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中国将重划城市规模标准 居住证仍将长期存在

第一篇：媒体中国将重划城市规模标准 居住证仍将长期存在

媒体中国将重划城市规模标准 居住证仍将长

期存在原标题：我国将重划城市规模标准

《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历经4次审议原则性通过，在经过适当修改之后，很快就会对外公布。意见将重新制定和划分我国城市规模标准，而今后居住证制度仍将长期存在。”这是记者从“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2014”暨流动人口数据开发与共享学术研讨会上获悉的。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中国正经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我国人口流动从上世纪80年代的600万增加到2013年的2.45亿。其中80%的人口是从农村流入城市。在未来十几年，我国还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我国流动人口还将持续增长。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表示，我国有13.6亿人口，包括7.3亿城镇常住人口，其中拥有城镇户籍的人口大约为4.8亿，大约占35%。在实际中，流动人口超过3亿。

陈锡文表示，目前我们将城市规模分为四个等级：20万和20万以下为小城市、小城镇；20万以上到50万为中等城市；50万以上到100万为大城市；城市人口100万以上为特大城市。但是，我国原有的城市规模划定标准已经不能适应城市发展和管理要求，意见将重新制定城市规模划分标准。

陈锡文还表示，在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过程中还有诸多问题需要注意。比如，彻底放开小城镇、小城市户籍，但是也要考虑到小城镇、小城市留守儿童和老人居多，应该考虑到落户条件的设置是否还需要有稳定就业和社保缴纳条件。

而大城市在考虑社会管理、公共服务成本等问题时，要考虑根据连续居住的年份以及社保、就业情况制定落户管理办法。

陈锡文称，城镇化过程并不是解决所有人都到城镇落户，居住证制度在今后还将长期存在，未来将逐步把自由迁徙的权利交给群众。据《法制晚报》

(责任编辑：UF048

第二篇：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即将公布 居住证仍将长期存在

户籍制度改革意见即将公布 居住证仍将长期存在 昨日，在国家卫计委主办的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在经过适当修改之后，很快对外公布。

南都讯 记者刘佳发自北京 昨日，在国家卫计委主办的新型城镇化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论坛上，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办公室主任陈锡文透露，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的《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在经过适当修改之后，很快对外公布。

对于广为关注的户籍制度改革，陈锡文透露，《意见》将明确三个原则，即优先解决存量，让进城时间长的人口落户；在不同类型城市实行差别化落户政策；除此之外，陈锡文说，城镇化过程并不是解决所有人都到城镇落户，至于对流动人口的管理，居住证制度在今后还将长期存在。

陈锡文说，根据去年年末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到2020年，我国还不能完全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的落户问题，而被解决的这一数字至多能达到2亿。

陈锡文说，一些地方在吸引农民进城落户时，提出让农民用林权、宅基地使用权、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等进行交换，而实际效果往往并不好。陈锡文说，《意见》将明确提出，现阶段不得以牺牲农民已有权利作为进城的交换条件，要尊重农民的合法财产权。

“户籍制度改革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仅仅是改户口本的问题”，陈锡文说，要吸引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落户，还需要解决农民工的就业机会问题、住房问题、社会保险问题，以及子女就学问题等。陈锡文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粗略计算，目前，从农村土地上流出的劳动力人口，约有2.7亿仍为农村户籍。其中有约1.7亿流入城镇的农民工，以及约1亿在本乡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的农村户籍人口。加上未经统计的上述农业转移人口的家眷，我国农村流出人口的总量在3亿人左右。

国家卫计委副主任王培安表示，中国正经历史上最大规模人口流动。我国人口流动从上世纪8 0年代的6 0 0万增加到2013年的2.45亿。其中80%的人口是从农村流入城市。在未来十几年，我国还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我国流动人口还将持续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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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中国将取消暂住证制度 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共）

中国将取消暂住证制度 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

2015/02/15 13:19 来源：新华网 0条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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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北京2月15日电近日，《关于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相关改革方案，已经中央审议通过，即将印发实施。

党中央、国务院对公安工作高度重视，对公安队伍建设十分关心。党的十八大以来，总书记等中央领导同志多次听取公安工作汇报，并就深入推进公安改革、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在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的领导下，在中央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的指导下，公安部成立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加强研究谋划、深入调研论证，在形成《意见》和方案稿后，又广泛征求了各地、各有关部门和基层单位的意见，并根据各方意见反复修改完善。《意见》和方案先后经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审议通过。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的总体目标是：完善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相适应的现代警务运行机制和执法权力运行机制，建立符合公安机关性质任务的公安机关管理体制，建立体现人民警察职业特点、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到2020年，基本形成系统完备、科学规范、运行有效的公安工作和公安队伍管理制度体系，实现基础信息化、警务实战化、执法规范化、队伍正规化，进一步提升人民群众的安全感、满意度和公安机关的执法公信力。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共有七个方面的主要任务、100多项改革措施。一是健全维护国家安全工作机制，二是创新社会治安治理机制，三是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四是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五是完善公安机关管理体制，六是健全人民警察管理制度，七是规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坚持以问题为导向，将改革的指向聚焦在三个方面：一是着力完善现代警务运行机制，提高社会治安防控水平和治安治理能力，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二是着力推进公安行政管理改革，提高管理效能和服务水平，从政策上、制度上推出更多惠民利民便民新举措，提高人民群众的满意度。三是着力建设法治公安，确保严格规范公正文明执法，提高公安机关执法水平和执法公信力，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

在创新社会治安治理机制方面，这次改革从完善治安管理防控机制、创新惩防犯罪工作机制、完善国际警务合作机制、健全情报信息主导警务机制等方面，提出了创新治安治理方式、提高治安治理水平的若干措施。围绕创新立体化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立健全更加注重源头预防、综合治理的社会治安治理模式。加快建立以公民身份号码为基础的公民统一社会信用代码制度，推动建立违法犯罪记录与信用、相关职业准入等挂钩制度。健全社会治安组织动员机制，推动社会治安社会化治理。健全涉众型经济犯罪、涉电信诈骗犯罪侦查工作机制。健全同有关部门密切协作、高效顺畅的海外追逃追赃、遣返引渡工作机制，等等。

在深化公安行政管理改革方面，这次改革从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扎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创新人口服务管理、健全完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制度和改革边防出入境、交通、消防监督管理制度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服务改革开放、促进经济发展和便民利民的政策性措施、制度性安排。建立行政审批事项定期清理和行政审批权力清单制度。扎实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取消暂住证制度，全面实施居住证制度，建立健全与居住年限等条件相挂钩的基本公共服务提供机制。落实无户口人员落户政策。建立户口迁移网上流转核验制度和居民身份证异地受理制度，方便异地办理户口和身份证。改革内地往来港澳边检查验模式，提高通关效率。向县级公安机关下放出入境证件受理审批权限。健全完善统一规范、灵活务实的外国人在中国永久居留制度。改革驾驶人培训考试，推行驾驶人自主预约考试、异地考试等制度。深化机动车检验改革，全面实施省内异地验车，逐步推行跨省异地验车。加快建立跨省异地处理交通违法和缴纳罚款制度。缩小建设工程消防审批范围。全面落实报警求助首接责任制、群众办事一次告知制、窗口单位弹性工作制，大力推行“预约服务”、“绿色通道”和“一站式”等服务模式。积极搭建综合性网络服务平台和新媒体移动终端，推行行政审批事项全程网上流转，方便群众咨询、办事和查询、监督，等等。

在完善执法权力运行机制方面，这次改革从完善执法办案制度、执法司法衔接机制、执法责任制、人权保障制度等方面，提出了规范执法权力运行、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的一系列改革举措。探索实行受案立案分离和立案归口管理制度。健全行政裁量基准制度，细化量化裁量标准。深化执法公开，落实执法告知制度。围绕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完善适应证据裁判规则要求的证据收集工作机制，完善严格实行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和严禁刑讯逼供、体罚虐待违法犯罪嫌疑人的工作机制，建立健全讯问犯罪嫌疑人录音录像制度和对违法犯罪嫌疑人辩解、申诉、控告认真审查、及时处理机制，完善侦查阶段听取辩护律师意见的工作制度。规范查封、扣押、冻结、处理涉案财物程序，实行涉案财物集中管理。完善执法责任制，健全执法过错纠正和责任追究制度，建立冤假错案责任终身追究制。探索建立主办侦查员制度，落实办案质量终身负责制，等等。

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还明确提出，根据人民警察的性质特点，建立有别于其他公务员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和保障机制。按照职位类别和职务序列，对人民警察实行分类管理。适应正规化、专业化、职业化建设要求，建立健全人民警察招录培养机制。贯彻落实人民警察生活待遇“高于地方、略低于军队”的原则，建立符合人民警察职业特点的工资待遇保障体系。完善人民警察抚恤优待制度，建立健全人身意外伤害保险等职业风险保障制度。依法维护人民警察执法权威。规范警务辅助人员管理，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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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住证的前世今生

1984年，深圳开始实行暂住证制度。然后从上世纪80年代中国多数大中型城市陆续实行，直到今天，一直是大多数城市对非本地户籍人口实施管理的主要办法。暂住证经历过3种版本，最早的暂住证是多页手写的证件形式，比较容易被伪造；后来采用IC卡形式的暂住证，可以机读，内含较多个人信息，但由于成本高，制作周期长，给外来务工人员带来不便，同时在过程中，许多功能由于实际情况限制，很少发挥作用。2003年，《行政许可法》颁布后，暂住证制度的强制性失去了法律依托甚至发生抵触，暂住证成为社会学及法律学专家联合“声讨”的对象，当年少数城市开始取消暂住证制度。

2005年，部分取消“暂住证”的城市因外来人口犯罪率反弹而恢复该制度，有些则将“暂住证”换了个说法，“居住证”应运而生，成为各界人事热议的话题。

2006年，深圳发布人口管理“1+5”文件，对暂住证管理制度进行改革，减少暂住证类别，降低门槛、简化程序，明确了持证人享有的权利。

2008年8月1号开始，深圳居住证制度正式实施，实施了近13年的暂住证制度正式退出历史舞台。7月31日，首批两万张居住证开始在深圳市发放。据了解，深圳市现在共有流动人口800万，预计2008年发放500万张居住证，2009年上半年前居住证发放全部完成。

近几年来，暂住证制度的存废一直备受舆论关注，一些专家和法律界人士对暂住证制度的弊端提出了严厉的批评。河南省10名律师上书中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提出“中国各地暂住证及类似制度严重违反法律，应予审查撤销”。10名律师从法律的角度质疑暂住证制度的合法性。他们认为，针对外地人群办理，并且不办暂住证就不允许在本地居住，这样的规定是典型的行政许可行为，但2004年7月1日起实施的《行政许可法》没有赋予国务院各部委（如公安部、财政部等）和省级政府设立行政许可的权力，所以原来主要由省级政府发布的暂住证规定不应该继续执行。这一质疑显然是很有力量的，让人不能不佩服律师的严谨与犀利。当然，从这个角度对暂住证制度提出质疑，严格说来并不需要特别的专业知识，甚至可以说，在《行政许可法》正式实施后，暂住证制度在法律上已经失去了存在的理由，这在很多人那里已经成为一种常识。

作为一种应当依法废除的“旧法”，暂住证制度为什么在许多地方还能继续存在下去呢？主要原因就在于，有关方面不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认识暂住证制度的合法性，而是从他们更为看重的“社会”的角度，认为暂住证制度继续存在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他们坚持认为，即使暂住证制度失去了合法性，其合理性也不可动摇，所以不能为了“合法”而将其一废了之；如果批评者一定要追问合法性，那么通过修改相关法律，使暂住证制度重新变得“合法”，也并非不可能之事。看来，只否定暂住证制度的合法性是不够的，还应当认真审视其存在的“合理性”。

至于加强治安管理，也不能成为实行暂住证制度的一条强劲的理由。一个公民来到其户籍之外的另外一个地方，无论是投靠亲友、务工经商还是旅游度假、学习研修，也无论是三年五年的“长期暂住”，还是十天半月的“短期暂住”，只要他通过一定的渠道（如他投靠的亲友、务工的单位、住宿的酒店等）向当地公安机关履行登记备案手续，公安机关就能达到掌握流动人口动态的目的。在加强治安管理的问题上，暂住证制度并不比登记备案更有效，只是在公安机关那里，两者的意义却大不相同———登记备案只是一种日常管理手段，暂住证制度却维系着一种行政权力，以及附加在行政权力之上的一系列部门利益（如收费、罚款等）。在收费、罚款和加强治安管理这两个目标中，如果认为前者很重要，那么，暂住证制度就是合理的；相反，如果认为前者并不重要，那么，暂住证制度对于治安管理的“合理性”也就不复存在了。

第四篇：媒体称中国反腐举措将紧盯高官和特权群体

媒体称中国反腐举措将紧盯高官和特权群体

2010年12月18日 00:45中国新闻网【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577条

中新社北京12月17日电 题：中国反腐新政紧盯“高”“特”群体

中新社记者 张量

近日，中共中央连出新规，对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作出具体规定，引发舆论强烈关注。

刚刚全文公布的《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明确规定了各级领导班子党风廉政建设负全面领导责任，并具体对责任内容、检查考核与监督，以及责任追究逐项明文规定。

有专家指出，该规定极富可操作性，与日前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党政主要领导干部和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经济责任审计规定》(以下简称《审计规定》)都可视为中央加强对党政高官群体管理的制度反腐系列举措。

其中，《审计规定》将中央和地方各级党政工作部门主持工作的领导干部纳入经济责任审计对象范畴，经济责任审计结果将作为考核、任免、奖惩被审计领导干部的重要依据，并归入被审计领导干部本人档案。特别是将此审计扩展到省部一级高官大员和国企领导，被学者解读为“中央将各级党政主要领导干部纳入反腐倡廉视野的新举措，是反腐败工作一大进步”。

在多年的反腐实践中，高官犯案危害最大影响最为恶劣，而与此相对应的，民愤最大的腐败现象则莫过于特权现象。“高”与“特”这两个群体的密切联系，更是社会舆论最敏感之处。今年网络流行语“我爸是李刚”就充分表达了民众对“高”“特”群体中存在的腐败现象的反感。

近期的一个网络调查显示，六成网友相对于“物价水平”“教育”“医疗”“工作机会”，更关注“法治社会完善，法律面前没有特权”，更希望能够改善社会上的特权状况，并将希望寄托于政府能够更有服务精神。

日前，陕西等省取消公安专用的“O”牌照，令当地民众拍手称快。多家媒体也积极评论认为，解决特权车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取消特殊车牌，而在于严格执法，取消特权。

中国即将开启“十二五”大幕，面对的将是更加复杂的社会经济环境，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巨大考验，与外部国际社会受后金融危机冲击带来的动荡压力，都不允许“贪腐成风”。

因此，预防并打击贪腐，维护社会公平正义成为中国迫在眉睫的课题，相关制度、政策的建立也属于中国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顶层设计”的范畴。有学者指出，加强法治、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已成为高层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主体思路，如何有效保有高官群体的公仆本色，逐步消灭特权群体，将是中国未来各种政策、法规制定的重要关注领域。(完)

第五篇：媒体称中国农产品药物残留标准为日本百分之一

媒体称中国农产品药物残留标准为日本百分之一 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通过食源性疾病增长反映出来。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计，全球由食品安全事件导致的食源性疾病将会达到10亿例，其中因为食源性疾病死亡的人数将达到180万人。我国每年向国务院卫生部门上报的数千件食物中毒事件中，大部分都是因致病微生物污染引起的。

四分之一的食源性疾病由环境污染所致

经济学博士、国家质检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综合业务处处长徐明焕在《论质量安全型经济》一书中指出，食品安全与自然环境密不可分，环境污染给食品安全带来了不确定性。

据报道，在我国1200条河流中，有850条江河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130个湖中有50多个处于富营养状态，我国海域的“赤潮”现象不断发生。

工业污染物中以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和重金属污染物最为严重。未经处理的工业废水、城市污水用于农田灌溉的现象也时有发生。

农用化学品造成的污染已司空见惯。为了农业高产，我国耕地化肥平均施用量是国际化肥安全施用上限的1.93倍，耕地农药残留率达60%—70%。

过量使用化肥、农药，特别是高毒农药，违法使用瘦肉精等饲料添加剂，不仅造成农产品残留超标，产生食品直接污染，还可能导致人畜共患疾病增加，甚至通过食物链逐级浓缩和聚集在人体组织中，出现中毒反应，最终危害人类健康。

环境污染对人类健康的危害通过食源性疾病增长反映出来。环境污染是引起食源性疾病前五大风险因

2我国农产品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数仅为日本的百分之一

徐明焕认为，引起食源性疾病前五大风险因素分别是不正确存放(27%)、受污染的设备和环境(25%)、较差的个人卫生(24%)、煮熟不彻底(11%)和不安全来源(4%)。

环保组织报告称，美国蔬菜、水果农药残留现象普遍。美国疾病和预防控制中心研究报告称，美国每年约有5000万人因为进食了被污染的食品而染病，这相当于每6个美国人中约有一人受被污染食物之害。

我国每年向卫生部上报的数千件食物中毒中，大部分都是致病微生物污染引起的。

我国无论是食品生产技术水平，还是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基础，与发达国家相比，都有较大差距。目前，我国对食品农产品中农兽药残留标准的制定与先进国家和地区相比较还有很大的差距。

例如，日本列表规定了62410个食品农产品中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标准，香港即将实施的食物中残留除害剂标准中规定了6186个食品农产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而中国内地限行的农药兽药残留限量标准仅为667个，分别只占日本和香港的百分之一和十分之一。

我国自然环境污染和化学物质污染食品还很严重，但是食品检测技术水平还不高。据报道，我国2200种食品添加剂中还有近60%无法检测。

日本过去进口我国蔬菜仅仅检测6项指标，而据2006年5月29日正式生效的“肯定列表制度”，农药、兽药和添加剂受限制的种类从原来的63种突然提高到797种；并对这些化学品设置了51392个暂定标准，之前只有2470个；对于还没来得及设定暂定标准的，则全部采取一律标准，即每公斤食品残留的化学品不超过0.01毫克。

这意味着我国出口到日本的产品几乎不能残留任何化学品。此项制度的实施，将影响到中国6200多家企业的生计，近1/3的农产品出口，以及主产区的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

国家环保部门和国家统计局联合发布的中国第一份经过环境污染调整的GDP核算报告———《中国绿色GDP核算报告2004》表明，由于污染造成的损失占当年GDP的3.05%，加入治理环境污染应该投入的虚拟成本，当年的GDP要再增加消耗1.8%。以江苏省为例，江苏省的研究报告表明，江苏省的GDP比传统GDP降低8个百分点，考虑到GDP因素，每年的GDP要往下调8个百分点之多，2002年仅大气污染给全省居民造成的损失就在100亿元人民币左右。素之一，大致占到25%的比例。根据美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预计，全球由食品安全事件导致的食源性疾病将会达到10亿例，其中因为食源性疾病死亡的人数将达到180万人。

对话徐明焕

建立风险评估机制预防食源性疾病爆发

记者：食源性疾病与我国目前的环境污染状况有没有逻辑上的联系？

徐明焕：食品安全问题表现最直接的表现方式就是食源性疾病，食源性疾病是由于摄入了有毒有害物质而导致感染、中毒。因为食品生产链条越来越长，食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复杂。

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食品产业的延伸，供应链不断丰富，食品安全的风险也在不断增长。人类的生产能力、创新能力是无穷无尽的，表现在食品生产方面就是不断变换生产方式。除了生产技术，还有一个问题就是道德层面，社会道德

失范是现代影响食品安全的一大因素，有时候甚至成主要原因。

环境污染也给食品安全带来了问题，导致了食源性疾病，使其更加复杂和多样，是我们面临的比较突出的问题。现在人们逐渐开始意识到环境污染造成食源性疾病的危害，在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时逐渐进入到这个层面。

这与人们的认识规律有关，人们往往是最先了解最直接的现象，进而逐渐延伸至导致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防治环境污染成为了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

记者：在我国，由环境污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

徐明焕：我认为这里面有两个问题，过去积累的问题迟早要爆露，这是自然而然的。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我们国家过去高速发展过程中污染环境而积累的问题也会有一个相对集中的爆发期。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转型期也是人口、资源、环境矛盾的一个爆发期。从这个角度分析，环境污染对于食源性疾病的影响将会是十分严重的。

这种风险还呈现出一种多样化的特征，有些风险能够预测，有些则无法预测。重视环境污染造成的食源性疾病是有重要意义的。

研究食品安全问题想要深入下去，必须从技术层面突破。环境污染、食品安全与食源性疾病的内在联系是今后食品安全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问题暴露后如何解决？主要是从技术着手。

现在有些部委已经开始着手开始行动，比如国土资源部开始大面积的监测土壤质量，说明开始注意到这个问题。这就有可能从顶层设计上采取措施刹住由于土壤污染造成粮食污染的趋势，不会使这个风险继续蔓延。

至于过去积累的环境问题导致的食源性疾病爆发会达到什么程度，目前还难以预计。

记者：发达国家经历了先污染、后治理的阶段，我国解决食源性疾病的危害能从中汲取什么经验？

目前，各国食品安全监管普遍从过去的多头监管向集中统一监管转变，从重点环节监管向食物链的全过程监管转变，从单一的政府监管向食物链的全过程监管转变，从单一的政府监管向倡导政府、产业界、学术界和消费者共同保障食品安全的新模式转变。

在欧洲，20世纪90年代末期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危机，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于2002年1月正式成立，作为科学咨询意见和通报食品链相关风险的独立来源。

美国非常注重对食品安全法律法规的修订，确保其适应不断变化的食品安全监管需求。如2011年颁布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等。记者：除此之外，如何合理、有效地解决食源性疾病带来的危害？

徐明焕：这需要在实践中更多地借助技术手段加以解决。环境污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的趋势是可以预测的，具体会达到什么程度，需要更加深入的科学研究。

现在要有一个评估机制，现在已经建立了监测机制，环境污染和食源性疾病已经纳入了监测网。在监测的基础上，要把监测数据进行整合，组成专门的专家组对此进行评估、研究。如果没有科学的评估、权威的发布，就不会引起广泛的关注。

记者：据您了解，相关部门有没有计划对环境污染造成的食源性疾病进行风险评估？

徐明焕：应该会慢慢延伸到这个领域。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评估是一个逐步深入的过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有几方面内容：微生物污染、化学性污染和物理性污染。其中对化学性污染造成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可以引申到环境污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领域，并进一步深化。

任何国家的监管、管理都是一个逐步调整的过程，当一个领域被广泛重视的时候，政府会相应地调整监管机制，包括风险评估机制、风险评估重点的转移。国家质检总局对食品进出口监测，每年都针对可能引发食品安全问题的因素，进行动态调整，来确定监测重点。

记者：由环境污染导致的食源性疾病风险评估是否具有可操作性？

徐明焕：关键的问题是激活我们现有的监测机制。这就需要依靠外部的力量，比如说评估结果要及时做出。这对监管部门的风险评估具有重要的导向性作用。监管部门的监管更多地立足实际，针对目前急迫的问题予以解决。

科研必须具有前瞻性。科研成果运用到实际监管工作中，又具有时滞性。必须减少科研成果应用的环节，要有激活创新的内在机制。因为风险评估不单纯是一项工作，更是一种科研。

这也符合政府职能转变的要求，政府应该抓大事，抓防范风险的事，而不是单纯事后的救助。食品安全问题，我认为最重要的不是消除风险，而是防范风险。古人说，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在食品安全领域也是如此。食品安全必须围绕着防范、化解风险来展开。食品安全工作不能够寄希望于毕其功于一役。如果有一种超前的眼光，腾出手来，从救火、灭火的模式转向防火的模式，才是解决诸多问题的根本之策。

小资料

食源性疾病

据世界卫生组织定义，食源性疾病是涵盖范围非常广泛的疾病，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一个日益严重的公共卫生问题。摄入受微生物或化学品污染的食品，可引起这种疾病。从粮食生产到消费(“从农场到餐桌”)，任何一个阶段都可能发生食品污染，也有可能是环境污染的结果，包括水、土壤或空气污染。

食源性疾病最常见的临床表现为胃肠道症状，然而，此种疾病还可能有神经科、妇科、免疫等其他症状。摄入受污染食品，也可能造成全身多器官衰竭，甚至引发癌症，从而造成极大的残疾和死亡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