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十五年_读书笔记

第一篇：万历十五年_读书笔记

读《万历十五年》之感

1587年的中国，万历十五年，谈不上浮萍破碎，风雨飘摇，就像是冬日午后的太阳，虽然还是在散发着光与热，但却已不复当初的荣光。一个庞大的帝国，小心翼翼，举步维艰地维持着向前的步伐，时不时被鞋里的沙硌得脚疼。

平淡却不平静的1587，有着万人崇仰的民族英雄，有着模范的官员，有着激荡的思想家，同时也有着灰心丧气的皇帝，有着变法失败的首辅，和一个腐朽却依旧难以撼动的制度。虽贵为天子，但万历在很多的事上却无法遵从自己的意志。很有趣，历代的封建王朝中央集权都是越来越集中。但在明朝，在万历这，中央集权的程度却不增反降。遥想朱元璋开国时期，可谓是真正的说一不二，但万历，在立储这种大事上，却要被文官集团所要挟。文官集团占据伦理道德的制高点，拥有对道德的诠释权，对万历任何违反“传统”的事情处处指责。与其说这是民主的曙光，还不如说这是几十年权利倾轧的结果更加的合适。集权的依旧没有改变，但却已不是集于万历一人。相比万历，张居正是幸运的。即使不英年早逝，他的改革也很可能失败。改革是和整个文官集团的利益有冲突的，必然遭受他们的抵抗。尽管张居正位极人臣获得万历的无限支持，但想单枪匹马赢得这场战争也断无成功的把握。而且即使张居正改革成功，也无法从根本上挽救明王朝。张的改革只是对颓废的政局的缝缝补补，明朝基础的礼教制度并未改变。即革成功，最多中兴大明，延缓明朝灭亡的速度，而无法挽救它灭亡的命运。海瑞的横空出世只是徒增了一个青天形象和留下一段道德模范而已，并未使王朝的政局产生太大波澜。海瑞相信严刑峻法可以治国，并将四书中的礼仪道德作为至高原则。殊不知二者根本上不能并列。法律要求严格规范，道德本身则比较含混不清。他希望所有人都能忠实实践最高的道德准则，为此，他不惜冒犯龙颜，直斥同僚，但是他没注意到自己所处的时代本身上就是一个混沌的官僚社会，并无明确的法律，甚至法律处处让位与道德，而且海瑞的施法裁决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个人对道德的理解，充满个人英雄主义色彩。

思想界也是沉闷的。由于坚持治国的一元化，即国家基础是传统道德，而传统道德来自于儒家的孔孟之道，尊孔重道，排斥“异端学说”，压制个体的个性解放和独立思考是明朝的必然。这也就容易理解李贽的荒诞了。一方面他的儒家思想根深蒂固，对其学说赞同理解，另一方面对儒家引申出的清规戒律持怀疑态度，追求个性解放；一方面他是一个传统儒家思想的信徒，另一方面他又是唯心主义的鼓吹者的，他集中体现了王朝深处思想的矛盾和危机。年轻的万历失败了，立储只是一个爆发点而已。张居正也失败了，他甚至连自己的名声也没有保住。申时行，戚继光，海瑞，李贽......他们就像是一潭死水里面偶有的微澜，注定壮志未酬，甚至，身败名裂。寂静的黑夜，只有着贪婪的沙沙声，一点一滴的在侵蚀着古老帝国的血脉。黑暗里的先行者，虽然各自努力呐喊，却还是无法唤醒大部分的人来撼动黑暗。

万历年间，是承上启下的一个分界线，从此明朝的统治就无可救药的走向了下坡路。归纳《万历十五年》，万历年只是明朝建国以来矛盾冲突的爆发点，而王朝的根本矛盾则早已埋定。正如其序中所言“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至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其中一切角色注定逃不开悲剧的色彩。

第二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二》

万历皇帝自小受慈圣皇太后和首辅张居正严格教育儒家教育；熟读经史，敬重天道，效仿祖法。开始万历皇帝也想按着他受教育的努力去做好皇帝，严重旱灾时，甚至亲自步10里为百姓祈雨。但是经过一些事情，慢慢发现的人性和体制的复杂性。首先是自己非常信任的对他严格说教的导师张居正个人生活被揭发是如此腐败，而文官打倒张居正的文官的目的，显然又和他万历初想的并不一样。当他想自己能主导政治时，却发现想做任何的改变，就会受到非常大的阻力，这些以道德和祖法为工具的阻力让他难以对抗。黄老先生讲明朝是文官体系为统治的，不如直接讲以儒家意识形态为统治，任何文官甚至皇帝都很难对这种意识形态有任何的挑战。最后万历选择妥协，以道家无为来默默的发泄他的不满和进行抵抗。书中儒家意识形态根深蒂固，以及这种意识形态和人性的冲突矛盾。就行成了一些特殊的行为。

张居正政治上厉行改革，做为万历的老师，对皇帝严格要求。但他本人又口是心非，表面满口节俭，而私生活极其奢侈。厉行改革，却又不了解实际情况，反而出了相反的效果，同时也得罪了一批人。结果一死，整个家族和政治同僚就受到清算。

申时行做为首辅，行为却和张居正完全不一样，在处事上他信奉调剂折衷的原则来调节文官间，皇帝官僚间的矛盾。这种行为是典型中墉之道，是儒家思想和人性妥协的产物。海瑞更是个争议的人物，他严格尊崇孔孟之道,对崇尚道德，严守法律。他的这种行为，当时的官僚对

其即希望是一个社会道德的标杆，又知其的脱离现实性，对其不重用，并排斥其很多行为。海瑞个人可以通

过自律及对价值的追求了来到达，但由于其很多理念本生脱离人性，必然不具备大众性。其很多行为更是暴露出儒家思想的缺陷，像由于孝道极端推崇，休了两任妻子的，最后一任莫名死去；还有对个人欲望的极端抑制，这些本身就是和人性先背离的。其行为对具体事物的处理效果，也颇受争议，看是完全遵守道德，然而由于社会的事情复杂，以及道德本身的局限性，往往起了并不好的效果。当时的精英阶层本身并不相信他，包括当时的知识份子，对这种行为也有争议，象李贽就明说有时清官比贪官更误事，清官有道德的支持，而且就算失败也能赢当时读书人非常看中的名誉，处事固执而不知变通，往往导致事情往坏的方面发展。在写戚继光和李贽也真实的把其多面性呈现给了作者：戚继光有军事才能，民族英雄的一面，但其又有偷偷纳妾，行贿张居正的一面。李贽一个学者，思想家，其对人对己对社会的妥协与抗争记述，也非常真实。这种性格多面性的记述更加体现了人性。

现代大众社会行为学说，通常一个人对事物的看法或观点的接受：第一位的是立场，第二位的是情感，第三位的才是客观理性。黄老先生能客观理性的研究这段看似平常，确是很典型的历史时间，并且又能非常客观理性的呈现给大家，确实是读者的幸运。

读后，感觉最深的是，价值观的影响力，不仅对个人的行为，道德，和幸福观起决定影响，而且任何团体，社会，宗教，国家都是以价值观为基础的，其影响深远，决定整个体制。决策面和执行面还有基层中间过长的距离和脱节导致的低效是高度集权的社会体制所不可避免的。道德很多方面是对社会稳定其作用，社会发展更依赖于技术方法和本身的规律的研究。个人的道德及智慧在社会群体中有时是矛盾的，社会群体和个人很多规律是相反的。

第三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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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礼”对万历年间的双重影响

对于喜欢历史和政治的人来说，黄仁宇对于大家肯定是耳熟能详了，至于他的《万历十五年》更是如雷贯耳。《万历十五年》是黄仁宇用英文亲自译写，1979年5月交中华书局，1982年出版。

公元1587年，是为明万历十五年，就在这样一个看似平平淡淡的一年，朝廷却发生了许多看似虽似末枝小节，但实质上却是以前发生大事的症结，也是将在以后掀起波澜的机缘，其间的关系因果，恰为历史的重点。

整本书一共七章，第一章：万历皇帝；第二章：首辅申时行；第三章：世间已无张居正；

第四章：活着的祖宗；第五章：海瑞——古怪的模范官僚；第六章：戚继光——孤独的将领；

第七章：李贽——自相冲突的哲学家。作者以人物为线来写这本书，可谓生动易懂，也较好串联，更应证了“横看成岭侧成峰”这句话。

说《万历十五年》很有价值，我想这在于很多人认为万历年间到了后来，皇帝罢朝也能维持这个国家的运转。我在看了这本书之后，给我最大的感触就是一个字——礼。在整本书中，每一章基本都提到这样一个“礼”字，下面我们就来探讨下“礼”对万历年间的影响。

礼在中国古代是社会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作为典章制度，它是社会政治制度的体现，是维护上层建筑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人与人交往中的礼节仪式。作为道德规范，它是国家领导者和贵族等一切行为的标准和要求。孔子曰：不学礼，何以立？而荀子更是著有《礼论》，认为礼使社会上每个人在贵贱、长幼、贫富等等级制度中都有恰当的地位。

万历皇帝是个熟悉各种礼仪的君主，从繁复的成人冠礼到有条不紊的推辞、接受登基，再到登基后按照各种礼仪照章办理。我们可以从各种细节处看到“礼”在万历年间的重要性。

在午朝是否被讹传事件中，万历皇帝本来可以付诸一笑，但是考虑到此事有损朝廷体统，他就决定不能等闲视之，而这次的处罚也竟及于全部京官。明朝以文人管理为数千千万万的农民，其先祖就以礼仪这个要点，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此次全体京官自相惊扰，实在不成体统，不符合“礼”。

其次，万历皇帝对于其母慈圣皇太后的“礼”。书中写道：有时万历用宫内的傀儡戏来讨取太后的欢心，在她下轿之前，也必须跪在庭前恭候慈驾；在多年后，尽管万历皇帝越来越少地临朝，但每当十一月慈圣的生辰，他却仍然亲临皇极门接受百官的庆贺。

而不仅万历自己注重礼仪，对于大臣也是如此要求。在参加早朝之前，凡有资格参加的所有京官和北京地区的地方官，在天色未明之际就要在宫门前守候，负责纠察的御史开始点名，并且记下咳嗽、吐痰等以至于牙笏坠地、步履不稳等等属于“失仪”范围的官员姓名，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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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候参处。

在封建时代，礼维持社会、政治秩序，巩固等级制度，调整人与人之间的各种社会关系和权利义务的规范和准则。礼既是中国古代法律的渊源之一，也是古代法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万历年间，无论是皇亲国戚还是大小官员，恪守本朝制定的规章立法，严格按照本朝的章程来做事，来才会形成这样的一种平衡，使得皇帝罢朝了，整个朝廷仍然以它特有的模式运转下去。

可以看到，在书中写到的每一位大臣都是严格奉行“礼”的。无论是张居正以严格的制度捆绑文人，使文人集团对其不满，还是申时行兢兢业业，坚持调济折中的原则，海瑞的正直，重视法律，执法不阿等等，每一位各司其职的大臣都是在礼法的规范下，循序着一种模式而运行，可以说“礼”在万历年间使得社会得以正常运转。

但是，我们看到，也正是因为这个“礼”，万历皇帝才会罢朝，才会被其下的文人集团逼得无可奈何，一代帝王竟然要以罢朝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来报复其大臣。

因为这礼制，万历皇帝在之后几件想自己做主的事上吃了闭门羹，无法逾越这礼法。在许多插曲中，万历皇帝要册封他的爱妃郑氏为皇贵妃的事件竟成为了影响深远的政治斗争的契机，导致了今后数十年皇帝与官僚的对立，而且涉及整个帝国。后来，万历皇帝想要以三皇子常洵代替皇长子常洛为太子，遭到文官集团的强烈反对。他从张居正的事件中明白了，他和别人一样，一身而具有“阴”、“阳”的两重性，有“阳”则有“阴”，既有道德伦理，就有私心贪欲。于是，他既不强迫臣僚接受他的主张，也不反对臣僚的意见，而是对这一切漠然置之，以顽强的意志和臣僚们作持久的对抗竟长达十年之久。使得文官集团缺乏应有的和衷共济，反而集中了无数的利害冲突，形成了一个带有爆炸性的团体。文官集团也以消极态度应付局面，使整个王朝走到了崩溃的边缘。

我们看到，在这一方面，礼维持了整个王朝的几十年运转，但是同时，在这一长期的发展下，也为之后的覆灭埋下了地雷，导致整个王朝的崩溃。一个皇帝，在如何正确利用“礼”来达到皇帝、大臣、民众之间的平衡对于当时的社会是至关重要的，不管哪一方做大，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是不利的，所以以礼来达到平衡可以说在当时是毋庸置疑的。

第四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1584）读书笔记

个人主要看法和观点 读后主要困惑和问题

数年前，曾收到过一本母亲的朋友赠送的《万历十五年》，当时将它作为一本故事书囫囵读完，只觉文笔优美流畅，内容引人入胜，并没有太深的感受。如今，在作业要求的泛读书目中看到这本书，重新翻开，细细品读，感觉到的是蕴藉其中的是对于历史直切要害的剖析。全书从五种人物的角度出发，以万历十五年，也就是公元1587年为点，来深度剖析当时的政治制度，试图从制度角度来说明明朝的衰亡，这种衰亡是可悲的，亦是咎由自取的。

张居正：生前身后两重天

万历十三年（即1582年），万历皇帝最为倚重的元辅张居正去世，这位半生力求改革、权倾朝野的首辅大臣不会想到，在他死后不到半年（1582年年底）他便被盖棺定论为结党营私、妄图把持朝廷大政，居心否则的佞臣，随后张家被抄，其亲属被夺官流放。

一个厉行改革的首辅大臣，曾一度掌管着举国的决策大权，却沦落至此，子孙都不得保全，不禁令人唏嘘。由于王朝制度的不健全，判人对错皆以道德和礼法代替法律和制度张居正提倡厉行节约，自身作风却不俭约，成为最后百官弹劾他的主要着眼点，以至于磨灭了他身前所有的功绩，而将其一生涂污。然而，事后张家追缴的家财相加总共仅十余万两白银之数，这对于一个众大臣所言的“欺君毒民、卖官鬻（yu）爵”的“大奸之臣”应有的家产出入甚大。这其中暴露出舆情的局限性与极端性，所谓“倒张”，声张者也仅仅是为自己的爵禄着想，而非出自对王朝的忠诚。

这是封建社会的毒瘤之一，每个人，无论官阶多高，只要衣食住行说中任何一点存在着污点，他/她便可能成为其他人攻讦的对象。甚至于，哪怕你一生未走错过，只要有一群人足以形成强大的舆论氛围，也便可以使你“死无葬身之地”，开棺戮尸之举见诸史文。

中国人向来推崇的中庸之道，部分原因也自于此。“树大招风，风必折之”，统治者难以容忍有臣子的地位威胁到其地位，同僚也不会允许存在着一个时时刻刻能威胁到自身利益的官员的存在。以道德替代法律，也是这种恐慌的根源，一旦一个人位于“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位置，其权力也相应的膨胀，其也愈加难以约束自身的欲望，吕不韦，王莽，鳌拜，都曾站上统治阶级的最高层，但最后都难得善终。跳出这些人所做所为的对错而看，有些“罪状”，是这些权倾朝野者所不可能避免的，或者说，有些事情是因为制度的局限性的必然结果。比如说，“任用私人”，这是最常见于描述所谓“奸人佞臣”的罪行的了，但是，我国传统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早已注定了这种情况是无法避免的。奸臣权臣需要靠“私人”稳固自己的权力，为自己牟利，忠臣能臣也需要靠“私人”来协助推行自己的政策方针，了解各地州郡实情。整套统治制度本就建立在通人情、讲道德的基础上，何谈以科学、客观的手段治国理政？况且，旧时交通不便，又有谁能考证这个县今年产了多少稻米，那个县水涝灾情究竟如何呢？这种条件下，那些在金字塔顶端的人也只有靠“自己人”来获取相对真实的情况。

而张居正所力行的改革，总体而言，对王朝利大于弊，比如，他一直力推的，重新丈量土地，严追各地应缴赋税等政策，但整个王朝积弊已深，又因为他的位高权重和锋芒毕露，威胁到其他文官的利益和升迁。于是，反张派必欲除之而后快，奈何，张对朝廷贡献之大，与万历皇帝关系之亲，让心怀不满者无处下手。只能等到世间再无张居正，才终于掀起一股倒张的浪潮，使其尸骨未寒，便遭受参劾，直至后人被抄家放逐。他生前所做的一切改革努力也随之而去，明朝也重回浑浑噩噩原地蹒跚的轨道。

万历十五年，前任首辅大臣张居正在朝堂中的影子渐渐淡去，继任者申时行战战兢兢地维系着皇帝与文官间脆弱的平衡，四万名身着锦袍的文臣在太和殿与文渊阁间形成了一条强大而牢固的缰绳，控制着这个时代的走向。

朱翊钧：不胜人生一场醉

《万历十五年》的又一个亮点在于黄仁宇先生塑造了一位与我们传统观念截然不同的皇帝，万历皇帝朱翊钧。与我们一般人认识中皇帝至高无上，说一不二的形象不同，万历的人生可以说是写满了妥协与无奈。

万历皇帝十岁登基，以首辅张居正为师，全国事务多由张居正为首的内阁大学士代为拟批。前期的万历，守礼仪，上早朝，习儒家经典，可谓是“励精图治”，对于国事充满热情。甚至在京城遭遇大旱时亲自步行到天坛祈雨，亲自操练禁军。但随后由于张居正的去世，他失去了重要的辅助，更为糟糕的是张居正生前得罪的大臣们集体发难，要求清算张居正，万历在舆论和证据的双重压力下，只能痛苦万分地在张居正死后几年后清算了自己的老师。从中，他渐渐体会到朝堂争斗的阴暗性。

但是在万历十五年前后，皇帝发现自己不过是帝国统治下的一个工具和代言人而已，只要他的言行不符合文官心目中皇帝的形象，就会被文官的奏疏所“参”，虽然以温和的口吻，但本质上是挟祖宗之法，道德之本，要求他改变，否则就是愧对祖宗的基业，有损于皇帝的威信。

即使贵为天子，也不过是一种制度所需要的产物。

因为我们的帝国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上的支柱为道德，管理的方法则依靠文牍。正如黄仁宇先生书中所言“他的高于一切的，神秘的力量是传统所赋予的，超过理智的范围，带有宗教性的色彩，这才使他成为决断人间最大的权威。如果官员们承认他的决断确乎出于他自己而非倿幸的操纵，那么即使有失公允，也可以使大家绝对服从。”

渐渐地，万历看透了这一切，自己虽然贵为天子，但却生来就没有了自由，甚至和自己的母亲都要以君臣相称，所谓“孝道伦理”渐渐成为了符号化、形式化的机械行为；为立储一事，他多次受到百官的劝诫，便是因为他喜爱自己的次子胜于长子，而大臣们万万不会允许“废长立幼”如此有违伦理传统的事情发生。万历发现自己所拥有的权利，只是在文官集团控制下的一点权利，只要他的决策危及文官集团的利益，便会被各种奏章压得喘不过气来。

至此，他终于明白了自己这个皇帝只不过是封建礼教的一面旗帜，是文官集团所制造的符号象征，从而灰心意冷。甚至更深一层地说，他只不过是这家帝国马车上最尊贵的乘客，而并不是他最初所想象的马车夫，他根本无力控制这个庞大帝国的前途，他所作的决定根本什么都不能改变，即便他是皇帝，因为帝国这架马车被一股强大到无法想象的两千年来所积累古老的力量所挟持着向前。他看透了这一切，可惜，皇帝是不能辞职的，于是他把自己勤勉治国的一腔热血都咽进了肚子里，以消极的方式与文官集团对抗，不批准任何的人事变动，不出席惯例性的仪式，每日只把自己最好的时光花费在与太监们掷钱游戏上，用最消极的也是唯一的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这个帝国的无奈。

从中可见，即使是身为皇帝，在面对封建礼教所积累下来的强大的蛮横的力量时，也只能无奈叹息。因而，这么一个早已失去控制的腐朽的庞大的帝国机器，一步步走向终点的时刻也毫不令人奇怪了。——这也是作者想说的，在万历十五年，这么一个没有大事发生的年份，我们的古老帝国的命运已经通过这些人物的悲剧展现在了我们面前。而万历皇帝，作为身处这个漩涡最中心的一个人，这一切最深刻的体会者，企图用皇宫的深院高墙来隔绝自己意愿相冲的一切，他不会知道，在他死后，他最宠爱的贵妃被定为“祸害”，孤居冷宫而终。

Q：为什么封建制度会走向消亡？

这本《万历十五年》，意在说明十六世纪中国社会的传统的历史背景，也就是尚未与世界潮流冲突时的侧面形态。这本书并未罗列出一个又一个数据和事实来说明朝廷是多么的腐朽，也未有一笔一墨写下所谓“封建制度消亡的必然性“，而是通过一个个身处时代大潮中的人物的经历，让我们感觉“明朝不能不亡”，“封建制度的消亡是肯定的”。

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这就是一切问题的症结。以道德作为标尺，也是我国从宗法制到封建制，到责任内阁制，再到社会主义制度的变迁中，一直存在的一个现象。在民众认知水平普遍低下的过去，很难灌输给百姓一种易于接受的法律观念，只能用能够口口相传，代代相承的道德作为规则的象征。而建立在道德上的法律仅仅是作为一个补充品，在某种程度上说，中国古代大部分的法律条文可以等同于“重典”，大明律所规定的刑罚“笞、杖、徒、流、死”无不是重刑。

其实提倡道德是一件好事，但明王朝的这种提倡目的并不单纯，让道德代替法律，让帝国的司法从属于行政，只要“要求大小官员按部就班，上下有序，以此作为全国的榜样”，就能使政府的统治保持一元化而使文官集团的思想行动趋于一致，从而达到维稳的目的。这方面还有个例子，直接摘抄书中所说：“俭朴本来是一种美德，然而在这种条件下提倡俭朴，充其量不外是一种手段，意在使行政问题简化，以适应政府本身的低能。” 在普遍低能的状态下，即便有好心的官员想支持公道，做点好事，也会因为各样的限制，甚至是经费问题而不了了之。由此，长期以往，会造成帝国的措施和立法精神脱节，使伦理道德只是一个冠冕堂皇的说辞，做事时则另有一套。无论是皇帝还是首辅，想从中找一个折衷方案几乎不可能。

当然，这种道德的提倡也有积极的一面，有时候会让一些孔孟的信徒在危难时，不惜牺牲自己以完成任务（如下图内容）。但就如作者原文所说：“他们带有冲动性质，也多个人成分。”不能将其视为制度的优良特征，并且这反而暴露出制度的不足。

首辅张居正父亲去世请求回乡，皇帝夺情不允，张便是“贪恋禄位，不肯丁忧“；皇帝亲自操练禁军，便是“有损承平气象”；谏臣所言激烈，伤及君王尊严，皇帝也不能将其贬斥，因为敢于直言者便是“忠臣”。大臣所奏言，其依据无不是儒家传统观念，与传统不符，与道德不一，便是错。

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具备体制上技术上的周密，则不致接二连三地在紧急情况下依赖于道德观念作救命的符箓。道德应该建立在完善的规章制度之上，用以补充技术上所难以企及之处。

万历十五年本来是一个普通的年份，但却因为黄仁宇的一本书成为了一种现象的代名词。今天，是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就职的日子，有人说美国将迎来其的“万历十五年”时刻。而在第一次阅读这本书的数年后，重新读这本书，又从中体会到这本书写的不止是历史上帝国的兴衰，而是社会的兴衰，时代的更迭。

第五篇：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万历十五年》读书笔记

也许每个人的心中都曾经有一个挽狂澜于既倒的梦想，遗憾的是，大多数人并未曾得到这样的机会。然而有信得此机会的人大致又可以分为两类，一类人是真正实现了自己的抱负，完成了匡扶社稷的使命；而另一类人却是失败的，他们雄才大略、志存高远，然而却生不逢时，最典型的莫过于闻仲、子婴，这之中自然还应添上一个崇祯皇帝。历史须有公允的批判，虽然这批判有时不那么一致，我们所知道的崇祯皇帝仅是亡国之君，事实上，他也算得是一个魄力非凡的政治家。他禁朋党，求国策，整饬边防，事必躬亲，就是这样一位明君，王朝却败在他的手中。

崇祯与他的祖父相比，似乎来自不同的星球。他的祖父是万历皇帝，创造了中国历史上绝无仅有记录的皇帝，万历几十年不上朝，而崇祯事必躬亲，既是如此，为何明朝在万历年间平稳地过了几十年，而在崇祯年间旋即亡国呢？这其中的差异，绝非空洞的“历史的选择”之类说辞能解释，《万历十五年》则为我们洞悉了其中的秘密，对明朝，甚至几千年来的中国，做了体制上的深刻剖析，从这本书中，我们也可以找到以上问题的答案。万历时的明朝已是一个极度僵化的体制，文官集团延续开国以来的种种作为，而应用于今时今日的不同情况，说白了其实就是“比着框子买鸭蛋”。在这样的体制下，皇帝是仅仅为了代表天意或标榜道德而产生的，他终其一生并不能掌握多大的权力，而更像是被整个官僚集团绑架了。官僚们需要的是一个甚无主张的皇帝，而这也并非是对皇帝的不敬，在他们心中对皇帝还是怀有较大限度的敬仰和服从，可悲的是，这样的文官集团就像一台精密运转的机器，将所有国事都可以安排得妥妥当当，从而造就了一种连续的稳定。但是，这种稳定是以牺牲发展为代价的，保守稳定的体制不愿意也不可能接受技术进步所必然携带的社会关系的变革，所以万历几十年不上朝，明朝仍然可以运转的井井有条，而崇祯想要着手变革，结果只是越帮越忙，只是在不断地对这台机器产生破坏。万历时期张居正曾利用他的权势和威望进行变革，然而他一逝亡，改革的绝大部分成果也就付诸东流了。凡此种种都说明这种稳定的体制不需要变革，如果崇祯不是一个魄力非凡的皇帝，那么明朝或许还能坚持几十年。

《万历十五年》就是基于对这种体制的深刻见解，全面描述了明朝政治的各个方面，政治、经济、军事、文化，都有代表性的事件或人物。万历皇帝或励精图治或宴享安乐、张居正的独裁或申时行的调和、戚继光的创造或苟安、海瑞的廉洁奉公或其他官员的贪污腐败、李贽的进步或耿定向的保守，不分善恶，在这魔咒般的体制下统统无法产生有意义的结果，他们有的身败，有的名裂，有的身败兼而名裂。这就不得不促使我们去思考，事情为什么会如此发展？《万历十五年》给出了答案：“其中情形，断非个人的原因所能解释，而是当时的制度已至山穷水尽，上至天子首辅，下至百姓庶民，无不成为牺牲品而受祸。”在《万历十五年》中，给我最深刻印象的莫过于描写张居正的部分了。在当今时代，也许不再有人会幻想出现什么青天大老爷，一个人功可抵过，便足以宽慰，可张居正就是这样矛盾的一个人。张居正私生活极端奢侈豪华，其父过世时，他归乡所乘坐的轿子需二十多位轿夫抬，里面有卧室和客厅。他死后被抄家，万历皇帝才发现张居正的田亩金银不计其数，还有许多绝色佳人。张居正也贪污，贪污的款项却是提供给戚继光做练兵之用。张居正自然也会结党营私，悲哀的是这又是他施展抱负的前提。在政治上，张居正可谓雄才大略，堪称国之重器，他既能高瞻远瞩，又能了解各种人事的机微，从而在政治斗争中游刃有余。张居正改革的重点在于改变文官集团的作风，其要求是力图振作，然而过于严厉以致抗拒丛生。张居正也是天赋异禀的理财高手，但明朝的财税问题从开国初就一直盘根错节，就在这种情况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此外，张居正改革忽视了文官集团的双重性格，有的官僚徇私枉法，扶植地主和高利贷的利益；却也有年轻官员深受四书影响，真能不顾一己安危，为仁民爱物的宗旨拼命。张居正的改革固然和第一种官员的利益大相径庭，可他也难以得到第二种官员的理解和支持，所谓曲高和寡，也莫过于此了，所以在生前他尚能以权势推行变革，而死后不免抄家累族，大多成果也都烟消云散。历史容不得假设，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若张居正再活十年，那变革自然也就成功了，明朝会有不同的商业模式，文官集团虽不至于彻底改组，但总会在局部产生重大变化。可惜，如今这幅图景也只能仅供后人怅惘遥想了。第一次读《万历十五年》，心中除了震撼还是震撼，不仅仅是因为它给了我们完全不同的视角去解读历史，更最重要的是它分明在讲述明朝的事，却仿佛道出了我们当今时代的许多问题。如果把中国和印度做一比较，可以看出，印度的历史是长久的分裂间杂短暂的统一，中国的历史则恰恰相反，所以，中国历史的连续性和稳定性是自古而然的，中国似乎总也逃不出同样的历史转轮：大乱——起义——重建——大治——衰落——大乱。现在我们该叩问自己，当代中国是否已走到了相同的历史转轮中？众所周知，十年前中国出现了一位伟大的改革家，虽然他的改革失败了，但人民至今还在深深地怀念着他，他在某些方面和张居正极其相似，他就是孙中山。他们都有志于系统改组文官集团，提高行政效率，裁撤冗员；他们都雷厉风行，一丝不苟；他们都是财税专家，对经济改革有独到的见解和行之有效的办法；他们都把自己当做牺牲者看待。不同的是，这位当代的改革家情操毕竟要高过张居正。历史开的可悲的玩笑仿佛在向国人证明，中国的历史就是在不停的轮回，这位改革家最终也失败了，自古以来，我们所知道的改革似乎就没有成功过的，这一切值得我们深思。当代中国仍是一个趋于保守和僵化的体制，我们的国家还是文官治国，这个集团和百姓的阶层有天然的隔阂，解决问题的办法无非是在两者间搭建一座桥梁，这座桥梁可以是从民间推举出来的监察官，或者是直接从百姓中推选出的官员，但是这样的官员必须对他的选民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负责。纵观历史发展，时代还在召唤新的张居正，我们不要求他的道德有多么高尚，只要他能变革这个僵化的体制，也许很多的“张居正们”在这种体制下被埋没了，也许新的张居正根本就没出现。

另一方面，《万历十五年》中谈论的技术和道德问题也对今天有很大的警醒。一个王朝想要单纯依靠道德来治理它的臣民是不现实的，道德不光是空而大的，而且它的作用也确实值得怀疑，越是提倡道德，就越显得虚弱。凡是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就扯上了道德，因为道德非万能，不能代替技术，更不能代替法律。国家若是依靠道德，那要么是牺牲发展的稳定，要么就是大厦将倾。我们可以找出很多当代中国和古代王朝的相似点，但却找不出当代中国会做的更好的理由。在延安，黄炎培先生和毛泽东同志曾就建立新中国一问一答，这就是著名的“窑洞对”。中国到底能否走出这个周期率还有待商榷，因为现在我们确切地知道我们还处在这个转轮中，可是变革这种体制的契机究竟又在何处呢？一种僵化的体制可以长久地起作用，但一旦技术的累积到达一定程度，那必定会产生变革。这时的变革就不再是和风细雨了，而是让人胆寒的暴风骤雨！可悲的是，历史转轮，世间已无张居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