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第一篇：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路径分析

[摘要]社会转型期，国内外突发事件频发，政府作为公共管理的主体，在危机管理中起主导作用。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高低能体现一个政府的管理水平、政府的负责任程度以及政府的公信力。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相比还不协调、相对落后。文章从法律制定、组织建设、决策、信息沟通和资源整合等方面提出加强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对策建议。

[关键词]危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路径

随着以经济全球化为特征的社会交往范围和领域的不断扩大，世界正进入一个前所未有的危机频发时期。对于我国来说，目前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各种危机频频发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如何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危机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已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

一、政府危机管理及其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危机对一个政府组织乃至全社会而言，影响是极其重大的。如果政府处理不当，那么带给人们的可能是灾难，往往直接对公众的生命和财产造成严重的危害，给公众的心理留下了巨大的阴影，还可能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衍生出一系列危机事件，进而可能抑制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迫切需要提升，这是应对危机的需要，是实现政府职能、维护自身形象的需要，也是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需要。

(一)危机与政府危机管理

危机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最早出现在企业管理中，后来它适用的对象不断扩大，现在被广泛应用于政府管理中。对于这一术语的定义，我国学者薛澜等认为：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捷决策等不利情境的汇聚。

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和公共秩序的维护者，是处理各类危机事件的主体，对危机事件所实施的应急管理是政府的一项重要职能，也是一项责任。政府危机管理不是从来就有的，是随着社会要求政府承担起危机管理的责任而产生的，主要是指在政府主导下，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由社会各个组织和公民个人参与的，在决策、沟通、协调、控制等机制的相互配合下，对公共危机进行预警、救治、修复的全面整合的系统过程。目的是通过提高政府对危机发生的预见能力和危机发生后的救治能力，及时、有效地处理危机，恢复社会稳定，恢复公众对政府的信任。

能力是个比较抽象的概念，政府能力一般是指政府实施管理目标过程中的可能性与效力，反映着政府在管理社会事务过程中政府目标的实现情况。政府能力是一个复杂的系统。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作为政府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政府在危机管理中的能力，是建立在危机管理体系基础上，预防、控制、消弥公共危机事件，维护社会正常秩序的能力，反映了政府处理危机的效果和效用。本文认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主要包括法律制定能力、组织建设能力、决策能力、信息沟通能力和资源整合能力等等。

(二)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提升的重要性

政府在危机事件中的管理能力，是一个责任政府取信于民的关键所在，也是衡量政府综合能力的一项重要指标。一方面，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有利于实现政府职能、维护自身形象。在任何一个国家，都难免会遇到突发事件或危机，政府对危机事件进行管理，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公民的人身权与财产权，保护国家安全，是政府的基本职能。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有助于政府更好地监测、预防、应对危机以及控制或消灭正在发生的危机，以保护人民生命和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更好地履行政府的职责。政府危机管理能力还能直接体现政府管理水平，影响到国家政治、经济的发展，关系到政府的形象。另一方面，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有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当前我国人均GDP正处于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发展时期，在这个时期，在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也对应着人口、资源、环境、效率、公平等社会矛盾，这些矛盾极易引发危机，影响社会稳定。要消除种种不和谐因素，政府作为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公共政策的制定者、公共权力的行使者，就必须全面提高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防止可能发生的危机或将危机发生带给人们的损失降至最小。因此，提升政府危机管理能力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关键因素之一。

二、现阶段我国政府危机管理面临的问题

我国已经进入危机频发期，政府危机管理虽然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客观、理性、科学地审视我国的政府危机管理，可以发现理论研究和实际操作与世界很多发达国家相比却相对滞后，显得有些薄弱，存在诸多不足。

(一)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发挥缺乏法律保障

缺乏全局性的危机管理法律支撑是目前我国危机管理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尽管，在某些领域我国已有一些危机管理的单方面的法律，如《戒严法》《防洪法》《防震减灾法》《传染病防治法》《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还有2006年1月8日颁布的《国家突发公共事件总体应急预案》和2007年11月1日起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以及政府职能中部分关于处理危机的法律、规章、应急预案，但毕竟这些只是针对特定领域重大危机的立法，从整体上看，我国还缺乏一部对危机共同规律进行总结，对危机管理具有普遍指导性的危机基本法。危机基本法的缺失，使政府的危机管理能力的有效发挥缺乏有力的法律保障。

(二)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发挥缺乏一个专门机构的支撑

政府的危机管理机构缺失是政府的危机管理体制不健全的表现之一。危机的管理需要很多部门的协调，但是，在危机的管理与控制的具体执行中，必须由一个专门的机构来承担决策与执行职能。目前来看，我国政府对危机的管理是在国务院设置相关的临时机构，如：国防动员委员会、空中交通管制委员会、国家处置劫机事件领导小组以及防洪、火灾指挥部或办公室等。但是，这些临时机构都只是在危机发生之时才临时设立，并且大部分临时机构都不单设办事机构，其日常工作由相关的常设部门承担。由于缺乏专门的危机管理组织机构，政府对于有效地识别、确认危机、应对危机就显得被动、仓促且行动缓慢，并且在整合社会资源、综合协调各政府职能部门方面也力不从心。

(三)政府危机管理的决策能力缺乏效率

危机管理讲求的是时效性，不管是信息的传递，还是命令的决断与执行，都要把效率放在至关重要的地位。一直以来，我国各级政府就是一种金字塔式的等级森严的层级组织管理体制，权力高度集中在上级政府，上级政府的政策和指示是通过各级政府以及相关部门层层传递，基层的信息也是通过各级政府组织层层上报。这种集权制的官僚组织模式固然有其优点，但当面临公共危机事件时，这种传统的政府组织体制在一定程度上却成为了政府危机决策的阻滞因素，因为政府层级过多，权力过于集中，基层政府缺乏决策权，有关危机的信息

从基层组织部门通过层层环节传达到最高决策中心，其真实性可能大打折扣，即使信息准确，这种环节过多的信息传达机制也必然会延误时间，影响决策效率。

(四)危机管理中信息公开和资源整合工作不到位

信息公开和资源整合在危机管理过程中是密不可分的，资源整合工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信息的公开。信息公开，意味着让更多人知情而免受伤害，这不仅不会使政府形象受损，反而能增加政府的凝聚力，增强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只有信息公开了，让全社会都了解危机的发生，才谈得上调动各种社会资源。整合到一起，更利于控制危机的危害和恢复正常。但是现阶段，在突发事件和社会危机发生时，很多政府决策者生怕危机所造成的不良后果会影响到自己的政绩，不利于个人仕途的发展，就选择隐瞒的办法，采取对上级漏报、瞒报，对当地媒体进行封锁的对策。殊不知，这严重影响了政府的威信，也不利于调动社会资源为危机管理工作服务。

三、提升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的路径

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根据我国危机管理面临的问题，政府需要从法律制定、组织建设、决策、系统管理和战略管理、信息沟通和资源整合、绩效管理等方面来提升我国政府危机管理能力。

(一)制定全局性危机管理法律

尽管我国已经制定了一些针对性的危机管理法律，但全局性的法律是非常必要的。因此，在我国，很有必要制定一部全局性的危机管理法律，总结各危机的规律，为政府决策能力的提升提供制度基础。如制定《紧急状态法》，从立法的高度规定重大危机下领导权力体系、危机管理的基本原则、重大危机信息通告与发布制度、应急预案及启动标准、复合型危机发生之后的危机应对等等，以保证在发生突发事件时，政府可以根据法律规定的基本制度和一般原则迅速应对，进而提高危机的快速决策能力。所以，全局性的危机法律是把危机管理真正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从战略的角度提高政府的危机决策能力的前提。在制定新的有关危机管理的法律的同时，政府也要积极、及时地审视现有的危机管理政策、法律、法规，对其效力和适用性进行评估，对于已经不适合实际局势的危机管理政策、法律、法规应当定期、及时地进行修正、更新和改进，使其符合实际需要。

(二)建立健全组织体系和专门机构

建立一个具有综合协调能力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对于加强政府的危机决策能力，使政府成功地应对各种危机事件，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建立的政府危机管理机构主要职能应该包括：制定危机管理的战略、政策和规划；进行危机信息管理；进行危机风险的评估；在非危机时期，负责危机的预防和预警工作；在危机发生期间，负责领导与协调工作；负责危机管理的监督管理工作；对政府管理者和社会公众进行危机管理的教育和培训等。要进一步明确中央各部委、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危机管理的职能、职责和责任。要明确不同政府机构在承担某些特定危机管理的职能和职责，形成统一领导、分工协调的应急管理体制。

(三)改革组织系统。提高决策效率。完善决策支持系统。实现科学决策

政府组织结构的简化应大幅度压缩中间层次，由自上而下的垂直结构向水平型结构形式转化；减少管理层次，加大管理幅度，实现整个政府组织结构的扁平化；赋予基层组织处理问题的适当权力，实现功能的有机结合。当危机发生时，这种扁平化、分权化的组织结构和体制能够大大地提升地方政府的危机决策能力，从而大大提高效率。应尽快建立健全统一、标准化的危机管理决策系统。一方面是决策信息系统，用于在恰当的时间、通过恰当的渠道、将恰当的信息传递到恰当的危机管理人员；另一方面，在信息系统的基础上，尽快形成符合现状、基于经验教训、集成专家意见的决策支持系统，实现信息高效传递、决策科学有效的格局。

(四)完善有效的信息沟通渠道和资源支持系统

在应急信息管理方面，许多发达国家的政府都有着丰富的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通常，一旦出现危机事件，国外政府会随时通过媒体不断发布最新的情况通报，通告有关事件的当前情况，并预告其发展。事实证明，政府通过媒体向公众披露危险信息，并不会造成社会性的大恐慌，反而对稳定遭受巨大冲击的民众心理，恢复社会正常秩序和公民正常生活起着重要作用。我国应尽快建立健全危机沟通机制，规范内部的危机沟通(政府部门之间的沟通)制度和外部的危机沟通(政府针对媒体、社会、受害者等的沟通)制度，达到及时有效、透明通畅的沟通效果。做到了信息的自由公开，才有可能得到社会公众更多的资源支持。

第二篇：论如何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论如何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以昆明市明通小学“9•26”踩踏事故为例

一、案例描述

（一）事故发生原因及伤亡情况

2014年9月26日14时30分许，昆明市北京路明通小学发生一起踩踏事故。明通小学创建于1955年，是教育部首批命名的“现代教育技术实验学校”，是“云南省一级示范学校”、“云南省实验学校”、“云南省优级甲等学校”。

事故发生原因：放置于学生宿舍楼过道的海绵垫倒在过道里，一二年级的小学生学生午休后起床返回教室时，先期下楼的学生在通过海绵垫时发生跌倒，后续下楼的大量学生不清楚情况，继续向前拥挤造成相互叠加挤压，导致踩踏事故发生，事故造成6人死亡，26人受伤，伤者无生命危险，已送到医院救治。

（二）各级公共部门对此次公共危机的反应

1.教育部：立即启动突发事件应急机制，要求云南省教育部门积极配合有关部门，全力救治受伤学生，尽快查清事故原因，并及时向社会公布，教育部要求各级各类学校深刻汲取这次事故教训，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校园安全工作，严防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2.省级部门：原省委书记秦光荣立即作出批示并赶往医院看望受伤学生，原省长李纪恒立即听取了事故汇报并作出

批示。秦光荣、李纪恒要求迅速组织抢救力量，全力救治受伤学生，最大限度减少伤亡；迅速组织专门工作班子，做好遇难学生善后和家长安抚工作；迅速查明事件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要吸取教训，举一反三，加强全省中小学校安全检查，做好校园安全工作，杜绝此类事件再次发生。云南省急救中心启动公共应急事件四级响应。

3.市、区级部门：原昆明市委书记高劲松做出指示，要求迅速成立以杨皕副市长为组长的事故处置工作领导小组，查明原因，严肃查处事故责任人，同时全力做好全市校园安全隐患的排查工作。市、区领导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指挥开展伤亡学生善后救治等处置工作。昆明市教育系统于事故发生当晚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全面开展拉网式安全大检查。明通小学明通巷附近道路进行交通管制。

（三）踩踏事故处置进度

2014年9月27日下午，昆明市政府新闻办就昆明市明通小学“9•26”踩踏事故的相关细节进行新闻通报，对涉及的7名相关责任人进行停职或免职处分(市纪委监察局决定给予昆明市教育局分管校园安全保卫工作的副局长王坚、盘龙区政府分管教育工作的副区长陆佳停职检查。盘龙区委研究决定，给予盘龙区教育局局长李谦、盘龙区拓东街道办事处分管安全生产的副主任石玉、明通小学校长李岚停职检查；免去盘龙区教育局分管校园安全工作的李章副局长职

务、免去盘龙区明通小学分管校园安全工作的杨霖副校长职务)。待事故相关情况进一步调查清楚后，对此次事故的相关责任人，违反党政纪的，按照规定严肃处理；涉嫌违法犯罪的，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并在全市教育系统发出安全大检查的紧急通知，要求全昆明市所有学校，28日正常上课，但是第一课要进行安全教育。

2014年9月29日，公安机关对该校校长李岚、分管校园安全工作的副校长杨霖、体育老师李鹏程三人，以涉嫌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依法刑事拘留。

2015年6月15日，昆明市盘龙区法院分别以教育设施重大安全事故罪判处被告人李岚有期徒刑二年；判处被告人杨霖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判处被告人李鹏程有期徒刑一年。

二、案例引申

（一）2004年2月5日，北京密云县密虹公园迎春灯展活动中，一观灯游人在公园桥上跌倒，引起身后游人拥挤。事故造成37人死亡，15人受伤。密云县县长张文引咎辞职。

（二）2009年12月7日，由于下雨，湖南省湘潭市辖内的湘乡市私立育才中学的52个班的学生自习下课时大部分从离宿舍比较近的一号楼梯下楼，一名学生在下楼梯的过程中跌倒，引起拥挤踩踏。事故造成8人死亡，26人受伤。市教育局长被免职。

（三）2013年2月27日，湖北省老河口市薛集镇秦集小学学生上早自习时，因一楼大门未及时打开，学生之间互相拥挤发生踩踏。事故造成4人死亡，10人受伤。市教育局长等六责任人被免职

（四）2014年1月5日，宁夏固原市西吉县部分群众到宁夏固原市西吉县北大寺参加已故宗教人士忌日纪念活动，13时左右，在为信教群众散发油香过程中，由于群众相互拥挤，发生意外踩踏事故。事故造成14人死亡，10人受伤。西吉县县长任立新被停职检查，另有至少三人被免职，活动主办方负责人被依法拘留。

（五）2014年12月31日23时35分，正值跨年夜活动，因很多游客市民聚集在上海外滩迎接新年，上海市黄浦区外滩陈毅广场东南角通往黄浦江观景平台的人行通道阶梯处底部有人失衡跌倒，继而引发多人摔倒、叠压，致使拥挤踩踏事件发生，造成36人死亡，49人受伤。2015年1月21日，上海市公布“12•31”外滩拥挤踩踏事件调查报告，认定这是一起对群众性活动预防准备不足、现场管理不力、应对处置不当而引发的拥挤踩踏并造成重大伤亡和严重后果的公共安全责任事件。黄浦区政府和相关部门对这起事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调查报告建议，对包括黄浦区区委书记周伟、黄浦区区长彭崧在内的11名党政干部进行处分。2015年1月21日，上海市公布上海外滩踩踏事件遇难者家属将

获80万抚慰金。

三、从公共危机角度分析踩踏事故频发的原因

（一）缺乏危机防范意识

一是不重视危机预防。忽视危机预防，重视危机应对，是当前政府在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普遍问题。踩踏事件爆发之前思想松懈、麻痹，对潜在隐患重视不够。

二是公民危机意识教育组织不力。我国无论是学历教育、职业教育还是技能培训，都没有设置安全教育、应急自救方面的课程，对公共危机应对的宣传力度不大，基本上停留在宣传一些简单的消防安全知识层面，社会公众的安全意识和逃生技能十分贫乏，社会公众在踩踏事件发生时不能正确处置。

（二）政府应急管理缺乏统筹

一是危机决策不能保证科学。目前，我国组建的应急机构基本上还是临时成立的临时性指挥机构，这样的组织机构往往规格较高，指挥有力，有权威性，但缺乏专业性，在可能迅速蔓延的公共危机面前，很难在最短的时间内作出科学的、正确的决策。

二是应急预案不细不实，针对性和操作性不强。各级政府虽然都制定了危机事件应急预案，但应急预案体系还不完善，部门之间沟通机制不畅，可操作性不强，与实战需要存在较大差距。

（三）危机信息管理体系不完善

一是危机预警信息碎片化。我国目前没有编制危机预警信息收集规划，也没有建立危机预警信息收集平台，各种危机预警信息处于一种散乱状态，没有做到互联互通。

二是危机信息发布机制不成熟。在紧急状态下，怎样进行危机信息发布，怎样与社会公众进行有效沟通，怎样与媒体互动，都缺乏成熟的制度设计。

四、公共部门对踩踏事件的反思

（一）加强对大人流场所和活动的安全管理，进一步落实和完善相关制度规定

踩踏事件暴露出公共安全管理方面仍然存在盲点，存在管理空白，应抓紧完成对旅游景点、商业设施、体育场馆、娱乐场所、公园、学校、地铁、机场、车站、码头等人员密集场所的公共安全检查，梳理风险隐患清单，落实整改治理措施。

（二）加强监测预警，进一步提升突发事件防范能力 踩踏事件反映出，相关管理部门对监测信息研判不够、对人群高度密集产生的后果估计不足。应进一步加强重点环节、重点领域和重要时段的现场情况监测，及时发现苗头性、趋势性问题，及时启动相关应急预案，充分利用应急广播、新闻媒体、网络等平台发布预警信息和相关提示，规范引导公众采取合理避险措施。

（三）加强应急联动，进一步强化应急处置能力 踩踏事件表明，“条块分割、条线分割、各自为政”依然是城市运行管理亟需破解的难题。应进一步规范应急联动体制机制和响应程序，强化指挥协同，提升应急联动处置效能，要加强应急队伍训练和管理，组织开展实战化应急演练。

（四）加强宣教培训，进一步提升全社会公共安全意识和能力

加强人民群众的公共安全教育是各级政府的一项重要工作，需要常抓不懈。要充分发挥公共安全宣传活动作用，依托传统媒体和新媒体，开展公共安全知识普及，鼓励公众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防灾宣传活动，特别是要加强大中小学安全教育，增强青少年学生安全意识和自救、互救能力，增强公众安全防范知识，提高突发事件应对能力。

五、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途径

（一）树立科学的公共危机管理理念

一是树立预防为主的理念。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应按照预防为先、教育为先、人才培养为先的思路，将危机预警作为危机管理的第一道防线，在危机爆发之前做好预判，作最坏的打算、最好的准备，将危机的危害降到最低。

二是树立危机可防可控的理念。随着我国发展进程的加快、社会开放程度的提高及信息化水平的提升，公共危机事件会不断增多，政府应冷静客观地看待这种变化，没有必要

过度担心危机可能造成的混乱，只要科学预防、及时处置，任何危机都能得到控制。

三是树立科学应急的理念。预防灾害中应充分体现科学原则，处置危机中重视专家的直接参与，建立和充实专家库，请专家参与评估，并在第一时间到位，与应急队伍协同作战。

（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法规体系

一是加快立法步伐，做到有法可依。在现有法律体系基础上，抓紧研究制定公共危机管理涉及到的法律法规，覆盖立法盲区，形成一整套科学合理、操作性强的公共危机管理法律体系，使公共危机管理有法可依。

二是堵塞行政执法漏洞，做到执法必严。针对法规滞后、标准缺失，有关行政执法部门拉扯不清、有责就让、有利就上的实际情况，应按照标准化、规范化的要求，堵塞行政执法漏洞。

（三）完善紧急状态下信息披露工作体系

危机事件发生后，信息是一种稀缺资源。政府应按照第一时间抢占舆论制高点、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的要求，及时向社会公众披露危机处理相关信息。特别是应正确处理与各类新闻媒体的关系，以正面信息引导公众。

（四）完善政府公共危机管理应急联动体系

一是建立公共危机管理决策体系。按照要求，成立由各级主要负责人挂帅的公共危机管理专门机构，负责对公共危

机的统一领导、统一指挥，确保能在短时间内做出反应及领导指挥安全处理全局工作。

二是推进政府部门整体联动。按照统一平台、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协调联动、分类处置的要求，打造一个应急救助服务信息化平台，全面整合部门应急救助信息与资源，提高应急救助的能力与效率。

（五）完善政府与社会协同应对危机工作体系 一是明确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参与公共危机应对是法定义务。《突发事件应对法》规定，每个社会成员和社会组织都有义务参与突发公共事件的应对。政府应当加强宣传，有效调动社会公众参与公共危机管理的主动性与积极性。

二是充分发挥民间救援队伍的作用。除了进一步完善政府救援队伍外，还应大力加强民间救援队伍建设，以法律形式明确民间救援的性质和应当遵循的规则，推动民间救援健康发展。

三是充分发挥非政府组织的作用。非政府组织可以有效弥补政府专业性不足的缺陷，各级政府应在制定公共危机应急预案中，应将非政府组织有机纳入公共资源范围，引导其参与公共危机的应对。

第三篇：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浅析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以“7·23” 动车追尾事故为例

摘要 提升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是加强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之一。社会主义社会转型期各类公共危机频发，政府在危机处理中的作用凸显，公共危机管理使政府在非常态的行政环境中充分体现政府能力，成为检验一个国家政府能力强弱的机会。从今年频发的公共事件处理过程中，透视出政府公共危机管理中存在的各类问题，因此政府要在应对公共危机的过程中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进一步建立和完善应对公共危机的体制、机制，不断增强我国政府的应急能力和治理本领。

关键词：政府 危机管理 动车追尾事故 以人为本 1前言

目前的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改革进入深水区，经济成分、价值观念和利益格局呈现多元化，社会矛盾也日益深化，由于政府部门缺乏危机管理策略和沟通技巧，因为应对迟缓、危机干预不当而引发的公共危机事件时有发生。政府作为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者，如何提高我国政府危机管理水平，最大程度地预防和减少危机事件及其造成的损害，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稳定，已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问题。如何预防和应对危机已经成为转型期考验我国政府执政能力尤其是驾驭复杂局面能力的重要问题。本文以“7·23 动车追尾事故”典型公共危机事件为案例，通过分析此次事件体现出的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与存在的问题及问题存在的原因，提出政府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措施。公共危机与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内涵

在最为广泛的意义上，凡危及社会公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共同利益的状态或事件都属于公共危机的范畴。更准确的说，公共危机是一种非常态的具有高度的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威胁性的，造成了比较严重的生命财产损害，引起了比较广泛的公众心理恐慌，破坏了正常的公共秩序和社会关系，危及了基本的社会价值标准的状态或者事件。公共危机管理就是公共管理机构（特别是政府）组织相关力量对可能发生或已经发生的危机事件进行预测、监督、控制和协调处理，以期有效地预防、处理和消除危机、减少损失的过程。从“7·23”动车追尾事故看政府公共危机管理能力

3.1 “7·23”动车追尾事故的经过与调查回顾

2011 年7 月23 日20 时30 分05 秒，由北京南站开往福州站的D301 次列车与杭州站开往福州南站的D3115 次列车发生动车组列车追尾事故。事故发生后国务院派出有关专家和领导小组赶赴现场救援，并成立事故调查小组负责事故原因调查。也同时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事故最新进展。7 月28 日，温家宝总理亲临事故现场，回答了中外记者提问，最后对事故调查工作提出了明确要求。

2011 年12 月28 日，“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发生后的第158 天，调查结果终于公布。事故性质被认定为是一起因列控中心设备存在严重设计缺陷、上道使用审查把关不严、雷击导致设备故障后应急处置不力等因素造成的责任事故。

3.2 “7·23”动车追尾事故体现政府危机管理的进步

“7·23”动车事故发生后，有关部门迅速及时的启动应急方案，成立了应急救援指挥机构，紧急开展抢险救援和应急处置工作。在此次事故中，危机管理进步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层级通报及时，应急响应迅速启动，应对危机的能力增强。温州市公安局接到报警后，立即向上级公安机关和市委市政府通报，并向温州市公安消防、特警、公安局分局和交警支队发出救援警令。随后，温州市向浙江省委和省政府通报情况，浙江省迅速启动应急响应，并成立市“723”事故现场救援指挥部，统一指挥搜救工作。此次事故在发生了1 小时的时间内，就层层通报到国务院有关部门，可以说是非常迅速，这与2003 年“非典”事件初发时的隐瞒疫情相比，有了很大的进步。

其次是对责任追究制度进行严格地执行。在此次危机发生后，成立了事故调查小组，全面调查事故原因，并且追根溯源，也彻查设计、制造、管理和调度等方面的源头性问题。对通号集团、通号设计院、铁道部、上海铁路局、温州南站等相关事故责任人做了免职、撤职、撤销党内职务、记过等相关处分。此次事故处分人员众多，处分涉及范围较广，而且牵涉的高层领导也都得到了严厉的惩罚，这体现了我国严格的责任制度，也给类似事故敲响了警钟，对社会有重要的教育和警示意义。

最后是公布遇难者名单，做好善后赔偿工作。在事故发生后，温州警方持续公布了遇难者名单。公布这个名单，体现了国家对遇害者的尊重，也保证人们的知情权，这是国际惯例。但是对于中国而言，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3.3 “7·23”动车追尾事故暴露出政府危机管理能力存在的问题

（1）危机反应速度迟缓，信息公开有待加强。

危机事件中，公众最想了解的信息必须尽可能及时、准确、透明地主动传达。在“7·23 动车追尾事故”中，事故发生后的26 个小时政府部门几乎失声，事故原因、死亡人数、搜救最新进展等公众最想知道的信息大多由媒体自发采访报道，没有权威部门发布数据或官方回应。也恰恰是公众对事故原因的臆测和政府有关部门的迟缓反应，传闻和谣言借助网络手机等平台飞速传播，“故意掩埋车头掩盖事故真相”、“不到72 小时即停止搜救”、“死亡人数瞒报”等不实信息在互联网和移动媒体被百倍甚至千倍复制传播，较大程度上恶化了危机情境，间接引发了公众对政府的质疑，增加了危机管理的难度。（2）政府部门未能恰当处理与媒体的关系

事故发生后政府部门应及时召开新闻发布会，新闻发布会的准备工作应及时充分。有记者提问车体为何被掩埋时，铁道部新闻发言人王勇平声称：事故现场有泥塘，把车头埋在下面盖上土，是便于抢险，并反问现场记者“你信不信，由你，我反正是信了”，这句话在新闻发布会结束后迅速成为网络流行语。作为政府部门对危机事件的新闻发言人，不仅要依据事实说话，还要有专业的素质修养，关心广大受灾群众是关键，王勇平的回答显然不能服众。（3）危机传播渠道单一，亟需多元化拓展。

目前，政府和企业等组织大都依靠新闻发布会、媒体采访等传统的危机传播渠道来发布危机处理信息。但由于新闻发言人素质的差异和媒体报道的倾向性，危机反应策略实际效果极有可能大打折扣。随着微博等自媒体技术的不断成熟，新媒体已经成了舆论的聚集地，利用新媒体形式进行危机传播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作为“7·23 动车追尾事故”舆论主阵地的新浪微博，单以“温州动车追尾”为关键词的微博数量就达到了1445592 条。但在整个危机处理过程中，铁道部几乎没有运用官方微博进行危机传播，反倒是温州政府部门在微博中的表现赢得了不少公众的赞许。新的危机传播渠道不仅可以让危机管理部门以一种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公众面前，还能将信息准确、及时、无障碍地传达给公众，从而大大提升危机传播策略的效果。

（4）谣言预警及干预缺失，相关机制亟待完善。

在网络技术不断发展的今天，互联网凭借其传播优势打破了由传统媒体所构建的舆论形成机制，构建起民众平等参与的舆论平台。但值得注意的是，政府部门针对网络舆情的日常实时监控不够，往往等到网络谣言发展为网络舆情、且有“一发不可收拾之势”时才会关注，这对于危机事件中谣言的预警和监控来说，显然比较被动。另一方面，政府在危机管理过程中对谣言干预乏力。对指控的否认或澄清如果缺少了说服力，将会直接影响媒体报道的评价和公众对组织危机管理能力的信任。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的有效途径和措施

4.1 政府危机管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政府危机公关坚持以人为本是政府占据杜会主导地位，为公众提供安全保障等服务的必然选择，是现代政府履行公共行政职能的客观要求。政府危机公关坚持以人为本是民主政治发展的新趋势。随着民主政治的发展，人们越来越注意对政府的言行进行审视与监督，以此判断政府是否具有公信力。对政府危机管理坚持以人为本的具体要求：

（1）诚实公开，前后一致，快速反应，广泛参与。政府是危机信息的优先获得者。政府部门通过信息公开可以使公众对危机事件的程度和危害有客观公正的认识，克服内心的恐慌、猜测和误解，稳定公众情绪，从而尽快动员各种社会力量，减少危机带来的损失和负面影响。危机的解决并非可以单独依靠政府的一己之力，还应广泛动员社会各界群众。

（2）承担责任，重塑形象。危机发生后，公众会关心利益和情感两方面问题。因此政府应该以社会主体的身份尽量弥补公众损失的利益，同时还应站在受害者的立场上表示同情和安慰，通过新闻媒体解决深层次的心理、情感问题，从而赢得公众的理解和信任。（3）保证公众的知情权。只有知情才能抑制恐慌、堵塞流言，进而提高政府治理危机效率，树立透明的政府形象。在公共危机事件出现时，往往会引发公众的恐慌和对信息的渴求。危机事件所涉及的相关信息如果能够及时、公开、透明地予以报道，在第一时间告诉公众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政府采取了什么样的措施，不仅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而且可以起到稳定公众情绪，抑制恐慌气氛的作用。

4.2 制定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规范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

通过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规范机制和法律制度，明确规定危机管理主体的责任和义务、紧急行政措施和违法后应承担的责任。明确责任，便于操作，合理配置资源，提高政府的服务质量。建立、健全危机处理后的评估系统。危机的结束并不意味着政府危机管理的结束，而是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危机后处理阶段。在此阶段，要建立健全政府危机处理后的评估系统，并对那些没有尽忠尽职、没有把公众的生命财产放在首要位置的政府官员进行一定的惩罚，追究其法律责任。此外，还要进行危机后的恢复重建工作，帮助民众恢复正常的生活和生产秩序。

4.3 政府加强对危机管理的教育

增强社会危机管理意识政府对危机管理的能力，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一个重要因素是意识的能动作用，即政府官员和社会公众的危机意识。因此，危机管理的教育无疑成为危机管理系统的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危机知识的普及成为必要，应把危机管理教育知识纳入全民教育的范畴，加强对政府官员的危机管理知识的培训，在高校之中增强危机管理知识的教育，推广各种突发事件应对的措施。为此，相关政府机构和教育机构应提供相应的援助。

4.4 积极引导公共危机管理的公民参与

受传统官僚思想的影响，我国各级政府官员都存在这比较强烈的管制观念，这样使得公民很少有机会参与到政府的治理和决策中。实际上，在政府危机管理中，公民参与应该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们扮演者十分重要的角色，应该受到重视。

首先，政府可以通过宣传和教育的方式让公众了解危机管理的知识，加强公众的危机意识和应对危机的能力。其次，政府应该鼓励和引导第三部门和志愿者有效地参与到政府的危机管理当中来。再次，政府应该建立危机管理的信息渠道，利用报纸、网络和电视等媒介及时传递危机的相关信息，以便于公民和其他社会组织随时了解危机动态，随时向危机管理部门报告自己所获取的新情况，帮助政府危机管理部门做出及时正确的决策。

4.5 完善社会预警体系。

首先，有效整合现有的各种监测体系，对导致危机爆发因素的持续监测。建立数字化的危机数据分析指标，对相关信息做到准确的分析。其次，研究制定各种危机造成后果的防范方案，预案要有灵活性，对危机中突发的状况能做及时的调整。最后，要建立便捷、通畅的信息网络，确保信息能准确、及时、详实的向社会公开，并得到反馈。小结

公共危机管理能力是衡量一个政府管理水平和执政能力的一个重要指标。提高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已经成为我国政府执政能力建设的重点内容之一。一个完善的危机管理体系, 应包括危机预警机制的完善、危机控制与救治机制的科学实施和危机善后处理机制的完善。要从根本上提升公共危机管理能力，就必须优化公共治理结构，制定和完善公共危机管理的规范机制和法律法规体系。把握以人为本的精髓，政府加强对危机管理的教育，坚持真诚、快速，负责的原则，保证公众在危机中享有知情权、参与权，积极引导公共危机管理的公民参与。当然，政府危机管理是一项较为复杂的社会系统工程,危机管理方面的改革和建设还需要在实践和理论研究中不断探讨。

参考文献：

（1）国家安全监管总局.“7·23”甬温线特别重大铁路交通事故调查情况汇报[R].2011（2）汪菁.我国公共危机管理存在的问题、原因及解决对策[J].2013(3)董立人 提高危机管理水平提升政府执政能力[J].2012(4)张凤文.提高政府危机管理水平的对策选择[J].2012(5)高翔.论政府在公共危机中的媒体管理[D].2009.(6)林开源.浅析我国政府危机公关的要求[J].2013

第四篇：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基本路径分析

提升政府执行力的基本路径分析

目前，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突出问题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的阳奉阴违，搞“说一套，做一套”；有的在部门和个人利益上兜圈子，实用主义盛行，于己有利就执行，于己无利则任意变通；有的干脆置上级政策于不顾，“我的地盘我做主”，自行其是。这使一些政策不能如愿实施和发挥应有的作用，也是公权力被滥用和影响政府公信力的重要因素。这一问题的实质是政府执行力不强。为此，温家宝总理在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地将“提高政府执行力”作为加强政府自身改革和建设的一项重要任务。对我省而言，提高政府执行力也是加快振兴的迫切要求。

在政府能力体系中，执行力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和作用。

政府执行力是政府履行自身职能，保证政府有序运行，实施政府公共政策，达成政府目标的能力和力量的总和。在政府能力体系中，执行力举足轻重，不可替代。

执行是政府组织的重要职责。建立有效政府是现代政府管理的一个共同追求，而政府的有效性最终要通过政府的执行力来体现，需要良好的执行力作保障。从公共行政学发展的历程看，人们对此的认识经历了一个否定之否定的变化过程。最初，政府组织的主要职责被界定为执行国家的意志、法律和政策。这种主张在政治与行政“二分说”的理论中得到充分的阐释。古德诺说：“政治与政策或国家的意志表达相关；行政则与这些政策的执行相关。”在此之后的不少学者都一再重复或强调了这种主张。上世纪50年代，政治行政二分法受到质疑，一些学者提出，政府不仅要执行政策，而且也必须负责制定、评估政策，由此政府的政策制定功能被突出出来。伴随着“执行运动”在西方的兴起，政府执行的功能和作用再一次受到重视。现实也清楚表明，无论是政府组织自身的完善和发展，还是政府各项职能的履行和实施，没有较强的执行力，则将一事无成。

政府执行力是将政策目标转化为行政效果的关键。美国学者艾力森认为，在实现政策目标的过程中，方案的功能只占10﹪，而其余的90﹪取决于政策的有效执行。从认识论的角度来分析，政策制定本身侧重于解决能否以科学且合法的形式反映社会公共利益和诉求的问题，属于认知的范畴；而政府执行力则主要是解决能否以快捷且有效的方式实现政策目标的问题，属于实践的范畴。显然，任何一个政策方案，即使再正确，再完美，也无法自动地变为现实；要实现预定的目标，都最终决定于政策的有效执行。因此，政府执行力是主观见之于客观，达到知与行、认识与实践的有机统一，实现政策目标的关键性因素。

政府执行力是保持和增强政府公信力的法宝。政府不仅要有所作为，而且要大有作为，任何“不作为”或者“乱作为”、“胡作为”都会严重损害政府自身的形象，削弱政府的公信力。公信力压力是上世纪60至70年代欧美一些国家政府改革的重要动因，通过改革增强公信力因而也就成为政府改革的重要内容和目标。公信力与政府执行力息息相关。从法理上讲，政府是代表人民行使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的权力，因此政府的职能既是一种权力，更是一种责任，只有尽心尽责，切实有效地履行职责，做到不越位、不缺位、不错位，才能赢得民心，受到拥护。就这个意义而言，民心的向背主要是由政府执行力水平的高低决定的。所谓“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子”、“一打纲领不如一个切实的行动”，就是这个道理。客观现实一再昭示：政府执行力是一个国家核心竞争力的综合体现，是在现代化进程中评价政府优劣的重要尺度。正如有的学者所说，国家之间政治上的一个重要区别不在于政府的形式，而在于政府的水平。

政府执行力的生成离不开内在的各种要素和现实的客观条件及其相互作用。其中，执行环境是外部条件，执行主体是主导因素，执行客体是作用对象，执行资源是现实基础，执行绩效是最终结果。政府执行力的生成及优劣强弱、高低大小，关键在于这些内外要素整合优化的程度和水平。应按照政府执行力的生成机理，探寻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有效途径。

创新政府管理理念，强化服务理念、责任理念和效能理念。思想观念是行动的先导。政府要充分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成为一个有能力有成效并为广大群众认可拥护的政府，必须创新政府管理理念。一是强化政府服务的理念。政府是人民的政府，人民赋予政府的权力不能异化，必须用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强化“行政就是服务”的理念，才能克服滥用职权的问题，才能走出把管理当作管制的误区，才能把各项便民、利民之举真正落到实处。二是强化责任政府的理念。政府服务的过程，也就是政府履行职责的过程，因此，责任意识与服务意识相辅相成、相得益彰。服务意识缺失，难以真正尽职尽责；责任意识缺乏，政府服务也难以实现。确立和强化责任意识，杜绝随意裁量，才能真正做到权为民所用。三要强化政府效能的理念。效能是政府管理的根本价值所在。政府执行力的提升要体现在政府运转速度快、办事效率高、行政成本低、社会效益好等方面。因此，必须强化效能意识，把成本管理、效率管理纳入政府管理之中。

合理界定政府职能的边界，变无限的全能政府为有限的有效政府。在政府职能缺位、越位、错位的情况下，很难形成真正意义上的政府执行力。强化提升政府执行力必须与政府职能的科学定位和切实转变相结合。在现代社会中，政府无疑应该成为社会管理的主角，但社会的善治还需要若干配角。必须充分发挥其他管理主体的作用，明确各自的职责分工，市场可以有效运作的事务，政府不包揽；企业能够自主经营的事务，政府不插手；社会可以办理的事务，政府不干预。只有这样，政府才有可能集中力量全面履行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成为行为规范、廉洁高效、执行有力的社会管理主体。

充分开掘执行资源，着力提高执行资源的质量。执行资源越丰富，质量越高，政府执行力就有可能越强。一方面，政府要有效地利用已有的执行资源，建立科学的资源配置机制，优化和整合资源，提高资源的利用率，避免和杜绝执行资源的浪费；另一方面，要努力开掘执行资源，扩大资源储备，尽可能使潜在的资源成为现实的资源，实现执行资源的可持续发展。与此同时，要大力提高各种执行资源的质量，尤其要注重提高政策资源的质量。必须依据公共政策制定的科学原则，遵循法定的程序，建立健全重大事项集体决策制度、专家咨询制度、社会公示和听证制度、问责和责任追究制度，实现政策制定的科学化、民主化、程序化。

培育执行主体，提升行政人员的综合素质。政府执行力的优劣强弱与执行主体的品质密切相关。首先，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优化组织机构。调整机构的层次与幅度的关系，减少压缩执行层次，克服因层次过多而导致的信息失真和衰减、执行不力等弊端；进一步理顺职能分工，明确职责权限，切实解决职能交叉、权责脱节、重复执行、多头执行或无人执行等问题。其次，创新政府运行机制，形成结构合理、流程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政府权力运行机制。当前尤其要在完善执行绩效法规体系、确立执行绩效评价指标的基础上，建立健全执行绩效的评价与管理机制，引领政府执行走向以绩效为导向的轨道，促进和保证政府执行力的提高。第三，加强行政人员的素质培养。行政人员综合素质的高低直接关系到政府执行力的高低，决定着政府的管理水平。要采取多种切实有效的措施，突出增强行政人员的理论素养、政策素养、责任意识、行政人格和执法水平。

（澧组周尚清荐）

一、政府执行力的重要性

从理论看，执行力是政府工作的生命力。从宏观看，中国共产党既是领导党，又是执政党，这是中国政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也是区别于西方国家政党的一个显著标志。相比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而言，政府是国家政治运作的枢纽，更偏重于执行。中国共产党要贯彻党的主张意志，谋取政党利益，就必须掌握行政权力，通过政府施政来实现。也就是说，政府的执行力是党的意志和主张能否实现的关键。从根本上说，当前我国政府经济调节、市场监管、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四项职能都是为执行党的意志和主张服务的。从微观看，政府作为党的意志和主张的执行者，本身也存在着决策、执行、监督三个环节。遵循群众路线制定的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再次“回到群众中去”，转化为现实的力量，就离不开政府的决策、执行、监督环节。而当政府的决策制定以后，政府的执行就上升到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政府能否将自己做出的一系列决策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化为他们的具体行动，取得预期的效果，是政府决策能否顺利执行的关键。

从形势看，各级政府的执行力是贯彻落实国家“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保证。今年是十一五规划时期的开局之年，中央明确提出，经济社会发展转入科学发展的轨道在今年“务必迈出实质性步伐”，中央的各项部署能否在地方切实得以认真对待和有效落实，各级政府的“执行力”是关键。[2]从“十五”计划的实现情况看，我国能源消耗问题、安全生产问题等没有预期实现目标，[3]还出现了农民工等新的问题。从“十一五”规划看，经过以往20多年的改革与发展，我国发展的起点已经较高，这一时期的发展特别关键，改革任务特别复杂，既要清除传统的体制性障碍，又要促使符合市场经济体制与社会发展要求的新制度基本定型，面临的挑战也相当严峻，对发展目标的追求具有高层次性，从而需要党和政府有高度的历史责任、强烈的忧患意识和宽广的世界目光，需要运用高超的政治智慧实现国家从此走向强盛的目标。因此，政府的责任十分重大，对政府执行力的考验也是前所未有的。面对新挑战，必须大力增强政府对“十一五”规划的执行力，才能确保一系列目标的实现。

从现实看，提高政府执行力是解决当前一些地方政府自身存在问题，保证中央政令畅通的迫切需要。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对中央政策的“执行力”出现弱化倾向，国家政令不畅，凸显强化了政府“执行力”的紧迫性。近几年，一些地方干部滥用权力的现象屡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反映出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的政策在一些地方被“执行走样”。一些地方干部满足于发文件、听汇报、作指示，热衷于上报纸、上电视争彩头、出风头。一些领导干部口号提得很响，但只限于说在口上，写在纸上，念在会上。还有一些领导干部拿着令箭当鸡毛，常常表现出“情况不明决心大，心中无数点子多”，很少在落实上下功夫，导致好的思路和策略形成空谈。等等。这些不良现象的存在，严重影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落实。因此，必须求真务实，从根本上解决政令不通、执行不力的状况。

二、政府执行力的内涵和条件

“执行力”一词最早流行于国外企业界。所谓“执行”，是一套系统化的流程，它包括对方法和目标的严密讨论、质疑、坚持不懈地跟进以及责任的具体落实。[4]执行力则是“做”的能力，即企业选用合适的人去做正确的事，把事情做好的能力。近年来，“执行力”一词逐步由企业到政府延伸。就政府而言，所谓执行力，既不同于传统行政法中的行政行为执行力，也不同于中央文件中提出的执政能力。它是指政府部门执行法律法规、方针政策、规划计划、决策政令的能力，也是指政府通过战略流程、人员流程和运行流程进行工作目标落实的系统化过程。它首先要求政令畅通和政令统一，各级政府必须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统一服从中央政府领导，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政策决定。同时，政府执行力也并非意味着下级政府只能跟在上级后面亦步亦趋，做法律政策的“传声筒”。它要求下级政府和官员真正吃透法律政策的精神，明确上级政府意图，体察人民的愿望和要求，把国家的法律法规和上级的政策决定创造性而又不违背原意地在本地区本部门贯彻落实。

公务员是指代表国家从事社会公共事务管理，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履行国家公务的人员。从公务员的角度看，政府执行力说到底，取决于公务员的执行力。但是，政府执行力不仅仅是公务员的执行力，还包括政府体制机制为公务员带来的创造力。因此，政府执行力包括公务员的观念、素质和能力、政府的体制机制、客观外部环境等四个方面的条件。

一是公务员的观念问题。这是决定政府执行力高低的前提条件。观念是行动的先导。公务员要正确运用自己的权力，切实执行好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必须首先树立正确的执行观念。从哲学角度看，观念可分解为世界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三种形式。[5]世界观是一个人对整个世界的根本看法。它不仅仅是认识问题，而且还包括坚定的信念和积极的行动。比如，一个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公务员，就会有为人民服务的信念和实际行动，就会在自己的岗位上尽职尽责，最大限度地执行政府决策，而不会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对于一个人来说，世界观总是处于最高层次，对理想和信念起支配作用和导向作用；同时世界观也是个性倾向性的最高层次，是人的行为的最高调节器，制约着人的整个心理面貌，直接影响人的个性品质。一个人的世界观是否正确，将直接影响他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同属于信念范畴，在世界观的作用下发挥自身作用。但原则性信念和因果信念不同，它更能决定人的价值观和人生观。公务员只有树立为人民服务的观念，其执行之路才会沿着正确的道路发展前进，其结果才不会背离党的根本宗旨。

二是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问题。这是决定政府执行力高低的核心。公务员有执政为民的愿望还不够，还必须具备执行的素质和能力。可以说，在路线方针政策和法律制度框架制定以后，公务员的执行水平决定着政府的执行水平，公务员的执行能力决定着政府的执行能力。总体上看，近几年来，我国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但不得不承认，公务员的素质和能力与实施“十一五”规划，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要求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特别是随着形势任务的不断变化，一部分公务员出现了“本领恐慌”、“能力恐慌”，具体表现为，在决策中出现重大失误，在执行中软弱无力，在监督上无所作为，等等，严重地制约了政府执行力的提高。因此，为了提高政府执行力，就必须培养和造就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通、清正廉洁、作风优良的高素质的公务员队伍。

三是政府的体制机制问题。这是决定政府执行力高低的关键。公务员通过计划、组织、指挥、协调等手段，行使国家行政权利，代表国家管理各种公共事务，离不开一定的行政体制，并且必须在其规范下活动。因为行政体制是依照法律规定确定的，在公共行政中发挥着重要的制度保障作用，对政府行政组织起框定、调控和制约作用，但如果行政体制功能失调，缺乏合理性、科学性，就会引起政府管理的混乱和无序。现代行政学把行政活动视为一个系统加以研究，行政体制改革既要处理好系统内部的关系，又要涉及系统外部的关系。行政系统内部的关系主要是政府内和政府间权力、结构、功能及其过程的关系，行政系统外部的关系包括政府与社会、政府与市场、政府与企业等几组关系。[6]因此，提高政府执行力，还必须通过改革创新，切实处理好行政体制内外各种复杂关系。

四是客观外部环境问题。这是决定政府执行力高低的重要保证。政府在贯彻落实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各级政府在执行决策时，还要受到体制外的环境因素制约。政府执行力的环境，是指以政府活动为主题的外部氛围。它由多种制约和影响政府活动的力量相互作用和由多种生命体及非生命体的空间客体构成。这个空间客体从广度上既包括自然、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等各个因素，在门类上包括人文、社会、行政法规、市场等在内的多个领域。从环境对政府执行力的作用看，环境直接或间接地制约和影响着政府执行力的高低。建立一个稳定、良好的外部环境，可以直接或间接地为政府执行力的提高提供可靠的保证。

三、提高政府执行力的措施和办法

政府执行力是政府部门战略方向和战术行为实施到位的基石，也是政府履行职能、行使公权力的根本。[7]要提高政府执行力，切实保证中央政令畅通，就必须根据政府执行力的内涵和条件，制定切实有效的措施和办法。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几个环节：

（一）科学决策。这是增强政府执行力的前提。执行是对决策的执行，决策的好坏直接影响到执行的好坏。首先，在决策活动中，领导者是主体，其素质直接关系到决策的质量和水平。要提高决策水平，必须首先提高领导者本身的决策素质。其次，遵循科学决策的基本原则，是提高决策水平的必要条件。为此，在进行决策时，必须遵循信息准全原则、可行性原则、最优化原则和民主性原则等，实现科学决策。再次，建立和坚持严格的决策程序，是提高决策水平的根本保证。科学决策过程一般包括三个环节：确定目标、拟订可行方案和方案优选。决策是针对目标而言，没有正确的目标就谈不到正确的决策；决策产生于可行方案的比较，在一定范围内比较各种可行方案就成为决策的基础；方案的选择是科学决策的重要一环，需要领导者进行科学的定性、定量分析和果敢、准确的直觉判断，并能对已实施的决策做出正确的评价与修正。最后，必须有一套较为完善的法律、规则，使领导决策纳入法制轨道。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建立、健全决策者责任制，明确规定决策者的法律义务和责任。

（二）改革行政管理体制。这是激活政府执行力的源泉。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内容丰富，涉及方方面面，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主要涉及到政府的职能、政府的机构、政府的管理和政府的监督等几个方面的问题。要转变政府职能，必须坚持四个“凡是”，即：凡是企业的事情，要交给企业去决策；凡是市场能够解决的问题，要让市场去解决；凡是基层能处理的问题，要依靠基层去处理；凡是应该由政府办的事情，政府必须切实负起责任，不折不扣地办好。要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和适度分离的要求，着力解决机构重叠、职能交叉、责任不清、行政成本过高等问题，下大力气理顺政府与市场、政府与社会、政府与企业的关系。要进一步建立和完善科学民主决策机制、创新政府管理方式和管理机制。要按照宪法规定的原则，统一服从中央政府领导，严格贯彻落实国家法律法规和中央政策决定，等等。总之，要在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过程中，必须把实践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正确履行政府职责作为根本原则，必须以促进经济社会健康协调可持续发展、不断满足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为根本目标，建立一个廉洁奉公、精简高效、人民满意的政府。

（三）转变观念。这是提高政府执行力的保证。其内容包括：必须以发展为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增强我国的综合国力，这既是政府一切工作的根本出发点和归宿点。必须使广大公务员树立科学的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按客观规律办事，既要积极进取，又要量力而行，不盲目攀比；坚持办实事，求实效，珍惜民力，不搞劳民伤财；坚持察实情，讲真话，不虚报浮夸；坚持统筹兼顾，立足当前，着眼长远，不急功近利。[8]必须使广大公务员具有坚韧的情感强度，总是坚决拥护党的领导，把为人民服务作为人生最高价值理想和事业，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能忍受压力、自我调节、自我激励，不断向目标奔进。

（四）统筹资源。这是夯实执行力的基础。综合利用所能利用的一切资源为我服务，是提升执行力的基础。只有不断增加基础的厚度和资源的宽度，才能增强执行力的强度。政府执行力涉及方方面面，是一个复杂的系统，需要集合各方面的力量。要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最大限度地发挥本地区资源优势。要树立交流与合作的理念，以市场为纽带，拓宽沟通渠道，推进全面协调，开拓合作领域，完善保障机制，构筑互补互动的发展新格局，提高政府的执行力。

（五）优化流程。这是畅通执行力的渠道。高效、规范的政府工作流程是提高政府执行水平的保证。组织结构、职责与权限的划分直接影响政府执行的力度。首先，执行的目标要清晰、可度量、可考核、可检查，本身不能模棱两可。其次，执行指令一定要明确简明。再次，要在执行过程中从细节抓起，关注、督促、指导。第四，要有明确的时间表，讨论决定了的事情，一定要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做，一定要雷厉风行、不折不扣地去做。第五，要分清事情的轻重缓急，分类推进。等等。

（六）创新手段。用技术作支撑，提高政府执行力。采用先进、便捷的技术已经成为政府提高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手段。比如，电子政务的实施为政府提高为公众服务的能力提供了有力的手段。首先，电子政务从根本上改变了政府与企业、社会、公众的信息不对称状态，企业、公众可以通过网络及时获取政府的各种信息。此外，借助现代信息网络技术，公众不仅可以享受到政府提供的一站式服务、在线服务等，而且大大加强了与政府之间的互动，从而使政府可以不断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

（七）指挥协调。总体来看，执行力要求行动迅捷、简洁明快，因此，必须指挥协调得当。要掌握节奏，该快的时候要“动如脱兔”，该慢的时候要“静若处子”。应对各类突发事件是考验一个政府执行力的关键点。要善于运用各种手段，妥善处理突发事件。

（八）凝聚人才。做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人，培养一批高素质的、能够担当政府执行重任的公务员队伍至关重要，这是提高执行力的基本保障。，为此，要加大学习培训力度，提高公务员执行政策、解决问题的能力；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机制，使人尽其才；要形成团结向上的良好氛围，万众一心，切实解决执行中的困难和问题。

（九）加强监督。首先，要建立反馈机制，及时了解其中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哪个环节执行力不到位，然后才可能加以改进。其次，要建立健全行政问责制，对决策失误、违法行政、执行不力和效能低下、疏于管理和处置不当等从严执纪，实施问责和责任追究。再次，要高度重视公众监督，防止政府执行不作为行为。

注释：

[1]《从欧典地板欺诈看政府执行力》：载《上海证券报》2006年3月17日。

[2]《中国强化政府“执行力”》：载《经济参考报》2006年3月6日。

[3]《“十五”两大指标“落空”，约束性指标考验政府“执行力”》：载《上海证券报》2006年3月10日。

[4]拉里?博西迪(Larry Bossidy)，拉姆?查兰(Ram Charan)

：《执行：如何完成任务的学问》，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1月9 日。

[5]刘东国：《观念在外交决策中的作用》，载《外交评论》2005 年第5期，第105-109页。

[6]参见左然：《精简、统一、效能——完成从机构改革、行政体制改革到公共行政改革的转变》，载《人民论坛》1998年第1期。

[7]《“行政首长问责”让政府执行力着陆》：红网http://www.xiexiebang.com，2005年1月26日。

[8]温家宝：《全面履行政府职能，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载《人民日报》2004年3月5日。

第五篇：浅析我国政府危机公共关系

浅析我国政府危机公共关系

施倩倩

(温州大学法政学院 10法学2班 10102203234)

摘要：本论文从“危机公共关系”角度出发，提出了有关危机公关的相关定义和公关的基本原则，以及危及公关应达到的效果,掘出了当前中国政府在危机公关中存在和面对的主要问题。首先，缺乏常设的机构，没有非政府组织的强有力的帮助;其次，信息发布体制存在问题;再次，危机公关体制存在缺陷;最后，行政问责缺乏法律的惩罚力度等等。根据当前的主要问题，结合当前国内外主要学者的观点提出了有关对策，首先，尽快建立政府危机公关的常设机构;其次，加快构建我国协同治理模式;再次，创新双向沟通方式;最后，健全法律法规，加强依法行政，借鉴并吸收成功的企业危机管理模式。

关键词：公共危机政府危机公共关系危机公共关系对策

一、什么是政府危机公共关系

（一）、公共危机的概念

政府在危机公关中的主要内容为公共危机，而公共危机一般从“公共”和“危机”两个方面理解。

“公共”在辞海中的解释是:共同，即社会的共同领域，共同利益。可以看出，公共涉及的面很广，它影响到公共利益，需要动用和整合一定范围内的社会资源与社会力量。

而“危机”的定义在学术界可谓见仁见智，意见不一。危机对策研究先驱赫尔曼将危机定义为某种形式，在这种形式中，其决策主体的根本目标受到威胁，做出决策的反应时间短，且其发生常常出乎决策主体的意料之外。‘巴顿则认为危机是一个引起潜在负面影响的具有不确定性的大事件，这种实践及其后果可能对组织及其人员、产品、服务、资产和声誉造成巨大的损害。国内学者薛澜认为危机指危机通常是在决策者的核心价值观念受到严重威胁或挑战，有关信息很不充分，事态发展具有高度不确定性和需要迅速决策等情景的汇聚。当然，还有其他许多学者有关危机的不同定义，不再一一论述，但一般有以下几个共同要素:一是突发性，且难以把握控制;二是人员与财产的损失;三是结果的不确定性或者说两面性，可能为“危”也可能是转“危”为“机”;四是产生社会影响，需要一定时间的恢复。

根据“公共”和“危机”的定义，本文将“公共危机”定义为:在一定范围内公众的切身利益、国家和公众的生命财产安全、社会公共秩序和结构遭到严重威胁的一种情境。

(二)、政府公共关系的概念

首先，对“公关”做一个基本的定义。“公共关系”简称“公关”，是由英文 publicrelation翻译而来。随着社会不断发展进步以及学科研究的深入，公共关系的概念也在不断的发展演变，至今没有形成一个能成为蓝本的概念，但它自身的内含己经变得越来越清晰，并被大多数人所接受。

美国著名公共关系学者莱克斯.哈罗博士对公共关系所下的定义为:公共关系是一种特殊的管理功能，它帮助一个组织建立并维持与公众之间的交流、理解、认可与合作;它帮助管理者及时了解公众舆论，并对之做出反应;它明确并强调管理部门为公众利益服务的责任;它作为社会变化趋势的监视系统，帮助管理者及时掌握并有效的利用社会变化，保持与社会变动的同步;它动用健全的正当的传播技能和研究方法为主要工具。7该定义明确指出公共关系是一套完整特殊的管理体系，是一种双向交流沟通的行为，规范了它自身的基本内容。这不仅是对当时的公共关系实践情况的总结，也从理论上为公共关系研究提供了更广阔的视野。本文比较推崇上述公共关系的定义并以此展开论述。

当今社会，各种组织结构均处于一种复杂的公共关系体系中，不管是公司企业还是事业单位甚至是国家的政府机关也是如此。政府公共关系是公共关系学原理在政府行政管理与运作中的应用。政府公共关系指以政府为主体，通过发挥传播沟通、行为规范等职能，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关系，以维护政府良好形象，体现政府管理思想的一种传播活动。它包括这样几层含义:一是政府公共关系的行为主体是国家行政机关，有社会公益性和政府行为的权威性:二是有传播沟通，行为规范的职能具有政策导向性和传播垄断性;三是要与社会公众建立良好的关系，有全民参与性;四是要体现政府管理思想，维护政府的良好形象。

（三）、政府危机公共关系的概念

根据当前的研究情况，政府危机公关应作狭义和广义之分:广义危机公关实际上是危机管理，它包括政府采取监测、预警、预控、预防、应急处理、评估、恢复等一系列措施。是在危机发生前中后工作中形成的二整套危机应对机制。

而狭义的政府危机公关是危机管理的关键一环和主要内容，发挥着主要作用。它主要从公共关系角度出发，通过与公众进行沟通、交流、协调，以求得谅解、支持和信任，来化解危机，重塑政府形象。本文的政府危机公关从狭义的角度出发进行探讨。

政府在危机公关当中要及时处理和应对危机，减少对社会、公众造成的损失，还要求政府和公众之间调和矛盾关系，获得公众的支持，树立正面形象。政府的危机公关是一种非常态的公关行为，一般会缺乏一个成熟统一的方法、方式。政府在危机公关中，是其重要力量，有计划、组织、协调、控制的作用与职责。在这个过程中，一方面政府应该向公众传达真实信息，赢得公众对政府所采措施的理解支持，还需要调动一切积极力量和社会资源，争取将危机损害降低到最小程度;另一方面，公众、媒体及其它社会组织的积极配合也是必不可少的要素。

二、我国政府危机公共关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国内公共关系本身是近年来才引起重视的领域。对于公共危机事件的研究在9.11和“非典”事件后，政府和学术界才对这一领域重视，从具体研究情况看，研究的问题和领域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①对危机公关的研究较少有对危机公关的专题研究②对国外的危机公关理论与著作的翻译也多以危机管理书籍等为主，专门研究政府危机公关体系的建构这一问题的论述尚不多见。我国目前，对公共危机事件危机公关体系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始阶段，缺乏系统理论的指导，因此，迫切需要研究应对公共危机事件的危机公关体系，为今后的工作提供理论依据和技术支撑，并为提高政府部门应对公共危机事件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的处理能力奠定基础。

（一）、我国政府缺乏危机公共关系的常设机构

中国历来都是一个强调政治的国家，在政府职能上也一直强化和强调政府的行政职能而淡化和简化政府的社会管理职能和公众服务职能，这就导致政府很少设置现代意义上的专门组织机构来应对和妥善处理危机事件，即危机处理事件的非专职化，甚至出现通才乃至外行领导内行的情形。’0因此，当危机发生后，在一定范围内由一些部门领导牵头组成的临时危机公关小组便开始展开工作。由于是临时组成的公关小组，工作效率低下，协调困难，甚至互相推诱责任，造成了较高的行政成本。

临时的危机公关小组还存在其他一些缺陷，主要有:一是临时小组不具有持续性，危机处理后的经验不能完整保存;二是临时危机公关小组事先没有一个成熟的危机处理计划，而专门的危机公关协调机构有一套成熟的危机处理方案。

（二）、我国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缺

当前的政府管理体制存在的缺陷较多，主要有:一是决策的重心太高，所有的下级机构必须向上级报告才能形成决策，若被认为是重大问题，就更加要向上级报告。这一体制很容易错失危机公关中对危机事件处理的最佳时机，造成不应有的损失;二是所有信息都首先要向上级传递，必定使决策部门负荷过重，所以必定会出现信息渠道的堵塞，信息传递过程的缺失，失实、噪音等现象，表现在危机公关中则是小道消息满天飞、谣言堵不胜赌，公众人心惶惶，甚至会出现社会秩序的大混乱;三是部门之间的协调成本过高，造成行政效率低下，互相推楼，贻误时机，还有可能引发政府的缺位或越位。

（三）、缺乏有效沟通方式

政府在危机公关中最主要的就是一个沟通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存在以下问题(1)正式传播渠道的信任危机凸显从2003年的“非典”事件一直到现在，许多政府人员特别是领导人员的做法是在危机事件己得到基本解决或者是已得到初步控制后才将危机信息向社会公布，这种做法极大的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在过去，危机一般被认为是事故或工作中的失误，解决方法也非常单一，即通过政府内部机构的沟通、协调，运用行政干预来解决，在这一过程中利益相关者以外的政府机构人员和公众均不知情。现在信息高速发达，人们可以通过网络、手机短信等方便快捷方式迅速而大面积的传递信息，实行信息封锁只能是徒劳的，必将导致政府的信任危机。(2)政府对媒体等各种传播机构的行政管制依然突出

长期以来，我们对媒体等各种传播机构的管理一直沿用“泛政治”化的传统思维，报喜不报忧、文过饰非掩盖事实真相，结果教训惨痛。“而对于新闻的来源和新闻信息的获得往往取决于领导者的意志，随意性较大。这种情况也极大的损害了公众的知情权、传播机构人员的工作热情和创新激情，动摇了政府的良好形象。

（四）、非政府组织的缺位

非政府组织就是指的NGO。“大政府、小社会”是中国几千年的社会传统，这一体制的重要表现为国家权力的极大扩张和市民社会活动空间的无限压缩。‘2整个社会被整合到个以官本位的统一单调的行政科层体系中去。这是一种缺乏活力的体系。若政府做出决策和达命令，这种组织体系可以运用国家权威动员一切能够调动的资源去实现特定的国家目标。

但是，这种体系有一个致命缺陷，即社会缺乏自发的组织能力，遇事只能依赖于政府的命令，NGO也无法自主的通过自身的活动维护公众的各种合法权益。在危机发生时，政府通过政治动员来处理危机，将各种NGO完全纳入到政府的行政管理之下，这样的社会不能说是一个现代社会。

相比之下，在“9.11”事件发生后的美国各种NGO自发行动，各地教会号召教徒们为死难者的灵魂祈祷，各种慈善机构为死难者家属募捐，志愿者纷纷奔向献血站，他们都希望为国家献一份爱心，我国与美国之所以有如此差距，是因为在美国人的日常生活中有太多的NGO在发挥作用。

（五）、法制不完善

首先，在立法方面，缺乏一部统一的应对各种危机事件的“紧急状态法”。危机管理应依法治之，危机公关自然也不例外。许多国家早在20世纪初就已重视紧急状态立法，部分国家以宪法规定紧急状态的基本原则，再在专门的《紧急状态法》中细化紧急状态的具体制度。美国1950年就制定了《灾害救助法》，1970年作了重大修改，1977年通过了《地震灾害减轻法》。日本于1947年制定了《灾害救助法》，1961年又制定了《灾害对策基本法》，1978年日本颁布了《大地震对策特别措施法》以及《实施细则》、《大城市震灾对策推进纲要》。尤其在1976年美国制定的《紧急状态法》，规定全国紧急状态的宣布程序，时间限制，紧急状态下总统的权力，政府财政支出等问题。“9.11”事件后，就紧急状态应对预案和法规做了更加周密、细致、严谨，极具操作性，实战性的修订。而我国虽制定了《戒严法》、《防震法》、《传染病防治法》、《防洪法》和《消防法》等，但是所规定的紧急状态法律制度不统一，每一个单行的法律只能适用于一种紧急状态，一旦紧急状态产生的因素多样，就很难有一个统一的紧急状态下的指挥机制。其次，在危机处理期间，依法行政有待提升。无论处于何状态下，依法行政是政府实施有效治理的基本原则。政府在紧急状态下的权威性、主动性以及各种举措的实行都应在法律框架内实施才更有说服力和合法性。

三、我国政府危机公共关系的对策建议

(一)、尽快建立政府危机公共关系的常设机构

如前所述，危机事件具有突发性、破坏性等特点，使得在现行传统的官僚制结构框架下很难顺利解决，还有可能使事件的负面影响进一步扩大，而即使得到解决，也无法避免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并且，在一次次与危机事件的处理中，所得到的经验教训也无法完整保存，更无法对其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因此，有必要建立危机公关的常设机构。

（二）、创新双向沟通方式

随着公民对公共服务产品的个性化要求越来越高，公众不再满足于仅仅作为公共服务产品或政策的被动接受者，他们希望能够通过与政府部门的互动来实现对自身利益的关注。在危机过程中，公众更是期望快速的得到事件的真相，以便做出下一步的打算。.创新信息发布机制当前在我国政府信息体制中，凡是重大事故，第一时间发布信息的方向是单向的、内部的、自下而上的流程，即先内部向上级报告，在上级未作出决断之前不向社会公众公布事件真相。在这种体制和思想影响下，很难推进政府信息的公开制度，也很容易助长各级政府的信息垄断，最终导致政府公信力的降低，公众对政府的失望度加大，不利于危机事件的解决，所以要创新信息发布机制:(1)变向上为向下直接公布信息

我们可以把向上逐级报道的信息制度改为向下披露制度。首先，在危机事件发生后，当地政府应该说是最有权威表态的政府，它是距离事件发生最近的政府机构，它可以利用政府的各种资源及时了解危机事件发生的地点、时间、原因和损失情况，并在做好记录的同时在第一时间在媒体上发布出信息，及早让公众了解情况，做好思想和物质准备。

其次，在危机发生后，最先受到影响的应该是当地公众，如果一味的封锁信息或者只在政府内部进行消息传递，难免会产生信息的扭曲、谣言的爆发，导致更大的恐慌与社会混乱，甚至使不知情的公众的切身利益遭受不应有的损失和付出生命的代价。

再次，信息的不流畅也会使得外地的公众受到牵连，尤其是与事发地有政治、经济往来的外地公众和政府。信息的不畅使他们像往常一样的进出事发地，造成不应有的经济损失和时间的浪费等。最后，在信息未公开之前，当地公众在期望得到信息的驱使下，可能会通过找朋友托亲戚向政府部门打听，而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有些人员以知道和传播所谓的“内幕信息”为荣，在办公室、酒宴上大肆传播听来或自己杜撰的消息，甚至利用工作之便对其进行加工，使谣言穿上华丽的新衣，这种传播的危害性更大。

(2)利用电子政务传播信息

我国电子政务的发展和建设水平与英、美、加、澳等发达国家相比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差距，但是从总体上讲也已经进入世界电子政务发展的第二梯队。截至到2006年底，国务院部委网站拥有率为96.挑，省级政府网站拥有率为%.9%，地级政府网站拥有率为97y0，县级政府网站拥有率为83.10/0。24而且我国的网民现已拥有2亿多，因此，通过政府的门户网站将危机事件发生的信息在最醒目的地方发布出去，可以起到很好的传播作用，也能很好的平息和避免谣言的大面积爆发，并可指派专人或专家来解答网民在网上发布的疑难问题，起到自救和反馈作用。

(3)利用普通网络资源发布信息

在利用各级政府的门户网站进行信息发布的同时，我们还应继续扩大网络的利用率。在一般公众看来，平时上网浏览的多是网页，包括博客、BBS论坛、电子邮件、视频网站等各种形式。而当前这种发达的信息技术改变了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和途径，人们利用上述多样化、个性化途径获得的信息越来越多，并且对这些途径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因此政府公关人员必须认真审视传递给公众的信息，以多样化、个性化的信息服务来满足和影响多样化、个性化需求的公众。通过越来越广泛的网络应用途径，能够向公众简明、及时、真实的发布政府公关信息，从而满足公众个性化的信息服务需求。随着联机网络、电脑通讯和数字交互式媒体技术的应用，越来越多的组织意识到了网络公关的重要性，利用网络公关已经成为组织公关整体策略中的热点领域，因此政府可以充分利用网络资源展开个性化、独特性的公关活动。

（三）、健全法律法规，加强依法行政

本文作者认为健全法律法规应主要从两大块入手，一是建立并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二是出台《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问责法》。其中前者为在危机发生前和发生后的危机事件处理蓝本，后者为在危机处理后期对有关责任领导惩罚以及有功绩的人员奖励的蓝本。

《中华人民共和国紧急状态法》应作为我国危机处理的纲领性法律文件和制度框架，其中应规定紧急状态下的管理方法与原则、应急预案及启动、政府在发布紧急状态时的权力界定和紧急状态情况下拥有的特权。

按照学者王茂涛的观点，在制定紧急状态法时应遵循以下原则: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障社会繁荣稳定，维护国家利益;国家实行预防与抗御紧急状态并重原则，并将这一原则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国家鼓励和支持预防重大危机，减轻危机损失的科学研究，推广先进的科学研究成果，提高防范危机，减轻危机损失的水平。在制定行政问责法时，我们应遵循权责一致原则，责任原则，法定原则，平等原则与公开原则。使我国的行政问责中权利问责向制度问责转变;由同体问责向异体问责转变;由意外事故问责向常规行为问责转变;由追究有过向追究无为转变。行政问责法中应主要包括:规范问责主题及其权力，确定行政问责客体，规定行政问责事由;完善行政问责体制;明确行政问责方式;界定责任体系。

同时，我们还应该在问责法中体现出对功绩卓著的官员和普通人员在精神与物质上给予奖励的规定，使他们继续保持并影响其他人员的行为和思想，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和良好的导向作用。

随着我国依法治国的不断深入发展，各项法律也会相继出台，在法律基础上的依法行政必将不断加强。在危机处理中，我们也应该体现并加强依法行政制度。当前我们政府官员在思想上存在这样的误区，在危机事件中，那些轰轰烈烈的抵御危机，战胜危机的人员往往会身披彩带，受到政府和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被视为英雄，在危机中拘私舞弊、玩忽职守、贪赃枉法者被政府和人民视为我们当中的败类，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和法律的制裁。但是我们却遗忘了一类人群，应该说有了这样一群负责、忠诚的卫士，我们的社会才少了许多杂乱无序，多了几许稳定和繁荣，这些人就是在危机萌芽时期利用自己的专业技能和高超的领导才能化解危机的无名英雄，在这样一个彰显个性与突出自我的时代中，我们慢慢遗忘了这些真正的英雄。因此本文认为，在加强依法行政过程中，不仅要除恶扬善，更应该为这样的

一群人大加褒奖，这样的社会才可以说是一个和谐稳定的社会。

参考文献

1、房宁等主编《突发事件中的公共管理》〔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王茂涛政府危机管理〔M〕合肥:合肥工业大学出版社

3、[美]诺曼.R.奥古斯丁危机管理「M」北京:新华信商业风险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译北 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4、政府组织与非政府组织任进编著[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