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南宁市农民增收的模式选择

第一篇：浅析南宁市农民增收的模式选择

浅析南宁市农民增收的模式选择

周娟

近年来，南宁市农民收入增速趋缓，不仅影响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制约农村经济发展，而且关系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结合南宁市农村各地社会经济发展实际，统筹城乡发展，统筹贫富地区，统筹农工商业，针对不同地域、不同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的农村居民，因地制宜的提出促进农民增收的五种模式，即特色农业产业化、城郊或郊县副食品生产、个体私营经济、贫困地区劳务输出、统筹城乡发展增收模式，这对于提高南宁市农民收入水平、改善农民生产生活水平、推进新农村建设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特色农业产业化增收模式

（一）规模农业增收模式

对于农业基础好的乡镇，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促进农业生产经营专业化、标准化、规模化、集约化。重点发展水稻、甜玉米、甘蔗、水果、蔬菜、桑蚕、食用菌、木薯、香蕉、商品林、茉莉花、生猪、家禽、奶牛、黑山羊、罗非鱼等产业化种养植，如在横县重点乡镇继续壮大茉莉花、桑蚕、食用菌产业；在武鸣县重点乡镇着重发展木薯、优质香木、糖料蔗、蔬菜、花卉苗木产业；在宾阳县重点乡镇打造莲藕产业等；在马山县重点乡镇提升金银花、旱藕等产业；在上林县重点乡镇扶持优质大米、桑蚕等产业；在隆安县重点乡镇继续发展板栗、香蕉等产业；在六城区重点发展高品质蔬菜、水果、花卉苗木种植、发展休闲观光农业等。加快建设一批富有资源特色和市场竞争力的现代农业基地和农业园区；积极培育壮大农业产业化的龙头企业，支持在优势产业主产区建立较为完备的加工体系，推进农产品加工原料生产基地化，大力发展精深加工，提高农产品附加值。在蔗糖、花茶、桑蚕、食用菌、水果等特色优

势产业，重点培育一批产值超10亿元的省级以上知名企业；围绕优势和特色产业，加快做大做强一批有规模、有品牌、与龙头企业配套的农民专业合作社，鼓励发展“一村一品”、“一乡一业”的专业化生产经营，因地制宜推行“合作组织+农户”、“企业+农户”、“基地+农户”、“企业+合作社+基地+农户”等产业化经营模式。

（二）特色农业开发增收模式

对于地处南宁市山区（包括石山区、土山区）的乡村农民，立足于山地优势农业资源，以企业和合作经济组织为龙头，大力发展特色种植业、药材业、林竹业、养殖业、水产业、生态旅游业等，推进特色农业产业化经营，满足国内外市场对“珍、稀、特”产品的需求实现增收。这种模式适用于特色山地资源丰富的隆安、马山、上林等县的土山区或石山区乡村，如结合山区自然资源特点，调整产业结构，科学规划，合理布局，以林业为主导，走适适应市场需求的“林、粮、经、特”、“林、果、牧、药”、“林、特、经、旅”、“林、特、药、矿”、“林、药、矿、电”等特色农业道路；大力发展武鸣香米和奶水牛、马山黑山羊和金银花、上林八角、隆安板栗等优势特色农业，以优势特色农业带动县域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二、城郊或郊县副食品生产增收模式

对于南宁市郊区、郊县及县郊的农民充分利用离市或城区近、交通便利的地理区位优势，大力发展蔬菜、肉蛋奶、水果、水产品等副食品生产，依托当地、近地、远地副食品批发零售市场和副食品生产、加工龙头企业以及发达的交通枢纽，通过满足城市居民和农村非农业人口对副食品的需要获得收益、增加收入。这种模式适用于离城区比较近、交通便利的城郊、县郊等地区，如南宁市郊区的三塘镇、五塘镇、石埠镇、那洪镇、沙井镇、那龙镇、坛洛镇、金陵镇、江西镇、双定乡、富庶乡、吴圩镇、苏圩镇、四塘镇、仙湖镇、大丰镇等。科学规划布局城郊、县郊副食品生产，依托商贸物流拉动农民增收；加大“菜篮子”工程建设投入，搞好副食品生产标准体系及质量安全体系建设；加强副食品输出交通、信息网络，构建方便快捷的副食品绿色通道，降低副食品运销成本；健全农产品流通体系，加强南宁市县城以及农村地区副食品批发、零售市场体系建设，完善其服务功能，充分发挥其“桥梁”和“纽带”作用；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步伐，逐步健全农业信息发布和应用体系，拓展服务领域和范围，帮助农民开拓市场；培育市场经销商、代理商人，引导、鼓励农副产品加工企业与农户签订合同，发展“订单”农业，带动农民增收。

三、个体私营经济增收模式

对于南宁市城中村、近郊、邕宁县、武鸣县、宾阳县、横县等发达乡镇农民，立足原有工、商、服务业良好基础，大力发展“工、商、服”个体私营经济，做大、做强个体经营乡镇企业，带动农民增收，如南宁市的三塘镇、石埠镇、那洪镇、沙井镇、那龙镇、坛洛镇、金陵镇、江西镇、双定乡、富庶乡、太平镇、罗圩镇、罗波镇、两江镇、甘圩镇、城东镇、城厢镇以及宾阳县、横县等发达乡镇。营造公平竞争的环境，指导有条件的乡镇或村屯在认真调研论证的基础上，搞好项目建设规划，在开发事业、工程项目上积极为农户、农村经济能人提供信息服务，引导项目申报，简化办事程序，支持非公有经济发展与农民增收项目开发；依托经济能人，大办个体私营乡镇企业，大力发展个体私营企业和股份企业、合伙制企业，加快乡镇企业产品结构调整和技术更新换代，不断提高乡镇企业的生产经营水平，充分发挥能人企业对农民增收的带动作用，依托村企互动帮助农民增收。

四、贫困地区劳务输出增收模式

对于南宁市马山县、隆安县、上林县等自然条件差、丧失基本生存条件的贫困农民，以农村劳动力转移、异地安置为主要手段，通过亲友带携、中介辅助、政府组织引导等方式使当地农民走出贫困山村，采用“农民+中介组织+劳务输出”、“农民+政府组织+异地安置”等模式实现增收。适用于南宁市“老、少、山、穷”的乡镇，包括昆仑镇富兴村、联光村，那马镇坛良村，那楼镇那旺村、那文村，新江镇屯亮村，百济镇桥学村、屯林村，新福镇，飞龙乡，平马镇，平朗乡，高田乡，镇龙乡、马山乡，马岭镇以及上林县、马山县、隆安县等贫困乡镇。通过采取调整农业生产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当地乡镇企业发展、发展特色工业园区建设、促进城镇化发展、设立政府支持劳务输出基金、加强农民工岗前培训、完善劳动用工制度、劳动保障制度和土地流转制度以及加强与发达地区经济合作等措施，不断推进农村劳务输出，增加贫困地区农民的工资性收入；落实好扶贫政策，加大贫困地区财政转移支付，让贫困地区修养生息；增加扶贫贴息信贷资金投入，扶持贫困农民发展生产；加大小额信贷扶贫资金投入，通过系列有效扶贫工作尽快使农民增收脱贫。

五、统筹城乡发展增收模式

统筹城乡发展，以社会条件好、经济基础厚实、区域优势突出的乡镇为基点，推进农村开发区与城镇建设，把南宁郊县逐步纳入南宁市城区范围，大力发展物流、电子、金融等现代产业，以科技改造传统工业，构筑城乡开通、产业发达、工农和谐、人民富裕的大南宁，为南宁市农村人口非农化创造有利条件，促进农业产业升级、农民非农就业增收。适用于南宁市近郊乡镇、各县县城以及其他经济基础好、社会发育程度较高的乡镇推广。科学规划南宁市城镇人口、土地、产业、能源、环境发展，实施产业带动城镇发展战略，合理布局第一二三产业，加快推进工业化进程，加快传统工业改组改造和机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乡镇工业、劳动密集型产业，推动现有分散布局的企业向小城镇集中。第一，依托工业园区

带动农民增收。以促进工业经济发展为核心，把工业园区建设与农民增收有机结合。工业园区水、电、路等基础设施和周边村同步规划，同步实施，带动农村发展，促进农民增收；结合“新型工业化”进程的深入推进，对投资大、就业密集型企业实行跟踪式服务，促使其不断发展壮大，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第二，通过工业规模化的迅速扩大，加速第三产业的发展，加速人口向城镇聚集，用工业化带动城镇化实现农村奔小康。实行城乡统建，实施小城镇带动战略，发展优势产业，增强中心镇、村的自我发展能力，集中力量建设邕宁区蒲庙镇、武鸣县城厢镇、横县横州镇、宾阳县芦圩镇，创造良好环境，正确引导和鼓励农民到小城镇长期从事二、三产业，实现“产业”和“身份”的双重转变，依托中小城镇促进农民增收。

作者单位：南宁市社科院农村所

第二篇：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选择

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选择

熊 桉

2006年第6期 ——第一要务

农民收入问题，不仅关系到农业的发展和农村的稳定，而且关系到国民经济发展的全局。近几年来，中央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重农惠农政策，湖北省采取一系列有效举措，使农民收入有了较快的增长，但农民增收的基础仍很薄弱。根据湖北实际，目前乃至今后一段时期，促进农民增收必须以市场为导向，以科技为支撑，以城镇化为依托，以产业化为纽带。在具体对策上，主要是抓好调整农业结构、推进农业产业化、加快农村劳动力转移、推进科技创新等。

——大力调整优化农业结构，关键是瞄准调整方向。目前，农业仍然是农民就业、增收的主要途径。因此，必须充分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效增收潜力，关键是要瞄准调整方向，推进农业生产结构调整。一方面，因地制宜，发挥比较优势。湖北农业要从传统粮棉种植业偏重的结构，转移到农林牧渔业并举的大农业结构。从县域资源禀赋条件出发，推动具有比较优势的畜牧、水产养殖和蔬菜、花卉种植以及林果业发展，形成新的农业支柱产业；按照国际食品卫生与质量标准，加快建立一批肉、蛋、奶、鱼、果、菜等绿色食品基地，大力发展优质、无公害农产品，推动创汇农业发展。另一方面，突出特色，优化区域布局。充分利用资源优势，发展特色农业、品牌农业。平原地区重点发展优质稻、优质油、优质猪、优质鱼和水生菜；丘陵地区突出发展专用小麦、玉米、小杂粮和牛、羊；山区重点发展果、茶、药和草食畜禽；城市郊区突出发展设施农业、高科技农业，重点发展“菜篮子”产品。通过发挥各自的资源优势，形成各具特色的拳头产品。

——继续推进农业产业化，重点是发展农产品加工业。农业产业化经营在湖北已经推行了十几年，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发展还很不够，目前有影响、有实力的龙头企业较少，且龙头企业的规模偏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链条较短。农民从田、水、圈里生产的农副产品基本上还是直接进入市场，没有经过深加工，产品档次低、收益小。企业加工能力不强，加工档次不高，这是导致农民增收难的一个重要方面。食品工业总产值与农业总产值之比是衡量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标志，现代农业发达国家都在2-3∶ 1的水平。而我国食品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的比值在0.3-0.4∶ 1之间，其中西部地区仅为0.18∶ 1，远远低于发达国家与地区。湖北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潜力很大，要围绕农民增收和提高农业整体效益，促进农产品加工转化增值。农产品加工不仅可以改变农产品的形状和特性，延长供应时间，而且还可以吸收大量的劳动力，使农产品成倍增值。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社会需求的多样化，食品加工业需要进一步加快发展，食品业的发展前途十分广阔。农业集约型增长必须把种养业、农产品加工业、运输销售业有机地联结成一个整体，实现专业化和规模经营。要大力培植能够网络农户闯市场的龙头企业，运用市场机制引导乡镇企业、民营企业与国内外知名加工企业合资合作，把龙头做大做强；要统筹农业和工业的关系，鼓励企业围绕粮食、棉麻、肉类、水产、乳品等重点，提高农副产品加工增值能力，切实转变主要依靠出卖初级农产品的农业增长模式。

——加快转变农业增长方式，核心是推进农业科技进步。农业科技进步是农民增收的主推力量。提升湖北农业科技的整体水平，一是要组织实施农业科技攻关和先进技术的引进，加强市（州）、县（市、区）农业科研机构建设，集中优势力量，研究农业发展过程中的重大技术难题。二是要实施“农业科技入户工程”，做到技术人员到户、科技成果到田，加快稻谷、油菜、水果、生猪的优质化进程；推广有机农业、动植物病虫害防治、节水灌溉技术。三是抓好农业生产指导信息网络、农业科技信息网络、农产品市场营销信息网络建设，使农

业生产能够与市场对接，提高农业抗御市场风险的能力。四是通过培训提高农村劳动力的科学文化素质，通过多层次、多形式和有针对性的培训，使广大农民更新知识结构。

——引导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着力点是促进农民非农就业。加快农村小城镇建设，促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与就业，仍然是促进农民增收的重要对策。目前大量农民在有限耕地上的隐性失业，是造成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的重要原因。湖北47.5%的劳动力依靠仅占GDP16.1%的农业来增加收入，其增长潜力十分有限。要想跳出就农业抓收入的圈子，就必须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通过减少农民数量来增加农民人均收入。要充分发挥小城镇的投资拉动效应，把建设小城镇作为促进农民增收的有效载体。我们现在讲城镇化建设，其内涵比过去丰富多了，应该从县域经济整体发展角度，城镇与乡村统一规划，协调发展。要紧紧抓住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大好机遇，把县城、乡镇、中心村一起考虑，科学布局，扎实推进。农村人口转化为城市人口，第一站多数是本县城镇。一般而言，县城进入门槛低、吸纳空间广，是农民进城的现实选择。城镇化建设要以县城、建制镇为重点，运用市场机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建立政府、企业和个人相结合的多元化投融资机制，鼓励企业、个人参与小城镇的开发和建设。要努力消除不利于城镇化进程的体制及政策性障碍，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户籍制度，引导人口向城镇有序聚集，鼓励农民进城务工经商，促进农民的非农就业。

——着力实施三次产业联动，重点是激励促进农民自主创业。在新的形势下实现农民增收，必须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激发农民创业、就业的门路上。改革开放之初，浙江百万农民闯市场，兴办民营企业，推动了农村二、三产业发展。浙江农民富裕的“秘诀”，不外乎“创业”两字。如今在浙江，哪里民间创业活跃，哪里经济就繁荣；哪里老板多，哪里的发展活力就强，哪里的农民增收就快。民间创业、农民办厂大部分是劳动力密集型企业，具有较强的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对就业的要求相对较低，适应湖北农村现阶段劳动力的素质水平。中小企业的发展动员了民间资金的生产投入，弥补了国家对农村的投入不足，为农村经济的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我国近1.2亿人在中小企业就业，占城镇全部就业人数的47%，发达国家和地区全部劳动力在中小企业就业比重已达65%～ 80%。可见，发展民营中小企业创造就业岗位潜力是巨大的，湖北应在这方面多下点功夫。还有一点，农民增收的内在动力来自于农民自身。目前，湖北农民外出打工，经受了市场经济风雨，更新了思想观念，学到了致富技能，有的农民还掘到了第一桶金，有志于回乡创业者不在少数。因此，县市政府要放手鼓励民间创业，推动农民从“出外务工潮”向“回乡创业潮”转变，要取消各种歧视性的准入限制，鼓励有条件的农民创业办厂，以此带动大批农民就业与增收。■

（作者系湖北经济学院国际经济与贸易系主任、副教授）

第三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四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

第五篇：本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选择)

本地区农民增收问题的现实选择

学院科信学院专业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班级三班姓名刘帅

学号110012327

农民收入情况的调查报告

摘要：要实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重点在农村，难点也在农村，关键是努力增加农民收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2005年中央1号文件)指出，现阶段农民是否能够增收，增收的速度和质量如何，不仅直接关系到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进程，而且关系到大多数农民的情绪，关系到农村社会的稳定，关系到党和政府在农村的威信和执政党地位问题。全党必须从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广大农民群众根本利益的高度，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近几年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三农问题，为解决三农问题采取了多种措施。并针对农民增收难——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国家先后出台了惠农政策。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是各级党委、政府常抓不懈的中心工作，也是当前一项严峻、迫切和现实的课题。近日，围绕“农民增收” 这一课题进行了调研，调查采取问卷、座谈会、个别访谈等形式进行，调查对象为河北省藁城市兴安镇张村。结果表明，农民的增收愿望很强烈，但农民增收现状、影响增收的制约因素不容乐观，需引起高度重视，并采取积极的对策加以解决，以达到促进农民增收的目的。

关键词：农村现状 农民增收 改善民生

一、农民增收现状

（一）张村基本村情

张村共有居民主要以种植玉米小麦为主。该村大部分村民的收入来源也是来自于玉米小麦的种植，少数村民靠畜牧养殖、农产品运输、外出劳务打工等方式获得收入，其中畜牧养 殖户11个。2010年，张村实现人均纯收入4000多元。

（二）张村农民增收及收入状况

近年来，县、乡两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问题，随着各项惠农政策的落实，农村基础设施的改善，农村经济得到空前发展，农民收入不断增加，农民的生活水平明显提高。张村作为其中的受益村，深切感受到农业、农村经济的巨大变化，但随着农村 积累的深层次矛盾日益凸现，通过调查走访我们发现：

（1）增收愿望强烈

其中9.4%的户对当前的收入情况表示满意，90.6%的户表示不满意；37.1%的户当前有增收致富的想法，62.9%的户当前无增收致富想法。从年龄结构来看，45周岁以上群众对当前的生活状态比较乐观，25周岁-45周岁以下的群众对当前的生活状态不满意，致富增收的愿望比较高。

（2）增收渠道较窄

农民从事的行业较少，增收渠道比较窄：83%的户从事农业种植，4%的户从事运输业，9%的户从事畜牧种植，2%的户从事批发零售业，其余2%的户外出打工。

（3）收入不稳定

造成农民收入不稳定的因素主要有：农产品价格不稳定，旱灾、水灾等自然灾害和“非典”、“禽流感”等突发事件，缺乏长期有效的收入机制和稳定的收入来源。农业是弱质产业，抵御自然风险、市场风险能力弱，也给农民增收造成不稳定性。

（4）收入不均衡

收入在5000元以上占11.3%，4000-5000元的占28.2%，4000元以下的占60.5%。图表5-

2、5-3中得出，学历构成、年龄构成分别与收入成正比和反比：即文化程度相对较高，人均收入多，反之，则低；年龄越大，人均纯收入越低，反之，越高。

（5）当前农民的消费开支负担过重。据分析，农民的收入主要支付于农业生产、学费、医疗费等。由于农业生产资料的价格日渐增长，农业生产的费用占农民收入相当大的部分。医疗费用的支出，农民一旦生病治疗，医药费支出比重就大幅度上升，尤其是主要劳力生病后，致使该家庭劳力缺乏，常常很快贫困。

二、影响农民增收的制约因素

（一）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滞后。从调查情况来看，大多数农民群众从事玉米小麦种植，极少数群众从事畜牧养殖、农产品运输等副业。从这个层面分析，就是在农产品买方市场基本形成的新形势下，农业产业、产品结构调整明显滞后于市场需求结构的变化，从而遏制农业生产的发展空间、农民的增收空间。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滞后的原因有：一是农业龙头企业带动能力不强。走访座谈中，很多群众反映，农业龙头企业较少，虽有农业合作社，但作用发挥不够明显。普遍认为，农业龙头企业存在以下问题：规模不大，带动能力弱；龙头企业与农户的利益连接不够紧密，没有很好地解决“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问题；有些龙头企业尚未建立自己固定的“生产基地”；龙头企业管理粗放，现代经营理念差，依靠科技开发新产品能力低。二是缺乏资金的有力支持。走访座谈中，绝大多数群众反映，由于原始积累少，想致富、缺资金、贷款难是当前群众们最大的难题，也是制约农民增收、投资创业的一个“瓶颈性”障碍。当前，县乡经济乏力、财政吃紧，金融机构贷款机制不够灵活等，是造成资金支持不到位的关键所在。三是缺乏科技的有力支撑。一些群众反映，近年来，虽然各种新品种、新技术不断得到应用，但由于科技支持农业的能力弱，在利用高新技术进行农产品深层次开发和综合利用上进展缓慢，形不成精品，农产品附加值低。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不健全。座谈中，很多群众提到，对信息、技术等需求、期望值较高，但在获取信息、利用信息上显得乏力。从这种意义上讲，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还不健全，也是制约农民增收的一个关键因素。主要表现在：一是农业信息资源开发利用、服务水平较低，不能满足农业信息化发展的要求，农民面对充满风险的市场只能凭经验、凭感觉做出相关的决定，存在随意性和盲目性。有群众在此提到，这样往往投入多、效益少，有时甚至连投资也难收回，增收无从说起。二是“科技、法律、信息、营销、劳动力转移”等中介组织还不够健全，相关协会的作用发挥得不够好。三是农业技术人才匮乏，落后的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体系与现代农业生产要求不相适应，阻碍了农业技术成果的转化、农业科技的普及和推广，同时农户缺少农作物新品种的应用、种植、病虫害有效防治等技术，缺少精耕细作的田间管理以及经济核算，导致农业经济效益和农业增收潜力发挥不出来，制约了农村经济的快速发展。

（三）农民群众致富手段少、技能欠缺。从调查情况来看，农民群众大多数仅有初中及初中以下学历，学习知识、利用知识的能力较弱，导致致富手段少、技能欠缺。综合国内外形势，促进农民增收的决定因素，已不只是土地、劳动力数量的增加，而是知识、能力、技术水平的全面提高。据国内有关经济学家分析，农民学历教育每增加一年，其收入就可增长3.6％—5.5％。目前，我县农民群众受文化程度低的制约，劳动技能薄弱、经营投资理念落后，创业意识和投资意识淡薄等因素的影响，导致一方面难以接受现代农业经营模式和现代农业科技知识，致使农村大多仍停留在传统的耕作模式上，制约了现代农业的发展和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另一方面，制约了增收空间向更高层次发展。在劳动力转移方面，由于农村外出打工的农民在文化素质和劳动技能上跟市场需求标准有明显差距，特别是近几年城市就业压力越来越大，乡镇企业对农业劳动力的吸纳能力下降，使农业劳动力进一步转移发生了困难，转移速度减慢。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在土地上，影响了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大量剩余劳动力滞留农村，人力资源开发利用难度越来越大，低素质劳动力的转移领域越走越窄。

三、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建议

现阶段农民增收困难，是农业和农村内外部环境发生深刻变化的现实反映，也是城乡二元结构长期积累的各种深层次矛盾的集中反映。在农产品市场约束日益增强、农民收入来源日趋多元化的背景下，促进农民增收必须有新思路，采取综合性措施，在发展战略、经济体制、政策措施和工作机制上有一个大的转变。针对以上原因，要加快农民收入增长，当前应主要抓好如下几点：

（一）坚持传统产业与特色产业并重，引导农民在调整、优化农业结构中增收

农业结构调整的核心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发展优质、高产、高效、安全、生态农业。基于此，要在坚持传统产业与特色产业并重的前提下，围绕产业调大、产品调优、特色调强、市

场调活的原则，着力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一是以培育主导、特色产业为重点，促进农业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在抓好优质棉（明集）、畜牧、水产、蔬菜等主导产业的同时，着力培育和壮大肉羊、食用菌、芦笋等特色产业。二是以引导农民科技开发、生产要素开发和市场开发为重点，不断推进农业内部结构调整。三是以资金倾斜为重点，不断调整和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建议县、乡两级财政，将现有的农业固定资产投资、农业综合开发资金、土地复垦基金等项目资金捆绑使用、配套倾斜，重点向农业结构调整的乡镇、村倾斜。建议从土地流转、资金扶持、农业基础设施改造和技术指导等方面帮助农户调整产业结构。

（二）加强农民转产转业培训，引导农民从发展农村二、三产业中增收

农村二三产业的发展关键靠农民整体素质的提高，而提高农民素质是进一步增加农民收入的关键。实践证明，在收入分配领域，受教育水平越高的人收入也越高。建议实施“知识惠民”工程，大力加强农民转产转业培训，提高农民的整体素质，增强农民发展农村二三产业的能力。一是政府“买单培训”。培训由政府买单，把培训费列入县、乡财政，定期或不定期培训农民，使农民靠知识受益得实惠。二是开展“订单培训”。以市场需求为导向，坚持培训与扩大劳务输出相结合；三是发放“创业绿卡”，对参加培训经考试合格人员发给职业技能资格证书和绿色证书，对外出务工人员发放“创业绿卡”。四是打造“劳力品牌”。建议根据县域经济发展规划，加快农村城镇化进程，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对内抓改制规范，抓科学管理，对外抓市场开拓，尽快把企业改制中的体制优势转换为效益优势。因地制宜，发挥优势，把重点城镇建设作为城乡工农产业的连接点，作为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结合部来抓，与兴建市场、发展商贸流通结合起来，与发展旅游业和第三产业结合起来，与发展农产品加工结合起来。

（三）强化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引导农民从提高农业综合竞争力中增收

一是建立完善农产品供求信息服务体系。依托供销网络平台，提供产前、产中、产后信息，加速网络延伸至乡镇、种养大户，完善县、乡、村农业信息网络，以“利农网”为依托，利用现代信息平台，开展网上招商、网上咨询、网上销售等服务。二是建立健全优良种苗繁育体系。建议加快新品种的选育和引进，抓好县、乡两级蔬菜、林果、食用菌、畜禽种苗繁育基地建设，全面提升优势农产品的良种化水平。三是建立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建立与国内、国际接轨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制定一批区域特色明显的农产品质量地方及企业标准。加快县、乡两级检验检测中心的资源整合和建设步伐，完善检验检测设备，提高检验检测水平。四是建立健全农业生产技术综合服务体系。进一步理顺农业技术推广体制，完善专业农技推广队伍，充分发挥农技人员的作用，确保农技人员到岗到位，职责不变。

（四）建议国家增加投入，改善农业和农村的条件，从夯实农业基础上增加农民收入。（1）加快农村交通、水利、通讯设施建设步伐。积极争取各项资金，加快农村公路网络建设，逐步实现公路硬化，积极推进农村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加快农业基础设施改造的市场化运作进程，组建农业基础设施改造投资主体，实行项目法人责任制。加大专项资金投入，在各级广播、电视等宣传媒体专门设立农副产品供求信息、农产品市场价格信息栏目，构建农村信息平台。（2）加大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建设。在有条件的地方，积极探索建立农村医疗保险制度，加大政府对农村合作医疗的经费支持力度，对实施农村合作医疗的实行按参加人数和补助定额给予资助。

（五）着力解决农业贷款难问题，引导农民从加大农业投入中增收

农民缺乏资金支持、贷款难问题一直是制约农民增收的“瓶颈性因素”。建议县、乡两级政府把解决农民贷款难问题，作为促使农民增收获益的重要手段。一是建议协调金融部门创新支农方式。可尝试农民土地使用权、林地承包权以及多年生作物抵质押贷，以及推行龙头企业为农户提供担保贷款等，解决农业生产资金投入不足问题。对农户贷款，除继续扩大农户小额信用贷款比重外，着力推行农户联保贷款、大额支农授信贷款；对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建议推广发放订单跟踪贷款，并尝试开展仓储式流动资产质押贷款。二是积极探索建立乡村

农业贷款担保机构。担保机构的资金来源可以由会员认缴贷款风险金、政府对农业的扶持金及其他资金组成，担保机构主要为有发展前景的种养大户及信誉好的农户提供贷款担保；建议深入开展信用户、信用村（镇）工程建设，有效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

考文献：潘锦云《农业税减免的负面效应及对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