取消农业税的合法性基础

第一篇：取消农业税的合法性基础

取消农业税的合法性基础

自2004年3月温家宝总理宣布5年内逐步取消农业税以后，各省相继宣布取消农业税，截至2005年2月底，中国大陆31个省、市、区已经有26个宣布取消农业税，有的省还宣称“自费”提前取消农业税。温家宝总理在今年3月5日召开的十届人大三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明确宣布：“明年将在全国全部免征农业税，原

定5年取消农业税的目标，3年就可以实现。”农业税的取消让中国的农村欢欣鼓舞，在整个中国几乎取得了众口一词的好评。但是在法学界，众多专家学者对取消农业税提出了一个严重的质疑：这一政策合法吗？

很多学者将农业税的取消视为当今中国最典型的实质正义和程序不正义的政策。在全面建设法治国家的今天，我们的一切基本政策都应当建立在合法的基础之上，这是我国宪法的基本原则，也是中国共产党所一贯提倡的基本准则，因此，如果这样一个使整个中国，甚至世界部分国家所关注的重大政策缺乏合法性基础的话，我们就不得不深思取消农业税是否会得不偿失？

我认为取消农业税是具有合法性基础的，虽然它的基础不是那么明显。我国农业税领域的基本法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虽然名字叫“条例”，但它并不是国务院通过的行政法规，而是1958年6月3日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96次会议通过的法律。在我国税法领域目前仍然以行政法规占主导地位的今天，农业税早在1958年就实现了“立法”不能不说是一大特例。但也正是这部法律成了今天农业税改革的最大障碍，也正是这部法律成了众多专家学者质疑农业税改革合法性的依据。

我们必须承认，《农业税条例》是至今仍然合法有效的法律，除了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没有任何机关可以修改和废除《农业税条例》，这是基本的法治原则。但是在形式法治国转向实质法治国的今天，我们必须透过表面的形式看清内部的实质，否则可能进入毫无疑义的文字游戏之中。因为任何法律规范，甚至宪法，都有可能通过其他的形式予以修改甚至废除，这一点不仅在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如此，就是在法治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是如此。实行不成文宪法的英国，习惯可以修改和废止书面的和习惯的宪法并成为宪法惯例已经成为英国宪法发展的一大特色。实行成文宪法的美国，200多年过去了，原来的宪法条文基本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但是其中的很多规定在现实中早已不再有效（如选举制度），这也不是什么骇人听闻之事，也没有影响美国法治的水平以及宪法的权威。因此，看待中国目前的农业税改革合法性问题也不能仅仅盯住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更不能仅仅看是否有一个取消农业税或者废止《农业税条例》的法律通过，而应该将视野放得更宽一些，看一看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甚至更高一层的全国人民有没有取消农业税的真实意思表示。

首先看全国人大的意思表示，取消农业税是作为我国农村税费改革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提出的，因此，必须从农村税费改革的合法性入手。从2000年起，我国在安徽等地开展了农村税费改革试点，2002年试点扩大到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试点地区农民负担平均减轻30。对这项改革，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作了全面说明，并且提出：“农村税费改革试点在总结经验、完善政策的基础上，在全国范围内推开。认真落实减轻农民负担的各项政策措施。”十届人大二次会议于2004年3月18日批准了这一报告，使得农村税费改革具备了合法性基础。取消农业税作为其中的一项措施，因此也获得了全国人大的认可。

其次看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意思表示，全国人大常委会曾在1984年授权国务院改革工商税制发布有关税收条例草案试行，将工商税制的决定大权授予了国务院，直至今日，我国20多个税种中，也只有三部法律（包括《农业税条例》），占我国税收收入主体部分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关税以及企业所得税都是通过国务院的行政法规开征的，农业税仅占我国税收收入的1左右，为什么不能由国务院通过行政法规来开证或者减征呢？事实上，1983年国务院开征的农林特产税以及1994年国务院开征的农业特产税实质上都是农业税，因此，国务院早就在行使农业税的开征和减免权。而1984年以及198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两次授权国务院在经济体制改革和对外开放方面制定暂行规定或者条例，实际上是承认了国务院对农业税的开征和减免权。

第三，从法治国的基本原则来看，增加人民负担的事项必须通过法律来规定，而减轻人民负担的事项却并不要求严格的法定。因此，取消农业税作为一项减轻全体农民负担的一项政策并不需要通过严格的法律来规定。在其他税种领域也存在这种现象，如个人所得税领域和涉外企业所得税领域。

第四，从全国人民的意思表示来看，取消农业税是绝大多数人民的意愿，也是绝大多数学者的呼声。2003年10月14日党的十六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明确要求“

逐步降低农业税率，切实减轻农民负担”。2004年2月8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中也明确要求“逐步降低农业税税率”。党的决议虽然不能代替法律或者超越法律，但是，党的决议是全国人民意志的另一个表达方式，也是我国制定政策与法律的指导方针。1958年的农业税是在党的指导方针下制定的，现在的农业税改革同

样应该在党的指导方针下进行。既然党的最高指导方针已经明确了逐步取消农业税的政策，那么，取消农业税就具备了合法性的基础。

综上所述，各省取消农业税的做法完全具备合法性基础，它不仅在实质上是正义的，在程序上也是正义的。中国的法治实践会证明这一点，世界其他国家法治建设的历史经验也会证明这一点。

第二篇：取消农业税(参考)

取消农业税后农村面临的新问题及对策  取消农业税、增加粮食直补，加大农业投入，是中央的一项惠农工程；也是一项德政工程。全国农民无不拍手称快。这一政策的出台，对彻底根治农民负担过重，加快农村发展步伐，缓解农村矛盾，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但在举国上下一片欢呼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很清醒地看到，取消了农业税，不等于就解决了农村所有的矛盾，反之，伴随着也出现一些新的问题。譬如一味良药，虽有好的药效，但也必有一定的负面效应，如果没有一些好的药物配伍，难以起到更好的作用。取消农业税后，农村出现了一些新的问题：一．税费尾欠越来越难征收。税费尾欠一直是乡村干部感到非常头疼的问题，也是乡村负债、农民负担过重的主要因素。在农村，几乎每个村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农民拖欠税费的现象，一个人口不到上千人的村，甚至可以欠税费近40万！可见，这些农民多年就根本没交任何税费，长期喊的农民负担过重，其实对他们并无大碍。税费尾欠收不上来，基层政府不得不组织庞大的力量来征收，增大了行政成本，也更加重了农民负担，形成恶性循环。事实上，真正的乡村负债，并没有包含农民所欠的税费往来，一旦这些往来不收或收不上来，乡村负债的数目是相当惊人的。取消各种税费后，中央规定，税费改革前的上缴尾欠暂停清收，只是缓解了一部分真正困难群众的矛盾。其实欠税的不完全是困难群体，是这样四种人：一是富裕户，这些人长期举家外出，靠在外面打工或经商赚了钱，在外定居或长时间不回，乡村干部根本无法收到他们的税费；二是刁难户。用乡村干部的话说，就是“钉子”户。这些人无理取闹，恶意拖欠，把政府对干部税费征收规定的“几不准”看成是自己的保护伞，乡村干部对这些人总是束手无策；三是攀比户。税费征收过程中总会有种怪现象：没欠的向欠得少的看齐，欠得少的向欠得多的看齐。这些人惟恐自己吃亏，相互攀比；四是困难户。主要是经济收入不高的农户，五保户，受灾户等，这部分人一般在农村占的比重并不大。税改前税费的缓收，使税改后的农业税更难征收，在群众的潜意识中，好象是以前的尾欠不准收了或根本不收了，大大挫伤了以前踊交税费的部分群众的积极性。现在农村的公益事业筹资就遇到了很大的困难：以前没欠税费的，他们根本就不交了，用他们的话说，别人欠那么多都没问题，我们自然用不着再犯傻了。而欠得多的呢？也就干脆破罐子破摔，反正是还不完债，干脆也拒交。税费尾欠，是寄生在乡村基层的恶性肿瘤，不及时医治或彻底根治，必将引起一系列的并发症。

二．公益事业越来越难组织。近两年，政府虽然加大了农业投入，但要真正搞好农村公益事业，目前靠的主要还是农民自己。各种税费取消后，农村允许收的就只有“一事一议”。有些地方规定，一事一议收费的原则是“有事就议，无事不议”，必须征得大多数人同意，而且最高不超过人平15元。这个规定看起来很简单，其实乡村干部很难操作。矛盾主要有三：一是程序有矛盾，必须要大多数人同意才行，这“大多数”人怎么界定？一个组的“一事一议”商定，“大多数人”是指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人呢？还是指实际人口数？或者到会人数？个别人为了个人利益不同意又怎么办？实际上在农村只要有个别人不出钱，事情就很难办成，所谓的议事其实也是一纸空文。笔者所在的村民小组，准备硬化公路，仅仅只有几户不同意，至今只好搁浅；二是方案有矛盾，比如农村的许多机耕路，是为农田服务的，修路筹资自然按田分摊。如果按人分担，那些人多田少的自然不干，本来30年不变的农田承包政策使许多人及时分不到田，这部分人本身就吃了亏，再加重其负担也不合情理，何况有些地方按田分担根本没有矛盾，政府又何必去强加一个按人收取，强行扣上一个“负担不合理”的帽子？三是数目有矛盾，比如笔者所在的村，经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硬化村主干道3.8公里，共需资金53.2万元，政府拨款34.2万元，尚差19万元。我村共有人口850人，按人平收取15元计算，共可收1.275万元，如果按此速度收取，共需15年。而实际上，村里居民的生活水平两年要筹集这笔钱根本没问题，但是于法不容。

三．土地纠纷越来越难处理。前几年，为了调动农民种粮积极性，政府提倡土地延包30年不变。其实那时侯由于各种负担太重，农民根本就不愿意要田地，大多数农民都拒签合同。为了响应上面的政策，乡村干部只好造假合同应付上面的检查。田土多的农户纷纷搁荒，欠下一大笔税费。而田土少的农户，更不愿揽个包袱。人地分配相当不均衡。农业税取消后，什么负担几乎没有了，中央还有一系列的补助，各地开始出现争地现象。人多地少的要求分地，人少地多不愿意拿出来，这时候他们拿出政策来保护自己：30年不变啊。特别是一些农村的新生儿，如果说以前人多地少的农户是自违的话，那么这些新生儿，是谁剥夺了他们半生享有土地的权利？还有征地矛盾，以前农民觉得土地是种累赘，只要减免他们的负担，地价都没有过高的要求，现在他们觉得土地艰贵了，不再轻易转让土地。一些地方必要的建设征地，就成了难题。比如某乡某村有两个组，一个组税改前农民征收的土地价是水田5000元/亩。据说依据是按每年农业税及附加税最高100元/亩估计，50年政府应该收5000元。本来农民要交税的，这下不但不交，还有收益，皆大欢喜。另一个组是免税后征地的，农民都知道打算盘了：现在粮价翻倍了，每亩包括政府的各种补助至少收益900元左右。50年就要4.5万元哦，并且还意味着永远失去田地。所以他们索要高价！而前一个组的群众想不通啊，只相差一年时间，他们感觉自己太吃亏了，又纷纷去强行夺回自己的田地。现在许多地方都出现已被征地农民索要田地现象，基层政府很难应付。

四．基层组织越来越难运转。很长一段时间，税费收入一直是乡村基层组织经费的重要保证。取消各种收费后，乡村组织已是举步为艰。乡镇干部以前的待遇主要靠工资收入和乡镇补贴。现在大部分乡镇没有了经济收入，干部也就不可能发多少补贴。光靠工资收入的乡镇干部自然成了困难户。就拿我乡来说，干部工资最高的也就1500多元，最低的只有700多。而当地农民在外打工的平均工价是1800元/月。造成乡镇干部大多不安心于本职工作。特别是乡村债务，已成为基层政府极不稳定的隐患。现在几乎所有的乡镇都有债务，一般的都有好几百万！不要谈偿还债务，正常的办公都已无法运转。个别乡镇，已到了干部食堂都无法保证的地步。虽然上级政府在极力想办法化解乡村债务，问题是这样的体制下去，继续增长的债务又怎么办？如果不能对症下药，恐怕永远会有化解不完的乡村债务。另外，公益事业也成为乡镇一个极为头疼的问题，在村里，还可以搞一事一议多少筹点，但乡镇又上哪里去筹？以前在乡镇，暗地里都有一个这样的规矩：乡镇每年在上缴的费用中，要拿出一部分奖励村干部，村干部倒是尚能听命于乡镇政府。没有了这些费用，乡村矛盾也逐步显露出来。实行村民自治后，乡镇对村干部没有任免权，没有了经济往来，许多村干部有了占山为王的思想。有人把一些资力较老的村支书叫做“土皇帝”。凡事他不听上级指挥。而你又无可奈何。现在乡镇布置村干部工作任务，几乎没人听。就连农民负担卡，包村干部都只好自己帮村干部填写、发送、张贴。

笔者通过对邻近几个乡镇的调查，发现这些矛盾比较尖锐。怎样来解决？个人认为要做好以下几点：

一．税费尾欠要合理征收。税费尾欠的成因比较复杂，各地差异不同，实际情况不尽相同，只能因地而异。“收”、“消”、“减”、“免”。“收”就是对有偿还能力、恶意拖欠的农户依法清收；“消”就是鼓励有劳力剩余的农户以劳代资，既减轻了农户负担，又增加了集体收益，第一年共用这种形式鼓励村民荒山造林200多亩，不仅收回上缴2万多元，而且10年之后集体可创收200多万元；“减”就是召开村民代表会，讨论减免部分受灾户的税费；“免”就是用同样的方式免去个别特困户的税费；

二．公益事业要合理规范。由于乡村债务没有化解到位，各种税费又不准收，许多村只好在“一事一议”上开口子。而上面往往只强调标准，只要不触“高压线”，而忽略监督。许多村干部按照上面的要求，造假会议记录，假村民代表签名以达到其目的。“一事一议”的征收应该法制化，让执行者有法可依。在人地矛盾没有解决的前提下，征收的方案必须因地而异，否则不但不能解决矛盾，反之会激发矛盾。对于一些经济条件较好的地方，经过村民代表的同意，和上级组织的审核，要允许特例存在，否则会制约一些地方的发展。

三．土地矛盾要合理完善。政府应该逐步探索新的形式下新的土地政策。虽然农民对土地只有使用权，但实际上农民拥有了所有权。如果农民不同意，谁敢强行征地？农民的宅地基谁敢侵占？承包期满后外地居民谁敢来承包？城里的一些无业居民，同是国家公民，为什么就不能享受这一优越的国家资源？还有一些矛盾，比如一些企业征了农民的地，经营期限是50年。50年后怎么办？如果企业不再续征了，农民面对那些钢筋水泥如何耕种？假如企业续征，农民有意天价又怎么办？要解决这些问题，政府必须逐步探索实行农村土地私有化，让土地可以流转。会经营的农民可以进城定居，城里的失业者可以到农村买地耕种。同时，农民还可以根据自己的特长相互流动。这样可以有效缓解城镇的失业压力，可以有效利用自然资源，减少土地闲置。同时可以避免农村长期存在的人地矛盾。

四．基层组织要合理设置。现在乡镇队伍的庞大，与早些年农民负担过重有很大的关系，税费收不上来，乡镇就不得不增加人手。以前乡镇干部的工作主要以税费收缴为主，取消税费后，乡镇人员明显多余。许多乡镇干部面临失业。许多地方在喊乡镇政府由“命令型”向“服务型”转变，实际上是一种害怕失业的恐慌的托辞。乡镇干部大多来自于高等院校，许多人根本没种过田，又怎样去指导种田？许多人根本就没经过商，又怎么能去指导农民发家致富？与其让许多人都坐在一起吃不饱，不如分一部分人出去另寻门路。村干部人员同样过剩，乡镇、村组合并迫在眉睫，乡村干部职数精简迫在眉睫。另外，还应该改变村干部的任免方式，和村干部薪酬的发放形式，其他村干部必须按绩论酬，以确保政令通畅。

第三篇：取消农业税

取消农业税，中国历史上的壮举

温家宝总理3月5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关于“五年内取消农业税”的郑重宣布，像一声响彻云天的春雷，在辽阔的中国农村、牧区的每个角落回荡。对9亿中国农民来说，再没有比这条消息更令他们激动和感动的了。他们将永远记住这一天，历史将记载这一天。

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各朝各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的举措，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共和国成立后50多年里，特别是最近十几年为减轻农民负担做了许多努力，但农业税政府还是得收，农民也还是得交。温总理这一宣布，五年后中国农民将告别交农业税的历史，这是本届政府做的一件前无古人的事，是天大的德政。

我国多年来农业税稳定在500亿元左右，2002年仅占全国税收的2.6%，每个农业人口不到60元，对政府、对农民似乎都不是一个不堪重负的大数目。但政府保留还是取消这项税收，其影响却远远超过这个数字本身。

取消农业税，是项使每个农户都受益的根本性举措。“60”块钱，对城里人，对有钱人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区区小数。但在当今中国的不少农民眼里，每个人口交60元也不是一件简单事。五口之家一年要交300元，他种那几亩地去掉化肥、种子、农药、水费等各项开支，又能挣几个300元呢？再说，300元可能维持一家两三个月的最低生活呢。问题还不在这里。因为有农业税，就给其他五花八门的费税“搭车”提供了平台，这样几倍于农业税的负担就会落到农民肩上。五年后取消农业税，其他费税“搭车”的平台也随之失去，农民将从一反一正中大大获益，党和政府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策也因此才能真正落到实处。

取消农业税，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施政理念。9亿农民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又是收入增长最缓慢、生活最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目前，农业发展滞后，城乡差距扩大。农业、农村、农民的状况，直接关系到全国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加入WTO后，我国农民又多了一层国外优势农业竞争的强大压力，处境更为艰难。西方发达国家平均每个农业工人拥有1000亩耕地，还从政府那里获得补贴。相比之下，我国小规模的、分散的农业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新一届中国政府充分体察农民的境况，毅然取消农业税，可以说是现

实条件下对“三农”最强有力的扶持。这项政策必将激发农民积极性的提高，推动农村经济的新一轮发展。农业这个国民经济基础发展了，稳固了，也必将有利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稳定。

取消农业税，实行乡镇财政与税收脱钩，将缓和和改善多年来因收农业税以及其他摊派费用而造成的不少地方农民与基层组织、基层干部关系的紧张，有利于基层干部集中精力带领农民致富，有利于重建基层干部和农民的和谐关系，有利于农村的稳定。

取消农业税，必将推动农村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五年后，乡镇的财政负担将通过国家财政支付转移来解决，这必然要求县乡镇要精简机构、裁减“臃肿”人员，有些地方也可能根据情况对乡镇做必要的合并调整。农村基层干部的素质将得到优化和提高。

取消农业税，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现在农业税虽然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百分之二点几，但五年后这笔税收不但没有了，国家还要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来支付农村基层的财政开支，这一反一正给国家增加了不小的负担。取消农业税，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难以做到的。但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经济迅猛发展，国力明显增强，财政收入大幅度增加，使国家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能力。

第四篇：取消农业税

对取消农业税的理论思考

周东明

【摘要】取消农业税，对于提高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提高我国的综合国力，意义非常重大。本文从经济常识、哲学常识、政治常识三个方面，说明了取消农业税的意义。

【关键词】取消；农业税；思考

2005年12月29日全国人大第19次常委会会议，以高票通过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征收条例》。这是自1958年实行农业税以来，我国首次废止。从2006年开始，历经2600年的皇粮国税被废除。农业税的废除，9亿农民举天同庆，极大地调动了农民的积极性，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有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可作以下思考：

从经济常识看：

（1）市场经济具有弱点和缺陷，必须进行国家宏观调控。市场能够有效的配置资源，但造成资源的浪费。为了避免这种浪费，国家进行宏观调控。取消农业税，就是国家运用经济手段进行调控，保护农民的经济利益的一种措施。

（2）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特征之一就是以实现共同富裕为根本目标。我国是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国家，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是结合在一起的。取消农业税，有利于增加农民收入，减少支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共同富裕。

（3）我国的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实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在我国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制度，调动了劳动积极性，增加了收入。但造成了过大的贫富差距。因此，我国及时取消农业税，可以减少农民的支出，有利于实现公平，维护广大低收入人群的利益。

（4）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的基础地位是否牢固，关系到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全面小康社会的实现，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因此，国家高度重视农业、农民、农村问题。取消农业税，增加了农民的收入，可以促进农民增加对农业的投入，调动农民的劳动积极性，巩固农业的基础地位，促进农村经济的发展。

（5）我国税收的性质是“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新型税收。税收是国家调节经济的重要杠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对经济的调节是通过税收来进行的。通过对纳税人、纳税对象、税率的确定和具体的税收征管，可以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发展。取消农业税，这是国家运用税收杠杆，来增加农民的收入，调节农村和城市的收入，促进农业、农村的健康发展。

第五篇：取消农业税的意义

取消农业税的意义

在漫长的中国农业社会历史上，政府收缴农业税、农民交纳农业税从来都是天经地义的。历朝历代，只有过局部减轻包括农业税在内的税赋的举措，还从来没有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农业税的先例。农民一直是中国人口的大多数，又是收入增长最缓慢、生活最艰难的社会弱势群体。因此，取消农业税，首先体现了党和政府执政为民，扶持社会弱势群体的施政理念。

取消农业税，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对农民的一种解放。在我国，农业征税、缴税成本太大，这种成本有时候甚至超过了税收本身。以农业税为载体，派生出从农民、农村、农业摄取剩余的税费的品种多得令人眼花缭乱。农业税的取消，使这种到处向农民伸手的体制得到了根本性的改变；更为重要的是，现行的农村税制，是在城乡二元结构下设立的。这种两线并行的税制结构，再加上城乡发展水平的不平衡，对中国农民形成了极不公平的税收负担。我国由7%的主税及其20%的附加合成的农业税税率达8.4%。据了解，对特定人群进行税收，这种情况只有在中国才存在。因此，取消农业税政策的提出，更多的是一种制度性的变化，是中央对城乡经济和社会发展不平衡政策做出的重大调整，是对农民在税负上与城市居民平等地位的恢复。

取消农业税，也是改革开放带来的一项巨大成果。四百亿的农业税虽然只占国家税收总额的百分之二点几，但今后这笔税收不但没有了，国家还要从财政中拿出一笔钱来支付农村基层的财政开支，这在以前即使想做也是难以做到的。因此，农业税的取消，一方面意味着我国经济结构在升级的过程中，农业的比重正在逐步降低；另一方面，也表明我国目前已完全具备了取消农业税而不至于影响国家全局发展的经济能力。

取消农业税，对小区域经济中的财政税收结构的影响是最大的，特别是县域经济。对于许多农业县、农业区域来说，财政税收中的农业税仍然是很大的比重。农业税的取消，使得这些地方的财政税收结构面临着重大的变革，并进而将影响到更大的区域甚至是国家财政税收结构的变革。因此，取消农业税，实际上是对财政税收结构、小区域经济结构、社会结构、甚至是国家宏观经济结构的深刻变革的开始，意味着我们的改革已开始走向最艰巨的领域。

取消农业税以及中央政策向“三农”倾斜，并不损害城市的发展和市民的利益。相反，还将最终促进城市的进一步发展。一个浅显的道理：全国13亿人中的9亿多农民增收了，消费水平提高了，必将促进城乡市场的畅旺，拉动内需，城镇的生产、销售和消费等环节也将随之步入良性循环，进而加快城市工业化的步伐。同时，城乡差距的缩小，还会促使农村社会更加稳定，并有助于全社会的稳定。一句话，中国的改革，都是从解放农民开始的。没有富裕的农民，就没有富裕的中国；没有农村的稳定，就不可能有一个稳定和谐的中国社会。

农业税这项“千年古制”的最终废除，是中国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壮举，其意义是空前的，并将对中国社会的全面发展产生巨大而深刻的影响。取消农业税，并不仅仅是中国农民的福音，更是13亿中国人共同的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