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东印度公司》读书报告

第一篇：《英国东印度公司》读书报告

《英国东印度公司》读书报告

在资本主义原始积累时期，东印度公司发挥着无法比拟的作用。本文以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殖民统治为例，简述对东印度公司的一些感悟。

为了扩大贸易，获取利益。1600年12月31日，荣获英皇伊丽莎白一世授予皇家特许状，给予它在印度贸易特权的英国东印度公司正式成立，并且开启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实行殖民统治。

在战胜葡萄牙人之后，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印度本土莫卧尔帝国皇帝的青睐，为了巩固其胜利果实，在印度本土建立立足点，1615年英皇正式派遣代表，以“卑辞厚礼”的方式，以武力为后盾，自印度的莫卧儿帝国处取得贸易的特许权、建立定居点和工厂的权利。

在莫卧儿帝国分崩离析、各自为政的情况下，他们在贸易点上建立城堡，构筑工事，建立防卫设施，建造仓库、兵营、哨所及殖民地指挥中心等，并且殖民主义者通过土地租借、买卖、兼并与掠夺等方式，大肆掠夺，扩张，在核心城堡周围逐渐衍生出了许多卫星城堡，连成一片，自成体系，使核心城堡逐渐成为当地政治经济中心，变成英国殖民者派驻印度的代表机构，俨然成了无人敢欺的“国中之国”。

为了独霸在印度的利益，英国分别在海上和陆地与各国进行了长期的争夺霸权，抢占殖民地的战争。

在打败西班牙的“无敌”舰队后，英国当局加紧了其对海上霸权的争夺步伐。1651年，英国国会颁布了著名的“航海条例”，开启了英荷霸权的争夺战，通过三次的英荷战争，英国不仅打败了荷兰海军，取得海上霸主地位，而且夺得了荷兰在印度的所有殖民地与所有利益。同时，在英荷战争尚未结束之时，英国殖民当局又在印度、美洲、非洲等地与法国打起了争夺海外殖民地的战争。经过七年的战争，英国夺取了法国绝大部分的海外殖民地，同时东印度公司也把法国的势力排斥在了印度之外。经过长时间的争夺战争，英国终于驱逐了所有

敌对势力在印度的统治，实现了其对印度的独霸，并真正实现了东印度公司对印度的殖民统治。

自从普拉西之战后，东印度公司入侵印度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们逐渐从商人变成既是商人又是统治者的特殊角色。正如1789年印度代理总督肖尔所说：“东印度公司既是印度统治者，又是商人。以商人的身份出现，他们就是垄断贸易；以统治者的身份出现，他们就是攫取赋税。东印度公司用赋税购买印度货物的方式把赋税汇往英国。”

东印度公司在印度的统治可以高度概括为“抽血”统治。正如杜特所说的“在印度攫取了一个帝国，发动了多次战争，进行了统治，却完全是花的印度人的钱，而英国连一个先令也没有出过”。

1、把印度当作“抽血”和输血的管道。例如：英国某著名的演说家曾说过“每个英国人所赚取得的每一个卢比，对印度都是一去不复返的损失”。

2、用印度人的钱来支付英国的“国内开支 ”。英国资产阶级不但把在印度穷兵黩武的费用迫使印度人民承担，就连征服印度而在英国花费的一些开支也要印度人民负担，甚至有些与印度人民毫无关系的费用也被算在印度人民的头上。

3、发行“公债”，向印度人借钱来支付统治印度，来扩张领土，来镇压印度人民的起义，而公债的本息要由印度的纳税人来负担。

4、从印度田赋中抽出钱来做无本生意的“投资”。东印度公司通过挪用公司款项，购买印度货物，输往欧洲或中国，其所得属于利润却不会回到印度。

5、鸦片与食盐专卖，除公司以外任何人不能经营。商品经营的收入一律作为公司的税收。

在东印度公司“抽血”政策的挤压下，印度人民的反抗也越来越激烈，各地起义不断，终于在1857年爆发了印度大起义。但在，英

军的血腥镇压与屠杀之下，起义最终以失败告终。

大起义虽然失败了，但迫使英国政府改变了对印度的统治政策，并于1858年8月通过了《改进印度管理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对印度的殖民统治，减轻了印度人民的负担，使东印度公司的殖民统治地位受到了英国当局一定程度上的质疑与不满，并且随着英国工业革命的展开，英国工业资产阶级越来越不满由东印度公司操纵的垄断性贸易，加速了东印度公司的消亡，并于1874年1月1正式解散。

第二篇：《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读书报告

《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读书报告

《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这本书的作者是美国学者历史系教授迈克尔.V·C·亚历山大（Michael.V.C.Alexander)，由北京大学大学助理教授、法学院2004级博士研究生林达丰翻译，并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迈克尔在《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中不仅广泛涉猎古今大量历史史实，而且引用了大量史学家的观点，如戴维·C·道格拉斯，弗兰克·巴洛，埃里克·约翰，J·C·霍尔特等人。作者对他们的观点进行了综合分析，并巧妙引用。这本书可以说吸收了很多名家的研究成果，但作者并没有人云亦云，而只是客观的引用。

本书以诺曼征服带来的集权为起点，数百年间，英国王权发展波澜起伏，征服，大宪章、玫瑰战争共同展示了中古王权的演变与困境。集权、税收、君臣关系带来王权、教权和各种地方势力的角逐，揭示了战争与王公间跌宕起伏的角力乱象及无可奈何的宿命。但本书无意于在早期英国历史的现有知识体系中增加新的细节，其主要目的在于通过对诺曼征服、导致《大宪章》制定的男爵起事和玫瑰战争进行清晰、简要、和即时的讨论，满足学生及普通读者对它们的知识需求；向他们说明这三次曾经对英国征服和社会产生根本影响的危机的起因和结果。

本书在开始就给我们提供了当时的货币注释和七个血缘关系表，这对于普通读者来说是必不可少的，要知道中世纪晚期家族关系具有今天所无法想象的重要性。在许多历史场合中，第一代堂表亲戚，甚至是亲兄弟，为了继承权问题而纷争不断。尤其对于诺曼征服中为何法国诺曼底的威廉一世会对英国王位有继承权，当你查过11世纪期间的英国王室谱系图，你就可以理解了：诺曼底公爵威廉和英王忏悔者爱德华是表兄弟。血缘关系是判定你是否有继承权的主要甚至是唯一依据，因此没有人能够在缺少相当族谱知识的情况下理解当时的历史。当然，有了这些谱系图你也不一定能够理解中世纪晚期那混乱的王位传承秩序。对于我来说，不得不看到一个人物就回头查一遍族谱，以便确定他们的血缘关系。

其第一篇介绍的是诺曼征服，即以诺曼底公爵威廉（约1028～1087）为首的法国封建主对英国的征服战争。1066年初，英王忏悔者爱德华（1042～1066在位）死后无嗣，威塞克斯伯爵哈罗德二世被推选为国王。威廉以爱德华曾面许继位为理由，要求获得王位。1066年9月末，威廉召集诺曼底、布列塔尼、皮卡迪等地封建主进行策划，率兵入侵英国。英王哈罗德迎战。10月14日，双方会战于黑斯廷斯。英军战败，哈罗德阵亡，伦敦城不战而降。12月25日，威廉在伦敦威斯敏斯特教堂加冕为英国国王，即威廉一世(征服者)。诺曼王朝1066～1154）开始对英国的统治。残存的英国贵族顽强抵抗，均遭残酷镇压。1071年，威廉一世巩固了他的统治，获得征服者的称号。

作者在这本书中讲了诺曼征服的起因，经过，以及对英国政府体制和社会的影响。尽管众说纷纭，但作者在讨论征服的起因时，并没有采用目前流行的倾向——将起因远溯至埃塞雷德国王二世统治时期（978-1016），或者始于埃塞雷德二世的儿子及最终继承人——忏悔者爱德华统治（1042-1066）初期。作者为我们介绍了1066年前的几个英国历史时期，包括埃塞雷德统治时期，克努特国王及其儿子哈萨克努特的统治，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时期，让我们了解了英国王室与维京海盗及诺曼底之间复杂的关系，以便我们认识到征服的起因和给英国人及英国人的生活带来的决定性变化。中间还穿插了古德汶家族家族的崛起衰落，以及对威廉一世的个人评价。当然，作者旁征博引着重介绍了征服对英国的影响：一方面认为征服是对英国的公开抢劫，给英国经济和宗教带来的损害直到1120年都未能修复，并且认为征服带来了妇女政治及经济权利的显著下降。但一方面又认为征服使英国的封建化进程大大加快，封建制度得以完全成熟，王权与世俗或教会附庸的联系也得以强化。

第二篇介绍的是大宪章与约翰王。作者首先介绍了约翰王的生平为人，然后以约翰王引出《大宪章》。13世纪初，英格兰出现了一位好战却又屡战屡败的国王约翰。在连年的对外战争中，他失去了英格兰在欧洲大陆几乎全部的领地。为了维持战事，约翰王加紧了对市民和贵族的盘剥。他不断地开征新税和加税，这样就破坏了贵族和国王之间那个不成文的却流传已久的惯例，到了1215年春天，愤怒的贵族们集结起来，武装讨伐国王，理由很简单，就是国王没有履行他的义务却要求比惯例规定的更多的权力。1215年6月15日，面临绝路的约翰王，不得不同意与25位贵族代表，在这个亭子周围举行谈判。那是一场艰难的谈判，刀光剑影下，贵族代表与国王进行了整整四天的交锋和妥协，最后，《大宪章》——这份和平停战宣言终于签署了！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讨论了导致贵族制定《大宪章》，并以约翰王的生命安全作为要挟的资本，迫使约翰签署这份文件的历史背景。并且大量引用了上个世纪以来历史学家对这份文件的评价。中间也穿插了对约翰王的个人评价上，毕竟只有了解了约翰王，你才能明白这份文件签订的历史背景。不过作者沿袭了主流观点，认为约翰恶名远扬，淫威日厚，是英国历史上最不得人心的国王之一。当然，其侧重点还是讨论这份文件所带来的影响是积极还是消极的，在此作者集大家之言，聚名家之论，让我们了解到这份文件在历史上所引起的争议。然而作者倾向于认为《大宪章》继往开来，与英国的权利与法律发展密切联系，它的出现，宣告了文明社会最有价值的政府体系在其成长道路上迈出了关键的一步。但是，《大宪章》也留下了一些悬而未决的重大问题，例如应如何保证因王室官员的行为遭受损害的个人得到救济的问题，直到斯图亚特王朝晚期仍未得到解决。

第三篇介绍的是英国历史上历史最长的政治纠葛——玫瑰战争，又称蔷薇战争。“玫瑰战争”一名并未使用于当时，而是在16世纪，莎士比亚在历史剧《亨利六世》中以两朵玫瑰被拔标志战争的开始后才成为普遍用语。此名称源于两个家族所选的家徽，兰开斯特的红蔷薇和约克的白蔷薇。玫瑰战争是英王爱德华三世（1327年-1377年在位）的两支后裔：兰开斯特家族和约克家族的支持者为了争夺英格兰王位而发生断续的内战。两大家族都是金雀花王朝王室的分支，约克家族是爱德华三世的次子的后裔、兰开斯特家族是爱德华三世的第三子的后裔。战争最终以兰开斯特家族的亨利七世与约克的伊丽莎白联姻结束了战争，也结束了法国金雀花王朝在英格兰的统治，开启了新的威尔士人都铎王朝的统治。也标记着在英格兰中世纪时期的结束并走向新的文艺复兴时代。

在这篇文章中，作者首先按时间顺序分段介绍了1436-1455、1455-1465、1465-1471、1471-1485之间的历史发展进程，详细的介绍了玫瑰战争发生的背景、起因、经过、结果。然后带我们了解几个限制对王权进行挑战的因素，借此让我们比较容易理解各种复杂的国内外因素，由于它们的共同作用最终引发了1455年5月，伦敦北部20英里外一个小镇上的拖沓冲突，产生了玫瑰战争的最初数千名死者。作者按编年体的方法首先从1421年兰开斯特的亨利六世继位开始讲起，直到1487年兰开斯特的亨利·都铎娶约克公主伊丽莎白结束两家恩怨为止。作者以叙事的笔法详细的再现了兰开斯特和约克两大家族争夺王位斗争的跌宕起伏。

本以为中世纪的欧洲会有宛如梦幻的城堡，威风凛凛的骑士，令人心醉的王子与公主的爱情童话，没有污染的河流于郁郁葱葱的森林。但是书中却告诉了我一个真实的中世纪，王子与公主都是政治联姻，没几个能够天长地久的。国王们住在阴冷潮湿又光线昏暗的城堡里，整天被一群居心叵测的贵族包围着，有开不完的争权夺利的会议不说，还经常得亲自披甲上阵去对付叛乱的贵族和别国的国王。并且除非明确的反叛，否则国王是无法剥夺贵族的权力的。即使是反叛，也有“放逐”，这种与中国流放颇为像似而意蕴不同的处理方式。“放逐”之人在年限之后，依旧返回领地。即只剥夺一段时间的财权。例如诺曼征服一章中爱德华对古德汶谋逆案的处理情况是:古德汶父子必须放弃其领地五年，乘船前往弗兰德。若国王处置过严，以刀斧加诸，则他便要考虑“寒了众兄弟们的心“，一旦寒了下属的心，就会导致众叛亲离。所以就算是当国王也不见得是一件多么让人高兴的事。而且国王有时候也不得不选择妥协，就像钱乘旦在《英国通史》的序言里讲：英国历史最大的特点是，妥协。即任何一方都无法“大获全胜”，清除道路上所有的敌人。读完这本书给我的感觉就是英国真的一直在妥协，诺曼征服是英国人对诺曼底人的妥协；《大宪章》是英王约翰对男爵们的妥协；玫瑰战争是来开斯特和约克两大家族的妥协。

迈克尔教授能写出这本书明显是收集了大量的资料，阅读了大量的书籍，本书中间穿插了大量书目，书中论证时的旁征博引让人记忆深刻。但与此同时这也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因为资料的繁琐复杂会让人难以承受。所以说对迈克尔教授书中间的一些不尽详细的地方（如开篇的11世纪期间的英国王室族系图中，每个国王下面都有自己的在位日期，哈萨克努特下面标注的是1040-1042年在位，然后便是威廉一世下面标注的1066-1087年在位，他们两位中间在位的忏悔者爱德华下面却一片空白。如果我们不知道1042-1066这一段时间是忏悔者爱德华在位的话，我们会很疑惑，难道这一段时间英国没有国王处于纷争时期吗？）我们应该给以体谅。但这丝毫也降低不了迈克尔教授在此书上所下的心血，毕竟面对如此多的资料，不是每一个细节都能注意到的。

本书仅仅通过编年体的方法叙事性的将诺曼征服、约翰治下及玫瑰战争时期的历史场景给描绘出来了，中间也不过是引用了许多大家的言论来论证，作者本人的建树并不多，所以读起来更像是一本汇集了众多研究成果的教科书。但诚如作者在序言中所说：“在重要成果都得以呈现给历史系学生及非专业人士之前，往往需要耗费几十年的时间，如果这本书能够多少提高研究进度，并使学生及一般读者，得以迅速并透彻地了解我所选讨论的三次危机。那么，我的目的也就达到了。”所以对于历史专业的学生来说不想读推进太快，内容空泛的教科书，以及一些有关的材料，那么这本书对于你详细的了解三次危机是很好的选择，它无疑是普通教科书很好的补充。

或许在这本书里关于迈克尔教授的细节问题、写作方法及本书深度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探讨，但最让我无法忍受的是关于《英国早期历史中的三次危机》这本书的翻译问题。译者林达丰，北京大学法学院的教授，他本人本科是法学专业，硕士、博士研究生也都是法学，我想不明白他怎么会去翻译历史著作。也许是一个历史爱好者，对历史有浓厚的兴趣，亦或是书中第二篇《大宪章》跟法学有渊源。但是作为一个历史读物的翻译者，你应该有起码的历史严谨态度吧·？书中频频地出错，简直让人不忍直视。如果是小说个别的错误翻译可以原谅，但是这种历史学术作品，居然出现那么多纰漏，而且译序写的很随便。也许我们不应该对一个非历史专业的人士要求太过严苛吧。但是出了这么多错，北大出版社出版校验的时候就没发现吗？让我读的时候就一直怀疑这本书不会是盗版吧，根本不是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但很显然我在图书馆借的书是正版。在这本书译序中什么“egg 小朋友”实在是不合时宜，居然还是北大出版社。所以这直接让我怀疑了北大出版社的出书质量以及译者的治学态度。

当然还是要分清是原作问题、翻译问题还是编辑校对排版的问题。要说这本书全无价值，那是太过偏激了。人尚不能十全十美，何况是书呢，这本书也算是优缺点并存吧。

其实在这个近乎狂热的时代里，大学及其商业出版机构炮制了大量的书籍，学术期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文章，迫使我们只能选择一小部分进行有限的阅读。对于大学生来说，更为糟糕，我们要读书，却又不知道在浩如烟海的典籍中该读何书。结果，造成我们的知识越来越零散，知道的越多越糊涂。但是这本书却将这三次危机所涉及的人物、时间、影响串联起来，并进行了简要和即时的讨论，知识体系既不零散，又很有趣。让我们有兴趣了解这一段历史。它的意义与价值或许早已超过迈克尔教授对其的评价了：只是满足学生及普通读者对他们的知识需求，但这都不重要。因为历史总会证明某些东西的价值的，就算是历史无法证明，只要你认为它对你有用，那么这本书就已经尽到了它的价值。

第三篇：英国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报告

英国公司内部控制指引报告

历史上看，英国内部控制的发展离不开公司治理研究的推动。20世纪80-90年代，英国的公司治理像今天的美国一样，面临着巨大的信任危机。面对创造性(creative accounting)的泛滥、公司经营的失败和连续不断的丑闻、董事薪酬激增以及短期行为主义猖獗等一系列公司治理问题，公众、监管机构的不满情绪日益升温。这一阶段也就成为英国公司治理问题研究的一个高峰期，各种专门委员会纷纷成立，并发布了各自的研究报告，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卡德伯利报告(Cadbury Report，1992)、拉特曼报告(Rutterman Report，1994)、格林伯利报告(Creenbury Report，1995)和哈姆佩尔报告(Hampel Report，1998)。在吸收这些研究成果的基础上，1998年最终形成了公司治理委员会综合准则(Combined Code of the committee on Corporate Governance)。综合准则很快就被伦敦证券交易所认可，成为交易所上市规则的补充，要求所有英国上市公司强制性遵守。这些研究成果从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极大地推动了英国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的发展，尤其是卡德伯利报告、哈姆佩尔报告，以及作为综合准则指南的特恩布尔报告(Turnbull Report，1999)，堪称英国公司治理和内部控制研究历史上的三大里程牌。

一、卡德伯利报告

卡德伯利报告从财务角度研究公司治理，同时将内部控制置于公司治理的框架之下。其实，1985年“公司法”S.221条款就规定，董事对公司保持充分的会计记录负责，为满足上述要求，在现实中董事必须建立公司财务管理方面的内部控制制度，包括设计程序使舞弊风险最小化。也就是说，1985年的“公司法”已经对董事确保适当的内部控制制度提出了含蓄的要求。

卡德伯利报告进一步认为，有效的内部控制是公司有效管理的一个重要方面。因此建议董事们应发表一个声明，对公司内部控制的有效性进行详细描述，外部审计师对其声明进行复核(review)和报告，同时规定在董事会认可声明之前，审计委员会应对公司的内部控制声明进行复核。该报告还认为，内部审计有助于确保内部控制的有效性，内部审计的日常监督是内部控制的整体组成部分，会计师职业应在以下方面起到领导作用:(1)开发用以评估有效性的一整套标准;(2)开发董事会报告形式的具体指南;(3)开发审计师用以相关审计程序和报告格式的具体指南。

卡德伯利报告在许多方面开创了英国公司治理历史的先河，它明确要求建立审计委员会、实行独立董事制度，同时将内部控制作为公司治理的组成部分。尽管报告尚存在许多局限性，但它所确认的公司治理的许多原则一直沿用至今。

二、哈姆佩尔报告

哈姆佩尔报告将内部控制的目的定位于保护资产的安全、保持正确的财务会计记录、保证公司内部使用和向外部提供的财务信息的可靠性，同时鼓励董事对内部控制的各个方面进行复核，包括确保高效经营、遵守法规方面的控制。哈姆佩尔报告认为，很难将财务控制与其他控制区分开来，并坚信董事及管理人员对控制的各个方面进行复核具有重要意义，内部控制不应仅局限于公司治理的财务方面。该报告全面赞同卡德伯利报告将内部控制视为有效管理的重要方面的观点，并认为董事会应该对内部控制进行复核以强调相关控制目标，这些目标包括对企业风险评估和反映、财务管理、遵守法律法规、保护资产安全以及使舞弊风险最小化等方面。

尽管哈姆佩尔报告所提出的准则，将公司治理向前推进了一步，但并未满足普遍的要求，其主要的批评意见集中于该报告的缺乏新意、委员会主要由既得利益者组成、有关原则难以付诸实施、责任不够明确等。当时贸易与部的负责人玛格丽特·贝凯特就认为，报告在受托责任与透明度方面仍有不足。

三、特恩布尔报告

卡德伯利报告和哈姆佩尔报告都程度不同地对公司内部控制提出了要求，作为集大成者的综合准则在“最佳实务准则(Best Practice Code)”中对内部控制提出了综合性和原则性的规定。尽管综合准则要求公司董事会应建立健全内部控制，但是该准则并未就如何构建“健全的内部控制”提供详细的指南。因此，英格兰和威尔士特许会计师协会(ICAEW)与伦敦证券交易所达成一致，为上市公司执行准则中与内部控制相关的要求提供具体指南。1999年ICAEW组成的以尼格尔·特恩布尔(Nigel Turnbull)为主席的十人工作小组公布了《内部控制：综合准则董事指南》，即特恩布尔报告。作为指导企业构建内部控制的指南，该报告的意义在于，它为公司及董事会提供了具体的、颇具可行性的内部控制指引。其主要内容是：

董事会对公司的内部控制负责，应制定正确的内部控制政策，并寻求日常的保证，使内部控制系统有效发挥作用，还应进一步确认内部控制在风险管理方面是有效的。在决定内部控制政策，并在此基础上评估特定环境下内部控制的构成时，董事会应对以下进行深入思考：(1)公司面临风险的性质和程度；(2)公司可承受风险的程度和类型；(3)风险发生的可能性；(4)公司减少事故的能力及对已发生风险的；(5)实施特殊风险控制的成本，以及从相关风险管理中获取的利益。执行风险控制政策是管理层的职责，在履行其职责的过程中，管理层应确认、评价公司所面临的风险，并执行董事会所设计、运行的内部控制政策。公司员工有义务将内部控制作为实现其责任目标的组成部分，他们应集体具备必要的知识、技能、信息和授权，以建立、运行和监督公司内部控制系统。这要求对公司及其目标，所处的产业和市场以及面临的风险有深入的理解。合理的内部控制要素包括政策、程序、任务、行为以及公司的其他方面，这些要素结合在一起，对影响公司目标实现的重大的商业性、业务性、财务性和遵循性风险做出正确反应，以提高公司经营的效率和效果。其中包括避免资产的不当使用、损失或舞弊，并保证已对负债进行了确认和管理。

公司的内部控制应反映组织结构在内的控制环境，包括：(1)控制活动；(2)信息和沟通程序；(3)持续性监督程序。特恩布尔报告指出了健全的内部控制所应具备的基本特征：(1)它根植于公司的经营之中，形成公司文化的一部分。换言之，它不仅仅是为了取悦监管者而进行的例行检查;(2)针对公司面临的不断变化的风险，具有快速反应的能力;(3)具有对管理中存在的缺陷或失败进行快速报告的能力，并且能及时地采取纠正措施。

对内部控制有效性进行复核是董事会职责的必备部分。董事会应在谨慎、仔细地了解信息的基础上形成对内部控制是否有效的正确判断。董事会应限定对内部控制复核的过程，包括一年中复核的范围、收到报告的频率以及评估的程序等，这也将为公司年报和记录中的内部控制声明提供适当的支持。

第四篇：读书报告

盛世危言——若有所思

——《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读书报告

12历史学 2012211292 余茜

1768年，清乾隆三十三年，一种叫做“叫魂”的妖术突然在中国爆发。愚夫愚妇们相信妖术师可以通过人的发辫，衣物，甚至姓名来盗取灵魂为自己服务，而灵魂被盗者则会立刻死亡。对这一妖术的恐惧从大清帝国最富庶的江南发端，沿著运河和长江北上西行，迅速地席卷了大半个中国。从春天到秋天的大半年时间里，整个帝国都被这妖术恐惧动员起来。小百姓忙着寻找对抗妖术、自我保护的方法，各级官员穷于追缉流窜各地频频作案的“妖人”，而身居庙堂的乾隆皇帝则寝食不安，力图弄清叫魂恐惧背后的凶险阴谋，并不断发出谕旨指挥全国的搜捕。这是本书立足的背景，作者通过分析解释“叫魂”这一妖术传言的来历，以及地方政府和后来中央皇帝对于这种妖术恐惧的处理，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警醒我们切勿走向清帝国曾经走过的悲催老路。

三个层面

以时间和空间的相互关联性为前提，全书可分为三个层面。

第一个层面是贩夫走卒、乡愚村妇的故事。叫魂恐惧首先在社会底层爆发。乾隆三十三年初，浙江德清县城东的水门和桥梁因年久失修而倒塌，一支来自海宁的工程队投标失败无功而返，仁和县的石匠吴东明承揽了修建工程。这件事本来极为普通，却被邻近一个寺庙的和尚恶意利用。德清城外有两座寺庙，观音殿和慈相寺，观音殿香火鼎盛，而慈相寺则门可罗雀。穷极潦倒的慈相寺和尚为争夺香火，便利用这个竞标事件散布谣言并发了传单，说投标失利的海宁石匠为了报复在县城外去观音殿的路上做了法，路过之人都要遭殃。这个谣言不胫而走，并被添枝加叶，变成了包工石匠要偷盗灵魂来加固水门和桥梁的基础。由于民间本来就普遍相信匠人有施法害人的魔力。于是有人找上吴东明，求他将写有自己仇人姓名的纸条打进桥椿里。吴害怕惹出麻烦，将其扭送官府。这个倒霉的家伙受一顿杖责。但这已经来不及止熄谣言，它很快传遍了江南市镇乡村的每一个角落，并继续扩散。一时间，人们谈妖色变，无端地猜疑，蓄意地诬陷，演出了一出又一出闹剧，把大半个中国拖进了一场丑恶的歇斯底里。

在传统中国，妖术迷信和恐惧对底层大众来说并非陌生，妖魔鬼怪、阎罗无常本来就是他们精神世界的一部分。但这种迷术和恐惧演成这样全社会的歇斯底里却并不常见，特别是在清代的所谓盛世，既为盛世何以妖术横行？第一个版本的故事要回答的正是这样一个问题。满清王朝在经历了康熙、雍正两朝的苦心经营和修养生息后，到了乾隆时代达到了其鼎盛阶段，经济繁荣，国库充盈，百姓安居乐业。但在作者看来这个盛世只不过是一个镀金时代。透过表面的繁荣去探究社会财富的分配以及资源、财富和人口的关系，就可以发现社会深层潜藏的危机以及这些危机在社会意识层面上的反映。在整个十八世纪，中国的人口翻了一番，达到三亿多。人口压力的增加意味着生存竞争的加剧。对于处在社会底层又在经济落后的边缘地区的人们来说这加剧的竞争可以随时夺去他们生存的机会和权利，将他们裹挟到无家可归的流浪乞讨者大军中去。正是他们成了民间妖术恐惧所攻击的首当其冲的目标，也是官府清剿的主要对象。

第二个层面是各级官僚的故事。和愚不可及的小民百姓不同，官僚们是饱读诗书的知识阶级，他们不会那么轻易地相信叫魂妖术。再说官僚士大夫一般不会有小民百姓的那种朝不保夕的衣食之忧，他们对妖术谣言也不会有切身的恐惧和不安。不过各级官员大都有守土之责，他们即使不信妖术，也不可能不担心民间妖术恐惧对地方治安可能造成的后果。他们都力图息事宁人，安抚民间的恐慌，制止谣言的流传，打击无事生非、挑起事端的衙门胥吏和地方棍徒。虽然剪割发辫的所谓妖术似乎在挑战满清王朝的剃发制度，没有人小题大做，把这种妖术恐惧与叛乱谋反联系在一起，并将其当做紧急的非常事件奏报朝廷。

按照常规，地方官（首先是知县）有责任维持自己辖区的治安，并将所有超出杖责处罚的刑案报告省巡抚法庭，而死刑案则要由皇帝亲自审核。《清律》将多种妖术定为死罪，据此叫魂案似乎也应该移送省庭，并最终移送北京。但是一旦朝廷和皇帝卷入了地方妖案的清剿，地方官就把自己直接置于君权的反复无常的淫威之下。对地方官来说，要避免这样的结果，最好的办法就是息事宁人，把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局限在自己辖区和职权范围内，对朝廷封锁有关的信息，这样地方官员也不会因为对此项“罪行”失察而受惩罚。各省官僚的这种默契，织成了一张官官相护的网络，共同对皇帝封锁消息。虽然乾隆皇帝暂时被自己的地方官员们蒙蔽，但他在各省有自己的眼线。通过这一独立于官僚体制的情报来源，他终于知道了春天在江南发生的那些“叫魂案”。一旦面临君主的震怒和迫在眉睫的惩罚，各省官僚间原先的那种默契立刻不攻自破。山东巡抚富尼汉抢先一步，在本省发动了对叫魂妖术的围捕，各省也随着跟进。很快地，山东就抓获了许多“妖党”、从妖党的“口供”中得知掀起这场叫魂恐惧的“妖首”就潜伏在江南。乾隆命令各省向山东看齐，并令江南各省缉拿妖首。在乾隆的巨大压力下，整个官僚体制终于被动员起来，一场对叫魂妖术的清剿迅速在全国展开。这场清剿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制造了无数冤案，戕害了许多无辜无助的性命之后，才因破绽百出而被迫叫停。

第三个层面是专制君主乾隆。虽然乾隆皇帝只是一个人，他代表的却是满清帝国的整个制度。不管他是否相信妖术本身，在他眼中，妖术的威胁及其背后所隐藏的政治阴谋是确实存在的。他相信有人正在利用剪辫妖术来煽动（汉）人们对清帝国的仇恨，并阴谋挑起反满叛乱。所以，当他一得知地方上的叫魂恐惧，就立刻发动了对妖术的清剿。不仅如此，叫魂危机中官僚们的表现强化了他对官僚们、特别是对汉官僚们长期来抱有的猜忌。在他看来，正是官僚们的敷衍塞责、欺上瞒下、官官相护才使得“妖术”在帝国的江南腹心横行无阻，并像瘟疫一样迅速蔓延。要清剿妖术，必须首先对这样一部官僚机器加以整肃。随着清剿的展开，妖术案的破绽越来越多，乾隆的军机大臣对押解来京的嫌犯反复地交叉审讯，终于发现整个叫魂案根本就是一场冤案，而且冤狱的程度大大超出了他们的想象。乾隆毕竟还不是昏君，他很快接受了军机大臣们的建议，下令停止清剿。不过乾隆不甘心认错，在下令叫停的谕旨中，他仍然坚持妖术阴谋的存在，只是由于各级官僚的玩忽职守，才导致妖首至今逍遥法外。所以各级官员仍应保持高度警惕。有了这样一个说辞，乾隆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对各级官僚加以清算。绝大多数官僚都因玩忽职守而受降职、革职和流放的处罚，包括六名现任和前任江浙督抚。

本世纪的似曾相识

叫魂恐惧只是一场所谓盛世之下，底层劳动人民的恐慌和帝国高层管理者之间的博弈，从自扰扰人，造谣诬陷，屈打成招的表象之下，看到的旧官僚体制对皇权的制衡和维护，以及社会阶层固化，甚至清代中期人口剧增之下贫民阶层大量增加，游民危机即将到来的前景„„映射出清帝国即将走上的悲催的道路。在讲完了三个层面的故事后，作者又进一步讨论了叫魂故事背后的历史意蕴，通过分析叫魂故事帮助我们理解传统中国政治和中国社会的一些基本问题。比如他将传统的中国政治制度定义为“官僚君主制”，同时提出“政治罪”这样一个概念。

读《叫魂》后我们可以感觉到，在近代中国的前夜，整个社会充满了一股戾气，用作者的话说，叫魂恐惧向人们“凸显了一个特别令人不快的方面：即以怨怨相报为形式广泛弥漫的社会敌视。” 这是一个人口过度增长，人均资源比例恶化，并受社会道德不断堕落所困扰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人们怀疑自己可以通过辛勤工作来改善他们的境况。这种情况由于腐败而不负责任的司法制度而变得更令人无法容忍，没有一个平民百姓会指望从这个制度中得到公平的补偿。于是，人们会不择手段地抓住任何趋利避害的机会，并不惜牺牲他人，特别是弱者，来保护和增进自己的利益。妖术和妖术恐惧恰好触到了民间社会的这根神经。而官府发动的清剿则把作为一种潜在威胁的妖术恐惧变成了一种实在的生存斗争，把广泛弥漫社会的怨怨相报的相互敌视变成了实实在在的相互攻击。“一旦官府对妖术的清剿正式发动，人们就有了很好的机会来清算宿怨或谋取私利。这是扔在大街上已经上了膛的武器，每个人，无论强梁或懦弱，都可取而用之。在这个权力对普通民众来说向来稀缺的社会里，以叫魂罪名来恶意中伤成为一种突然可得的权利。对任何受到横暴的族人或贪婪的债主逼迫的人来说，这一权力为他们提供了解脱。对任何害怕迫害的人，它提供了一块盾牌。对任何想捞取好处的人，它提供了奖赏。对妒嫉者，它是一种补偿；对恶棍，它是一种权力；对虐待狂，它是一种乐趣。”这段精彩的引文就是这场全社会的歇斯底里的真实写照。值得悲叹的是，这种丑恶的全社会歇斯底里在近现代中国还一再地重演，并在本世纪六、七十年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境界。相信任何一个经历过那个年代的人读到这里都会有似曾相似之慨。更为重要的是，造成这种全社会歇斯底里的社会历史根源似乎仍旧深植于中国社会的土壤，正因为如此，把此书介绍给国内的读者就不会是毫无意义的。

第五篇：读书报告

本书的作者收录了四个村庄的田野调查的民族志，并进行了总结与反思。本书的第一部分作者对农村教育的现状和问题进行了讨论，分别从对农村教育的质性思考，农村教育的外向性，精英教育的历史渊源和平民教育的兴起，农村教育和人观，宗教信仰，社会性格之间的关系和影响这四点宏观的分析了农村教育出现的问题及问题的源起。

城市导向的农村教育，即农村教育的基本特征，也是目前农村教育问题的根本源起。从精英的教育历史探究，自春秋末期起，教育就有着外向性的性质，“学而优则仕”成为我国古代教育的最重要的表述。直到清末，废科举，兴新学，教育还是始终是外向性教育。“文化大革命”中打破原有的制度，并推向了极端，导致了教育的落后。70年代被纠正后，外导向的精英型的教育又成为主流。在此，作者特别指出，“科举下论“乡学”和“国学”都没有和乡村疏离“[1]，乡土社会恰恰是科举制度的基础，也就是那时候的私塾一部分是建立在乡土社会基础上，比如刘云杉对黔西南的一个民族村寨的研究发现，1945年以后出生的人们，对乡村文化比较熟知，成为乡村文化的精英。这些大都受私塾和党政文化的影响，并不是受学校教育的影响。在农村教育的兴起与发展中，诸多学者对乡村教育的发展对提出建设性意见，提出”以改造乡村，社会为目的的平民主义教育“。乡村教育，几经破折和改革，如今，却完全了以”入学率，辍学率，完学率“的硬性指标来衡量。而在原本的就不公平的背景下，乡村教育始终被贴上落后的标志，极少数实现”学而优则仕的“理想，而大部分未”走出去“的学生为”种田不如老爸，养猪不如大嫂，肩不能/员扛，手不能提/愿提“的”废人“。在城市二元制度下，城乡经济、文化有着很大的差异，农村教育的课堂上为学生们灌输着遥不可及的城市生活，学生们向往着城市生活，却不能走出农村，最后只能处于农村与城市的流离状态。

本文第一篇是李小敏的《村落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力空间——滇西北永宁拖支村田野调查》，首先笔者对拖支村的做了基本的描述，看得出作者在进入田野的时候，首先会对自己所调查的田野点做一全面，宏观的观察，比如，作者对学校铁门，高墙的描述和对村庄篱笆矮墙的描述形成鲜明的对比，凸显出以国家意志的学校和村落的强烈反差与不协调。第二部分，作者通过对村小愿校长的个人生活史看地方教育和乡村教育的沿革，是往往一个人的历史映射出可以出一个村庄的历史。通过这种个人生活史反应出的村落变迁更接近历史的真相。从对个人生活史的叙述折射出他所处的文化场域中多重力量的互动。

在第二节，村落知识与文化权利空间，首先作者提出两个主要概念“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力空间”。“因文化的疆界不是自然形成的，是外部和内部的互动中形成的”故作者将文化结构与空间概念结合到一起进行描述和研究，并在描述知识资源的产生与发展时，引入了空间理论方法。对于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利空间的关系作者提到“国家教育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何种角色，与地方性知识资源所能占的文化权力空间息息相关”“通过本地人的缓解和译解，国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会肌体之中”（P49）

其次，作者通过对摩梭社会的阅读和观察，看到了摩梭文化与外来主流文化的碰撞，指出，“空间压缩和文化渗透可能会通过更隐蔽的方式进行“（P58）。作者对摩梭女子当家，却登记户主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调查和分析，得出，“男主外女主内，是家屋本位导位下所做出的劳力配置，其表现不是公众领域对家户领域的侵入和宰制，反而是家户领域以柔性的方式渗透于公众领域，适应本土文化的需求”（P63）。这也可以看出，在主流文化和本土文化的碰撞中，无论主流文化多么的强势，却还是退位了适应乡土文化的文化模式。制度虽然会变化，但是，”民族的、本土的文化意义体系却仍然可以经由符码和日常生活的空间潜移默化的传递给下一代“。最后作者得出结论，”在家户领域和公众领域既分隔又相互渗透的条件下，知识资源的分配与传承也呈现多重空间的模式“通过对拖枝村不同民族文化经济差异的调查，发现不但在摩梭民族中，在拖支村中不同族群文化的互动中也存在中心与边缘。”“在社区内部不同族群之间的关系以及不同文化之间的互动，同样反应着外部世界的影响和渗透。（P64）“

第三节，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之间，作者分析了乡土文化被主流文化的冲击，同样这种现象在乡村教育中也尤为突出，作者参与了拖支村完小课堂教学与学生的学校生活，及教学中的语言使用，看到了，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对立。通过对教育的“失败者”和游走于体制边缘的人的访谈与观察，更体现出了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的对立，国家教育和本土文化的脱离所出现的问题。

本文选取文化的传承和知识资源的分配作为切入点，而重点是通过国家教育之于乡土社会的作用，考察国家力量对于村落社会的渗入，城市化、工业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间内的表现。并指出要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去国家强势文化的中心化，恢复和增强地方性知识的文化能产性，重构民族认同和本土文化的主体性。

思考：本文从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力切入，对拖支村进行了考察。文章利用空间的概念用来分析，把文化环境放在一个空间中去考察。借用“内”“外”两个概念，描述出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之间的互动，小到家户，大到社区，族群之间，最后延伸到教育。本文，形散而神不散，紧扣知识资源与文化权利空间，对拖支村不同空间互动进行了深刻的阐释。从研究方法上看，作者应用了参与观察、深入访谈和个人生活史，从中可以看出，作者在初次进入田野的时候对村庄就进行了大概的了解，在初入村庄的初次影响作者就看了，树立在村庄里代表国家意志的村小与村庄形成的鲜明对比，作者并没有描述太多的现象，但却对村庄的观察细致入微。包括代表国家意志的标语“知识就是力量”，但知识却没有带给太多的力量。从而提出了本文要讨论的重点问题，即，国家教育与地方性知识之间的对立，脱离本土，没有起到实质的作用，却反而造成了被教育者对本土的不适应。本文提到了地方知识精英的作用，“通过本地知识人的缓冲和译解，国家教育的框架才得以嵌入村落社会肌体中”（P49），但是，本文没有过多的提到地方知识精英，也没有阐述地方知识精英对外来文化如何的缓解与译解。阅读本文，本人受益匪浅，无论从首先作者采用对的研究方法和村庄的进入方式，作者虽然研究村落的教育，却并没有只是从学校去分析教育，而是从民族文化的传承出发来进而分析教育的问题。作为一个人类学着，需要知道最底层的声音，而不是代表国家意志的学校。其次，作者的行文貌似比较零散，实质却富有逻辑，以知识资源和文化权利空间切入点，从各个方面考察了国家力量对于村落社会的渗入，城市化、工业化及全球化在文化空间内的表现。

第二篇 村落社会文化与国家教育——川西南泸沽湖镇一村小及其所在村落的田野调查

本次调查主要以泸沽镇的一所村小——南山小学为调查对象，并以他为切入点，了解他所在国家教育的整体情况。笔者分两个阶段进行了田野调查，第一个阶段，在暑假期间，作者首先对南山小学所在的村落做了一个调查，了解社区的情况，人们的受教育水和国家教育的态度等。在调查的后一个阶段，学校开学后，作者主要在学校进行田野调查，和同学们一起听课，一起交流，在基层实践者那里了解他们所受教育和他们想要的教育之间的差距。作者不但对该村的山南小学做一调查，因山南小学不是孤立存在的，和其他学校是有着联系的，作者还对泸沽湖中心小学和泸沽镇的中学。作者首先对摩梭人的社会生活，宗教文化，村落的经济生活，远嫁他乡和打工等人口流动状况，教育状况进行了调查。其次，作者针对该村出现的教育受教育低，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教育男女不公平的现象，从教育被实施方、国家、学校进行了分析，作者从家长和学生的角度探讨教育问题的发现有三个主要原因：经济贫困，经济生产方式对低龄劳力的需求，家庭对教育的现实，选择有关。从教育实施方来看，即学校和各级主管部门，学生入学率低、辍学率高、完学率低的原因是教育基础设施和师资力量的落后、农村教育资金严重不足、现行的农村教育内容和导向。最后一部分，作者对农村教育进行的新举措的实践情况和村民的反应做了调查，提出了对农村教育的思考和建议。即：第一，加大农村教育的资金投入。第二，因地、因时制宜的改革农村教育。第三，尊重民族文化和宗教信仰，解决好宗教信仰自由和义务教育的关系。

思考：首先，本文作者更多从主位的视角去考察，并与民族间进行了比较。作者对摩梭人的民族文化，宗教信仰、经济进行了调查。在调查摩梭文化的时候，作者基于摩梭的母系文化的对走婚制和宗教信仰进行调查和描述，提到了走婚制。提到了子女花费中父母双方的承担情况，映射出文化和教育的关系。对宗教的调查发现，喇嘛教在摩梭文化的重要地位。作者在对山南、舍垮、直普三村进行了的经济情况也进行了调查，他们经济来源的单一，促使人们远嫁他乡和外出打工。作者对该村的文化，宗教、经济的调查和了解，不只是简单的调查，而是通过调查摩梭文化、宗教、经济去探究该村教育问题出现的原因，和他们乡村教育之间的关系互动。从中我们看出，作者把乡村教育放村庄里进行探讨，并不就教育论教育，或者只在学校里谈教育。作为一个民族学研究者，就是要将教育的放在村落中探究，才会得出乡村教育的真正问题所在。

第三篇 贫困乡村教育的文化嵌入——黔西北石门坎的田野调查

作者沈红在在引言部分首先总结了大家都石门坎教育落后的几种观点，在对这些观点的分析，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疑问。作者以老师的角色进入田野，这种职业更容易让人亲近，得到别人的尊重，也给调查带来了很多便利。作者应用了在田野当中，根据调查的深度和情况，采用了不同的田野调查方法，参与观察和非结构性访谈通常用于初步进入社区。深入调查，作者通过拟定访谈提纲而进行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访谈。作者也会对见多识广的村民进行个案研究，不过这需要长时间的深入社区。第二部分，作者介绍了所调查的社区石门坎的经济和地理做了一个宏观的调查和介绍。第三部分，作者对村民的教育程度进行了了解，从性格，民族差异分析了受教育程度，及教育出现受教育程度男女比例不协调，民族之间的差异等问题。第三部分，作者对村寨中年丰小学、云炉小学、石门民族学校的调查，发现学校教育和学生教育的困境。第四部分，从乡村教育的历史来看乡村教育发展的问题。作者通过之前苗族办学和求学的故事进行的白描，那时候的教育落后却“以苗教苗”的人才循环使教育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而现在西部比比皆是人才却出现了困境。引发，作者想用以苗教苗的系统来，吸引本土人才回归。

第五部分，一个村庄两种教育，作者对村寨中的国家教育和民间教育做一调查，并发现这两种教育对苗族的影响和，和这两种教育之间的互动。最后作者，从国家角度，少数民族的心声和保护文化资源三个方面，揭示了现代教育在贫困地区的嵌入所引发的问题，并对石门坎教育的走向做了总结。

思考：本文作者巧妙的应用了不同的田野调查办法，对村落及三所学校作了调查和比较，这三个学校从不同的方法反应出来教育的普遍问题：教师资源不稳定，各种原因引起的学生的流失，高年级升学率和玩学率低。笔者在德昂族的调查中，也发现了类似情况，这也教育的问题在其中都存在某些普遍性。这说明这些教育问题不只是存在于一个村寨，一个民族，而是存在中国的广大农村，尤其存在于中西部，经济并不发达的地区。后文，作者提到的基督教的传人，基督教对教义比较适合，在不少数民族地区，成为了主要的精神文化生活，在基督教的所引导的乡村教育也之得笔者去关注。乡村教育不仅仅是在学校，无论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更是对个人来说有着深刻的影响。作者将村落教育历史用过老人的陈述做一调查，更可以让我们看到教育发展的变化，借鉴历史，找出解决教育问题的有效方法。笔者是历史科班出身，更应该发挥自己的特长，从历史的角度看待问题。

第四篇 村庄与教育—黔西南一个民族混居村庄的田野研究

作者在考察教育，依然把他放入村庄的大背景下。进入具体的村庄，具体的性别，具体的经济阶层，具体的亲戚关系、活动空间、信息空间之中，来看村庄的人，他们的生计操持、文化表达与教育诉求，来考察教育之于村庄的的意义。（P230）。作者通过村民对作者自己这个外来人的看法和表现，暗示出了村庄对外面世界的向往与幻想，但还是过着自己的平静的乡村生活。在写到村庄的人口和政府的管理中，计划生育代表着这种政府管理与村民有着冲突和矛盾。作者分别在政府人员和村民的立场了对此执行计划生育的看法。在此，作者以一个冲突中比较典型的例子，叙述了整个事件中，村民与政府之间的冲突与妥协。本文应用大部分的篇幅写到了村庄的人们如何走出去，和走出去的困惑及无奈走出去又回来之后对乡村生活的不适应。既然以打工方式的走出去终究还是回到村庄，那么是不是教育才是真正走出去的通道。作者通过对四个村庄年限的调查，其居住地的开放程度而呈现的教育年限不同。作者对海庄村五代人的年限并加上性格变量，每个村庄都有着男女受年限虽有不同，但每个村庄的男性受教育的年限都比较高。问题又回到原点，如何走出去，作者分析出四个可以走出去的路，其一，参加革命；其二，招工（打工）；其三，参军；其四，升学。在当今和平时期，革命和当兵已经不能成为走出去的理由，而且目前招兵学历要求是高中以上。作者最后得出升学的是走出去的唯一出路。接下来作者将通过要教育走出去的青年分别以个案的方式进行了调查，可以看出教育走出去不是不可能，却只是少数，而且最后还是回到了自己的家乡，也指出一些农村学生的局限和懒散的缺点。作者应用在课堂中青蛙和小鸟的例子，指出了乡村受教育者的观念的局限性，只仅仅跳出。最后一部分，作者陈述了乡村世界的变化及观念的变化，在市场的冲击下，村民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朴实，也会因为赚钱做些危害身体的食物。而这大多取于教育低下眼光的短浅，也正是因为教育的缺失。结尾，作者对乡村教育提出自己的思考，针对“教育如何更贴近乡村生活”，提出以下建议，乡村教育的规范化与多元化，乡村教育质量与师资准入机制的建立，民族文化的保护。

思考：作者刘云彬对海庄村的四个小组做了比较调查，对其四个教育年限进行量的比较，又进行质的研究。数据更可以清楚的展现，从中也明了的看到四个村庄年限变化和男女受教育年限的不同。在对村庄的调查中，作者这一方法值得笔者的借鉴。作者在村庄的调查中大量的使用个案研究，虽然可以代表一部分人，但是不一定是全部。作者每个案例说明每个一个教育问题，这是值得借鉴的。但对于本村民的评价中，难免于主观。作者提到乡村孩子比城市的孩子懒散，沉迷于电视等虚化中，但作者并没有深究原因。他们之所以这样，是他们没有学历，没有背景，无法走出去，没有明确的目标，那么他又有什么动力去学习。而城市的孩子，有目标，而且知道努力可以得到。作为一个农村孩子，就像小说中的孙少平大家都想走出去，走向城市，而不得与平凡一生。只是站在外来角度看待乡村教育，有失片面性。那么有没有想过，不管是城市的孩子还是农村的孩子其实都想走出去的，都想去更好的地方，这不仅仅是乡村教育的局限性，这只能说是人的本性。其实，在现在竞争激烈的社会中，不少人也选择了回到自己的家乡。教育可以看作是人们一个觉悟的过程，他可以不知觉完成了我们的成长，塑造了我们的性格。当乡村教育中，受教育者改变自己的观念，让教育变成一种对自己本身的长期的投资，教育出现的本质问题才会得到解决。当然，乡村教育的多元化，比如职业教育和技术教育也会促使乡村教育有着良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