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影响的调查(开发区)

第一篇：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影响的调查(开发区)

取消农业税对农村影响的调查

晋中开发区财政局

根据上级统一安排，开发区财政局在社区管理处的配合下，于3月上旬、中旬对开发区农村取消农业税后的情况进行了调研，此次调查采取抽样调查为主的方式，选取了具有代表性的村子5个，占到总数17个村的29.41%，其中相对富裕的村子2个，中等水平的村子1个，相对贫困的村子2个。调查的具体形式为入村调查，采取发放调查表、查阅账册、与村干部座谈、深入农户调查等方式。经整理后形成调查报告如下：

一、总体情况。

晋中开发区地处太原晋中结合部，地形以平原为主，灌溉设施完善，适宜农作物生长，农业生产的条件比较优越，辖区总面积55.8平方公里，管辖17个行政村，截止2005年底辖区内农业人口28005人，耕地总面积38644亩，人均耕地1.38亩。

二、取消农业税对农民及农村的影响。

近年来，随着开发区招商引资带来的土地大面积开发，近郊农民通过转让土地获益较多，加之农民普遍依靠发展加工业、运输业、建筑业及经商等产业，农业收入占家族收入的比重较小，所以从总体上来说，实施农村税费改革和取消农业税对农民收入 1

影响较为有限，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民的亩均税费负担由46元下降到27元，按照亩均负担折合人均负担进行换算，人均负担为37元。从2004年起开发区取消农业税，当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085元，只占到1.2%。结合开发区17个行政村的普遍经济状况，我们认为取消农业税对农村经济发展、村级政权运转及农村不卫生、教育、社会保障及债务解决情况影响不大。

取消农业税对开发区财政收入的影响也是有限的。以2003年为例，当年农业税收入113万元，财政总收入7318万元，只占1.54%。免除农业税后，通过上级转移支付及大力发展二、三产业，扩大本级财政收入来源，完全可以弥补这个缺口。

1、免农业税对农民生产生活影响不大。超过80%的农户反映免农业税对自己生产、生活影响不明显，这个调查结果说明被调查者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考虑免征农业税的影响。近几年农业税逐年减少，开发区农村调查表明：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3085元，农业税费支出为人均37元。按此税赋水平免征后，对农民增收的影响仅为1.2%。在龙田、使赵等一些较富裕村，农业税一直由村集体代缴，农民早已不直接缴纳农业税。总体说来，免征农业税对开发区农民家庭经济影响有限，对多数农民生产生活影响不明显。

2、超过半数农民愿意保持“兼业”状态。在所调查的农户中

大多数农户愿意保持“半种田、半务工”的兼业状态，不敢轻易丢掉田地。他们认为：在家种田可以“手中有粮心不慌”，出外打工可以“外出挣钱好盖房”。只有少数农户“愿意在家务农”,这部分农户大多缺乏技术、年纪偏大且体弱多病，“离开土地就无法生存”。少部分种粮规模较大的农户，尝到了规模种植的甜头，不愿外出。他们说：“现在农业税免了，国家还发粮食补贴，种地不错，况且外出打工也不容易”。一些较富裕的农户表示“不愿意在家务农”，这部分农户有文化且年轻力壮，目前大部分时间在外务工，经商或从事建筑、运输等行业。

3、对部分贫困村运转影响较大，典型的是上营村，这个村全村人口1130人，人均耕地面积2.5亩，属耕地相对较多的村子，但因为离正在开发的地段较远，集体经济发展落后，村干部认为实行农村税费改革和免征农业税对村级经费影响较大，1999年至今村干部未领到工资，累计欠发达35万元；民办教师工资欠发20万元；60岁以上的老人没有发放养老金，这种情况在开发区17个村中是少有的；村所欠外债达140万元，主要是建设新校、兴修水利和埋设电缆所欠的材料费和人工费。取消三提五统和农业税后，村级收入大幅度减少，农民们旧的欠账收不上来，筹资筹劳异常困难，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维护以及公益事业投资缺乏，许多工作不能正常开展。

4、免税有利于社会稳定。许多农村干部表示：免征农业税后提高了政府的凝聚力，密切了政府和群众、干部和群众的关系。西荣村一位干部说，“过去税费高，收缴难度大，村干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催粮派款，欠账是普遍现象，因此引发矛盾，导致干群关系紧张，免征农业税，能消除催粮派款工作带来的不良影响，有利于农村社会的稳定”。

5、现行农业补贴的方式。

一是对所有大秋作物均实行粮食直补。国家规定对种粮农民进行直接补贴，小麦每亩10元，玉米每亩5元。为进一步调动种粮农民的积极性，开发区结合农作物种植现状和本级财政状况，除国家规定的补贴外，对种植谷子、大豆等其它大秋作物同时实行直接补贴的办法，补助的额度为每亩5元，2005年下达粮食直补资金22万元，其中小麦直补资金2万元，玉米直补资金17万元，其它大秋作物直补资金3万元。

二是村级对农民的种粮补贴方式。一些较富裕的村子，如使赵、龙田、高村，采取多种方式对农民进行补贴，如村集体购买种子、化肥、农药、地膜，以平价方式销售给农民，补贴部分差价和运费，使赵村2005年此项开支达3.5万元；对农田灌溉的间接补贴，对农民只收取部分费用，电费和部分消费由村级负担。

三是县级、村级、农民三者相结合的补贴方式。在实施农村

节水灌溉工程的过程中，采取了政府资助一块，村级自筹一块，农民负担一块的办法，在南六堡、杨盘等村建设了农田节水灌溉工程，2004至2005年，财政用于节水灌溉工程的支出达到89万元。

6、现行的转移支付政策存在缺陷。一方面是总量不足，无法满足村级政权所需；另一方面是一刀切的平均发放办法解决不了富村越富，穷村越穷的问题。

2004年开发区17个村的转移支付总额为114.57万元，平均每个村的转移支付额为6.74万元，上级下达数为76万元，本级配套38.57万元。特别是在上营、西荣等一些相对贫困的村子里，收入较少，债务较大，转移支付只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面临的实际问题。

现行的转移支付测算办法按照人口数测定转移支付额，未考虑村与村之间自然条件、富裕程度、教育卫生等现状，县级财政无法对相对贫困的村给予政策倾斜，贫困村的农民收入、村级政权运转、教育状况、卫生医疗状况处于落后状态。而一些富裕村则不在乎转移支付资金，存在胡支乱花，管理不严的漏洞。

三、意见和建议

1、实施政府职能转变。取消农业税后，乡镇与村级该干什么？换句话说，其职能如何界定，要重新寻找工作重点，立足实

际为农民服务，由原来的“促农增产”变为“促农增收”，由原来的“催耕催种”变为引导农民按市场需求自主种植，自主经营，自觉调整种植结构，这首先取决于乡村干部的政治、文化、技术素质，因此大力组织形式多样的培训，提高干部素质是一项迫在眉睫的工作。

2、配套改革应及时跟进。税费改革和全面取消农业税后，村级的事权没有减少反而增加，支出没有压缩反而膨胀，而财权又相对集中在上级部门，应该进一步明确村、乡、县各级的事权，对于涉及村民自治的一些事权财权，乡、县级不应过多干涉，现行的村财乡管模式值得商榷，应该把更多的精力转向为村级提供高效优质的服务上来，大力推行政务公开、村务公开，逐步提高农村自我约束，自我调整，自主发展的能力，不能简单地把管理服务变为审批监督。

3、完善财政体制。农村的教育、医疗、道路、吃水、文化等属于社会公共产品，理应由政府财政来保障，应逐步完善专项补助、转移支付制度，加大转移支付力度，特别是加大对一些贫困村的教育和公益事业支持力度，推行农村合作医疗改革，以求得公共产品在全社会的平衡。

二〇〇六年三月十五日

第二篇：取消农业税

取消农业税，中国历史上的壮举

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郑重宣布，像一声响彻云天的春雷，在辽阔的中国农村、牧区的每个角落回荡。对9亿中国农民来说，再没有比这条消息更令他们激动和感动的了。他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天，历史将记载这一天。

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各朝各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的举措，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共和国成立后50多年里，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为减轻农民负担做了许多努力，但农业税政府还是得收，农民也还是得交。温总理这一宣布，五年后中国农民将告别交农业税的历史，这是本届政府做的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是天大的德政。

我国多年来农业税稳定在500亿元左右，2002年仅占全国税收的2.6%，每个农业人口不到60元，对政府、对农民似乎都不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大数目。但政府保留还是取消这项税收，其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本身。

取消农业税，是项使每个农户都受益的根本性举措。“60”块钱，对城里人，对有钱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区区小数。但在当今中国的不少农民眼里，每个人口交60元也不是一件简单事。五口之家一年要交300元，他种那几亩地去掉化肥、种子、农药、水费等各项开支，又能挣几个300元呢？再说，300元可能维持一家两三个月的最低生活呢。问题还不在这里。因为有农业税，就给其他五花八门的费税“搭车”提供了平台，这样几倍于农业税的负担就会落到农民肩上。五年后取消农业税，其他费税“搭车”的平台也随之失去，农民将从一反一正中大大获益，党和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也因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取消农业税，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施政理念。9亿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又是收入增长最缓慢、生活最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目前，农业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扩大。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加入WTO后，我国农民又多了一层国外优势农业竞争的强大压力，处境更为艰难。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农业工人拥有1000亩耕地，还从政府那里获得补贴。相比之下，我国小规模的、分散的农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新一届中国政府充分体察农民的境况，毅然取消农业税，可以说是现

实条件下对“三农”最强有力的扶持。这项政策必将激发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推动农村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发展了，稳固了，也必将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取消农业税，实行乡镇财政与税收脱钩，将缓和和改善多年来因收农业税以及其他摊派费用而造成的不少地方农民与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关系的紧张，有利于基层干部集中精力带领农民致富，有利于重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和谐关系，有利于农村的稳定。

取消农业税，必将推动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五年后，乡镇的财政负担将通过国家财政支付转移来解决，这必然要求县乡镇要精简机构、裁减“臃肿”人员，有些地方也可能根据情况对乡镇做必要的合并调整。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将得到优化和提高。

取消农业税，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现在农业税虽然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百分之二点几，但五年后这笔税收不但没有了，国家还要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来支付农村基层的财政开支，这一反一正给国家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取消农业税，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难以做到的。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力明显增强，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使国家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能力。

第三篇：取消农业税

对取消农业税的理论思考

周东明

【摘要】取消农业税，对于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意义非常重大。本文从经济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三个方面，说明了取消农业税的意义。

【关键词】取消；农业税；思考

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第19次常委会会议，以高票通过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征收条例》。这是自1958年实行农业税以来，我国首次废止。从2006年开始，历经2600年的皇粮国税被废除。农业税的废除，9亿农民举天同庆，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作以下思考：

从经济常识看：

（1）市场经济具有弱点和缺陷，必须进行国家宏观调控。市场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但造成资源的浪费。为了避免这种浪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取消农业税，就是国家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的一种措施。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减少支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3）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调动了劳动积极性，增加了收入。但造成了过大的贫富差距。因此，我国及时取消农业税，可以减少农民的支出，有利于实现公平，维护广大低收入人群的利益。

（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否牢固，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取消农业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可以促进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5）我国税收的性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型税收。税收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调节是通过税收来进行的。通过对纳税人、纳税对象、税率的确定和具体的税收征管，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取消农业税，这是国家运用税收杠杆，来增加农民的收入，调节农村和城市的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的健康发展。

第四篇：取消农业税(参考)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  取消农业税、增加粮食直补，加大农业投入，是中央的一项惠农工程；也是一项德政工程。全国农民无不拍手称快。这一政策的出台，对彻底根治农民负担过重，加快农村发展步伐，缓解农村矛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但在举国上下一片欢呼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很清醒地看到，取消了农业税，不等于就解决了农村所有的矛盾，反之，伴随着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譬如一味良药，虽有好的药效，但也必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如果没有一些好的药物配伍，难以起到更好的作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税费尾欠越来越难征收。税费尾欠一直是乡村干部感到非常头疼的问题，也是乡村负债、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因素。在农村，几乎每个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农民拖欠税费的现象，一个人口不到上千人的村，甚至可以欠税费近40万！可见，这些农民多年就根本没交任何税费，长期喊的农民负担过重，其实对他们并无大碍。税费尾欠收不上来，基层政府不得不组织庞大的力量来征收，增大了行政成本，也更加重了农民负担，形成恶性循环。事实上，真正的乡村负债，并没有包含农民所欠的税费往来，一旦这些往来不收或收不上来，乡村负债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取消各种税费后，中央规定，税费改革前的上缴尾欠暂停清收，只是缓解了一部分真正困难群众的矛盾。其实欠税的不完全是困难群体，是这样四种人：一是富裕户，这些人长期举家外出，靠在外面打工或经商赚了钱，在外定居或长时间不回，乡村干部根本无法收到他们的税费；二是刁难户。用乡村干部的话说，就是“钉子”户。这些人无理取闹，恶意拖欠，把政府对干部税费征收规定的“几不准”看成是自己的保护伞，乡村干部对这些人总是束手无策；三是攀比户。税费征收过程中总会有种怪现象：没欠的向欠得少的看齐，欠得少的向欠得多的看齐。这些人惟恐自己吃亏，相互攀比；四是困难户。主要是经济收入不高的农户，五保户，受灾户等，这部分人一般在农村占的比重并不大。税改前税费的缓收，使税改后的农业税更难征收，在群众的潜意识中，好象是以前的尾欠不准收了或根本不收了，大大挫伤了以前踊交税费的部分群众的积极性。现在农村的公益事业筹资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以前没欠税费的，他们根本就不交了，用他们的话说，别人欠那么多都没问题，我们自然用不着再犯傻了。而欠得多的呢？也就干脆破罐子破摔，反正是还不完债，干脆也拒交。税费尾欠，是寄生在乡村基层的恶性肿瘤，不及时医治或彻底根治，必将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

二．公益事业越来越难组织。近两年，政府虽然加大了农业投入，但要真正搞好农村公益事业，目前靠的主要还是农民自己。各种税费取消后，农村允许收的就只有“一事一议”。有些地方规定，一事一议收费的原则是“有事就议，无事不议”，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而且最高不超过人平15元。这个规定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乡村干部很难操作。矛盾主要有三：一是程序有矛盾，必须要大多数人同意才行，这“大多数”人怎么界定？一个组的“一事一议”商定，“大多数人”是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呢？还是指实际人口数？或者到会人数？个别人为了个人利益不同意又怎么办？实际上在农村只要有个别人不出钱，事情就很难办成，所谓的议事其实也是一纸空文。笔者所在的村民小组，准备硬化公路，仅仅只有几户不同意，至今只好搁浅；二是方案有矛盾，比如农村的许多机耕路，是为农田服务的，修路筹资自然按田分摊。如果按人分担，那些人多田少的自然不干，本来30年不变的农田承包政策使许多人及时分不到田，这部分人本身就吃了亏，再加重其负担也不合情理，何况有些地方按田分担根本没有矛盾，政府又何必去强加一个按人收取，强行扣上一个“负担不合理”的帽子？三是数目有矛盾，比如笔者所在的村，经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硬化村主干道3.8公里，共需资金53.2万元，政府拨款34.2万元，尚差19万元。我村共有人口850人，按人平收取15元计算，共可收1.275万元，如果按此速度收取，共需15年。而实际上，村里居民的生活水平两年要筹集这笔钱根本没问题，但是于法不容。

三．土地纠纷越来越难处理。前几年，为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政府提倡土地延包30年不变。其实那时侯由于各种负担太重，农民根本就不愿意要田地，大多数农民都拒签合同。为了响应上面的政策，乡村干部只好造假合同应付上面的检查。田土多的农户纷纷搁荒，欠下一大笔税费。而田土少的农户，更不愿揽个包袱。人地分配相当不均衡。农业税取消后，什么负担几乎没有了，中央还有一系列的补助，各地开始出现争地现象。人多地少的要求分地，人少地多不愿意拿出来，这时候他们拿出政策来保护自己：30年不变啊。特别是一些农村的新生儿，如果说以前人多地少的农户是自违的话，那么这些新生儿，是谁剥夺了他们半生享有土地的权利？还有征地矛盾，以前农民觉得土地是种累赘，只要减免他们的负担，地价都没有过高的要求，现在他们觉得土地艰贵了，不再轻易转让土地。一些地方必要的建设征地，就成了难题。比如某乡某村有两个组，一个组税改前农民征收的土地价是水田5000元/亩。据说依据是按每年农业税及附加税最高100元/亩估计，50年政府应该收5000元。本来农民要交税的，这下不但不交，还有收益，皆大欢喜。另一个组是免税后征地的，农民都知道打算盘了：现在粮价翻倍了，每亩包括政府的各种补助至少收益900元左右。50年就要4.5万元哦，并且还意味着永远失去田地。所以他们索要高价！而前一个组的群众想不通啊，只相差一年时间，他们感觉自己太吃亏了，又纷纷去强行夺回自己的田地。现在许多地方都出现已被征地农民索要田地现象，基层政府很难应付。

四．基层组织越来越难运转。很长一段时间，税费收入一直是乡村基层组织经费的重要保证。取消各种收费后，乡村组织已是举步为艰。乡镇干部以前的待遇主要靠工资收入和乡镇补贴。现在大部分乡镇没有了经济收入，干部也就不可能发多少补贴。光靠工资收入的乡镇干部自然成了困难户。就拿我乡来说，干部工资最高的也就1500多元，最低的只有700多。而当地农民在外打工的平均工价是1800元/月。造成乡镇干部大多不安心于本职工作。特别是乡村债务，已成为基层政府极不稳定的隐患。现在几乎所有的乡镇都有债务，一般的都有好几百万！不要谈偿还债务，正常的办公都已无法运转。个别乡镇，已到了干部食堂都无法保证的地步。虽然上级政府在极力想办法化解乡村债务，问题是这样的体制下去，继续增长的债务又怎么办？如果不能对症下药，恐怕永远会有化解不完的乡村债务。另外，公益事业也成为乡镇一个极为头疼的问题，在村里，还可以搞一事一议多少筹点，但乡镇又上哪里去筹？以前在乡镇，暗地里都有一个这样的规矩：乡镇每年在上缴的费用中，要拿出一部分奖励村干部，村干部倒是尚能听命于乡镇政府。没有了这些费用，乡村矛盾也逐步显露出来。实行村民自治后，乡镇对村干部没有任免权，没有了经济往来，许多村干部有了占山为王的思想。有人把一些资力较老的村支书叫做“土皇帝”。凡事他不听上级指挥。而你又无可奈何。现在乡镇布置村干部工作任务，几乎没人听。就连农民负担卡，包村干部都只好自己帮村干部填写、发送、张贴。

笔者通过对邻近几个乡镇的调查，发现这些矛盾比较尖锐。怎样来解决？个人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税费尾欠要合理征收。税费尾欠的成因比较复杂，各地差异不同，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只能因地而异。“收”、“消”、“减”、“免”。“收”就是对有偿还能力、恶意拖欠的农户依法清收；“消”就是鼓励有劳力剩余的农户以劳代资，既减轻了农户负担，又增加了集体收益，第一年共用这种形式鼓励村民荒山造林200多亩，不仅收回上缴2万多元，而且10年之后集体可创收200多万元；“减”就是召开村民代表会，讨论减免部分受灾户的税费；“免”就是用同样的方式免去个别特困户的税费；

二．公益事业要合理规范。由于乡村债务没有化解到位，各种税费又不准收，许多村只好在“一事一议”上开口子。而上面往往只强调标准，只要不触“高压线”，而忽略监督。许多村干部按照上面的要求，造假会议记录，假村民代表签名以达到其目的。“一事一议”的征收应该法制化，让执行者有法可依。在人地矛盾没有解决的前提下，征收的方案必须因地而异，否则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之会激发矛盾。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经过村民代表的同意，和上级组织的审核，要允许特例存在，否则会制约一些地方的发展。

三．土地矛盾要合理完善。政府应该逐步探索新的形式下新的土地政策。虽然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但实际上农民拥有了所有权。如果农民不同意，谁敢强行征地？农民的宅地基谁敢侵占？承包期满后外地居民谁敢来承包？城里的一些无业居民，同是国家公民，为什么就不能享受这一优越的国家资源？还有一些矛盾，比如一些企业征了农民的地，经营期限是50年。50年后怎么办？如果企业不再续征了，农民面对那些钢筋水泥如何耕种？假如企业续征，农民有意天价又怎么办？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必须逐步探索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让土地可以流转。会经营的农民可以进城定居，城里的失业者可以到农村买地耕种。同时，农民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相互流动。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城镇的失业压力，可以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土地闲置。同时可以避免农村长期存在的人地矛盾。

四．基层组织要合理设置。现在乡镇队伍的庞大，与早些年农民负担过重有很大的关系，税费收不上来，乡镇就不得不增加人手。以前乡镇干部的工作主要以税费收缴为主，取消税费后，乡镇人员明显多余。许多乡镇干部面临失业。许多地方在喊乡镇政府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实际上是一种害怕失业的恐慌的托辞。乡镇干部大多来自于高等院校，许多人根本没种过田，又怎样去指导种田？许多人根本就没经过商，又怎么能去指导农民发家致富？与其让许多人都坐在一起吃不饱，不如分一部分人出去另寻门路。村干部人员同样过剩，乡镇、村组合并迫在眉睫，乡村干部职数精简迫在眉睫。另外，还应该改变村干部的任免方式，和村干部薪酬的发放形式，其他村干部必须按绩论酬，以确保政令通畅。

第五篇：财政部门关于取消农业税对农村产生影响的调研报告

财政部门关于取消农业税对农村产生影响的调研报告

根据市财政局工作安排，3月6日—10日，我局组织专人，利用四天时间，好范文，全国公务员公同的天地www.xiexiebang.com深入到具有代表性的4乡（镇）8村，采取实地查账、走访问谈相结合的方式，就取消农业税对农村产生的影响进行了专门调研，现将有关调研情况汇

报如下：

一、概况

闻喜县地处山西省南部，隶属运城市管辖，县域面积1167.11平方公里，辖区7镇6乡，342个行政村，总人口39万人（其中农业人口32.5万人），耕地面积79万亩。闻喜县是一个传统农业县，农民向以农业为本，以种植小麦、玉米粮食作物和谷子、棉花等经济作物为主，农民收入主要依赖土地。作为国定贫困县，闻喜县坚持实施“工业富县”战略，促进了第二产业的迅速壮大，全县各项经济指标均居全市前列。但2005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仅为2630元，且很不平衡，多数农民仍然没有彻底摆脱“有粮无钱”的困窘状况。

二、取消农业税对农村产生的影响

我县从2003年起开始进行农村税费改革，到2005年全面取消农业税，延续了2600年的古老税赋从此退出了历史舞台，这是我国农村社会改革的重要里程碑，必将对我县产生积极而深远影响。现就改革前后的调查情况进行分析：

（一）取消农业税我县农民负担情况

农村税费改革前的2002年，我县农业税共征收888万元，附加177万元，农村特产税10万元，“三提五统”1560万元，农民税费负担2635万元，人均81.1元。改革后，农民人均减负81.1元。农村税费改革只是农村综合改革的一部分，我们以某镇为例子具体分析：某镇，共有10个行政村，3174户，12433口人，39869亩耕地，人均耕地3.2亩，2002年税改前农业税共收入364287元（人均29.3元），“五统”收入380450元（人均30.6元），“三提”收入174062元（人均14元），该镇农民人均负担73.9元，占当年人均纯收入2083元的3.5％。到2005年取消农业税后，人均73.9元全部免除。另外，国家还实行了退耕还林补助政策10元/亩，粮食直补10元/亩，良种直补政策，教育“两免一补”政策，农村合作医疗改革政策等惠民政策的逐步落实，国家为农民人均补助达到96元，这一免一补，相等于增加了农民收入169.9元，按每户4人计，每户相等于增加收入679.6元，一时间，广大群众拍手称颂，感谢党的好政策，农民也享受到公共财政的阳光普照。

然而，农业始终处在弱势地位，从2002—2005年，粮食价格一直在0.7元/斤左右徘徊，而以种地为生的农民用于农耕生产的农资产品价格不断上涨，化肥、电费、农机使用费上涨幅度更大，譬如：由于煤炭、电力、石油等能源价格的飞涨，一袋碳铵、磷肥三年间上涨了10-15元，增幅达35左右；农业灌溉用电每度增加了0.1-0.15元，增幅达50以上；农耕机械用油价格每升增加了1.8-2元，增幅达60以上；这些因素都加大了农业生产成本，“吞噬”着国家优惠政策给农民带来的实惠。

我们在某乡某村某一户进行调查，全家里有4口人，共有耕地12.8亩。以亩产投入和产出为例说明：2002年，种子13公斤18元，化肥（一袋碳铵15元、一袋磷肥20元）35元，耕地30元，播种7元，收割20元，农药10元，浇地电费30元。总投入150元，麦收后按亩产600斤计算（小麦单价0.7元/斤），收入420元，除去投入（不计算农民工时费）150元，和农业税及“三提五统”负担33元，最终当年农民亩收入237元，当年共收入3033.6元。2005年，种子13斤18元（不计算使用优良品种，按上年小麦收购价），化肥50元（一袋碳铵20元，一袋磷肥30元），耕地45元，播种10元，收割30元，农药15元，浇地电费60元，总投入228元，麦收后亩产仍按600斤计算，小麦单价仍是0.7元/斤，收入420元，除去投入（不计算农民工时费）228元，不交农业税及“三提五统”，又小麦直补享受10元，最终当年农民亩收入202元，当年共收入2585.6元。由此可以看出，尽管国家取消了农业税，并实施了一系列惠农政策，但由于农业所处的地位薄弱，以及农业投入的加大，使得农民收入2005年比2002年反而下降了718元。这里并不是说党的惠农政策不好，试想如果没有这些好的政策，“三农”问题肯定比现在还要严重的多。

与农民的收入出现“负增长”情况相反，农民在行路、子女上学、看病等负担仍没有减少。农村税费改革后，国家不再向农民收取和摊派任何费用，实行“一事一议”，困难重重。在上级部门资金不足额、及时到位的情况下，仍要开展一些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其他改革，客观上加重了农民负担。如2004—2005年，我县大打村通公路及巷道硬化攻坚战，全县342个行政村有80％以上村完成这项工程。上级财政每公里补助4万元，而实际每公里造价12万元，村集体经济空虚，这些钱最终都要向农民收取摊派，低的村每人收取30元，高的村达到每人200元，这都加重了农民负担。国家逐渐加大了对教育的转移支付力度，2005年在我县部分学生实施“两免一补”，同时，我县

每名学生又收取了40元的远程教育款和40元的电脑费。对教育的投入还有一个“远水不解渴”的问题，2006年，按规定，我县要全部免除义务教育阶段各项费用，但正月十七开学时，上级光有政策，资金却迟迟不能到位，新华书店的书钱是不能赊的，作业本的款也是不能赊的，开课是不能拖的，怎么办？收吧，校长们说等将来上级拨下来再退还学生。2003年-2005年，实施了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但由于上级补助资金占工程总额份量过少，农民摊派占大头，都加重了农民负担。还有的农村形形色色的隐形支出不胜枚举，农村垃圾“包围农户”，要清理垃圾，建设新农村，又要向农民收取卫生费，又加重了农民负担。如果孩子考上大学、老人一场大病都有可能使刚刚摆脱贫困的农民重新返贫。

（二）取消农业税对县乡财政的影响

1、对县级财政的影响。2002年税费改革前，全县农业税及附加981万元，占当年财政总收入2.65亿元的3.7％，随着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农业税所占比重不断下降，取消农业税对全县财政减收的影响微乎其微。另外，取消的农业税对县级财力的减收资金由上级财政部门转移支付补助到县级财政，所以说，取消农业税对县级财力基本没有影响。

2、对乡镇财政的影响。农村税费改革后对乡村两级财政影响较大。以某乡为例说明，税费改革前的2002年，该乡农业税任务69.1万元，实际完成54.8万元（这里需要说明的是，农业税任务不管乡镇完成怎样，每年6月25日要按任务数入库，乡镇都用其它办法垫付，甚至举债垫付农业税，最终，因各种因素，农业税也不能全额收回。据2004年我们所做的不完全调查统计，税费改革前，全县农户共欠缴农业税378万元。），“五统”任务80.2万元，实际完成58.8万元，“五统”资金垫付农业税14.3万元，实际留存44.5万元，而“五统”中乡村两级办学应收32.08万元，实收23.52万元，垫付农业税5.72万元，当年支出15.4万元，留存2.4万元；优抚应收12.03万元，实收8.82万元，垫付农业税2.15万元，实际支出2.64万元，留存4.03万元；民兵训练费应收12.03万元，实收8.82万元，垫付农业税2.15万元，实际支出1.5万元，留存5.17万元；计划生育应收8.02万元，实收5.89万元，垫付农业税1.43万元，实际支出2.56万元，留存1.9万元。乡村道路修护应收16.04万元，实收11.67万元，垫付农业税2.86万元，实际支出7.69万元，留存1.12万元。而“五统”留存的仅有10.1万元。乡镇计划生育、土地等行政性收费2002年收入14.1万元；县财政根据编制按人均300元核定公用经费1.29万元（国家人员工资由县级财政拨发），追加经费2万元。2002年，该镇可用于机关运转的资金（包括“五统”留存、行政性收费、财政补助），总共是27.49万元。

而当年财政总支出37.9万元（不包括国家人员工资和“五统”专项支出）。其中：会议招待费47806元，汽车燃油费32691元，取暖费56700元，文印费18000元，报刊杂志征订费43126元，村干部补助8900元，乡干部福利24076元，临时人员工资12040元，房屋修缮费37800元，其它支出97607元。支出资金大于可用财力，而这部分资金从账面上反应为收取管理费、捐款或调入资金，实际上不是挪用专项资金就是政府举债，这些大多都是违反财经纪律的，可为了维持机关运转，乡镇政府出于无奈，不得不这样去做。农村税费改革后，乡镇政府经费完全依靠上级财政转移支付，2005年该乡镇转移支付资金36.5万元，其中：村管理费15.8万元（拨付乡镇归村级使用），教育经费8.2万元（拨付各学校在乡镇核算中心的账户上），五保户0.5万元，现役军人优抚1.8万元（民政局直接拨付到户），计划生育1.8万元（县计划生育局统筹使用0.6万元拨付乡镇1.2万元），政府机动资金仅有7.7万元，县财政预算内拨付经费4.1，计划生育、土地行政收费14万元，该乡可用财力仅25.8万元。比2002年可用财力减少了近3万元。

与2002年相比，2005年该乡财政支出并没有减少，反而有增加趋势，账面支出28.66万元，外欠达13万元，比2002年支出增长3.7万元。究其原因，我们从乡镇政府应需经费分析：①车经费：一个乡镇按一部车计算，购车费县上不补，年核6000元经费，而这部车年燃油15000元，修理5000元，司机工资（临时）6000元，各种税费4000元，这部车年需3万元。②办公经费：电话费年需4000元，水电费年需12000元，取暖费年需40000元，办公用品年需8000元，总共年需6.4万元。③会议招待费：乡镇每年召开“三干会”、“人代会”、“培训会”等会议，文件材料需8000元，接待费全部在机关食堂27000元，年共需3.5万元。④重大活动费：“计划生育百日大会战”需8万元、“植树造林”需3万元、“基金会清欠”需2万元，其它主要活动需2万元，年总需15万元。⑤报纸费：党报党刊和人大机关、纪检委、组织部等机关刊物的报纸征订款高达1.9万元。⑥差旅费年需2万元。上述6项都是一个小乡镇的运转必须开支的经费就达32万元。该镇可支配财力仅有25.8万元，所以收支无法平衡、欠债现象屡屡发生，所以乡镇政府在农村税费改革后困难重重。而实际上外面欠债或个人举债都无法反映在账面上，造成财务报表不实或隐形债务及隐形财政赤字。税费改革前，乡级债务调查数字显示：全县乡（镇）外债5309万元，平均每个乡镇400多万元，农民人均163元，税费改革后，乡镇没有资金化解债务，不同程度上都增加了债务。

另外部分乡镇干部角色转换困难。农村税改后，乡镇干部从70％时间用于“征粮征款”的工作中解脱出来了，可乡镇干部干了一辈子乡镇工作都不知道怎么干了？这也是摆在乡镇政府面前如何转变职能的一大课题。

（三）取消农业税对农村社会的影响

与乡镇的影响一样，同样，取消农业税后对农村的影响也非常深远，广大百姓拍手称快，但与之而来的几个问题也不容忽视，主要表现有：

1、村级组织经费不足，号召力下降。近几年，实行了“村民自治”，但国家又有各项政策的限制，村级组织办事难，运转难，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和目的；另一方面，税费改革后，国家财政拨给村级的转移支付资金太少，村组两级干部的指数，还没有大幅下降，村组干部工资和正常运转支出没有有效解决，又坚决杜绝向农民统筹集资，而农村工作离开了村级组织就不能正常开展，而村组干部长期得不到合理报酬，工作又难以开展，严重挫伤了工作积极性。也不会白干活。税费改革后，一个村转移支付3个村主干工资，村民组长完成了“出力不讨好”的苦差事，这一大批“准村干部”处于欲退不能，留又不情愿的尴尬境地。

2、农村公益事业无人料理，险于瘫痪。取消农业税和禁止向农民摊派，意味着乡村组织几乎失去了经济基础。农村“一事一议”很难实行，2005年全县“一事一议”审批仅4家。村级组织换届频繁，历届村干部为村集体公共事业而自己身负债务的现象屡见不鲜，更多村干部不干事，还清闲自在，不背贷款，干事就个人背贷款的现象，对村干部思想都是一种动摇。有的村干部逢年过节都不敢在自己家中，上门要债的人太多，这样伤害了村干部办实事的积极性，导致公共事业的瘫痪。

3、乡村干部债务缠身，处境艰难。以某村为例：2002年村级“三提”共收3.9万元，人均30.6元，村组织财务除办公经费、报刊费、招待费开支后，还有一部分资金用于建学校、修道路、打深井等公共事业，既使有债务，还有希望以后逐年还清，村级组织可以为农民逐年办几件实事，该村建学校花27万元，修路花46万元，打一眼深井及配套6万元，用了三年时间，村干部通过上级补助，村民摊派，外面捐款等多种方式，2002年仍有14万元的外债。2003年税费改革后，不能向农民摊派收费了，当年村级管理费转移支付1.8万元，在乡政府会计核算中心账面上，扣除14份报纸2862元，和三个村干部工资2080元（每人每月仅领到不足58元）外，其余资金乡政府直接扣除计划生育宣传费用及植树造林苗木款，村级组织仅剩千元办公用费，就是正常运转也难以维持，14万元的外债就更谈不上解决了。

然而，2005年的村通公路和巷道硬化工程，除去上级补助，村民集资外，都有外欠。某村修了4公里水泥路花费80万元，村支书几经周折还有22万元的工程工资欠款，这些村干部都是为村民办实事的好干部，村级集体是个“空壳子”，无村办企业，无土地承包，怎么办？这也是农村干部的一大难题。据统计，2002年全县342个行政村共负债5344万元，取消农业税后，村委没有收入来源，原来的债务没有能力偿还，要办公共事业就还可能加重债务。

总而言之，农村税费改革后，农村干部职数减少，降低了费用是好事，但“一事一议”的难以开展，公益事业的发展，是“新农村”建设主要功底，否则影响了小康社会进程，也最终导致农民不满。仅靠转移支付资金，被乡政府用于“硬性开支”外，村级组织成了“无米之灶”，再加上各项工作，包括计划生育、村路硬化、人畜吃水，植树造林，学生上学等难题就无法破解，农民负担并没有减轻，公共事业得不到开展，出现了“两头堵”的怪现象。

三、解决办法及建议

（一）精减乡村机构人员，明确职能化分

针对取消农业税后，乡镇和村组干部不再陷于收缴税赋工作，那么乡镇和村组不再需要那么多工作人员。建议乡镇政府只保留党委、人大、政府三个组织，留三个正职或副职也可交叉任职，再有几个办事人员就可以了。人员减少了，经费开支就少了，在转移支付资金不变的情况下，乡镇政府运转经费就可能满足。村级组织可根据《村民组织法》只留1—3名干部负责该村事务，不再设立副职和组长，那么村级管理费在足额到位的情况下，尚可运转。同时，要把乡村两级政权或组织的职责给予明确，什么事该干，要干就实干，什么不是管理范畴就不问，在经费保障的前提下开展自己职能范围内的工作。

（二）加大转移支付力度，增加了乡村政权组织经费

在明确职责的前提下，对乡村政权组织的经费在充分保障的基础上，开展工作。例如：转移支付给乡镇植树造林5万元，乡镇农村在有限的资金范围内把资金发挥到最大程度，也就是只搞5万元的工程，不能因搞政绩工程扩大规模，搞农民摊派来增加农民负担。再如，转移支付给某乡镇7万元公用经费，而该乡镇在支出正常的办公费、差旅费、汽车燃油费等经费当不能保障下还缺5万元的资金，上级应追加转移支付资金5万元弥补经费不足，否则，乡镇政府就得举债或搞其它违纪行为，这也是堵塞漏洞的一项举措。农村转移支付资金，要进行改革，例如某村2005年收村级管理费1.2万元，支出报纸款3898元，（原因，报纸是强行征订的，上级向下级一级一级压任务，分到该乡按100口人一份《运城日报》，300口人一份《山西日报》，400口人一份《人民日报》，400口人一份《求是》、一份《先锋队》，还有一村两份《人大代表报》、两份《纪检监察报》等。而该村896口人，订9份《运城日报》（单价168元）1512元，3份《山西日报》（单价268元）804元，2份《人民日报》（单价298元）596元，其它报刊杂志986元，一年征订费3898元）。村主干工资2400元（书记、村长、会计人均800元），搞计划生育宣传费用5400元，以上三项全部在乡政府扣除，最终村级管理费用仅有898元，有的村甚至分文未得，也有的村正常的办公经费都没有，也有的村连买一支钢笔的经费都没有。建议对村级转移支付资金中征订报纸只征订1—3份《运城日报》，最多支出504元，加大村干部工资，3个干部每人每月加200元，也就全年7200元，那么村干部拿了工资就应负起职责，全身心投入村工作，转移支付资金仍按1.2万元不增的前提下还有4296元，用于正常办公开支。如果上级临时安排修路、党建、计生等工作，经费就由上级追加，在没有上级资金和不向农民摊派的前提下，不搞该工程或工作。比如：先进性教育活动开展要创建党员活动室，开展学习就得有资金，这部分资金就应该由上级转移支付解决，不应由村民自己负担。

（三）乡镇政府职能要向服务型转变

现在，农业税取消了，政府人员裁减了，但基层政府的职能不能被取消，乡村组织还可以在种植结构、农技培训、农民增收和提高农民素质上进行“内涵挖掘”，提升农民的精神生活，发展农村公益事业，为农业发展注入新的动力。免征农业税后，基层政府不再担当收税的职能，县乡两级政府空闲出大量精力，正好可以腾出手来着力促进向服务型政府的转变。乡镇干部多年来一直扮演着“收税者”的角色，这样的变革无疑会对广大乡镇干部的工作目标、工作方式、工作内容等产生巨大的影响。同时，由于各项配套改革的逐步到位，治安有公安部门，计划生育有计生部门，不少公共事业都不再需要乡镇干部，因此，帮助乡镇干部搞好工作定位，应当引起当前各级领导的高度重视。

以上调研内容，数字反映真实，分析并不到位，请各位领导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