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圈：区域竞争的航母

第一篇：城市圈：区域竞争的航母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茨曾断言中国的城市化将是21世纪世界经济的两大主要推动力之一，中国城市化实践似乎正在有力的诠释着这句话。尽管大师的预言还有待时间老人去做最后的评析，但城市化对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性却为各界所笃信。无论是在官方文件中，还是在专家学者的言谈中，城市化都是一个使用频率很高的词汇。而城市圈作为城市化发展

到一定阶段后所出现的一种城市组织体系日益引起人们的关注。

随着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国内城市日渐强烈地感受到经济全球化的气息，面临着更大范围的竞争压力，促使其以更宽广的视野去透视和应对竞争。近年来国内城市纷纷意识到惟有借助区域整体之力，发挥地利人和之势，才能壮大自己，在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于是一时间列强合纵联横，各城市之间频打城市圈之牌。长江三角洲城市圈、环渤海城市圈、大珠三角、长沙-株洲-湘潭城市圈…纷纷映入眼帘。城市圈内政商要员之间的各种研讨会纷纷举行，各层次的合作机制也相继诞生，打造城市圈成了区域合作的重头戏。

新近出炉的《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称我国已形成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环渤海三大城市群，这是带动我国整体经济的三个主要增长极。这份由众多名家撰写而成的中国城市发展战略“白皮书”让人们认识到城市圈不但重要而且是可触摸的现实。

但我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圈的组建和发展中，诸侯经济的负面影响广为存在。行政区域分割、圈内恶性竞争等问题，极大的扼制了城市圈协同效应的发挥。因此分析制约城市圈经济整合的因素，探讨可行的协调机制就尤为必要了。基于此，本文首先描述了我国城市圈的发展状况，然后在分析行政阻隔等对城市圈经济融合影响的基础上，探索提升城市圈一体化水平的对策。

一、城市圈提升区域竞争力

我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各级政府发展战略的调整对城市化继而城市圈的形成产生了积极的催化作用。适应这些环境和政策的变化，区域内城市的联动发展不断凸现。经济版图的重新划分，使得城市的势力不断突破行政边界的羁绊，形成了或者正在塑造着一批城市经济圈。城市圈的出现为区域经济竞争增添了新姿，改变着城市管理者经营城市的理念，通过系统的整体效应，增强了圈内经济整体实力，并带动着周边地区经济腾飞。

（一）乍露荷角的中国城市圈

我国市场体系的完善，政府经济发展战略的调整，参与世界经济分工合作程度的深化，为城市圈的形成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在一些城市化水较高，经济联系密切的地区，城市圈初步形成；其余地区也正在直面新的发展形势，加强区域内城市合作力度，积极构筑城市圈。

1.经济发展催生城市圈

我国经济发展促进了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和基础设施的完善，市场的逐渐成熟增进了城市的内引外联，这些因素推动了我国城市圈的形成。

（1）城市化水平提高

城市圈的形成要求区域内有较为密集的城市群，并且存在一个或几个能发挥首领作用的中心城市。近几年来各级政府日益认识到城市化的战略意义，各地纷纷将城市化纳入本地长远发展规划，并加快了城市化的步伐。这有力地促进了我国城市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在经济发展水平较高的区域，城市化战果喜人。据国家统计局提供的数字，1990年到2001年11年间，我国地级城市由188个增加到269个，市区非农业人口超百万的特大城市由31个增加到41个。城市覆盖面积达408.9万平方公里，比1990年增加了219.2万平方公里，占全国国土面积的比重由1990年的20增加到42.6。2001年市镇总人口占全国总人口比重达37.7，比1990年提高了10.3个百分点。

伴随着城市化的阔步推进，区域内城市密度提高，城市集聚和辐射能力增强，相邻城市之间资源和信息的交换趋于频繁。城市之间信息和能量的相互依赖是城市圈赖以形成的基础。

（2）基础设施完善

我国公路、铁路、民航、水运的发展为区域内城市的空间集聚提供了交通纽带。从1991年至2001年我国公路运输线路长度增长了63.1，民航运输线路长度增加了177.9。铁路运行里程增长较慢，但运行速度屡屡提高。毗邻城市之间，交通条件显著改善。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城市圈内，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让上海与杭州、南京车程控制在2至4小时之内。而且一些区域还在筹划城际快速轨道交通，推动城际交通公交化。区域内城市之间交通设施的对接，交通工具的进步，扩大了城市通勤范围，增加了城市之间的引力。

互联网、移动通信等现代化通信手段使得信息传播更加顺畅，城市之间不断扩大的信息交换增强了区域内城市的互动能力。

（3）市场化程度提高

我国市场化水平正在不断提高。由美国传统基金会与《华尔街日报》每年编制与公布

一次的经济自由度指数表明我国这一指标的总体得分从1995年的3.60分改善为2002年的3.55分（分数越低越自由）。随着市场化程度的提高，政府和企业努力转换职能，角色定位逐渐回归。政府减少了对市场不当干预，企业经营理性增加。

面对复杂的市场环境，越来越自主的企业有必要也有能力寻找更广阔的市场和发展空间。而城市资源禀

赋的差异，功能的差异为企业在城市圈内重新进行空间布局提供了可能性。例如，上海市众多企业为节省成本而向附近江浙两省城市迁徙。这些资源在圈内的重新配置强化了区域内城市一体化进程。

（4）国际竞争加剧

我国持续推进对外开放，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经济的外向度明显提高。2001年度进出口额、实际利用外资额分别为1991年的3.7、4.3倍。特别是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后，国外资本和企业呈加速势头进入我国，国内企业感受到竞争压力逐渐沉重。

面对国际竞争，我国对内开放的步伐明显滞后于对外开放速度。在这种情况下，国内城市和企业深刻意识到只有充分利用周边资源，借助区域整体竞争力，才能占领竞争的有利位势，这是激发区域内城市携手合作的“外患”。

2.城市圈规划与探索方兴未艾

正是上述因素的推动，实施城市圈战略的实践已经在我国许多区域红红火火地展开了，无论是在省市政府的发展蓝图中，抑或地方政府间合作议题中，还是在学术园地，城市圈都是一个热门的话题。

首先，城市圈成为诸多省市政府发展规划的关键词。一些省市政府充分认识到和周边城市融合互补是提高自身竞争力的有力手段，纷纷在发展规划中将建设各层次的城市圈（城市带）提升到战略的高度。如《上海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提出“促进长江三角洲经济一体化发展。探索建立上海与长江三角洲基础设施衔接、支柱产业配套、新兴产业共建、一般产业互补的分工协作体系。”

其次，区域内城市政府间合作机制逐渐完善。区域内城市政府间合作层次逐渐提升，由对话性合作逐渐转向制度性合作。合作范围由交通衔接、旅游联合开发走向政务信息共享、生产要素流动等深层合作。长江三角洲内沪苏浙三省已达成计委牵头的协调机制，长三角15城市市长联席会议和沪、苏、浙三省市的常务副省（市）长沟通机制已初步形成。其他地区如长沙-株洲-湘潭、西安-咸阳政府之间也都签署了相应的合作框架以促进城市圈的形成。

再者，有关城市圈的研讨会、论坛积极开展起来。这些汇集了政府官员、知名学者、商界精英的会议聚焦于城市圈内部整合的关键问题，总结了宝贵经验并提供了富有建设性的意见。去年召开的“中华学人与21世纪上海发展国际研讨会”、“首届珠三角经济论坛”等引起了各方关注，这些学术活动正在以其思想和舆论力量推动城市圈的发展。

（二）城市圈充当区域发展的高能反应堆

城市圈的形成有助于区域内资源重新优化配置，并通过市场的压力敦促城市管理当局改善其经济服务和管理功能，市场与制度的双双完善，极大地提升了城市圈的整体竞争力。城市圈通过其资源的聚散，演变为带动整个区域经济的高能反应堆。

1.推动资源整合，发挥协同效应

企业的成长、市场环境的变化迫使企业不断寻求适合自身的发展空间，在更广阔的地域中配置其功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国市场的统一性还不甚理想。而城市圈内各地人文相近，地理相连，人缘相亲，客观上减少了企业异地拓展的成本和风险。圈内城市间通过自觉自主的联合，为经济主体开垦出更加广袤的成长沃土。

通过基础设施衔接配套，要素资源共享，产业分工合作，城市圈内各成员分享规模和协同的好处，开创共赢的局面。一方面，圈内核心城市获得了广阔的腹地，为其城市功能转型和产业高级化提供了良好依托；另一方面，可以借用一句苏州对上海辐射作用的生动概括“大树底下好种碧螺春”，其他城市充分利用核心城市的辐射，承接其转移出的生产能力，为其提供配套服务，并充分利用核心城市的综合服务功能为自己提供资金、信息、科技支持。此外，圈内城市之间联系的日益密切，必然会对它们之间的郊区、农村溢出物质和能量，从而为这些地区带来发展机遇，带动整个区域经济增长。

2.驱动政府转化职能，提高服务水平

与城市圈成长相应，区域内要素流动更加顺畅，企业迁徙更加容易。于是，企业、人才、资金在利益的驱动下，流向圈内更加理想的乐土。这在当前守土有责的行政体系下，城市当局有压力去改善其投资环境和管理手段，增加对经济资源的吸引力，“亲商、富商、安商”正在成为不变的承诺。

随着圈内城市管理者之间磋商协调的增加，示范效应将发挥效果。那些先进的政府管理制度、服务方式迅速为合作/竞争对手所模仿和借鉴。例如毗邻上海的嘉兴在政策上也积极和上海对接，针对上海内联“24条”，嘉兴主要领导表示也要出台相应的政策与之接轨。通过相互之间的学习，有助于提高整个城市圈内政府行政管理艺术，为区域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

市场和制度条件的改进让城市圈发生“核聚变”，城市圈整体实力非常可观，辐射出强大的能量引领着整个区域经济迅速壮大。

由上海、南京、杭州、宁波、苏州、无锡、常州、镇江、南通、扬州、泰州、湖州、嘉兴、绍兴、舟山等15城市组成的长江三角洲城市圈土地面积10万平方公里，占全国的1；人口7534万人，占全国的5.9。2001年，长江三角洲地区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6981亿元，占全国的17.7；完成财政总收入3350亿元，占全国的20.4；外贸出口739.4亿美元，占全国的27.8；实际利用外资160.7亿美元，占全国的32.3；人均GDP达22537元，相当于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

珠江三角洲由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中山、佛山、肇庆、江门、惠州等9市构成的城市圈土地面积41698平方公里，占全国的0.43；2000年总人口4287万，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3。2001年珠三角城市圈实现国内生产总值852.3亿元，占全国的8.8。如今粤港澳合作日趋密切，大珠三角的形成将使其经济实力更上一层楼。

此外，环渤海地区，以京津为双核心的大都市圈也正在形成，凭借其得天独厚的聚集优势将进入高速增长轨道。

这三大全国性的城市圈是我国经济当之无愧的三大引擎，对全国经济走势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此外众多区域性城市圈如广佛城市圈、武汉城市圈等也正在发挥区域经济增长核心的作用。我国经济发展培育着城市圈的壮大，城市圈则改变着我国区域经济竞争态势，它们的成长将在很大程度上主导着我国经济未来发展前景。

二、诸侯经济是城市圈成长的天敌

行政区划主要目的是服务于政治管理，依照地域大小和行政等级，各级地方政府被赋予相应的权利范围。由于历史和制度的渊源，长期以来城市政府的经济管理权力和责任依附和匹配于其政治地位。于是大大小小的诸侯经济、山寨经济就有充足的土壤扎根并生存下来。

诸侯经济画地为牢，行政力量侵占市场功能，阻碍生产要素按照正常规律流动和配置。行政区经济的道道藩篱横亘于城市圈经济主体之间，制约了产业整合和资源共享，成为城市圈经济壮大的天敌。

（一）行政区经济沃土依存

行政区经济是我国计划体制下区域经济发展模式和政治游戏规则的产物。尽管市场的大潮终将会涤荡掉它的余垢，但是历史的惯性、政治运行规则欠完善、竞争压力为它的继续存在提供了千万种理由，它的消失还需假以时日。

1.地方政府“经营”经济的压力和能力

城市管理者的权力理论上由广大市民（或辖区内居民）所授予，他们似乎应以满足治内纳税人、居民的诉求为活动主旨。但事实上他们的升迁主要的由其上级决定，而上级擢升贬抑的准则之一是其任期内这些城市的就业水平、财政收入、经济增长速度。因此通过各种手段，促进他们任期内本地经济增长最快很自然成为理性的选择。在追求该目标的过程中，往往发生市场规则和行政干预、长远发展和眼前利益的碰撞，而较量常以长远利益和市场规则落败而终。

除了政治规则之外，现行的财税制度客观上也增加了市长（书记）们奉行行政区经济的冲动。首先，中央和地方以税种为基础的分税机制，使地方政府仍具有追求扩大本地经济规模的动力。其次，现行转移支付制度的不完善和转移支付能力的不足，促使地方政府寻求本地财源的扩大。第三，当地方政府可控财源与公共职责不对称时，也促使一些地方为创造和保护本地财源采取不正当的措施。

此外，城市管理当局还支配着数量可观的经济资源，这也为他们直接干预经济、设置市场边界提供了理由和手段。一方面，城市政府可以冠冕堂皇地操控一批国有资产和集体资产；另一方面，在我国政府部门滥用权力践踏产权尊严的行为缺乏有效制约机制，城市管理者可对民间资本施加不可估量的影响和控制。这些资源在一定条件下便构成了施政者构筑起行政区经济的物质基础。

2.圈内竞争因素的存在城市圈内部城市之间有优势互补的必要，但是它们之间的竞争因素也是客观存在，如果处理不当则易造成恶性竞争。譬如在城市圈内一些人片面的认为核心城市会源源不断地吸收其他城市的人才和资源，“大树底下难成才”，这种不恰当地夸大圈内城市之间竞争的看法必定导致用行政力量的魔剑去挥砍圈内经济自然纽结。

城市圈内各城市之间地域相连，要素禀赋有着较大相似性。随着交通条件的改善、通讯基础设施的完善，城市圈内同一层次的城市之间企业经营成本趋同，对企业来讲相互之间替代性较大。此外地域的临近和生活水准处于伯仲之间，城市圈内同一层次的城市居民具有大致相同的消费偏好和消费结构，市场份额也就容易成为不同城市生产同类产品的厂家激烈争抢的对象。

再者，面对类似的文化传统，相近的经济发展水平，区域内同一层次城市容易形成相同/类似的城市定位，进而导致类似的发展路径和战略重点，这也是城市间不可忽视的竞争因素。

3.行政区划和经济区划的非重合行政区划的划分依据是历史沿革和政治管理的便利，而经济区划则主要是由经济主体在市场力量的牵引下离合融散塑造而成，二者之间难以保持一致。这样城市管理者和他们的上级基于地方利益和自身理性，可能会为保全行政区经济而牺牲城市圈经济。譬如有人认为苏锡常城市圈就带有明显的行政区划烙印，认为从空间布局和经济联系出发，在苏锡常之外加上嘉兴和湖州两个浙江城市组成环太湖城市圈将使城市之间的合作基础更加广泛和现实。苏南政经界人士“白天看南京，晚上看上海”，折射着行政区划掣肘下城市圈拓荒者们的丝丝无奈。

城市的行政级别决定其政府经济管理权限从而影响着城市的经济活动。城市成长的非均衡性和跳跃性有可能使城市陷入行政区划的困境。当城市经济迅速发展，而不能获得相应的行政权限来支撑时，城市向外延展的触手就被牢牢捆住了。譬如，前几年广东顺德市雄踞我国百强县之首，人均GDP全国第一，可它仅仅是佛山所辖的一个县级市，这就宛如“大人穿童衣”，对其经济的纵横捭阖增添了诸多不便。

在城市圈内，城市管理者具有管理和“经营”经济的压力和能力，而城市之间竞争的存在、行政边界和经济圈边界的交错更增加了行政力量、地方力量阻碍城市圈经济一体化的冲动。尽管有些阻碍力量并非是城市管理者刻意所为，但无论如何它们是在起作用。

（二）圈内离散耗损整体能量

由于行政壁垒的阻隔和干扰，圈内城市的联合互动受到影响，相互之间分割离散现象还普遍存在，诸如市场分割、滥用政策优惠、产业同构、基础设施建设各自为政都是城市圈内一体化道路上的荆棘。这就决定了当前我国城市圈内的合作还是浅层次的，本该大放异彩的规模效应、协同效应因此而黯淡了许多。

1.市场分割亟待打破

城市圈内区域性市场的统一性和开放性的提高有目共睹，但距离理想的目标还是其路漫漫。浑然一体的经济版图被割裂为大小不一的市场板块，严重制约了城市圈内产品、人才、企业自由流动，使经济资源在寻寻觅觅之后仍不能驻足于理想的栖所，无法使城市圈内经济要素迸发出最大活力。

就产品市场而言，一些地方出于庇佑本地企业的“善意”，将一些外埠商品视为洪水猛兽，设置有形和无形的关卡，企图“拒敌于城门之外”。国际经济学界的计量检验结果表明，当前中国省际壁垒甚至要高于国际贸易壁垒。例如有的城市为保护本市汽车产业，就曾或明或暗阻挡外地所产车辆进入本市消费市场。城市圈内同类产品若不能在统一的区域内市场舞台上比拼一番就难有优胜劣汰，整个城市圈的经济效率难以提高。

在人才流动方面，城市圈内由于户籍制度、地方政府安排就业的压力，各地对外来人口就业通常都采取歧视性政策。譬如，很多地方在招聘岗位时都把解决好当地就业问题作为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来考虑，外地求职人员往往被拒之门外，这种现象在城市圈的核心城市如上海、北京非常普遍。尽管各地都认为家有梧桐树，招得凤凰来，可这些歧视性因素却制约着人尽其才。

另外，城市圈内有些政府常将企业视为生蛋的金鸡，总想尽可能将企业留在自己的辖区内，以便为本地提供就业岗位、增加财政收入，甚至不惜采取种种手段，阻碍企业自由跨区域发展。当前，无论是长三角城市圈还是珠三角城市圈，企业反应异地投资遭遇双重课税的现象普遍存在。虽然短期内这些手段能让这些金鸡为本地生财、造岗位，但似乎有杀鸡取卵之嫌。

市场统一性、开放性的欠完善无法让城市圈内各种要素和产品流畅的转动起来，市场的竞争压力和配置功能没有发挥充分作用，限制了城市圈经济潜力的释放。

2.产业同构严重

城市圈内政府管理机构对产业布局都进行着强有力的引导。政府的产业引导固然是必要的，但一个必不可少的前提是政府能够依据本地条件，正确确定自己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并且政府充分考虑到与外部经济的交互作用。然而现实的情况是有些城市管理者基于眼前（任期）利益最大化，不顾发展的可持续性和协调性，往往盯住利大税多的产业，例如当前一些城市一谈产业规划就唯高科技是论，置自身客观条件于不顾。加上同一个城市圈内城市之间要素条件类似，于是城市圈内产业雷同非常普遍。带来的结果是，工业布点分散、产业集中度低，城市之间产业恶性竞争时有发生。

观察不难发现，城市圈内城市产业特色不明显，城市通常缺乏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主导产业，相互之间的垂直和水平分工合作不够。如果硬要找一些特色的话，那就是“你有我有全都有”。下表列出了上海和浙江两地产值最高的工业行业。

从表中可以看出，产值前10位的行业中，两地有8个是相同的。根据测算发现沪苏浙三地产业结构相似系数很高：沪苏的产业结构相似系数为0.82，沪浙间为0.76，苏浙之间竟高达0.97。城市之间亦是如此，如苏锡常三城的主导产业基本都是“机械纺织化工冶炼食品”，各行业的比重也十分接近。其他如珠三角城市圈内的深圳、广州产业结构也有着大体相同的面孔。城市圈内各城市之间雷同的产业结构引起相互之间的过度竞争，使区域内有限的资源不能得到有机融合以实现必要的产业集中。

城市圈内产业结构同化已是痛楚的事实，更令人忧虑的是当前区域内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路径又呈现惊人的相似，这势必会使产业同构的局面继续维持下去。从珠三角城市圈的几个主要城市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珠海的“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容易发现，它们下一阶段的产业调整方向有着较大的重合。例如五个城市无一例外将电子信息技术列入本市“十五”期间支柱产业，并且主攻的具体方向也很类似；五个城市都将现代物流业作为重点发展产业，广州、深圳、东莞更是表明要将本市建成华南、全国或国际性物流中心；广州立志成为区域性金融中心，深圳则积极打造全国性金融中心；其他产业如机电一体化、纺织服装等也弥漫着竞争的硝烟。按照它们各自的规划演进，珠江三角洲内部产业错位发展，横向互补还需经历一个较长的磨合期，甚至是一段痛苦的萧墙之争。

缓解城市圈内产业同构的确是燃眉之急，若各方不能精诚合作而达到互利互惠，最终恐怕只能是“患难与共”了。

3.城际软硬件设施衔接乏力

城市圈中各城市在制度与政策安排、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理应通力合作，从制度和空间上促进内部一体化，与外部竞争时用一个声音说话。可不少城市的管理者缺乏整体观念和协作精神，在经营城市中局于一禺，未能充分认识到只有依托区域整体优势，才能有效壮大自己。他们往往不顾自身实际情况或区域整体利益，陶醉于躲进小楼成一统。

区域内基础设施规划和建设的良好衔接是从空间上融合城市圈的必要保证，可当前一些城市喜欢自以为是，在重大基础设施的规划和建设中各自为政，过多的以自我为中心，这样做的后果是让这些耗资巨大的设施难以发挥应有的作用。比如长三角的港口建设中因多年来缺少协调，出现了很多矛盾。据统计，南京以下的长江段，已建、在建和待建的万吨以上码头泊位共100多个。其投资建设都由当地政府主导，各地均以自己认定的腹地计算货源。由于不合理的重复计算，导致建成后货源不足，浪费巨大。由国家投资、深水泊位最佳的宁波北仑港区，可接纳第五代甚至更大型集装箱船，但是宁波港的经济腹地货源不足，又缺乏长三角内部的货源支持，港口的设施能力迄今未能充分施展。

在更高的合作层次---制度安排的协调上，区域内城市之间问题颇多。城市圈内城市完全可以通过政策取向的差异来引导和促进区域内经济错位发展，从区域全局发展的视野提供合理的制度供给，但是这经常不得不屈从于“诸侯们”狭隘但很坚强的意志。特别地，我国法治环境的不完善使得一些地方官员可以敢于将国家关于经济的规划和法律置于脑后而不顾，炮制出自认为可促进当地发展的变通的土规定，并冠以符合地方特色的美名，实则是违法违规，恶性竞争。

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各城市都把引进外资作为发展当地经济的推进剂，于是纷纷想方设法不遗余力扩大招商引资。动机固然可嘉，手段却值得商榷。许多地方早已突破两免三减半的企业所得税的优惠政策底线，台积电在长三角选择投资地时，一些地方甚至承诺给予十免十减半的税收优惠政策。在土地转让上，通过财政贴补，以大大低于成本的价格向外商提供土地，苏南一些地方实际成本一般为15万元1亩的土地却可以按6或7万元的价格出让给外商。这种政策上的恶性竞争即便短期内可以给某些城市带来一些好处，但长远地却扰乱了整个区域的经济秩序，削弱了整体竞争力。

因此城市圈内基础设施的衔接配合不容乐观，制度层面上的协调合作更是任重道远。

城市圈内的市场分割、产业同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协调欠佳都是不容回避的事实，极大的耗散了城市圈所集聚的能量，制约了其辐射功能。如长江流域发展研究院朱荣林教授指出，在一个经济系统中,如果所有经济单元处于自然状态，则协同效率最大不会超过44。于是促进城市圈深层次的融合就尤为重要和迫切了。

三、加大融合，共享繁荣

我国城市圈的形成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区域经济发展与要素流动的客观需要和市场边界的自然延展过程，而城市圈内行政壁垒是制约城市圈协同效率发挥的最大障碍。因此当前紧要的是让市场和政府各自扮演好自己所应承担的角色，提高城市圈内一体化水平。政府应该奉行适度“无为而治”的原则，减少对城市圈内经济活动不当的行政干预，相信和借助市场的力量来促进城市圈的发展。这要求建立覆盖城市圈的高度统一和开放的区域大市场，通过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以要素流动为纽带将各城市有机连接起来；同时圈内城市政府也要加大制度合作和对话的力度，和其他外部力量一起推动城市圈内部融合。而整合的重点应该是建立有梯度的互补的产业布局。

1．市场主导，相互融合城市圈的形成是城市集聚和辐射功能在地域上的拓展，主要是市场自身力量的结晶。当前阻挡城市圈车轮前进的主要是道道行政分割的壕沟。因此逾越这一障碍的途径无非是强化市场力量和转化政府角色，而当前重中之重是完善城市圈区域市场。通过建立区域内统一、开放、有序的大市场，使城市圈内各种经济资源充分转动起来，通过市场利益的引导增进整个城市圈经济布局的合理性。而当前市场正孕育和显示着此种力量。

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国内城市竞争视野大为开阔，城市圈的竞争成为城市赢得世界性尊重和控制力的主要途径。（特）大城市需要广阔的腹地为依托，而中小城市需要周围大城市的辐射，只有相互之间的默契配合才能增强国际竞争中的话语权，这种内部的聚合力将区域内城市拉近。此外，我国特别是一些投资环境好的城市正在享受着跨国公司产业转移所带来的好处，而跨国公司在转移产业的过程中往往看重的是超越单个城市的区域总体优势，在整个区域范围内分布其公司职能。这从外部推动着城市圈的形成。

正是这些市场的压力，城市圈内生产要素流动空前的活跃，增进了相互之间经济密切度。例如在长江三角洲城市圈内浙江企业纷纷抢滩上海，而且大中型企业明显增多，主要是私营、股份制大中型企业。据不完全统计，截止到2002年6月浙江各地在沪投资创办的企业近5万家，其中注册资金200万元以上的企业有2000多家，集团公司有50多家。浙江在沪企业投资总额达500亿元以上，经商人员有25万，劳务人员26万人（其中建筑业15万人左右）。这些企业大多数把生产基地放在浙江，而把研发中心、销售中心放在上海，以谋求在国内领先和进入国际市场。而上海的企业、技术流向江苏、浙江更是一目了然的事实。正是这些经济资源频繁跨越城市间行政区划界限，像道道纽带将区域内相邻城市编结成城市圈。所以完全有理由相信，创造条件让市场充当提高城市圈一体化水平的主导力量是明智的选择。

要使市场的作用有效发挥，就应该努力将城市圈内相互之间有障碍的市场条块打造成一个平滑的整体大市场，让各种要素在上面按自己的意志流动。首先，各地要砸烂保护地方产品的不合理关卡，建立高效的物流系统，为各城市产品在城市圈内竞争销售和走向全国（全世界）创造条件；其次各城市应该消除人才和劳务使用中的歧视，加强劳动保障和社会福利方面的合作，建立覆盖整个城市圈的统一的劳动力市场；还有，加强城市圈内各层次的金融市场建设，打破金融业务画地为界的不合理格局，提高中心城市的金融造血和输血功能，使有限的资金尽可能不闲置，流向最需要、最有效率的企业。此外，城市圈内各城市应积极合作，大力整顿圈内市场竞争秩序，营造一个诚信和公平的市场环境，唯有如此才能通过有效率的竞争优化整体资源配置，增强彼此互利互惠的基础。

2．政府作为，外力助推

城市圈一体化过程无疑应由市场担纲主导，但是政府也不应置之度外，政府也是大有可为的，关键是把握好作为的方向和重点。城市圈内政府之间应该建立多层次的合作和对话框架，一些民间组织也要献计献力。

迫切需要建立跨城市的协调机制，为区域内产业协调发展、基础设施衔接布局等提供整体性规划。当前行政区划体制由于历史和管理原因，在短期内难以大幅调整，但是可在现有制度基础上，根据不同的合作内容建立各种城市间合作组织来加强区域内政策和发展路径的协调。

在国外城市圈发展过程中，政府间的合作非常普遍。目前这种区域性合作机构达到了200多个。譬如在华盛顿都市圈，成立了都市圈委员会，对区域内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进行协调；在日本，各个城市虽各自为政，但事关都市圈内协同，则由国家决定，哪个城市都无权单独做主。我国有着较为完善的垂直管理体系，可以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身国情建立多层次的协调机制。

对那些涉及城市圈内综合规划的问题，可以由上一级政府机构（省或中央政府）和各城市政府选派各自代表组成机构专司其职，对城市圈内整体产业布局和重大基础设施建设进行总体指导和协调，当发生争议不决的局面时可由上级政府依照整体利益最大化原则做出裁决，对那些做出牺牲的城市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予以适当的补偿。对框架内的项目建设可给以一定形式的补贴，对违反总体规划的单方行动对有关方面给予行政和经济上的惩戒、或在审批方面加以限制。以前我国也曾成立类似的机构如上海经济区规划办公室，但是它只有协调之责而无规划之权，因此当地方政府利益冲突较大时，它就束手无策了。因此今后这类机构可由国家（省）计委等强权部门牵头并享有权威的规划权柄；当然这类机构要将重点放在城市圈的综合规划上，而不是沉限于具体事务，这样才能减少城市政府的抵触。

对城市圈内市场开放、劳务流动、金融合作等方面较具体的议题可由各城市政府通过多边或单边合作方式解决。例如目前长三角15城市市长联席会议、沪苏浙三省（市）常务副省（市）长沟通机制就是很好的开端，而关键在于将合作引向深入和落实合作协议。政府间组建半官方性质的常设机构可以让合作制度化、日常化，这方面美国南加州政府协会的做法颇值得我们借鉴。它成立于1966年，管辖范围涉及洛杉矶县、橙县和河边县等6个县、188个城市、1600万人口、3.8万平方英里的区域。辖区内城市是否参加协会完全自愿，目前188个城市中有135个参加了协会。协会设有董事会，重大问题由董事会表决决定。

对城市圈内交通、环保、电力等问题可由各城市的专业部门联合组建相应合作机构进行协作。国外的这类组织如密西西比河管理局、加州南海岸大气质量管理区管理委员会，值得一提的是这类机构通常具有法人资格、具备支配能力和规划能力。

此外，应该建立各领域的专家委员会和发展论坛为城市圈内重大规划提供科学依据和兼顾各方利益的方案，为城市圈的发展出谋划策。

最后还要注重民间社团组织的作用。通过组建跨城市的区域性行业协会、商会，为城市圈内产业规划、要素流动提供指导和桥梁作用。

3．错位发展，建立梯度化产业链

城市圈整合的关键是在整个区域内建立层次和布局合理的产业体系，这要求圈内的城市根据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的原则，合理确定自己的主导产业，相互错位发展。只有这样才能提高城市圈内协同效率和专业化水平，提高整个区域的对外竞争力。

错位发展要求各城市科学合理的分析自己的市情，从区域整体发展的思路确定本市产业发展方向，不一定是最高最新的产业，但应该是最适合自己的产业。城市圈内大小城市应该准确定位，分工合理。中心城市要当好龙头，充分发挥综合服务功能，成为区域内要素和信息的集结与配置枢纽。这要求中心城市努力提高服务产业的比重和层次，大力发展现代物流、金融、咨询等现代服务业；制造业方面中心城市应该突出高精尖，避免大小通吃的做法。次中心城市要当好接续中心城市辐射的“二传手”，发挥好局部中心的功能，应该将重点放在发展高附加值、高技术含量的产业，增强对中心城市产业配套能力。中小城市不应盲目追求产业高级化，要充分消化中心、次中心城市转移出来的生产能力，改造好传统产业，充当大企业的加工基地。同一层次城市之间要多加强横向合作，减少和避免相同产业过剩导致的恶性竞争。

在产业整合过程中要充分重视企业作为市场主体的主动性。区域内城市之间商务成本和功能的差异为企业功能地域配置提供了可能。如今在长三角地区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就是很多大企业将生产中心放在嘉兴、无锡、常州等中小城市，而将总部、销售中心、研发中心安置在上海、南京等中心城市。各地政府应该从税收、管理上提供正常的待遇，不应人为的阻止企业为求发展而进行的迁移。应该鼓励区域内企业跨城市（省）的兼并重组，组建一批规模和效益并具的企业集团，藉此适当提高区域内产业集中度，发挥规模效应。目前大型跨国公司加大了对我国产业转移的力度，而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圈是它们投资建厂所青睐的风水宝地，城市圈内城市结合跨国公司的产业链配置自己的产业体系，也是达到区域内部产业整合的有效途径。

产业整合诚然应主要依靠市场力量，但政府也应适时适可而为之，加强规划和引导。若二者都能起到应有的作用，那么城市圈内产业的协调发展、各城市共享发展的繁荣将不难实现。

总之，城市圈的出现是我国新的发展阶段中市场竞争态势和城市化进程的必然要求，它使毗邻的城市有机联系起来，成为拥有巨大能量的区域竞争的航母。但是受传统行政壁垒的制约，城市圈内市场分割、产业雷同甚为严峻，这极大的影响着城市圈协同效率。因此应该以市场为主导，由政府加以推动，提高城市圈内一体化程度，构建错位发展、梯度分布的产业链，使航母的各部分高效协同作战，成为实力雄厚之舰。

主要参考文献：

1．中国市长协会、《中国城市发展报告》编委会：《2001～2002中国城市发展报告》

2．段树军：《行政区经济制约城市圈经济发展》，中国宏观经济信息网2001年09月13日

3．曾勇、徐长乐：《长江三角洲城市群协调发展重点区域研究》，上海协作网2002年12月4日

4．谷人旭：《长江三角洲都市圈协同发展的思路与对策研究》，上海协作网2002年12月4日

5．上海市、浙江省、江苏省、广州市、深圳市、东莞市等地方政府《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

第二篇：融入武汉城市圈（范文模版）

应城市2010年融入武汉城市圈 工作总结及2011年工作安排

2010年以来，在孝感市委、市政府正确领导下，我市抢抓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提速的机遇，以改革为先导，以经济转型为目标，以产业对接为核心，以项目为支撑，围绕打造“三基地一县市”，全力加强“三大板块”建设，融入武汉城市圈工作取得显著成效。

一、关于2010年融入武汉城市圈工作情况

1、加强交流与合作，汉应关系进一步深化。全市上下继续深化与武汉的交流与合作，采取多种形式开展对接，特别是与武汉江汉区和硚口区开展了一系列对接交流活动。2010年，全市各级各部门与武汉交流合作的次数近300次。

2、紧盯项目求质量，产业转移成效显著。以产业对接为核心，不断推进汉应合作，加大对武汉的招商引资力度，着力引进符合环保要求、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投资规模大的项目，项目建设成效明显。全年共引进武汉项目34个，总投资16.3亿元，到位资金逾9亿元，其中过亿元项目5个，过5000万元项目6个。长江埠街道办事处引进湖北卓熙氟化科技有限公司，投资1.2亿元，新建年生产氟化油箱20万只、高纯氟气100吨、氟化石墨100吨项目；长江氟化工有限公司投资4000万元，新建年产1000万块锂氟 1 电池项目，均已开工建设。东马坊街道办事处引进湖北康园精细化工有限公司、武汉集萃科技有限公司，分别投资1.2亿元、1亿元，生产氨基酸和水处理剂，正加紧施工。市开发区引进湖北美特澳德钢铁辅料有限公司、湖北蒲纺进出口有限公司，分别投资5000万元，新建钢（中）包覆盖剂生产项目和服装生产加工项目，现已开工建设。郎君镇引进湖北盛威建材有限公司，投资4000万元新建商品混凝土项目，年生产能力30万吨，已于今年8月竣工投产。

3、加强基地建设，协作配套水平有效提升。一是加强项目建设，旅游品质不断提升。加快西部旅游经济区建设，按照“一轴、二区、多节点”的旅游发展格局，加强旅游项目建设，不断提升旅游品质。汤池温泉一期工程已完成改造升级投入运营，五龙山庄农家乐酒店建设营业，汤池温泉二期工程、五龙寺宗教文化园、北冰洋度假村、雅园、农耕年华、蒲阳人家等一批旅游项目正在建设，全年旅游投入近3亿元。今年来应城旅游总人数110.8万人，旅游总收入6.9亿元（其中武汉游客83.8万人，收入逾4亿元）。二是加强科技合作，成果转化丰硕。科技部门重点围绕东部循环经济示范区和中部高新技术产业区建设，组织有关企业与武汉科研院所开展产学研合作，着力提高企业自主创新能力，有效地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湖北弘锦高新产业创业园有限公司被认定为省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富邦公司“中低品位胶磷 矿石浮选高效捕收剂产业化”项目作为湖北省重大科技专项已通过省科技厅评审；志诚公司与武汉大学化学与分子科学学院“氨基酸中间体”合作项目即将投入生产；恒新公司与湖北中科博策材料研究院“PFOS替代关键技术开发”已申报国家科技支撑计划；糯稻基地与省农科院“优质糯稻高效种植技术集成及加工产业化示范”项目作为富民强县专项行动计划已获省科技厅审批。2010年，与武汉市开展科技合作项目20个，总投资额1.5亿元，已到位资金1.35亿元。三是瞄准市场推品牌，农副产品份额逐步提高。2010年，我市着力培育优质稻、“双低”油菜、特色水产、畜禽、蔬菜五大优势产业，突破性发展农产品加工业，积极推介现有优质品牌农副产品，扩大我市农副产品在武汉的市场份额。“豪丰”大米、“白玉”面条、汤池甲鱼、“金陵”酱菜、“义马河”黄滩酱油等农副产品在武汉市场销量进一步提高，全市输出武汉农副产品销售收入1.2亿元。四是紧盯市场抓培训，劳务输出工作稳步推进。针对武汉劳务市场劳动力短缺的形势，有关部门狠抓劳动力培训和劳务输出，全年共培训劳动力逾8000人，向武汉输出劳动力7300余人。

4、加强汉应合作，两地的关系进一步深化。我市重点围绕2010年汉应合作项目，积极承接武汉产业转移，大力发展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低排放、低污染、能控制的盐化精细化工产业，全年共引进武汉化工企业9个，投资 总额6.45亿元，其中过亿元项目2个。作为汉应合作的重大项目—汤池温泉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其临湖餐厅、汤屋别墅群、商务酒店、职工宿舍楼等工程完成主体结构施工，老景区改造升级全面完成并开园迎客，累计完成投资2.65亿元。

存在的问题：

一是县市财力有限，城市和工业园区基础设施建设滞后，招商引进困难，影响了经济社会发展。

二是武汉城市圈产业布局未按规划进行，武汉化工企业向应城转移不够，速度放缓，错位发展不够，不能有效彰显应城的产业特色。

三是武汉城市圈城市之间工作机制不健全，城市圈“一体化”步伐缓慢，同城效应不明显。

二、2011年工作安排

2011年工作思路及目标：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以解放思想为动力，以加快发展方式转变为主线，以“十二五”发展规划为指导，以汉应合作项目为重点，以建设中等城市为目标，实施“三大板块”、“三基地一县市”总体战略，积极承接武汉产业转移，力争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取得新突破，为孝感市提出的构建武汉城市圈副中心城市作贡献。全年确保引进武汉企业（项目）16个，总投资6亿元，其中过亿元项目1个。

1、深化改革开放，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抓好体制机制创新，突破深度融入的障碍，探索一体化发展的新途径新办法。积极推动自主创新、产业集群发展、集约用地、投融资体制和节能减排方面改革创新，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继续深入推进产业布局、区域市场、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环境保护一体化工作，进一步营造对武汉城市圈开放融合的政策环境、办事环境和服务环境，推动区域一体化建设。

2、加强对武汉招商引进，积极承接武汉产业转移。进一步加强领导，强化措施，落实责任，充分发挥我市的资源优势、产业优势，加大对武汉的招商引进力度，把承接武汉产业转移的重点放在引进科技含量高、产品附加值高、环保型的大项目上，特别是引进与我市现有产业配套的企业，促进精细化工产业集群壮大和循环经济发展，力争引进亿元项目1个以上。

3、突出“三大板块”建设重点，着力抓好项目载体建设。一是加快循环经济示范区东城工业园和赛孚工业园新区水、电、路、汽（蒸汽）配套建设，为承接武汉化工企业搭建平台。二是全力建设中部高新技术产业区，积极推进城南新区“三纵七横”道路及下水管网、第二自来水厂、第二污水处理厂等重点工程建设，加速推进武汉工业园、武汉理工大学高新产业创业园基础设施配套建设，积极引进武汉高科技企业，打造武汉科技成果转化基地。三是加快西部旅游经 济区项目建设，加快渔子河水库复线道路工程、自来水厂、汤池二级客运站、国家矿山公园道路硬化等基础设施建设；抓紧汤池温泉二期工程、国家矿山公园、五龙寺宗教文化园等项目建设进度，加速启动应城文化体育主题公园项目，努力把应城建成武汉城市圈旅游度假胜地。

4、搭建各类平台，深化汉应合作关系。加强汉应两市政府及部门、企业的联系与互动，建立两市全方位合作的长效机制。一是建立政府及部门联系沟通机制。两市政府及部门定期或不定期就有关重大问题进行磋商和沟通，促进汉应合作与交流。二是建立两地科技合作机制。以武汉大专院校为主要依托，加强与武汉科技合作，充分利用产学研联络平台，大力开展产学研活动，建立和完善长期稳定的校企、企企等联合科技攻关的“双赢”运作机制，促进武汉科技成果在应城的转化，增强产业核心竞争力。三是建立社会事务合作机制。两市就环保、金融、劳务、社保等方面开展合作与对接，推进社会事务同城化。

三、工作建议

1、积极争取国家政策扶持。一方面孝感市在制定“十二五”规划时，把我市重要的基础设施项目纳入规划，支持我市争取国家政策和资金，加大基础设施建设投入，不断增强县域经济的活力和实力，促进县域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另一方面尽快将云应地区盐化循环经济园区、应城市“两型社 会”建设暨统筹城乡发展试验示范区上报省有关部门，列入全省循环经济试点和“两型社会”建设示范区，促进我市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

2、建立健全城市圈城市间工作联系协调机制。孝感与省、武汉市充分协调，切实把应城市作为承接产业转移的重点地区来建设，促进应城盐化工、精细化工与武汉80万吨乙烯产业配套，真正做到错位发展、有序发展，避免无序竞争、低水平重复建设。

3、加快城市圈的交通建设。规划西（安）武（汉）高铁经过应城并设站，武汉至孝感城际铁路延伸到应城汤池，启动孝应高速和孝应一级公路项目，加快孝（昌）洪（湖）高速公路建设，促进圈内城市交通发展，形成与武汉高速直达、市域快速循环的公路网络。协调有关部门，启动武荆高速汤池连接线项目，促进汤池温泉旅游业的发展，为全省一流的温泉度假基地提供快速、便捷、舒适的交通环境。

应城市融入武汉城市圈 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2010年11月25日

第三篇：试论武汉城市圈生产力的干预型区域协调

论武汉“8+1”城市圈生产力的区域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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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国务院批准设立中部崛起的协调机构，本文通过分析区域协调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对武汉城市圈生产力发展与布局提出要以技术经济的构建为方法论，以政策经济为调控保障，做好本区域生产力的协调布局，进一步提出了关于武汉城市圈生产力协调发展的干预型布局的设想。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 政策调控 干预型区域协调 建议

武汉市经济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是武汉实施中部率先崛起战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的重要规划。为使武汉实现生产力发展实现协调布局，笔者以为必须以技术经济的构建为方法论，以政府的政策干预调控为基本保障，在“一盘棋”的基础上，抓住机遇迎接挑战，率先实现中部崛起。

一、政府干预型区域协调论

中部区域生产力发展的区域差异、综合经济实力差异是历史的客观存在，它是各区域的经济区位优势和社会劳动地域分工长期发展的产物。如何协调中部区域生产力布局平衡发展，对中部经济的崛起，以及对武汉地区生产力协调布局发展都具有重要的理论与实践意义。在此有必要先对区域协调发展理论进行简要的分析。

西方经济学家曾认为区域经济差异完全可以通过市场的自动调节作用来解决，但到了20世纪50年代，德、法、意等国由于原先发达地区主导产业衰退，引起大片的经济衰退、失业率大幅度上升等问题之后,又提出需要加强政府干预，依靠政府采取种种政策手段来进行宏观调控，促进区域经济在政府计划的引导下有目的地发展。因而西方理论界出现关于区域发展的协调模式的政府干预型区域协调论。

政府干预型区域协调模式又可分为两类：一是缪尔达尔的“循环累积模型”，二是赫希曼的“联系效应理论”。

“循环累积模型”论认为边际收益递减率虽然会促进部分资本由发达地区流向欠发达区域，但发达地区本身仍具有吸引资本、技术、劳动力等的区位优势，它直接导致不同区域的“累积循环”发生，使经济发展的差异扩大，从而形成所谓“地理上的二元经济”结构。因此，缪尔达尔提出应由政府出面干预，采取必要的政策调控措施，刺激欠发达区域经济发展，防止区域间经济差异的进一步扩大。

“联系效应理论”则认为“发展是一种不平衡的连锁演变过程”，因为不平衡增长能激励创新，使区域经济的发展具有活力。但为了突破各种外部条件的限制，赫希曼也认为政府必须进行相应的干预。即在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政府要引导投资集中到产品需求收入弹性和价格弹性最大的产业，使之获得收益后，再来进行基础设施的投资，以改善投资环境，使欠发达地区经济得以发展。

政府干预型区域协调模式既承认区域间初始优势（区位差异）的不同，因为它将造成区域间经济差异的扩大；同时又强调政府对区域发展差异进行干预的必要性。但其理论缺陷在

1于把累积因果循环看成规律，而实际上导致区域发展差异扩大或缩小的还有很多其他因素。

二、我国区域生产力发展与布局的协调实践

我国理论界关于区域发展的诸多观点可概括为两类：一是“一个重点论”（包括梯度发展和反梯度发展论、中心开花论、战略西移论、东部决战论等）；二是“一个半重点论”（包括“三沿”战略、“四沿”战略、“三环”战略等）。这些观点的提出无一不是假设在投资有限的条件下，依托各地区位优势来发展经济，结果形成了我国今天的东、中、西部区域发展间的巨大差异。中央几届政府先后提出进行“西部大开发”和“中部崛起”等战略决策，其目的就在于宏观上协调各区域间的经济发展。因此笔者以为，要做好区域生产力发展与布局的协调发展，其任务最主要的有两个：一是要变区位发展优势为区域间协调发展，二是要使政府协调机构在其间发挥重要的干预型协调的战略指导作用。

１、变区位发展优势为区域间的协调发展

从投入产出等经济效益分析上来看，区位优势无疑是生产布局的重要原则，即经济开始起步的初期阶段，由于区位优势的影响，其区域差异的发展总是逐渐扩大。但是现代制造业首要考虑的布局因素重点已有所改变：即首要考虑的是是否会对环境产生不利影响；其次还要考虑能耗、资源综合循环利用、产品与市场等一系列布局因素的影响，以及能否可持续发展，等等。

笔者以为，要实现变区位发展优势为区域间协调发展，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在“一盘棋”发展布局的思想基础上，以技术经济的构建为方法论，不间断地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与升级，以期实现投资、技术、产业链的转移或延伸的良性循环；通过加大市场开发力度，资产重组、产业布局调整等手段实现社会劳动力地域重新分工，使经济相对落后地区的生产力得以有机会发展。

２、中部崛起协调机构对区域发展的干预性调控的战略指导作用

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中央对中西部地区的发展拟定了一系列保护性政策措施：如“优先在中西部地区安排资源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加快中西部地区开放步伐，引导外资更多地投向中西部地区”等，这些政策对实施区域间协调发展产生了积极的作用。最近在安徽黄山市召开的中部地区城市规划工作座谈会公布，中部地区将重点规划武汉城市圈、中原城市群、长株潭城市群和皖江城市带四大城市群。四大城市群的规划还将突出支持城市间及周边地区基础设施建设，引导资源整合，形成资源节约，增强对全国发展的支撑能力，并推动中部地区构建布局完善、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体系。基于以上精神，武汉城市圈应在中部崛起的发展中抓住机遇，要在中部崛起协调机构的指导下，努力把武汉城市圈建设成为现代装备制造及高技术产业基地和综合交通运输枢纽之一，而湖北则应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生产基地之一。

三、对武汉城市圈生产力协调发展的干预型布局的建议

武汉的GDP占了整个湖北的三分之一，武汉要重点发展高技术、深加工、高附加值的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只有充分发挥大武汉城市圈的优势，把武汉周边的城市带动发展起来，形成武汉城市经济圈，才有可能实现本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战略发展格局。针对武汉经济圈发展问题的实际，笔者以为政府执行干预型协调布局将对武汉城市圈的协调发展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以下谈谈个人的几点看法。

１、树立政府干预型调控的权威

所谓干预型调控主要是针对经济的短期运行，解决经济的周期波动问题，主要手段是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包括汇率政策、收入政策；在中国现实情况下，还要辅之以行政措施。但是，调控绝不是直接解决资源的市场配置问题。调控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和协调微观经济活动的灵活性、自主选择性同宏观经济活动的统一性之间的关系。宏观经济调控对微观经济的作用，是通过市场机制间接实现的。

２、重点抓好发展高端制造业产业链的干预型调控

宏观调控的过程是政府依据市场经济的一系列规律，运用调节手段和调节机制，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为微观经济运行提供良性的宏观环境，使市场经济得到正常运行和均衡发展的过程。

例如政府可以控制住两头：即上头抓以“技术经济”思想方法论为指导，把握住公司的总部产品的设计、研发，投资与规模化；下头则抓好市场的营销，品牌的打造等发展关键；而对于一般的制造、加工业则可以通过延伸布局的方式到周边地区发展。这样才能在武汉经济圈的大范围内构筑起新的一体化的产业链，使区域内经济得到平衡发展。并通过武汉经济圈和中部其他地区进行竞争，赢得新的经济增长极，甚至在某些项目上能够跟珠三角、长三角间进行竞争，而不是单靠武汉一个城市的力量去与之竞争。

３、抓好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干预型调控

在这方面主要是运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等宏观政策手段（如减免农业税等各种税收，稳定粮食收购价格等），来间接影响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以熨平经济波动，保证经济稳定增长。

政府调控的着眼点在于使农民增收，使农村面貌发生较大的改变，因此武汉经济圈的发展要与湖北县域经济的发展并重，并通过以工扶农方式，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只有把县域经济搞上去，农民就业的机会增多了，收入增加了，农村落后的状况才有可能发生较大的变化。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使湖北成为全国重要粮食生产基地之一的首要条件。４、抓好对大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的干预型调控

大企业的收益在GDP中所占的比重较大，政府要抓好大企业的产业结构调整升级与促进中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发展并重。当前政府的调控在钢铁、汽车、烟草等行业上取得了很大成效，而具有增长潜力的石化、高技术产业以及化工业也初见成效，全省县域经济的发展涌现出一批很好的经济增长点。但民营经济所占的比重依然偏低，结构不尽合理，因此要积极鼓励、扶持民营企业的发展。政府应加强对“无形、小型和转型”的关注。汪海粟教授认为，武汉在发展中应完成两大转型：一是所有制结构的转型，从国有经济为主体转到以混合所有制经济为主体；二是产业结构的转型，有必要把武汉从“制造设计中心”逐渐转型为“设计制造中心”。武汉在此方面具足够实力，转型不仅能促进一、二、三产业结构优化，同时能带动武汉制造业的升级。

５、抓好综合交通运输枢纽基础设施建设的干预型调控

交通是武汉城市圈一体化建设诸多成效中最为显著的领域。武汉综合交通枢纽的建设，特别是七条高速公路的建设，对于周边县市的经济发展有着重要的拉动作用，使得周边8市的投资环境得到很大改善。政府对交通运输枢纽建设的宏观调控应考虑在一体化布局下，通过周边各成员城市的产业发展定位来构建现代交通网络。例如，武汉周边的黄石、鄂州宜定位发展于高附加值的产业；黄冈、孝感、咸宁宜定位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与武汉配套型产业和特色产业；仙桃、潜江、天门则宜定位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新型工业化。６、抓人才资源的调控，建好信息化、数字化的大武汉城市圈

湖北是个人才大省，科研院所、高校林立，所以武汉城市圈最大的优势不是自然资源，而是人才资源。政府在人才资源的储备与发展的调控上除了要注重“产、学、研”与产业链一

体化发展外，还要特别注重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的契合，注重信息时代未来人才的前沿需求。政府只有建设好信息化、数字化的大武汉城市圈，才能统领全局，促使产业布局协调的科学发展。

四、结论

综上所述，笔者以为，要打造好武汉城市圈这张牌，使“1+8”的大武汉在中部真正崛起，政府以“技术经济”为方法论的干预型调控显得尤为重要。现在，武汉中国光谷的光纤、激光产业链已占有40%以上的市场份额，另外钢铁和汽车产业在国内也已享有盛名，成为最具竞争力的产业；加快武汉老工业基地的改造与振兴，也离不开民营经济的发展。因此，武汉将“三轮并驱”：着力把国有大型企业发展为混合经济；发展都市工业园；发展高科技民营企业。这方面的工作还需要加大力度，要争取多占领中西部经济的制高点。

【参考文献】

[1]俞正声: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 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网络版），2005-04-13。

[2] 叶静怡:发展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2003。

[3]袁善腊:武汉民营经济“三轮并驱”东湖民营经济论坛，新华网，2004-05-26。

第四篇：武汉城市圈的发展

论武汉城市圈的发展

——努力向两型社会的转变

39113132 黄舜

引言

武汉城市圈，又称“8+1”城市圈，武汉城市圈是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即“两型社会”），以湖北省省会武汉市为城市圈的中心城市，湖北省第二大城市黄石市为城市圈副中心城市，以湖北9市（武汉、黄石、咸宁、黄冈、孝感、鄂州、仙桃、天门、潜江）政府部门主动拆除市场壁垒，搭建合作平台。工商、人事、教育等部门承诺在市场准入、人才流动、子女入学、居民就业等方面，建立一体化的政策框架，提高城市去按的整体竞争力。200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立了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发展战略，2005年，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抓紧研究制定促进中部地区崛起的规划和措施。2006年，温家宝总理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问题。自此“中部崛起”正事成为国家战略。其中武汉城市圈起着领跑中部的作用，首先，从地理上讲，湖北可谓中部的中部；其次，从行政级别上讲，作为湖北省会的武汉市是中部地区唯一的副省级城市；再次，武汉是中国长江中下游的特大城市，是华中地区的最大城市，是华中地区的金融中心、交通中心和文化中心，其地位可想而知。07年武汉城市圈实现地区生产总值5557.24亿元，占湖北省比重的60.7%，是湖北省产业和生产要素最密集、最具活力的地区，是湖北省经济发展的核心区域。

东北、武汉等我国主要的老工业基地以及整个中部地带，是未来我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的重点地区。这给中部最大的城市武汉以及武汉城市圈，带来了巨大的历史机遇。如何利用这个机会，充分发挥自己的特色和优势，明确自己的地位，也将是武汉城市圈在社会转型时期所面临的严峻挑战。

关键词：武汉城市圈、城乡发展、工业化、环境友好

一、统筹城乡发展，建立城乡一体化。

胡锦涛总书记提出“以工促农、以城带乡”，中共十六大提出统筹城乡发展，2007年中共一号文件提出“城乡一体化”。城乡一体化，是在一个区域范围内，通过城乡统一的空间规划，统筹城市和乡村产业布局，统筹公共设施投入和公共服务，统筹生产要素的配置，城市与乡村共谋发展机遇，推进区域工业化城市化进程，实现城市与乡村的共同繁荣。

武汉城市圈包括9市，土地面积5.8万平方公里，07年常住人口达到近3000万人。但是整个城市的发展也形成“城区独大”的发展格局。从版图来看，占市域面积10%的城市区，聚集了全市62%的人口，创造了76%的GDP和61%的工业产值，集中了60%的地方财政收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46%在城市区，城市化水平达到93%。与之形成鲜明对照，占市域面积90%的远城市区，却只吸纳了全市38%的人口，仅创造了24%的GDP和39%的工业总产值，征收了全市40%的地方财政收入，全市固定资产投资仅19%分布在这里，城市化水平仅24%。

而由于城乡发展不协调所造成的问题更为严重。城乡发展的弊端造成了产业结构不合理，严重影响了城市化和工业化的进程；此外空间布局不合理和资源利用不合理，引发了土地问题和环境问题；在城乡发展不卸掉的格局下，出现的“三农问题”更加导致了农民失地、事业现象严重，农民生活水平下降。

1、加快农村城市化进程，完善农村基础设施建设。过去十年，武汉中心城工业向外迁，内环工业已搬完，外圈是工业增加地，使乡镇地区整体上成为武汉经济发展提升区域，外围城镇除开发区外，农村城市化进程正在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正在改变城区与城郊区隔离发展的格局，城市和城郊区工业比例已有很大调整；城市化水平和城市功能大大提高，城乡基础设施投入正在向郊区延伸，城乡收入差距正在缩小，郊区正在参与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

2、采取正确的策略解决土地矛盾。近年来，武汉城市圈GDP年均增长12.2%，固定资产投资年均增长9%，人口非农化水平上升2%。建设用地规模增长加快，每年新增建设用地23平方公里，年均占用耕地15平方公里。但武汉城市圈耕地和基本农田保护措施完好，目前武汉市的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为322566公顷，占现有耕地面积的95.7%。其他各县市基本农田保护率也达到95%左右。政府还采用指标分配的方法，严格控制建设用地指标，有效缓解了城区和城郊区争建设用地的局面。

3、完善城乡统筹就业机制和服务体系。首先，武汉市2003年取消了蓝印户口政策使外地人员购买商品住宅可直接办理户口，使户籍改革迈进了一大步，逐步拆除城市圈内城市间和城乡间的户籍壁垒，建立武汉和周边8个城市城乡一体的户籍制度。大大便利了城乡之间劳动力的流动，为城乡统筹就业减少了阻碍。其次，建设统一开放的劳动力市场，武汉城市圈为缓解“就业难、招工难”的矛盾，在2007年年初就结合本地产业结构现状和用工实际，主动加强了与各地劳动就业部门的联系，全面建立了劳务协作机制。第三，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向农村劳动力提供优质、高效的服务，建立劳动力供求信息网络，建立农民工维权机制，强化政府责任，把农民工问题纳入政府的考核评价体系中。

在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前提下，基础设施投入向乡镇的延伸，城乡之间产业的合理布局促进整个武汉城市圈的工业化、城市化，最终实现城市与农村的平衡发展与共同繁荣，实现城市市民与农民的共同富裕，实现城市圈新型工业化和城市化。

二、加快工业化进程和以工促农

近年来，武汉城市经济圈工业保持了稳定快速增长，显示出了作为湖北工业核心增长级的良好发展势头。经济普查数据显示，2004年，武汉城市经济圈完成工业增加值1218.03亿元，占全省工业的60.1%，与2000年相比增长52.3 %，年均增长11.1%。从产业结构看，农业所占比重逐渐缩小，工业和建筑业发展较迅速，所占比重呈现增长趋势，而服务业所占比重一直在左右波动，未得到明显提升。从工业内部结构看，轻工业所占比重逐年下降，而重工业所占比重逐年提高，从高新技术产业发展情况看，近年高新技术产业发展较快，占比重不断刷新纪录，但总的来说，规模仍然不大，发展潜力有待进一步挖掘。

1、促进区域产业集群构建和结构优化。首先，根据各地区的实际情况，针对自身的特点，建立符合自身条件了工业化产业集群。如，在武汉、孝感、黄石等地建设现代机械制造业产业群；在仙桃、天门、潜江等地建设轻纺产业群；在武汉、黄冈、咸阳等地建立冶金、石化、建材、电力等重工业基地；坚持以市场为导向，整合产业资源形成钢铁、汽车、高新技术、食品农产品加工等产业集群和十几条产业链构建武汉城市圈内合理的产业分配；其次，发挥武汉市作为龙头的带头优势，成为区域内要素和信息的配置枢纽；第三，要高度重视巩固壮大一批具有较强综合实力、带动力强、龙头地位明显的领军企业，延长产业链条，发展产业集群，增强地区的综合实力和竞争力。

2、建设高新技术产业。武汉城市圈内大学院校密集，拥有光谷等国家高新技术实验区，知识、技术和人才优势明显，具有发展高新技术行业的关键性和基础性条件，2007年城市圈的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占全省的72.8%，信息、物流服务、金融等现代服务业的比重不断提高。当前，要充分利用武汉科技人才优势，大力发展以电子信息、新材料、生物技术为主的高新技术行业，要确立武汉作为国家光电子产业基地的重要地位，并使之成为我国重要的技术创新和人才培养基地。

3、坚持扶助农业发展，以工助农，建设农产品加工产业群。武汉城市圈地处长江中下游平原，江汉平原更是全国闻名的鱼米之乡，该地区的农业发展历史悠久，条件优越，基础雄厚，从业人数众多。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资源优势和市场条件的改善，农产品加工业开始显现出发展潜力。因此，要抓住机遇，重视和大力发展农业产业化，用工业化的理念改造提升农业的传统优势，以工业发展带动农业的复兴。

武汉城市圈是我国重要的工业基地，整体处于工业化的中期阶段，产业结构偏重型化。在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市化过程中，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缓解资源环境压力增大的矛盾，走出一条低投入、高产出，低消耗、少排放，能循环、可持续的发展道路，同时，注重农业问题，以工业的快速发展带动农业手工业的进步，这不仅是武汉城市圈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我国发展中面临的共性问题。

三、加强武汉城市圈环境保护，实现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目

标

湖北省拥有丰富的水能、水电、煤炭、金属等资源，而武汉城市圈内多重型工业、高能耗工业、高污染排放工业。这些工业严重的影响了武汉城市圈的自然环境和可持续发展。所以，必须高度重视武汉城市圈的环境问题，强化污染治理，全面实施生态环境保护政策。

1、建立环境保护体制。各级政府要树立科学发展观和正确的政绩观，积极承担起对所辖区域生态环境质量的责任，将环保目标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范围。具体可以将环境质量变化、污染排放强度和公众满意度等环保指标纳入干部政绩考核，实行领导干部环境保护问责制和奖惩制。

2、加大对环境污染治理的投入。武汉城市圈内的环境污染以大气污染和水污染最为严重，所以政府加大对环境污染问题的投入应主要从这两个方向入手。一方面，应建立完善各项环境保护工程，如积极推进汉阳地区“六湖连通”水生态修复，全面启动武昌地区“大东湖”生态水网构建工程，实行人工降雨、增加洒水频次、加强绿化建设等办法改善空气质量；另一方面，政府应优化产业结构与布局，加快重污染工业的搬迁。

3、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即“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的反馈式循环过程，循环经济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和保护环境，以尽可能小的资源消耗和环境成本，获得尽可能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从而使经济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的物质循环过程相互和谐，促进资源永续利用。按照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的原则，在资源开采、生产消耗、废弃物产生、再生资源产生等环节，逐步建立资源循环利用体系。

现阶段围绕“两型社会”的焦点，应坚持规划先行，需积极推进以武汉城市圈的规划研究为代表的各项重大规划工作，促进规划工作对城市建设发展的先导作用。大力发展循环经济，改革排污管理模式，推进环境保护；建立城市圈生态环境共同保护机制和环境违法行为联防机制。

参考文献

1.肖安明.武汉城市圈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08-2009）：两型社会建设与区域一体化.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 2.张建军，刘冰，周涛.武汉城市圈产业结构与产业布局分析.商场现代化，2008 3.刘思华.刘思华可持续经济文集.中国财经出版社，2007 4.蔡进军，宋鹏奇，朱敏.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的思考.武汉市信息中心宏观课题组，2009 5.湖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不断推进武汉城市圈“两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四川改革，2008第5期

第五篇：武汉城市圈港口建设

2月3日，设计吞吐能力近1500万吨、总投资近4亿元的武穴、黄州、黄石等4个武汉城市圈港口项目同时开工。省交通运输厅厅长林志慧，副厅长马立军，省港航海事局局长朱晓光，黄冈、黄石、武穴、黄州等地市区领导出席开工仪式。

林厅长在开工仪式上要求，要全力加快以武汉新港为龙头，以宜昌三峡物流中心、鄂东组合港、荆江组合港为支撑的现代港口群建设，全力加快810公里的千吨级航道圈建设，为构建武汉长江中游航运中心奠定坚实基础。

武穴港件杂货码头年设计吞吐量为70万吨，工程建设规模为新建3000吨级兼顾5000吨级件杂货泊位2个，（其中含集装箱2万TEU）。工程总概算16200万元，建设工期12个月。

黄州港国盛综合码头工程工程建设规模为新建1个3000吨级散货进口泊位、2个3000吨级散货出口泊位和1个1000吨级危化品出口泊位及相应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235万吨。工程总概算4922.24万元，建设工期12个月。

黄石港新冶钢码头扩建工程建设规模为扩建5000DWT（兼顾10000 DWT）散货泊位1个，吞吐量为190万吨/年。工程总概算10866.21万元，建设工期12个月。

黄石港阳新华新水泥码头工程是阳新石灰石建筑骨料生产线项目的配套工程，工程建设规模为新建3个3000吨级泊位及相应配套设施，设计年吞吐量1000万吨。工程总概算7255.35万元，建设工期12个月。该项目建成后将成为目前全国最大的建筑骨料生产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