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嘉陵区“农民增收”工程实施方案
农民增收问题是解决“三农”的核心问题,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省、市各级助农增收的会议、文件精神,按照区委书记何智彬的安排,区委副书记侯定元深入调研、认真思考、组织相关同志开展讨论,拟定了嘉陵区2005年“农民增收”工程详细方案。
一、工作思路
以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支农政策为动力,按照“稳定面积增粮,调整结构增收,打造亮点示范,做强品牌增效”的原则,引龙头壮产业,建基地扩规模,兴机制拓市场,突出抓好“两园三带四大品牌”(“两园”即凤垭山农业生态示范园、大树桂花园畜禽养殖园;“三带”即金凤、白家一线红薯产业带,凤垭山、木老、一立一线伏季水果产业带,文峰、曲水、河西、李渡一线优质蔬菜产业带;“四大品牌”即扁担姑娘红薯粉丝品牌、嘉陵黑山羊品牌、天冠冬菜品牌、嘉陵保姆品牌)建设,不断促使农民增收致富。
二、奋斗目标
2005年农业及农村经济努力实现“两增一升位”目标(即:农业总产值增长到13428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00元以上,力争农业在全市的排位上升两个位次)。
三、工作重点
(一)实施“优质粮油增收”工程,增加优质粮油播种面积,确保人均增收35元。以实施优质商品粮基地建设为契机,突出抓好四大优质粮油基地,保护和提高粮油综合生产能力。一是抓好以金宝、桃园、积善、龙泉等为重点的10万亩玉米基地建设;二是抓好以李渡、金凤、安平、大通等乡镇为重点的10万亩优质水稻基地建设;三是抓好以河西、李渡、金凤等乡镇为重点的10万亩优质花生基地;五是抓好以礼乐、龙蟠、桃园等乡镇为重点的万亩优质大豆基地。力争粮食总播面(复种指数)118万亩,总产达34万吨,分别比2004年增长2%和1%,实现优质粮油业人均增收45元。
(二)实施“支柱产业增收”工程,增强骨干产业带动作用,确保人均增收99元。把畜牧业、薯业、菜业、果业作为全区的四大支柱产业,坚持亮点示范、强化典型带动,带动农民大幅增收。一是突出抓好畜牧经济。着力实施“三个一”工程(做优嘉陵黑山羊品牌、做强大树乡桂花畜牧科技园、壮大以天生集团为龙头的猪业经济),实施政策倾斜,全力打造大树桂花园畜牧科技园,带动大户、业主规模发展;依托天生集团启动优质肉猪改良工程,力争2005年全区肉猪改良30%;依托畜牧扶贫项目,培育壮大“嘉陵黑山羊”品牌,打造全市畜牧经济强区。同时,加快318线畜禽产业带建设和金宝、三会小家禽基地建设,2005年全区出栏生猪71万头,山羊53万只,家禽1300万羽,肉牛0.75万头,肉兔150万只,畜牧产值达10.5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54元。二是积极抓好薯业经济。以国基为龙头,按照“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稳定白家、龙蟠等15个基地乡镇15万亩的红薯种植面积,将红薯加工淀粉的比例提高10%,实现红薯加工增值,一年可多生产淀粉0.6万吨,按照红薯加工成一吨淀粉可增收1200元计算,就可增收720万元,农民人均增收12元。三是努力发展菜业经济。围绕城市、超市和天冠冬菜等龙头企业,发展蔬菜32万亩(包括一线、二线蔬菜),将河西1万亩胡萝卜种植面积沿嘉陵江扩展到2万亩,文峰、李渡等乡镇的冬菜面积增加到13万亩,全年蔬菜总产26.15万吨,比2004年增长5%,农民人均增收13元。四是壮大果业经济。抓好凤垭山、木老、一立万亩优质伏季水果基地建设和成南高速公路沿线的生态经济走廊带建设,全年水果总产3.62万吨,比2004年增长3.5%,农民人均增收10元。
(三)实施“劳务开发增收”工程,挖掘农民劳务开发深度,确保人均增收66元。以“坚持服务引导,有序输出劳动力;健全工作机制,组织引回生产力”的发展模式,推广“白家村劳务输出”成功经验,组建“农民工联合会”等劳务输出载体,建立稳定的劳务输出基地和畅通的劳务输出渠道;继续开展培训一门技术、介绍一份职业、致富一个家庭、带动一方群众的“四个一”活动;实施招商引资与就业工作“三同时”(即项目签订时签订用工合同、项目进场时培训失地农民、项目建成后推荐上岗)合作,搞好劳务定单培训、定向培训和后续服务,扩大成建制劳务输出规模,继续打造“嘉陵保姆”等家政服务品牌。2005年实现培训农民工1万人次,劳务输出保持15万人以上,提高智力型输出比例,劳务收入增至9亿元;回引企业50个,回引资金5000万元,回引企业年创利税500万元。劳务收入比2004年增加4500万元,确保农民人均增收66元。
(四)实施“政策支农增收”工程,认真兑现党在农村政策,确保人均增收48元。2005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全面停止征收农业税,我们要以此为契机,抓好党在农村政策的兑现落实。一是全面停止征收农业税及附加,确保农民人均增收30元。二是全面兑现粮食直补政策,将退耕还林补助钱物全部兑现到农户,增强农民种粮积极性。三是全面完成税费改革,停止使用“两工”,确保农民人均增收5元。四是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大力发展华亿鸽业型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力争全年新发展年经营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个,确保农民人均增收13元。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委、区政府将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作为2005年全区的工作重点,重点打造,重拳出击;涉农部门在区委、区政府领导下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帮扶力度,保证政令畅通;各职能部门加强对专业人才的组织引导,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二)加大投入强度。坚持“集中资金办大事”原则
第二篇:嘉陵区“农民增收”工程实施方案
农民增收问题是解决“三农”的核心问题,为了全面贯彻落实中、省、市各级助农增收的会议、文件精神,按照区委书记何智彬的安排,区委副书记侯定元深入调研、认真思考、组织相关同志开展讨论,拟定了嘉陵区2005年“农民增收”工程详细方案。
一、工作思路
以贯彻落实党的各项支农政策为动力,按照“稳定面积增粮,调整结构增收,打造亮点示范,做强
品牌增效”的原则,引龙头壮产业,建基地扩规模,兴机制拓市场,突出抓好“两园三带四大品牌”(“两园”即凤垭山农业生态示范园、大树桂花园畜禽养殖园;“三带”即金凤、白家一线红薯产业带,凤垭山、木老、一立一线伏季水果产业带,文峰、曲水、河西、李渡一线优质蔬菜产业带;“四大品牌”即扁担姑娘红薯粉丝品牌、嘉陵黑山羊品牌、天冠冬菜品牌、嘉陵保姆品牌)建设,不断促使农民增收致富。
二、奋斗目标
2005年农业及农村经济努力实现“两增一升位”目标(即:农业总产值增长到134289万元,农民人均纯收入增长200元以上,力争农业在全市的排位上升两个位次)。
三、工作重点
(一)实施“优质粮油增收”工程,增加优质粮油播种面积,确保人均增收35元。以实施优质商品粮基地建设为契机,突出抓好四大优质粮油基地,保护和提高粮油综合生产能力。一是抓好以金宝、桃园、积善、龙泉等为重点的10万亩玉米基地建设;二是抓好以李渡、金凤、安平、大通等乡镇为重点的10万亩优质水稻基地建设;三是抓好以河西、李渡、金凤等乡镇为重点的10万亩优质花生基地;五是抓好以礼乐、龙蟠、桃园等乡镇为重点的万亩优质大豆基地。力争粮食总播面(复种指数)118万亩,总产达34万吨,分别比2004年增长2和1,实现优质粮油业人均增收45元。
(二)实施“支柱产业增收”工程,增强骨干产业带动作用,确保人均增收99元。把畜牧业、薯业、菜业、果业作为全区的四大支柱产业,坚持亮点示范、强化典型带动,带动农民大幅增收。一是突出抓好畜牧经济。着力实施“三个一”工程(做优嘉陵黑山羊品牌、做强大树乡桂花畜牧科技园、壮大以天生集团为龙头的猪业经济),实施政策倾斜,全力打造大树桂花园畜牧科技园,带动大户、业主规模发展;依托天生集团启动优质肉猪改良工程,力争2005年全区肉猪改良30;依托畜牧扶贫项目,培育壮大“嘉陵黑山羊”品牌,打造全市畜牧经济强区。同时,加快318线畜禽产业带建设和金宝、三会小家禽基地建设,2005年全区出栏生猪71万头,山羊53万只,家禽1300万羽,肉牛0.75万头,肉兔150万只,畜牧产值达10.5亿元,带动农民人均增收54元。二是积极抓好薯业经济。以国基为龙头,按照“公司 基地 农户”的模式,稳定白家、龙蟠等15个基地乡镇15万亩的红薯种植面积,将红薯加工淀粉的比例提高10,实现红薯加工增值,一年可多生产淀粉0.6万吨,按照红薯加工成一吨淀粉可增收1200元计算,就可增收720万元,农民人均增收12元。三是努力发展菜业经济。围绕城市、超市和天冠冬菜等龙头企业,发展蔬菜32万亩(包括一线、二线蔬菜),将河西1万亩胡萝卜种植面积沿嘉陵江扩展到2万亩,文峰、李渡等乡镇的冬菜面积增加到13万亩,全年蔬菜总产26.15万吨,比2004年增长5,农民人均增收13元。四是壮大果业经济。抓好凤垭山、木老、一立万亩优质伏季水果基地建设和成南高速公路沿线的生态经济走廊带建设,全年水果总产3.62万吨,比2004年增长3.5,农民人均增收10元。
(三)实施“劳务开发增收”工程,挖掘农民劳务开发深度,确保人均增收66元。以“坚持服务引导,有序输出劳动力;健全工作机制,组织引回生产力”的发展模式,推广“白家村劳务输出”成功经验,组建“农民工联合会”等劳务输出载体,建立稳定的劳务输出基地和畅通的劳务输出渠道;继续开展培训一门技术、介绍一份职业、致富一个家庭、带动一方群众的“四个一”活动;实施招商引资与就业工作“三同时”(即项目签订时签订用工合同、项目进场时培训失地农民、项目建成后推荐上岗)合作,搞好劳务定单培训、定向培训和后续服务,扩大成建制劳务输出规模,继续打造“嘉陵保姆”等家政服务品牌。2005年实现培训农民工1万人次,劳务输出保持15万人以上,提高智力型输出比例,劳务收入增至9亿元;回引企业50个,回引资金5000万元,回引企业年创利税500万元。劳务收入比2004年增加4500万元,确保农民人均增收66元。
(四)实施“政策支农增收”工程,认真兑现党在农村政策,确保人均增收48元。2005年,省委、省政府决定全面停止征收农业税,我们要以此为契机,抓好党在农村政策的兑现落实。一是全面停止征收农业税及附加,确保农民人均增收30元。二是全面兑现粮食直补政策,将退耕还林补助钱物全部兑现到农户,增强农民种粮积极性。三是全面完成税费改革,停止使用“两工”,确保农民人均增收5元。四是坚持“民办、民管、民受益”原则,大力发展华亿鸽业型农村新型合作经济组织,力争全年新发展年经营销售收入在500万元以上的专业合作经济组织2个,确保农民人均增收13元。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区委、区政府将农村工作和农业生产作为2005年全区的工作重点,重点打造,重拳出击;涉农部门在区
委、区政府领导下加大对农业的支持和帮扶力度,保证政令畅通;各职能部门加强对专业人才的组织引导,充分发挥其积极作用。
(二)加大投入强度。坚持“集中资金办大事”原则,实行项目资金捆绑使用;区财政逐步归垫挪用的农业项目资金,不随意挤占涉农项目资金;区财政对农业项目配套资金分期分批逐步到位,农业预算投入100万元以上;区农行、农村信用社对基地农户提供小额信贷,支持农业发展;创新机制吸引社会闲散资金投入农业生产。
(三)逗硬考核奖惩。实行阶段考核和经常督查相结合、全面检查和单项考核相结合,加大农村工作的考核力度,凡按期或提前完成目标任务的,区委、区政府予以表彰奖励;对没有按时按质完成任务的,区委、区政府根据责任大小取消相关责任人评优、晋级等,保证工作顺利推进。
第三篇:留庄镇2012农民增收致富工程实施方案
留庄镇2012农民增收致富工程实施方案
为确保农民增收致富工程建设工作扎实推进,根据《微山县农民增收致富工程实施方案》的总体要求,按照县委、县政府关于今年农业农村工作的安排部署及农业及渔湖开发建设管理指挥部确定的重点工作任务,结合留庄镇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指导思想
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农村工作会议精神,全面落实各项强农惠农富农政策,以“强科技、转方式、增投入、夯基础、优结构、铸品牌、壮产业、促提升”为主线,通过品牌化带动、标准化生产、产业化经营,发展壮大湖区特色产业,打造经济发展强镇,科学发展名镇,实现农业农村工作又好又快发展,努力推动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二、总体目标
(一)主要经济指标稳步提升。2012年全县农林牧渔及服务业增加值达到3.01亿元,同比增长3.5%;农民人均纯收入达10807元,同比增长13%。
(二)主要产业发展指标快速增长。粮食生产以提高单产为重点,种植面积稳定在2.2万亩,总产达到2.1万吨,同比增长3%;大力发展以浅水藕为重点的经济作物种植;林业以发展用材林、经济林为重点;畜牧业以发展养猪和禽蛋生产为重点;渔业生产以适应南水北调水质要求,严格执行南四湖养殖区域规划和养殖总量控制规划,大力发展清洁型现代渔业。
(三)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以神武莲花为龙头企业带动湖产品深加工业发展。
(四)大力促进以产业化项目为支撑的土地规模流转。进一步健全镇土地流转服务中心服务功能,年内新增土地流转面积不少于1000亩,搞好桥上村、徐营村农业示范园区的初建规模。
(五)完成农民培训600人次以上,实现向非农行业就业转移400人。
三、实施重点及进度安排
坚持立足实际、突出重点、统筹兼顾原则,扎实推进农民增收致富工程的实施。
(一)毫不放松发展粮食生产。按照“稳定面积,主攻单产,优化结构,提高总
产”的要求,确保粮食综合生产能力进一步提高。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确保全镇耕地面积不减,质量提升;切实抓好日常农业生产技术指导,根据农时季节,及时制定印发农作物管理技术意见,组织技术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开展技术指导、技术帮扶、技术培训等活动;开展好粮食高产创建活动,组织实施好小麦、水稻高产示范工程;强化对农作物病虫害的预防,在重大病虫害发生时期,组织开展好统防统治,提高防治效果;突出抓好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推广,为粮食增产提供坚实的科技支撑;严格落实粮食发展扶持政策,执行好种粮各项补贴政策和政策性保险,不断提高农民种粮积极性。在推广好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水稻防虫网育秧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和统防统治等技术的同时,大力加强农业设施装备建设,为粮食生产提供良好的硬件支撑。抓住贯彻落实今年中央一号文件的机遇,大力加强农技推广体系建设,为粮食生产提供强有力的科技支撑。
(二)优化种植业结构布局,大力促进特色种植业规模发展。以扩大特色作物种植面积,提高设施栽培面积比重、立体间套作比重、优势农产品比重为重点,立足现有优势特色种植业,以大力发展水生经济植物种植为重点,继续推进特色种植带建设,膨胀种植规模,组织相关人员对全县特色种植业现状和资源情况进行全面调查,为制定特色种植业发展布局规划提供依据。综合研究龙头企业带动、农民合作组织促动、政策支撑拉动的具体措施,把特色种植业做大做强。
(三)大力发展畜禽养殖。围绕雨润食品畜禽屠宰生产计划,主动搞好对接,发展订单养殖,规划建设板块式标准化畜禽养殖基地。积极扩大以生猪、肉鸭(鸡)和蛋鸭(鸡)等为重点的生态养殖规模,突出抓好生猪标准化养殖,扩大蒋坑汇海养猪场和土山金山养猪场的养殖规模。突出特色大力发展地方水禽良种微山麻鸭品种资源保护与开发工作,年内完成南羊庄、北羊庄、胡西头养鸭基地建设,启动微山麻鸭保种工程项目,达到存栏3000只的保种规模,全年畜禽养殖总量增长15%。
(四)积极发展清洁渔业。以建设“生态、优质、高效、品牌”现代渔业为发展目标,认真实施《南四湖渔业功能区划和养殖控制规划》,大力推进渔业产业结构调整、质量升级和效益提高。2012年,全镇水产养殖面积,控制在7000亩以内。积极推广鱼类养殖与菱、芡种植轮作或间作。实施好3月15日至6月25日的禁渔期制度,做为湖区日常管理工作。
(五)加快发展高效林业。年内新增造林1万亩,新建留庄管区、满口管区农田
林网1000亩,新建下河头村苗木花卉(含水生花卉)基地1处,启动集体林权制度配套改革。规范林业生产机日常林业管理工作。
(六)实施农渔湖业品牌化建设。一是大力推进农渔湖产品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申报和商标注册工作。创建以“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山东省著名商标”、“地理标志产品保护”为重点的一批带动发展现代农渔湖业和促进农民增收的关键品牌。引导农业龙头企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行业协会、营销大户等农产品生产经营主体增强商标意识,开展商标注册。年内完成鲜活水产品及衍生产品“微山湖” 商标专用权的转让运作和管理,为渔业养殖大户和农民专业合作社、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等提供公共品牌服务资源;加快建设南羊庄、北羊庄、胡西头、李庄、曹楼、歇马亭养鸭基地,提升 “中国麻鸭之乡”的美誉度和影响力;二是加强农渔湖业品牌的宣传推介。大力宣传推介品牌农渔湖产品和品牌企业,在全社会营造“宣传品牌、支持品牌、发展品牌、保护品牌”的良好氛围。以县外市场为重点,通过组织参加各类品牌推介会、博览会、网络营销和开展公益性促销等方式,全方位、多层次、持续性地集中宣传品牌农渔湖产品,提高国内外消费者对微山湖品牌农渔湖产品的认知度,扩大知名度和影响力。三是加强名牌农渔湖产品基地建设。围绕创名牌农渔湖产品目标,加强农产品质量的研究和开发建设。从我县资源特点和区位优势出发,推进土地流转,调整优化农业产业结构,选准和开发具有地方特色、市场前景好的主导产业和产品,大力建设名牌产品标准化生产基地,并予以重点扶持。四是做好品牌农渔湖产品商标、标识、域名的监督管理和依法保护工作。开展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商标注册农渔湖产品的开发利用和保护工作,防止恶意抢注商标和域名的行为。建立维权打假机制,加强对获得“名牌农产品”称号产品的保护和监督,严厉打击假冒品牌渔湖农产品商标和标识的违法活动,保证品牌农渔湖产品的质量和信誉。引导支持企业培育、创建和整合品牌,坚决防止品牌杂乱和无序竞争。定期对品牌农渔湖产品进行跟踪监测,对发生重大质量事故、消费者投诉和擅自扩大、转让、冒用品牌农渔湖产品称号的,依法予以严肃查处,坚决杜绝“砸牌子”现象。
(七)推进农渔湖业标准化生产。大力推进养殖“退村进区”,控制面源污染,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3月和9月,分别组织开展春秋两季农资市场集中整治和农产品质量专项检测行动。完成农民培训项目。5月上旬,完成桥上村、徐营村两村1000亩的有机水稻育秧工作。
(八)推进农渔湖业产业化经营。扶持发展壮大龙头企业,充分发挥资源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择规模养殖、畜产品、湖产品加工、农业示范园区建设等优势项目,发展一批有品牌、有实力、市场竞争力强的农产品精深加工企业。加快农村经济合作组织建设和优势农产品的规模扩张,促进农业龙头企业扩规模、增效益,大力发展“企业+基地+合作组织+农户”和“订单农业”的经营模式。实施农渔湖产品“进城入市、农超对接”工程。组织羊庄养鸭基地、神武莲花湖产品加工企业等农渔湖产品营销组织和企业、连锁超市、农贸市场对接,提高农渔湖产品市场占有份额和流通效率;按照“内建市场、外设窗口”的原则,推进农产品市场体系建设,加快发展农产品连锁农家店、超市、配送中心等农村现代物流业。抓好规模农渔湖产品生产基地建设。加快以农业产业项目为支撑的农村土地流转,发展适度规模经营,新增土地流转面积1000亩。继续规范北羊庄村稻蟹混养项目建设工作,力争使混养面积超过1000亩。
(九)做好农民转移就业工作。按照稳定输转规模、提高劳务素质、强化综合服务、促进农民增收的原则,加快农民转移就业步伐。进一步加大农民创业就业培训力度,以创业就业培训、新型农民科技培训、农村实用人才培训、阳光工程培训等为抓手,完成农民培训600人次以上,并实现向非农行业就业转移400人。提高劳务输转的组织化程度,建立健全县乡劳动力资料数据库和劳务供求信息服务体系,为农民转移就业提供政策咨询、信息传递、就业服务。
四、保障措施
(一)加强组织领导。镇党委、政府成立农业及渔湖开发建设管理指挥部,抽调相关部门人员集中会战,统筹做好“三农”工作,协调解决农民增收致富工程推进中的重大问题,落实包保责任制,把项目落实情况纳入年终考核。
(二)加大扶持力度。在抓住各级加大对“三农”投入的机遇,认真组织实施好中央和省、市、县下达的计划项目,充分利用好上级政策性资金和项目资金。
(三)加强督导考核。镇农业及渔湖开发建设管理指挥部督导考核组将加大对农民增收致富工程建设的考核力度,实行“周督导、旬调度、月考核、季观摩、年总评”的督导考核制度,做到定期督查和随机督查相结合、日常督查和专项督查相结合,督查考核结果纳入年终考核总成绩,并作为评先树优、奖优罚劣的重要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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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
解决好农业、农村、农民问题是党和国家工作的重中之重。“三农”问题,核心是农民问题,是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农民全面发展的问题。从一些发达国家的经历来看,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出现和解决有一个大体的先后顺序。最早是农业问题,即如何发展农业以保障工业化对农产品的需求问题;之后是农民问题,即如何提高农民收入,实现公共服务城乡全覆盖的问题;最终是农村问题,即大规模开展农村建设缩小城乡差距的问题。从我国现在所处的历史阶段观察,目前可能正处于由解决农业问题向解决农民问题转变的关键时期。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应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如何提高农民收入上。
资本“下乡” 家庭经营收入占比下降
农民纯收入可以分为四个组成部分:工资性收入(劳动报酬收入)、家庭经营收入(包括家庭经营农业收入和家庭经营二三产业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在农民收入的四大来源中,家庭经营收入占的比重目前仍是最大的。2009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为5153元,其中家庭经营收入2527元,占到49%。但是,这一比重却呈现不断下降的趋势,2004年,这一数字还是60%。5年时间,下降了11个百分点,下降幅度还是相当可观的。家庭经营收入占比的下降,一方面是因为大量农民外出务工,农民工资性收入快速增加,这符合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历史趋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大量资本进入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通过家庭经营中获得收入的比例不断下降,这是一个需要引起注意的倾向性问
在2008年全国农村经济收益分配格局中,农民经营所得最终占到可分配净收入的70.6%。这一比重在2003年为74.3%,2000年为77%,新世纪以来基本上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与此同时,企业各种留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5.90%提高到2003年的6.98%和2008年的9.01%;外来投资者分利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从2000年的1%提高到2003年的1.69%和2008年的1.81%。在一些发达地区,这一下降趋势看得更加清楚。浙江省绍兴市数据显示,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已经由1989年的78%下降到1997年的64.2%,再下降到2003年的51.1%,到2009年,这一比重已经跌落到了47.3%的低水平。资本不足 阻碍农民合作获取经营利润
在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农民获得收入的比重下降,主要是因为现代农业建设步伐不断加快,农业生产经营中的资本有机构成提高,资本投入需要增加,而单个农户却缺乏必要的资本,从事经营的领域逐步收窄,大量资本趁机“下乡”,资本获得收入的比重逐步上升。畜牧业是这方面的一个典型,规模养殖所占的比重稳步提高,1996年规模饲养量在全行业的比重还只有6.3%,2006年达到50%,2008年已超过60%。大多数规模养殖的是资本主导企业形式的养殖。真正农户主导的、家庭形式的所谓散养户占的比重逐步降低,农户逐步被迫退出畜牧业经营。统计数据上的表现就是,畜牧业占农业的比重不断提高,但出售畜禽产品收入占农户家庭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下降。
资本逐步占领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的局面,必须加以改变。要实现农民收入稳步增长,就一定要把农业农村经营领域留给农民,要让农民首先能够在农村通过经营获得收入。即使在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它们都明确限制资本进入农村占领农民经营领地。要解决单个农户资本不足和农业经营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矛盾,我们也应该学习日本、台湾等地的经验,大力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以下简称合作社),要通过机制创新,让合作社能够支配一定数量的资本,能够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领域,守住农业农村经营领域;要让合作社有能力获取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的利润,再通过合作社内部的分配机制,把这部分利润转换为农民的收入。
从数量上来看,近两年来,我国农民专业合作社发展速度很快。截至2009年9月底,全国农民专业合作社达到21.16万家,比2008年年底增长90.8%;实有入社农户约2100万户,占全国农户总数的8.32%。但是,合作社发展质量还亟待提高。从目前情况看,合作社还不能很好地帮助农民以合作方式支配资本获取经营利润。当前,合作社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一是合作层次较低。绝大多数合作社局限在技术信息服务领域,真正能组织农户统一购买农资或销售农产品的为数不多,能开展农产品加工的更是寥寥可数。二是合作机制不顺。合作社内部规范的治理机制尚未真正建立起来,社员大会、理事会、监事会等机构不健全,社员不太愿意参与合作社的管理监督,合作社对社员的民主权力也不太尊重。三是合作积极性不高。农民入社动机不强,退社较为随意。入社后参与活动较少,合作社内部凝聚力不足,一些社员与合作社的交易量小于市场交易量,一些合作社与社员的交易量小于与非社员的交易量。
这三个问题其实是有因果联系的。第一个问题是根本,它是产生第二个和第三个问题的原因。只要合作社无法进入农产品加工流通环节,它就无法获得这部分收益,分给社员的也就不多,农户入社得到的利益自然不多。因此,农户入社的积极性不高,且随时可能选择退出。在这种情况下,显然难以建立规范的治理机制,这样的合作社发挥的作用不大,且随时面临解散的危险。由此可见,合作层次决定了合作收益,且直接影响到合作机制的建立及合作积极性的提高。而合作层次不高,主要是因为合作社缺乏足够的资本,没办法进入农产品流通加工领域。
推动合作社发展,要在加强政府服务、培养合作人才等多方面加大政策支持力度,但最核心的是要保证合作社能够占有足够的资本。只有这样,它们才能够作为合格的市场经营主体进入农产品加工等领域,才能够拥有为社员谋利的手段。为此,必须创新体制机制,搭建好为合作社提供金融服务的平台,推动产业合作和信用合作的结合。
交易份额认购成就新一代合作社
在20世纪90年代,西方传统合作社同样因为缺乏资本而陷入经营困境。这迫使它们进行制度创新,发展成为新一代合作社(New Generation
Cooperatives)。它们的做法值得我国借鉴。具体而言,我们在发展合作社时,首先要确定流通和加工的最佳规模,再据此确定所需资金数额,然后把加工规模分解成若干交易份额(deliver share)。社员入社时按规定必须认购交易份额,并同时要求按一定比例出资,通过调整比例,使得社员出资额之和刚好等于合作
社所需资金数额。交易份额规定了社员交售给合作社的产品数量,社员交售产品总数刚好等于合作社流通加工的最佳规模。如果社员当年产出不够,允许其从市场购买予以补齐;如果超出,超过部分由合作社视情况决定是否收购。
通过这一系列制度创新,就可以为我国合作社发展建立起灵活的筹资机制和资金利用机制。合作社在出售交易份额的同时获得了一笔稳定的资金,借此购买固定资产,开展农产品加工流通等业务。有了固定资产后,合作社就可以进入金融体系,获得银行贷款;就可以创办或控股农产品加工企业、铺设销售网络,获取加工销售环节利润。合作社利润按交易份额分配给社员,由于交易份额和社员认购资本额成正比,按交易份额分配也相当于按认购资本额分配。合作社通过参与加工和销售,扩大了社员合作的范围,也提高了社员分红回报率,增强了合作社对农民的吸引力。社员认购交易额的积极性增加,反过来又保证了合作社的资金来源,由此形成良性循环。
只有为合作社经营提供足够的、可支配的资本,才能够帮助农民利用合作社实现对资本的集体占有和控制,才能够帮助农民占据农业农村经营领域并获取更多的收入。通过努力,目前农民经营所得占可分配净收入的比重每年下降一个百分点的趋势完全能够得以止住。单此一点,农民收入每年就能够增加0.5%。如果再能够把这一比重提高到2000年的水平,农民收入就能每年增加3.5%左右。党的十七届三中全会提出唯一的一个量化指标,就是要保证到202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比2008年翻一番。换言之,必须保证农民收入每年6%左右的增长速度。通过制度创新,让农民通过合作社实现收入每年增加3.5%,对完成全会规定的目标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
另外,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在新一代合作社中,由于社员出资的数量始终从属于交易份额,而交易份额取决于农户生产的规模和与合作社的惠顾额,社员同时作为所有者与使用者的特征没有改变,合作社的本质属性没有改变。因此,引入资本后的新一代合作社仍然是基于农产品生产的合作,是劳动的合作,而资本的合作处于被支配的地位。它仍然是以自愿联合起来的生产者为导向的,而不是以投资者的资本增值为导向的。
第五篇:农民增收
农民增收的障碍解析
关键词: 农民增收 小康社会 农业产业化 合作组织
党的十六大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而农业、农村、农民的问题已成为影响和制约我国全面进入小康社会奋斗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其中,农民增收始终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核心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除初期农民收入有了较大幅度的提高,1979年-198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15.18%,高于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8个百分点外,以后城乡收入差距又开始拉大,1986年-1995年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3.62%,低于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速2.5个百分点,98年-2003年,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速为3.58%,两者差距扩大到了3.39个百分点,农民收入水平低,提高速度慢,直接影响了对农业的投入,迟滞整个农村社会的发展,进而成为制约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瓶颈”。
党的十六大从根本上确立了农民增收全局性的战略地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十六届三中全会从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逐步改变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的高度来推进涉及“三农”问题的各项改革。由此可见,扭转农民收入增速下滑,确保农民收入进入持续稳定增长的快车道,是我们党和政府一直非常关注的重大问题。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更是明确指出农民收入问题不仅是重大的经济问题,而且是重大的政治问题,文件要求全党进一步增强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紧迫感和主动性。
一、农民收入增速下降的原因
(一)体制的制约
1、农村上层建筑的不合理性成为农民增收的巨大障碍 基层政府冗员多,农民负担重,是中国“三农”问题中的突出问题。基层政府因人设机构,“对口”设机构,加上级政府下派与分流人员,致使近年来干部职数不断膨胀。据统计资料显示,2003年县、乡两级政权财供人口达到3000多万人,村级干部需要由村民负担的全国有730万人,实际供养经费6000多亿元,由农民负担的有2000亿左右。正如温家宝总理在记者见面会上所指出的那样,生之者寡,食之者众。因机构臃肿给农民造成的负担占农民实际负担的40%左右。不仅如此,近年来许多基层政府耗费大量资金建设所谓的“政绩工程”、“形象工程”,更是加重了农民负担。
2、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农民增收难以逾越的一个坎
随着农业生产率的提高,农村人地矛盾更加突出。目前,我国人口已增加到13亿,人均耕地减少到约1.2亩,由于人口分布不平衡,有1/3的省市人均耕地不足1亩,有666个县低于联合国确立的0.8亩的警戒线,463个县低于人均0.5亩的危险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被困在有限的耕地上,导致农民劳动收益率下降,农村剩余劳动力急需要从农村转移出来。但是,严格的城乡户籍管理制度和歧视性用工制度以及种种不合理的收费,抑制了人力资源自由流动的愿望,限制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与此同时,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完善和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工业经济也面临着减员增效的巨大压力,加上本身的资本积累能力有限,难以吸纳更多劳动力,城市本身下岗失业人数不断增加,就业与再就业压力增大,这就使得农村劳动力转移更加困难。
(二)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建设滞后,难以为农民增收提供强有力的支持。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是指社会各方面通过各种形式向农业经营者所提供的农业生产各个环节所需要的各种经济和技术服务的总和。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明确要求:“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要推进制度创新,增强服务功能”。但是作为农村社区内部向农民提供各类服务的主要承担者农民自治性组织――—村民委员会的建设明显滞后。不少地方尤其欠发达地区,村干老化、无人干的现象十分普通。农村税费改革后,村级财力下降幅度很大,就我市而言,好一点的村级财力只有2万多元,少的村不足1万元,加上转移支付仍不足以支付村、组干补贴。严重挫伤村两委成员及组干的工作积极性,农村基层组织不稳定因素增加,加上缺乏有效协调组织,“一事一议”难以实施,农业基本建设和村里的社会事业无人问津,不少村级组织实质上已经陷入瘫痪。与此相应农村传统的合作经济组织合作功能丧失贻尽,在传统的合作组织中最为重要的两大组织供销合作社和信用合作社,已经完全背离了初建之宗旨。不再是农民自己的组织,它们中绝大多数已经异化为赢利性企业。不少地方供销社实质上已经分解成个体工商户,它们完全以自身的利益为准绳同农民打交道,逐渐演变为与农民博奕的市场主体,它们的服务宗旨荡然无存,逐利已成为其经营的根本目标。另一大合作组织由社员入股,为农民提供金融服务的主体——农村信用社早已脱变为“官办”金融机构,股份合作制名存实亡。在商业化经营的目标的影响下,同时也因为农户的贷款具有分散、量小、交易成本高、风险大等特点,信用社的支持重点偏移到民营企业或乡镇企业,甚至干脆转移出农村。20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各种途径转移出农村的资金每年有2000亿元左右。其次,农业产业化水平低下;农业产业化通常被称作“公司+农户”的经营方式。它以农产品加工、营销企业为“龙头”,根 据自愿、互利的原则,与农户建立稳定的农产品产销关系。应当讲在初级农产品的供给处于总量阶段性过剩的形势下,这是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主渠道,但是由于多种复杂的原因,这一经营模式的绩效没有很好的显现出来,反而问题非常突出。具体表现为:一是“龙头”企业难寻,欠发达地区尤甚,难以表现出带动效应。二是由于公司与农户并没有建立起良好的市场信用关系,“订单农业”的履约率低。三是由于农民组织化的程度低,谈判的地位低下,公司在剩余价值的分割上往往占据主动,依旧是资本支配劳动,农民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
(三)农民素质偏低,影响了农民参与市场的竞争能力,最终影响到农民收入的增长。
人力资本理论明确提出:人力资本的积累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教育是使个人收入分配趋于平等的重要因素。教育投资作为人力资本投资,是增强农村社会发展的根本。但是现行教育费用制度造成农民受教育机会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现在的农村教育体制设置,基本上仍然按照小学村办、初级中学乡办、完中县办的原则设立。由于基层政权财力有限,农村教育投资远落后于城市。据调查资料显示,普通小学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519.16元,城填的人均水平为841.11元,初中生的教育经费农村人均水平为861.64元,城镇人均水平为1423.85元。义务教育水平差距尚且与此,更不用说农村继续教育了。不少县、乡在“双基”达标过程中负债累累,难以成为农村教育的投入主体,教育经费的不足导致农村各类教育水平难以提高,是造成农村劳动力素质低下的根本原因。中国农村劳动力素质状况问卷调查显示,具有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农村劳动力达到54.9%,但文盲、半文盲劳动力仍占8.5%,接受过农业职业 教育的仅占农村总劳力的7.3%,接受过有关资格培训的人数仅占劳动力的5.7%。农村劳动力受教育的程度,直接影响到谋求就业的机会、取得收入的渠道。现在,随着城市二、三产业结构调整力度加大,对劳动力素质要求的越来越高,不少原本在城市打工的低素质劳动力不得不重新返回农村,失去了取得工资性收入的机会,导使非农收入减入,农民收入的提高受到直接影响。
农民增收问题,就实质而言是二个方面:一是减负;二是农业收入和非农经营收入增长。因此要彻底解决农民收入增长问题,我们必须减法、加法一起干,建立和完善农民收入稳定增长的机制。
二、促进农民增收的对策
(一)切实做到精简机构与层次减轻农民负担
我国目前政权有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可以说层次太多,而且均对口设置机构,机构与人员膨胀严重。从1998年开始,中国开展了乡镇撤并精简机构工作,到2003年底,五年撤并了7400多个乡镇,乡镇总数由撤并前的46400多个减少到39000多个。现在不少地方也正在进行撤村并村工作。随着农业税费改革的进一步深入,不少以农业税为主要收入来源的乡镇,将逐步失去相应财力保障。因此,新一轮的行政管理体制必须要有大动作,以适应农村发展的新要求。可以考虑分几步走直至彻底减少政府层次。第一步,小村并大村,撤乡并镇。从水平层面彻底减少机构与人员。第二步,撤县建市撤销县级政权,把镇级政权改为派出机构,形成“3+1”行政格局。即政府层次分为中央、省、市三级,加上镇一级派出机构,从垂直层面减少机构与人员。同时重新界定和明确中央与地方政府职能,划分好各级政府事权,并给予相配套的财权。从现行政权运行的机制来看,县、乡两级政权职能主要是贯彻和执行中央和上级 政府的方针政策,实质上是执行机构,执行机构重置只会增加行政成本,导致效率低下。农业税的停征将使不少县、乡(镇)政府的行政事务大为减少,人员将更加富余。根据精简效能的原则,“3+1”的行政体制不仅可行,而且很有必要。而且这样变革对发展小城镇建设,推动农村城市化的进程,最终打破超稳定的中国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具有积极意义。
(二)建立健全农村社会化服务体系
1、推进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制度创新
现行的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功能的发挥主要是依靠乡、镇党委领导下的党、政、经基层政权的组织体系,一个以农民为主,为农民服务的农村社区合作组织一直就没有建立起来,小农户与大市场矛盾始终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必须对传统合作组织进行改造,支持农民按照自愿、民主的原则,发展多种形式的农村专业合作组织。通过制度变迁探寻农户以最低成本,最快捷方式,顺利实现小生产与大市场的对接,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的组织化程度。
2、积极推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提高农业产业化水平
农业产业化实质上是一种集约化、市场化和社会化的农业,它的核心是把传统农业中相互分离的产前、产中和产后连接起来,实现产、供、销一体化。农业产业化是农业产业结构调整的带动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讲,农户找到了龙头企业就等于找到了市场。可以有效避免农民进行产业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同时也可以顺利实现农产品与市场对接,解决农民增产不增收的矛盾。因此,各级政府要不遗余力地加强对龙头企业的创业扶持与服务,安排支持农业产业化发展的专项资金,较大幅度地增加对龙头企业的投入。同时也要加 强引导与监督帮助农民与之建立起合理的利益联结机制,切实保护农民的利益。
(三)努力为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增加非农经营收入
目前,农村中有5亿劳动力,农村剩余劳动力达2亿多。2002年底与1996年相比,农村居民家庭人均年纯收入中,非农经营收入比重已从29.26%提升到51.7%成为农民收入增长最大的亮点,而支撑农民非农收入增长的主要原因是农民外出务工。因此,如何为农村富余劳动力开辟“绿色”通道,引导农村富余劳动力合理、有序的移动是各级政府工作中的重中之重用。在二00四年中央发布的一号文件中,中央为破除农民工进城的体制性障碍提出了一系列的政策措施,这无疑极大激发了广大农民进城务工的热忱。但是我们也必须清醒地看到,随着科技进步,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农村富余劳动力与城镇下岗失业人员双增的态势不可避免。城镇就业压力的加大对农村劳动力的转移构成障碍。目前,进城务工的1亿多农民中,农民身份并没有变化,大多数人不能也不愿意摆脱原先赖以生存的土地,使已经转移的农村劳动力处于不稳定的就业状态,难以完成形式和本质都兼备的就业领域转移。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户籍管理制度”,降低农民进城门槛。同时完善社会保障制度,坚定农民退出农村的决心。积极推动小城镇建设,增强小城镇吸纳农村人口、带动农村发展的能力。落实一号文件鼓励农民自主创业的各项措施,增强转移劳动力资本积累能力,实现农村富余劳动力稳定有效的转移。
(四)提高农民素质,提升农民的竞争力
目前农民素质的偏低的状况,已经成为制约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农村劳动力转移、农民增收的关键性因素,农民收入低又进一步影响到农民家庭对子女的人力资本投资和教育消费。使他们的新生代在掌握知识和技能方面处于劣势地位。因此,农村教育体制变革势在必行。首先,调整中、小学校布局,实行资源重组,加强农村中、小学师资队伍的建设和培训,提高师资水平。其次,改革农村教育费用制度,严格实行义务教育一费制,同时完成九年制义务教育投入主体由县、乡(镇)政府向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的转换。以彻底改变农村中小学学生人数比例与费用比例的巨大反差;第三,加强农民继续教育和科技培训力量。利用农村教育制度改革的整合资源,创办农民培训学校或农民夜校,鼓励各类教育培训机构、用人单位开展对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采取多渠道的办学模式和灵活多变的教育方式,切实提高农民的素质。
参考文献:
《十六大报告》 十六届三中全会《决定》 二OO四年“中央一号文件” “人民网”的有关数据资料
安庆市委党校讲师
钱晓春
2004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