苏轼，苏轼的身上，到底蕴藏着怎样巨大的人格魅力？这样一个人见人爱的苏轼苏东坡，究竟是如何炼成的呢？从今天开始，就让我们跟随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一起，走近这位唐宋八大家中可敬可爱的文化巨人。全文：

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有很多兄弟、父子并称的著名人物，比如说在三国时代有“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在西晋时代还有所谓的“三张”：文学家张载、张协、张亢；到了明代，还有著名的“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宗道兄弟仨人。你看人家这一家子生得特别辉煌，一出来就是兄弟父子兵。还有咱们今天要讲的“唐宋八大家”的最后一个系列——“三苏”：苏洵、苏轼、苏辙。一般的情况下，人们把父亲苏洵叫“老苏”，把大儿子苏轼叫“大苏”最后那苏辙是“小苏”。但是，咱们说句实话，就是刚才讲了“三曹”、“三张”、“三袁”，有很多其实大家都不太熟悉，“三曹”可能还好点，有的可能根本就没听说过。你要说在中国古代历史上，特别是在文学艺术史上，兄弟父子并称的人里头，应该说“三苏”名气是最大的、最为著名的，那么在这个“三苏”当中我们先讲谁呢？大家可能会说你先讲苏洵吧，他是老爸。我们不弄论资排辈这种事，我们从“三苏”里边最有名的苏轼开始。苏轼大家都很熟悉了，你说苏轼有名气，你说苏轼很可爱，你说苏轼很可敬，那你得说出理由来，你不能很笼统地这种理解。我们说苏轼很著名、名气大、很可敬、也很可爱，主要的我们分四点来看他：

第一点，苏轼是一个在文学艺术上的天才加全才，这是他的可爱的一个基础，何以见得呢？我们掰着指头可以算，在诗歌领域里边，苏轼和他的弟子黄庭坚并称“苏黄”，被认为是宋代诗歌最高成就的代表。在词的方面，他和南宋的辛弃疾并称“苏辛”，公认为是豪放词派的开创者和主要的代表人物。在散文方面，他和他的老师欧阳修，并称“欧苏”，被认为是宋代散文最高成就的代表，有句话说得好，是“欧文如潮、苏文如海”，欧阳修的文章像潮水一样，苏轼的文章像大海一样，“欧苏”。苏轼的书法，“苏、黄、米、蔡”北宋四大家他排第一，这书法是大家。他的绘画，跟他的表哥文同学的画，被认为是北宋“湖州竹派”的代表人物之一，他擅长画什么呢，枯木、怪石、墨竹。苏轼在哲学方面，是当时北宋关学、洛学、蜀学这三大派当中蜀学的代表人物。在史学方面，苏轼也颇有见地。

这么说吧，如果有一个人，只要在这其中的一项取得这样的成就，这辈子也可以告慰平生了，但是苏轼在这所有项目上都有斩获，并且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所以我们说他确实值得我们尊重，确实是个人见人爱的人。苏轼是天才加全才，这个特点在“八大家”当中是具有惟一性的。为什么这样讲呢？我们可以再接着掰着指头算，你像韩愈、柳宗元、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辙等人，他们要么是散文家；要么是诗人；要么是政治家；要么是史学家；要么是文物收藏家；要么是有的兼而有之，但是他们中间没有任何一个人像苏轼这样在文学和艺术的领域里边有着全面的成就，在“八大家”当中，只有苏轼可以说做到了这一点。他一生当中写了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4800多篇文章，总计将近一万首篇，他活了六十六岁，就算从二十岁开始创作，在四十多年的时间里，取得了这么大数量的创作，并且在这大的数量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精品，这在中国文化史上的确的一个奇迹。

大家说你这说了半天，说他这个好、那个好的，何以见得呢？这创作到底在哪儿体现出来好呢？我们举个非常简单的小例子，写庐山。我们知道写庐山的诗，你首先得说人李白：

日照香炉生紫烟，遥看瀑布挂前川。

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李白《望庐山瀑布》

绝了。你再怎么写吧，你再去庐山，还能写得比这更好吗？不可能。什么叫不可能？一切皆有可能。苏轼就不会按照他这个套路再去写了，他说：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

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苏轼《题西林壁》

不写瀑布，不写“生紫烟”，写什么呢？写对庐山的人生的感悟。读李白的诗，你激情澎湃，激动得不行，浑身发热。读苏轼的诗，你会陷入到沉思当中，会把你变得更加成熟，会思绪万千、浮想联翩。正好写庐山这两首诗都是唐代和宋代最大的两位诗人，最著名的两位诗人，写出了两个时代风格和时代性格的不同，唐代是一个青春勃发的时代，而宋代是一个成熟而富于思考的时代。你得这么写，这么写就叫原创诗人，以前从来没人这么写过，从这角度没写过，而李白这么写了，你不能再按着他的路数来，那这就是苏东坡心中的庐山。

你说苏轼为什么老是说人家第一，什么全才、天才，这就是天才，你不服不行。所以我们说，这是他的第一个最大的特点。我刚才说了，天才加全才，在“八大家”当中独一份，这是他可爱的基础，才子谁不爱啊，人见人爱。

解说：天才加全才，苏轼确实有这样的资格赢得人们的青睐，然而仅仅拥有才情和魅力恐怕是不够的，平和与道德的力量，才能够成为感召天下读书人的利器，苏轼在这方面恰恰是当仁不让。围绕在苏轼身边，活跃着一批著作等身、闻名天下的文化精英，苏轼以“士林领袖”的身份带动了北宋文坛的风起云涌，在北宋文坛上留下了一段不可磨灭的传奇佳话，那么苏轼究竟是如何成为士林领袖的？苏轼与他的弟子、学生们之间有着怎样感人的师生情谊呢？

可光有才还不行，你还得有范儿。苏轼第二个可爱的地方是，他是士林的领袖，文人的领袖，这个可不是所有的天才和人才都能够有的地位。在“八大家”当中好几个人都当过领袖，比如说王安石，这不用我说，改革变法的领袖，他当过宰相，他当然是领袖，但是王安石缺人气，反对他的人太多了，他成不了精神领袖。欧阳修最接近于苏轼这种状况，他不但当过副宰相，算是政治上的领袖，同时他领袖群伦，是文坛的盟主，这也算，但欧阳修有个弱项，他在民间的影响力那跟苏轼根本没法比。韩愈、柳宗元，古文运动的领袖，但是在政治上他们影响力要弱得多。至于像苏洵、苏辙、曾巩，那还从来没有获得过士林领袖这样的地位。

所以我们说苏轼这个士林的领袖，不是说着玩的，确实有他独特的地方：首先他有基础，什么基础？苏轼在政治上那也是一方诸侯，他做过多任的地方官，在杭州做过通判、副市长，还做过知州、市长，杭州知州、湖州知州、密州知州、扬州知州、颍州知州、登州的知州，八任。长期在地方担任第一行政首长，获得了丰富的地方行政经验。他在中央也做过很重要的官，翰林学士、礼部尚书、兵部尚书、吏部尚书，那你还让他做什么啊，都做遍了，就剩下做宰相了，翰林学士这就离宰相的位置特别近了，他做翰林学士的时候，他弟弟做的是副宰相，总不能让你们俩都做宰相吧？在政治上是很有基础的，很少有像苏轼这样的超级的大文人在政治上也有过如此广泛的经验，所以你说他是士林的领袖，首先在政治上他有这基础，但是我们说，你这个士林的领袖，你不是说你官当得多，官当得大，能够自立山头，就能够成为领袖的，大哥不是那么好做的，得真有个领袖的样子。苏轼最为人们所称道的就是他门下有所谓的“四学士”、“六君子”，我们经常说孔子门下有三千弟子、七十二贤人，我想接受过苏轼教诲和教导的人肯定非常多，但是这个“六君子”、这“四学士”肯定是在里边最优秀的人物，这些人能够聚集在苏轼的身边，其中一个主要的原因是苏轼具有强大的道德的魅力，这些人，“苏门四学士、六君子”，你像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陈师道、李廌，这在当时文坛上那都是数一数二的人物，他们为什么能够服服帖帖地跟随着苏东坡，道德的力量、人格的感召，还有文学和文化上卓越的创造力，让他们凝聚在一起。这不是因为苏轼官当得大，因为，苏轼倒霉了好几回，他们是与苏轼的倒霉和兴起是共进退的，一损俱损、一荣俱荣，一荣俱荣很好做到，一损还要跟着损，不是所有人都能做到的，所以苏门的“四学士”和“六君子”成为了后代文人心目当中一个非常理想化的文人的群体。苏轼对他这个领袖的地位是很自觉的，当仁不让，他给朋友的信里边说，说凡是一个盛世，是要有文章事业的，凡是文章事业要走向兴盛，必然要有领袖。想当年我的老师欧阳修就把领袖的重托给了我，我要自觉地承担起领袖的职责，我不是为了满足领袖的欲望，而是为了造成文章的盛世，等我老了，我over（死）了，我这副重担还要传给你们这些年轻人，文章的盛世就是这样一代一代地传下去，“江山代有才人出”，他是很自觉的。

当然，苏轼不是个夸夸其谈的人，不是说我做这个文坛盟主，你们就供着我，我洋洋自得，我特有派、我特风光，不是的。我刚才说了，在江湖上做大哥首先是要承担义务的，这些“六君子”、这些“四学士”是要受教于他，是要受恩惠于他的，我们举个简单例子吧，“六君子”之一的晁补之，写诗词和文章都写得非常好，他写了一篇文章挺好的，苏轼看了觉得写得也不错，可是有点小问题，这文章太华丽了。你想苏轼比这晁补之要大出十几岁、将近二十岁，既是长辈又是老师，而且苏轼当时在政治上地位很高，他看了这文章，他觉得这文章写得这么华丽是挺好，有才情，可是，对于一个年轻的文学青年来讲，刚刚开始从事创作，他正常的顺序应该是先要写得平和一点，由平和慢慢地走向华丽，这符合创作的一般规律，如果现在就先华丽了，缺了点平和之气，对未来的创作发展不利。可是你想这晁补之那也不是一般的人，能让苏轼引入门内为入室弟子的人，肯定在当时已经是卓尔不群了。苏轼就想到这个问题，说你看，我和年龄比他大，地位比他高，跟他又是师生关系，我要直接就这么跟他说，这年轻人虽然说狂点吧，他还是需要点锐气的，我一说弄（得）他不高兴，垂头丧气的，失去了锐气也不好，怎么办呢？想来想去，他就给黄庭坚、他的大弟子写了一封信，黄庭坚只比他小八岁，而且黄庭坚说实在的，在诗歌方面跟苏轼并驾齐驱，所以，他们两个人虽然是名义上有师生关系，但是亦师亦友，有些话跟黄庭坚就好说，他就跟黄庭坚说，说你看，这样我这个意见你拿去，当做你自己的意见，你来告诉晁补之，效果会好很多，因为你们俩是平辈，你跟他怎么说，他还能跟你争论，我跟他一说，他哑了，这就不好办了。你说这玩意儿容易吗？你说苏轼什么地位？要搁我们的话，我这么高地位，我说你小年轻两句，你怎么着你？你还跟我争不成？没有，我刚才说了，所谓士林的领袖、文人的风范你要细致而体贴入微地关心他的成长，你想得有多细，就说明你这个人的高度有多高。通过这样的方式，既给晁补之提了意见，又不挫伤他的锐气，非常厉害，这就是领袖的风采，这是苏轼可爱的第二个地方，士林的领袖，我们知道当领袖不容易，心得细、心得热，还得会关心人，不愧是领袖。

解说：苏轼不仅仅在读书人中，有着极高的威望，在民间也广泛地为人称道，不管他面临怎样的黑暗与险境，也不管周围 人际关系是怎样的错综复杂、尔虞我诈，苏轼总是用真心、热忱与包容面对一切，所以无论是山野村民、贩夫走卒，还是老妪孩童、和尚道士，都会把苏轼当成知心人而真心喜爱，那么苏轼这样一种非常难得的阳光心态究竟是如何体现的呢？

第三点，这一点比较独特，他是一个世俗和方外的顽童，苏轼苏东坡，为什么我们大家觉得他身上除了那刚才的全才之外，除了刚才的领袖之外，我们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可爱的地方，有趣的地方，总觉得他身上有一种特别的气质，这种特别的气质是什么呢？就是感觉这个人老长不大，总是特别逗、特别好玩，这实际是因为他看世界是可爱的，所以世界看他也是可爱的，道理其实就这么简单。辛弃疾不是有一首词说的吗，“我看青山多妩媚，料青山看我应如是。”我瞅着青山很妩媚，青山看我也很妩媚。那我看世界多可爱，料世界看我应如是。这就是说苏轼呢。他不是也说过这么一句很有名的话吗，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我能跟玉皇大帝聊天，那是高级的，我还能到流浪儿的收容所里，跟穷人家的孩子聊个没完没了。看谁都很好，这是因为他热爱这个世界和人群。

苏辙比他哥哥谨慎，就劝他说你别乱交朋友了，你交的都什么朋友啊？你选择朋友，你得选择性地交往朋友，知道不知道？得慎重。苏轼是怎么回答的？苏轼说我眼见得天下没有一个不好的人。大家说这不傻话吗？是啊，你不觉得我们都活得太聪明了吗？都太精明了吗？你这么聪明和精明，你还能可爱吗？你不可能可爱了，这时候突然出现一个有点犯傻的苏东坡，这不正是我们生活的侥幸吗？这不正是我们生活当中的一点荣幸吗？一个可爱的人出现了，他有点傻，但是他是有一颗赤子之心的，让我们的生活也因此变得有趣味而可爱起来。

苏轼因为“乌台诗案”被抓起来了，抓起来以后，就有狱卒、狱吏得看管他，你想你跑监狱里头，那些狱卒能对你好到哪去？不可能，对他态度不太好。后来苏轼重新被朝廷起用了，在去上任的路上，很巧就碰上当年在监狱里头看管他的那个狱卒，这狱卒一看见他，挺不好意思的，有点难为情，有点尴尬，脸上挂不住。苏轼现在已经是做了大官了，看着这个当年的小狱卒，挺难受的样子，要咱们想，得发一通官威，退下、抓起来！你觉得这是苏轼干的事吗？不是。苏轼给他讲了个小故事，现编的，苏轼说你知道吗？有条蛇咬死人了，被押到阎王爷那儿，阎王爷说你这得判死刑啊！蛇说你别杀我啊，我是咬死人了，可我还救过人呢，我将功补过。阎王说你有什么功劳？（蛇）说我肚子里有蛇黄，蛇黄可以入药，我这蛇黄救过很多人。阎王爷一听你有蛇黄，好好好，免过死罪。过了一天，有一头牛，黄牛，牛角把人顶死了。阎王说死刑，这牛说我也有黄，我有牛黄，这牛黄做成解毒丸，你不经常吃吗？我这也是将功补过。行行行，放了。又过了一天，押来一个杀人犯，这是个人。（阎王）说死罪！这人急了说，仓惶之下说，我也有黄。阎王说，蛇有蛇黄，牛有牛黄，你哪来的“黄”啊？这人想想说，我、我很仓惶，我很惶恐，这就是我的“黄”。你知道了吧，这个故事是安慰这个小官员的，你见了我不要那么仓惶，不要那么惶恐，听我这故事，你笑一笑，相逢一笑泯恩仇，这是非常具体的例子。他很宽容，也很幽默，所以我们说，苏轼这种顽童的心态，他有个基础是对所有的人，无论是他的敌人，还是他的朋友，都保持一种极大的善意，以德报怨。所以他的这种幽默，他的这样一种诙谐才非常有内涵，这我们只是挂一漏万，举了很小的例子，以后我们讲到的还多着呢，在各种情况下，他都能编出很多的故事来，而且都非常地贴切。

解说：苏轼的一生不是在浅吟低唱中形成，而是在惊涛骇浪里铸就的，从眉山小镇到汴京都城，从密州出猎到黄州躬耕，从西子湖畔到南国孤岛，他几起几落、九死一生，然而这种苦难的经历却改变和塑造了一代文化巨匠的人文气质和精神世界，从而让我们真正看到了一个胸怀天下、浩气长存的苏轼，那么，在漫漫逆境之中的苏轼到底是如何对待种种磨难和生死考验的呢？

苏轼还有第四个可爱的地方，就是在贬谪和流放中，他是个达者，很达观的人。苏轼第一次被贬黄州，已经四十五岁了，在黄州待了六年；等他五十九岁的时候，年近花甲的时候，被贬广东惠州，在惠州待了三年；等到他已经六十二岁的时候，他被贬到了海南岛的儋州，在那儿又待了三年。这可不是闹着玩儿的，朋友们，前后脚加在一块儿十二年，人生中能有几个十二年？他才活了六十六岁呢。苏轼说得好，“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苏轼《自题金山画像》

你问我一辈子干了哪几件大事，我就干了三件事，前头四十多岁去了趟黄州，快六十的时候去了趟惠州，赶到六十了，还有最后一末班车呢，我又跑趟海南岛。

这个说法本身是自我解嘲的，但是充满了一种无畏的精神。可以这么说，在“八大家”当中，从贬谪和流放的时候的岁数、次数、时间之长、所贬之地的艰苦，以及经历贬谪之后对他人生产生的重大的影响，苏轼都是独占鳌头、首屈一指的。我们甚至可以这样说，在苏轼被贬黄州、被贬惠州和海南岛之前，那是我们不太了解的苏子瞻，等到他被贬之后，那才是我们所了解的那个“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大江东去”的苏东坡，我们现在真正心目当中，我们熟悉的那个苏东坡，那是经历了好几次贬谪之后的真正的、新的、我们所爱的那个苏轼。

苏辙曾经回忆说，他的哥哥跟他原来说过，说当今之世，文人当中能够与我一较上下高低的，也就是你了兄弟。这当然是苏轼对他弟弟很爱护了。但是苏辙也不是“善茬”，他也认可这一点，可是苏辙接着说，等到我的哥哥被贬黄州之后再回来，他写的文章我一看吓一跳，好像长江大河奔涌而来，我是难以望其项背，再等到后来，他被贬惠州和儋州之后，广泛地阅读佛家的著作，并且跟孔孟、老庄的著作参照阅读，学问的广大如浩瀚的海洋看不到边界，这回我彻底就瞎了，赶不上我哥了。

所以我说他的贬谪生涯对他产生很大的影响，这种影响的最核心的因素，就是很达观、很从容。举个小例子，例子不在多，一个就能说明问题，苏轼被贬惠州，惠州现在很发达了，是改革开放的前沿城市，但我们必须说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时期，那还是一个不咋地的地方，不然怎么会把你贬到那儿去呢？苏轼到了惠州以后，他很多朋友很担心他，你想，六十岁的人了，杜甫说得好“人生七十古来稀”，在那个社会保障条件下、医疗条件下，能活到七十很罕见。他有个好朋友，和尚，道潜和尚，给他写信，担心他，那边医疗条件差，听说有瘴气、有毒气，你身体要小心，弄不好死在那儿回不来了。苏轼给道潜回了一封信，信写得非常好，他说你的信我收到了，谢谢，你很关心我，我自从来这儿已经半年了，很多事就不用给你细说了，这玩意儿也没法细说，我就全都不说了，我说点你关心的，我是这么来感觉我现在的状态的，我现在不是当年的翰林学士了，也不是那个士林的领袖，我是杭州灵隐寺、天竺寺一个退休的老和尚，我退休了以后，住在一个村子里头、一个小院里头，天天的拿一口断了腿的锅，古代的时候那锅得有腿儿啊，架在火上才能烧饭，我天天拿一个断了腿的锅，里头盛点粗米饭，吃得香着呢，就这样过一辈子也很好。至于你说南方多瘴疠之气，水土不服，容易得湿热之病，我是这么想的，就是在北方，人也会得病。您又说这边生病了药少，确实，我觉得这边药少，没有好药，得了病不好治，可我想，每年就在咱们京城里头，那些国医、那些御医手里死的人也太多了，这样一想，我就觉得我在这儿待得还挺好，反正在哪儿待着都有死亡的危险，死亡的机率也并不见得比你们那儿就高多少。这些话我说给你听，老朋友，碰上咱们熟的人就这原话告诉他，说我挺好的，没事。要是不熟的人，什么也不用说了，自己心里明白就行。倒是你年岁大了，好好注意身体，别出个三长两短的。朋友们听听，在那种极端难以想象的艰苦条件下，苏轼就是这样来处理自己的。

有人说这是骗人，说这话这不是在欺骗自己吗？是啊，道潜担心的就是怕他死，他自己也知道到了这儿有生命的危险，可是问题是，当他说北方也会得病，京城里头御医手里也会死人的时候，这实际上是以退为进，这样一来就降低了在惠州这个地方可能会死亡的恐惧感，在那么困难的条件下，一个人的生存空间很小，一个人要生存下去的理由很少，只有这样退一步海阔天空，忍一步心平气静，才能够为自己拓展出空间生存，才能为自己找到更多生存的理由，这不是懦夫的哲学，也不是鸵鸟的哲学，这是真正的生命的强者在困难面前表现出的强大的姿态，这是个强者的表现。

所以你看，我们刚才说了，苏轼很可爱，苏轼很可敬，苏轼反正很招我们待见，有很多的原因，但是我们认为这四条是最核心的，他是个全才，是个天才，这是基础，这让我们感到非常地钦佩和崇拜；他是士林的领袖，让我们无比地敬重；他还是一个世俗方外的顽童，这让我们觉得超级可爱、超级亲切，像邻家大叔一样；他还是一个在困难面前的达者，这让我们对他充满了钦佩之情。你说这种人，这世界上要多一点有多好，如果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变成苏东坡，那就太棒了。那你怎么才能变成苏东坡呢？那不是一天两天的事，那得先看人家少年时代、人家小时候是什么环境啊，我们下一次再接着说。

第四篇：《唐宋八大家之韩愈》讲义

百家讲坛康震《唐宋八大家之韩愈》讲稿

（一）《考试进行时》

画外音：

在唐宋文坛，有这样八位独具特色的文学家，他们用笔墨名传千古，他们的人生跌宕传奇，他们所取得的古文成就对中国文坛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今天，这就是为后世文人高山仰止的“唐宋八大家”。那么，是谁首先把他们组合在一起，合称为“唐宋八大家”的，这八个人入选“唐宋八大家”的理由到底会是什么呢？从今天开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开唐宋文坛，精彩解读“唐宋八大家”之第一集韩愈之考试进行时，敬请关注。韩愈是唐代著名的文坛领袖，但是他在参加科举考试的时候竟然连续三次名落孙山，这其中究竟发生了什么，志在必得的他在连遭打击之后，又会做出怎样的惊人之举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康震教授精彩解读唐宋八大家之韩愈――考试进行时，敬请关注。

康震：

朋友们，以往我们说起学习唐宋诗词，都会想到谁呢？李白、杜甫、苏轼、李清照、辛弃疾。但如果我们说，要学习唐宋散文，我们就会很自然地想到“唐宋八大家”。那么这儿有两个很简单的问题，第一个，就是唐宋八大家都是哪八个人。我们今儿来复习一下功课，是吧，唐代的有韩愈、柳宗元，宋代的呢有欧阳修、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这父子三人，最后啊，再加一个曾巩，这八大家。第二个问题也很简单，就是为什么是这八个人结合到一起，叫他“八大家”，谁给他们最早的时候组合在一起的。为什么是他们八个人，这里头为什么没有李白，没有李商隐，――刚才说的，没有辛弃疾呢？我们说啊，最早，把这八大家结合到一起的，是明代有一个文人叫茅坤，他编了一本书，叫《唐宋八大家文钞》，从他这儿开始，“唐宋八大家”就作为一个固定的词组，进入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可是有一样，这个茅坤当时编唐宋八大家的时候，他的目的是什么。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给当时学习写作古文的人提供个样板，也就是说在他看来，这八个人他们的古文、他们的散文写得是最棒的，是当时的榜样。所以，他选了八大家。但是问题是我们大家就会问在当代社会，我们使用文言文、使用古文的这种几率都非常低了，我们现在讲这个八大家、学习八大家，目的在哪儿呢？我们不但要学习他们的文章，我们还要透过这文章学他们的人格、学他们的思想、学他们的道德、学他们的境界。所以我们说，现在我们所谈的八大家已经不完全是茅坤时代的八大家了，那应该说是几百年前的八大家。我们今天要给大家讲的，是以我们当代的目光所看到的新的唐宋八大家。大家可能又会问，说这个唐宋八大家你让我们学习，他们到底都干了些什么呀，都有哪些成绩。大家要知道，这唐宋八大家这八个人，他们所创作的诗词，加在一起，大概有九千多首。他们所创作的散文，大概有一万两千多篇，平均每个人两千六百多篇。大家要知道，《全唐文》――就是整个唐代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写的所有的文章加在一起，也才不过两万多篇，《全唐诗》――整个唐代人所写的诗，就我们现在所知道的也才不过五万余首，而唐宋八大家当中，活得最长的是苏辙，活了七十三岁，活得最少的柳宗元，四十六岁，我的意思是什么，以这么短的生理年龄，却创作了这么丰富的精神的产品，他们的创作，是非常惊人的。唐宋八大家的人生啊是非常辉煌的，我们可以掰着指头算一算，在他们当中，有三个人：欧阳修、王安石、苏辙，前后担任过宰相或者副宰相，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总理、或者副总理。还有三个人曾经先后担任过翰林学士，是谁呢？欧阳修、苏轼和苏辙。翰林学士是个什么职务？他相当于皇帝的私人政治顾问，有起草最高级的国书和诏书的权力，有点相当于我们现在这个国务院政策研究室的高级研究员。在宋代，翰林学士是三品大员。还曾经有四个人担任过中书舍人，哪四个人呢？苏轼、苏辙、韩愈、还有一个曾巩。中书舍人是中书省里边的高官，专门负责起草诏书的。还曾经有四个人做过部长级的高官，有六个人都是进士出身，还有六个人曾经做过地方最高的行政首长。这么说一句简单话吧，就是唐宋八大家的这个人生履历，他们做官的这个经历，是中国古代官员行政经历的一个缩影。

画外音：

对“唐宋八大家”有了一个整体上的大致梳理之后，让我们依次走近这八位文学家，触摸他们的人生历程和精神世界。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的，是唐代著名的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韩愈。韩愈生于唐代中期，即公元768年。韩愈字退之，河南孟州人，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与另一位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并称“韩柳”。那么，韩愈为什么位居“唐宋八大家”之首呢？康震教授解读读唐宋八大家为什么一定要从韩愈开始讲起呢？

康震：

那么，这八大家我们总不能一起开始讲，从谁开始呢？是吧，总要先选一个开头，从谁开始呢，我们可以先给大家背两段话，让大家看看我们今天要讲的是谁，这话是怎么说的呢，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其实这个题出得很没水平，因为百分之百的人都知道这是谁说的。没错，就是韩愈的《师说》和《马说》里边的名句。有人可能说你这就没意思了是吧，唐宋八大家，不是宋唐八大家，你肯定要先从唐代人讲起，那韩愈可能年龄还比柳宗元大点，所以他是唐宋八大家之首。大家这么说，就是对韩愈不了解，韩愈在唐代的影响力要比柳宗元大，这主要是因为他长期活动于唐代政治中心长安和洛阳，而柳宗元因为呢在年轻的时候三十多岁就被贬到偏远的湖南和广西，所以他在整体的影响力上比不得韩愈。但这还不是最关键的。宋代的大文人苏轼对韩愈有一个非常精准的评价，我们可以看做是一个盖棺的定论。他说韩愈这个人是怎么样一个人呢，说韩愈此人“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这是什么意思啊？第一，说他的文，说韩愈的文起八代之衰，所谓“八代”，就是从东汉一直到隋代，一共八个朝代，六百四十多年的时间。在这六百四十多年的时间里边，所有的文章都赶不上韩愈的，反过来说，韩愈所写的文章超越了之前的八个朝代，超越了之前的六百多年，独树一帜，蔚为新风，所以他是文章大家。说他“道济天下之溺”，韩愈在唐代，举起了复兴儒学的大旗，复兴什么儒学啊，复兴儒学里边的仁义之道，就是要复兴孔孟之道，用孔孟之道来治国，用孔孟之道来重振大唐的雄威呀。所以说“道济天下之溺”，这个“溺”字指的就是沉沦，要把沉沦的社会唤醒。第三，“忠犯人主之怒”，他是个大忠臣，何以见得，凡是忠臣都爱说直话，都爱说实话，韩愈为了要表明自己的看法和想法，为了要劝谏皇帝，不惜什么呢，直言犯上，得罪皇上，在所不惜。可是他是个什么呢，大忠臣。最后一条说，“勇夺三军之帅”，我们觉得奇怪，韩愈是个文人，是吧，一介书生，谈何勇夺三军之帅呢。这是因为当时有的节度使，就是我们现在的话说是，武装的割据势力，想要谋反朝廷，韩愈以一介书生，单刀赴会，面陈利害，最后呢让想要谋反的藩镇的节度使的首长幡然悔悟，臣服朝廷，立下大功一件。所以你看，苏轼对于这个韩愈的评价是非常全面的。文，一代文宗；道，一代哲学家、思想家；忠，一代忠臣，忠贞之士。最后，文人最缺的一个，他都有，在军事上，在战略上，他也有奇谋。

画外音：

苏轼对韩愈的评价无疑是非常全面的，而走近这个近乎完人的大文学家，我们发现，韩愈的成长却历经磨难。韩愈三岁时父母双亡，跟随哥哥颠沛流离，十二岁时哥哥英年早逝，靠嫂子抚养长大，这种苦难的生活给了韩愈很大的锻炼，同时也增加了他刻苦求学的决心和动力，加之韩愈的文学天分极高，所以当韩愈参加科举考试时，他信心满满，志在必得，可是，接连三次都名落孙山，直到第四次才榜上有名。那么，这个未来的文坛领袖为什么在科举考试时连受重创，这其中究竟有什么玄机呢？

康震：

实事求是地讲，唐代的科举考试很难考，难得很，为什么难得很？录取的人少啊。宋代，南宋、北宋加在一块儿，将近三百年的时间，录取的进士，四万人左右。唐代呢，也是差不多不到三百年吧，二百九十多年的时间，录取的进士也才不过四千多人哪，差了十倍了，平均啊每年也就是十来个人。录得多点，碰上个大年了，三四十人，碰上个小年了，可能就十来个人。你这个一对比你就知道，那个进士科呀太难考了，这是第一。第二是什么呢，因为录取的人少，所以有的人艰苦卓绝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在考。韩愈是考了四次考中，我告诉你，这算命好的，这就算是什么呢，这就算是特别轻松地考上了进士。可以告诉大家几个“悲痛”的数据，唐代的几个文人，比较有名的，有个叫黄滔（晚唐文学家）的，考了二十三年。还有一个叫孟棨（晚唐文学家）的，也是考了三十多年。刘得仁（晚唐诗人）考了三十多年，到死还没考中。最滑稽的是什么呢，是唐召宗的时候，朝廷因为平定内乱，皇上高兴，说这个打了胜仗，应该有所表示，怎么表示呢，就在这科举上面，可以放宽一点嘛，今年可以破例地召几个岁数大的，那年录了五个人，五个岁数大的人，这五个老考生啊，有两位都过了七十岁了，有三个都过了六十多岁了，当时美其名曰“五老榜”。可是你要知道，人有限的年龄，能做事情的年龄，也就是在三十岁到五六十岁之间嘛，你到七十岁才考中进士，一个人一生的最好的时光、最有创造力的时光，都蹉跎在了漫漫的科举道路上。所以我们说韩愈在他的青少年时代就已经尝到了封建时代科举制度的对一个人才的这种折磨，在这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竞争当中，既要能够适应考试的需要，同时又能坚持自己的个性，还能发挥自己的才华，能做到这些，太不容易了。

刚才说了，那为什么他考中了呢？现在就来说说他为什么考中。其实这一年也不好考，参加考试的人有千余人，录取了二十三个人。他能考中，第一个原因，是主考官好。当时的主考官是兵部侍郎、也就是国防部的副部长陆贽。陆贽这个人不得了，是唐代历史上数一数二的大政治家，也是唐德宗时期最为优秀的政治家，这个人见过风浪、经过世面，在政治上是非常务实的，而且呢也是雷厉风行的一个人，他本人善于写骈文，但他很看中文章是否有真实的内容，要言之有物。韩愈的文章符合这样的要求，再者说了，当时考科举考试，人家要求还是要写骈体文，韩愈虽然自己写散文，但也得适应考试的需要啊。主考官的文学观、文学的风格这回跟韩愈的碰上了，他赏识韩愈，考上了，这是最重要的第一条原因。第二条，副考官好。当时的副考官有一位叫梁肃，他主要的责任就是负责向主考官推荐最为合适的人选。梁肃啊跟韩愈的哥哥韩会是多年的好朋友，这也是顶顶重要的一个因素。再加上梁肃本人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重要先驱，那就是韩愈写的文章和韩愈的文学观念跟梁肃都是一致的。这一榜录了二十三个人，有八个人都是梁肃推荐的，而且这二十三个人后来在唐代的历史上都是彪炳史册的、著名的人物。有的人是著名的政治家，有的是著名的文学家，有的人是著名的史学家，这一榜被叫做“龙虎榜”。刚才讲“五老榜”，讲那么多没精气神了，但这一榜是为国家输送了重要的人才，叫“龙虎榜”。我讲这什么意思啊，韩愈的才华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才华之外的机遇、提携你的人也非常重要。如果没有陆贽，那韩愈命运如何，很难说。

画外音：

荣登“龙虎榜”，无疑是对韩愈最大的认可，五年之内四次进士科考试，让韩愈体味到了忍耐与坚守，体味到了人情冷暖，世事沧桑。阴霾散去，曙光初现，那么接下来，迎接韩愈的应该是一片光明了吧，韩愈的仕途是否从此就一路坦荡了呢？

康震：

但是不管怎么说，不愉快的事情已经过去了，考中了嘛，我们想象着赶快就去当个什么官，然后把工资关系落实了，这样家里边还等着呢，是不是。――你想得美，唐代的科举官制规定，光考中科举还不能做官，怎么办呢，你还得参加一个吏部的考试，就是我们相当于人事部的考试，叫博学宏词科的考试，有一点点类似于我们现在的公务员考试。这个东西你考过啦，才给你个官当呢，才给你落实工资关系。大家想呢，韩愈都考了四次，经验丰富，又有名气了是吧，还有陆贽这样的人赏识他，肯定没问题。韩愈可能也是这么想的，觉得这个虽然命中率低，难度更大，因为又是一层选拔，但是毕竟已经考到这个份儿上了，只能进，不能退，而且肯定能考中，然后他就参加了这个考试。第一次就去考了，就没考中。韩愈吸取了经验教训，他很快给当时的考官叫做崔元翰写了一封信，在这封信里韩愈谈了几个问题：第一，考试的结果不公平，不公正，不公开。韩愈说，考试那天刚结束的时候，那些“浮嚣之徒，已相与称曰，某得矣，某得矣，问其所从来，必言其有自，一日之间，九变其说。”――韩愈《上考功崔虞部书》。什么意思啊？说那天刚考完，就有一些浮夸的家伙到我这儿来说，谁谁谁考中了，谁谁谁考中了。问他说你从哪儿来的消息，说没问题，我的消息来源绝对的可靠，所谓的消息灵通人士。可是韩愈说，一天之内，不同的消息来了九次，我都糊涂了，不知道到底谁都考中了，而且，这次参加博学宏词科考试的人有三十二个人，大家都认为其中有三个人是肯定能考中的，是名副其实的，这里头当然就包括（我）韩愈也算其中一个人。可是结果一下来韩愈发现，有俩是大家说的那个，可有一个人，名不副实。当然他这个名副其实的人就没在那里头占据那个名额，所以他跟考官说，你这考试有问题，肯定里边有人情的作用。第二，韩愈告诉这个考官，我可以告诉你，我为什么没考中。韩愈说，“凡在京师八九年矣，足不迹于公卿之门，名不誉于士大夫之口。”――韩愈《上考功崔虞部书》。我从来到长安，我就没到那些高门望族的士大夫门前去走过后门，没给他们送过礼，所以他们根本就不知道我的名字，怎么可能考中呢。韩愈说呀，我上回考中这个进士，那是陆贽赏识我，我觉得这就是我的命，我愿意承认这个命，我现在就等着同样的命还能不能降临到我头上，可是我等来等去呀，我对这个命有点没把握，我不知道到底是命在起作用呢，还是人情在起作用。韩愈又说，如果是人情在起作用这就难了，为什么呢，我想要走后门，可是我跟你说句实话，我拉不下来这脸，我说不出来那些肉麻的话，我说不出那些谄媚的话，我要非这样去做，拗着我自己的良心去做，我自己都觉着，自己奴颜婢膝，惶惶不可终日，样子看了让我自己都觉得恶心，我连个名片我都递不出去。韩愈的结论是想来想去，还是算了吧，听天由命吧，这是他给考官说的第二点。第三，他还没泄气，他说还行，他还年轻，他给自己打气，我还有机会。古人说四十岁才出来做官嘛，我今年才二十六岁，还可以，“岂为晚哉”，还不晚，虽然我现在没有钱租房子，没有钱雇佣人，没有钱吃饭，没有钱穿温暖的衣裳，但是我还有一颗雄心在，他是怎么表达这雄心的，他说呀，“斯道未丧，天命不欺，岂遂殆哉，岂遂困哉。”――韩愈《上考功崔虞部书》。老天爷睁着眼呢，他能看得见我的努力，一切都还没有结束，一切都才刚刚开始，我不相信，我会一直这么穷下去。这是非常令人感到振奋的一个穷小子的宣言。

画外音：

科举考试，连考了四次才得中，如今参加吏部考试又是空手而归，然而，打击接踵而至，在接下来的两次博学宏词科考试中韩愈又是两次铩羽而归，命运似乎总是在与他开玩笑，让他充分体会“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滋味，那么接下来，耿介不屈的韩愈将会做出怎样的选择呢？

康震：

有那么句话说，不在沉默中灭亡，就在沉默中爆发。你说韩愈他能不爆发吗？他进士都考了四次，多亏有陆贽陆大人，他才考中。现在这博学宏词科他要是考不中的话，他那进士等于是什么啊，不白考了嘛。他真的急了，他也真的要爆发了，韩愈采取了一个非常极端的行动，是给宰相直接写自荐信。唐德宗贞元十一年正月二十七日，他给当时的宰相写了第一封信，在信里边他跟宰相说，我今年都二十七八了，快三十岁的人了，考了四次进士才考中啊，考了三次博学宏词科，都没考中，到现在，人家说三十而立了，我连个九品官都没当上，我连个吃饭的饭碗都没有，我连个一居都没混上，我心里着急得要命，我的这种境遇，都被人家要笑话死了，惶惶如丧家之犬哪。韩愈对宰相说，现在的这套科举考试的制度，就是说你文章写得很漂亮，有文采，文章写得合乎规范，就能通过考试，可是这样一来，对于那些真正有治国安邦之才的、有真才实学的人来说，他要是不能适应这个考试的规范，那他就永远不得此门而入，即使是一万人当中，一个人也录取不了。您这个宰相的职责，就是向天子推荐像我这样出身贫寒，有真才实学的人，我就是您要找的人。韩愈恨不能跟宰相说，您要睁开眼看看我，赶快把我推荐给皇上吧。这是韩愈给宰相写的第一封信，就开始等宰相的回音，等啊等啊，还是没有回音。到了第十九天头上，韩愈开始写第二封信给宰相，这次韩愈啊是有点着急了，他举了一个不太恰当的例子，他跟宰相说，如果说有人遭了水灾或者是遭了火灾，不管是爱他的父母、亲人，还是恨他的仇人，只要人家不想让他死，不想置于他死地，听见他呼救的声音，都会过来搭把手的。我韩愈“以蹈于穷饿之水火，其既危且亟矣，大其声而疾呼矣。”――韩愈《后十九日复上宰相书》。我现在就是处在又穷又累又饿的水火之中，我拽着嗓子使劲地大声地呼救，希望有人来救我。救我的人是谁呢？就是您，只有宰相您能救了我。这信递上去了，又开始等，这回等的时间稍微长了一点，等到过了十九天之后，又过了十天，也就是二十九天以后，韩愈没有收到任何回信。他就开始写第三封给宰相的信，不达目的誓不罢休。这次的信就比较赤裸裸了，他一开头就说，我听说周公这个人，为了荐人才，那是不遗余力的。曹操不是有句诗说什么呢？周公吐哺，天下归心。韩愈说，我听说周公，听说人才来了，正在吃一餐饭，三次把那饭就吐出来了，意思说有点来不及了，听说人才来了，哎哟，人才来了，刚吃到嘴里、吐出来；又人才来了，又吐出来，吐了三次。正在洗澡，听说人才来了，赶紧就把头发握着，把它想拧干，跑出来了三次。应该是穿着衣服跑出来的吧？就是这种心情，三吐哺、三握发。对不对？求贤若渴。韩愈说，我也没指望你吃一顿饭吐出来三次，我也没指望您洗一次澡，三握发出来见我，可是你起码你该引荐人才吧？您总不能总是这么默默无声地连个响都没有吧？您不能在那儿装傻充愣，装大个就不吭声吧？我都给您写了连着第三次了，您连个回音都没有，您这是宰相的样子吗？我去找您，看门的人都不让我进去。韩愈说，我真是实在没办法了。要是在春秋战国的时候，我去不了鲁国，我可以去齐国。我去不了齐国，我就去郑国。我去不了郑国，我可以去秦国。去不了秦国，我可以去楚国嘛。可是现在不是那时候了，就是一个唐朝，只有一个国家。再往边上走，就到了国外了，我真的是没地儿去了。我想报效祖国，您得给我个门儿，让我进去。给我个位置，让我坐在上头，我才能报效祖国呀。

画外音：

韩愈的三次上书，虽然慷慨陈词，义正词严，但结果却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按照历史记载，此时担任宰相的是贾耽、卢迈、赵憬三人，韩愈的三次上书是分别给这三位宰相，还是给其中的一两位就不得而知了。那么宰相为什么对韩愈的上书置之不理呢？而对于韩愈的做法，后世有很多研究者认为，韩愈太急于追逐功利，因而以此诟病韩愈。那么康震教授对此会有怎样的分析呢？韩愈的仕途之路又将走向何处呢？

康震：

当时的宰相有三位，我们不是说这三位是奸臣，也不能说人家就是庸庸碌碌无为之辈。选拔人才它有它的渠道，它有它的程序。即便是贵为宰相，位极人臣之人，也不能轻易地就打破这种常规。再加上选拔人才里边，盘根错节的各种矛盾和人际关系，是非常复杂的，没有那么容易。韩愈的这样急切的态度我告诉你，绝对我们不是在这说他不正常，有很多后来的研究者认为，就觉得韩愈这个人，你既然是孔孟儒学的代表人物，是思想家、是政治家，你应该在这个问题上表现得很从容嘛，很大度嘛！不要这么汲汲于功名利禄，看上去很猴儿急的样子，是不是？有失体统。那是站着说话不腰疼。再者说了，在唐代，我刚才说了，一个真正的有价值的人才他要出人头地太困难了。韩愈很清楚自己将来要干什么，绝对不是为了要饭吃，绝对不只是为了一个官做，他有大志向，他要用儒家的仁义，孔孟的这种道义，要挽狂澜于既倒，要救济民众，要为国家做事。他知道自己的价值在哪儿，所以他才着急。而且韩愈的这种态度代表了唐代一大批的出身寒微、出身贫贱的读书人的命运，这是他们共同的命运。所以韩愈的这种呼唤，是典型的不平之鸣。路见不平，我就要发出声音。我不能那样子，默默无闻地在这种沉默当中，承认甚至被迫遵循自己不幸的命运。韩愈之考不中博学宏词科，韩愈之艰难地应考科举进士，除了我刚才所说的，他的文章，跟当时流行的文章的风格不太符合，他没有碰到赏识他的人之外，还有个很重要的特点，也是很可贵的特点，就是韩愈的个性是宁折不弯的。韩愈这个人，在他年轻的时候是给很多的高官写过自荐信的，这在唐代知识分子当中是很普遍的，没什么奇怪的。但是韩愈的自荐信有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他一方面求人办事，但是往往又会告诉宰相说，我觉得你应该怎么做，才是选拔人才的正确的态度。他一方面说自己是很值得同情的，我很穷困。但是他的信到了对方的手里，看的时候，人家一点都没感觉到他的身上有穷酸之气。所以这样的人，才能够成为千古文坛上的一代文宗，才能够成为唐代思想史上重要的思想家，才能够成为复兴儒学、倡导孔孟之道的伟大人物。那么多参加科举考试的人，只有极个别的、像韩愈这样的人，虽历经挫折，而人格不倒。当然了，成不成思想家那是后话。眼前的事是没考上怎么办？进士考上了，博学宏词科没考上，到哪儿去当官呢？谁邀请你当官呢？谁会给你发俸禄呢？这是摆在年轻的韩愈面前的一个重大的生活的命题，也是前途的命题。他的前途到底在哪儿？他脚下的路到底该往哪儿走？这就是下一集要告诉大家的。

下集预告：

聪明勤奋的韩愈在仕途上却屡屡碰壁，上书无门，有志难伸，在朝廷做官无门之后，他又能去哪里？大多数人学习韩愈的文章，都从那句“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开始，那么《师说》因何流传千古？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解读《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二集《理想照亮现实》。

（二）《理想照亮现实》

画外音：

在科举取仕淘汰率非常高的唐朝，自幼聪明勤奋的韩愈在考了三次之后，终于在二十五岁时考中进士。但是根据唐朝的制度，中进士之后还需再考中博学宏词科，才能在中央做官。信心满满的韩愈又是三试不中，败下阵来。无奈之下，韩愈三次上书宰相，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拜访权贵，均被拒之门外。我们可以想象，一个有志青年面对现实所遭受的打击。此时的韩愈已经二十九岁，作为韩家唯一的指望，他必须负担起养家糊口的重任。在朝廷做官之门被关闭后，他又能去哪里呢？百家讲坛邀请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二集——理想照亮现实。

康震：

这条阳关道走不通，现在他都已经快三十岁了。我们古人说“三十而立”，他现在呢，快三十岁了，还什么都没立起来。阳关道走不通，倒是有一条所谓的“独木桥”可以走。这条独木桥是什么呢？就是到地方的方镇的节度使里面去做幕僚。大家都知道，在唐代由中央派驻到地方的节度使，这些节度使在方镇里面就是地方大员，统管地方的军政要务。比方说吧，我们原来讲过的，杜甫有个好朋友叫严武，担任过剑南西川节度使。这个“剑南西川节度使”是什么意思呢？就是统管川西地区的军政要务。所以在唐代啊，有这样的情形：就是如果你考中了科举但是没有通过吏部的考试，对这样的人才，还有一条出路，就是可以到地方的节度使方镇里面去当幕僚。我们知道，在“安史之乱”以前，地方的节度使多由军人来担任，安禄山不就是一个节度使吗？到了“安史之乱”以后，有些节度使就是由文人来担任。所以有很多科举考中进士的人没有通过吏部的考试，他们也愿意到这样的幕府里面去做幕僚。韩愈接下来要走的路就是这条路。可是大家要知道，这一条路是非常辛苦的一条路。为什么呢？因为一般到幕府里面做幕僚的人，他要经过这么几个阶段，就是：首先考中进士；第二去做幕僚；第三经过很长一段时间的努力之后才有可能上调中央。这跟考中那个吏部的考试之后直接到中央做官来讲，那就差了一大截儿啊。韩愈既然选择了这条道路，他这个进士科应举之后就先后在汴州（也就是现在的河南开封）、在徐州这两个地方的节度使的方镇里边做幕僚，其主要的职责就是协助节度使处理一些日常的政务。韩愈对这个工作很不满意。为什么不满意啊？原因说起来也很简单：第一，这节度使幕府的生活是节奏非常的僵硬而死板，缺乏人性化。韩愈刚到幕府来工作，幕府里边的小吏（一般的科员、办事员）就给他拿来了一份幕府里边的作息时间表。特别神奇的一张表啊。为什么呢？这个作息时间表里头规定，从本年的九月到来年的二月之间，大清早来上班，晚上才能回家，中间不能休息。这就好比说从早上六点钟或七点钟开始上班，一直上到晚上七点多、八点钟，然后你才能回去，中间不能回去。这个规定让韩愈非常地惊讶，很难接受。他就给当时的节度使张建封写了一封信。他信里面这么说：“古人有言曰，人各有能有不能。若此者，非愈之所能也。抑而行之，必发狂疾。凡执事之择于愈者，非为其能晨入夜归也，必将有以取之。苟有以取之，虽不晨而如夜归，其所取者犹在也”（韩愈《上张仆射书》）。用今儿的大白话说啊，（就是）您这个规定我没法儿执行。您要强行让我执行，我会发狂发疯的。您当时让我来幕府里工作肯定是因为看中了我的某一项才能，绝不是看中了我这个人善于早上上班、半夜回家的。而且如果我真的有某方面的才能的话，我这个才能也用不着大清早来上班、很晚才回家才能实现啊。是不是啊？不一定非得遵守这个作息时间表啊。他给张建封提了个建议，他说您看这样行不行，咱们上午五点或七点钟上班，十一点钟下班，下午咱们能不能五点或七点钟上班，九点钟下班，中午可以休息。我给您提这么一个建议，把您那作息时间表啊改得人性化一些。他给张剑封掰着指头讲道理说，您看，这个下级对上级和上级对下级都不能用一根尺子、一个标准来僵硬地衡量，是吧？具体问题要具体分析啊，对这么一个具体的人，你得量力而行，有的事情他能执行，有的事情您强行执行效果就不好。您宽松一点，人性化一点，这样办公室里头气氛会和谐。要不你“潜伏”我、我“潜伏”你，最后这办公效率就会很低。你可见，韩愈当时对这个死板的作息时间表是多么的反感。他不适应这样的生活、讨厌这样的生活。这是第一。第二，在当时，大家要知道，一个科举进士，到方镇的幕府里边去做幕僚，是一个双向选择的事情。比方说，这个方镇势力大，名气大，实力雄厚，节度使很爱惜人才，对这样的幕府，文人们都很喜欢去，有前途啊。但另一方面，方镇的节度使也有选择，要有才华，确实有真才实学，确实进到幕府里头能够帮助他有效地开展工作。所以一个文人进到节度使方镇幕府里边做幕僚，一方面看上去是上下级的关系，但另一方面，也是一个宾主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做幕僚的得尊重上级，而这个上级也要对下级以礼相待。而韩愈就在跟张建封掰扯这道理。掰扯什么道理呢？他认为呀，我跟你的关系，应该是平等的关系。何以见得？他就从这张小小的作息时间表说起，把这张作息时间表提高到了孔孟之道的高度。他对张建封说：“孟子曰，今天下地丑德齐，莫能相尚。无他，好臣其所教，而不好臣其所受教”（《孟子 公孙丑下》）。这是孟子当时的话。孟子当时说这么一个事：你看天下诸侯，他们的水平都差不多，互相做比较谁也不必谁高明多少。原因在哪儿？这些个诸侯都喜欢用听自己话的人，不喜欢用那些能够教导这些诸侯的人。就说白了，都喜欢听好话，不喜欢听忠言，因为忠言逆耳嘛。韩愈告诉张建封，现在情形可比孟子时代差远了。到您这来讨生活的人，那都是为了利益。到您这儿来做大事的人，那都是为了道义。您把这事儿想清楚。凡是为了利益的人，他是不可能忠君的。凡是为了道义而来您这的人，他是会很忠君的。他能忠君，不就也能忠诚于你吗？换句话说，您今天能不能听得进去我的建议那直接就牵扯到您是不是个忠君的人。您要是听进去了，那您就是个为道义而忠君的人；您要是听不进去，那您可就危险了。所以我们说，谈话和写文章，高度是顶顶重要的。高度一树立起来，你不服都不行。韩愈话锋一转，又接着说：如果我在您这儿个性受到压抑，又不敢说实话，这就比较麻烦了。天下人会怎么说呢？——“执事之用韩愈，哀其穷，收之而已耳。韩愈之事执事，不以道，利之而已耳。苟如是，虽日受千金之赐，一岁九迁其官，感恩则有之矣。将以称于天下曰，知己知己，则未也”（韩愈《上张仆射书》）。天下人会说，您要用我就是看我穷看我可怜，给我俩钱儿把我就收买了。我呢，之所以到您这来，也是看着钱的面子。要是这样的话，您一天之内给我赏赐千两黄金，一年之内连续升我升九次官职，我会感激您，但您要跟天下人说，我张建封跟韩愈那是知己，我告诉您，连门儿都没有!这就是韩愈的态度。你看，这看上去是一件很小的事儿，但经过韩愈一说，还真是大事。为什么是大事？不就是一张小小的作息时间表吗？从这里面能看出人才选拔的公正与否，是否重视人才的问题，人格是不是平等的问题，高官和小官之间怎样沟通的问题，你张建封是不是真正能够做大事的问题，甚至还提升到了是不是能够真正把那些忠君之士吸收到你幕府里来的问题。我跟你说，这就是韩愈的水平。韩愈之为韩愈的不同之处，在一个思想家看来，有小事件，但是没有小问题。刚才我们说这是两点，韩愈对这个工作不喜欢就在这些方面。还有第三点，就是这幕僚的工作品级很低：从九品。工作很琐碎也很平庸，对韩愈这样极富于创造力的人来讲，呆在这个位置上非常憋屈。第四点，在幕府里边工作，也存在一定的危险性。事实上韩愈先后在汴州和在徐州做幕僚最后离开都是因为这两个地方发生了兵乱。差一点祸及到了他的家人。所以综合起来看，韩愈虽然最后迫于生计不得已进入幕府做幕僚工作，但是就他的个性、就他的抱负、就他的才华，他在这工作是很不满意，也非常不顺心的。

画外音：

俗话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以韩愈这样的性格和行为，不论是他不满意节度使，还是节度使不满意他，韩愈都注定不会在藩镇呆太久。离开之后的韩愈又陷入窘迫之中。生活拮据，捉襟见肘，幸而经过多方求告，他得以上调回京，担任四门学博士。那么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官职？回京之后的韩愈，他的人生境遇又有哪些改变呢？

康震：

在当时的唐朝，中央的学校叫什么？叫国子监。国子监中分了好几种等级，第一种是什么呢？是国子学，招收三品以上官员的子弟；还有一个叫太学博士，太学主要是负责招收五品以上官员的子弟；再就是这四门学博士，四门学负责招收五品以下七品以上官员的子弟，还负责招收一些老百姓平民的子弟。就说这个老师啊，如果说国子学博士是教授，太学博士是副教授，这四门学博士啊，也就是个讲师。但不管怎么讲啊，这总算是调到中央的学校里去了，就像调到京师大学堂了，当了老师了，总比呆在那样一个让他非常的反感的、讨厌的、发牢骚的地方要好。可是毕竟啊，这个地方还是穷。我们知道在唐朝的时候这个国家办的学校并不富裕，老师都很穷酸。那么就是说韩愈在做四门学博士的时候，他这个家族已经很大了，不仅有他自己的夫人、孩子，还有他的侄子的家，还有他自己的亲戚。加在一起，大概有三十多口人。我们都还记得，长安这个地方，物价是很高的。靠他一个大学讲师的工资要养三十多口人，肯定是养得又不饱又不暖。他自己写了一首诗，这首诗的名字就很典型，叫《苦寒》，又苦又冷。这诗是怎么写的呢：……肌肤生鳞甲，衣被如刀镰。气寒鼻莫嗅，血冻指不拈。浊醪沸入喉，口角如衔箝。将持匕箸食，触指如排签。侵炉不觉暖，炽炭屡已添。探汤无所益，何况纩与缣。……这诗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啊，我们全家人太可怜了，皮肤全部都冻裂了，衣服是又冷又硬，冷风吹得人啊伤风感冒，鼻子不通。手指头冻裂出血，僵硬得都打不了弯儿。想要喝一口热酒暖暖身子，可是我的嘴都冻麻了，张不开。筷子很冰凉，手指一碰上去就像碰到釺子上一样扎手，再靠近炉子也不觉得暖，想要把这个手脚放到热水里根本没用，全家人盖得都是非常薄的那种被子。总而言之，我现在的生活，又冷，又饿，又饥，又寒，没有一点热乎气。挣得少，家里人口多，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下，还不到三十岁的韩愈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的。这生活的压力都表现在什么上啊？他还不到三十岁，牙齿就掉得很厉害，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到，说我最近是又疲倦又衰老，左边的第二颗牙齿已经开始掉落，视力下降，老眼昏花，离的很近都分辨不清楚颜色，对光线不敏感。而且我的鬓角一半都已经白了。头发都是一撮一撮的白。你说现在二十岁不到三十的人，哪回这样啊，这肯定是得了大病了。但是韩愈的病是明显的，他的病就是穷病，就是太穷。这就是对韩愈来说生活的本质，一点都不浪漫，一点都不荡气回肠，甚至是非常地酸楚。对于韩愈来说，工作和生活的本质肯定不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他是要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怎么办呢？他一方面要顾着家，一方面又不能放弃理想。一方面要低声下气地求人，一方面还要坚持自己的人格。这对于韩愈来讲，是一个非常两难的选择。所以在给朋友的信里面，他在分析自己的状况，他怎么说？“至于汲汲于富贵，以救世为事者，皆圣贤之事业，知其智能谋力能任者也。如愈者又焉能之？始相识时，方甚贫，衣食于人；其后相见于汴、徐二州，仆皆为之从事，日月有所入，比之前时，丰约百倍，足下视吾饮食衣服，亦有异乎？然则仆之心，或不为此汲汲也，其所不忘于仕进者，亦将小行乎其志耳。此未易遽言也。”（韩愈《与卫中行书》）什么意思呢？说我告诉你，我知道，有很多的人都奔忙在求富贵的路上，可是有一样，我现在求富贵不是为了多吃几碗饭，多穿几身衣裳。我现在求这个富贵，是为了我将来从事圣贤的事业而打下坚实的基础。他跟朋友说，你看，当初我在京城赶考的时候你见过我，我穷的要命啊，吃饭穿衣都要靠别人救济。后来情况好了，到了这个方镇的节度使里面，虽然那个工作我很不喜欢，但是那个地方收入高啊，是吧？你在看我穿衣吃饭，不再像以前那样了。但是这并不是我追求的终极目标。我之所以现在依然愿意这么穷酸地走在仕途的道路上，就是因为我内心的理想从来没有放弃过，我内心的执着从来们没有放弃过。所以韩愈啊，从科举考试一直到现在做官，这官做的是磕磕绊绊，越来越穷酸，其主要的原因就是他从来没有放弃自己的理想。他的理想是什么？就似乎要光大孔孟之道，就是要用孔孟的仁义之道来重新建设大唐，来复兴大唐。但是我们知道，他这条路啊走的是十分艰难。所以我们说，在韩愈看来，追求功名富贵，追求金钱是没有错的。但关键在于，在追求的过程当中，绝对不能放弃理想，放弃执着。这是他的一个底线，这也就是为什么他到人家节度使方镇里还要跟人家提那么多条件。这要按一般人讲，这不是疯了吗？你到我这工作还跟我提这么多条件，而且提的这些条件对我来说都是很难接受的。但是对韩愈来讲，他很惧怕贫穷，他也让贫穷把他整得怕了。但是如果这个贫穷跟他个人的追求发生了冲突，他是绝对不会苟且、也不会妥协的。正因为如此啊，我们说，就算在刚才那首《苦寒》诗里，他说自己全家人吃不饱、穿不暖、手指头也冻僵了、嘴巴也冻木了、吃饭穿衣都成问题，但是这首诗一个最要命的地方在哪儿呢？就是这首诗不但写了自己家里面的贫穷，而且韩愈把个人的贫穷和国家当时的命运、跟朝廷的官员的政绩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在他看来，隆冬就要过去，天气就要转暖，我们朝廷的风气也应该变化。怎么变化呢?应该着力选拔人才，不能再让老百姓的生活这么苦了。所以这首《苦寒诗》我给大家讲的就这一小段，写得非常地苦，写得非常的冷，但是这首诗的全部如果我们看下来就会很吃惊地发现，他是借着个人的生活困苦来影射朝廷的工作，眼界是很开阔的。这样的诗就跟杜甫的诗是非常像的，就是借着写自己的小家庭，但是影射的是整个社会的全局和大局。

画外音：

回到京城的韩愈仍旧过着贫寒的生活，但是因为内心有着远大的理想和抱负，韩愈仍在艰难的支撑着。此时的韩愈三十四岁，四门学博士是他到中央政府机构任职的开端。在任职四门博士期间，韩愈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此间，他写出了流传千古的名篇《师说》。那么，这篇文章究竟写的是什么？我们应该怎样去理解它呢？

康震：

《师说》这篇文章，可以说在中国是老少皆知。你就是这篇文章背不下来，“师说”这俩字你肯定知道。这篇文章一开宗明义就提出了一个重大问题，叫：“古之学者必有师”。这个世界上，只要你落生了，你就得学习；只要你学习，你就得有老师。老师是必须的，这个非常重要。换句话说，老师对每个人来讲都是一个必然的要素。你一落生到这个世界上你就缺不了老师。老师是干嘛的？他说了，“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用我们现在的话说，老师就是教你怎么做人，给你传授知识，给你答疑解惑。那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当老师呢？韩愈说的非常好：“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比我年纪大的，比我有钱的，比我地位高的，不一定就非能有资格当我的老师。比我年龄小的，比我社会地位低的，比我钱少的，未必不能当我的老师。当老师只有一个标准、一个条件、一个资格：闻道。韩愈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地说：“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老师不一定就比学生懂得多，学生也不一定比老师就知道的少，老师和弟子的地位永远都是相对的。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啊，你只不过是比我早几天懂得了这道理，你只不过是在专业的领域里边懂得多一点，出了这个专业的领域那就未必能当我老师。就好比我们自己来说，我自己也是一个老师，我现在在给大家讲课，讲韩愈，那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前两年、前十年我看了韩愈的书，我读了韩愈的文，我吟诵了韩愈的诗，我比大家早十年、早五年了解了韩愈，所以今天我站在这里给大家讲。但是如果今天课一结束大家回去也翻了韩愈的书，忽然发现说，哎哟，康老师讲的韩愈还稍显不足，跟我的理解比起来还有点不一样。这时候啊你虽然还是在学的阶段，但是，你已经不再像以前了。如果再十年之后，你看完韩愈后发现，你觉得你对韩愈有更加独特的了解，这个时侯说不定我就坐在下面，你在上面讲。那我今天在这讲韩愈，讲唐宋八大家，讲古代的文学，但是相对于现当代的文学，相对于艺术、美术、绘画来讲，我就是人家的学生。我可以给人家讲唐宋八大家，但是他也可以给我讲什么呢，讲中国的书画史。所以说什么呢，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这体现了一个根本的要素，大家知道是什么吗？是对知识的尊重。就是在知识面前人人平等，而不是以血统、以地位、以财富来论定一个人的高下。那大家又奇怪了，说老师其实你讲的都是些废话。为什么呢？你说的这些道理、韩愈讲的这些道理在我们现在都是常识啊，所以我们觉得韩愈讲的这些我们现在来讲没多大的启发。这样的文章，你说它是流传千古的名篇，我们都很奇怪。再说了，中国古代传统不就有尊师重道的传统吗？我就想问问，凭什么韩愈的《师说》讲这么普通而简单的道理，他却非得是千古名篇？

画外音：

这篇入选中学语文教材的《师说》广为中国百姓所熟知，“尊师重教”也是中国自古以来的传统。但是，在康震老师看来，《师说》之所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却有着其特殊的原因，那么这个原因是什么呢？它与韩愈又有什么关系呢？

康震：

在唐代，当时的社会风气不仅是不能为人师，而且还耻为人师。那么哪些人耻为人师呢？为什么呢？韩愈在文中都有明确的交代。他是这样说的：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说你看现在这些当官的，士大夫这一类的人，当他们一听谁说“我是你的老师”，“我是谁谁谁的弟子”，大家就聚在一块笑话他：“真是的，说这样的话。我跟你之间年龄又差不了几岁，地位的高下又差距没那么大。我自己要是官位很小那我就觉得我当你的老师羞得慌，要是你官特别大，我叫你老师，显得我不是阿谀奉承你吗？”就这么着，对于当老师这件事，对于师道的事，是耻于谈的。其实大家要知道，有一个核心的问题，所谓“士大夫之族”指的是哪一群人呢？绝对不是像韩愈这样出身很低微的人。所谓士大夫之族，指的就是在唐朝社会里的高门望族。什么叫高门望族？举个简单的例子，唐朝有几大门姓，这几大门姓可真是不得了。比方说你要是一个长安人，你姓杜，杜甫的杜，就拿杜牧来说吧，晚唐的诗人杜牧，就是京兆杜氏，长安姓杜的，望族。大家知道中唐有一位著名的诗人韦应物，长安姓韦的，有一句民谣叫：“长安韦杜，离天尺五”。就在长安城里姓韦的和姓杜的人，离上天只有一尺半。那意思是离谁只有一尺半啊？离天子只有一尺半。大族。望族。柳宗元也是望族，柳宗元是河东柳氏。你要是范阳（北京）人，你姓卢，卢照邻的卢，那你是望族。这些望族在社会上的地位是最高的。他们祖祖辈辈做官，可以不去参加科举考试，就能做到很大的官。可以不通过艰苦的、刻苦的学习，就能世袭官位。所以对这些人来讲，存在不存在奖掖后学的问题？存不存在提携后学的问题？不存在。当他们一出生，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不是含着金钥匙出生的，是含着办公室的钥匙出生的。他们天生我才，就能当官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学习、拜师、这都是白搭，而祖祖辈辈的这样一种关系才是他能做官的最重要的因素。说到这大家就可能就明白了，为什么韩愈要提倡为师之道？为什么韩愈要提倡学习？为什么韩愈说要重视知识？因为在唐代，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最重要的一个体现就是科举考试。只有通过科举考试，你才能够真正地从一个贫寒子弟一跃成为国家的栋梁。但是我们知道，韩愈参加科举考试顺不顺利呢？很不顺利。韩愈的官做得非常辛苦，原因在哪儿？他自己也说了，我没有关系，我也不跑关系，我们家不是高门望族，我也没有显耀的背景，我只凭着我这杆毛笔，和我面前这几张纸，还有我家里面的书。所以写《师说》，他的核心是什么呢？是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为什么要这样说？是因为在唐朝的时候这些高门望族的势力依然是很大的。他们自己不仅不学习、不拜师，而且他们还要嘲笑这些贫寒子弟学习和拜师。所以韩愈在《师说》里面说：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那些手工业者、那些做粗活的、那些社会地位很低的人，都要勤于学习、勤于拜师。为什么？因为如果他们再不学习、再不拜师，他们的社会地位就永远不能得到改变。所以我们说，《师说》是韩愈呼吁勇于为师、敢于为师的一个号角，是呼吁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一个号角，也是呼吁要改革政治体制、改革人才选拔制度的一个号角。我们现在读《师说》不仅仅从里面能够感受到的是师道的尊严、作为一个老师的光荣，更重要的是感受到在一千多年以前，韩愈对人才、对知识、对教师这个职业的独特理解。可是你要知道，韩愈写这篇文章的时候也才不过三十五岁啊，在写《师说》的时候。这个时侯，这篇文章就已经体现出了韩愈作为一个思想家的那样一种深邃和远大的眼光。当然了，思想家也要吃饭，一个不吃饭的思想家是很难继续思想的。韩愈不能总是呆在四门博士的位置上，如果再继续这样呆下去，不单生计难以维持，也谈不上实现理想。所以对韩愈来说，在他四十岁之前必须再谋一个铁饭碗。这个铁饭碗得达到这样的要求：第一，它能够维持自己的生计；第二，它能够不坠青云之志；第三，它能够不让自己的人格受到扭曲；第四，它能够让自己多多少少地实现自己从小就立下的志向。那么这个铁饭碗到底是什么呢？这就是我们下一节课要讲的，谢谢大家！

下集预告：

韩愈受了高官的推荐终于在朝廷之中担当要职，但是他却检举这位高官。究竟是韩愈无情呢还是其中另有隐情？说真话丢了官位，说假话丢了自我，仕途坎坷的韩愈究竟路在何方？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做客百家讲坛，为您解读唐宋八大家的智慧人生，“韩愈”第三集——敢问路在何方。

（三）《敢问路在何方》

画外音：

唐代虽然奉行科举取仕，然而在人才选拔上却仍然被世家大族所垄断。韩愈有感于此写下了千古名篇《师说》。韩愈在四门学博士的位置上也力行实践、敢为人师、广收门徒。在此期间他写下了《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篇文章被看做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但是担任四门学博士毕竟人微言轻，韩愈要完成自己的大志恐怕难以实现，而且自己微薄的薪水也难以供养一个大家族。那么韩愈该怎么办呢？他的路究竟在何方呢？百家讲坛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为您讲述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三集——《敢问路在何方》。

康震：

现在眼前的问题就是说，写完《师说》之后您下一步怎么办呢？接着在四门学这儿当博士吗？肯定不成。思来想去啊，人在屋檐下，还真是不能不低头。咱可以一边写着《师说》一边再求人，不耽搁。这回是求谁啊？求的是个大人物。此人姓李名实，在当时担任工部尚书兼京兆尹，用现在的话说是国家建设部部长兼长安市市长，就相当于咱们北京市市长，是首都的市长。韩愈得称赞人家两句啊对不对，然后再提出自己的诉求。他说，李实啊您这个人、您这个高官，是我这些年所见的王公大臣里边难得的“赤心事上、忧国如家”的人。什么意思啊？大部分的官员都是明哲保身、但求无过，可您不一样，您是把国家当成自己的家了。您是什么样的人呢？是赤胆忠心的人。韩愈又说，说今年长安地区发生了大旱灾，几乎是颗粒无收。可是在您所管辖的这个长安市（长安地区）里边，没有出现盗贼，社会治安稳定。这是为什么啊？这都是您治理得好啊。在您的治理之下，各项规章制度都能顺利地执行，各项治安管理都能走向正轨。您不但赤胆忠心，您不但是一个忠诚于朝廷的人，而且您是个有办法的官。

要么怎么说“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呢，韩愈笔下的李实，跟实际情形中的李实是一回事吗？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不但不是一回事，而且还是截然相反。李实这个人，原来在地方做官的时候克扣军饷、引起众怒。有人要杀他，他半夜从城头上吊根绳子搁城墙上溜下去，跑回长安。李实这个人是正宗的皇亲国戚，他是唐高祖李渊的后代，嫡传后代。不是假后代，是真后代。而且当时的皇帝唐德宗对他非常地宠信。他不是京兆尹吗，长安市市长，他底下有很多的属县，很多县官。他对其中的一个县官不满意，找了个茬就把他撤了，然后诬陷他把他贬谪到遥远的地方去，然后安插上自己的亲信。有一年长安地区遭了旱灾，遭了灾情。这个李实，本来朝廷下了诏令说免除当年的租税，可是李实为了讨好皇上，不但没有免除，而且还加增租税。老百姓没办法，卖儿卖女。后来李实被贬到外地的时候，老百姓知道这个消息后，在怀里揣着石头揣着瓦片，在路边上等着欢送他。他自己知道了以后非常害怕，半夜偷偷地才跑掉的。就这么一个人。可是你能说这是韩愈的错吗？韩愈写这封自荐信给他的时候能不知道这个李实是个什么东西吗？他肯定知道。但是我们也知道，韩愈以前写过多少自荐信，有回音吗？半点回音都没有，连个响都没听过。他现在还有没有选择给谁写、给谁不写的权力吗？他有这权力吗？他没有。他唯一的权力、唯一的能力就是看谁在朝廷里能说上话，他就得给他写信。

在我们的心目中，韩愈是一个有骨气的人、韩愈是一个有个性的人、韩愈是一个不放弃自己人格的人。但是再伟大的文学家和思想家、再伟大的哲学家，就像我们说的那样，他就像一只老鹰，当他受伤的时候，他有时候飞得比那鸡还要飞得低。但是有一样，这鸡它只能飞两尺高，每天只能飞这么高。但是老鹰的伤势好了之后，他能一飞冲破霄汉。对于一个思想家、文学家，对于像韩愈这样有崇高人格的人，不意味着他就不犯错误，他就不会做不光彩的事。最关键的是，他做完这些事之后，他是不是还放弃了自己的原则；最关键的是，我们常说的一句话：出污泥而不染。这是句废话，出污泥当然就不染了，关键是你身在污泥之中不染，这才是真功夫。所以像韩愈这样的人，历经挫折，不改其志，这就叫“入污泥而不染”。

画外音：

韩愈的这封自荐信确实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在求李实不久之后，韩愈被推荐任国家的监察御史，相当于现在国家监察部的官员，专门监督百官。官不大，权却不小。但身处权力要害的韩愈却做出了一件令人吃惊的事情，这是怎么回事呢？

康震：

我们刚才说了，韩愈在做官的路上、在科举考试的路上说了不少违心的话，这是没办法的，现实压迫下，没有办法的事情。但他不是个放弃理想的人，也就是说韩愈一直是举着理想的旗帜却行走在污泥浊水当中，可有一样，等到他到了一定的位置之上，等他能够在这样的位置上发挥自己的才能、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的时候，他是绝对不会把这旗子放下来的，他会举得更高。就举个很好的例子说明这点。什么例子？就这李实。

刚才我们说了，韩愈夸他来着，说你看今年以来长安地区遭了旱灾了。到了秋天的时候又遭了霜灾。您治理的好啊，无盗无贼，纪律良好，是不是？可是你要知道，实际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朝廷知道今年长安地区遭了灾，下令减免租税。可是李实呢他不这么做。他要讨好皇上，他跟皇上怎么说呢？他说虽然遭了旱灾，但是到了秋天以后庄稼的长势很良好，绝对没问题。结果朝廷又把免除租税的诏令又收回来了。收回来怎么办呢？你还得照收啊。这个李实就开始让各级官员征收租税。你想老百姓都没粮食收了，他拿什么交税啊？把自己家房子拆了，把自己家的树砍了，把自己要留到来年种地的种苗都交上去。在这种情况下，家家户户不但是吃不饱的问题，有的人家因为实在没法过了，就把老婆孩子都卖了。你说在这种情况下，韩愈这个监察御史该怎么做呢？

当时有个唱戏的戏子，实在看不过去了，气不过啊，就编了首民谣，嘲讽这个李实。你猜怎么着？李实知道以后，马上把这个人抓起来，上奏唐德宗，说这个人诽谤国家干部，把这个人给杀了。那你说这不就是杀鸡给猴看吗，文武百官谁敢吭声啊。没人敢吭声了？你放心，有人敢吭声。谁啊？韩愈。

韩愈作为监察御史，是不是他职分内的事情？是他职分内的事情。他给唐德宗上了一道奏章，讲了四个观点：

第一，他说旱情这么严重，朝廷百官没有一个人吭声，没有人给您说真话，您也就不了解情况，下达了不用减免租税的命令。这句话的潜台词是，李实这个人飞扬跋扈，隐情不报。您也不再做更深入的调查研究了，就听他的一面之词，对李实来讲，有蒙蔽之罪；对百官来讲，有渎职之罪；对天子来讲，韩愈没有说话——反正你也是够呛，因为毕竟已经饿死那么多人了。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说皇上您是仁爱之人啊。对那些真正犯罪该杀的人，您都有一颗体恤之心。更何况现在灾情如此严重，有这么多的灾民，难道说就没有一点怜悯之心吗？皇上啊，可不是见死不救的人啊。这话说得就比较重了，是不是啊？因为身为人君，怎么能见死不救呢。可是你为什么会见死不救呢？因为有人知情不报。你也就信以为真，顺水推舟。我建议您赶紧改正这个错误的决定。这是第二条。

第三条，首都是天下的心脏。首都的稳定是非常重要的，现在首都地区发生了这么严重的灾情，老百姓应该得到你更大的呵护和关爱才对，这是有利于朝廷的稳定、有利于首都的稳定。首都一稳定了，天下就稳定了。所以韩愈告诉皇上，现在啊您急着收租税，您收不了多少税上来，还伤了人心。我建议您缓收租税，眼光放长远一点，馒头不吃在篮子里头放着你着什么急啊。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不要听有的人一面之词，不要着急现在就收租税。这是什么角度？这是国家安全的角度。

第四，现在提出一个建议说，现在已经收了就算了，也就别退了，对不对，没收的话，你就不要再收了，等到来年丰收之后，你想收多少收多少。就这四条，我们看到，这四条里头提李实的名字了没有，没有，这里面没有提李实的一个字，也没有抨击皇上的意思。但是每个字里面，感觉都饱含着抨击李实的意思。应该说韩愈还是知道轻重的，他知道这个奏章应该写的比较策略一些，应该给李实留点面子，应该给皇上留点面子，应该给朝廷留点脸面。他只不过是提点建议，很软的建议，说已经收了的不用退了，还没收的就让人家缓交，好不好？这不就是把李实的面子也顾住了，把自己的意见也表达了。

画外音：

韩愈为官多年，遍尝人情冷暖，所以他才能够低声下气地去求李实。于情上，李实算得上是对韩愈有恩。然而，李实却作恶多端，韩愈如果是一个合格的监察御史，如果是一个正直的好官，他必须对此做出反应。于理上，韩愈没有错，那么朝廷对韩愈的意见，又是什么样的反应呢？

康震：

朝廷当然有反应啊，后来韩愈写了一首诗，其中有三句提到的，就是朝廷的反应。这诗怎么说啊：天子恻然感，司空叹绸缪，谓言即施设。（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皇上看了奏章之后，顿生恻隐之心。这皇上还算有点良心，宰相看了之后觉得，哎呀，韩愈果然是有情有义的人。百官们知道了以后觉得，应该赶紧按照韩愈的说法，去具体落实执行，就我们经常说的，要紧抓落实。韩愈挺高兴啊，心说，你看，我这才没当几天监察御史是吧，提了这么个建议，朝廷上下包括天子在内，反应还是很不错的。那就等等吧，奏章上去了，还汇集有关各方部门，统一协调，统一部署，紧抓落实。这不还得一段时间吗，就等着，缓收和免收租税的诏令下达了，等等吧。等着，等了十天，诏书果然下达，你说真是灵验啊，韩愈不愧是一个有能力有眼光的好官，诏书一旦下达，命令把韩愈贬往广东的阳山县。这个广东的阳山县，就是我们现在广东省的阳山县。距离长安将近四千里地，要是走路走的话，坐个牛车什么的，得六十多天呢，韩愈都傻了，是不是，我到底说什么了我，这么陪着小心的提了这么一个这么畏畏缩缩的一个建议，也没批评谁，也没有指名道姓谁。再说了，我是监察御史啊，这是我分内的事情，又不是越职言事，我们知道在古代的时候，越职言事，就是超越了你的职责范围，给皇上提意见，那是不行的。我没有越职言事啊，再说了我都给足你们面子了对不对，我得罪谁了我，为什么我就这么冤啊，为什么这倒霉的事，总是落在我头上。我才刚从四门博士，迁到监察御史，我考科举我多不容易啊，对不对，我熬到现在我，你哪怕把我罢免到长安地区也行啊。你一竿子就给我贬到了四千里以外的地方。这个打击实在是太大了，这哪是走入仕途啊，这整个一个误入歧途啊，没用。刚才不是说有三句诗吗，这会儿该说那第四句了，他说：谓言即施设，乃反迁炎州。我本想着朝廷马上要采取措施了，做梦都没想到，反而下来的诏令，是把我贬往遥远的阳山，我告诉你古代的时候，贬谪是非常严厉的，韩愈在诗里说：朝廷监督我出发的官员，就在门口，我的妹妹身患重病卧在床上，大家请求使者多给些时间，来我们告别一下，都不允准。没办法，我的老婆抱着年幼的孩子，出来给我送行，大家哭成一团，不知道这一去，还能不能再见面，也许就是生离死别。那可不是吗，我们知道，在古代的交通是很不方便的，如果真的是要走六十天的话，路上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事实上也是如此，有很多的官员，被贬到遥远的他乡之后，他没有活着回来，在路上就患重病死去了。这样的事情很多，那你现在想想，韩愈好不容易升了一级，还不如不升呢，老老实实地在大学里待着当老师。封建时代的仕途，就是这么险恶，封建时代的官场，就是这么黑暗。当你认为自己待在了一个正确的位置，说出了一句正确的话，也许是发挥了正常的职能的时候，封建时代的官场，给你的答案，往往是错误的答案。这是没有道理的道理。你就是再悲愤，再发牢骚都没有用，赶紧走人，你的位子现在在阳山县。

画外音：

在阳山令任上，韩愈刻苦学习，不断反省自己。我们非常熟悉的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就是韩愈的治学名联。此间，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韩愈与青年学子们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此后，韩愈被召回京都，十年间历经宦海沉浮，直到他四十八岁时，韩愈迎来了他人生又一个转折点，被任命为中书舍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官职，韩愈终于进入了国家的核心权力层，那么韩愈究竟做了什么事情，突然让皇帝赏识起来？这个任命又对韩愈的人生有着怎样的意义呢？

康震：

韩愈在阳山县的时候，被召回到长安洛阳，这个时间，是个很关键的年份，为什么呢，这一年，唐宪宗继位，是为元和元年。唐宪宗我给大家说，就是从唐太宗、唐玄宗以后，一直到唐朝灭亡，可以这么讲，他是唐玄宗之后，唐代数一数二的好皇帝。他继位之后，年号是“元和”。他在位的时间十五年，这段时间，有个说法叫元和中兴，就是唐朝在经过安史之乱之后终于出现了一个中兴的局面，这个局面是在什么时期发生的呢，就是唐宪宗继位之后。韩愈赶上好时候了，他的好日子来了，这是国家的大局发生了变化。

唐宪宗继位之后，朝廷的风气，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关键是用人，唐宪宗用宰相用得好。当时先后担任宰相的李绛、崔群、裴度、武元衡。不但道德方正，而且执政能力都很强，不但执政能力很强，而且为政的理念也很端正，这是很重要的啊，更重要的是，李绛、崔群，这是当年韩愈考的那一榜，大家还记得吗，他们都是同榜之人，都是“龙虎榜”上有名的人，算是同年，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讲是什么，都是老同学啊。裴度是韩愈参加那个吏部的博学宏词科的时候俩人一块儿考过试，当然人家裴度考上了，他没考上，但这也是很重要的交情了。这些人上台之后，他们本来在政治理念方面，在个人的风格方面，就跟韩愈很接近。所以，他们的提携是很重要的。

第二，韩愈这些年我说了，虽然仕途一直坎坷不平，但是，他一直在倡导复兴孔孟的儒学之道、仁义之道。一直在倡导学习写作古文，一直在倡导改变盛唐以来的诗风，在古文运动方面，他跟柳宗元号称韩柳，蔚为大观。在诗歌创新方面，他跟孟郊号为韩孟诗派，这个时期无论是在思想的领域，在文章的领域，在诗歌的领域，韩愈的身边，都聚集了一些有识之士。这些人甘愿地追随他的思想，追随他的创作，追随他的人格，他在社会上拥有了巨大的影响力，这些巨大的影响力与唐宪宗想要复兴大唐造成中兴局面的政治意愿，是不谋而合的。所有这些原因，都使得韩愈，在历经波折之后，终于能够回到了朝廷。不但回到了朝廷，而且站到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高端的位置。

那么现在来说，我们就有一个很大的疑问。什么疑问呢？你看，韩愈在教育部门工作过，在军事部门工作过，在审计部门工作过，还在这个文史部门、在监督部门、在决策系统都工作过。在这十来年的时间里面，他可以遍历官场的各个部门，他自己写了《五箴》反省自己的行为。那我们现在有一个疑问就是，他在官场摸爬滚打这么多年他还能坚持自己的本色吗？这是个很大的问题啊。他经济地位、社会地位都发生变化了，在这期间，韩愈曾经写过一首诗，很有意思，这首诗的名字叫《入关咏马》，说白了，就是说说这匹马。什么马啊？自己胯下的这匹马。这匹马出了什么问题了？他在诗中写到：

岁老岂能充上驷，力微当自慎前程。不知何故翻骧首，牵过关门妄一鸣。

哎呀我胯下这匹老马啊，真是老啊，你老得都不能再冒充你是一匹骏马了。像你这样的老马应该谨言慎行啊，慢慢的走路。哎？今儿个奇怪，突然昂首阔步，大叫了一声，你到底要干什么啊，平白无故地叫这一声？大家都知道，肯定写的不是他胯下这一匹马。这写的他自己。我们就在想，韩愈这一匹年届五十岁的马，在进入到了核心的决策层之后，在经历了这么多官场的历练了之后，他到底是不是还能够坚持本色？他又再能做出怎样的成绩来呢？这是我们很关心的事情。要知道具体的情况，还要等到下一集再说。谢谢。

下期预告：

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有“百代文宗”之称，文才出众可想而知。而不仅如此，在朝廷危难之时，韩愈挺身而出，以军事参谋的身份参加了讨伐叛军的战争。那么战场上的韩愈究竟是纸上谈兵还是料敌如神？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讲述《唐宋八大家》系列韩愈第四集——《沙场初点兵》。

（四）《沙场初点兵》 画外音：

韩愈在二十五岁时考中了进士，四年后正式开始做官，先后担任过四门学博士、监察御史、中书舍人等文职。由此可见，朝廷看重的还是韩愈的文才。在人们的印象中，他也许只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文人，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在朝廷出现危难之时，韩愈却能毅然披挂上阵，担负起军事参谋的重任，走上了讨伐叛军的战场。从没有过战争经验的韩愈如何成为一位军事参谋，战场上的他会有怎样的表现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讲述《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四集——《沙场初点兵》。

康震：

上一集我们讲到，韩愈经过了三十年的努力和奋斗，终于从一个很贫寒的读书人成长为一个国家的高级干部。这中间又经过了非常艰难的、曲折的奋斗。咱们说句实话，就是像韩愈这种性格，他在官场上肯定是吃不开的。但是问题是，韩愈这个人在成长的道路当中从来就不是看着权贵的眼色成长起来的。他是靠真本事走到现在这一步的。他是在官场吃不开，但是这样的人，如果遇到了一个有眼光的好领导，有眼光的好皇帝，有眼光的好宰相，在国家有大事的时候是肯定会重用他的。我们说这个话不是随随便便说的，是有事实依据的。什么事实依据呀？唐宪宗元和十二年，也就是公元817年，朝廷任命当时的宰相裴度为淮西宣慰招讨处置使，负责全权处置讨伐淮西的叛军。用现在的白话文讲。裴度担任的是个什么职务啊？就是负责讨伐淮西叛军吴元济的最高统帅部的统帅。朝廷任命韩愈为行军司马，这个行军司马相当于最高统帅部的参谋长。大家可能会有疑问，说你刚才说韩愈很有才华会被重用，这我们都相信，可是翻一翻以前韩愈担任官职的历史，他不是做四门学博士就是做监察御史，要么就是中书舍人。总而言之，他担任的都是文职，他是个文官，但是你现在跟我们说参谋长这个位置，这可是讨伐叛军的军队里面的军职，是一个武官的职务，怎么能让他来做呢？即便要重用他，也用不着绕这么大的弯子。再说了，韩愈自己能不能胜任这个官职，这还两说呢。我们说，这话说起来就长了。为什么？大家知道，“安史之乱”以后，唐朝面临的最大问题有三个，第一就是藩镇割据，第二就是宦官专权，第三就是朋党之争。这里边尤其以藩镇割据最为严重，它威胁到了唐王朝的统治。什么叫藩镇割据？说白了，就是掌握着地方军政大权的这些藩镇的将领，不想再听朝廷的号令，想要跟朝廷分庭抗礼、独立山头。在韩愈的时代，有四个这样的藩镇，与朝廷有二心。第一个是平卢节度使，他的管辖范围大体在现在山东地区，他位于东部；第二是成德节度使，他的管辖范围在现在的河北的中南部地区，他位于北部；还有一个是淮西节度使，他的管辖范围在现在的河南南部，位于南部；最后一个是魏博节度使，他是位于河南和河北的交界地带。在这四个节度使当中，魏博节度使处于其他三个藩镇的环绕之中。就这四个节度使。那么怎么才能让这四个藩镇效忠朝廷呢？换句话说，朝廷怎么才能够收复他们呢？唐宪宗也不是个一般的人，他是各个击破。首先就拿中间的魏博节度使下手，这是个眼中钉。他采取的不是武力的方式，而是采取的怀柔招安的方式，兵不血刃把这个魏博节度使先给拿下了。他宣布向朝廷效忠，这样一来就造成一个很好的形势，刚才不是说了吗？其他三个节度使环绕着他，把中间这钉子一拔掉，其他三个节度使之间的联系就被切断了，尤其是位于南部的淮西节度使，就成了什么呢？形只影单之势，要打他就很容易。可是有一样，你要打他，你得师出有名啊。你不能说你要揍他，你就随随便便就揍他，那别的藩镇也不服啊。这俗话说得好，想什么来什么，在唐宪宗的元和九年，淮西节度使吴少阳去世了，他的儿子吴元济自己宣布自己为节度使留后，就等于自己宣布自己是候补节度使，这等于是公开地向朝廷叫板，跟朝廷要官做。抓住这个机会，唐宪宗下令，讨伐淮西节度使吴元济。

画外音：

唐宪宗决定武力镇压位于河南蔡州的淮西节度使吴元济，然而讨伐蔡州的战争并不顺利。蔡州已经和朝廷分庭抗礼了近五十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朝廷的军队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战争延续了四年仍然没有实质性的进展，究竟是战是和，唐宪宗也没了主意。就在这时，韩愈的一封奏章给皇帝吃了一颗定心丸。那么，奏折上究竟写了什么内容呢？

康震：

这个战争进行得很不顺利，而且这些藩镇的将领秘密派刺客刺杀了当时主战的宰相。这样一来，朝廷上下震动，朝廷里面出现了两种声音，第一种声音认为应该接着打，坚持这种声音的是宰相裴度；还有一种声音认为什么呢？这样打不成了，还是坐下来谈吧，还是坐下来谈和了比较好。就在这样一个动摇的，松动的状态当中，韩愈站出来了，给皇上写了一封奏章。这封奏章的名字叫《论淮西事宜状》，用我们现在的话说就是论淮西地区的形势以及我们目前的任务。在这封奏章当中，他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就非常明确。这句话是什么呀？说“所未可知者，在陛下断与不断耳”。说我告诉你，你看着现在这淮西叛军非常猖獗，上蹿下跳地 打了几个小胜仗。我告诉你，他就跟成天上蹿下跳的大力士一样，他喊上几天之后他就没劲儿了，所谓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等他没劲儿的时候，我们让一个小孩子用一个扫堂腿就给他弄倒了。现在对您来讲，并不是淮西的局势有多么危险，而是您能下多大决心，您是不是下定决心要平定淮西的叛军，要把这场仗打到底。正所谓当断不断必受其乱。所以在这个奏章里头，韩愈的核心思想是要给唐宪宗鼓劲儿，要给他打气，同时还告诉他，这个仗您要想打好了，您得听我的，我有四点主张。第一点主张是什么呢？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韩愈跟皇上说，您开始打仗的时候，为什么老失利、战果不明显？主要是您的战线拉得太长，兵力太分散。您应该怎么样呢？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不能打击溃战。正所谓“与其伤其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个战略思想是非常重要的。第二点是什么呢？要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我们知道，毛泽东说过一句话，说什么呢？说“战争的伟力的根源存在于民众当中”。换句话说，人民群众的人心向背是决定战争成败的最核心的因素。他说，根据情报我们获悉，现在在敌人占领的地区，老百姓都自己把自己武装起来了，成立了“联防队”。我建议您把这部分老百姓编入军队里边，这样的话，动员当地的老百姓参加军队，他们对敌情非常了解，只有这样 您这军队才能无往而不胜，这是第二点。第三点，韩愈给皇上出主意说，你应该各个击破，分化瓦解。什么意思？说您看，现在您正跟淮西叛军打着呢，那不是还有俩吗？你跟他们俩也打啊，那叫两线作战，是兵家大忌。我跟您说，您跟那俩别来硬的，您下一道诏书就跟他们说，说其实啊，这个吴元济，我们本来就是要给他这个节度使的，没想到他反了，反了我就要跟他打。我知道你们一向是忠于朝廷的，所以你安心做你们的节度使，朝廷绝不会怪罪你们，可有一样，如果你们也不老实的话，可别怪我们丑话没说在头里。所以对这边是打，对那边是安抚，这叫各个击破、分化瓦解。第四，韩愈说，对于敌人的阵营、敌人的军队，应该做到什么？区别对待、宽大为怀。说对那些挑头谋反的将军，应该绳之以法，处死。可是对那些胁从的将士，就没有必要了，都是大唐王朝的老百姓，被这些谋反的将领，胁迫之下参加了叛军，应该对他们要仁慈一些，这样你才能够真正收复人心。这四条，我们看到，韩愈原来在我们心中是个文学家，是个思想家。但是通过这个奏章，我们感觉到，他更是一个政治家，而且由于对当时的政治局面、政治局势非常的熟悉，了如指掌，所以它能够提出系统的军事的战略和军事的策略，后人对于他这个奏章有一个评论，怎么说的？说“可谓料敌如神，非文士纸上谈兵套语”（林云铭《韩文起》）。他干的这都是很实际的，你看，我们看了他的奏章就知道 韩愈为什么能做这个参谋长，朝廷也是很有眼光的。

画外音：

在宰相裴度和韩愈等人的决意坚持下，唐宪宗任命宰相裴度为最高统帅去前线亲自督战，韩愈作为行军司马，随裴度去前方作战。这场讨伐藩镇之战，究竟取得了怎样的战果？从来没有带兵打过仗的韩愈，他的军事理论能否实现？战场上的韩愈会有什么样的表现呢？

康震：

应该说，裴度率领的这支大军取得了非常辉煌的战果。裴度手下有一员大将名叫李愬，这个人很会打仗，他探得情报，知道吴元济的老巢蔡州城内防御空虚。为什么呢？他的兵都调到北方的前线去。于是，李愬向裴度提了个建议，请求让他自己率领一支精兵，夜袭蔡州城，活捉吴元济。这是个非常大胆的建议，为什么呢？你说得容易，你夜袭人家，你要是夜袭不成那就叫有去无回，是不是？夜袭成功了那就是擒贼擒王。裴度很有眼光，李愬很有胆量，他们就批准了这个计划。在唐玄宗元和十二年十月十五日的晚上，李愬率领了九千精兵，冒着暴风雪，一夜急行军一百三十里，到达蔡州城下，一路上冻死冻伤了一千多人。这支大军里面的将士听说孤军深入，要去到蔡州城，大家都感到很恐惧，但是李愬治军甚严，他这个决战的意志不动摇，终于到达了蔡州城下。那些蔡州的守军想都想不到，做梦都想不到，这深更半夜下这么大的雪，唐朝的军队会来攻打他们。几乎是在睡梦当中，唐军占领了整个的城池，等到第二天早上吴元济本人从被窝里爬出来的时候，满城尽是唐朝军队。他再要抵抗为时已晚，只好举手投降。李愬呢？把吴元济押解到长安，这等于说把淮西叛军的老窝给端了，这带来的效果是一连串的，跟多米诺骨牌似的。为什么呢？那些正在观望这场战争的藩镇将领们一看吴元济倒了，都纷纷地一边倒地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给唐宪宗上表，表示效忠朝廷、归顺朝廷。唐宪宗时期平定藩镇之乱的这个事件，就此告以结束，取得了全面的胜利。大家说，你说得挺热闹，那韩愈作为行军司马，作为全军的参谋长，他在这个平定淮西叛军的战争当中他的主要贡献到底是什么？我们说，除了在日常的军队事务当中协助裴度处理这些军政要务之外，他的贡献主要有三点。第一就是在战争开始之前，协助裴度理顺人事关系，协调军队之间的关系。这是怎么回事呢？大家可能有所不知，刚才我所说的这四个要谋反的藩镇都聚集在中原地区，而在中原地区最受朝廷重视、势力最大、地位最高的节度使是宣武节度使韩弘。这个人可不得了。他在这个地方驻扎了二十多年，他本人又兼着宰相的职务，他的官品非常高，正一品。当初第一次唐宪宗要讨伐淮西军的时候，曾经任命韩弘为淮西行营兵马都统，让他负责统一协调指挥中原地区的这个军队。但是韩弘一开始作战，出于种种原因战果很不利。那现在问题就来了，朝廷又派了裴度作为宣慰招讨处置使，作为军事统帅来领导这次作战。那怎么样协调裴度和韩弘之间的关系呢？韩愈自告奋勇去见韩弘，为他陈明利害，说服他服从裴度的统一调遣。史书上记载说“弘悦用命”（皇甫湜《韩文公神道碑》）。韩弘非常愉快地接受了韩愈的建议，愿意统一听从裴度的调遣。大家要知道这是很不容易的。为什么呢？韩弘这个人呢，不但手握重兵，而且他的资历、他的地位、他的职位并不在裴度之下，所以要说服他统一地听命于裴度的调遣，而不是窝里斗、后院起火，给裴度造成掣肘，这也是很困难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韩愈的说服力、协调力都得到了充分体现。我们说，这可不是一般书生，在纸上随便谈谈兵就能谈好的。他去面对的这些人都是久经沙场的老将，要说服他们，那是很能见出韩愈的水平来的，这是第一大贡献：协助裴度协调关系；第二，刚才我说了，李愬向裴度提出雪夜偷袭蔡州城，立了大功一件。可是大家可能都很难想到，第一个向裴度提出这个请求的，不是别人，正是韩愈。韩愈当时从情报部门已经获得了这个消息，说蔡州城内守备空虚。他向裴度提出申请，让自己带一支精兵，夜袭蔡州城。这根李愬的申请是一摸一样的，但是裴度没有批准。我们想他没有批准也是可以理解的，第一，韩愈毕竟从来没有带兵作战过，他缺乏在一线作战的经验；第二，这个情报到底是否准确还需要进一步核准。现在虽然无法预测说，假设说韩愈要是去了到底能不能打赢呢？起码韩愈不仅在战略上是有眼光的，从这件事情来看，他在战役和战术上也是非常有眼光的。这我们说是他在第一次平定淮西叛军的过程当中第二个很重要的贡献：提供正确的战术；第三个主要贡献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淮西叛军平定了，还有那俩呢。刚才不是说了吗？韩愈给皇上出主意说，你把那俩先给安抚住，别让他们也跳起来。但现在淮西叛军已经平定了，你怎么办？你同时再跟那俩开战，大家知道，我刚才说了，打仗靠的不仅是战略战术，还要拼什么呢？拼经济，要靠钱的。你现在平定了淮西叛军之后，朝廷已经花了大笔的银子，再接着发动讨伐那两个藩镇的战争，打得起吗？能支撑得下来吗？这都是大问题。这时候韩愈就给裴度出了一个主意，说什么呢？说你得分析，他说这平卢节度使的头叫李师道，他是死磕这要跟朝廷抗到底的，一条道走到黑，对这个家伙，咱们现在先别碰他。让咱们军队休整一年，等明年咱慢慢收拾他。可是对于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就不一样了。为什么呢？王承宗这个人是个首鼠两端的人，见风使舵惯了，现在他一看咱把淮西给平定了，你现在派一个人，我们给他写封信，给他劝降，他一看到这封信之后，肯定是就坡下驴，他说不定马上就接受我们这投降条件了。裴度一听非常赞成，就修书一封派人去见王承宗。其实这个建议也非常大胆，为什么呢？里头也有很多问题。第一，这劝降信去了，王承宗一看大怒，反而谋反了，跟朝廷对着干，这怎么办？第二，他是想要投降，他提一大堆条件，你根本无法答应，这又怎么办？所以这种建议，它里边都隐含着多样的可能性，这最能够看出韩愈和裴度的胆识和胆略。这还不只是一个打仗的问题，还要分析对方的心理，好在这使者一去，王承宗就接受了条件，而且献出了自己管辖的两个州，向朝廷表示忠心，这是我们说的他的第三条很重要的贡献：成功劝降其他藩镇。所以从这儿我们就能看出来，韩愈这个人是怎么回事呢？他在作战之前他给皇上上奏章，坚定皇帝作战的决心；在作战当中，他不断地能够提出建设性的有远见的战术和策略，我们应该说韩愈是一个很杰出的战略家，也是一个很杰出的战术家。说句实话，在唐代的文学家里面，在中国古代的文学家里面，像韩愈这样的人，的确是不多见的，尤其是亲自带兵上战场的，这是很少见的。

画外音：

班师回朝之后，朝廷论功行赏，韩愈因为在这次征战中有出色的表现，被提升为刑部侍郎，位居四品。此时的韩愈可以说是春风得意，然而好景不长，一件震惊朝野的碑文事件，不仅让韩愈的心情跌入谷底，也为他最终被贬官埋下了伏笔。那么，这件事究竟是因何而起的呢？

康震：

大获全胜之后，朝廷上下是一片振奋，有的大臣就提出来，我们是不是应该立一个碑，来纪念这个不朽的盛事呢？所谓“刻石记功，明示天下，为将来法式”（韩愈《进撰平淮西碑文表》）。说白了一句话，就是建个英雄纪念碑，建了纪念碑，在碑上得刻碑文。那么这个由谁来写这块碑文呢？思来想去，最合适的人就是韩愈。为什么呢，原因有二：第一，韩愈作为行军司马，全过程地参加了这次战役，而且在这次战役的过程当中做出了很杰出的贡献；第二，韩愈是当代最杰出的散文家、最杰出的文学家之一，由他来写，再合适不过。所以朝廷下了旨意，让韩愈来承担这项光荣的工作。韩愈接到这个诏令之后心情非常的激动，他激动到什么程度呢？他自己说：“闻命震骇，心识颠倒，非其所任，为愧为恐，经旬涉月，不敢措手”（韩愈《进撰平淮西碑文表》）。听到这个伟大的任务落到了我的头上，我激动得浑身发抖，诚惶诚恐，我觉得我根本无法完成这个任务，已经过去一个多月了，我根本不知道这篇文章应该怎么写。其实我们知道，韩愈肯定是会写这篇文章的，只不过他太激动了，有点找不着北了。为了写这篇文章，韩愈花了七十多天的时间，写成之后，皇上命人把这封碑文抄写了数份，散发给那些立功的将士，然后刻成碑，立在蔡州城内，这就叫镇妖石，让以后蔡州城里边不可能再发生这样的叛乱。对于韩愈来讲，作战打胜了，文章写成了，这可谓是既立了功，又立了言，两全其美，人生也不过如此。可是我们知道，这个世上它就不太平，无风不起浪，为什么呢？这个事可能就太圆满了，所以就快要出差错了。他这个碑刚立起来没多久，就差点被人给推倒，起因是什么呢？李愬手下有一员部将，这个人姓石名孝忠，这个石孝忠在蔡州城内见到了这块石碑，读罢碑文之后义愤填膺、勃然大怒。他是个大力士，武将，他想要推倒这块碑。他是大力士，这块碑比他还大，推来推去没推倒，看护这个碑的将士非常的吃惊，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就告诉当地的官府。这还了得，这碑谁立的？这碑是天子立的。你推这碑等于是在推皇上啊。就把这石孝忠抓起来了。抓到监狱里头，石孝忠进了监狱里头，可能知道自己犯的罪很严重，反正也活不了，他就想了一个办法。想了什么办法？他在里头装孙子，别人都以为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就不太重视他，结果有一天，他趁这个狱卒不备，就用自己手上的这个枷锁把一个狱卒给控制住了，并且杀死了他。结果这个事情闹得很大，唐宪宗知道了以后非常的震怒，不但要推倒我的碑，还要杀我的狱卒，这到底什么人啊？我要见一见他。就把石孝忠带来见了唐宪宗，唐宪宗问他，说你为什么又推我的碑，又杀我的人？你到底要干什么？石孝忠说，我总算见着您了，我跟您说实话吧。等我把这话说完了，你要杀要剐就由你来。我是李愬的部下，我可以跟您说，李愬雪夜偷袭蔡州，把蔡州城拿下了之后，那时候裴度和其他的将领，还都不知道这事呢，这是大功一件，对于这次淮西的战役，有决定性的胜利。可是我看这碑上写的有点奇怪啊，怎么净是写的裴度怎么怎么好，裴度怎么怎么打的，没有我们大人什么事，顶多把李愬的名字跟其他将领的名字列到一起，没有特别地予以隆重推出，和特别地予以隆重赞扬。这石孝忠你别看他是个武人，他挺会说话的，他说其实啊，我们李愬将军本人可能不以为然，但是我就在想，如果再发生一次淮西叛军的叛乱，到那时候还会有谁愿意为皇上卖命呢，您就这么个评价体系，撒胡椒面似的谁的评价都一样，那将来谁还会认为您的评价是公正的，为您去打仗呢。我觉得，您这个问题得去想一想，说实在的，我不是为我考虑，甚至不是为李愬考虑，我是为您考虑。你看这个谈话啊他要有水平，要有高度，一旦上升到高度的时候啊，皇上就觉得，这人还是个忠臣，壮烈之士，那还杀他干什么呀，应该保护起来，应该表扬。皇上就很重视这个事，觉得讨伐淮西，夜袭蔡州，还有这一番故事，那么他后来就做了一个决定，什么决定，就把韩愈写的那块碑的碑文磨掉了，让朝廷里面的翰林学士段文冒重新写一块，刻在那块碑上。

画外音：

韩愈的这篇花费了两个多月心血创作的碑文，曾经得到了唐宪宗的盛赞，立碑之后也一时间被“国人视为奇文，争相诵之”。然而，就是这样一篇旷世之作，却被唐宪宗出尔反尔地轻易抹煞，让一位不知名的翰林学士重新创作，这对于一代文宗韩愈来说，有些难以接受。那么，这个看似荒唐的事件背后，究竟存在着怎样的玄机呢？

康震：

你看大家一听，就觉得这个事情弄得有点复杂了，韩愈这就有点脸上挂不住了。那大家可能就在想，首先第一个问题，说这石孝忠是个武将而已，他哪儿那么多心眼，他想出这么多弯弯绕来，我们首先想了，这是不是李愬觉得对他的评价有失公允，派这个家伙在这来作秀。我给大家说，李愬还真不是这么个人，为什么呢，李愬是唐代的名将，他的父亲李晟也是唐代名将，有一个例子特别能说明这事儿肯定不是他干的。李愬当初拿下了蔡州城之后整顿军队，欢迎裴度入城，他自己身穿铠甲，站在马前，对着裴度行很恭敬的宰相之礼，就是他把（这个）裴度当成宰相，给他来行礼。裴度觉得李愬是有功之人，而且又是唐朝的大将，不敢接受，说你这有功之人，你怎么能对我行这么大的礼呢。李愬讲了一番话，说我跟您行礼啊，您还真得接受，为什么呢，因为这个蔡州城被叛军占据多年，这里的叛军和老百姓，不懂君臣之礼，不懂得上下之礼，不懂得尊卑之礼，不了解大唐的军队的军威何在，我让他们看一看，像我这样的上将，见了您这样的宰相，也依然要行尊卑之礼。你看，他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人，他很有军事头脑。这样一个胸襟的人是不可能干出这种小肚鸡肠的事情来。可是我们知道，李愬本人不骄傲自大，并不代表老婆不骄傲自大，说老婆有时候就很重要。为什么呢，李愬的老婆来历不平常，她是唐德宗的孙女，从辈份上来讲，她要么是唐宪宗的堂姐，要么就是他的堂妹。所以像她这样的人，能自由出入宫内。我们在猜测、揣测，也许是他的这位夫人呢，在进宫以后就经常跟唐宪宗唠叨，比方说我们家老李，你看这次立这么大功劳，就给写了一百多字，要我想怎么也得给弄上三百多字，是不是？怎么着那一段得弄成黑体字，还加粗的，反正就是越醒目越好，弄得太少了。可能唐宪宗并没有重视，所以他这夫人就唆使着他的手下演出了这场秀。这个秀演出之后她能见到唐宪宗，才能说出这个话。而唐宪宗的想法可能没有那么复杂，我们在想，唐宪宗其实也觉得，不就这么点事儿吗，现在正是用人之际，尤其是在平定藩镇的过程当中要重用将领，他不愿意为这点小事惹恼了军队，所以就和稀泥，算了算了，你们不是对这个不太满意吗，写得少吗，多加上几百字，不就那么回事吗，行了，韩愈那个不用了，叫段文昌重写一块。段文昌那个碑文，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把李愬怎么样晚上出发，怎么样偷袭，怎么样把吴元济抓住，整个的过程写得非常地细致、生动，很富有文学化的色彩。那不就是想要字多吗，就多码点字。但是有一点，段文昌和韩愈是完全一致的，这两个人都没有在碑文里头说，李愬雪夜偷袭蔡州是整个战争获得胜利的关键的一步，核心的一步，没有。也没有说，他是整个战争里面决定性胜利的第一人。都很聪明，决定的因素是谁呢，唐宪宗啊，决定因素是裴度，谁会把李愬作为最后的决定因素呢。但是呢，都很清楚唐宪宗的意图，不就是安抚将领的人心吗，就多写点，写得生动点，写得激烈一些，写得都不是那么容易的，这他们看了就心里舒服了。那话是这么说，毕竟韩愈的碑让人给磨了，毕竟现在碑上刻的是段文昌写的东西，韩愈心里能好受吗。你想好歹人家也是打胜仗回来的，好歹人家也是四品的刑部侍郎啊，再好歹人家是整个当时朝廷上下公认的第一流的大文章家，这么大事写七十多天，说磨就磨了，心里头肯定不高兴。还好，后人对他的碑文评价比较高，比方说苏轼。我们发现苏轼对这韩愈是情有独钟，对他的评价一直都比较高。还有四句诗，评价他的碑文。苏轼的诗曰：

淮西功德冠吾唐，吏部文章日月光。千载断碑人脍炙，不知世有段文昌――苏轼《记临江驿诗》。

很简单的意思。大唐平定了淮西叛军，功业彪炳千秋，韩愈的文章彪炳千秋，谁是段文昌？不知道。但问题是这是苏轼写的，韩愈见不着啊，他眼前当下这心里难受，他窝心得慌，是不是。所以我们想啊，这韩愈在当时对唐宪宗可以说一百个不服气，也一百个不舒服。韩愈这个人，遇到挫折，遇到不快，那是不吐不快的，遇到不平之事，那是不平就要鸣的，可是这回呀，韩愈吐的不是时候，鸣的呢也不是当口，他这回不平一鸣，不快一吐，差点就把命给丢了。到底是一个什么事，让韩愈几乎丧掉了身家性命呢，我们到下一集再接着讲，谢谢。

下集预告：

韩愈是唐宪宗比较信任的大臣，但是一件三十年难得一遇的大事件，却让君臣二人发生了剧烈的争执，韩愈因此差点丢掉脑袋，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韩愈的人生将因此发生怎样的转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为您精彩解读“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五集——《敢向皇上说不》。敬请关注。

（五）《敢向皇帝说不》

画外音：

韩愈在担任刑部侍郎期间，仗义执言，敢说敢做，也因此深受唐宪宗的赏识。可是元和十四年、即公元819年，发生在都城长安的一件三十年难得一遇的大事件却让君臣二人发生了剧烈的争执，由于这件事，不但让韩愈丢掉了他辛辛苦苦奋斗了几十年才换来的四品大员的帽子，而且还差点让他丢掉了脑袋，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情呢，韩愈为什么不惜付出毁灭仕途和生命的代价公然与唐宪宗叫板，韩愈的人生由此将会发生怎样的转变，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继续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五集――《敢向皇帝说不》。

康震：

大家知道，在上个世纪的1987年，当时中国的考古队员们在陕西扶风的法门寺地宫里边，发掘出来了四枚手指骨，经过专家的鉴定认为，其中有一枚就是在佛教界广为流传的释迦牟尼的真身的佛指舍利。大家可能会问，什么叫佛指舍利呢？“舍利”这个词是从梵语当中翻译过来的，它的意思就是释迦牟尼的遗骨。大家可能还会很奇怪，说这个释迦牟尼是两千五百多年前古印度的一位僧人，他的佛指骨怎么会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陕西的扶风（法门寺）地宫里边出现呢，那很奇怪啊。据说啊释迦牟尼圆寂之后，他留下了八万四千颗舍利。古印度的时候阿育王为了宣扬佛法，就把这八万四千粒的舍利分送到全世界各地去供养，法门寺就是其中的一个供养的场所，法门寺在唐朝也因此成为了一座皇家的寺院。

大家知道吗，在一千多年以前啊，就是这一枚释迦牟尼留下来的佛指骨，就是这一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出土于中国陕西的这枚佛指骨，让当时任唐朝的司法部副部长的韩愈勃然大怒，愤然上书，敢于向皇帝公开说“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唐宪宗的元和十四年，当时的唐宪宗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就是要把存放和供奉在法门寺的这枚佛指骨奉迎到皇宫里边，要供奉它，要顶礼膜拜。那么这一年他派宦官到佛寺里边，把佛指骨奉迎到皇宫里边供养三天，然后再送到长安当时的各大寺院里边供奉。这个事情阵仗很大，你要知道，这次奉迎佛骨，规模巨大，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很多的人为了一睹佛指骨的真身，不惜给寺院捐献巨额的家财。有的人为了表示自己对佛法的忠诚，使用了很多极端的手段。比方说，把蜡烛点在脑袋顶上，在手臂上也点上蜡烛，那就是烧伤身体都在所不惜。还有的人因为把财产都献出来甚至倾家荡产，总而言之一句话，在皇宫的内部，在老百姓那里，在社会各界，这次奉迎佛骨的行为都掀起了滔天巨浪，影响巨大。

那我们就要问了，唐宪宗为什么这次要奉迎佛骨，他办这次活动的目的是什么，这个佛骨到底有什么样神奇的魔力，能让当时的皇帝、能让社会各界、能让老百姓对它都如此地尊崇呢？其实我跟你说，在唐朝奉迎佛骨这是唐朝皇帝的一个传统项目。在唐宪宗之前，已经先后有唐太宗、唐高宗、武则天、唐肃宗和唐德宗奉迎过佛骨，据说是每三十年要奉迎一次。唐宪宗这次奉迎佛骨的目的其实跟前面那几位皇帝从本质上没有什么不同，归结起来就是两个目的，第一，以国家的名义来奉迎它，祈求“国泰民安，五谷丰登”。第二，以个人的名义，那就是祈求“长生不老，长命百岁”。

韩愈针对这两个目的愤而上书，他指出，以为奉迎佛骨就可以国泰民安，就可以长生不老，这是很荒谬的，韩愈列出了一些证据，什么证据？他说，在汉代以前，佛教还没有传入中国的时候，历代的君王那都是长命百岁的，在位的时间也很长。他说，黄帝在位一百年，而且活了一百一十岁；少昊在位八十年，而且活了一百岁；颛顼在位七十九年，活了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活了一百零五岁；尧帝在位九十八年，活了一百一十八岁；舜和禹都活了百岁，还有周文王也活到九十七岁，周武王活到九十三岁，这个时候国泰民安，五谷丰登，没有佛教。所以韩愈的结论是，没有佛教，国家也可以长治久安；没有佛教，帝王也可以长命百岁。你瞧人家，活得最少的也九十多岁。他又举出了反证，这是最可怕的。说自从汉明帝以后佛教传入中国，就没有一个长寿的国家，也没有一个长寿的皇帝。说汉明帝在位才十八年，而且国运很动荡，不能长久。后来南朝宋、齐、梁、陈，国家都推崇佛教，可是这些国家的国运都很短，皇上的命也不长。在南朝最为尊奉佛教的梁武帝，最后的下场很凄惨，是被饿死的，他的国家命也很短。韩愈的结论是，信奉佛法，不见得国运长久，不见得你能活得长。我们看到了，韩愈的这个奏章啊就针对你的那个目的的，换句话说，你的目的是一个也达不到，言辞激烈，而且说得很刻薄。

其实说句公平的话，韩愈刚才所列举的一些上古时代的传说中的帝王，他不可能活那么长的岁数，活一百多岁，活九十多岁，当时人民生活水平普遍比较低，即便是贵为君王，寿命也没那么长。而且，后来他说的短命的君王，也并不一定就是因为信奉了佛法就一定短命，说到底，我们说，佛教是一种宗教哲学，是一种宗教信仰，你信仰它和不信仰它，都跟你长寿与否没有直接的关系。韩愈为什么非得这么说呢，他这么说，就是想要引起唐宪宗的警醒，就是等于拿根棍在他脑袋上敲，说你看你看，危险不危险，你要是信了，就活不长，你要是不信的话呢，可能还能活得长。

画外音：

韩愈写给皇帝的这封谏书，言辞如此激烈刻薄，无异于捋虎须、逆龙鳞，如此阻挠圣意的结果，多半是惹得龙颜大怒，还有可能陪上自己的性命。那么当时已经五十一岁、过了知天命之年的韩愈，为什么毅然决然地写出这样一封谏书，其中的深层原因又是什么呢？

康震：

但是大家可能也会觉得说韩愈这个人真是有问题，这不是找事吗，你为什么非得这么剧烈地反对唐宪宗的行为，刚才说了，这又不是唐宪宗独创的一个项目，这是个传统项目。再者退一万步说，人家的目的就是两个，第一，祈求国泰民安，这没错吧。第二，就算祈求长生不老，那也没什么特别严重的错误，你为什么就非得这么坚决地反对他呢？我们知道，唐代自从“安史之乱”以后，国力大大地削弱，特别是中央朝廷的这种权威性受到挑战。我们前面说了，到了中唐的时候，国家是藩镇割据，宦官专权，朋党之争，这都是对中央集权的巨大的挑战，要维护中央集权，在韩愈看来，就是要在意识形态上，树立儒家思想的权威，树立孔孟之道的权威，就是要讲仁义道德，靠这个孔孟之道，靠儒家的思想，把人心凝聚起来。在韩愈看来，奉迎佛骨这样的行动，这种行为，只能是影响社会生产，而且大量地耗费民脂民膏，他认为这样的行为是不划算的，也不利于社会生产，你做国家元首的都大力提倡这样的活动，那行，老百姓都放下手里的活，大家都到庙里去拜佛，谁还搞生产啊。韩愈认为，当时的出家人占据了比较多的社会经济资源，你比方说根据史料的记载，到了唐代的中期，全国的佛寺有四万多所，僧尼的人数达到三十万人，他们占据着上千万倾的土地，然后还有十五万人的奴婢，还有五十万的农奴在耕种这些田地，而根据国家的规定，我们知道出家人耕种这些田地是怎样的，不用上缴赋税的，这样以来在客观上他就侵占了国家的经济资源，他就损害到了其他老百姓的经济利益。韩愈在理性上他是坚决反对佛教，也反对道教的。

但是这样以来就发生了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们觉得唐宪宗奉迎佛骨那两个目的好像也不是什么特别错误的决定，也挺有道理的，那韩愈这个说法呢好像显得更有道理，大家好像都有道理，那到底是谁错了，这个问题很关键，到底谁错了？我跟大家说，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绝对对的事情，也没有绝对错的事情，谁都没有错，站的角度不一样，我现在在你们的面前写一个数字9，你现在正面看它，是不是一个9啊，我拿大顶倒立起来看它是几，我要是横着看，就是草书的“四”，我要眼睛一闭，我就说什么都没有。为什么，角度不一样，同样的对象，看法上就不一样，就是我刚才所说的，佛教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个宗教信仰，就是一种宗教的哲学，一方面呢它存在有它的理由，有它的道理，另外一方面，在对待它的时候，还是要有一点理性的态度，这样才有利于社会团结和社会和谐。

那大家说你这说了半天是个和事佬，没原则，我跟大家说，韩愈之所以这次动了这么大的肝火，归根结底就是两个原因，第一，面对佛教和道教对于儒家思想权威地位的这种冲击和可能的潜在的威胁，韩愈是绝对不会放弃原则的，他是儒家的孔孟之道思想的坚决维护者。说句实话，在那时那样一种我说的藩镇割据、朋党之争和宦官专权的情况下，严重的政局底下，维护儒家思想的权威性就是维护国体的尊严，就是维护国家的统一，也就是维护国家元首，这是没说的。所以韩愈在这个问题上，他不会有任何的妥协。

第二，这不是自己写了一块碑吗，让人家给撤销了，取消了，这心里本来就不高兴，再看到唐宪宗现在这个样子，明显地跟以前的形象有所不同了，这心里头啊，又是气，又是恨，又是怨。奉迎佛骨，是把所有的这些不愉快和怨气扭结在一起，点着的一个总的导火索。所以他一旦爆发出来，就跟火山喷发一样，连他自己都控制不住，他可能都不知道自己说了些什么。

画外音：

韩愈在关键时刻没有选择明哲保身、缄默不言，他的这份《论佛骨表》的奏章，文不加点、慷慨陈词，将心中憋闷已久的话一泄而出。可是唐宪宗在看到这份奏章之后，会有怎样的表现，韩愈的这番谏言能否触动皇帝，等待他的又将是怎样的结局呢？

康震：

我觉得这个奏章啊应该改个名字，叫“敢在太岁头上动土”。呈上去的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唐宪宗都快气疯了，这个奏章呈上去之后唐宪宗在宫里头留了一天，第二天就拿给宰相们说你们看看，你们都看一看，这是韩愈给我的奏章，给我的建议，我发誓要砍了这个人的脑袋，不砍不足以发泄我内心的愤怒。几个宰相都劝他，说韩愈这个人啊，说话是不太好听，那是个直人，我们又不是不了解他，我们对这个干部还是很了解的，他话说得难听，可是他一片忠心哪，您可不能杀他，这是个好人。唐宪宗也委曲呀，唐宪宗说我能不了解他吗，用得着你们在这儿说吗，是谁提拔的他，是谁重用的他。可是话不能这么说呀，对不对，什么叫信了佛法的就短命，什么叫不信佛法的就长命百岁呀？他知道我现在对这个事儿挺重视的，知道我在这个事上挺上心的，怎么哪壶不开提哪壶，就非得说这个，他是做大臣的，我是国家的元首，有做大臣的直接说国家元首是短命的吗？这还有没有规矩了，他还倡导人伦天常呢，这是人伦天常吗？不行！确实是天子震怒了，其实不是天子震怒，一般的人也会震怒，话说得太难听了，是吧，死罪可以免过，活罪绝对不能逃掉，你现在不是做四品吗，司法部的副部长，我让你到八千里外的潮州去当刺史，我看你是觉得那儿舒服。

其实我们说句实话，从唐宪宗的话里边我们能够听出来，唐宪宗对他是了解的，是很宽容的，只不过，对于一个正在追求长生不老的人来说，对于一个刚刚打了胜仗、在各方面都取得成就的这样一个皇帝来说，突然提出短命的这种命题，他很难接受。这是一个愤怒的决定。其实我跟你说啊，从这个事上你就能看出来，韩愈这个人是非同寻常的。为什么这么说，给皇上提建议的这种职责，不是韩愈这个官职份内的事儿，他是管司法的，给皇上提意见是谁的责任呢，是谏官的责任，你皇上奉迎佛骨不奉迎佛骨的，提意见轮不到我来呀，但是韩愈就是这样一个人，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我路见不平的事儿，我就拔刀相向，我心里头就过不去，我就如梗在喉，我是不吐不快呀。为什么，对韩愈来讲，一切与他的政治理想、一切与他的政治抱负、一切与这个国家的统一安定团结、一切与这个国家的尊严有阻碍的事情，都是他要反对的事情。我们说，韩愈的这种行为，就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他能不知道这东西写上去皇上什么反应吗，肯定知道。所以我们说在韩愈的身上，不但他有政治家的见识，他还有政治家的胆略，得有这个勇气呀。有的人是看见了，心里明白，揣着明白装糊涂，什么也不说，做好好先生。有的人是什么呢，是看都没看清楚，就胡乱说，结果事与愿违。像韩愈这样，看得是一针见血，同时在适当的时候又敢于上书，直接跟皇帝说这样做是不对的，您必须停止，这样的人是太少了，这是要搭上性命的事情。所以我们说，韩愈也许是在唐宋八大家里头，惟一一个敢于直接给皇上说不的人。

画外音：

韩愈被贬谪的潮州，位于广东东北部，是唐代最偏远落后的地区之一，韩愈此前虽然也有过被贬的经历，但这一次被贬的程度可以说是登峰造极，可见唐宪宗对韩愈的言行的确是怒不可遏了，韩愈辛苦奋斗几十年换来的政治前途似乎就要中断了，虽然胸中怒火熊熊，虽然心中愤愤不平，但是皇命不可违，韩愈必须在规定的期限到达规定的贬谪之地。那么，此时已经五十二岁的韩愈，将如何跨越从长安到潮州的八千里漫漫路程。经历过这次重大的人生挫折之后，韩愈对佛教的看法、对唐宪宗的态度，是否会有所变化呢？

康震：

韩愈要被贬潮州了，那么我们说啊，在中国古代这个贬官是有制度的。比方说，今天我们下了诏书，要贬谪你，第二天你就得动身。这时候的韩愈已经跟几十年前的韩愈不一样了，他有一个儿子，这个儿子二十岁，基本上成年了，还有四个闺女，这四个闺女年龄还都很小，都未成年，再加上韩愈已经去世的那些兄长、堂兄们，他们的孩子现在也由韩愈来抚养，再加上家里的这些仆从，一大家子，可能接近一百多口人。那么这么多的人都怎么样呢，都要跟着一起迁出长安，跟着韩愈一起到被贬的地方去。我们都做过长途的旅行，别说一百口人，我们就是十来个人，二十来个人，那都是一次很大的行动，都得周密地筹划，不用说今天刚下诏书，明天就得上路。那么韩愈从长安去潮州，先从长安到的韶州，那就是五千里路，又从韶州到了潮州，这就是三千里路，在路上，他一共走了一百天。一个五十二岁的人，长途跋涉，重重关隘，万水千山，走一百多天才到了潮州，这是非常辛苦的。

韩愈到了潮州以后，按照朝廷的惯例，就给唐宪宗写了一道谢恩的奏章，这道奏章的名字叫《潮州刺史谢上表》，就是谢主隆恩的意思。在这个奏章里头，韩愈主要表达这么几个意思：第一，总道歉。韩愈认为自己性格太唐突，说话太冲撞，得罪了皇上，罪该万死，这是第一个总的意思，是总道歉。第二个意思是什么呢，是表示感谢。就是我这个罪，本来是应该杀头的，皇上不但没杀我，还把我贬到潮州，让我担任潮州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我对此深表感谢。第三，汇报。他说什么，潮州这个地方，太偏远了，可是再偏远，皇上您的阳光还是能照到这个地方来的，据我的观察，潮州这个地方虽然社会经济文化比较落后，但是当地的民众，那都是忠君的，那都是忠于朝廷的，所以这个地方是个好地方。第四，哭穷。为什么哭穷啊？他给皇上说，说您看，这个地方离广州就有两千多里，来回就得一个多月啊，我现在都五十多岁，头发全白了，牙齿都掉光了，年轻的时候就多病，我在朝廷里头连一个给我说话的人都没有，要不是您给我说话，我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呢。你听，这话锋就开始有所转换了对不对，你不能到了这儿你还跟皇上说，我没事，我身体很健康，一切都不用您操心。不是，他给皇上说，我到了这儿，就准备把我的生命奉献到这儿，为什么呢？我身体不好，环境又差，只有您可怜我。第五，自我推荐。我还是可以再让您用一用的，我这个人生性愚钝，没有什么特长，只有一个特长，什么特长呢？就是会写文章。我的文章可以跟《诗经》、可以跟《尚书》相媲美。我所做的诗歌可以放在太庙里边歌唱，我所做的碑文可以刻到泰山上。皇上，我想要歌颂您无边无际的功德的话，我告诉您，我就是那个最合适的人选，因为我文章写得好啊。第六，就开始歌功颂德了。说什么？说大唐王朝自从建立以来，也是多灾多难。最有成就的是谁啊？唐太宗。可有一样，唐太宗的功劳固然很大，纵横捭阖呀，千古一帝，可是他那功劳很多都是在唐高祖在的时候，他就已经建立了的。您可不一样啊，您想想，您接的是个什么摊子啊？是“安史之乱”以后的一个烂摊子，不过短短的几年时间，经过您的治理，唐朝现在又恢复了它中兴的局面，这是多么伟大的功业，这是多么伟大的功勋那，可就是在这样伟大的时刻，我却不能在您的身边发挥我的长项，用我的生花的妙笔，来歌颂您的功德，这实在是太遗憾了。我觉得呢，我自己生在这样一个盛世，我遇到您这样一个明君，我应该发挥我的才能，不然就太可惜了。韩愈最后说什么？说我一想到这个巨大的遗憾，我就死不瞑目。我在这遥望着长安的宫殿，我的灵魂早就飞到了您的身边，您作为天下人的父母，为什么不能够可怜可怜我呢？您为什么还不赶紧把我召唤回到您的身边呢？六大点，你发现没有，该说的全都说了。

画外音：

韩愈的《潮州刺史谢上表》，洋洋洒洒近千言，对唐宪宗表现出了极大的谦恭和追捧，这与韩愈在《论佛骨表》中义正词严的表现，简直是判若两人，韩愈为什么发生如此大的变化？对于韩愈的这种做法，北宋时期的大散文家，同为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欧阳修，也曾提出批评，认为韩愈此举言行不一，有损名节。那么韩愈《谢上表》的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呢？康震教授对韩愈的这种变化将会如何解读呢？

康震：

宋代的大散文家欧阳修，他看到了韩愈的这篇文章，就很不以为然，他说古代多少的仁人志士，当他们临危之际，他们敢于自我牺牲，敢于舍出性命，敢于坚持真理，可是一当被贬谪啊，他们就开始絮絮叨叨、啰哩啰嗦，然后就开始哭自己多么穷，哭自己多么苦，希望皇上能把自己收回去。这样一来就让我们也产生了一个很大的疑惑，说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就对韩愈的人品都发生怀疑。应该说，无论是欧阳修还是我们，有这样的想法那都是很正常的，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但是有一样，话分两头说，这个问题，你要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它也是完全合理的。第一，唐宪宗再有缺点，他毕竟是唐玄宗以后唐代最杰出的皇帝。古人曾经评论说，唐宪宗的作为“亚于贞观。韩愈所称，颇无愧色。”——储欣《唐宋八大家类选》卷一

说唐宪宗所建立的功勋比起“贞观之治”来也不逊色。韩愈所说的这些事实应该说放在唐宪宗身上也是没有愧色的。就这么说吧，韩愈说两句吹捧唐宪宗的肉麻的话，阿谀奉承他两句，还是可以接受的。总比面对一个真正的昏君，空口白牙地说两句，昧着良心的、那种肉麻的吹捧的话，要实事求是一些。

第二，唐宪宗既然是个明君，他又开创了唐朝中兴的局面，任何一个身处其中的有作为、有抱负的大臣，都不希望错过这样一个盛世和明君。尤其对韩愈这样的人来讲，本来仕途就很坎坷，好不容易有了起色，自己又确实有才华、有才能、有抱负，他当然很着急，他想急着在有生之年里头，在这样一个盛世里边，为这个社会和时代做一些贡献，所以他奉承和吹捧唐宪宗，他的目的是什么呢？他的目的不是小人的目的，是什么呢，是君子的目的。我想要得到唐宪宗及时地原谅，导致我可以怎么样呢？及时地回到朝廷，做我的事情。这是很值得重视的又一点。

第三，我们说，韩愈从科举以来一直仕途历经坎坷，尤其是这一次被贬，全家跟着拖累。我跟你说，韩愈是一个人到的潮州，为什么呢？他的家里头人最后到了韶州以后还要再走三千里路才能到潮州，大家是实在走不动了，而且这一家子要再搬过来实在是太麻烦了，在这种情况下，等于是韩愈一个人待在潮州，他的家里人全部都在三千里外的韶州住，你想想看，这种家庭破裂、妻离子散的这种境遇，对于韩愈一个五十多岁的人来讲那是太艰难了，他在这儿既要自己办公，还要注意朝政的变化，同时还要照顾自己的身体，你想想看，头发都白了，牙齿都掉了，又耗费着心力，他想尽快地结束这个局面。不说别的，不为自己，就为孩子，为家里头人，他也应该赶紧及时地给皇上道个歉。所以我们说这叫什么呢？这叫人之常情。

第四，归根结底，唐宪宗跟韩愈的矛盾，他是不是敌我矛盾？不是，是“人民内部矛盾”，说白了就是两个人对待宗教的态度和看法，角度有所不同，但归结点都一样，都是为什么，都是为了好，不是为了坏；都是为了建设，不是为了破坏。咱们认真地想一想，唐宪宗当真会杀韩愈不成？当真把他恨到牙痒痒不成？不会，你想想看，我们前面说过韩愈一直仕途不顺畅，是谁最后一步一步地把他提拔起来的呢？当然有别人的推荐，但是，最终下决心要提拔他并且有能力提拔他的是谁呢？是唐宪宗，所以应该说，唐宪宗总的来讲对韩愈是非常赏识的，是充分地肯定他的能力的，不然的话怎么可能派他去做裴度讨伐军的行军司马呢？也就是我们说的参谋长，这对他是非常大的信任，怎么会把写碑文的任务交给他呢？这无论在具体的政治的、军事的行动当中是信任他的，不但信任他的忠心，也信任他的能力，同时在文章事业上，也是充分信任他，那他给韩愈这么大信任，韩愈能对他不忠心吗？肯定也是非常地忠心。所以说到底，还是一个明君和一个忠臣，自己家里闹了点矛盾，只不过韩愈耍点性子，唐宪宗当时脑子也在冒火，所以这个事情变得非常地剧烈和激烈，但这并不等于说两个人的矛盾已经是不可调和的。

画外音：

唐宪宗是唐朝第十一任皇帝，他二十八岁即位，在位十五年，是唐朝中后期最有作为的皇帝之一。在用人上，唐宪宗能够审时度势，选用众多贤臣治国。对于韩愈，唐宪宗也是知人善任，那么接到韩愈的奏章之后，唐宪宗究竟会有什么反应呢？

康震：

韩愈这奏章写上去了，这就是他对唐宪宗的态度有了变化了，那有一个问题紧接着就来了，唐宪宗看了这份奏章之后，会有什么反应啊？这很重要啊，唐宪宗的反应还是比较让我们期待的，宪宗怎么说，宪宗说：昨得韩愈到潮州表，因思其所谏佛骨事，大是爱我，我岂不知？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我以是恶其容易......——《旧唐书》

什么意思？说昨天我收到韩愈给我的信了，我想想他当初劝谏我、劝阻我，不让我奉迎佛骨，他说“大是爱我”，韩愈是真的对我很忠诚，韩愈是真的很爱护我，很保护我。“我岂不知”？我怎么能不知道呢？我要连这个都不知道，我还怎么在这儿给他当君主呢。“然愈为人臣，不当言人主事佛乃年促也”，可是韩愈这个人就是毛病太多，你个做大臣的怎么能够就直接说，我做皇帝的因为尊奉了佛法，因为奉迎了佛骨就活得短呢？我讨厌的是这个，你让我这脸都没处搁去，在这朝堂之上，在这朝廷之上，你上来一封奏章，所有难听的话都让你说遍了，所有诅咒的话也都让你说遍了，你还要让我给你个好态度，以后这样，那让我还怎么样跟其他大臣说话？我得有个表示不是？唐宪宗说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心里边已经有了赦免他甚至重新起用他到朝廷来的想法。所以我们就一看呀，就说觉得像两个孩子在闹事一样，那我们说韩愈对这件事情有了一个基于现实层面的反省和悔悟，唐宪宗对这件事情又有这样一个非常明确的表态，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件公案就会得到一个非常顺利的解决呢？那是不是就意味着韩愈就会尽快地结束在潮州的生活，就会回到朝廷呢？这对我们来讲，也是一个大大的问号，毕竟现实的生活跟我们的想象中是有很大差距的。至于韩愈在潮州究竟他的境遇如何，他是否又能够尽快地回到朝廷，这就到下一集我们再接着说。

下集预告：

韩愈从被贬潮州到最后去世，虽然只有短短的五年时间，却成就了他一生中最精彩的人生片段，那么在韩愈的史上究竟发生了什么？韩愈的传奇人生究竟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为您解读《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六集《一介书生 单刀赴会》。

（六）《一介书生 单刀赴会》

画外音：

韩愈以戴罪之身，来到位于广东东北部的潮州之后，虽然满腹不平，但并没有懈怠政事。他担任潮州刺史七个多月，把中原的先进文化带到相对落后的岭南地区，为当地民众做了许多好事。潮州人为感念韩愈，甚至将这里的笔架山改称韩山，将山下的鳄溪改成韩江。不过，韩愈在潮州期间，他与当地一个著名人物的交往，却在朝野之间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那么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老师，继续解读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韩愈》第六集——《一介书生，单刀赴会》。敬请关注。

康震：

韩愈在潮州办了两件事，那影响非常大。第一件事就是他跟当地的一位高僧，叫大颠和尚，关系特别亲密；第二件事就是他当时写了一篇讨伐鳄鱼的文章，就这两件事特有名。第一件事大家听了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说韩愈为什么到潮州的？不就是因为反对佛教吗？反对唐宪宗奉迎佛骨吗？怎么他到了潮州以后，反而跟当地的和尚打得火热、套了近乎？韩愈到了潮州以后，跟当地一个很著名的僧人，叫做大颠和尚，八十八岁了，关系非常密切。这大颠和尚，祖籍也是河南人，而且他是南宗禅惠能法师的第四代弟子，造诣深厚，门人千余人，门徒很多啊。从我们现在了解的资料来看，韩愈跟他的交往主要是三个方面：

第一，韩愈到了潮州以后，就知道当地有这位著名的大颠和尚，专门请人把他请到自己的官邸，跟他聊天，跟他交谈。这一交谈不要紧，把他留在官邸留了十几天，而且相谈甚恰，俩人聊得好着呢。

第二，韩愈代表官府，到海上去祭奠神灵。他去的这个地方叫潮阳，潮阳也是大颠和尚住的地方。他顺便专门地去拜访了大颠和尚。这是第二件事情。

第三，韩愈后来从潮州离任，要走了，调到别的单位去，调到别的城市去，临走的时候专门给这位大颠和尚留下了不少的衣物，作为留念。

你看我这一说大家清楚了，他跟这个大颠和尚的关系怎么样呢？很不一般，很有情分，非常默契也非常融洽，是好朋友。韩愈可能跟大颠交往的时候没多想，可是他这个行为在朝野上下就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为什么呢？对于那些韩愈的支持者来讲，他们就很迷惑：说你怎么前手做了反对奉迎佛骨的事，怎么后手马上就跟这大颠和尚打得火热呢？对于那些反对韩愈的人来讲，高兴得要命，为什么呢，说你看，到底还是佛法广大，佛法无边，韩愈这么一个坚定的、死硬的反对佛法的人，你看，他被贬到潮州以后，他立马就改弦更张，他就跟我们一拨了，他拥护佛法了。这应该说在当时确实在朝野上下引起了反响，也引起了一阵子混乱。

画外音：

韩愈一生笃信儒教，对于佛道两家都持有一种坚定的批判态度，因此才能做出力主唐宪宗不要奉迎佛骨这样出人意料的举动，也因此才被贬潮州。所以韩愈来到潮州之后与大颠和尚的交往无疑让所有人都大吃一惊。难道这个坚定反对佛法的人竟然掉转船头、改信佛法了不成？这其中的真相究竟是什么呢？

康震：

那我们就要问，到底这真相是什么呢？其实很多人在当时就想了解真相。当时有一个吉州司马，叫孟简的人，吉州就是现在的江西省的吉安市，相当于吉安市副市长，就是这吉州司马。他是一个虔诚的佛教徒，而且曾经奉皇帝的诏命专门翻译过佛经，在佛教方面很有造诣的一个人。这个孟简就专门给韩愈写了封信，这封信就一句话，核心意思，您，听说最近信佛法了，是真的吗？韩愈给他回了一封信，明确地回答说，不是真的，我告诉你是怎么回事。韩愈在这信里边也讲了三个意思：

第一，他说什么呢？说我首先声明，最近有谣言说我开始信奉佛法，我宣布，我澄清，没有这样的事，这是以讹传讹，是假的。这是第一点。

第二，第二点说什么呢？说我要告诉你们真实的情况是怎么回事。他说我在潮州的时候听说当地有一个和尚，叫大颠和尚，这个人有个什么特点呢？韩愈讲了这么一段话，说此人“颇聪明，识道理，远地无可与语者，故自山召至州郭，留十数日。实能外形骸，以理自胜，不为事物侵乱。与之语，虽不尽解，要自胸中无滞碍，以为难得，因与来往。” ——《与孟简书》

什么意思啊？用大白话来讲，就是说这个大颠和尚非常的聪明，非常的智慧，而且他懂得很多道理，明白很多道理。所以我把他叫到我的官邸，我跟他谈了十来天。我发现这个人不被外界的束缚压迫自己的心灵，“外形骸”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人活得很轻松自在，不被外来的很多的元素束缚住他的心灵。我跟他说话，韩愈说，我跟他说话的时候啊，虽然我们俩交谈过程当中有一些道理、有一些情形还不是能完全地沟通，但是总的来讲，通过跟这个人的交谈，我自己内心里边也放松了很多，很多的烦恼也得到了解脱。总而言之一句话，就是韩愈跟这位大颠和尚在交谈的过程当中感觉到很愉快、很轻松。为什么？因为这个大颠和尚是个有智慧的人，很聪明。韩愈到潮州来，心情愉快不愉快？不愉快。烦恼多不多？特别多。他需要什么呢？需要摆脱烦恼，需要解脱痛苦。可是潮州这个地方像韩愈这样同等量级的知识分子多不多呀？不多。我们还都记得他原先去阳山的时候，那地方穷成什么样子了？他要给底下人布置任务，那底下人都听不懂他说什么。识字的人也少，他在地上指指画画的，才能把任务布置下去。潮州呢倒不至于这样，但是能够跟韩愈同等量级的、进行思想交流和沟通的人肯定不会特别多。这让他找着一个大颠，这个人能给他带来一些心灵上的解脱和慰藉。韩愈说我觉得很难得，所以跟他来往得频繁一点。

第三，韩愈说，至于说送给他衣服这件事，再简单不过了。我既然跟他有交情，我要离任了，我要离开潮州了，我临走的时候给老人家留上几件衣服，可能质量还不错，是不是，纯棉的吧，这有什么呀？这叫人之常情，懂不懂？这怎么能证明我就已经信奉佛法了呢？所以我们说，韩愈看待大颠，就没有说，是看中了他是一个佛教徒，就没有说因为大颠的佛法的信仰跟我是相同的，所以我跟他交朋友。而是因为什么呢？而是因为他发现大颠这个人，对自己目前解脱痛苦、放松心灵是有帮助的，就是这个人，而且跟他自己在思想交流上是同等量级的，他愿意跟他交往。

画外音：

韩愈的这场**反映了唐朝社会在思想领域儒释两家激烈的斗争。而韩愈在偏僻的潮州不只要面对这种精神上的打击。身为潮州刺史，他还要带领当地民众改天换地，摆脱相对落后愚昧的局面。在这其中，韩愈做了一件与众不同的事情，不仅实现了为民除害的目的，还给后世留下了一篇脍炙人口的名篇佳作。那么，这会是一件什么事情呢？ 康震：

这韩愈在潮州，跟佛教的思想在做战斗，同时跟鳄鱼也在做战斗。只不过跟鳄鱼做战斗，比起来跟佛教做战斗，可能要简单一些、要轻松一些。其实事情说起来很简单，就是当时在潮州的一个大水潭里边有几丈长的鳄鱼。这个鳄鱼它老是偷袭农民的牲畜，今儿吃一只狗啊，明儿吃一只羊的，弄得老百姓本来家里牲畜就不多，你老这么吃来吃去的，家里都吃穷了。就告诉了韩愈，韩愈打算消灭这只鳄鱼，但韩愈是个文学家，文学家消灭鳄鱼的方式跟猎户消灭鳄鱼的方式那还是有很大不同的。韩愈就带上自己的随从，来到这大水潭跟前，先让自己的手下扔下去一只猪，再扔下去一只羊。这叫什么呢？这叫先礼而后兵。我先让你吃两块点心，尝尝，别说我对你没礼貌。这扔下去以后，然后韩愈就把自己手里头的这篇文章展开，就要读一读。就是面对鳄鱼，我要发布宣言。这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祭鳄鱼文》。所谓《祭鳄鱼文》表面上看是祭祀和祭奠鳄鱼，其实就是诅咒鳄鱼的。说白了，这篇文章的中心思想就是你赶紧卷铺盖卷儿走人。我先对你好言相劝，他说什么？说以前的国君富有四海，所以像你们这些毒蛇猛兽乱七八糟的东西早就赶到四海之外去了，见都见不着。后来的国君没能耐，无法占有四海，你们才叽里旮旯拐角地，才幸存下来了，所以在潮州才能见到你们这些东西。我现在告诉你，当今圣上英明神武，我是天子的刺史，我怎么能跟你这种丑东西同处境内呢？我怎么能跟你一块儿待在潮州呢？你必须马上走人。他说鳄鱼你听好了。我们觉得他这个精神很像堂吉诃德，是吧？骑着一匹马，拿着一杆长枪，向风车冲去。他这是向鳄鱼冲去。他说，潮州的南方就是大海，那个地方有的是你想吃的东西。你早上出发，下午就能到。我给你一个建议，同时我给你一个约定：三天以后，你必须率领你的这帮虾兵蟹将，走到大海里边去。三天不成就五天，五天还不成，我给你七天。七天你要是还是不走，你就是成心，我告诉你。你就是想赖在这不走，你就是没把我这天子的刺史放在眼睛里头，你就是跟我过不去。我告诉你，你不听我的话没关系，我该说的都说了，让你吃的也都吃了，下来的话呢你就是吃不了要兜着走了。你把什么兜着走呢？我会叫最精良的弓弩手，我会叫本领最高强的猎户，我们来打你，一直把你置之于死地，我才能够完成我这个刺史的使命。最后一句话是，到那时候，鳄鱼啊，你可别后悔，别说我提前没提醒过你。

《新唐书》里边记载，当天晚上有暴风雷起于潭中。就是这个潭里边发生着暴风雨，暴风雷，又过了几天，这潭水突然就干涸了，而且这鳄鱼都迁徙走了。这个其实啊，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文学家的一种渲染。这只鳄鱼要真的能听懂这篇文章啊，那太了不起了，还何况它是文言文呢？那这个鳄鱼肯定至少应该是大学本科中文系毕业的。事实上，我想，这篇文章就把韩愈的性格给揭示出来了。他不是老是我们想象得那么刚，那么硬，那么不妥协。他什么呢，他是个文人，在不耽误公事的基础上呢他也可以幽一默，他也可以开开玩笑，他可以拿这头丑陋的鳄鱼开开涮。但是正是这种开涮，却显示出了他的这种文学家的文采和风范。我想，这鳄鱼要走啊还必须得让弓弩手出面，必须把它得真的轰出去。其实我说，驱走鳄鱼这事本来没多大，但反而是这篇文章，声势特别大。所以我们说，这是文学家为民除害的特殊的方式。

画外音：

韩愈在潮州一共待了七个月。元和十四年，韩愈终于等到了唐宪宗的赦免令。迁任江西袁州担任刺史。不久唐宪宗因病去世，他的儿子唐穆宗继位。由于唐穆宗做太子的时候，韩愈曾经做过太子的下属，唐穆宗对韩愈十分赏识。所以韩愈的命运迅速发生了改变。返回长安之后，从元和十五年到长庆四年，韩愈先后担任了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礼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重要职务，分别相当于大学校长、国防部副部长、文化部副部长、长安直辖市市长兼最高检察院副院长。他进入了大唐王朝的核心权利层。在这段时间，一件突如其来的大事让唐穆宗措手不及，却给了韩愈一次展示其过人之处的极好机会。这会是一件什么事情？韩愈又是如何通过这件事情留名后世的？

康震：

在这四年当中，韩愈还是做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这件事情应该是韩愈一生当中，一个跟他陪着裴度去作战那件事相比同样辉煌的事。大家都还记得我们以前讲，说唐宪宗发动了一次平定叛军的战役，很大规模的一次战役。那次战役平定的是淮西节度使，可我当时说了，跟朝廷作对的有四个节度使，其中有一个就位于现在河北的中南部地区，叫成德节度使，它的首府在现在的河北省的正定县。当时唐宪宗的时候，那不打胜仗了吗，成德节度使上表朝廷，表示归顺。现在，五年的时间过去了，这个成德节度使底下，有一个主管军事的首长，叫王廷凑，他的职务是什么呢，叫做“成德军都知兵马使”，他把节度使田弘正给杀了，杀了的目的是什么呢，把自己立为节度使留后，用我们现在的语言讲，就是代理节度使。唐穆宗不愿意了，再次请那位著名的裴度裴宰相出马，征讨成德节度使，已经是叛军的王廷凑。可是仗打得非常不顺利，下大雪，气候也很恶劣，怎么办呢？打不赢，打不赢你就只能承认，朝廷被迫承认王廷凑为成德节度使。大家能听明白吧，他这个节度使是抢来的，不是人家朝廷心甘情愿给他的，他把人家原来的节度使杀了，要立自己，朝廷又打不过他，怎么办呢，只好被迫承认。可是承认了以后，整个河北地区，就很不稳定。当时唐穆宗就在想，得派一个人，到这个王廷凑的方镇的地面上去，得去见王廷凑，当面跟他谈谈，得把他安抚安抚，别让他再惹乱子了。选谁去呢，这不是韩愈刚刚提拔做了兵部侍郎吗，国防部副部长，那就他去吧。说得简单，他去吧。这叫单刀赴会呀，又叫深入虎穴呀。这韩愈前脚刚一走，有一个大臣就说了一句话，只说了四个字，这个大臣是谁啊，叫元稹。“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就这位写的，他还写过《莺莺传》呢。元稹说：“韩愈可惜。”

——《新唐书》

什么意思呢，哎哟，有点可惜了，为什么呢，大家都觉得这一去就回不来了，为什么呢，王廷凑那个地方是虎狼之穴，他一介文官，一个书生，他去了能怎么样呢，肯定回不来了，想到韩愈是一代文豪，文坛大家，又觉得他这么有才华，白白扔了一条性命，“韩愈可惜”。唐穆宗一听，也后悔了，赶紧派人就追上韩愈，告诉他说，到了镇州啊，就在边境上溜一溜就行了，看看形势，差不多就可以了，别真进去，进去了你可能就回不来了。韩愈的回答是什么呢？说：“安有受君命，而滞留自顾……” ——《新唐书》

天底下哪有说是已经接受了君王的诏命，要去执行任务了，却迟迟疑疑地，不敢深入虎穴，自顾性命这回事呢？在我韩愈的字典里，就没有“退缩”这俩字。不但去，而且疾驰而入，就是原来可能还走得比较慢，正常的那个车速，现在一踩油门，加速地进到镇州城里。现在说起来很简单，但大家知道，原来苏轼不是对韩愈有一个评价，叫“勇夺三军之帅”。他这个勇的这一面，充分地体现出来。他到了镇州城里，王廷凑也不含糊，刀出鞘，弓上弦，严阵以待，院子里全部站的都是甲士，什么意思？都站的是穿着铠甲、拿着刀剑的猛士，我等你呢，我看你来跟我能说什么。我们知道，韩愈这次去有三个难点，很难突破，哪三个难点？

第一：我刚才说了，王廷凑这节度使是愣从唐穆宗手里头抓来的，朝廷就不乐意给他，他非要，朝廷又把他打不下来，只能被迫给他，王廷凑心里明白，跟明镜儿似的，所以朝廷现在派个大臣来，派个国防部副部长来，说要安抚他，你说王廷凑能信你吗？王廷凑心里头一百个不相信。这就是一个难点，你跟王廷凑怎么沟通。

第二：这个王廷凑杀了节度使，不但杀了节度使，而且把他周边的两个城市，朝廷的城市都占领了，所以当时整个河北的局面非常地混乱，他军队内部也很混乱，在这种情况下，不要说跟王廷凑去见面，就是孤身一人进入镇州城，都有很大的危险性。

第三：王廷凑这支军队很麻烦，为什么呢，他是叛军，可是他现在在名义上朝廷已经让他做了节度使，他骨子里头还是个叛军，但是名义上已经成了官军，在这种情况下，你去，主要的任务，是把他的人心给安抚住，让他不要真的从里到外都再变成叛军，如果他再变成叛军，不但河北的局面很难收拾，也会影响到全国的局面，所以这三个难点非常大。

画外音：

唐代社会最重大、最难解决的社会问题，就是藩镇害割据，各地节度使犹如古代的诸侯，割据一方，持兵自重，朝廷对他们是又恨又怕。安史之乱之后，藩镇割据的局面愈演愈烈，几乎到了无法控制的程度，所以，当王廷凑占领镇州附近的两个城池并包围深州之后，他有恃无恐，意图在天下大乱中谋得自己的利益。史书记载，王廷凑其人阴险狡诈，自命不凡，既然如此，韩愈的镇州之行岂不是岌岌可危吗？面对困难重重的安抚任务，韩愈究竟应该怎样做，才能够不辱使命呢？

康震：

韩愈怎么突破？我刚才说了，一进院子，这就叫下马威，刚刚落座，王廷凑就说，我告诉你，最近我这儿有点乱，我这个乱都是他们底下人闹的，我心里边对朝廷那是一片忠心，没二话。韩愈说什么，韩愈说，是啊，我明白，朝廷看你是个将相之才，所以才把这节度使赐予你。有一样事情我弄不明白，你都是节度使了，你怎么还要纠结着底下人一块儿反叛呢？你这个反心为什么还在。这话还没说完，院子里边的甲士，就奋而向前，就到前面来说什么呢，说我们成德军的前辈们，也曾经遵听朝廷的号令，平叛过别的叛军，当时的血衣现在还在呢，你们凭什么说我们是贼军啊，凭什么说我们是叛军啊，我们也曾经忠诚过，我们也曾经为朝廷打过仗。韩愈一看他们嚷嚷，韩愈说你们先不要说，你们先听我说，看我说得对不对。我还以为你们都不记得你们的前辈了呢，没想到你们还记得，那就太好了。有一件事我想问问，跟你们说一说，归顺朝廷跟反叛朝廷的利害关系。他说，我问你们一个问题，你们得回答，如实地回答，说从天宝末年以来到现在，凡是安禄山、史思明等等这些叛军的首领，他们的子孙，现在还在不在朝廷做官？那底下这些人都说，没有，这些子孙再也没有在朝廷做官。韩愈又问，说被你们杀死的节度使田弘正很忠诚于朝廷，他们家里子孙都在朝廷做官，有些还是小孩子，都做很大的官，这是为什么呀？这是朝廷看他一片忠心，很赏识他，给他的恩惠，他们家可以说富贵至极呀。这个你们总归都该知道吧？甲士们在底下就回答，说田弘正，你别提了，他对我们太苛刻，他对我们太刻薄，所以军心不稳都是他闹的。韩愈紧接着问，说是吗，田弘正被你们杀了，他的家里人也被你们杀了，你们觉得还不够吗？你们还打算闹到什么时候呢？说到这儿的时候，你看这韩愈他很会做这思想工作。首先，这王廷凑说，我是很忠诚于朝廷的，说你忠诚什么呀，都是节度使了，你这儿还乱哄哄的，哪象个忠诚的样子。第二，你们不是说你们的祖先为朝廷效忠过吗？那我问问你们，你们的祖先确实效忠过，可是从“安史之乱”以来，凡是那些叛军，有没有好下场，你们现在这种行为将来有没有好下场，一看就没有。没有好下场，我给你们个有好下场的例子来看看，就是刚刚被你们杀的人，人家一家子都做着大官呢，你们不是要功名富贵吗？这是一条阳关道你不走，非要走那独木桥。所以这个话引到这儿的时候，这些众甲士们脸色都开始变得和悦起来，纷纷地说，觉得这侍郎讲话还有点道理，——他不是兵部侍郎吗。王廷凑在旁边一听啊，就着了慌了，为什么呢？他害怕韩愈把这些将士心都说动了，那就不合他的意了，赶紧说，今天就谈到这儿吧，你们先都散了。等这些甲士们散去之后，你看，他本来让这些甲士带着刀，带着弓箭是来干嘛的呢，是来给韩愈下马威的，可是韩愈几句话就分化瓦解了他的这些手下。他让这些人散去之后，哭丧个脸跟韩愈说，说您这趟来到底需要我办些什么事呢？韩愈说你看，你现在都是朝廷的人了，可是你把自己周围的两个城池都占领了，还包围了一个城市（深州）。我告诉你，朝廷里头像深州刺史这样的官很多，但是他毕竟是朝廷命官，你赶紧把他放了。王廷凑满口答应。所以这次韩愈来了以后，有一个很重大的成果，就是不但稳定了那里将士的人心，而且，空口白牙地，赤手空拳地愣从王廷凑包围的一个城市（深州）里边，解救出了这个城市的刺史，也把这个城市的包围给解除了。

我们说，你没有打过人家王廷凑，被迫授予他节度使的职务，又派了韩愈来安抚人心，应该说这有点表面文章的意思，但是不管怎么说，在这种很被动的情况下，韩愈能单刀赴会，能孤军深入，能一个人深入虎穴，能够完成使命，活着回来，捎带手的，还带回来一座城市，这容易不容易啊？这真的很不容易，也由此可以看出，韩愈不但在平定淮西的战役中显示出了他的什么呢，卓越的战略天才，更重要的是他还很有外交手段，这应该是一次军事外交手段，所以我们说韩愈这个人，确实是比较全面的。

画外音：

尽管韩愈迎来了政治生命的春天，但是历史就是这样无情，疾病与劳累，将这个唐代最伟大的文学家拖入了生命的冬天。长庆四年即公元824年，韩愈在长安去世，终年五十七岁。总结韩愈的一生，韩愈留给后人怎样的启示，康震教授将会对韩愈提出怎样的点评呢？

康震：

我们现在要是很认真地回顾一下韩愈的一生，就会发现，还是人家苏轼有水平，人家苏轼说那四句话，真是说得特别到位，说：“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

——苏轼《潮州韩文公庙碑》

做为一个政治家，你看韩愈在地方上做过刺史，做过监察御史，在司法部门工作过，还做过首都的市长，还做过人事部的副部长，还做过国防部的副部长，当过大学老师，当过大学校长，他的阅历是非常地完整，他不但教过书，不但从过政，不但在中央工作过，在地方工作过，而且还打过仗，而且还深入虎穴，完成过重大的军事使命。我告诉你，就这一条，就其政治素质的综合性和全面性来讲，在唐宋八大家里头，是极为少见的。就光到前线打仗这一条，唐宋八大家里头就他这是独一份，这是第一条。

第二，韩愈作为一个文学家，与柳宗元一起开创了著名的唐代的“古文运动”。他和孟郊又形成了著名的“韩孟诗派”，应该说在文学史上，韩愈的地位是非常崇高的，而且他开创了一个新的文学的时代。所以我们说，他是一个卓越的政治家，他还是一个非常卓越的文学家。作为一个卓越的思想家，韩愈一生都在维护着儒家思想的这种权威性，跟佛道以及其他的对于儒家思想有干扰的这种意识形态一直在做坚决的斗争。他是个非常有原则的人，虽然在现实生活面前可能会有所妥协，但是在原则问题上，在真理的面前，他从来没有妥协过。我们说韩愈一生有四次精彩的亮相：第一次呢是在他做监察御史的时候，上疏皇帝，请求皇帝对于发生旱灾的长安地区免除租税。第二次，是韩愈跟随裴度讨伐淮西军，获得大胜，并且撰写了千古留名的《平淮西碑》。第三次，就是他上疏皇帝，请求皇帝停止奉迎佛骨，并因此而被贬潮州。最后一次，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孤军深入成德军方镇之中，安抚王廷凑这个叛军的首领，并且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一句话，就是综合素质好，各方面表现都不错，各方面的表现都很杰出。我们讲到这儿，大家就要留神，就是我们在不断地提到韩愈的时候，总是会提到另外一个人的名字，这个人就是唐代另外一位很著名的文学家柳宗元。大家可能有一个很深刻的印象，韩柳、韩柳并称，那韩愈跟柳宗元都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他们两个人又是非常知己的好朋友，关系很亲密、很亲切，经常往来，书信不断，可能很少有人知道，韩愈和柳宗元的关系是非常之复杂的，他们两个人可以说是很亲密的文坛的盟友，但是可能也是针尖对麦芒，各不相让的政敌。他们两个可能在文章和诗歌的交谊的过程当中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但是他们两个在哲学、思想、对待佛教的态度上，又发生着很激烈的争论。

总而言之，他们俩既是朋友，又是冤家，既是友好的伙伴，同时又可能是争论激烈、辩论激烈的对手。那大家可能会觉得很奇怪，说这个柳宗元嘛，我们在传统的印象里头跟韩愈的关系是非常好的，今儿让你这么一说，都把我们给说乱了，柳宗元到底跟韩愈的关系是什么样的一个内涵，什么样的一个真相，而柳宗元这个人，到底呢又是怎么样一个人，所有这些内容呢，就要等到我们的下一讲，就是唐宋八大家之唐代柳宗元的时候，再给大家做进一步的解释，谢谢大家。

第五篇：唐宋八大家王安石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

（一）这个宰相不寻常

【画外音】“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这是王安石留给后人的传世名句。然而，作为“唐宋八大家”中的重要成员，王安石给这个世界最大的贡献，并不仅仅在于文学，更在于政治，在于改革，在于变法。

作为北宋神宗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改革家，王安石以主持“熙宁变法”闻名于世。正是这场轰轰烈烈又戛然而止的大改革，将王安石这个名字与“变法”永远联系在了一起，也注定了他生前位极人臣，身后骂名滚滚的传奇命运。王安石生于公元1021年、卒于公元1086年，这位66岁的江西老人究竟是如何将传奇进行到底的？他的是非成败、千秋功罪，到底应该如何评说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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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今天开始，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康震，走近王安石这个“唐宋八大家”中最为独特的传奇人物，揭开一段你不得不看的历史真相，系列节目《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一集《这个宰相不寻常》，敬请关注。【康震】 朋友们好，从今天开始我们要讲唐宋八大家里面最独特也是最不寻常的一大家，王安石。王安石为什么独特？因为在这八大家里边，他的官做得是最大的，而且他是最具有争议的一个人物。王安石一生两次担任宰相（国务院总理），又先后两次被罢免宰相之职。所以他的经历是非常独特的，人们对他的褒贬也不统一。又为什么说王安石这个人他不寻常呢？他不寻常在什么地方呢？我们今天一讲到王安石这个名字，一提到这个名字，我们就会想到另外一个词，是什么呢？变法。所以王安石和变法，基本等于一个固定词组，就是“王安石变法”。王安石的确是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人，他的王安石变法影响力更大。不但对他当时的影响力大，而且一直影响到了八九百年以后的二十世纪。所以我们说他的第一个不寻常是他的历史评价力不同寻常。他的历史评价的不寻常主要分为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古今中外，赞不绝口。我们先来看中国，在1908年的中国，这一年是“百日维新”失败的十周年，也就是在这一年，光绪皇帝和他的姨妈慈禧太后去死了。也就是在这一年，当年的百日维新的领袖之一梁启超写了一本书，这本书是为王安石立传的，在这本王安石的传记里边，梁启超给予他极高的评价。他说王安石是什么人呢？说王安石这个人就像千万公顷的湖泊一样广大，就像万仞的高山一样高尚。说从夏商周一直到现在1908年，过去几千年了，你要说中国有一个最完美的人，这个人是谁？就是王安石。王安石的改革变法不仅对当时的北宋政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且对现在梁启超所处的那个时代的二十世纪的中西方的各国的政治体制都在产生在很大的影响，对他的评价特高。梁启超说：“我们应该给他塑一个特大号的金像，把他供起来。”这是在中国。在国外对他什么评价呢？1906年，这一年，距离俄国的十月**还有十年。当时的布尔什维克的领袖列宁在和他的同志们讨论俄国土地政策的时候，他说了一句话，说王安石是中国十一世纪的改革家，对王安石实行土地的国有政策表示赞同。还是在二十世纪，不过已经到了1944年，我们来看，当时的美国副总统华莱士是怎么评价王安石的？这一年，华莱士来到了正处在抗战中的中国，访问中国。中国的高官们谁都没有想到，这个华莱士来到中国访问却对王安石大加地赞赏，特别的感兴趣。他说什么呢？说王安石当年搞改革变法的时候实行的青苗法对于1929年前后处于大萧条时代的美国的经济危机的扭转，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当时美国政府给农民实行农业贷款，这就很像当年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中国的官员很震惊，不知道这个美国总统对王安石还有这么重的情结。我们说呀，在中国古代十一世纪的一个宰相王安石，他推行过一次变法，却对二十世纪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领袖和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副总统有着这样大的影响。我想这绝对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我还在想，能够对美国农民兄弟都发生作用的政策，那得是多么好的一个政策，对不对？我们应该为王安石鼓掌，即便现在已经过去将近一千年了，掌声依然应该存在，叫好声依然应该不断。

但是我要负责任地，很认真地告诉大家，我们全都错了。从王安石推行改革变法到现在这八九百年的时间里边，骂王安石的人要比给王安石鼓掌的人要多得多得多。这些骂声不断，骂声很大，骂的水平很高，而且给他定的罪名是石破天惊，骂得惊心动魄。所以王安石在历史上的影响力很大，他接收到的评价也很独特，也很不寻常。这是第二个方面：身后骂名，空前绝后。这里边比起什么商鞅，这不也是改革家嘛，张居正、康有为，包括梁启超，跟这些改革家相比，王安石接受到的骂声，范围广、程度深、骂声大、罪名大。这其中骂他的级别最高的一个人，就是杀死岳飞的宋高宗赵括。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北宋灭亡。两个愚蠢的、无能的皇帝被人家金国人抓走了。现在一个问题：谁应该为北宋的灭亡买单？谁应该负起这个责任？得找一个冤大头。找！赵构多聪明啊，追根溯源，一找就准。“都是因为王安石搞改革变法，我们北宋才灭亡的。”原话是这个说的：

【王安石自任己见，非毁前人，尽变神宗法度，上误神宗皇帝。天下之乱，实兆于安石，此皆非神祖之意。】 ——宋高宗赵构

“王安石一意孤行，他蛊惑宋神宗，他诽谤前辈，诽谤祖宗的法度，他就是北宋灭亡的万恶之根源。”还有人干脆认为王安石就是“天下第一小人”。这话是这么说的：

【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灵为一人者也。安石之奸邪，合莽操懿温为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求之前古奸臣，未有其比。】 ——明·杨慎

“你要问我从古到今哪个皇上最昏庸、最无能？就是宋神宗。天下所有皇帝里面最昏庸的加在一起，等于宋神宗。王莽、曹操、司马懿，这些个坏蛋，这些个最坏的奸臣（这当然是当时人的看法），所有最坏最坏的奸臣加在一起就等于王安石，又等于‘天下第一小人'。”对王安石的诋毁以至于此，他们恨不能说王安石不是人。宋代的时候有一个笔记，里面编了一个故事，说王安石出生的时候，有一个小动物叫獾，民间有叫獾猪的，有叫獾狗的，从他们家门旁屋里头跑过去了。跑过去完了之后，王安石出生了。所以王安石的小名叫“獾郎”。用农村现在的话说要么叫猪崽崽，或者小狗子。就这名字。中国古代历来的圣贤出生的时候那都是满室生辉、长虹贯日，都有吉兆的。而且生下来这孩子都是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直口方、大耳垂肩、两手过膝，怎么着也是伟岸的形象。王安石，一直小獾猪从他们家穿过，他落生了。糟蹋人也就糟蹋到这一份上了。王安石作为一个宰相，基本这些评价对他等于是全面的否定了。所以这是王安石的第一个不寻常，那就是有的人把他捧到天上，有的人要把他踩在脚下，还要再踩上一只脚。

【画外音】北宋时代，封建经济快速发展，社会财富日益丰富。与前朝相比，官宦士人的俸禄待遇非常优厚。士大夫们普遍追求高雅而又奢侈的生活方式。很多官员的家中不仅妻妾成群，还蓄养着不少的歌姬舞女。朝廷对于这种现象不仅不会干涉，事实上还鼓励有加。然而，就是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当中，贵为一国宰相的王安石，却始终坚持一夫一妻，终其一生，他始终不离不弃，没有出妻纳妾。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这样做？他这种违背世俗常规的做法，到底说明了什么呢？

【康震】王安石的第二个不寻常：婚恋观念与众不同，一夫一妻，不离不弃。王安石曾经做过一个官叫知制诰。这是什么官啊？就是专门负责给朝廷起草中央文件，给皇帝负责起草诏书的。这个官不是特别大，但是内容非常深刻。王安石做这个官做得大，做得重要，心一点都不花。有一天晚上在屋里正办公呢，特认真，突然有人给他端茶送水。王安石抬头看时，却是一位漂亮的女子。不认识，“你谁啊？干嘛的？”这时候王安石的夫人，姓吴，吴夫人赶忙走上前来向他解释说：“夫君，这是我给你买的一个小妾，侍奉你的。”好家伙，你给我买一小妾，我都不知道，该不会是夫人在考验我吧。那当然不是。王安石很吃惊，怎么就买一小妾，我都不知道，就问这个女子说：“你从哪儿来的？你什么出身呢？”因为他看这个女子长相端庄，仪态也非常端正。这个女子告诉他说：“我的丈夫也是一个将军，给朝廷运粮食，走水路，船翻了，粮食全没了，把全家都当完了，卖完了，还补不上这个空缺，就把我也卖了。”王安石一听这个回事，就说夫人买你的时候花了多少钱啊？说花了90万。王安石面有悯色，脸上表现出很难过的样子，说你把你丈夫叫来，我有话要说。一会儿工夫，她丈夫来了。说：“你把你夫人带回去好好过日子，再困难也不能卖老婆啊。90万我不要了，我再给你一些钱，回去把家重新建立起来。”

这个很不寻常啊。为什么很不寻常？因为在唐宋时代，这读书人，当官的取个三妻四妾那太寻常了。所以我们就觉得和奇怪，那王安石是怎么回事？他老婆主动给他买了一个妾回来，服侍他的生活，他还视而不见，而且还把人家退回去了，让人家夫妻团圆。眼睛瞎了？看不见人家这女子长得漂亮啊？长得这么温柔啊？我相信王安石也是个男人，看见美女他也会动心，看见女子长得漂亮，他也会赏心悦目。那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这么做实在违背常规，不合情理，特别是不合宋代的情理。我可以很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在宋代，在古代社会，像王安石这样的做法，不能说绝无仅有，那也是非常罕有了。

他一辈子只有一个夫人，吴夫人，是他的表妹。他们两个结了婚之后，王安石身边再没有第二个女人。没有充分的证据说明王安石在和他夫人结婚的时候是不是赌咒发愿来着？是不是拍着胸脯在这儿发誓来着？我们现在找不到这样的资料。而且我觉得对这样一个正人君子而言，找这样的资料，对他都是一种侮辱。但是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就是在王安石心目当中，他和他的妻子吴氏结了婚之后，他心里边就不再有别的女人了。为什么？因为他要对他的妻子负责任。当然同样，他的妻子也要对他负责任。他们结了婚之后成了一家人，成为一对夫妻，这就意味着他必须要坚守一种原则，这个原则与别的女人是不是长得越来越漂亮？自己老婆是不是长得越来越难看没有关系。与什么有关系呢？与承诺有关系。我无法告诉大家王安石给他的老婆有什么承诺？但是显而易见的，这个结果让我们能够看到他内心里面是有一个承诺。这个承诺就是：我必须要坚守我们两个人之间的纯粹的感情，纯粹的婚姻。当初的承诺就是坚守，现在所坚守的也就是当年的承诺。这是一个纯粹的人的表现，他的纯粹不仅仅是表现在不接受贿赂，做官要清廉，而且体现在个人的感情生活当中。

所以我们经常在想什么叫正人君子？我们有时候说起“正人君子”好像有一种讽刺的意思，说你是个“正人君子”。我告诉你，我们身边有正人君子，只不过是太少了。现眼前就有一个，就是王安石。正人君子，不靠赏心悦目活着，靠原则。这些原则才能支撑起他纯粹的人格，才能受人的敬仰。我们说王安石的做法违反了当时的常规、行规，但是有很多纯粹的人，他们的做法坚守了自己的原则，违背了世俗的常规，他们的做法和原则才是正确的。真理往往就在少数人的身上。这是他的第二个不寻常。

【画外音】自宋太祖赵匡胤建国以来，北宋王朝一直坚持重用文臣，抑制武将的政策。文职官员普遍享有较高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宰相身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是国家元首皇帝最主要的助手，是政府的最高行政首脑，他的薪酬待遇自然名列百官之首，无人可比。然而，王安石这个宰相却始终过着极为简朴甚至寒酸的生活，那种花天酒地、纸醉金迷的生活跟他无缘也无关。那么，手握重权与重金的王安石为什么甘于清贫的生活呢？

【康震】王安石还有第三个不寻常：生活方式不寻常。淡泊朴素，一生如一。北宋时代是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工资最高的时代，特有钱，尤其是宰相。给大家认真地算一笔帐，王安石做了宰相以后挣多少钱？宋代的宰相他的工资分了四个部分，大体说是四个部分，第一就是每个月工资条上的那个现金。第二，餐费补贴。第三，服装补贴。第四，粮食补贴。前面第一部分这个工资它是死的，每个月30万。30万个铜钱，30万文钱。第二部分餐费补贴每个月五万。服装补贴比较复杂，有绫罗绸缎，每年给他一百匹。丝棉每年给他一百两。这两项折合的钱一共是多少呢？每年18万文。合到每个月，也就是一万五千文。最后一项粮食补贴，每个月给他一百石的粮食。但是王安石的时代，一石粮食卖60文钱，这一百石就是六万文。这四项全部加在一起，他一个月的工资就是50万。如果一个铜板折合人民币两毛钱，那么现在他的工资就是折合人民币10多万。奢华一点是有理由的，谁让人家有本事挣得多呢。可是王安石异乎寻常地朴素。

说个例子，他儿媳妇家有一个姓萧的公子，这姓萧的公子对王安石也比较仰慕，到京城来玩了。王安石说我请你吃饭。小伙子挺高兴啊，好家伙，到底是宰相，气魄不一样啊，请我吃饭。特别高兴，欣然而来。来了，坐那儿等，午饭时间到了，怎么也得先上点甜品什么的，弄点核桃、瓜子、芒果，再不来点芦柑什么的。一概的没有。然后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哪来的“五味”啊？没有“五味”。酒倒是有，可能有一壶酒。五味倒是有，两张馅饼，四块猪肉，红烧肉，再加一个菜汤。哎呀，这萧公子虽然不是宰相府里的公子，但也是宰相亲戚的公子，平日吃香的喝辣的，没这么惨啊。拿着这馅饼，看了又看，无奈之下把馅吃了，把周围的部分留下来，算是装个样子吧，再喝两口汤就可以告辞了。这时候一间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我们谁都想不到，把他给雷住了。宰相王安石一边跟他饮着酒，一边吃着饭，看着这小伙子把中间的馅吃了，把周围的部分留下来了，王安石非常自然而然地就把周围的部分拿过来。三口两口就吃下去了。萧公子赶紧告辞，这地儿不能再待了，再待下去会饿死人的。

大家说王安石太抠门了，怎么能这么抠门呢？宰相亲戚来了招待，吃两口好的也没什么错。这根本就不是一个抠门不抠门的问题。我刚才讲的故事大家还没忘吧？90万都不要了，那是抠门吗？我告诉大家，王安石的这种做派，简直是太反常了，甚至都是不正常的。朴素是一种本色，也是一种生活态度，更是作为君子的一种修养。这不是在萧公子面前作秀，朋友们，他一辈子都这样，后边这些事还多着呢，咱慢慢再看。所有这些我们说他不寻常，那是因为有寻常。这些行为和那些，他的宋代那些同事相比简直就是一个另类。

【画外音】王安石出身于官宦之家，书香门第，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励志“齐家治国平天下”。在他20岁时候参加科举考试，成绩优异，表现出众，主考官将其列为状元。然而当朝皇帝宋仁宗却执意讲王安石由第一名降为第四名。宋仁宗为什么要这样做？面对从第一降到第四的巨大落差，王安石的反应究竟如何？

【康震】他还有第四个不寻常：对待功利不寻常。单薄功利，淡然处之。宋仁宗庆历元年，公元的1041年，二十岁的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宋代科举比唐代的时候录取的人多得多了。两宋加在一起，三百多年的时间录取的进士大概有十来万人。可是大家要知道，宋代人口最多的时候有一个亿。你这么一算也是万分之一，竞争也很激烈。王安石考去了，王安石学得好，一考名次排出来了，内部排名，第一名：王安石，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第四名：杨寘。这是个内部排名，谁都不知道的。这第四名杨寘沉不住气了，他还不知道自己是第四名，他老想打听自己考得怎么样，托他哥哥杨察。为什么呢？杨察是宰相的乘龙快婿。“哥，你赶紧找你岳丈，给我查一下我的成绩，查一下我的排名。”这宰相上朝的时候利用工作的便利，偷偷瞄了一眼，别的人都没瞄着，这杨寘第四名，赶紧告诉了杨察。杨察赶紧给他弟弟“打电话”，“你是第四名。”杨寘干嘛呢？杨寘这时候正和一帮哥们在酒楼里面喝酒，一听到这个，拍案而起，说了一句话：

【不知哪个卫子，夺我状元矣？】 ——宋·王銍《默记》

“不知道哪个驴，抢了我的状元？”修养太差了，但也说明什么呢？很着急。杨寘没考试前，大家认为众望所归，他绝对能拿状元的，这下没拿成。我说了那是个初级名单，又过了几天，主考官就把这个排名要拿去给皇帝宋仁宗过目的，他是终审。一份一份的卷子要看，特别是拍在前面的。拿起第一份来一看，王安石。王安石的文章写得好，其中有一句话，宋仁宗看了不高兴了。他用了一个典故，叫“孺子其朋”。着什么意思啊？“孺子其朋”出自《尚书》，他的原文：

【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 ——《尚书·周书·洛诰》

什么意思啊？这是当年辅佐周成王的周公。我们知道，周武王去世了以后，他的儿子，也就是周公的侄子，周成王继位，周公辅佐他。周公辅佐他的时候周成王才十二岁，是个小孩呢，他叔叔就教导他说：“孺子其朋，孺子其朋，其往”。孩子孩子，以后跟大臣们打交道，要诚心诚意地，把他们当朋友看。这是个长辈对孩子说的话。可是宋仁宗这会已经三十多岁了，皇上已经当了十几年了，他比王安石还大十几岁。他看到这种口吻，他就不高兴。“这个人不适合当状元，我们另挑一个吧。”把第二名拿起来，王珪的，文章写得不错，再一查档案，这是一个在职报考的研究生，宋代规定凡是在职官员参加科举考试的，不能给状元。就是别的名次可以，不能给状元。第二名不行，第三名吧。第三名拿起来一看，韩绛。哦，又是个在职的，今年在职的特别多。最后拿起了杨寘的，这个第四名，应届毕业生，考得也不错，写得也不错，就是他了，把他和第一名换一下。第一名：杨寘，第二名：王珪，第三名：韩绛，第四名，就是那个“被第四名的”：王安石。杨寘在酒馆里破口大骂的时候，他还不知道他的命运已经发生了变化。可是我就很想问，杨寘自己本来就是第四名他都破口大骂，如果是王安石这个“被第四名”的第一名，那还不得骂破天去？那更应该骂，有理由骂。可是我们都感到很失望，根据史料的记载，王安石对这个变故的看法，反应很冷淡，是这么说的：

【荆公生平未尝略语曾考中状元。】 ——宋·王銍《默记》

王安石这一辈子从来没提过这件事，好像忘了一样，不提。不提反而让我们不正常，我们抱着看热闹的心态，打算看他有怎样激烈的反应？结果他非常地平常、平淡。我们反而觉得有点扫兴，对看热闹的人来说有点扫兴。那王安石到底是怎样想的？我们就很想知道，难道他的心里就没有一层波澜吗？直接的材料找不到了，但是有一条间接的材料是可以证明的。离这没两年的时候，王安石做了官以后，回家省亲的时候，写了一首诗，其中有这么四句，是很能说明他对待科举的态度的：

【属闻降诏起群彦，遂自下国趋王畿。刻章琢句献天子，钓取薄禄欢庭闱。】

——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

哎呀，天下的读书人，一溜小跑都到京城去参加科举考试，很重要。可是科举考试对我来说就像钓一条鱼一样，一件小事。为什么要钓这条小鱼呀？因为钓了这条小鱼上来，我就有了工作，有了工资，老婆孩子家里人都高兴，我就是为了他们高兴才考的。这就是王安石对待科举的态度，就是只不过是为了得一份工资，找一份工作。大家说不对吧，你原来讲欧阳修的时候，讲韩愈的时候，这些人为了科举考试都跟发了疯似的，他怎么能这么对待科举考试呢？他也太小看科举考试了。我还真告诉你，他不是小看科举考试，他是心目中有更大的目标，比科举考试大多了去了。他还有两句诗：

【此时少壮自负恃，意气与日争光辉。才疏命贱不自揣，欲与稷契遐相希。】 ——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

我年龄不大，心怀壮志，欲与天公试比高。我要跟太阳争一下到底谁的光辉更加明亮。我虽然是个穷读书人，但我内心里边是要做尧舜禹手下的贤臣那样伟大的臣子。科举对我算什么？只是我人生道路上一个小小的阶段，是一个必经的过程，这过程过去了就结束了，它哪里是我的目标，我更不值得把他天天挂在嘴上用一辈子的时间唠叨，我这辈子要做的大事很多，科举不是目的，只是一种手段，甚至在我看来，是一种小小的手段。以我的才华要应付它，太容易了。我怎么会为它老是来计较我是第一名还是第四名呢，不可能的事情，我都没往眼睛里边放。所以还是刚才那条史料记载说他一辈子都没谈论过关于他考中状元的这件事情，接下来又有一句话说：

【其气量高大，视科举为何等事耶？】 ——宋·王銍《默记》

王安石心胸宽阔，气量宏达，个把考试放在心里头算什么？什么都不能算。对于一个目光远大的人，他看到的是未来，而对于眼前的纠结，他是不会萦怀于心的。他不是个寻常的人物。打一开始我们就没说他寻常，他做的事情样样跟人不一样。他不是故意拐着胳膊跟人不一样的，而是因为他的内心世界里边，有着和旁人不一样的心胸和志向。我讲到这儿呢，我还是觉得有点疑问，我相信大家也有疑问：不会吧，二十多岁就看破名利，淡泊名利，他这么长时间都没谈过中状元的事？他这么多跟人不一样的做派该不会是沽名钓誉？该不会是想要故作姿态吧？凡事都要讲个证据，没有证据怎么能让人相信呢？我们就给他拿一个证据，大家的怀疑不是没有道理的，我们就来看一看王安石这个人是不是个好名利的人？王安石这个人是不是个喜欢升官发财的人？在下一集里我们将会找到一个正确的答案。谢谢大家。

【画外音】在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到京城实现出将入相的目标，是大多数读书人梦寐以求的理想。然而王安石却接连几次拒绝了高官居京城汴梁的机会，而埋头做一个实实在在的地方官。那么王安石为什么要这样做呢？敬请关注《唐宋八大家之王安石》第二集《不做京官为哪般》

唐宋八大家王安石

（二）不做京官为哪般

【画外音】：宋仁宗庆历元年，即公元1041年，二十岁的王安石参加科举考试，一举夺得第四名的好成绩。在一般人看来，等待他的将是一条平步青云的光明大道。事实也正是如此。几年后，一个绝佳的机遇摆在了他的面前，只要抓住这个机遇，未来的王安石一定能够青云直上。然而谁也想不到，二十五岁的王安石居然主动放弃了这个机遇，这究竟是为什么呢？

【康震】：中国古代封建社会哪个读书人不想当官？哪个读书人不想当大官？不想发大财、不想做京官儿呢？都想到京城里边去当官。但我可以告诉你，有一个人不，这人是谁呀？王安石。他不愿意升官，我说他在年轻的时候，他不愿意升官，他不愿意做京官。

大家说你行了，差不多就可以了。有例为证，我们一切拿事实来说话，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王安石考中进士之后，所做的第一个官叫什么名字呢？有点绕口：签书淮南东路节度判官公事，说白了就是扬州市市政府办公厅秘书。这官他做了四年，任期满了，任期满了之后有一个绝佳的机会可以到京城去做官。大家说奇怪，这才二十五岁的一个人，哪儿这么好的一个机会，才在地方做了四年官，立刻就提拔到东京汴梁做京官了。

大家有所不知，在宋朝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凡是中了甲科的进士，什么叫甲科的进士？就是排前几名的，排一二三四五六七，排前几名的叫甲科进士。凡是这类的进士，只要到地方上做官任期满一届的，就可以给朝廷交一份报告，什么报告呢？譬如说你的述职报告，譬如说写篇论文、写篇思想汇报，交上去了以后，朝廷经过审核，同意你参加一种考试，简单说就是公务员的考试，当然这是高级公务员的考试。考试通过之后，你可以在馆阁就职，什么叫馆阁就职啊？在宋朝所谓馆阁是这么几个机构，弘文馆、集贤院、秘书省、史馆。这些馆阁机构相当于我们现在什么机构啊？国家档案馆、国家图书馆、中央文史馆、中国社会科学院。你在这里边做官就相当于做这些馆阁里边的高级研究员，都干什么事呢？修撰国家历史，也为政治咨询提供顾问，还可以整理国家的典籍和文献。

大家一听，说这是个什么官啊？说白了不就是国家图书馆的管理员吗？说那么好听，有那么重要吗？当然重要，这是因为你有所不知啊，非常重要。大家还都记得唐代的著名文学家柳宗元也是八大家之一，他考中进士之后曾经做过集贤殿书院的正字，就是国家图书馆的校对员，他这什么官啊？这官当了没多长时间，他一步就登到礼部里边，就是国家的文化部里边做官了。欧阳修也是一样啊，也曾经在馆阁里边做过校理、做过校勘，后来也很快升官了。大家要知道宋朝这个王朝它是重文官轻武夫的，朝廷里边的宰相、大官基本上全是什么呢？文职人员担任。所以在宋朝有个现象，凡是大官往往都是哲学家、史学家、理论家，都是高级的学者，对不对？那么这些馆阁里边的官，我刚才讲的这高级研究员都要谁来担任呢？都是要当代的文采斐然、学富五车的学者来担任。

在宋朝可有一条“潜规则”，你要是在馆阁里边做了官，过不了多长时间就很有可能被选拔进入“两制”，什么叫“两制”啊？就是做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这俩官可了不得，专门负责给朝廷起草诏书的。两制当上一段时间就会被选入“两府”，什么“两府”啊？宰相和枢密使。这都当了宰相了，换句话说，昨个我可能还是国家图书馆的高级研究员，明儿个我可能就做国务院总理了。这个在宋朝不是神话，是已经被很多人证明了的一个事实。你说重要不重要？太重要啦。他才二十五岁就得了这么一个机会，那还不得紧紧地抓住。科举考试的时候“被第四名”了，我现在得证明，我到了京城，我考了这个馆阁之职，我能力很强，我依然是状元这水平。搁到谁身上，都会牢牢地抓住这个机会。哎呀，可是你想都想不到，王安石他都不要这机会，史书上记载：

“安石独否。再调知鄞县”——【宋史·王安石传】

当时肯定还有其他比较优秀的进士，人家肯定就选择了参加考试，就到京城里边做官了，对不对？就咱，不去。不去怎么办呢？行啊，朝廷说那你就到鄞县去做县令吧。县官嘛，七品。鄞县在哪？就是现在宁波市的鄞州区。大家可能会很奇怪，说这有病啊？放这么好的机会不去，为什么？咱别急，咱后边慢慢看，王安石这人啊不寻常的事多得很，你慢慢看着你就明白了。只要记住，这一年他二十五岁，是第一次放弃去京城做官的机会。

【画外音】：王安石的一生，充满了神奇的色彩，总给人留下许多个意想不到。这一次放弃进京做官，就令很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不知道二十五岁的王安石做出如此不合常理的选择，到底是出于何种目的？很多人可能认为这不过是年轻人一次偶然的失手。其实不然，在随后的时间里，王安石又接二连三，数次拒绝到京城做官，情愿留守在地方。那么，王安石他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呢？

【康震】：光阴荏苒，时间过得也很快，他在鄞县县令的职务上又干了三年，任期又满了，被任命为舒州通判，相当于安徽潜山市的副市长，这回提了半格，原来是七品，现在是六品，相当于地级市的副市长，六品，挺好。这官还没干多长时间呢，好事连连，当朝宰相文彦博上书朝廷，要推荐王安石，他怎么说啊？

“殿中丞王安石，进士第四人及第。旧制，一任还，进所业求试馆职，安石凡数任无所陈。朝廷特令召试，而亦辞以家贫亲老，且文馆之职士人所欲，而安石恬然自守，未易多得。”——宋·程俱【麟台故事】

王安石考了第四名，那是甲科的进士，按道理说这样的人在地方上任满一届之后就应该被推荐参加这个考试，公务员考试，要被提拔的。王安石总是很谦虚，他推辞说自己家里头老人多，家里头穷，到京城做官花销大，他不去。考馆阁之职这是历来文人所追求的，王安石敢于不要，说明这个人胸怀坦荡，非常地淡泊，这样的人才应该推荐，我推荐。与此同时还有一个官员叫什么呢？叫陈襄，他也给朝廷上书推荐王安石，他的理由就是王安石要学问有学问，要人品有人品，要政绩有政绩，整个就是一个不爱当官只爱工作的这么一个人才，应该给予推荐。朝廷什么态度？朝廷下了一道旨意

“召王安石赴阙，俟试毕别取旨意”——宋·程俱【麟台故事】

来吧，既然都推荐了，来参加考试吧，参加完了给你一个合适的位置。王安石不去，不去，他给朝廷写封信《乞免就试状》，用现在的语言就是说请求不参加升官考试的请求、申请，在这封申请书里边，他讲了三条理由：第一，我奶奶年纪大，我祖母年纪太大了，我得照顾她，到京城做官花销太大，物价太高，我去了以后挣的钱少，不行。第二，我父亲去世以后，一直没有归葬家乡，这归葬家乡的费用也很大，我负担不起，去京城做这个官工资不高。第三，我弟弟妹妹都要急着结婚，这也需要花费。宰相说我这个人淡泊功利，不是这么回事，我真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所以去不了，希望朝廷理解。理解，理解万岁，朝廷理解你家庭经济困难，不来京城做官，行，就当你的舒州市的副市长吧。大家记住，这一年他二十八岁，第二次推辞了去京城任官的机会。还行，年龄还小，后边还有机会。

时光如梭，光阴荏苒，三年又过去了，又任期满了，任期满了，这回不用你推辞了，朝廷直接下了一道命令，让他去集贤院做校理，就是国家图书馆去做高级研究员。不但让他去，这次还有优惠的条件，我刚才说了，你得先交个报告，人家批了以后你才参加考试，然后才能去做这个馆阁之职，对不对？免试。我们对你很信任，你的水平完全够了，不用参加考试，直接就任。第二，以往来就任的时候，譬如说你原来来的时候，你是一个处级干部，你得待上两三年，我再给你提个副厅。不用，你一来，就地给你提升，马上给你弄个副厅，怎么样？不用考试，不用等待，现成的，够意思了，朝廷给你面子，你得给朝廷面子啊。一点面子都不给，连上四道辞呈，坚决表示不干，理由如下：第一，对于朝廷同情我经济困难首先表示感谢。第二，虽然如此，最近我们家事又出来了，我祖母去世了，我还有俩哥哥也去世了，我还有嫂夫人去世了，这又得一大笔费用。第三，朝廷死乞白赖地要我升官，到京城做官，我死乞白赖地不去，你来推，我来让，你要给，我死活不要，这个弄来弄去如果最后我真到京城做官了，人家会认为我沽名钓誉、欲擒故纵，长此以往对于官场的风气不利，我不能开这个口，不做就是不做。匹夫不可夺其志啊，牛不喝水不能强按头，我就是不做，希望朝廷能够体恤我的苦衷。

【画外音】：按照王安石的说法，王安石之所以不愿意来京城做官，主要原因是家里人口多，婚丧嫁娶的麻烦事儿多，京城的消费水平太高，来这儿做官，仅仅依靠王安石一个人的工资，很难维持生活。不过这个理由让我们难以信服。要知道，北宋王朝对待读书人、对待文官，可以说礼遇有加。朝廷的文职官员尤其是高级官员，享有很高的政治地位与经济待遇。怎么到了王安石这儿，连日子都过不下去了？面对王安石这个死活不愿意来京城做官的怪人，北宋的皇帝与宰相们究竟打算怎么办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