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城管执法

第一篇：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城管执法

城管动武这不是一次听说了，2010年1月4日发生一起群殴事件，参与人员也是城管，不过这次挨打的不是小商小贩，这次挨打而是一名警察。据当时清楚“我说我是警察，也是执法人员，应该文明执法，但还是被打断腿！”躺在病床上，昆明市公安局民警张俊(化名)说起事发当天的情形时，依然有些愤怒！究竟我们如何看待城管他们的工作时的各种行为？法律又如何对于城管工作人员加以管制以此保障人们的权益？以下是大家以及我个人观点的总结：

城市管综合执法自从开展以来就备受争议，这种争议不仅仅来自社会和舆论，甚至法学界对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也存在不同的观点。与此同时，作为承担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职能的各地城市管理综合执法机关又明显感觉到，在日常执法中执法难度异常艰巨，暴力抗法事件层出不穷，有些地区的城管执法甚至可以说是举步维艰。

由于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目前还处在一个初级阶段，就以法的阶位来说目前我国还没有一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的实体法律或是行政法规，基本上我国的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在实际执法上都是适用最低阶位的法：地方性政府规章、部门规章和地方性法规。但是无论如何，即使最低阶位的法也是广义上的法律。因此，城市管理综合执法就是广义上的行政执法。

1、指引作用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的现状和问题 法的指引作用可以使得人们对照法律的规定对自己的行为进行导向，继而产生影响，并以此为依据来决定自己的行为是否可以实施。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法的指引作用在人们的普遍认识上产生了一个偏差，这因此，可以说法的第一大规范作用——指引作用，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已经失效或者说已经扭曲。

2、评价作用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的现状和问题法的评价作用在法的五大规范作用中有着重要作用。法的评价作用在城管综合执法中的失效或是偏差，使得违法者的违法行为更加堂而皇之，城管执法举步维艰。

3、预测作用在城市管理综合执法中的现状和问题法的预测作用是人们得以预计他人将为何行为和他人将如何为行为以及他人的行为将有何种后果的根本保证。通常来说，只要是法律禁止的行为人们都会自然而然的预先估计他人不会去做，因为一旦他人做了这一禁止性行为其后果是可以在现行法律规范中预见的，也就是说该行为必然会遭到法律的制裁。

一旦法的预测作用在城管执法中失效就意味着人们不能正确的预先估计人们之间将怎样相互行为，对禁止性行为的后果不能正确认识，这样如何才能使得人们对自己的行为作出一个合法、合理的安排呢。当城管执法中这种预测作用丧失或是产生混乱的话，人们的对于城管执法必然不能理解，因为在他们的“预测”中城管执法的内容不是法律的禁止性行为，而是人们正常的相互行为，更有甚者反而对城管执法不能“预见”到，这样就使得城管执法更加困难。

第二篇：形势政策论文-城管暴力执法

论文字数要求为2000字以上方格纸手写国内国际热点问题

形势与政策论文浅谈城管执法

打开百度搜索“城管”二字，相关搜索结果竟达1亿个（已达搜索数量的上限），“城管”二字无疑成为今年的最热门的词汇之一。再细心留意，与城管搜索结果相关的信息中，90%以上的信息都是对城管的负面新闻，这不可谓不叫人注意现今城管的执法现状。这里不排除一些新闻网站借突出城管暴力执法的题眼而获得阅读量，造成偏导读者观点的现象，但当下城管存在执法不当、暴力执法、执法效果微弱等却是不争的事实，这使城管执法面临着失效的困境。

城管执法问题最初也是最令人注意的方面的是暴力执法，也是社会上批评最多的方面，分析其中原因，主要有以下三点：

1、城管法律机制不健全。

迄今为止在全国内还没有一部关于城管执法的专门法规，现在城管执法的依据仅是《行政处罚法》中关于相对集中行政处罚权的规定。没有法律对城管执法人员的权利义务、法定职责以及履职范围等问题做出明确的规定，缺少有效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被城管执法者任意使用，这就使城管执法方式简单化、粗暴化，增大了城管暴力执法发生的几率。

2、城市管理执法观念落后。

到目前为止，行政处罚仍是城市管理部门实现管理目标的主要手段，行政指导是辅助的管理手段，这种方式很难使被管者心服口服，被处罚的群众不但会叫屈喊怨，而且也不会对法律产生敬畏的思想。在“官本位”执法观念的指引下，执法方式简单粗暴。城管执法中暴露的诸多问题实质上反映了社会处于转型期的大背景下，经济发展与社会发展的冲突，传统管理手段与多元化社会中日益复杂，管理对象之间的冲突。长期以来，政府把对社会公共事务的管理看成仅仅是政府的管理。公民主体在城管执法中的参与权被剥夺了，执法部门与执法对象处于直接对立的境地，这样一来双方矛盾容易被激化而演进为暴力行为。

3、执法人员的素质低下

新形势下对执法队伍的素质要求在提高，而我们的执法队伍构成复杂，其中一部分执法人员没有受过系统的法律专业知识和岗位基本素质培训，并且有些执法人员公仆心不强，作风不正派，这都与我们重使用轻教育的城管执法观念有关，为少数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提供了条件。在执法过程中，以言代法、以权代法，既不出示证件也不说明理由便直接进行处罚，执法无程序或程序被简化掉的现象造成双方地位不平等，这也严重损害了城管执法队伍的形象。

故要杜绝城管的暴力执法，就必需从执法观念、健全机制、提高执法人员素质这三个方面入手，以人为本，逐渐提高城管的执法水平，建立一只知法懂法，崇尚文明礼貌的执法队伍，从而提供真正高质量的文明的服务。

然而，要从根本上解决现今城市管理的问题，不单单只是要求城管队伍的提高和重建，防止城管的暴力执法，“妈妈城管”现象的无效性也值得我们深思。为了提倡城市管理文明进行，防止城管的暴力执法，对成都市2009年8月起开始出现“妈妈城管”，即是城市文明劝导员，出现在成都中心城区各重要街道、重要节点、重要区域，她们会对市民和游客的不文明行为进行“温柔执法”，做法是对违规者进行劝说，直至被“念”得脸红，改正错误为止。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妈妈城管”可以说是成功的，但是很快地，温柔的劝导，却换回挨骂、挨打等粗暴对待，刚刚上岗2个月，首批“妈妈城管”已纷纷辞职。在柔性执法的情况下，违法行为依然猖獗，矛盾依旧存在，始终脱离不了暴力，似乎只是矛盾的双方换了个位置，从强势变成了弱势，昔日施暴者成了被打的对象，“妈妈城管”的出现也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那么柔情执法反遭暴打是不是证明了城管以暴治乱才是正确的方式呢？与这恰恰相反，这证明了城管以往的“传统”做法是错误的，这导致违规摊贩对城管产生仇恨报复心理，形成一种恶性循环式的根本对立，如不及时转变方式会激发更多的社会矛盾，与我国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背道而驰。而温柔执法的方式更具人性化，是国民素质提高的表现，是国家文明建设的进步。

推行柔性执法的“妈妈城管”措施的出发点是好的，由妈妈们来担当城管可以改变人们心中管理者严肃、强硬的形象，充分发挥女性温柔、感性的特长，这在理论上也许是行得通的，但放在复杂的现实生活中，她们需要面对的是文化层次不同、素质不同的人群，对待那些有一定素质的人，效果是比较明显的，但遭遇那些社会底层人群，感性力量很难比过生存的压力。

追本溯源，我国的贫富差距悬殊，人均收入较低，大量的城郊、农村人口素质不高，生活拮据，许多的低收入人群只有靠贩售小商品为生，高居不下的物价和生活成本使他们支付不起商铺租金，只有占用免费的国家街道，他们不懂法不懂政策，连温饱都成问题更谈不上文明，而一个社会要追求文明是需要一定的物质成本的，所以我们常常可以看到违规摊贩拼了命地与城管对抗。面对众多的法盲甚至文盲，城管只能管一个是一个，强管强制，对于违规商贩而言，城管断了其谋生之路，当生存受到威胁时，谁又会来管道理何在，文明何用。一方以管制不规范为职业，一方以违规来营生，双方利益、出发点对立。因此，无论是暴力地执法还是温柔地执法，都会遭到激烈的反抗。

占道经营的小贩们屡禁不止必定是有原因，一方面是小贩们没有能力去交付正规商场、市场的铺租、税款等，正规地区的准入成本很高。另一方面，小贩能生存下去说明他们是有其消费群体的，现今社会对于摆摊经营还是有一定的需求的，其对象多是同样贫困的低收入人群，两者可以说是“一拍即合”，所以一味地禁绝小贩们的经营必定会造成其原来低收入消费群体的生活成本增加，引发他们的不满情绪，长时间发展下去一样会引发其它的社会治安问题。所以，城市的规划者或许可以划分一部分地方让小贩们有空间来经营存活而该地区又不影响市容市貌。需要注意的是这些地方的准入水平需足够低才能让小贩们愿意驻业，例如可考虑免除租金、减少税收，只收取相应的地段管理费用等，这样不仅可以使小贩们有生存的空间，同时也满足低收入人群的消费需求。如此，城管与小贩的矛盾得到缓解，城管只需要对他们摆摊设点是否妨碍交通，是否破坏城市卫生，是否影响消费者身心健康等方面进行适当的监管即可，执法难度自然大大降低。

综上所述，要解决城管的执法问题，首先要缓解我国城市贫富差距越来越悬殊、人均收入较低、大量的城郊和农村人口素质不高的状况，解决低收入人群的生活问题，让小贩们能通过符合法规的、正确的、适应城市发展的方法来谋生，否则不论如何执法，都只是治标不治本的措施。同时，还需要从执法观念、健全机制、提高执法人员素质三方面入手，不断提高城管的执法水平，让城管的工作真正能够服务大众。只有这样双管齐下才能从根本上解决现今城管执法难的现状。

第三篇：形势与政策---你如何看待贪污腐化

贪污腐化，似乎是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它早在原始社会就应运而生，历史悠久。它既是人类的本性，又是社会发展的产物。欲望是人类不可改变的本性，也就决定了人类不可避免的私欲膨胀的特性。人们对贪污腐化自古以来就深恶痛绝，但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遏制打压的方法。相反，随着时代的进步，腐化亦有越演越烈之势。当代中国的腐败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里程碑”，由此而生出一个新的腐败词——“制度性腐败”。什么是“制度性腐败”呢？就是一部分腐败分子通过权力性结伙方式，利用已有的组织，建成一个跨系统、跨地区、跨行业，实行境内外勾结，对社会财富实施疯狂掠夺的一种体系内腐败。可见，这种腐败使制度内的所有监督都变得苍白无力。它会使地方政权发生蜕变，为一小撮腐败分子所把持，所以从本质上说，它是一种真正意义上的、实实在在的和平演变

腐败的基础是权力，腐败的目的则是金钱。我们首抓重点应该就是解决好人的贪念产生的原因问题，不解决好人生需求真知我问题，一切监督机制、法律机制、教育机制都会被贪婪分子一一攻破。人们总说贪污腐化之风盛行的原因就是监督机制的不健全，但是，源头问题不处理好，不仅机制无法健全，而且再健全的机制也会显得苍白无力。惩治腐败，任重道远但势在必行！

1.要遏制贪腐现象的社会基础，就是要认真解决好社会财富悬殊问题。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这是铁律。少数人占有大量的社会财富，会对人们的贪念起到导向作用。国家公职人员之所以贪污腐败的数量要超多私企工作人员，不就是由于薪酬收入悬殊导致的心里不平衡吗？倘若工资待遇能维持在一个相对让人满意的高度，有谁又会愿意去冒险伸出贪婪的双手呢？如何遏制社会财富悬殊而又不致于影响经济快速发展，的确是一项很大的系统工程。但这是贪污腐败现象的根源，这个根源不除，想要彻底扭转社会贪腐现象，是不可能的

2.严肃处理，从小做起扼杀萌芽事件。我们要认真抓好小贪腐现象，将贪污腐败扼杀在摇篮中，不给它成长。贪腐现象的产生有赖于其存在的土壤，这个“土壤”有两种养分，一种一上述财富悬殊的社会现实，另一种则是因社会意识的不坚定。我们社会现在对贪腐的意识存在极大的矛盾，一方面骂别人贪污，一方面自己想发财。大有五十步笑百步的意味。而解决这个问题的主要方法是要逐步形成遏制贪腐的舆论氛围，千方百计抓好小贪腐现象，认真从吃请送礼着手。既不至于牵涉太多的关系容易处理，大量的小贪腐现象被处理也会形成一定的社会舆论环境，更会提升民众的认知，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3.加强监督仍是制衡权力腐败的有效方法。法律和党规党法上的问题是落实和执行的问题。如何使这些法律和制度能够有效地落实执行，是当前急需研究的问题。尽管前面我们说制度内监督对于制度性腐败效果不大，但监督是多方位的，在加强党内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的同时，我们尤其要发挥新闻监督与舆论监督的作用，这样多管齐下，必能起到好的效果。4.要加强对正确人生观的教育。古人常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子罕辞玉》中，宋人或得玉，献诸子罕。子罕弗受。献玉者曰：“以示玉人，玉人以为宝也，故敢献之。”子罕曰：“我以不贪为宝，尔以玉为宝，若以与我，皆丧宝也。不若人有其宝。”

宋人把玉当宝，可子罕却当廉洁为宝，这一句：不若人有其宝中，我们可以知道，我们迫切的需要正确的价值观。一个人真正存活在世界上需要花费并不巨大，关键就在于你对金钱的理解。我认为人生观最重要的是：工作向高标准看齐，生活向低标准看齐。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

如何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

2012年GDP增长目标自2005年以来中国GDP按可比价格计算的预期增长目标首次低于8%，定为7.5%。温总理在向十一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作政府工作报告时，在关注GDP增长目标下调的同时，还特别指出，要全面做好2012年的工作，必须坚持突出主题、贯穿主线、统筹兼顾、协调推进，把稳增长、控物价、调结构、惠民生、抓改革、促和谐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段讲话关键词 “稳增长”备受关注。可以看出

回顾历史，自1978年至2011年的34年时间里，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按可比价格计算年均增长达到9.8%，创造了令人瞩目的世界奇迹。但与此同时，在社会、环境等许多方面也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根据相关资料提供的信息，以往中国GDP增长中，至少有80%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只重经济，忽视环境，过度追求产值，不仅使环境和资源承担过重负荷，同时也使得经济结构调整困难重重。经过三十多年的发展，我国社会保障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保障体系框架基本建立。在相对完备的社会保障体系基础上，从“保增长”转变到“稳增长”就更具有科学性和现实性。

经济增长目标下调也暗示出中央决策层坚持科学发展的坚定决心，其象征意义更加值得关注。以往片面追求GDP高速增长的发展模式可能将真正开始淡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历史舞台，“保八”、“保九”这样的表述也将被“绿色GDP”、“科学GDP”所代替。在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粗放型增长之后，科学发展已经成为中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必然选项。2012年GDP增长目标的向下微调正是反映了最高决策层的这种战略转变理念。只有实现这种转变，才有可能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和效益，实现中国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发展。

但是作为世界经济增长的引擎，中国的经济状况与政策走向一直牵动着全球神经。由于欧债危机的影响，加之中国上半年经济增速近3年来首度跌至8%以下区间，外媒普遍对中国今年下半年经济感到悲观。中国高层这次会议也特别提到，要增强忧患意识，应对经济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和挑战。不少市民对中国经济状况与未来发展持担忧状态。

其实，对经济增速下滑无须过于恐慌，要对中国未来经济增长有足够的耐心与信心。由于多年来中国经济增速一直保持强劲势头，外界因此形成一种惯性思维，对中国经济增速下滑抱有莫名恐慌情绪。其实，世界经济处于大调整或较长期的低迷之中，目前中国的经济增速已属不易。更何况经济增长也有周期性，如同当年日、韩高速增长过后一样，势必要面临一段时期的盘整。正如联合国贸易与发展会议秘书长所言，“我们应该允许中国经济有一个软着陆”。其次，中国的调控政策应保持相对稳定，转换频率不能太快，力度不能过猛，防止通胀、通缩急转。

中国的作用更多是保持亚洲经济的稳定，这就需要用稳定的政策来实现“稳增长”。而对世界来说，也需要用稳定的心态看待中国，既不要因为亮丽的经济数据将其视作全球经济的“救世主”，也无须因为经济增速稍稍放缓，就大呼“衰退”，而应该关注蕴藏在数字背后中国经济正在进行的深层次改革。

而且经济增长的核心应该是手段，而不是目标。我们应该更多关注的是提高人们福祉的目标，包括收入、就业、社会保障、环境等等。知道目前的下滑一定程度上与调控相关，经济增长可以因为调控而下行，必然也能因为调控而上行。其次，我们还应认识到，长期来看中国经济增长的动力依然充足，短期风险不会影响到长期增长的基本面。比如城市化，目前中国的城市化率刚过50%，按每年1个百分点的速度，城市化对经济增长的推动至少还可

以持续20年；比如在中国巨大的地区经济差距及其背后的地理区位、资源环境、人口资源差异背后，产业梯度转移将持续产生巨大的资源配置效率和结构优化效应；比如随着社会保障的逐渐完善及城乡居民收入的提高，消费对增长的贡献必将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比如改革开放30多年积累的教育、科技资源和成果，为未来创新推动经济增长奠定了基础。此外，进一步改革开放和政策调控的空间还很大，因此而释放的经济效率可以很高，比如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对消费的进一步推动；比如垄断行业改革对民营经济发展的进一步促进；比如战略性新兴产业规划的逐步实施既增加需求，又提升整体经济的效率水平；比如通过加大对铁路、市政、能源、电信、卫生、教育等国民经济基础产业和民生工程领域的投资可以带动整体经济的回暖等等。

在正确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的同时，我们还应该正确分析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并提出有效地改善措施。我认为中国当前面临的真正问题在于缺乏投资需求导致的经济下滑，并非简单的产能过剩，而是生产过剩。因此，无须继续加大政策宽松度，重点应更多地还应放在改革方面。

生产过剩是由于分配不均造成的。一方面生产能力大量积累；另一方面居民收入太低，缺乏购买力，二者相叠加导致了大量生产能力的过剩。即巨大的投资需求没能与最终消费形成良性循环；而传统的投资和外贸出口形成的循环又被金融危机打断，这就导致目前中国经济的每个循环都不畅通的局面。鉴于此，中国接下来要做的，并非通过降低利息或者放松银根扩大投资，而应更多地通过改革的办法，包括减税、调整收入分配、落实社会保障措施等各种政策切实提高居民的收入，增加他们的消费信心。只有真正把消费刺激起来，才是中国未来的出路。继续扩大投资只能进一步增加供给能力，使供大于求的矛盾更加严重。

总之，大家应该正确看待中国经济“稳增长”的目标，客观的看待中国经济现今面临的真正问题，并且提出真正行之有效的解决办法。我们需要认识到“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同时解决任何问题都需要有耐心的的。也应该明白在当前国际经济与政治局势变化加剧的背景下，中央政府已经将经济工作重心从之前的“保增长”转变到“稳增长”上来，这种宏观战略转变对中国经济实现长期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第五篇：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中国周边形势坏境

形势与政策——如何看待中国周边形势坏境

中国周边，顾名思义，就是我们的邻居，具体的，它包括六大“板块”，分别是中亚、南亚、东南亚、东北亚，以及西亚与南太平洋的部分地区。总体上来说，当前中国周边地区的多个国家政局动荡不定，多个地缘方向滋生乱局，周边不稳趋于常态化、持久化、复杂化与联动化。

中亚不稳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异动最为突出。2010年4月7日，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发生突变，首都比什凯克爆发大规模反政府示威，在2005年靠所谓“颜色革命”上台的巴基耶夫政府被一举推翻，以奥通巴耶娃为首的反对派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巴基耶夫先是逃往南方，后流亡国外，而临时政府也一直难以有效掌控巴基耶夫前总统具有传统影响的南方地区。

南亚则有多个国家政局剧烈动荡。阿富汗首当其冲，巴基斯坦紧随其后。美国奥巴马政府强力实施“阿富汗-巴基斯坦新战略”，大举增兵阿富汗，对巴基斯坦一再实施越境打恐，引发极端势力与恐怖组织强烈反弹，致使南亚恐怖袭击活动有增无减。

东南亚地区形势动荡体现在海洋方向上，尤其是南海形势更趋复杂，其中既有海盗活跃威胁海上通道安全，也有南海海洋权益争端加剧，包括岛礁主权争议、专属经济区划分冲突、海洋渔业与油气矿产资源矛盾等。

东北亚形势主要因韩国“天安号事件”而骤然紧张。在朝鲜半岛方向，韩国于5月20日公布“天安”号事件正式调查结果，认为导致2010年3月26日韩国海军“天安”号警戒舰爆炸沉没的原因，是遭到了朝鲜小型潜水艇发射的鱼雷攻击。

西亚动荡主要是“两伊问题”。伊拉克战争已爆发七年有余，美国扶植的伊拉克政府虽然渐已基本控制局面，美国也加快了从伊拉克“撤军”进程，但“基地”组织仍不时制造重大恐怖袭击活动，伊拉克安全形势难有根本好转。而伊拉克“大选”之后的新政府因为党派矛盾而一再“难产”，伊拉克政治前景也难以明朗。

在南太（平洋）地区，连政局一向平稳的澳大利亚居然也发生“政变”，陆克文总理因矿产资源税政策失误等严重影响其工党年底选情，陆克文迫于工党内部巨大压力提前辞职，吉拉德出任工党新党首并成为澳大利亚历史上第一位女总理，吉拉德于7月17日宣布将澳大利亚议会选举提前到8月21日举行。

由以上周边动荡事件看出，当前中国周边动荡呈现普遍化、常态化、复杂化乃至一定程度的联动化。其中又以一国内部的政局不稳居多，也有两国之间的冲突甚至对抗，还有大国强权的介入与角逐，不同类型的问题相互交织，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并存。

从周边国家国情分析，它们大部分属于发展中国家，少数属于发达国家。按其政治体制、所处社会发展阶段与“稳定程度”，也可大致分成“成熟民主国家”、“转型国家”与“问题国家”三大类。因此，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与各种根深蒂固矛盾是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根源或“内因” ；大国争夺激烈等其他因素催生也加剧了周边动荡。

周边形势动荡不安尤其是不少国家政局不稳，对中国带来复杂影响和挑战。周边乱局“外溢效应”直接危及中国的沿边经济发展与安全；邻国政局动荡、极端与恐怖势力猖獗严重威胁中国的海外利益；周边乱局为某些大国“介入”提供了可趁之机，大国加紧争夺中国周边将危害中国的地缘政治经济利益，中国的地缘战略依托受到侵蚀，中国崛起更将面临“龙困浅滩”的危险；中国与邻国的既有领土与海洋权益争端更趋复杂；周边乱局严重掣肘亚洲经济一体化，影响中国的周边区域合作政策实施与推进中国在周边的“大国责任”压力不断上升，周边外交“两难”困境加剧，“不干涉内政”原则备受冲击。

尽管周边动荡对中国构成了诸多严峻挑战，但如辩证地看，只要我们准确“把脉”周边乱局并“对症下药”，应对得当并主动作为，上述挑战也可被转化成提升中国周边外交能力、增强中国对周边地区影响力的难得战略机遇。

为了把挑战转化为难得的战略机遇，周边外交与“周边工作”具有“无比重要性”。要以“大周边战略”为方向，远近结合、稳步拓展。大力强化“周边是首要”与“维稳”、“维权”并举的意识，集中精力、加大投入、专注周边，科学研判、及时反应、积极引导。适时制定“大周边战略”，拓展中国周边的内涵与外延，“做深、做实”周边工作周边地缘战略坚持“东西兼顾”、“陆海并举”和“传统与非传统安全统筹”方针，妥善兼顾地缘“西线”与“东线”，同步开拓“陆权”与 “海权”，统筹应对传统与非传统安全挑战。针对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的“三种情形”，对症下药，强化危机管控，维护正当权益。有效应对大国地缘角逐，夯实地缘战略依托。与时俱进、调整与发展“不干涉内政”原则，有效应对周边乱局。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确保周边总体和平稳定，坚决捍卫中国沿边地区的安全与发展。

面对当前中国周边地区动荡加剧的态势；面对周边动荡加剧对中国构成诸多严峻挑战，中国应通过积极、有效、妥善应对周边不稳，严密关注与持续跟踪，加快制定“大周边战略”，对周边乱局既要分门别类，又要统筹应对.这样才能为自身持续与完全崛起营造更加有利的周边环境，也为周边的和平稳定与世界的和平发展作出应有的重要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