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经理如何挽救信任危机

第一篇：基金经理如何挽救信任危机

基金经理如何挽救信任危机

2010年08月27日 08:08北京商报【大 中 小】 【打印】 共有评论0条 古语说得好：“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然而，今年以来，一次次问题事件的发生却让投资者对基金经理的信任度越降越低。在大多数投资者的心目中，与过去两年相比，其风光早已不再。问题出在哪儿？基金经理们恐怕要更多地从自身寻找答案。

儿大弃母 跳槽引发人才荒

谈到投资，很多基金经理会不约而同地认定自己的偶像是彼得林奇，他持续性地创造了惊人的基金业绩，然而鲜少有人注意的是，在彼得林奇灿烂业绩的背后，是其十三年如一日的坚守和辛勤。而有关数据显示，我国基金经理的平均任职年限仅为1.68年。

今年以来，基金经理离职潮呈加剧之势。6月26日一天，华安、华宝兴业、万家、浦银安盛4家公司同时有5位基金经理出现职务变动，涉及7只产品。WIND统计，截至8月19日，今年公募基金经理变动次数达到245次，其中70%以上为离职。

据记者观察，离职的大多是昔日的明星经理，代表性人物如工银瑞信副总经理戴勇毅、华夏复兴[1.30 0.31%]基金经理孙建冬、博时股票投资部总经理陈亮等。而离职原因无外乎几点：待遇、业绩、投资理念与文化冲突、股东矛盾与内部矛盾等。

而作为一个高智商的行业，公募基金的危机恰恰是从人才大面积流失开始。网络调查显示，近80%的投资者认为，基金经理更换对基金业绩影响较大。

如今，中国基金业明显出现人才荒。此前，天冶基金秦娟从副手升到基金经理只用两个月；浦银安盛吴勇也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火线救急程度可见一斑。而壹私募网研究中心报告显示，今年以来，公募基金新上任58位基金经理，其中有一半是从未有过操盘经验的新手。

事不关己 操作难脱追涨杀跌

某明星私募经理曾向记者直言不讳地表示：“公募基金同样是追涨杀跌一族，2007年下半年大盘在5000点左右的时候，大举买进的是公募，而到2008年底市场在2000点附近时砸盘最厉害的也是公募。”

今年，在上半年的跌市之中，公募基金仍未摆脱追涨杀跌的状况。尽管他们宣扬价值投资的理念，言必称“估值”，但实际投资中却并非如此。

业内人士指出，今年以来，基金经理在投资行为方面表现出的从众性和交易情绪方面表现出的传染性十分明显。而一个成熟的投资人应当时刻保持思考和操作的独立性，轻易被市场影响甚至左右的投资人，并不符合成熟投资人的标准。众基金的持仓情况证明，很多基金在年初都保持着较高仓位，延续去年四季度的风格看好地产、金融、汽车等行业。而随着市场行情的走弱，二季度又纷纷加入到抛售队伍中。招行当季被50只基金减持就是一项证明。

“牛市是基金拿基民的钱堆砌出来的；熊市是基金拿手中的重仓股砸出来的！”股吧中出现如此表述。而之所以会出现“基金风险大于股票风险”的不正常局面与基金公司和基金经理旱涝保收、只赚不赔有关。

损人利己 借老鼠仓牟私利

近几年，中国基金业在爆发式增长的同时，很多问题也次第暴露出来。几乎每隔一段时间，都有老鼠仓被揭发出来，前有上投摩根的唐建，后有融通的张野等人，今年又冒出光大保德信基金公司原投资总监许春茂涉嫌老鼠仓传闻。而就在“硕鼠”满天飞的当下，投资者不得不对基金经理的印象大打折扣。

今年6月的股市大跌，不少业内人士将原因归结于基金经理炒作股指期货，使得这一本来就有些“丑闻”的群体，社会声誉再度跌至低谷。有消息指出，基金经理群体中的“部分”以个人名义做空指数期货，同时抛售管理基金账户中的现货，以打压股指牟取私利。

虽然，监管层随后进行了辟谣，并同时表示将禁止基金经理买卖期指。但这种似是“此地无银三百两”的规定，被市场认为间接证明了这一现象并非空穴来风。

加强管理 监管制度不断完善

不可忽视的是，事实上，近两年来，监管层对基金市场发生的这些乱象并非置之不理。如去年4月1日，证监会发布实施修订后的《基金管理公司投资管理人员管理指导意见》，同时对基金经理实行注册登记制度，就旨在一定程度上规范屡禁不止的基金经理跳槽现象。可惜的是，实际效果不甚明显。

据记者了解，针对此问题，目前，监管层又向基金公司和托管行下发了《基金行业人员离任审计及审查报告内容指引征求意见稿》。业内认为，一旦实施，离职潮现象或将彻底改变。

今年6月，证监会拟发文明令禁止基金经理买卖股指期货。这是继不允许基金从业人员买卖股票后的又一新规。毫无疑问，证监会的意图是想防范基金经理利用职务之便牟取私利。总之，对于基金经理的监管制度会越来越完善。

第二篇：如何从信任危机中挽救公证

如何从信任危机中挽救公证

张军峰

摘要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公证工作在推进依法治国、促进经济发展、维护社会和谐稳定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①然而，从几年前轰动全国的“西安宝马彩票事件”中公证员舞弊，到现在一次次的活人“被公证死”、产权人“被卖房”、无辜老人“被立遗嘱”，公证行为开始受到人们的质疑。改革开放的巨轮已驶入深水区，公证处频频成为被告的现象并未因此终止，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被告”的地位不但给公证处披上了不光彩的外衣，而且重创了国家证明机关的信誉和公信力，使公证处走到了信任危机的边缘。本文将对如何重塑、稳固公证公信力进行论证。

关键词

公证机构

公证人员

公信力

信任危机

作为公证员，面对公证信任危机，我深感压力及责任重大，公信力是公证处的生命，如果没有了公信力，公证处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因此，重塑、稳固公证处的公信力，从信任危机中挽救公证是我们每个公证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一、导致公证信任危机的问题扫描

2004年“西安宝马彩票案”中由于公证员董萍在重要的公证程序环节上不正确履行职责，致使公证程序不合法，公证结果不真实，导致大奖被他人骗取，严重损害了国家声誉，造成恶劣的社会影响。2004年12月31日上午，陕西省西安市新城区法院依法对公证员董萍玩忽职守一案做出一审判决，被告人董萍以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年，缓刑二年。

2006年，当事人要将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告上法庭，原因在于四川省成都市律政公证处在先前出具的一份继承权公证书，竟然将至今仍健在的活人公证为死人，并让一个陌生女人以“妻子”名义继承了他的房产。

① 马麟：《改革创新面向未来》，载《中国公证》，2010年第6期，第23页。在2009年珠海公证处成为被告案中，被告人童某得知林某受刘某委托，代理销售位于唐家一处房产。童某于是找到林某密谋以欺骗手段卖掉牟利。2008年5月，林某对刘某谎称已谈好价钱206万元。林某将房地产权证原件到手后，找来一50多岁男子假扮房主刘某，由童某去找人伪造了假的刘某临时身份证、户口本、离婚证明、未再婚证明。随后，童某便带着假房主到市公证处，利用假证件骗过公证员，取得销售那处房产的公证书。6月，童某和林某将房以130万元的价格卖出，并成功在市房地产登记中心将房子过户给买家。童某于去年1月29日被抓获归案，除追回20多万元外，其余都挥霍殆尽。

2009年最高人民法院决定对“广东公证第一案”进行再审立案审查。在许惠成提交最高法院的再审申请中，对于斗门区公证处2006年11月6日出具的公证书，提出了如下一些质疑：当时房产尚处于查封状态，不能用来抵押还款，公证处违法公证；当天签合同、当天审查、当天办证，这显然是串通作假；公证档案资料被多次涂改；进行公证所必须具备的结婚证明、配偶同意、抵押物评估报告等等资料都不具备，公证员是在明知虚假的情况下办理了公证手续。

上述案例是一些具有代表性的公证负面报道。违法违规公证损害了国家公信力，甚至影响了国家象形。随着中国公证协会于2003年加入国际公证联盟，消除公证信任危机的紧迫性更加明显。

要找到根治上述问题的良策必须充分挖掘“公证不公”现象背后的潜在原因，只有这样才能对症下药，根除错误公证这一顽疾。

二、透析公证信任危机的原因

我认为导致公证公信力下降的原因主要是以下几方面：

（一）部分公证人员的不负责行为

在公证的接待、受理、审查、核实、出证、审批、制作公证书、送达公证处以及立案归档等各个环节都可能出现错证的问题，因此，办理公证的各个环节都需要公证人树立起强烈的职业责任感，认真负责才能把可能的风险降到最低。然而，现实工作中，很多公证员表现的并不负责。

首先，部分公证人员的职业道德感不强、工作责任感较低，危机意识薄弱，①

①徐研，樊文：《公证制度中设立实质证明与形式证明并行问题研究》，《中国司法》2009年09期，第61页。甚至法律意识淡薄，工作处事马马虎虎。

其次，当事人提供的很多材料都需要去调查、核实，而在现实工作中部分公证员只注重审查书面材料和听取当事人的口述，而忽略了实在核查，这样就不能排除材料内容的错误虚假。

最后，职业人就应该处理好生活和工作的关系，但是很多公证员往往把生活中的不良情绪和作风带到了工作中，影响到了工作。

（二）利益的驱使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各行各业都被商业化了，作为不以营利为目的的公证机构是否能在当代浮躁的商业社会中出淤泥而不染自然而然地在考验着每一个公证人。然而，无论是“西安宝马彩票”案还是“湖北彩票案”，乃至2009年“广东公证第一案”都似乎与利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有些当事人为了自己非法利益进而许诺或给予公证员好处，公证员如果在这个过程中禁不住诱惑很可能就为五斗米折腰，这不仅损害了权利人的利益，更让国家的公信力陷入舆论质疑的浪涛中。

（三）部分公证人的综合素质较低

当前公证机构的人员结构和综合素质不容乐观。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公证人员必须要通过国家司法考试。然而，作为“天下第一考”的司法考试，一来很不容易通过，二来通过者大多把法院、检察院或者职业律师作为头等选择，公证机关对司法考试通过这并无吸引力。所以，目前一些公证机关的公证员并不具备通过司法考试的资格，其人员多来自各行各业，综合素质与法律的规定、国家司法部门的要求以及社会大众的期待，尚有较大差距。与此同时，具有监管职能的司法行政机关组织的相关培训，也是少之又少。①

（四）管理不完善

我不赞成把人当成机器的“泰勒制”的管理模式，也不认同自由松散的“无领导”管理状态。

社会在进步，中国公证机构不能一味的延续以往的管理模式。吃大锅饭，走平均主义的策略很难激发公证人员的工作激情，更难以推进中国公证前进的步伐。

①范春生：《公证不公问题值得警惕》，《半月谈》，2010年17期，第42页。

现在我国的公证机构已经改革，形成了自收自支的管理运行模式。自收自支的模式就决定了有多少证赚多少钱的基本逻辑。这种模式对激发公证机构的每个细胞的活力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部分公证人可能为了高收入铤而走险。

在公证机构逐渐市场化的今天，公证处很可能为了增加收入而把公证员的自由时间压缩，一味的去开展业务。这会导致公证员承受巨大的压力，体会不到工作的幸福感和尊严感，从而导致大量存在质量问题的公证书的发放。

部分公证处虽然已经进行了事业单位改革，但我们应该看到这种改革是不彻底的。公证处在很多方面还是受到限制的，无法充分发挥自己的潜力。工资和工作量不挂钩，福利与工作效益没关系，这就会导致公证处处于一种自由松散的“无领导”状态。谁愿意多干活呢，多办一个证，自己多担一份风险，而公证的受益却让大家平分了。一种懒散的状态怎么保证公证的正确性。如果公证机构不能实现完整意义上的独立，这种情况是很难遏制的。

三、重塑、稳固公证公信力的对策

（一）完善选人用人制度

人是第一生产力，欲提升公证品质，防止错证、假证的发生，必须引进人才，不断充实队伍。①

在选人方面，应该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面向社会公开招聘，进一步促进国务院人社部关于“推进事业单位聘用制度”的工作。在申请者中筛选符合条件的人员进行笔试、面试，然后按照综合成绩择优录取。选人制度是公证机构充实人才力量的源泉，在这个过程中应该让关系失效，金钱贬值。如果源头污染了，公证机构在以后的运行中将会显现乏软之态，公证不公的现象也就显得自然了，这种现象是可怕的。把握不好选人制度，公证的质量就很难提升，也不符合当前我国正在进一步强化各方面改革的国情。

在用人方面，应该去发掘员工的优势，进而进行合理的安排，以形成人各尽其职、和睦融洽的良好工作氛围，杜绝人浮于事的颓废现象。

（二）培养提高公证人的职业道德感和综合素质

①詹爱萍：《法国公证制度考察综述》，《中国公证》，2010年7期，第19页。

有人说，现在是一个诚信缺失的时代，正因为社会出现了诚信危机，公证机构更应该站好自己的岗，保证国家的公信力不受到亵渎。那么如何培养公证人的职业道德感。我感觉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落实。

首先，培养公证人对公证工作的兴趣、提高他们对公证工作的认同度、认识度。

公证工作的意义非凡，它为我国的改革开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避免了社会纠纷和矛盾的发生。公证工作是社会诚信的重要保障，也是民事诉讼中效力最强的证据。公证人应该认识到自己所做的工作对社会是具有不可替代的意义的。现在人们遇到事情往往喜欢去公证，这说明大部分人对公证充满信任的，我们应该不负社会的期望，提高自己的职业责任感，操守自己的职业道德，以人为本，做好每一个证，服务好每一个当事人。我们的工作是受人尊敬的，是高尚的。公证人应该时刻充满激情，兢兢业业，为我国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其次，公证人应当心系他人，学会换位思考。

别人遇到困难、陷入纠纷对于我们来说是故事，但是如果遇到困难、陷入纠纷的是我们自己，那这就是悲剧了。现在我国的GDP在飞速增长，在2010年又超过日本。我国已经成为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这样的成绩不可谓不喜人，但另人担忧的事也随之而来，中国的精神文明建设却始终迟迟不肯大方的走到前面来。一条腿长，一条腿短的社会体制怎能走得稳！

人与人之间的亲情淡化了，社会冷漠了，社会纠纷如雪花一般飘落而至。许多人为了避免纠纷，为了解决困难，来到了公证处寻求帮助，我们的公证人员应该为他们提供保姆似的服务，而不应该高高在上以自我为中心。公证人员应该想当事人之所想，急当事人之所急，让当事人少跑一次腿，少皱一次眉，充分体谅他人所处的艰辛。

记得有一天中午下班后，几个农民工兄弟急匆匆的来到司法局说是要找法律援助中心寻求帮助，我说现在下班了，律师都回家吃饭了，他们听后感觉很失望，愁容满面，站在那儿有些不知所措。出于职业道德感，我问清了缘由，原来他们是被老板拖欠了工资却不知道该找哪个部门，我告诉了他们解决的途径，他们很感激的向我道谢。可能这是一件不值得提的小事，但是我认为这是作为法律职业者应该具有基本的素养。现实工作中，有些公证人员却非常冷漠，心里想着：他人事跟我有什么关系。这是严重的价值观扭曲。我只能说：自身不正，何以公证？！

最后，撬动党员的带头作用。在新中国的各个历史时期，党员干部都发挥排头兵的作用。文建明用自己的责任感书写着一篇篇感人的事迹，郭明义用自己微薄的工资挑起了一个个社会责任，杨善洲怀着一颗赤子之心给我们创造了一片绿的海洋…….他们都具有崇高的社会责任感，感化了我们每一个人；他们是我们社会的楷模，展示给我们人生的意义所在。党员干部就应该以身作则，使自己成为具有职业道德感的先锋。

那么，说了这么多怎样提高公证人职业道德感的话，我们又该如何提高公证人的综合素质呢。

“广东公证第一案”发生后，广东对公证机构进行了整顿。值的让人反思的是，我们为什么总在事故发生后才去注意这些安全隐患呢。这不得不说是公证纠错制度的典型错位。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在日常工作中注重对公证人员整体素质的提高。

第一、公证人员每个季度应该接受有最低时限制的培训。

人的记忆不是永恒的，人总会忘记以前所学的知识。中国每年都有大量的法律法规的出台和修改，如果一味的用着旧法律知识去解决问题很容易出错。加上人总是具有被动性、获取信息、知识的有限性，所以公证人员定期接受培训就显得尤为必要。

第二、公证人员应该具有温故而知新的习惯性，还要保持主动接受新知识的能动性。

只依靠培训很难成长为参天大树，只有保持理性的头脑，懂得从旧的知识中感悟新东西，从新知识中获取新信息才能使你处变不惊，对工作得心应手。

第三、加强体育锻炼、防范心理疾病也是必不可少的。老年人在奋发，中年人在觉醒，青年人在沉睡。中年人和青年人构成了公证工作的中坚力量，因此公证人员应特别注意提高自己的体质，病弱的身体怎能高效、高质量的服务。只有身体好了，才能精神饱满地投入到工作中去。

在快节奏的当今社会，越来越多的人受到心理疾病的困扰，轻则影响工作，重则危机生命健康。公证人员在生活工作中应该注意自我心理调节，必要时进行医学干预。

（三）完善公证的相关法律法规和责任追究机制

我国的公证制度起步比较晚，在其萌芽阶段甚至没有专门的公证机构，而是在法院内部设置的一个部门。①但是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与人之间、国与国之间的交往开始密集起来。人们在投资、消费、出国等各方面对公证的需求不断增加。然而，我国只有一部原则性非常强的公证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在其它部门法中涉及公证的内容也是凤毛麟角。

现在的公证的相关法律法规并不能满足当前经济体制，因此在立法方面应当制定更完善的与当前经济发展相适应的配套法律法规以促进经济的发展。在立法方面应该在以下方面做出更多的工作。

1.扩大公证处的调查，取证权。

防止错证发生最根本的方法是实地调查，然而法律并未赋予公证处足够的调查取证权，任何单位都可以跟你说“不”，甚至很多单位、公民都不理解公证处是干吗的，这就给公证机构的业务展开带来巨大的阻力。现在人们的法律意识都在提高，公证处在调查取证时无法可依就成了当事人拒绝你的借口。

目前只有一些零星的部门规章规定了其他单位应当配合公证处的调查取证工作，但是大家都知道部门规章的法律效力一般只在特定的部门有效，效力也比较低，这就造成了公证机构的尴尬境地。被拒之门外的公证人员如何能保证、确认事实、材料的真实合法性，他们只能仰天长叹了。因此把公证处的调查取证权上升到法律层次是当务之急。

2.明确公证处、公证员的性质。

现在我国公证处的性质比较混乱，有的是事业单位，有的属于公务员系统，公证人员有的是公务员，有的是事业编，还有一大批聘任制员工。混乱的体制如何能保证准确高效的公证服务。因此有必要进行立法，以明确公证处的具体性质，公证人员的职业定位。

3.完善错误、虚假公证的撤销程序。

① 《公证员入门》，法律出版社2003年底1版，第9页。一般公证书一旦出具后是很难撤销的，在实践中主要是通过公证处自己核实予以收回或纠正，但是谁又会轻易承认自己的错误呢。这就使错误公证、虚假公证撤销变得非常艰难。当事人如诉诸法院，法院也只能在有充足的并相反的证据的情况下才能做出否定公证内容的判决，这似乎比让公证处自己纠正更难。“有权利必有救济”这是最基本的法理，因此，应当完善错误、虚假公证的撤销程序，让公证变得更人性化，更简单化。

人们质疑公证有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在公证员违法违规公证后公证员没有受到人们所期望的法律制裁。

有的公证人员在违法违规后只受到了非常轻的处罚，比如警告，暂停执业等，这很难让人们在心理上接受，从而引发公证信任危机。当然，如果公证人员确实故意或者重大过失并造成了严重损失的应该严惩，以达到以儆效尤的目的。但是现在法律对违法公证的公证人员的责任追究机制有待改善。

（四）完善公证处的运行机制

中国的经济在飞速发展，但公证的运行机制却有些滞后。为了践行“以人为本，服务大众”的公证理念，为了稳固国家公证的公信力，更为了将公证从信任危机的泥潭中拖出，建立一个完善的公证运行模式是历史的必然，也是我们这一代公证人的使命。

完善建立符合现代经济模式的公证运行机制，我总结了以下几点建议。第一、明确责任，分工负责，密切合作。

在公证的接待、受理、调查取证、出证、卷宗的归档各个环节应该明确各个公证员的责任，不能让当事人来到公证处之后不知道找谁，也不能让一个证经过几个公证员的操办还没办结，因为每个公证员都有自己独立办证的理念，观点不合是很正常的。应到坚持一个公证从受理到发证的整个过程都有一个公证员负责的机制，以防止在纠纷发生后出现扯皮推诿的现象。

对于重大疑难的案件或者公证员个人把握不准的案件，主任或部门应该召集本机构的集体会议，集思广益，保证公证书在最短的时间正确的出具。

除此之外，应该对每一个公证书进行实质审查的审批，审批人应该本着严谨负责的态度审慎核实公证书的正误，不能连看都不看就签字审批搞形式主义。

第二、建立合理的考核机制。公证处应该定期对公证人员进行考核，考核不合格的要进行再培训。公证处应该鼓励公证员走出去拓展业务，增强公证处的影响力，提高公证处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地位和形象。

然后按照每个公证人员的业务量的大小，服务态度，综合素质进行工资和待遇的评定。

第三、加强对公证质量控制预防体系的建设。

公证协会是全国公证业的行业管理组织，负责对全国范围内公证机构和公证员的执业活动进行监督。公证处除要进行自律外，还应该借助公证协会的力量进行监督，建立一个配套的公证质量控制预防体系。公证质量的预防体系，是以预防公证质量瑕疵为目的的公证质量调控手段组合形成的统一整体，是以公证质量调控规范为核心，预设公证质量的调控目标和评价标准，通过公证质量调控规范的预测、指引、评价、强制等作用、指引公证机构和公证员办理公证业务，使公证的质量调控有法可依，质量的判断有章可循，并通过对公证质量瑕疵的责任主体的制裁，强化公证从业人员的责任意识，增加不承担职业责任的成本，进而预防公证质量瑕疵。①

四、结语

导致公证信任危机的因素是多方面的，因此只有通过建立合理的选人、用人制度，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公证人员的职业道德观、综合素质，实施一个符合市场经济的运行机制，才能最大程度的避免违法违规公证、错证的发生。相信，随着我们共同的努力，公证在法律职业共同体中的地位和影响力会进一步提高，走出信任危机的荆棘，为我国社会的发展保驾护航。（本文作者：张军峰，天津市大港公证处主任）

① 单彬：《论公证质量调控体系的构筑》，单彬，《天津公证》2008年3期，第19页。

第三篇：信任危机

一、中国红十字会没有“红十字商会”的机构，也未设有“商业总经理” 的职位，更没有“郭美美”其人。

二、为维护红十字标志的严肃性，我国《红十字会法》、《商标法》及相关法规，均严格限制第三方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使用“红十字”的标志与名称。我会保留进一步追究有关方面相关责任的权利。

三、我会一贯反对那些企图通过制造虚假信息达到对个人进行炒作的行为方式，也希望社会各界以平和心态看待此类问题，不被利用。最后，感谢社会各界长期以来对红十字事业的支持，希望继续对红十字会工作进行监督。但是，对于红十字会的说明，在联合早报网以“郭美美事件之后你还会给红十字会捐款吗”为题，开展了一项读者投票，截止昨日，调查共获19万5645个有效投票，当中有高达77.67%的读者表示不会再捐款，会选择其他渠道，有10.75%选择“视情况而定”，仅11.58%的读者表示“依然信任红十字会”。这结果充分的说明了群众对红十字会的不信任。2.2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表现政部最新统计数据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但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

其中，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组织6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86.6%。民政部财务司有关人士表示，上述数据较去年同期相比下降幅度大，主要是因为去年上半年我国发生旱灾、玉树地震等自然灾害，在一定程度上激发了社会捐赠热潮，而今年则较为平静。但是，记者从民政部的统计数据中发现，今年6月全国社会捐款为10.2亿元，而7月为5亿元，减少了5.2亿元，降幅接近51%。而这一变化，正是发生在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引发慈善信任风暴的背景之下。自6月下旬“郭美美事件”等一系列事件发生后，社会捐款数以及慈善组织捐赠数额均出现锐减。民政部最新统计数据表示，全国7月份社会捐款数为5亿元，和6月相比降幅超过50%。慈善组织6到8月接收的捐赠数额降幅更是达到86.6%。从中国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尚德诈捐门”，再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慈善信任风暴愈演愈烈，慈善组织成为“众矢之的”。据北京市红十字会披露的数据显示，今年7月，北京市红十字会共接受社会捐款28笔，总计15.44万元。其中个人捐款8笔共7495元，较往年大为减少。而北京市红十字会在2008年的月平均捐赠额为124万元、2009年的月平均捐赠额为220万元、2010年的月平均捐赠额为756万元，两相比较，差距巨大。遭遇“落差”的并非只有北京市红十字会，还有深圳市红十字会。述两家红十字会有关人士此前均曾表示，捐赠额锐减和“郭美美事件”不无关系。

三、中国红十字会信任危机原因分析 从法律的高度来讲，红十字会本身属于国家机关，在我国现有国情下，缺少相应的监督，管理。主要体现在法律法规不健全，监管不到位等问题。3.1法规不健全，运行不规范 在中国，有专门针对红十字会的单独立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香港地区则有《香港红十字会条例》提供法律保障。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红十字会法》是１９９３年１０月３１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四次会议通过的，距今已有近二十年的历史。而且该法中并未明确提及对红十字会的监督办法。从而在法律的高度有着先天的缺失。相对于大陆，香港特区的红十字工作是成功的。完善的法律制度和监督体系具有相当的公信力，透明的财务支出让捐赠人知道自己所捐赠款项的去处。[1] 而在中国2008年汶川地震过后，人民发现全国各地给灾区捐款绝大部分进入了地方政府的财政，慈善捐款和财政收入之间被人为搞得模糊不清，政府对慈善捐款的过分掌控，让民间慈善组织难以找到发展空间。以现在国内情况来看，如何定位慈善组织和政府的关系确实是一个难题。中国社科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副主任杨团提出，我国的慈善组织往往因为和政府的关系亲疏远近不同而获得的发展机会不同。离政府越近，往往资源越多，发展越好；离政府越远，往往得不到支持，资源匮乏，举步维艰。她认为，政府应该把主导慈善变为辅导慈善，给民间社会更多的发展空间。“替代民间社会，不仅会破坏慈善市场的资源原则，还会酿成政府和民间社会争利，甚至导致慈善事业被腐败的官员所利用。”民间公益组织的正常发育，需要《捐赠法》《慈善法》等制度为保障。这等制度固然制约民间慈善事业的“从业人”但更重要的功能在于制约行政与司法权力，明确公权对民众的责任，以保障民间公益组织的合法地位与权益。中国红十字会有专门的法律，即《中国红十字会法》，据该法律规定，红十字会经费的来源和使用情况每年要向红十字会理事会报告，同时接受人民政府的检查监督。这样的监督机制看似严密，却并不能让公众满意。[2] 清华大学创新与社会责任研究中心主任邓国胜表示，我国目前对公益慈善机构的监督容易流于形式，比如对公益机构的检查报告，发挥的作用很有限，难以建立信心和引导公众捐款。[3] 而从国外经验来看，更多的是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来发挥引导的作用。美国有多家慈善评级机构，为超过5300家慈善机构评级，级别从无星到四星不等，同时提供不同标准的排行榜，其中包括了负面排行，比如筹款回扣率排行、财务危机排行、劣等机构CEO薪水排行等。邓国胜说：“目前中国纯民间的评估机构还没出现，有的第三方评估机构多是些民政部门发起或以民政部门主导的，带有官方背景，其最大缺陷就是行政干预，所以还是希望有独立的第三方评估机构能出现。3.2监管不到位，信息不透明对公众而言，中国红十字会一直是一个庞大的神秘组织。它每年得到政府的近3亿元补贴，其架构包括31个省级分会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分会、333个地级分会、2860个县级分会，还拥有港澳红十字会和商业系统红十字会、铁路系统红十字会。除了这些与政府相似的行政设置之外，红十字会总会之下还包括基金会这一系统，由红十字基金会、红十字传播基金以及挂靠的多个基金组成。这两条脉络揭示出中国红十字会的双重身份。[4]作为普通民众当然会产生诸多疑问，为什么中国红十字会的架构如此独特？它究竟应该是个官方慈善组织，还是个独立的民间组织？中国红十字会总会属国务院直属的副部级单位，中国红会从中央到县乡一级，层层与政府体系接驳。其名誉会长是当地政府的一把手，会长是政府主管文教的行政副手大部分理事由政府部门及国有企业的负责人兼任。各级红会的负责人由政府任免。每年红会接受财政拨款近3亿元（2007年数据），与其接受捐赠收入相当。各级红十字会的经费收支情况只需向理事会负责。虽然不能说中国的慈善机构完全没有独立性，但中国的慈善机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的主导和控制，中国因此缺乏真正意义上的民间慈善确是个不争的事实。这样的体制安排很容易使慈善机构沾染政府官僚习气，容易偏离慈善宗旨，效率低下，即使慈善机构想要锐意进取，但处处受到政府制肘，活力难以完全释放。此外，政府财政和慈善机构财政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公众无法将两者分开而分别监督。如果要求慈善机构公布财政明细，就一定会牵涉政府财政，公众只要求慈善机构公布财政明细而不涉及政府财政显然不现实。同时，政府也不可能对慈善机构进行强有力的监督，因为对慈善机构的监督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对自己的监督，这种监督的成效可想而知。政府对慈善事业插手过多或者直接把部分慈善机构以行政权力政府化，本身对慈善事业的发展非常不利。救灾是政府的法定职责，救灾款项应该来源于财政拨款，即来源于国家税收。如今政府救灾既用财政拨款，又用公众捐款，那么两者之间必然混淆，公众无从知道财政拨款是否到位，无从监督政府是否在利用民间力量之外尽到了政府自己的职责。政府吸收捐款导致政府和民间相混淆，政府界线不清。在欧美发达国家，各国之所以支持民间慈善机构的活动，是因为政府非常清楚，政府资助不可能覆盖所有需要帮困的人群，总有一些“看不见的穷人”被遗漏。但民间慈善机构的触角却可以无处不伸，其活动的广泛性、针对性、灵活性、及时性以及低成本运作，都是官办活动所不能及的。当然，发达国家对慈善机构的这种认识，也是经历过反复的。比如，二战后的英国，曾经历过将慈善机构“国有化”尝试，将原来很多慈善公益服务接管成为政府公共服务，慈善组织的功能被弱化。之后，这种“官办模式”被证明相对低效。从当前各国慈善机构的发展历程看，慈善事业的主导权回归民间是大势所趋，政府应变管理为监督、变主办为合作、变参与为导。商勾结形成宰制导致监管不力根据沃尔泽的宰制理论, 社会是多元的, 有不同的领域, 而每个领域都有自己的特殊物品;这些特殊领域物品的分配原则是不同的, 有不同的公平正义标准和分配原则。而且每个领域的优势一般是不能向另一个领域转化的, 否则形成宰制。一旦形成宰制就会破坏原有领域的游戏规则和公平正义标准, 从而带来社会负效应。

四、应对红十字会信任危机的公关思考纵观整个事件可以说红十字会的危机公关是失败的，不及时的信息披露，再加上并不透明的运行机制，把不明真相的群众自然的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4.1及时、坦诚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中国，像红十字会这样有政府背景的公募机构，吸纳了全国90%以上的慈善资金，这么多钱流向哪里，对公众来说是很重要的。据了解，以汶川地震为例，红十字会一年善款额达199亿元人民币。而政府的赈灾款项与慈善机构募捐的善款在同一渠道，这样就很难分清鸽子的的流向和最终受益人。事实上，商红会就像是在商业系统里培育出的一个基层的红十字会，如果运行良好，可在筹款和发款中建立起“非政府”性质的渠道。但是，就目前看来，红十字会与商红会的管理方式尚不能摆脱现实的行政管理窠臼，也缺少一种行之有效的监管机制保证商业运作获得的资金用于慈善事业本身，而非进入个人腰包[5]。集体行动的困境及信息不对称加剧了第三方监管难度由于集体行动逻辑的存在，使得有相同利益的人群难以有效地团结起来, 集体行动难以实现。此外, 从博弈论的角度来说, 捐赠者、大众与受捐的慈善机构是处于一种不完全信息博弈的态势，后者在信息的掌握上处于优势。善款善物一旦捐赠完成, 捐赠者想要了解包括受捐对象、财务运行等等情况一般都要通过后者。所以捐赠者主观试图对善款善物监督, 也受到信息有限的制约, 由此二者形成一种不完全信息博弈, 使一些捐赠者想监督也无法全面的监督。针对捐赠者、大众与慈善组织的不完全信息博弈的问题, 有必要改变二者博弈态势, 增加慈善的透明度, 建立慈善信息披露机制及完善第三方监督。卡耐基基金会主席曾说过: 慈善事业要有玻璃做的口袋, 而我国的慈善事业正缺少这样透明的口袋。由此慈善组织, 尤其是接受捐助的大型社会公益或者慈善机构必须定期(如月报、年报等)向捐款人公开资金管理和使用的情况, 或者邀请捐助者、有声誉的社会中介组织对善款进行全程监督;同时利用网络技术, 建立网络数据库, 将机构和基金的运作情况向社会公开, 接受捐款人和社会的监督。4.2开展内部整改，规范化运作改革还包括四个方面：一是做好公关，加强与各个环节和相关方的交流和沟通，当然，这中间也包括红十字会跟政府的沟通。二是加强市场驾驭能力，当你和这么多企业合作的时候，你得知道它是什么，想要干什么，与红十字会的宗旨是否吻合，它的董事会、监事会、管理层是不是具有这样的能力，最后再来判断，这个企业能否加入到使用红十字会品牌的队伍中来。[6]第三个就是学会和媒体打交道，学会利用媒体的力量说话，接受媒体对我们的监督，也请媒体帮助我们答疑解惑，在关键时刻辟谣。这其中除了跟传统媒体合作，还要学会运用新媒体，比如微博。最后就是学会和公民沟通。究竟大家在民生救援、救助中的主要需求是什么，在重大灾害的时候真正需要的物资和帮助是什么，我们今后还要开展这方面的调查工作。丑闻不失为慈善改革的新契机从全球角度看，发达国家的慈善机构发展经历了漫长历史，也都经历过各种慈善丑闻，但慈善界的丑闻往往成为政府强化对慈善制度监管的新契机，推动各国对慈善机构的透明和监督狠下工夫，积累了丰富经验，较好地塑造了慈善机构的公信力形象。19 9 2年，美国最大的慈善机构之一——联合慈善基金会爆出丑闻，基金会主席阿尔莫尼挪用60万 美元善款用于个人度假、购房以及包养情人，还安排儿子和朋友占据要职、享受高薪。这起慈善丑闻让美国民众的慈善热情很受伤，美国由此陷入了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公众募捐低潮，阿尔莫尼后来被判7年徒刑。这次丑闻**后，美国政府强化了对慈善机构的管理，要求慈善机构每年填报报表，规定每个公民都有权查阅报表，确保捐款用途。[7] 2005年7月，新加坡最富有、最成功的慈善机构——肾脏基金会（NKF）主席杜莱被爆连卫生间的水龙头都镀金，最终被迫辞职。对这起丑闻，新加坡政府一直穷追不舍，除了坚决追查、公布NKF详细捐款账目之外，还健全了对慈善机构的监管，于2007年11月推出对慈善机构的监管守则，而且更严厉监管慈善机构职责与薪金的监管守则，也已于2011年4月生效。有统计显示，全美国70%以上的家庭都对慈善事业有某种程度的捐赠，平均每个美国家庭将3%-4%的年收入捐出来做慈善。慈善事业的发展依赖于慈善机构的公信力。欧美的很多知名慈善机构之所以能建百年基业，关键在于慈善机制的透明。“任何一个国家的公益组织都不可能完全避免丑闻，不能一件丑闻而完全丧失对公益慈善机构的信心。邓国胜表示，中国的慈善事业还得继续向前，前进的力量，来自社会的理性和热情。目前网络对公益慈善组织的监督作用越来越大，但大家不应因少数不良个案丧失对慈善的信心，把慈善机构一棒子打死，而是继续给予支持，积极参与，推动慈善事业往更好的方向发展。[8] 4.3加强监管，信息公开 在调研中发现，红十字会每年接收几百万笔的捐款，最高的上千万，最低的几元钱，如何做到资金的来源和去路明晰，做到预算过程科学、执行过程公正、监督过程透明？这就需要我们对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根据多元正义理论, 每个具体领域中的分配都不可能做到按它自己标准所设置的绝对公正, 总有一些人会比其他一些人更受惠于现有的分配标准。但是, 由于每个人都必然涉及多种不同领域, 所以, 只要严格保持不同领域之间的界限, 不让一个领域中的优势转化为其他领域中的优势, 那么每个人都有可能在一些领域中受损, 而在另一些领域中受惠, 以形成一种有得有失、在不平等中最终取得复合平等的结果。行政和慈善本来就是两个完全不同的领域, 从接受捐助起，这笔捐助的去向，要经过哪些程序，以至于最终到达捐助人群或者捐助项目，这一条运作渠道必须要有制度保障来建成阳光通道；慈善资金的使用标准与实际需要是否相符，在划拨与使用的过程中是否存在监管无法涉及的漏洞，是否造成“爱心挪用”与“爱心浪费”，这些都必须得到切实的制度保障和实际有效的监管。慈善事业伤不起，大众绝不能接受慈善也被利用成为个别人获取不义之财的残酷现实。慈善事业是人道主义事业，在发展的过程中绝不能走商业化的纯粹道路，让需要帮助的人群感受到阳光的救助，这应该是所有慈善都一样的归宿

第四篇：基金经理辞职报告

尊敬的部门领导：

因为个人原因，本人提出辞去目前资产委托管理部基金经理工作一职。

自本人于1996年6月18日正式加入公司前身—原国泰证券深圳分公司以来，至今刚好9年，期间经历了公司合并、部门合并及股市的风风雨雨。

在此期间，本人衷心感谢贾总、毛总等公司及部门领导在本人工作期间给予的指导及栽培，正是在各位领导及同事的关照之下，本人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职业证券从业人员。

无论对于国泰君安还是证券业，本人仍然十分热爱并且对自己能够在证券业和国泰君安证券工作感觉骄傲与满足。

鉴于个人发展原因，本人计划在自身创业方面做一些尝试，希望能够将一些多年的梦想变成现实。

诚望各位领导能够谅解，并请在今后本人创业的过程中，继续给予本人指导与支持！

此致

敬礼！

辞职申请人：

20xx年2月17日

第五篇：基金经理辞职信

尊敬的公司及部门领导：

因为个人原因，本人提出辞去目前资产委托管理部基金经理工作一职。

自本人于xx年x月x日正式加入公司前身-原xx公司以来，至今刚好x年，期间经历了公司合并、部门合并及股市的风风雨雨。

在此期间，本人衷心感谢贾总、毛总等公司及部门领导在本人工作期间给予的指导及栽培，正是在各位领导及同事的关照之下，本人才能够成为一名合格的职业证券从业人员。

无论对于公司还是证券业，本人仍然十分热爱并且对自己能够在证券业和公司工作感觉骄傲与满足。

鉴于个人发展原因，本人计划在自身创业方面做一些尝试，希望能够将一些多年的梦想变成现实。

诚望各位领导能够谅解，并请在今后本人创业的过程中，继续给予本人指导与支持!

祝各位领导、各位同事身体健康、工作顺利!

祝公司证券业务顺利，飞速发展!

愿中国股市早日走出漫漫熊市，天天向上!

此致

敬礼

申请人：xiexiebang

x年x月x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