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学习——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创新

第一篇：新闻学习——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创新

《南方周末》：新闻专业主义的坚守与创新

约五年前，学界关于中国新闻是否有提“职业化”必要有过一波讨论，最终没有结论。而在此之前，《南方周末》从实际出发，避开“职业化与党性原则是否有冲突”的争论，明确在内部加快“新闻专业主义”的探索。

《南方周末》所强调的“新闻专业主义”，以承认新闻操作是一件专业性较强的工作为前提，探索提升新闻操作水准的方法及与之相关的价值观；探索有益于提高新闻专业水准的组织模式和管理方式；探索通过专业水准的提升带来新闻产品和媒体的整体创新。

多年实践表明，《南方周末》的新闻专业主义探索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并因坚持新闻专业主义，获得了一轮发展的动力。《南方周末》新闻专业主义的探索，可从报纸理念变迁、采编团队管理模式、新闻操作的创新三个角度去了解和把握。

彰显专业主义的报纸口号

《南方周末》从诞生之日起，就是一份市场化的报纸，故而一开始，就有着自我定位意识，创刊之初“服务改革，激浊扬清”，为采编团队厘清了使命，形成鲜明的题材指导，对市场也是一种报纸特征的宣示。

上世纪90年代末，《南方周末》以现代营销的方式，正式启用“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的口号（SLOGAN），其后，十几年时间内，共更换了三次口号，依次是“深入成就深度”（2001年~2002年）、“记录时代进程”（2003年~2006年）、“在这里，读懂中国”（2007年至今）。

梳理这些口号，可以看到《南方周末》这份报纸始终紧扣时代脉搏。上世纪90年代，是中国改革从普遍受益的第一阶段走出，改革的失意者逐渐被抛甩出改革的主流，成为“弱势群体”。那一时期，社会保障体制尚未成形，法制建设还处于发展期，主流舆论未能有效及时地关注这一社会变化，于是，为“弱势群体”说话，针砭时弊成为社会最需要的媒介服务。其后，中国“改革进入深水区”，这时，《南方周末》以“深入成就深度”、“记录时代进程”来自励，同时也在传达，认识时代必须秉持“深入”的态度，安于记录的本分。2006年以后，中国经济发展呈现财富性增长，“复兴”成为民族愿景，但高速发展带来的巨大变化，却让人看不清，这时《南方周末》提出“在这里，读懂中国”，激励自己与读者一起去发现真实的中国、揭示真实中国的发展逻辑。

其次，统观《南方周末》的口号，可见这份报纸时刻未忘新闻专业主义的要求，而口号的变迁也折射出对新闻专业主义内涵理解的逐渐深入。上世纪90年代末，《南方周末》编委会在以弱势关怀、针贬时弊为努力方向时，就告诫团队，“要高度警惕市场与权力”，这实际上是要求新闻能够坚守客观公正，坚持对社会国家发展有益的专业取向。随后，“深入成就深度”、“记录时代进程”时期，《南方周末》对内对外都在宣示自己要做的事情以及如何做。“在这里，读懂中国”更是明确了新闻、媒介为读者创造价值的专业使命。媒介是一种信息服务提供者，其市场本质，是为服务对象创造价值，创造的价值越稀缺，媒介的价值也就越高。当下中国最稀缺的价值是什么？是中国要用40年时间走完西方国家数百年走过的发展道路，社会、人心发生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于让国人、海外的人都无法看清中国的发展状况和逻辑。“读懂中国”成为最稀缺的价值，《南方周末》以此为目标。

口号表达的是对使命的认识、是对价值观的认识，而这些认识归根到底都是对新闻的认识，对媒介价值的认识，这些正是专业主义的理念构件。

以专业主义为导向的采编团队管理

新闻专业主义的业务导向体现在《南方周末》的日常业务管理和人事管理的方方面面，2006年颁布《南方周末新闻职业规范》，进一步从伦理、行为技术等方面将新闻专业主义演绎成可操作的条目。

采编考核制度。从2000年以后，《南方周末》采编人员每月都会接受考评委的考核，对工作量、工作质量进行梳理和打分。当月因质量低未刊发的稿件，也会列入考评委评说、考核的范围。

每月、每季度、每年，《南方周末》采编部门都会评选好稿，对好稿作者、编者予以奖励。采编人员有连续3月，或在单一年度中累计5个月考核没能达到C以上，则需要调岗。

采编职称制度。为激励采编员工以专业主义为职志，《南方周末》实施了内部职称制度，职称分三级：高级编辑（记者）、资深编辑（记者）、编辑（记者），每一级又分成甲、乙、丙三等。

《南方周末》的新闻作品因篇幅、题材涉及的地域等原因，很难纳入现有全国、省新闻奖的评选体系，这也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采编人员参评国家专业技术职务的积极性。为了避免“采而优则编，编而优则官”，《南方周末》通过内部职称制度引导采编人员在专业上发展，有管理意愿和有管理才干的优秀采编人员才按管理岗位要求培养。

走出官本位，做到真正的业务本位，是一个管理上的难题。《南方周末》在过去的几年里想了很多办法，如为高级采编人员开个人作品研讨会，出版高级记者的个人文集；提高高级采编人员的固定收入在总收入中比例；安排高级采编人员每人每年两次给采编团队做业务培训；给优秀采编人员更多的培训机会等等。这些举措目的是营造一个以业务为标准的管理文化氛围。

新闻职业规范。2006年3月14日，《南方周末》编委会颁布《新闻职业规范》，以法条形式明确新闻规范，包括保证真实性、防止有偿新闻、坚持客观写作等多个方面；成立由报社编委成员及采编部门负责人、编辑记者代表组成的“新闻职业规范委员会”；确定了委员会的主要工作形式是专项调查，形成了调查的组织形式和相关原则。这是《南方周末》在管理上向新闻专业主义迈进的一大步。

《南方周末》新闻职业规范颁布、新闻职业规范委员会成立当年，就数次启动调查程度：有回答社会舆论对具体作品的质疑的；有破除有偿新闻谣言还当事记者清白的；有解决内部对某个作品专业程度认识分歧的„„其中，最为社会所知的是黄健翔报道后的对被采访者、记者之间多向度争执中的是非判定。

2006年11月23日《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吴虹飞受约为南方周末撰写“黄健翔专题”，报道发表后，社会影响较大，引起受访者对文章内容及作者动机的质疑，记者与受访者在互联网上各执一辞，争执数日。《南方周末》立刻启动职业规范调查程序，成立专项小组对“报道动机”、“消息源”、“技术水准（包括叙述、求证、与采访对象接触时的言行三个方面）”、社会争议的问题等方面。调查核实，对传言进行了澄清，对作者作品瑕疵也没有回避，最后以调查报告的方式向社会公布，得到当事双方的认可。

新闻专业领域的创新

近年来，在新闻专业主义的探索道路上，《南方周末》积极发育新的新闻品类，并在新闻操作层面，探索新的技术方法。

新闻品类的创新。2002年，《南方周末》两次改版，除了报纸分叠化外，还探索发育时政报道和都市特稿；2004年，特稿成为新闻第二叠，被学界称作“中国式特稿”；2007年，《南方周末》再次改版，其中时政报道，分叠为时局板块，并新发育了评论板块。

首先，从“时政”到“时局”。《南方周末》从2000年即开始探索时政新闻报道，开辟“动向”版，2002年后，正式决定以时政报道为新发育重点，辟出两个版。2007年，时政版与国际版合并，以国内国际的政治新闻为报道方向，创立“时局”板块。其后，很多都市类报纸跟进创办时局板块，形成一股“时局风”。

第二，从都市特稿到中国式特稿。面对中国高速城市化进程，《南方周末》意识到其间将出现的众多新闻，决定以大篇幅体裁（每期用四个版做一个题材），对之进行专题式报道，2002年开始做都市特稿，操作出《办公室政治》、《湿地保卫战》、《民工第二代》等专题。2003年后，再次拓展写作题材，并借鉴西方特稿写作手法，随之出现《举重冠军之死》、《悲情航班MU5210》等优秀报道。这种报道体裁与题材选择皆有别于西方特稿，故而被称作“中国式特稿”。《南方周末》的这种探索，深刻地影响业界，都市类报纸乃至一些日报后来都纷纷创办“深度”报道版面，其所借鉴的，正是南方周末的特稿成果。

第三，评论。《南方周末》的时评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就独树一帜，培育了一批优秀的评论员和评论作者。进入新世纪后，《南方周末》一直酝酿评论方

面的业务突破。2002年，《南方周末》创办“方舟评论”（“方舟”二字是“南方周末”中间两字谐音，亦寄托“济世”之愿。）以署名评论方式表达报社观点，作为一种折衷的社论。报内也发育出两个评论版。2003年初，《南方周末》就在酝酿形成专门的评论板块，并已进行人才储备。但因为种种原因，一直到2007年，评论板块才真正成形。这时，都市类报纸已经在评论方面先走出了漂亮的一步。作为周报，能否在都市类日报不断更新的评论大潮中寻找到自己的优势，做出特色？《南方周末》后来证明了自己：最具创新性的版面“评中评”，对一周以来国内外已发评论进行梳理和点评；“大参考”版定位也很有特点，以中国传统的“策论”为诉求，寻求议事和解决两种效果。“方舟评论”增为两条，评论头版以社论和读者来信构成，形成报社声音和民间声音的合唱。

新闻操作方式的创新。在新闻专业主义要求的推动下，《南方周末》持续追求新闻操作方式的创新，最初，这种探索有较重的学习色彩：一本《普利策新闻奖特稿卷》曾是南方周末记者的必读书；特稿探索初期，不乏直接模仿的作品，如对手术报道的写作。在时政报道探索初期，也学习借鉴了一些国际优秀报道的方法，如对代表大会代表进行归类分析，将分析结果作为报道内容；又如对人物的履历进行梳理，找到经验性规律，将之作为报道题材等等。

随着经验的积累，《南方周末》开始依据中国国情，创新操作手法。举几个例子：

第一，“关注热点周边”。每一个新闻热点的周围都埋藏着新闻富矿，而这些资源通常会被忽视。比如，“重庆钉子户”报道，当九龙坡区政府跟吴萍夫妇达成协议，当事人同意拆迁后，事情解决了，按照传统的新闻价值观判断，新闻似乎到此结束。但对《南方周末》来说，新闻才刚刚开始。吴萍夫妇一开始不接受政府赔偿，为什么最后又接受了？博弈双方是如何在几大关键点达到妥协的？这些应是读者的疑问，为这些疑问找到答案，就是最好的新闻。这正是在热点周边找新闻线索。

第二，“信息圈层”。信息是有圈层的。离新闻核心最近那一圈信息或信息拥有者，价值最高；能够拿到最核心圈层信息的新闻也当是最佳新闻。所以，新闻竞争的关键是信息圈层的突破力高低。第一圈不能突破就做第二圈，第二圈不能突破就做第三圈，第三圈不能突破就做第四圈，以此类推。只要在允许的空间内做到最靠近新闻核心，就胜出了。《南方周末》的许多时政、社会题材都是这样操作出来的，其中不乏名篇名作。

第三，“复盘”。从2008年年初的雪灾报道到“5?12”汶川地震报道，《南方周末》一直在尝试新闻的“复盘”。《南方周末》2008年5月22日的震灾报道就做了两个复盘。第一个复盘是北川。震后，北川的信息和电力全部中断，形成了一个孤岛，每一个自然村、每一个乡镇都是一座孤岛。村民是怎么逃出来的？逃出来的路线是什么？在与世隔绝的过程中，那里的基层组织在做什么？那里的生态如何？第二个复盘是汶川，汶川震后有33个小时与世隔绝。在这个过程中，汶川是以什么方式在运作？没有粮食，灾区群众怎么生活？通过复盘，记者把当时当地发生的一切，细致地写出来。复盘中发现，灾区满地是新闻。

第四，“前传”。对于一些突然成名的人物，人们最关心的是他或她的过去。这在一般情况下并不难想到。但是，在特殊的情况下，却容易忽视读者的这个需求，只着力于人物的事迹，而没有将重点放在人物的历程，解析出他的人生逻辑。所以，撰写前传，往往是周报在热点人物报道中胜出的一种方法。

视觉表达方式的创新。2002年，《南方周末》改版的内容包括报纸版型变为“680黄金报型”、分叠化，也包括报纸视觉系统的规范化，这也是新闻专业主义的表现。

《南方周末》视觉系统的变化紧紧围绕“中国化”做文章，坚持让形式成为“扎根中国”意念的一种表达：其一，“南方周末红”。《南方周末》从创刊开始就与许多报纸一样，用了红报头，但从改版那一刻起，《南方周末》将自身的红色成分确定下来，靠近中国红，我们称之为“南方周末红”。其二，报头、报名印章化。《南方周末》的报头历史上的变化是字体变得略为丰腴，报头线框由单线变为双线。改版时，决定将报头变为中国式朱文印章。此外，另外设计一款南方周末方章，作为报纸LOGO。其三，对称版式。对称是中国美学的法则，《南方周末》的版式充分运用对称之美，并在基本体例下求变化。

建立上述视觉系统后，《南方周末》在每周四的报纸上、在不定期的活动中、在各种场合露面，皆呈现一套统一的视觉符号。

新闻专业主义是新闻前辈们过去一个多世纪追求并积累起来的行业原则，《南方周末》在其中的探索虽短暂，但成效颇丰。而且，《南方周末》在新闻专业主义上的成绩，正在支撑其在产业领域发展的基础，并将在新媒体时代以其强大的力量，呈现不可替代的价值。

作者系武汉大学博士生、《南方周末》执行总编辑

第二篇：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

目录[隐藏] 新闻专业主义的由来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点新闻专业主义的作用

新闻专业主义（professionalism）是资产阶级新闻学的重要概念，也是西方新闻工作者恪守的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新闻专业主义核心的理念，一是客观性新闻学，一是新闻媒介和新闻工作者的独立地位和独特作用。新闻专业主义、客观性新闻学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这些概念，是相互交叉的，它们都是历史的产物，经历了发展变化。了解这些概念、历史及其变化，对于中国的新闻工作者也许不无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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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由来

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是改良时代行政理性主义和专业中立主义总趋势的一个部分。美国建国以来，大众媒介逐步赢得了新闻自由——“报业自由”（也称“出版自由”）、言论批评自由（也称“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也称“人民的获知权”或“知情权”）。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十分积极的角色。美国社会建立在自由市场经济和个人表达自由的基础上，早期争取新闻自由者对“新闻自由”的理解是——我行我素。

然而，报业的出版自由并非人民的表达自由。自19世纪以来，思想家们已经发现，人民之间的权利并不平等。在美国商业化的大众传播媒介那里，私人利益正在侵蚀公共生活。

美国报业从一开始就不是理想的公共精神载体。最初，为政治偏见所左右。后来，它们变得越来越关注广告，越来越注重经济利益。媒介的经济独立和市场运作，产生了另一个权力中心。公众认为，在民主社会中，媒介被赋予极大的特权；然而它却不承诺，或者在更多的情况下，不履行对社会的义务，这是说不通的。于是，媒介的社会责任理论应运而生。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芝加哥大学校长哈钦斯（RobertM.Hutchins）为首的出版自由委员会在其经典性的《一个自由和负责的报业》文件中正式号召新闻媒介专业化。

新闻工作者发展出来的追求信息的新闻专业模式，是世纪之交出现的现象。早在1896年，美国人奥克斯（AdolfOchs）购买《纽约时报》之后，提出“高尚的新闻政策”、“独立公正的评论”和“正确详尽的新闻资料”三大目标，与刺激性的黄色新闻相对抗。从此新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1903年，普立策向哥伦比亚大学捐助250万美元，建立新闻系并设置新闻奖金，以培养和鼓励专业人才。1908年，美国第一所新闻学院——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诞生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专业主义的思想深入人心，美国新闻工作者开始寻找适当的专业规范。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订《报业信条》，美国记者公会于1934年制订《记者道德律》。美国的广播（1937年）和电视（1952年）也各自拟定了对行业的规范和准则。在出版自由委员会报告后的50年间，委员会的多数建议成为新闻界自律的基础。

与自由化的美国报纸不同，美国的广播电视从一开始就受到法律的规范，被要求作公共信息的运载渠道，服务于“公众的利益、便利与必需”。广播电视顺利地投入专业主义的主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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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内容

新闻的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之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公共服务”的一种信念，它最突出的特点，是相信可以从非党派、非团体的立场客观地报道新闻事实。新闻专业主义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是某一利益团体。

传统上，新闻不是专业（profession），新闻工作者不被认为“专业人士”（professionals）。专业人士是指有专门知识并组成特定行业的人，他们受过专门的教育，有体面的职业，例如医生、律师、建筑师或教授，受人尊敬，社会地位较高。最初的新闻工作者来自印刷行业的发行人或工人、学徒，是一些东奔西走道听途说的“包打听”，社会形象不好，经济政治地位也不高。当然，目前的新闻专业与历史悠久的传统专业仍然是有区别的：医学、法律、建筑都有系统的知识体系，专业人士多数来自学术的高层。在就业于传统的专业前，需要专门的训练，通过考试后持证上岗；同行学术评议委员会对其能力进行鉴定，也是专业生涯中必备的程序。这些与新闻专业有所不同。不过，一旦冠以“专业人士”的名称，美国新闻工作者社会地位陡增，职业形象焕然一新，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穿着体面、出入高层，进行社会信息鉴别的把关人、对社会舆论具有判断作用的仲裁者。

新闻专业主义追寻简单的事实（facts）——由此产生新闻的客观性。客观性是一种使新闻工作者将事实隔离于观点、从而避免个人偏见的规定，或机制，它要求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neutral）立场上，以客观性的方法报道新闻、反映观点。

按照新闻专业主义的理论，报业是一种自治的体系，它必须对政府、对政党、对政客采取一种独立的和批判的态度，否则便不可能保持它在公众中树立的“保护者”形象，便不可能拥有公众的信任。而良好形象和高度信任，是媒介赢得市场的重要资本之一。

作为消息的发布者和事实、观点的反映者，归根结底，新闻事业是以它的公信度立足的。对西方的新闻专业主义，也有许多需要破除的“神话”。

客观性被认作“负责的新闻业”的标志。客观性是资产阶级新闻学最重要的价值观，是新闻活动方式的巨大进步。但是，西方学者根据大量证据指出，某些客观报道本身便是有偏见的，尽管这种偏见往往是隐含着的，不易察觉的。而且，新闻事实也不可能是完全中立的、无价值判断的对真实世界的纯客观的反映。新闻不是直接从现实事实中产生出来的自然现象，而是新闻行业的产品，是对客观事实进行高度选择后的解释。

新闻专业主义对政府可见的独立性是西方媒介社会地位的基石。然而，这种独立性并不像媒介人竭力表现的那样真实。美国新闻媒介对政府的监视是为巩固资本主义的政治体制服务的，是“小骂大帮忙”。而且，大众传播媒介还忽略了自身权力的膨胀。对于这种未经民选而膨胀的“第四权力”，似乎无人能够监督或制约。因此，人民的权利始终是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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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特点

新闻专业主义主要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①、客观性：新闻工作者站在中立的立场，不带个人偏见地、客观地反映事实报道新闻；同时，新闻工作者在进行“把关”时要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选择。

②、真实性：新闻报道必须真实的反映客观事物的原貌，不能仅达到部分真实或细节真实，而且必须达到整体真实。真实是新闻报道的第一生命线，失去了真实，客观便无从谈起，独立也就失去了权威性。

③、独立性：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职能，新闻工作的目标是服务于全体人民，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所以新闻媒介的运作应该是完全独立的，不应臣服或接受除行业规范之外的任何权力或权威的控制。

④自由性：新闻自由包括采访自由、出版自由、表达自由和信息获取自由即“知情权”。新闻自由是西方新闻理论的基石，西方新闻界也历来以此自诩。在“自由多元”的西方社会，强调新闻自由和新闻媒介的独立性，强调新闻报道必须“客观”、“真实”和“多元”，强调新闻工作者必须恪守新闻专业主义这一最主要的新闻职业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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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专业主义的作用

关于大众传播媒介在资本主义社会的使命，传播学先驱拉斯韦尔指出了明显的三项功能：巡视环境、组合社会和传承文化。传播学创始人施拉姆则使用了更简洁的表述方式——监视者（watcher）、论坛（forum）和教师（teacher）。自由主义者分配给媒介的“看门狗”（watchdog）任务，是大众传播媒介最重要的新闻舆论功能。在实施媒介这些功能时，新闻专业主义有两个最主要的特征——中立的把关人和客观的反映者。客观性和中立性是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并由此发展出一套专业的理念和技巧。

“把关人”模式强调必须发现和散布重要消息。新闻专业主义要求把关人在作必不可少的抉择时，按照“新闻价值”的中立标准而非个人好恶进行取舍。同时，新闻工作者用“客观性”表明其报道的可信性，从而提高自己的专业地位。

中立的立场、客观的报道并未消除资本主义社会及其新闻事业内在的矛盾。不过，它的确为所有与新闻有关的人提供了一个可以操作的判断标准，因此成为通行的基本新闻价值观。

新闻专业主义加强了新闻工作者对自我职业形象——追求真理、服务社会——的心理需求。美国新闻工作者将专业的规定内化为对自己的约束，在具有商业和政治双重性质的机构中，他们强调自己是公共利益的保卫者。新闻专业主义者相信进步、理性、普遍的真理或标准，同时，相信跻身于统治集团的可能性，即，他们既有财富和参与权，同时却又是独立的。新闻工作者与其老板讨价还价，赢得了专业的自治。媒介承担着警戒和守望社会的监视职责，把人民的关切、人民的意志传播到各个角落。专业主义者不仅是自己权利的捍卫者，而且是人民权利的捍卫者。媒介经济的繁荣与新闻专业的神圣也很合拍。新闻部与广告经营部相互分离。在“专业主义”的旗号下，美国媒介的社会地位大大提高。

客观性从整体上为新闻媒介提供了合法的途径。随着媒介经济来源的改变，新闻的定义和外观也改变了。狂热的观点和表述失去了市场；公平和平衡的编辑方针伴随着客观性的写作方法开始大行其道。在资产阶级新闻事业中，客观性起先是职业精神的关键信条，后来则成为新闻实践的“策略性程式”——它保护新闻工作者免受各方面的攻击。

第三篇：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

新闻专业主义作为一种职业理念和专业控制模式，19世纪70年代以后，特别是美国独立报刊开始盛行时就已初露端倪。从最初的“新闻精确性”报道的要求，到1986年阿道夫·奥克斯掌管《纽约时报》之后形成的新闻信息模式，可以看作新闻专业主义的起源。新闻专业主义是美国政党报纸解体后，在新闻同行中发展起来的一种“公共服务”的信念。

新闻专业主义在西方的产生，有着特定的语境，其中包括在市场经济环境中独立自主的传媒，自由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服务行业的专业化，它是商业媒体赢利和服务公众利益这两个动因的矛盾和张力的产物。

新闻专业主义的基本特点有三个：专业性、服务性和客观性。

新闻专业主义还不能称得上严格意义上的专业意义，它的应用好包括特定的前提和条件：（1）传媒具有社会公器的的职能，新闻工作必须服从于公共利益，而不仅限于服务政治或经济利益集团；（2）新闻从业者是社会的观察者、事实的报道者，而不是某一利益集团的宣传官员；

（3）他们是信息流通的“把关人”，采纳的基准是以中产阶级为主体的主流社会的价值观念，而不是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参与者或鼓动者；（4）他们以实证科学的理性标准评判事实的真伪，服从于事实这一最高权威，而不是臣服于任何政治权利或经济势力；（5）他们受制于建立在上述原则之上的专业规范，接受专业社区的自律，而不接受在此之外的任何权利或权威的控制。

在新闻业务中，新闻专业主义的精神被体现得淋漓尽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表现是记者该如何面对风险。众所周知，随着新闻业竞争的加剧，千方百计地获得独家新闻早已成为各大媒体的追求，然而在获得独家新闻的过程中，应如何处理和竞争对手的关系，如何保护为媒体提供线索的“线人”，已成为检验新闻专业主义的“试金石”。竞争中，无论中外许多媒体都开始体现出新闻专业主义的特征。

新闻专业主义在新闻职业道德中的考验体现在：

（一）政治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由新闻与政治的相互关系我们知道，政治对媒体具有决定作用。因此，作为新闻行业的有机组成部分，新闻专业主义必然受到政治因素的制约，而且在特定情况下，这种制约是决定性的。

（二）经济因素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三）暴力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暴力威胁是新形势下新闻行业面临的一种新的形势，从现实来看，这种威胁对记者的个人伤害程度已经超过政治和经济因素。

（四）“人情”对新闻专业主义的冲击

尽管政治压力、经济诱惑和暴力威胁对新闻专业主义造成了巨大的冲击，对此大多数新闻工作者已经有了思想上的准备，处理起来可以说并不突然。但人非草木孰能无情，当面对亲戚朋友的人情、说情，许多新闻人却有说不出的苦衷。“人情”正成为冲击新闻专业主义的另一大因素。

曾庆明

20100103045

第四篇：邵飘萍新闻专业主义

邵飘萍与新闻专业主义

1、报纸的地位和角色：独立的监督政府的“国民舆论代表”

媒体的独立地位是新闻专业主义思想的前提条件，邵飘萍在当时政治权力纷争之时，借鉴西方新闻事业之经验，首先极力强调报纸和记者的重要地位：“故如世界各国历次之会议，各国新闻访员之活动，其势力每与代表会使不想上下。„„均足证明报纸势力之伟大，与夫外交记者责任之重要。是故外交记者（访员）之处之地位为社会、国家、世界之耳目。” 这样一个定位，“实质上是把记者置于人类社会交往的中心地带，赋予其时代守望者的角色。”这就要求报纸独立于政治权力和党派之外，做为“国民舆论代表”,从而“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起到对政府进行监督的作用。报纸的独立也是新闻自由的保障，邵飘萍出于此种专业理念，坚决反对政府对报纸的压制，他甚至嘲弄和警告政府秘书长：“报纸登载失实，更正亦至平常，岂并世界新闻惯例而丝毫不知，竟动辄以警厅‘严切根究依法办理’腐败官话来相恫吓„„苟下次再有此种可怜之事，请恕忙碌，相应不理。”

2、报纸的立场：“社会第三者”的中立立场，邵飘萍认为，报纸既具有公共性，则应为社会大众服务，不能偏向与一党一派，成为其御用工具，“新闻记者一旦加入党派之中，每足以致职务上行动之不活泼”因此，他认为，要保持新闻的客观，记者必须采取超然中立的态度站在旁观者的角度，以“社会第三者”角度来报道新闻，即“出于第三者的地位，静观各派行动而下一诛心之论断”，“无论处于何种境遇，皆当确守第三者之高垒而勿失，故惟以真理与事实为标准，不知有友亦不知有敌„„换言之，彼不问何时何地，皆常保其超越的与独立的透明。

3、新闻报道的专业要求：强调新闻的真实与客观，反对“有闻必录”。

他自陈“曩在北京大学及平民大学讲演新闻之学，曾对于‘有闻必录’一语再三攻击”，他指出有些访员“对于新闻材料不求实际之真相以忠实态度取舍之；或受目前小利之诱惑，或以个人意气泯没其良知，视他人名誉为无足轻重，逞其造谣之技，一旦被人指摘，则以‘有闻必录’一语自逃其责任”。邵飘萍指出“有闻必录”并不能做到客观真实，有些人“或者称有闻必录，徒为风影之谈，或者竞闭门造车，肆作架空之语，及至事实发现，则或如风马牛之不相及。”

4、邵飘萍曾说，一个“完全的报馆”需要几个条件：

1、有超众的人才；

2、有传递的交通设备；

3、一切器具完全；

4、又占得“公平真确”四个字。

至于“公平真确”当系板报的理念和宗旨，也是报纸的灵魂。邵飘萍之所以要创办《京报》。是因为他认为报纸是社会的公器和国民舆论的代表，同时报纸还肩负这教化民众以及批评、监督政府的“天赋”权利。正如他在《京报》创刊词《本报因何而出世乎》一文中所阐明的板报宗旨:“必使政府听命于正当民意之前，是本报之所以作为也！”

张季鸾与新闻专业主义

1、张季鸾的办报方针：提出著名的“不党、不卖、不私、不盲”四不主义办报方针，“四不主义”一旦公诸天下，就界定了《大公报》的堂堂报格，并付诸公众明鉴，天下监督。可以说，张季鸾主笔《大公报》，提出办报的“四不主义”方针，使得《大公报》旧树发新枝，一举成为当时最富盛名的私营报纸之一。虽然无论是在当时还是现在，“四不方针”在报业实践中都不可能完全实现，但是当时张季鸾能够提出并将其作为新记《大公报》的办报方针，确实体现出了张季鸾新闻思想中的专业主义。

4、张季鸾的“三骂”：一骂吴佩孚，是1926年12月4日的《大公报》社评《跌霸》，文中说：“吴氐之为人，一言以蔽之，曰有气力而无知识，今则并力无之，但有气耳。”酣畅淋漓，一语中的；二骂汪精卫，是1927年11月4日的《呜呼领袖之罪恶》，指斥汪精卫“特以‘好为人上’之故，可以举国家利益，地方治安，人民生命财产，以殉其变化无常目标不定之领袖欲”；三骂蒋介石，1927年12月2日发表的《蒋介石之人生观》社评，针对蒋介石因刚与宋美龄结婚而“深信人生若无美满姻缘，一切皆无意味”，并“确信自今日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以犀利尖锐的笔触指出“蒋氏人生观之谬误”，“夫何谓革命？牺牲一已以救社会之谓也。命且不惜，何论妇人？”“兵士殉生，将帅谈爱；人生不平，至此而极”。社评责问，以蒋氏的结婚后革命工作必有进步的说法来论，南京政府军队有数十万，国民党党员也有数十万，蒋氏能否一一与谋美满之姻缘，俾加紧所谓革命工作？

张季鸾骂吴、骂汪、骂蒋之时，确实保持着不偏不倚的超然态度和立场。他是无欲则刚，独立不羁。惟因如此，蒋介石亦敬重他的这一气度，在张季鸾后半生一直与之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但是，正因为其与蒋介石私交甚笃，在西安事变当中，张季鸾先生写了一封公开信，以今日眼光看来，不无偏袒。事实上，也正因其超然姿态，以致《大公报》同时受到当时中国政治舞台上两大对立主角的青睐。蒋介石在他的办公桌、起居室、卫生间各放置一份；而毛泽东说，他在延安经常读的报纸就是《大公报》。

黄远生与新闻专业主义思想

黄远生新闻观

第一，报刊是社会的一部分，报刊要与社会相适应。黄远生将社会比喻为一个“大机轴”，一切社会、人物都是该大机轴中的一部分。而该大机轴时刻处于进化之中，它有自己的规律，总体趋于良美。国家和个人，都被其规律所宰制。包括《庸言》在内的报刊当然也在社会大机轴之中，受社会进化规律的宰制，因此报刊要与社会相适应。黄远生写道：“吾此区区之报，亦在此一大机轴之中，其为遁嬗乘除，以符于组织精美之公律者，亦岂能外？”[6] 我们知道，我国近现代早期报人，特别是最早一批开始认识到国外报刊及其效力因而在国内大力提倡开设报馆的有识之士，将报刊从我国当时的社会背景中抽离出来，比较容易夸大，甚至神话报刊的功能和作用，虽然产生了一时的轰动效应，但并没有带来报刊业的持续发展。

第二，报刊应持客观态度，注重事实。在黄远生看来，《庸言》以前主观有余而客观不够。有鉴于此，他声明“将力变其主观的态度而易为客观”。他认为相较于缺乏足够、综合事实的议论，事实本身对报刊来说更为重要，事实本身具有供人参考的价值。基于这一认识，《庸言》从第二卷开始，重视事实而反对空泛的议论。所以，《建言》栏目刊载的文章趋于减少，基于事实的研究增多，扩大了专事提供事实的《研究资料》栏目，并推出一事一议的《时评》栏目。

第三，报刊是公共舆论的平台。1914 年前后，特别是袁世凯开始公开称帝前后，报刊界基本上分为两大阵营：“拥袁”派和“反袁”派。黄远生接手编辑《庸言》后，认为报刊非“私物”，乃“共同辩论之机关”，即今天所谓的公共舆论平台。他认为各种报刊不应只发表唯一主张，只要是基于事实的正确主张都应当发表。对不同见解，采用“兼容并包”的原则。第二卷第一、二合刊号《本报特别启事》也指出：“本报此后推广范围。凡各种方面人士之意见或观察，均极力搜罗，以冀阐扬真理，总集材料。故各方面之投稿均极欢迎。”

第五篇：专业新闻主义与爱国主义的选择

在当今世界，几乎所有的新闻媒介都把发扬新闻主义伸张正义作为其重要的信条，同时也力求本国国民理解其爱国主义的立场。在某些场合，尤其是在国内事件的报道处理上，新闻主义与爱国主义往往是一致的。但是在战争报道方面，我觉得我们必须对这两种主义就必须做出选择。

战争报道史表明，当记者自己的国家卷入战争时，其爱国主义的升华是一个极其自然的心理过程。没有人希望自己的国家失败，更不希望自己的国家灭亡。这种情感的出发点，会使记者自动站在本国政府、军队一边，力求使自己的报道对自己的国家军队有利，并且有助于提高国民的士气，至少不为敌人所用。为此目的，某些记者歪曲事实，掩盖某些真相，就难以避免了。如“七七”事变后不久，日本报纸就在标题制作、版面设计等方面尽力诬蔑中国军队，颠倒黑白，将日军描述为正义之师。1937年7月21日，《东京日日新闻》在第二版头条制作一个超大活字标题：三度交战，严惩暴戾的中国军。右边又刊登三段超大标题：我军决然发炮还击/宛平长辛店敌军沉默/无视通牒突然挑战。将保卫国土的中国军人视为 暴戾，而将日军的侵略说成是自卫，这是所谓日本“爱国派”报纸惯用的手法。

正义植根于事实。歪曲事实的宣传与正义的原则是背道而驰的。一家以伸张正义为宗旨的报纸，应敢于面对现实，尤其是自己的祖国和盟国在践踏主义的原则时，记者们更有必要将一切重要的事实告知民众，而不能实现双重标准。

战争史上当然也存在这样的记者。海湾战争中，多国部队持续一个月的空袭，虽然摧毁了伊拉克大量的军事设施和有生力量，但是也出现了大量的民间伤亡者，其经济设施也大量被毁。对这种明显超出联合国决议范围的行动，只有为数极少的记者敢于报道。能采访越战并且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美国记者阿伦德对美军硬是把被炸的牛奶厂说成是生物化学厂的做法，大胆地表示了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