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例

第一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例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例

陈某，29岁，某市个体运输司机，因违章驾车将某机关一辆中巴班车撞翻，致车内吴某重伤、寇某轻伤，中巴车报废，车上另外三人薛某、张某、冯某经医院检查，未发现受伤。陈某被以交通肇事罪提起公诉，吴某、寇某同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赔偿吴某各种费用9万元、赔偿寇某各种费用5万元。检察院曾询问某机关是否也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某机关有关领导答复说，考虑到陈某自己损失也不小，还得赔偿吴某、寇某的损失，反正公家也不在乎那点钱。检察院遂在提起公诉时也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要求陈某赔偿某机关因中巴车报废造成的损失4万元。某区法院在一审中，对要求赔偿吴某各种费用9万元、赔偿寇某各种费用5万元和赔偿某机关报废的中巴车4万元的附带民事诉讼进行调解无效后，判决陈某有期徒刑3年，赔偿吴某6万元、赔偿寇某3万元、赔偿某机关2万元。陈某不服，对附带民事部分提出上诉，事故发生时在中巴车上的薛某因后来查出颅部有内伤，也于此时向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市法院接受上诉后，原审法院在上诉期满后，认为判决尚未生效，因此暂未将刑事部分的判决交付执行。市法院审查了一审的附带民事部分，判决陈某赔偿薛某4万元，其余部分维持原判。判决生效后由二审法院负责执行，吴某、寇某和薛某向二审法院提出确实的证据证明陈某在外省有足够的财产，要求二审法院前往执行。二审法院认为路途遥远，无法执行，拒绝了吴某、寇某和薛某的要求。

问：本案对附带民事诉讼处理有哪些错误？

第二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 副本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XXX

诉讼请求：

一、依法追究被告人盗窃罪的刑事责任，并从重处罚。

二、依法判令被告人赔偿原告人摩托车丢失造成的经济损失共计人民币XXX元。

事实及理由：S

2010年4月，我家购买了一辆XXX新摩托车，价值XXX元（含上户），此车一直停放在自家门口，但在XXX早晨06点50分左右，打开门后发现摩托车被盗了，便立即向XXX报了案，我们通过查看门口的监控录像，小偷是17日零晨3点左右盗走摩托车的，派出所的办案人员通过这一重要线索，现已将犯罪人抓获，经评估公司鉴定评估，本摩托车现价值人民币XXX元。为此，具状起诉，请依法公正判决，维护原告人的诉讼请求及合法权益。

此致

XXX法院

具状人：XXX

二O一四年三月二十七日。

第三篇：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 余贵忠

中图分类号：DF7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 —5099（2000）02—0013—05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一个古老而又年轻的课题，它萌芽于原始社会的末期，形成于奴隶社会，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完善。我国“七九”和“九六”刑事诉讼法对附带民事诉讼虽有专章规定，但很原则，司法实际中不便操作，有进一步探讨、完善的必要。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含义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自古有之，古巴比伦王国在《汉穆拉比法典》中记载有“卖者为窃贼，应处死；失物之主应收回其失物，买者应从卖者之家收回其所付之银。”我国《尚书·舜典》就明确规定“金作赎刑”。今天，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等国家司法机关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在依法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根据被害人等提出的赔偿诉讼请求，附带解决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造成的物质损失和精神损失而引起的损害赔偿问题的诉讼活动。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人民检察院在提起公诉的时候，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性质，首先是一种民事诉讼。也就是说，这种诉讼活动所要解决的问题性质，是民事损害赔偿。在实体法上应当受民事法律规范调整，在程序上，除刑事诉讼法有特殊规定的以外，应当适用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比如诉讼原则、强制措施、诉讼证据、先行给付、诉讼保全、调解、和解、撤诉、反诉等，都要遵循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进行。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又是一种特殊的民事诉讼。这种要求损害赔偿的诉讼是由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引起的。被告人所实施的危害社会的行为，在刑法上构成犯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在民法上又属于民事侵权行为，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这两种责任虽然性质不同，却根源于被告人的同一违法行为。正因为如此，才有可能在一种诉讼过程中同时解决这两种不同性质的责任，也正由于它在刑事诉讼中解决民事实体问题，故称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由此可见，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成立必须具备以下条件：

第一，以刑事诉讼的存在为前提。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的，又是在刑事诉讼中附带解决的，因此，只有刑事诉讼已经进行，才有可能进行附带民事诉讼；如果刑事诉讼不成立，就谈不上附带民事诉讼。被害人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损害赔偿请求，则成为独立的民事诉讼。

刑事诉讼的存在是以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为先决条件的。在这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应理解为“被追究的犯罪行为”。即被司法机关认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而立案。至于这种行为究竟在“事实上”或在最后“裁判上”是否被确定为构成犯罪而需要追究刑事责任，这不是要在刑事诉讼立案前，而是要在刑事诉讼立案后，即在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中来加以考虑的。正因为如此，只要被告人的行为是在刑事诉讼中“被追究刑事责任”，而这一行为又使被害人等遭受了物质损失，那么，被害人等在刑事诉讼中就有权对此提起附带民事诉讼。

第二，被告人的犯罪行为对被害人或国家、集体造成了物质损失，应当负赔偿责任。这里所指的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一般理解为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被指控为犯罪的行为，而不是实际上确已构成犯罪的行为。只要被告人的行为被公安、司法机关认为“构成犯罪需要追究刑事责任”予以立案，那么，该行为所造成的损害赔偿便属于附带民事诉讼的范围。为此，下述几种情况下人民法院均应对附带民事诉讼请求作出实体裁判：（1）经审理确认被告人的行为构成犯罪，被告人的行为又给民事原告人造成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的；（2）经审理确认被告人的行为不构成犯罪，但其违法行为给民事原告人造成损害应负赔偿责任的；（3）经审理确认被告人虽然给民事原告人造成损害，但因患精神病或未成年而无刑事责任能力，应由其监护人负赔偿责任的。

第三，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不是犯罪行为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所谓直接造成的物质损失，是指犯罪行为与物质损失之间有着直接的因果关系。这种损失包括两种：一是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已经造成的物质损失，比如抢劫案件中，抢走被害人的手表、金戒指、人民币等；二是被告人的犯罪行为使被害人将来必然要遭受的物质损失，比如伤害案件中，被害人被打伤后尚未治愈，以后仍需治疗的医疗费；因受伤不能上班而必然要减少的正常收入，致人伤残的还要包括残废者生活补助费；致人死亡应赔偿丧葬费、依靠死者生前抚养的人的必要生活费以及其他必要的费用等。

第四，附带民事诉讼，必须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提起。如果刑事案件尚未立案或者刑事案件已经审结，被害人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因为刑事案件未立案，刑事诉讼尚未开始，谈不上附带民事诉讼的问题。刑事案件审结后，如果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不论对当事人或是司法机关，都失去了附带民事诉讼的意义。被害人如果仍坚持要求被告人赔偿损失，只能按民事诉讼程序解决。

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

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从刑法、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来看，均限定为因被告人的犯罪行为所造成的物质方面的损失，具体而言法律又有不同的表述。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第一款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用的是“物质损失”；同条第二款规定“如果是国家财产、集体财产遭受损失的”，用的是“财产损失”；刑法第三十六条规定“由于犯罪行为而使被害人遭受经济损失的，对犯罪分子除依法给予刑事处罚外，并应根据情况判处赔偿经济损失”，用的是“经济损失”。根据上述法律规定，可以理解为在附带民事诉讼请求范围问题上，尽管其表述的概念不同，但都没有超出“物质损失”这一范围。这显然是我国立法环境没有完全发育成熟的一个表现。由于立法上未予明确，司法实践也就无法可依，不好处理，造成法官不判决赔偿被害人会觉得良心上过意不去，如果判决赔偿又觉得缺乏依据，是在办人情案，使法官左右为难；另一方面，由于受害人受害后急于追捕、惩罚凶手或救人心切或处理善后以慰心灵、亲人，花费一般都比较大，如果事后得不到及时的应有的补偿，落得人财两空，思想上一时难以转过弯来，容易激化矛盾，造成不应有的损失。因此，笔者认为对被害人或其近亲属的精神损害应有明确的、操作性强的法律规范来调整。

（一）精神损害赔偿的基础

第一，精神利益与物质利益的相互转化性。精神利益虽然不象物质利益那样可用金钱准确地加以衡量，但它与物质利益又有不可分割的联系。这种联系表现在当事人的精神利益处于安全状态时，常常能够转化为物质利益，否则就会失去这些利益。比如，一个人的良好声誉不仅能使公民本人得到他人或公众的敬重与信赖，而且还能给他的就业工作、生产经营，乃至婚姻、晋升提拔等方面创造良好的条件，从而获得一定的物质利益。生产同样商品的企业法人，如果一家是信誉良好的“老字号”，另一家是初涉市场的不为人知的“新产品”，虽然两家企业生产单位商品所耗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是一样的，但两家企业的市场占有率、商品价格和盈利情况是截然不同的。显而易见，多盈利的部分是由企业法人的信誉等精神利益转化而来的，即精神利益在一定的情况下可以带来物质利益。

第二，精神损害的恢复需要物质的帮助。精神损害的补救与物质损害的补救不同，一般情况下，物质损害只需侵权人的赔偿即可恢复，而精神损害单纯依靠加害人的行为还不足以使损害恢复原状，还必须有受害人的行为加以配合。表现为：首先，受害人的配合行为须借助于一定的物质条件。离开物质，纯粹精神的力量是任何东西也实现不了的。所以，受害人精神利益的恢复必然是一个物质参与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且这个费用应由被告人承担。其次，受害人的配合行为要以一定的时间为代价。因为精神利益的恢复是一个渐进的过程，这个过程需要支付一定的费用，且这个费用应由被告人承担。这也就是对受害人被损失时间的物质补偿。再次，受害人的配合行为需付出一定的劳务代价。受害人要重新树立自己的形象，就必须实施一定行为，而这种行为应被确认为是受害人付出的一定量的体力和脑力劳动，因此，被告人应当给付受害人相应的劳务报酬。

第三，从立法上看，自德国民法典第八百四十七条明确指出了“非财产损害”可以获得赔偿以来，精神损害可获得物质赔偿的观念已经为大多数国家的立法所接受。比如法国刑事诉讼法第三条第二款规定：“民事诉讼应包括作为起诉对象的罪行所造成的物质的、肉体的和精神的全部损失。”德国刑事诉讼法也将“因侮辱和伤害身体”而受损失包括在附带民事诉讼的请求范围之内。《唐律》规定：（1）过失杀伤人和诬告犯罪，如不判其刑而判赎刑时，赎金要交给被伤损之家和被诬告者；（2）盗窃犯毁损天尊像、佛像的，除了

要进行刑罚处罚外，还要恢复原状；（3）贼盗罪征收原赃归还失主，如有不足，被害人得请求赔偿。因此，我们应吸收国外和古人的经验，不断完善这一制度。

（二）精神损害赔偿的原则及数额确认是目前司法实践中对法官困惑较大的一个难题。在我国法律体系中，目前还缺乏“精神损害赔偿”方面的法律、法规，即使把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条“公民的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有权要求停止侵害、消除影响，赔礼道歉，并可以要求赔偿损失。法人的名称权、名誉权、荣誉权受到侵害的，适用前款规定”的规定视为法律依据，也只属于原则性条款而非裁判性条款，缺乏操作性。同时，我国审判实践的传统和缺少明确的权力规范，法官基本还没有自己是法的解释者的观念。这就需要有一个当事人双方所能理解并接受的原则来补充成文法的局限性。

第一，适当补偿的原则。由于精神损害是一种无形损害，难以用物质尺度来衡量其不含直接物质损失的内容的相应价值，因此，追究侵害人的赔偿责任时，只能根据双方当事人的表现情况，即被告人的主观过错程度、是否获利、犯罪行为的手段、方式、场合、范围、经济状况、城乡差别、悔改表现以及受害人的精神损害程度、社会影响、受害人的谅解程度以及当事人主体类别（自然人或法人）等诸因素来确定一个合适的赔偿数额。同时，由于精神损害赔偿数额不是独立适用的责任形式，它在精神损害民事责任形式中一般居于次要地位，不是起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应当“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有效措施同时适用，将会取得更好的社会效果。具体实施时，要象廉颇“负荆请罪”那样货真价值、落到实处，要让受害人真正感受到名誉已经恢复。

第二，区别对待原则。刑事案件复杂多样，就是罪名相同，具体情况也各有特点。比如财产刑犯罪，被告人的主观上是不劳而获，所以，在处罚时应采用判刑、赔偿并举，同时，还要视情节加处没收财产或罚金。侵犯受害人生命或身体健康犯罪而引起的赔偿则应区分故意或过失，如果是故意犯罪，重点应放在判处刑罚，过失犯罪的重点应放在赔偿上。如果是侵犯公民、法人的人格、名誉等犯罪，判决的重点应放在恢复名誉、消除影响等上面，金钱补偿则适可而止。

第三，遵守先例原则。它是指某法院或某上级法院在司法管辖区内已作的判决。适用这条原则就意味着不能仅仅为了案例有些微小的差异而作出背离先例的裁决。

第四，教育敬告原则。也就是说补偿的数额对于被告人来说要达到教育警告作用，使其今后不敢再犯，至少不轻易再犯。

第五，足以慰藉原则。是指被害人得到的补偿数额应当使其所受的损害足以恢复，不能向征性地补偿，因为其受到侵犯就十分不幸，再让其痛心就是法律的无力。

第四篇：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起诉状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起诉状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XXX，男，XX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码：XXX，汉族，住址：XXXXX。电话：

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XXX，男，XXXX年X月XX日出生，身份证号码：XXX，汉族，住址：XXXXXX。电话：

诉讼请求：

1.判令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支付原告人医疗费XX元；护理费XX元；误工费XX元；住院伙食补助费XX元；营养费XX元；残疾赔偿金XX元（X级伤残）；抚养费XX元；共计XXX元；

2.判令附带民事诉讼被告人赔偿原告人XX财产毁损费XX元。事实与理由：

XXXX年X月XX日上午X时许，在XXX，被告人XXX因XX与XX发生口角，被告人即上前对被害人进行殴打，被告人XX在打架时持刀将XXX捅伤，致使原告人XXX创伤性湿肺、右侧胸腔积液、全身多处刀刺伤（前胸、后背、左上臂、右腹股沟、右手），经鉴定为轻伤。为维护原告的合法权益，在法律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原告人向人民法院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赔偿。望人民法院在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判令上述被告人赔偿原告人的物质损失，判如所请。

此致

XX区人民法院

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

XXXX年XX月XX日

第五篇：浅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

浅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

论文提要：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是利用刑事诉讼程序解决定罪量刑直接有关的损害赔偿问题的一种特殊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中已被广泛运用，在处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发挥了特殊的作用。调解作为解决民事纠纷的一种特殊制度，是促使双方当事人和解的一种结案方式和诉讼活动，具有方便、快捷、灵活、成本低廉和对抗性弱的特点。本文通过2009年以来武陟县人民法院所审结的刑事附带民事调解案件进行深入调查分析后，深刻阐明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意义，并总结工作经验，积极发现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存在的问题，提出相关完善建议。

以下正文：

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意义

2009年以来，武陟县人民法院共受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145件，其中调解结案的占118件，调解率达81.4％。我院刑庭在审理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中，坚持以司法为民为宗旨，从“促团结、保稳定”的大局出发，着力抓好调解工作，这不仅充分保障了被害人经济损失求偿权的实现，也有利于使被告人认罪伏法，减少了当事人上诉、信访等，节约了诉讼资源，缓和了社会矛盾。因此，调解对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具有重要的意义，主要有以下几点：

1、调解有利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裁判的执行。实践中，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判决后常常出现执行难的现象，其原因有很多，比如

1、刑事被告人被判刑以后，一般要入狱监管，无法再从事其他活动，不能再创造财产价值继续赔偿所造成的损失，因而其继续赔偿的能力受到限制；

2、相对于造成的损失来说，被告人的赔偿能力一般较小，不能赔偿全部损失，或者根本不能赔偿。执行难不仅使被害人的权利得不到保护，损害了法院判决的严肃性，还导致法院的判决迁就现实。因此，就要寻求一条治标治本的途径来解决执行难，那么调解就是首选途径。

2、调解有利于实现程序资源配置中的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诉讼程序的效益既包括经济效益，还包括非经济效益，如社会秩序的恢复、国家法律威严的树立、全社会公正信念的坚定等方面就属于非经济效益。要想提高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效益，经济效益和非经济效益两个方面都应当兼顾，以程序公正为首要目标，以尽可能少的司法投入实现公正。从程序的经济效益而言，调解的过程，也是被害人与被告人就损害赔偿进行协商的过程，它避免了纯粹判决结案可能导致的双方矛盾对立，审理活动久拖不决，法院与争议双方都耗时费力。双方的协商让步也为赔偿内容的实际执行扫清了障碍，免去了被害人空有赔偿判决而得不到实际赔偿金额的无奈和担心，更避免了他所提起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程序的实效沦为空谈。因此，无论从当事人的接受程度，还是从对有关当事人的实际价值而言，调解在刑事附带民事审判中的作用都是不容忽视的。

3、调解有利于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我们强调审判要体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而且在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法院调解在某种意义上还起着沟通法律与社会、帮助法律与司法获得合法性的作用。注重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在调解中实行教育，用调解方式解决民事赔偿，首先，可以使被告人深刻认识到其行为给社会造成的危害，使其能从内心深处体会到对其处以刑罚的必要，让被告人认罪服判，接受改造；其次，可以使被害人遭受的物质损失及时得到赔偿，使其对社会的不满情绪得到缓解，降低其对被告人的愤恨程度，尽可能消除被害人的报复心理，排除社会治安隐患；再次，由于大多案件被害人和被告人的亲属都积极参与调解，一方面增加了他们的法律知识，另一方面使他们也受到了教育，可使社会的综合素质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提高，被告人也由此接受教训，利于其改造。

4、调解有利于强化刑事审判效果。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成功，特别是即时结清，可以使附带民事诉讼在一审得到圆满解决，全案的审判程序、手续得到简便；也可以避免进入强制执行程序，节约诉讼成本。在附带民事诉讼过程中注重调解工作，通过对被告人及其亲属的说理，使他们认识判刑就不用赔偿的观念是错误的，赔偿被害人损失是一项应尽的法律责任，而且民事部分赔偿与否直接关系到被告人的量刑。如果附带民事部分调解解决，法院就不必要投入有限的人力物力到执行工作中去，从而提高了法院的整体工作效率。

二、如何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

1、审判人员在刑事附带民事案件调解中必须始终坚持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调解成功的保证。公正的法官才能不言自威，才能从容主持审判。公正的裁决和调解，才能拥有既判力和约束力，才能被当事人自觉自愿地履行。新时期的法官不但要具备深厚的法学修养、扎实的理论功底、丰富的审判经验和社会阅历，同时还要具备高尚的人品和职业道德。尤其是后者，在当前的社会形势下，显得更为重要。公平正义就是社会各方面的利益关系得到妥善协调，人民内部矛盾和其他社会矛盾得到正确处理，社会公平和正义得到切实维护和实现。当前社会是商品经济社会，挣钱、发财再也不是让中国人感到羞涩的字眼，社会观念发生着巨大变化。法官队伍正经受着前所未有的考验。如何奉公执法、恪尽职守，同时又要处理好身边的各种关系是每个法官不容回避的严峻课题。司法公正是法院裁判的生命力所在，法官只有做到司法公正，才能定纷止争，才能使当事人息诉服判，才能使调解成功的案件经得起历史检验。

2、审判人员必须不断强化调解技巧，不断提高法律责任感和执法为民的意识。附带民事调解工作是一项技术性很强的工作，不但需要审判人员具备调解的技巧和能力，还需要审判人员有高度的法律责任感，要学会换位思考，充分为当事人着想，了解掌握被告方和被害方的真正思想动态，一言一行要让他们接受。这类案件调解成功大致需要三个程序，一是双方达成和解意向，二是确定赔偿数额，三是协定给付的时间和方式。每一个程序的工作都需要审判人员的耐心和一定的工作经验，没有既成的路子，现成的方法，审判人员要在工作中去慢慢体验和总结经验，实践中具体做法如下：

首先，要通过做好教育引导工作，使双方达成调解意向，这也是调成的基础。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主要为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等案件，这些案件与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往往矛盾容易激化。但是在这类案件中，被害方一般都有想要调解的意向，因而办案人员要坚持在查清案件事实的基础上，向被告人及其代理人讲明由于他的犯罪行为给被害方带来了经济损失，必须履行法律规定的赔偿义务，如果能及时赔偿，还能对其刑事部分从宽处理，这是量刑考虑的一个因素，还要尽可能促进双方相互接触，相互体谅，消除对立情绪，营造一个和谐的调解气氛。如我院审理的孟某故意伤害一案，被告人孟某与本村村民翟某因停放摩托车而发生争执，从而引起打架，孟某用巴掌拳头将翟某面部打伤，致翟某颌面部软组织挫伤、右眼眶内侧壁骨折。我院经审理后认为被告人孟某的行为已构成故意伤害罪，在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不失时机地对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最终使被告人孟某积极赔偿了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翟某的经济损失，并取得了原告人的谅解，双方达成和解协议。

其次，确定赔偿数额。虽说遵循调解自愿原则，但审判人员居中调和时必须做到心中有数，首先审查清楚被害方要求赔偿的相应证据是否达到证据要求，引导其诉讼请求要实际、合理，并了解其要求的最低数额，还要掌握被告方的偿付能力和赔偿最高限额，如果双方差距不大，就比较容易达成一致意见，如果双方差距较大，就要根据实际情况采取灵活多样的方式，使被害方适当降低赔偿数额，使被告方适当提高赔偿数额，有必要时，可以在审限内延长审理期限，增加调处的空间，使双方多加接触，尽可能使其达成协议。如我院审理的被告人郑某故意伤害一案，被告人郑某与受害人刘某因宅基地纠纷发生争吵，从而引起打架，打架过程中，郑某用铁钎将刘某左眼部打伤，致刘小青左眼眶上壁骨折。我院审判人员对此案进行调解过程中，由于刘某所提出的赔偿数额过高，郑某最初不愿达成调解协议，审判人员根据案件特点，结合双方家庭的实际情况，教育引导双方当事人立足长远，以和为贵，使原告方适当降低赔偿数额，使被告方适当提高赔偿数额，使得双方最终达成调解协议。

最后，确定了赔偿数额就要协定给付的方式和时间了。我院所调解的刑事附带民事案件，为了不给被害人留下后遗症，所有调解过的案件，经过审判人员对双方当事人细致的调解工作，均做到了“当场调解当场拿款”，这样做既使被害人的求偿权得以及时实现，另外被告方及时赔偿，还能对其刑事部分从宽处理，也有利于被告人认罪伏法。

3、严把立案关。并非所有的刑事案件都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关于刑事附带民事案件的范围和种类，最高人民法院做出了明确的司法解释。根据这个解释，结合刑法、刑诉法的有关规定，只有因人身权利受到犯罪侵犯而遭受物质损失或者财物被犯罪分子毁坏而遭受物质损失时，才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盗窃、诈骗、抢夺等侵财性犯罪和要求精神损害赔偿的不能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在审判工作中，我们必须严格执行这一规定，把好立案关，并认真耐心地向被害人阐明这一规定，使其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必须符合法定条件，同时还要注意引导被害人在书写附带民事诉状时，一定要正确对待自己的诉讼权利，向其讲明赔偿的范围和标准，以及诉讼风险问题，使其诉讼请求要实际合理不能过高，这样也能避免被告人本来愿意赔偿，但看到对方不合理过高的诉讼请求时，认为自己赔不起而产生逆反心理，导致调解工作难以进展的情况出现。

4、审判人员必须充分借助各方面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来促成调解。在司法实践中，要想做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不单单靠法院的审判工作，还要靠方方面面的力量，充分借助双方当事人家属、所在单位、村委会、居委会等各方面的力量，这些因素在诉讼调解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往往能为诉讼调解的成功提供很大的帮助，其中诉讼代理人就是一支重要力量。审判人员要充分调动诉讼代理人的积极性，发挥诉讼代理人懂法知法以及与当事人信赖关系的优势，促成当事人达成和解。因为一般这类案件，被告人多数被羁押，被告人即使愿意赔偿，也都需要其亲属的协助。从司法实践来看，附带民事案件的调解，如果没有其亲属及相关组织人士的参与，调成的可能性很小。因此，我们要利用诉讼代理制度，告知其双方都可以委托代理人，使其明正言顺地参加到诉讼中来。同时，由于这类案件多发生在同村、乡邻之间，还要充分借助于基层调解委员会组织和当地名望高的人，充分调动发挥他们的作用，内外联动，整体结合，做好调解工作。

三、当前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调解存在的不足及完善建议

1、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部分当事人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从轻处罚”的曲解。对于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而获得从轻处罚，部分当事人不理解，认为这和封建社会中的“花钱买刑”没有本质的区别，从而怀疑“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而获得从轻处罚”法律规定的正当性。有些被害人认为，既然是花钱买刑，被告人就得出大价钱，否则不予调解；而有些被告人则认为，既然花了钱，法院就得给予我一个较轻的处罚，否则就不愿意调解，甚至有的被告人在判决后认为没有达到从轻处罚的目的而盲目上诉、上访。（2）某些法律条文不明确，不利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2000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的情节予以考虑。”从法条中可以看出，法条并没有明确规定“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是已经全部赔偿还是部分赔偿，也没有明确“可以量刑的情节”就是从轻处罚的情节。因而造成司法实践中存在理解的偏差。有的法官认为，“被告人已经赔偿被害人物质损失”就是全部赔偿了损失，没有全部赔偿的，则不能从轻处罚，该观点也是主流观点；有的法官则认为，被告人在判决时并不一定要全部赔偿被害人，只要被告人有赔偿的真诚态度并取得被害人充分谅解，就可以认为符合了“已经赔偿物质损失”的法律规定，对被告人从轻处罚。而对于“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统一的观点都认为是从轻考虑，但是法律并没有明确规定。可见，在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工作中，由于法律规定不明确，也必然导致司法实践中的混乱，不利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调解工作的顺利开展。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我国刑事法律明确规定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只赔偿物质损失，而不支持精神损失，但是在单纯的民事诉讼中却明确规定受害人因受到侵权行为的侵犯可以要求赔偿精神损失。可见，我国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的范围要低于单纯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的范围。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与单纯的民事诉讼当事人求偿范围的双重立法标准，使得大量受到犯罪行为侵害却无物质或很少有物质损失的受害人得不到合理的赔偿，这使得他们对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设置多有怨言，这也是这些受害人调解积极性不高和不愿意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根本原因。有的受害人因得不到合理数额的赔偿根本不愿意与被告人和解，有的甚至放弃物质损失的赔偿，转而寄希望被告人能得到较重的刑事处罚。有的受害人为了能得到精神赔偿，故意不提起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转而等刑事判决后寻求民事诉讼的途径解决。因此，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关于精神损失赔偿的缺失，大大制约了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案件的调解工作的成效。

2、如何完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的不足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由于存在着上述问题，制约了调解工作的顺利进展。针对上述问题，提出以下完善建议：

（1）对公民大力进行法制宣传，更新公民的司法理念。所谓的“花钱买刑”，是一种违背法律的枉法行为，是在被告人不符合减轻或从轻量刑的条件下用钱贿赂司法人员从而获得枉法裁判的犯罪行为，而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根据我国司法解释《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4条明确规定可以作为从轻处罚的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这符合我国以“认罪态度”的好坏作为对被告人量刑轻重的酌定情节的刑事司法政策。因此，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的物质损失从而获得从轻处罚，具有重要的法律意义和社会意义，和“花钱买刑”具有本质的区别。

（2）进一步明确司法解释的规定。对“被告人已经赔偿物质损失”，在裁判时被害人并不一定要全部得到被告人的赔偿，只要被告人有赔偿的真诚态度并取得被害人充分谅解，就可以认为符合了“已经赔偿物质损失”的法律规定而对被告人从轻处罚。因为被告人的赔偿数额要受到被告人经济能力的制约，如果一味地要求被告人全额赔偿有时有可能适得其反，被告人在确实无全额赔偿能力的情况下有可能破罐子破摔，使调解难以达成。对“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虽然是“从轻情节”，还是应在法条中明文规定是否确属“从轻情节”。

（3）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调解中关于精神损害赔偿的缺失问题，应统一司法尺度，将精神损害赔偿纳入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赔偿范围内。因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本质上仍然是一种民事诉讼，是一种平等主体间的私权纷争，因此更应该适用民事法律规范的调整。虽然犯罪行为因较一般侵权行为具有更大的社会危害性，有必要以刑罚实现对已然之罪的惩罚和对未然之罪的预防，但国家刑罚权的行使并不应剥夺公民赔偿权的行使。而且现代刑法价值理念的进步性就在于它认为刑法在具有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权利和利益免遭犯罪行为侵害的同时更强调对个人利益的保护，包括被告人和被害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制度也应顺应现代刑法价值观的发展趋势，体现刑民法律平等的地位，从而放宽刑事受害人损失求偿的范围，既包括对物质损失的赔偿又包括对精神损失的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