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大众文化,你怎么啦？范文

第一篇：中国的大众文化,你怎么啦？范文

中国的大众文化，你怎么啦？

大众文化是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背景，经技术革命特别是传播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文化。近些年随着网络越来发达，信息交流越来方便，我深刻感觉到中国大众文化现在有点问题。从前几年的“春哥”，“曾哥”，到近两年的“凤姐”，“犀利哥”，“小月月”等，我们可以看到中国的大众对这些现象的追捧，欢迎！

举个例子，凤姐!罗玉凤，江湖人称“凤姐”，一个来自重庆的姑娘,身高146厘米。近段时间因其丑陋的外表，雷人的语录，以及出奇高的征婚条件，雷到一大片网民，因此迅速成名。在这个娱乐至死的时代里，只要你敢秀，只要有人在背后帮你，一夜成名并非难事，比如说凤姐的出名，我想这不是偶然的。之所以凤姐在网络上暴红，那是因为人们在极端追求物质以后，在信仰缺失，价值观迷失的情况下，产生的一种浮躁，以丑为乐的无聊心态。凤姐一出，网上一片喧哗，网上很多人戏虐她，骂她是有严重的精神疾病，当然也有的人对她表示膜拜，称能够勇敢到近似无耻的地步，也确实让人佩服!对于这样一个丑陋的女孩，一个不嫌害臊的女孩，大家却那样的追捧，我实在想不通！表现自己我们可以理解，但她的方式是不对的！但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大众对她的支持，若大家都不去理会她，她怎么会成名！

她怎么会成名？也就是中国大众文化的出现近几年的现象的原因！我分析有以下几个原因：

一，民众爱看热闹的浮躁心态。凤姐为什么会红，那是因为它有存在的市场。就像你经过别人家门口，看门狗就会对你叫，但是若不是一条疯狗，只要你不理他，平静的走自己的路，狗叫几声就没事了。假如没人去理凤姐，她还会红吗？在这物欲横流的社会，人们在盲目的追求物质以后就会产生一种疲惫感，这时候就需要放松，而凤姐的出现就满足了广大网民的口味。中国人爱看热闹，当出现长得丑而且出口狂言的凤姐以后，人们纷纷进行围观，因为凤姐的一举一动完全颠覆了人们平时的言行。把她视为膜拜的对象也好，作为无聊生活的谈资也好，只要大家能够开心，网民们就心满意足了。

二，网络营销策划机构的炒作以及媒体的推波助澜。据称，罗玉凤征婚事件为网络营销策划机构策划的炒作，目的就是要罗玉凤出名。在网上，我看到竟然一些人支持凤姐的高调征婚，说什么“全世界的人都可以嘲笑你，唾弃你，但是没有人可以剥夺你追求幸福的权利。” 是的，没人可以剥夺你追求幸福的权利，但是幸福难道随便说说就能够得到吗？如此的狂妄自大，自不量力的行为，不是炒作那是什么？可恶的还有那些地方电视台的节目，为了提高收视率，吸引观众眼球，竟然也把凤姐请来做节目。我不知道那些电视的工作人员有没想过在电视机前观看的那些未成年人，当孩子们看到这些以丑为美的人也能成为明星，对于他们未成熟的心理是否会产生极大的影响？

三，转移视线的需要。在这生活压力逐渐增大，经济环境越来越差的今天，如果网民关注的都是民生问题的话，那将会出多少的问题呢？所以为了消除民众的一些痛苦，某些人必然会默许或者支持媒体办一些低级趣味，哗众取宠的节目，然后时不时的捧红某个具有轰动效应的人物。那样，当很多人得到所谓的快乐以后，问题也会少些。

其他的诸如曾哥，春哥，犀利哥，小月月也大多数都是因为这些原因！他们也都是因为这几点才能成名！

既然产生这些社会文化现象，我们就要尽量避免让其发生，否则我们的大众文化将会误入歧途！

首先，对全社会宣讲那些现象的不好，尽量让大家都不要用这种方法出名！但这也只能靠个人的修养来决定，毕竟我们不能强迫他人，限制他人自由！

其次，就是国家的问题啦！国家应该仔细审核各电视节目，各媒体的节目和报道！坚决不能让那些想出名的人用低俗的方法来出名！这很重要，对那些收看节目的观众有很深刻的影响！国家应该多关心社会文化，不能让社会让那些不好的东西充斥着！

最重要的要数我们大众！我们不要去追捧那些东西，甚至连评论都不要给，让其自生自灭！不对我们有任何影响！因为就是我们大众的支持也好，唾弃也好，让他们红起来！

我们应该保护我们自己，因为出现这些现象让我们社会变得不稳定，尤其对年轻人又有不好的导向作用！大众文化是我们生活中的一部分，只有有好的大众文才能给社会带来和谐！中国的大众文化近些年已经因为那些不好因素变得有点不对劲，这时候就需要我们每个人来维护，排挤那些依靠低俗来出名的人，还我们社会一个祥和大众文化！

第二篇：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考试要点

第一讲 传媒与文化

1、文化：凡是超越本能的、人类有意识地作用于自然界和社会的一切活动及 其结果，都属于文化。

2、大众文化：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现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大众文化是普通民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

精英：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精英文化却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

3、意识形态：意识形态指（代表个人、团体等，尤指形成一经济或政治制度基础的）思想方式。是一种观念的集合，是概念、观点、思想、价值观等要素的总和。从广义讲，它源自特定的阶级或群体。每一种类的意识形态指适合那种阶级的观念体系。

4、霸权：指各种各类的支配，不局限于政治方面。它不但指涉政治、经济因素，而且包含了文化因素。

（1）媒介霸权的观点认为，社会中统治阶级的意识形态成为整个社会的统治思想。大众媒介被视为受社会统治阶级控制、帮助那个阶级控制社会其他人的工具。

（2）媒介霸权的三个命题：新闻记者的社会化包括充满了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报道指南、例行工作规则和导向；新闻记者倾向于报道保守的和维持现状的话题和消息；新闻记者倾向于表现亲美国的报道和对他国特别是第三世界国家的负面报道。

政治对大众传媒的影响：政治对大众传媒的政治性和阶级性归属具有决定性影响，也就是统治阶级掌握着“文化霸权”；政治发展状况对大众传媒的发展水平具有决定性影响；政治秩序的良好可以带动大众传媒的繁荣，反之则传媒业也会受到反面影响。

大众传媒对政治的正面作用：传递政治信息。监督政治环境、统一政治规范、塑造政治形象、传承政治文化。大众传媒在特殊情况下还可以通过自己的影响力成为新的政治活动和政治力量出现的导火索和鼓动者，并在一定的政治发展阶段发挥关键性的作用。

5、文本、解读、意象、镜像、全景监狱

文本指“任何书写或印刷品的文字形式”。

超级全景监狱不单产生了自我监视、互相监视的人群，也创造出了一种新的传播语境。这种新的传播语境具有非常独特且令人困厄的特征。

6、七、消费、媚俗、后现代、后现代主义

消费社会：人们对消费品的占有不再以消费品的使用价值为目的，而是以炫耀消费品的附加值作为消费行为的主要目的。消费社会对消费品赋予过分价值，趋向于把消费品不仅当作一切经济活动的最终目的，而且作为最大的利益，整个经济、社会和文化制度被一种消费物质商品的动力所支配和渗透。（概念参考书本）

第二讲 媒介文化与当代文化转型

一、媒介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

1、社会生活的大众媒介化

社会生活通过大众媒介被整理、呈现与保存，社会生活被媒介文本化与大众传播化；大众传媒成为日常生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大众传播被日常生活化，成为人们几乎不可须臾离开的生活内容。

2、媒介文化与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当代社会与文化的一个突出变化是审美的泛化或日常生活的审美化。

二、媒介文化与大众认同

1、媒介环境的不断扩张

大众传播表现社会环境，成为社会环境的一部分，基于这一层面及其重要作用，大众传播才把个人与社会、自我与他人、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等对立因素紧密地融合在一起。

2、媒介文化与大众认同

人的社会化是指人接受社会文化的过程，即指自然人(或生物人)成长为社会人的过程。人的社会化主要发生在两个宽泛的阶段，即是初级社会化和次级社会化。

认同：包括社会认同与自我认同。社会认同指向一个集体的维度，基于一系列共有的目标、价值观或经验的共同认同，能够形成社会运动的重要基础。自我认同指的是自我在发展的过程中形成的对自身以及对我们同周围的世界关系的独特感觉。

知识分子的定义：（1）社会的良心；（2）智慧的传播者；（3）对真理和神圣的亵渎与怀疑者。知识分子应该具有独立、民主、批判和创造的精神。

知识分子的三种类型：政治知识分子、一般知识分子、公共知识分子。

公共知识分子：指的是具有学术背景和专业素质的知识者；进言社会并参与公共事务的行动者； 具有批判精神和道义担当的理想者；

新型知识分子：新型知识分子往往通过自己的消费活动，来转换原有的身份，获得即得体又合法的标志。他们是消费文化的产物，成为时尚的制造者和娱乐信息的传播者。他们不再引导社会公众对自身和社会进行批判式的思考，而是直接诱导人们如何去进行大众消费与享受日常生活。

媒介文化形态之一:当代运动影像

1、读图时代与视觉文化：

一、从图画、图片到运动影象；

二、当代社会文化的图象转型；

三、视觉文化的当代转型

视觉文化是指文化脱离了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形态，日益转向以形象为中心，特别是以影像为中心的感性主义形态。

数字技术的影响：传统视觉媒介的数字化以及媒介的融合；基于数字技术的新视觉媒介的出现；互动与异步的实现。

2、虚拟影像空间的体验：电子游戏与游戏人生（现代游戏的科技化与媒介化、现代游戏的商业化与产业化、现代游戏的极端虚拟性与参与性、现代游戏的内容转化）、知识的游戏化与博彩化、真人秀的欲望叙事（节目与人物的真实展示、内容局限性、主题与本质的商业化、媒介的渗透）

3、中国当代历史影视剧及其特性：历史的大规模媒介化、两种历史观、建构历史与历史叙事

第三讲 大众传媒中的偶像

偶像：本义是指用木料、泥土或金属等制成的供人敬奉的人像，例如庙里的佛像、神龛中的圣像等等。后来是指人们所崇拜的对象，尤其是指带有某种盲目性的崇拜的对象。

图腾都具有保护、庇护、寄托、希冀等功能。

偶像崇拜：对这个或数个人格化的神祗的崇拜。有平民化、个体化、感情化、随意化、内投射化特征。

偶像崇拜开始世俗化的原因：首先是社会的民主化；其次是宗教组织的衰落；再次是日常生活的商品化。

时尚、偶像与大众传媒之间的相互关系：时尚需要偶像和大众传媒的强力引导与广泛宣传；大众传媒需要时尚与偶像来维持吸引力和大众性；偶像则需要时尚与大众传媒的形象出新和关注度。于是，时尚、大众传媒和偶像就在这种共生关系中完美结合在一起。

中国当代偶像的媒介文化意义：时尚偶像成为当代偶像群落的主流；匿名偶像群的大量涌现；偶像群体现着社会文化意义从政治一元化到消费一元化的整合过程。

时尚的缺陷：

1、就时尚的内在方面而言，是丧失了自由的个性；就时尚的外在方面而言，是丧失了自由的世界；就时尚的根本内涵而言，是丧失了自由本身。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

两者的叙事差异：大众文化在叙事上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性、随意性和具有趣味性的价值取向。精英文化在叙事姿态上要求严肃性、精准性和思辨性、学理性，表现在内容上的重要性和分析的权威性。两者的综合对比：首先，大众文化在传递信息、阐述情况多为简单的事实，关注的是事件本身，通常只是就事论事；而精英文化要承载着社会的责任感，承载着人类的良知。其次，精英文化对世界塞入意义，大众文化对世界取出意义。最后，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快餐式”，集中体现在随处可见、可调众口、快进快出；精英文化为了延续其历史使命，摆在第一位的往往是一种公正、公平的文化创造环境，一种合理、有序的文化创作氛围，它要承载社会责任感哈良知。

两者的社会影响：大众文化（迎合的建构）；精英文化（引导的解构）。（其余内容参照书本）

第四讲 广告及其叙事

广告：指商品经营者或者服务提供者承担费用，通过一定媒介和形式直接或者间接地介绍自己所推销的商品或者所提供的服务的商业广告。其功能有：基本功能、经济功能（认识功能、心理功能）、宣传教育功能、社会功能（公益广告）。

广告的叙事类型：证明型模式（用名人做证词式广告，选择演员来充当角色，以叙述者的身份给人们讲述产品的使用方法）、说教型模式（在公益性广告说辞中，说教性质的词语用得比较多，一般广告以强调规则或训导的语言来进行诉求）、沟通型模式（通过商品标志、商品造型以及包装物来传播信息，使产品内涵与广告形式完美结合，在与受众的沟通中，具有最终说服、推广的作用）、圆满型模式（广告叙事通过相会相聚、喜庆祝寿的场景，尤其体现中国传统观念，家庭圆满、家庭幸福是其语义内涵）、抒情型模式（抒情型广告叙事方法强调人性化表现，叙事尤以情感诉求为主）、享乐型模式（享乐型叙事方法与情节表现大多通过图像产生鲜活的感觉给人视觉的愉悦感，尤其强调视觉快感和享受，或陶醉于身体体验的诱惑之中）。

广告即是利用恰当的修辞表白、凝聚甚至是制造、生产种种欲望。

广告对传媒的负面影响：内容的庸俗化、传媒的同质化、广告的节目化。

第五讲 舆论的类型

一、小群体舆论：

1、组织即指具有共同目标的人群的集合。从广义上说，组织是指由诸多要素按照一定方式相互联系起来的系统。从狭义上说，组织就是指人们为着实现一定的目标，互相协作结合而成的集体或团体，如党团组织、工会组织、企业、军事组织等等。特征：有明确的目标、拥有资源（人、财、物、信息和时间）、保持一定的权责结构。

2、群体是人们通过某种社会关系联结起来，进行共同活动和感情交流的集体。它既同社会和个人相区别，又介于社会和个人之间，并且是联结二者的中介。特征是：有一定数量的社会成员、有一定的为群体成员所接受的目标、有明确的成员关系，并形成归属感、有一定的行为准则、时间上具有一定的持续

性。

3、随即舆论群：无明确目标、在一些陌生的场合被突发事件裹挟着纷纷发表意见的群体。

成员、场所随机。

4、固定舆论群：具有民间世俗特点和地域文化特征；具有浓厚形而下的特点，对于规范民间生活有重要作用。考虑的是个人利益或小圈子的利益。在规则约束下的理性思考，关注的是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二、众意：又称公众舆论，指社会范围内25 %以上至60 %以下的公众所持有的一致意见。考虑的是个人利益或小圈子的利益。在规则约束下的理性思考，关注的是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

1、群体舆论：代表在相同环境和条件下，围绕共同任务从事大体一致活动的人们所组成的社会组织共同意志和共同认识的意见。其作用：（1）对个人的社会化有促进、指导作用；（2）增强团体凝聚力，维护团体的生存和发展；（3）对社会，集中小群体舆论和形成民意。

2、阶层舆论。

3、阶级舆论。

三、民意：民意是人民对有关自身利益的社会问题所形成的一致意见，体现为人民的精神、愿望、和意志的总和，又称民心、公意、公共舆论、公论等，具有坚实的真理性。它能够被民意检测的量度（60-70 %以上）所证实。它是最大范围内的一致性很高的舆论。民意的四定律是：量多理正定律、群落浮现定律、弱化-刚性定律、民心向背定律。

第六讲 第一舆论机构

媒体的作用：正向：传播信息、设置议程、引导舆论（舆论机关、公众舆论的呼应者）；负向：媒介依赖、信息冗余、虚拟交流（人际交往、互动减少，与社会、群体逐渐疏远）、白色转化（低级趣味内容降低了受众的平均审美水平和鉴赏力甚至诱发了许多偏离或违背社会规范的行为）、社会危机（大众传播带来了文化、思想、政治冲击，对社会制度构成威胁）。

媒介的舆论力量：媒介的话语支配、媒介制造、媒介的舆论合力、媒介的舆论机制。

第七讲 第二舆论机构

第二舆论机构是除了新闻媒体之外的集中表达意见的组织,具有特定的舆论行为和目标。特点是：舆论活动常由精英发动，影响深远；往往反映某个组织或集团的要求。

1、公共关系是一个社会组织运用各种传播手段，使自己和公众相互了解、相互适应的一种活动和职能。其活动：宣传性、咨询性、交际性、服务性、赞助性。

游说指多方活动陈述建议、主张，以期被采纳、实施。美国的游说方式是调查研究报告、研讨或者讲座、旅行考察、争取出席听证的资格、间接辅导。

2、民意测验：测量特定人群在某一问题上所持意见的分布情况的一种工具。又称舆论测验。

3、思想库”，也称智库，即智囊机构。最初是指由专家组成、多学科的、为决策者在处理社会、经济、科技、军事、外交等各方面问题出谋划策，提供最佳理论、策略、方法、思想等的公共研究机构。严格意义上的智库是独立于政府机构的民间组织。智库的职能主要包括：提出思想、教育公众和汇集人才。类型有：政府型、政党型、独立型。传播方式有：人际传播、组织传播、大众传播。

4、压力集团又称为利益集团，是指那些致力于影响国家政策方向的、但是其本身并不谋求组织政府的组织。活动可以分为直接活动和间接活动两大类。直接活动是指压力集团或其代表，在与议会、行政机关、法院等制定和执行公共政策的机关以及这些机关的决策者和工作人员的直接接触中影响具体的公共政策的制定的活动（方式：直接的游说活动、提供信息和情报、社交行的接触、提出司法诉讼）。而间接活动是指压力集团借由影响公众舆论、参与选举活动、鼓动群众等方式来间接影响政府（方式：参与选举活动、利

用新闻媒介影响公众舆论和政府、基层动员、暴力活动、发起合法的请愿、抗议和示威）。类型有：政治压力集团、经济压力集团、职业压力集团、公共利益团体。

第八讲 权力及其舆论操纵

权力：指改变个人或团体行为的能力。其本质是主体影响和制约自己或其他主体价值和资源的能力。构成基础有法定权、强制权、奖赏权、专长权和表率权。其类型有：强制的权力、功利性权力、操纵性权力（使用技巧主要有“洗脑”、宣传和社会化。）、人格型权力（又称影响力。人们对他们的服从主要是因为其人格因素。在现代政治中，来自机构中的权威与来自个人的人格魅力往往是结合在一起的。）

权力主体是占有或行使权力的个人或团体。权利主体主要指国家，即作为统治阶级工具的政府。此外还包括政党、政治社团以及政治个人。政治权力要实现的主要目的是利益。

所谓权力的“制造同意”，就是利用宣传手段，制造种种假象表明大众赞同权力的统治与政策，诚心接受权势阶层的观点。主要方式有突出报道、精英言论、意见“构造”、议程协商。

公共领域是一个介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的中间地带，它是一个向所有公民开放、由对话组成的、旨在形成公共舆论、体现公共理性精神的、以大众传媒为主要运作工具的批判空间

文化霸权指一个阶级主宰另一个阶级的意识型态及文化，通过控制文化内容和建立重要习俗以统一意见来达到支配目的。

舆论一律：指整个社会只有当权者的声音，仅允许媒体对社会事务表达掌权者的观点，不准公开表达任何与权力话语对立的意见。危害主要是扼杀理性、丧失经济、文化废弛、管理失衡。

公共权力：是在公共管理活动中，由政府和其它公共组织掌握并行使的、用以处理公共事务、维护公共秩序、增进公共利益的权力。

公共权力话语以协商为手段、以平等为前提、以公共领域为场所、以公众参与为基础，同民众（或代表）诚恳地讨论社会问题，在公共决策和解决社会矛盾的过程中与公民建立平等的交流关系，达到对社会的和谐管理。

公共权力话语的结构：回应性话语权、政策性话语权、评价性话语权。

公共权力的规则：社会意志最大化、反映全体公众的诉求、信息和意见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第三篇：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当代大众文化与中国大众文化学

王一川

当我在80年代初沉浸于“人类感性的解放”的审美理想时，决没有预料到，这种感性解放在今天是以大众文化的感性愉悦方式变形地实现的。生活在当今中国都市的人们，不管个人是否喜欢，都无法否认一个事实：大众文化的潮流正拨动着几乎每个市民的心弦。无论是在家读周末报纸、看电视剧、听流行歌曲，还是出门骑行在街头林立的广告中、进商场享受美化的环境，或者是安坐在电影院与主人公同悲喜，都无不置身在大众文化的休闲氛围中。可以说，大众文化正在每日每时地和潜移默化地影响、甚至塑造人们的情感和思想，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一个当然组成部分。因而认识和阐释大众文化，就成为认识和阐释人们自身的一个重要方面了。然而，对如此日常而又重要的大众文化，知识界却知之甚少：要么对其存在置若罔闻，要么一概视为低俗物而严辞拒绝，要么仍旧沿用以往高雅文化的分析手段去观照，从而一再推迟真正意义上的探讨。所幸的是，近几年来已陆续有学者开始正眼打量它了，尽管这打量还远不及大众文化本身的发展和演变速度。本文正是想从我个人的视角加入到这种打量之中，就大众文化谈点浅见，并尝试提出建立中国大众文化学的初步设想。在我看来，中国大众文化理论确实已经需要进展到中国大众文化学了。

1、大众文化的定义

探讨大众文化，总会遭遇基本的概念问题：什么是大众文化？这个词历来众说纷纭，不可能找到最后的公认正确的答案，不过却不妨对这个概念提出一种约略的操作性界说。我这里所说的大众文化，是英文popular culture 的对译形态（有人也用mass culture一词）。即便是在英语世界，这个词也有种种不同用法。这里可以列出它的六种不同定义。1）大众文化是为许多人所广泛喜欢的文化。这个定义强调受众在数量上的绝对优势，但没有考虑价值判断。2）大众文化是在确定了高雅文化（high culture）之后所剩余的文化。这里注重它与高雅文化的明显区别，但忽略了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3）大众文化是具有商业文化色彩的、以缺乏辨别力的消费者大众为对象的群众文化（mass culture）。这里主要从批判或否定意义上理解大众文化，无视它的可能的积极意义。4）大众文化是人民为人民的文化（culture of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这里强调大众文化是“人民”自己创造的，但未能指出这种创造所受到的文化语境的深层制约。5）大众文化是社会中从属群体的抵抗力与统治群体的整合力之间相互斗争的场所。这个定义把大众文化不是理解为一种文化实体而是理解为不同群体之间?quot;霸权“斗争战场，但与斗争相对的协调方面却较受忽略。6）大众文化是后现代意义上的消融了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high and popular culture）之间界限的文化。这里突出了近来大众文化与高雅文化间的融汇或互渗趋势，但有可能因此而抹杀其差异性。（约翰·斯托雷（John Storey）：《文化理论和大众文化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Theory and Popular Culture)，第2版，美国佐治亚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18页。）这里不可能更详细地检讨上述六种定义的得失，但可以指出：它们都各有其合理性与片面处。如何在操作上定义大众文化呢？需要特别注意如下几点：第一、大众文化并不是任何社会形态都必然伴随的现象，而仅仅是工业文明以来才出现的文化形态，尤其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和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第二、它是社会的都市化的产物，以都市普通市民大众为主要受众或制作者；第三、它具有一种与政治权力斗争或思想论争相对立的感性愉悦性；第四、它不是神圣的而是日常的。如此，可以对大众文化下一个简要的操作性定义（不是最后的定义）：大众文化是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的、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在这个意义上，通俗诗、报刊连载小说、畅销书、流行音乐、电视剧、电影和广告等无疑属于大众文化。

这一定义可以使大众文化同一些相关概念区别开来。大众文化与民间文化（folk culture）都具有通俗通俗易懂和受众大量的特点，但民间文化是古往今来就存在于民间传统中的自发的民众通俗文化，而大众文化则仅仅是与现代工业化和都市化进程相伴随的并运用大众传播媒介手段制作的具有商品消费特点的市民文化形态。在当今都市，大众文化往往与民间文化形成复杂多样的关系。高雅文化(high culture)?quot;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大体同义，同大众文化一样存在于当今都市，但显得截然不同：它以文化或教育程度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历史使命感。

2、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潮的勃兴

上述意义上的大众文化，是在20世纪90年代以来逐渐成为中国知识界关注的对象的。80、90年代之交，是当代中国大众文化潮勃兴的关键时刻。这并不是说大众文化是从这时才兴起的，其实它早在19、20世纪之交（清末民初）就已经萌发了，并且从那时以来一直以种种不同的方式存在并演化着；而只是说，一度被高雅文化（或精英文化）抑制的大众文化，是到这个时刻才逐渐地升腾和扩展为整个中国市民文化的主潮并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关注的。总体看来，从20世纪初到80年代，中国文化的主潮带有以知识分子的精英旨趣为主导的高雅文化特色。按照这种精英旨趣，中国现代文化启蒙和民族救亡任务异常地重要、艰巨和紧迫，从而一向富于特殊感染魅力的文化就必须无条件地承担起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这一非常使命。与此同时，它的感性愉悦因素就必然地受到忽略、抑制或排斥；即便是有所倡扬，也主要是要它服务于上述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旨。确实，对现代知识分子（精英）来说，启蒙和救亡的紧迫情势要求他们创造“真美”艺术去唤醒公众的社会使命感和文化批判热情，自觉地承担社会责任。如此，何来轻快的欢娱和快乐？这种理性沉思精神长期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这一主流甚至持续到几乎整个80年代。

从70年代末期起，在经历“文革”的政治化挫折后复苏的高雅文化，重新在文化主潮中占据着主导地位。它把精英知识界所构想的审美或诗意启蒙任务作为文化的根本使命。这时期的文化主潮，虽然由于对“纯美”或“纯审美”精神的重新倡导，不可避免地减弱了直接功利性而增加了娱乐性，但娱乐性在当时主要还是服务于急迫的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意图，即增长的娱乐因素仍被当作新时期社会动员和文化批判的必要手段，而本身并没有展示出多少目的性来。这样，80年代文化留给人们的基本印象，依旧是严肃的理性沉思；而如何落实轻松的感性愉悦，仍是悬而未决的问题。但从80年代后期起、尤其是进入90年代以来，微妙而重要的变化毕竟发生了：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化和消费社会来临的新形势下，以精英旨趣为主导的理性沉思型高雅文化丧失了主流地位，并出现了新的裂变，形成大众文化、主导文化（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和高雅文化的“三足鼎立”新格局。不过，在这种一分为三的新的文化格局中，大众文化是作为主潮兴起和存在的。（我在《从启蒙到沟通》（《文艺争鸣》1994年第5期）里曾提“主流文化”，现觉得提“主导文化”更妥。）

不过，这种变化并不是“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若干因素的综合作用下逐渐生成的。第一、外来大众文化的影响。来自港台和欧美的大众文化风靡中国城市，邓丽君、李小龙、《三笑》、《追捕》、《从大西洋底来的人》、琼瑶、金庸等在人们面前展示了文化的愉悦性景观，并逐渐地使这种感性愉悦需要不断获得再生产，引发了国内大众文化的摹仿性制作兴趣，从而为90年代的大众文化潮埋下了“伏线”。第二、新型大众传播媒介的引进。?quot;砖头“录音机到高保真组合音响，从黑白电视机到超大屏幕彩电，从无线电视到有线电视网，从个人电脑到国际互联网，大众传播媒介为人们的大众文化制作和享受提供了物质支持。第三、更主要的是，高雅文化主潮本身的感性愉悦追求。80年代前期高雅文化掀起的对”全面发展的人“、”人的感性的解放“及其”纯美“境界的追求热情，实际上已合乎逻辑地预示着以感性愉悦为中心的大众文化潮的兴盛，只是当时的计划经济体制还没形急负贸墒斓?quot;消费市场”

以及自身的高雅文化陈规仍有某种束缚而已。朦胧诗人不正强烈地“渴望着在情人的眼睛里度过每一个宁静的黄昏”么？更值得一提的是电影界的“娱乐片”热。还是在80年代中后期（1986至1989年），与城市经济体制改革的进程相应，中国电影呈现出新的开放势头，“娱乐性”开始受到非同寻常的重视。随着《少林寺》等武打片风靡全国，一批电影导演、电影美学家和批评家不约而同地寻求把娱乐性电影或“娱乐片”作为中国电影发展的新方向，引起争论。重要的是，通过广泛讨论，这最后竟成为当时政府电影部门制定的全国性电影战略决策。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局长在1989年全国故事片创作会议上这样反省说，“长期以来，我们被桎梏在对电影艺术功能的狭隘理解当中，那时故事片作为一种完全的宣教工具，蛮横地排斥了影片的娱乐功能”，而在80年代初还对“娱乐功能”作“品位、格调上的轻视”。这位政府官员同电影创作与评论人员站到了一起，坚决纠正以往电影的过度理性化偏颇，大力伸张娱乐性。为此他提出如下政府总结和规划：“加强各类片种的观赏性、娱乐性，为满足人民群众多样化的文化娱乐和审美需求，实现电影的多元化功能而努力”，“现在有必要特别强调注重影片的娱乐功能，以匡正以往的偏颇”，“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娱乐性”。他甚至指出：“有鉴于处在改革、开放的形势下，人们对多种文化的渴求、需要愉悦、松弛乃至健康的宣泄，因此强调注重电影的观赏性和娱乐性乃是贯彻二为方向的题中应有之义。”（见《当代电影》1989年第 2期。）这里不仅证明电影的娱乐功能，而且明确地把娱乐性提到“二为”方向的高度去认识，从而使大众文化制作获得了合理性和合法性。无论今天对这种“娱乐”热究竟应作何评价，它在当时毕竟同“美学热”中的“纯审美”渴望和文学中的金庸小说热等一样，构成了高雅文化界渴望和呼唤大众文化的组成部分。

正是上述外来影响、大众媒介技术和高雅文化本身的感性愉悦渴望等多种力量的交汇，为大众文化潮的勃兴铺设了新的宽阔河道。从80年代中期开始到90年代初，崔健的《一无所有》等城市摇滚乐、《黄土高坡》?quot;西北风“流行歌曲、张艺谋《红高粱》等娱乐电影，以及《渴望》、《编辑部的故事》、《北京在纽约》等肥皂剧，就在大众文化这个宽阔河道里放纵地奔流着。如此说来，90年代大众文化潮不过是80年代高雅文化的感性愉悦渴望在市场经济、消费文化、大众传媒和外来影响等条件下的现实化而已。于是我们目睹这样的90年代新景观：不仅以感性愉悦为核心的大众文化已成为中国都市文化的主潮，而且它还连带着使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都似乎理直气壮地把感性愉悦作为一种必要的和不可缺少的目的因素植入自身躯体之中，而以往那种严肃的理性沉思精神则相对减弱了，有时甚至被消融了。

3、大众文化与文化

要认识大众文化的价值或无价值，需要首先对”文化“本身加以大体界说，以便在此基础上进而思索大众文化的位置。所谓”文化“（culture），在西文中最初指土地的开垦及植物的栽培，后来指对人的身体、精神、特别是艺术和道德能力及天赋的培养，也指人类通过劳作创造的物质、精神和知识财富的总和。按英国文化批评家雷蒙·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1921－1988）的归纳，文化往往具有三种定义或内涵：第一是理想性定义，指人类的完美理想状态或过程；第二是文献性定义，指人类的理智性的和想象性的作品记录；第三是社会性定义，指人类的特定生活方式的描述。（雷蒙·威廉斯：《漫长的革命》（The Long Revolution），伦敦，1961年版，第57页。）而美国当代文化批评家贝尔（Daniel Bell，1919-）则采取了略有不同的三分法：”我在书中使用的文化一词，其含义略小于人类学涵盖一切生活方式的宽大定义，又稍大于贵族传统对精妙形式和高雅艺术的狭窄限定。对我来说，文化本身正是为人类生命过程提供阐释系统，帮助他们对付生存困境的一种努力“。第一种文化指”特定人类的生活方式“，这是人类学家提出的较为宽泛的文化；第二种文化以英国贵族学者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等的文化观为代表，指”个人完美成就“，这对贝尔来说显得过于狭窄了；第三种文化是贝尔追随德国哲学家卡西尔（Ernst Cassier，1874-1945）的结果，指由人类创造和运用的”象征形式的领域“（包括神话、宗教、语言、艺术、历史和科学等），它主要处理人类生存的意义问题。贝尔采取了与人类学家的宽泛文化和贵族学者的狭窄文化都不相同的居中或居间的策略：把文化视为表达或阐释人类生存意义的象征形式。（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砸环驳纫耄榈?989年版，第24、58页。）比较再三，我个人倾向于采纳与卡西尔和贝尔的相近的文化概念：文化是特定人类群体的能够表达其生存意义的象征形式，包括神话、宗教、语言、历史、科学和艺术等形态。但这个文化概念还没有为大众文化设定合适的领域，即文化分层问题还悬而未决。美国文化批评家杰姆逊（Fredric Jameson）也认为存在着三种文化定义，但在具体理解时与威廉斯和贝尔有同有异：一是指”个性的形成或个人的培养“，这大致对应于威廉斯的第一种和贝尔的第二种，即阿诺德代表的狭窄的贵族文化观；二是指与自然相对的”文明化了的人类所进行的一切活动“，属于人类学概念，这显然又与威廉斯的第三种和贝尔的第一种大体相同；三是指与贸易、金钱、工业和工作相对?quot;日常生活中的吟诗、绘画、看戏、看电影之类”娱乐活动，这尤其能体现后现代社会或消费社会的时代特点--指以大众文化为主流的日常闲暇中的娱乐活动。这第三种文化概念体现了杰姆逊的特殊立场和关注的焦点：后现代文化或消费文化其实就是以日常感性愉悦为主的大众文化。（杰姆逊：《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唐小滨译，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2－3页。）西方学者的论述自有其针对性而不能简单照搬，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略加参照，着力分析中国都市文化状况的独特特点。我认为，一定时段的文化应是一个容纳多重层面并彼此形成复杂关系的结合体（并非统一的整体）。而在这种容纳多样的文化结合体中，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定位置。当前中国都市文化存在着若干复杂的层面，但可以大约见出如下四层面。一是主导文化，即以群体整合、秩序安定和伦理和睦等为核心的文化形态，代表政府及各阶层群体的共同利益，这是当前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不同的一个重要方面。二是高雅文化，代表占人口少数的知识界的理性沉思、批判和探索旨趣。三是大众文化，尤其突出数量众多的普通市民的日常感性愉悦需要。四是民间文化，代表更底层的普通民众的出于传统的自发（或非制作）的通俗趣味。从文化价值看，这四个层面之间是否有高下之分？其实，就文化的分层来说，四个层面本身是无所谓高低之分、贵贱之别的，关键看具体的文化过程或文化作品本身如何。每一层面都可能出优秀或低劣作品，无论它是主导文化和高雅文化，抑或大众文化和民间文化。

4、大众文化的特征和功能

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与主导文化、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不同的特征。第一、信息和受众的大量性。利用现代大众传播媒介（如电影和电视）成批地制作和传输大量信息并作用于大量受众，是所有大众文化的一个基本特征?quot;大量“是其优势，但贪多图大往往对公众造成传媒的”暴力“。第二、文体的流行性和模式化。一种大众文化在开初总是善于吸收高雅文化和民间文化等的某些特点，创出原创性新模式，随即迅速地通过批量化生产而流行开来，从而变得模式化了，并引来众多摹仿之作，如《一封家书》之后有《祝你平安》、《常回家看看》等一批仿作。流行是大众文化的必然特征，但流行的结果就是模式化，而模式化则又距”老化“或”僵化“不远了。第三、故事的类型化。在一部电影或电视剧中，好人与坏人、情人与情敌、由顺境转逆境或相反等故事，都是按大致固定的类型”打造“的，从而有武打、言情、警匪、伦理、体育等众多类型片、类型剧。这与高雅文化注重”典型“或”个性“是不同的。不仅影视甚至流行音乐，往往都是按明星的类型化特点”定做“的。第四、观赏的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往往与日常生活过程交织在一起。甚至有时，现实生活似乎就直接地意味着谈论昨晚的或等待今晚的电视剧。这种日常性固然可以使艺术打破神圣或神秘性而与公众亲近，但又容易使艺术变得低俗、庸俗或媚俗。第五、效果的愉悦性。大众文化作品无论其结局是悲或喜，总是追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

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这种轻松的满足有时以牺牲历史使命感、理性精神和批判性为代价。

上述特征规定了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以大量信息、流行的和模式化的文体、类型化故事及日常氛围满足大量公众的愉悦需要。使大量社会公众获得感性愉悦，让他们安于现状，是大众文化的基本功能。当然，具体分析的话，大众文化往往具有若干彼此相反的功能：反抗高雅文化又利用它、拆解官方权威又维护它、追求自由与民主又加以消解、标举日常生活的正当性又使其庸俗化，等等Ｓ械拇笾谖幕踔烈苑纯垢哐盼幕迹忠宰陨沓晌碌母哐盼幕牡浞抖嬷眨绾美澄胗捌镀罚藕匏徒鹩剐∷档取Ｓ惺敝谱髡叩闹鞴垡馔蓟嵩庥龉诘奈耷榈执セ虿鸾狻Ｓ敕ɡ伎烁Ｑ扇谭穸ù笾谖幕煌⒐?quot;文化研究”代表人物斯图瓦特·霍尔（Stuart Hall）提出一个著名观点：公众对电视节目可以有三种解码立场。一是统治性－霸权性立场（dominant-hegemonic position），完全受制于制作者的意图控制；二是协商性符码或立场（negotiated code or position），可以投射进自己的独立态度；三是反抗性符码（oppositional code），站在对立面瓦解电视意图。（斯图瓦特·霍尔《电视话语的编码和解码》，据西蒙·杜林（Simon During）编《文化研究读本》(The Cultural Studies Reader)，伦敦，1993年版，第100－103页。）这表明大众文化决不是铁板一块，公众既可能淹没也可以寻求自己的主体性。总之，这至少说明，大众文化的社会功能是复杂多样的，应具体分析。

5、大众文化研究的意义

面对迅猛发展的大众文化，理论界该怎么办？是视其如洪水猛兽而严加*、御强敌于国门之外，还是笃信它预示着真正的自由和民主？我想，这种极端的否定或肯定态度都于事无补，重要的是针对大众文化本身的特点作理智的分析和评价。大众文化具有自身的特点，与高雅文化、主导文化和民间文化有不同，因而需要把大众文化当做大众文化本身、按它自身的规律去加以研究。而那种以高雅文化或主导文化的标准去硬性裁剪大众文化的做法是不足取的。就大众文化本身来说，其积极与消极方面往往纠缠在一起，需要冷静辨析。鲁迅曾说：“美术诚谛，固在发扬真美，以娱人情，比其见利致用，乃不期之成果。沾沾于用，甚嫌执持”。（《鲁迅全集》，第 8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47页。）艺术（美术）的目的就是以“真美”去“娱人情”，即是以真正美的东西去使人获得感性愉悦，至于它涉及现实功利关系，实在不是其本意。如果人们凭此强求艺术直接服务于现实功利需要，那实在是违背了艺术自身的审美规律。这种关于艺术旨在以非功利性审美去娱乐情感的看法，无疑道出大众文化的基本特征：大众文化从根本上说具有娱乐文化性质，就是要使人们获得感性愉悦。但这种娱乐特征在不同作品中有着不同表现，呈现为高低不同的价值品级。成功的大众文化作品，应当不仅能使公众获得丰富而深刻的审美愉悦，而且能在审美愉悦中被陶冶或提升，享受人生与世界的自由并洞悉其微妙的深层意蕴。而那种只满足于产生感官快适、刺激或沉溺的作品，显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同样，那种不要娱乐而只要直接的功利满足的作品，也必然是平庸的或庸俗的。所以，大众文化诚然离不开直接的娱乐性．

第四篇：大众文化利大于弊

大众文化利大于弊

在文化研究领域有两个学派，分别是伯明翰学派与法兰克福学派。他们是西方文化研究思潮的源头，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在对于大众文化这个领域却有不同的观点。伯明翰学派在前期由于大多数的成员都出身与中下层或工人阶级所以采取与以往精英知识分子不同的态度去对待、研究通俗文化，力图重估其价值。他们认为大众文化，是为普通民众所拥有为享用，为普通民众所钟爱的文化。法兰克福学派是20世纪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主要流派之一，其成员主要是一些有着犹太血统的德国哲学家和社会学家，他们认为“Popular Culture”即“Mass Culture”,即”为了满足大量消费而大批量生产的文化，其观众是没有鉴别力的消费者。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都属于批判学派，他们都认为大众传播在现代社会具有强大的构建能力，但是对于大众文化的定义确实完全不相同的。

在对于大众文化这个方面我是比较认同伯明翰学派的，我认为大众文化是一种“容易”被人所熟知所接受的流行文化，我的观点是我们应该在钟爱的同时重视传播良性的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利大于弊。那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先来看看百度词条对于大众文化的解释：“大众文化，以大众传播媒介（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为手段，按商品市场规律去运作、旨在使大量普通市民获得感性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大众文化就是一种为了使大量民众获得愉悦的日常文化形态。在如今这个科学技术高速发展，人类在一步步的走向更文明的社会的时间段，在日常的社会工作学习压力变大的情况下，大众文化作为一种容易被人们所接受的，容易被人们用短时间就可以获得大量的快乐的文化。以简单的事例来说，每一个国人在有机会在国外看到中国的文化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的时候都会感到无与伦比的骄傲与自豪，但是如何让中国的文化走出国门却一直是一个问题，如果说在我们自己的国家内中国的传统文化都只是一种小众文化的时候，那我们谈何让中国文化在异国他乡生根发芽呢，所以在这一方面，大众文化就有了其优点，我们现如今所倡导的在接受传统文化的时候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大众文化在接收了那部分精华后，让传统文化变成一种更容易被人所接受的文化，这让我们的文化被其他国家的人所接受，让我们不再被”洋人“的文化占据社会主流，这难道不是重视传播大众文化的理由吗？

那么我们为什么要重视传播良性的大众文化呢？举个例子来讲，就是我们大多数人就算没有接触过却也略有所耳闻的“饭圈文化”，那么为什么要以饭圈文化做例子呢，因为饭圈文化逐渐变成了一种畸形的大众文化。饭圈文化即粉丝文化，用以概括大众流行文化中的发烧友现象最早是最初的发烧友，往往指那些对某种流行文化或者小众艺术特别醉心、专业程度高、艺术修养优秀的一群人，发烧友对所痴迷的乐手、歌手、影星的演奏演唱与表演如数家珍，见证了大众流行文化的强大魅力。从相对小众的发烧友文化到大众粉丝文化的过渡是自然而然的，背后是文化工业的巨大推动力量。反过来，粉丝文化对包括网络小说、影视剧、综艺节目在内的文娱产业无疑也有着很大的助推作用，二者相互作用、彼此成就。粉丝怀着巨大热忱，投入大量时间和金钱追星，沉醉于特定的影视作品，相互交流、深化理解、彼此激发二次创作，这些都很自然，无可非议。但是当“饭圈文化”一旦失去理智，开始盲目崇拜那就开始逐渐变得畸形，就拿今年入狱的吴某来说，他可以算得上是在现如今的娱乐圈中的顶级流量，可以当他被捕入狱后，畸形的饭圈文化发表的言论令人不禁捧腹大笑，缺乏起码理性约束的粉丝群体如同决堤的洪水，不只让粉丝个体迷失、沉沦，也助推着流量明星们自我膨胀、忘乎所以。看似对偶像明星百般呵护、无限宠溺，其实是“毁”人不倦，金钱供养、无底线膜拜让流量明星们不断地自大自满，最终走向灭亡。而且不良的饭圈文化也在影响着少年的良好成长环境，以一种病态的文化让正在塑造世界观，价值观的青年误入歧途，不在崇拜科学家，医生而是去崇拜那些流量明星，长此以往，不良饭圈文化毁掉的将是整个一代人，污染的是整个社会风气，败坏的是整个的民族精神。总之，不良的大众文化(饭圈文化)不利于正确的大众文化传播，对正确的社会发展都有影响，这就是我们要重视传播良性的大众文化的原因。

这个世界是一个多姿多彩，人才辈出的世界，有着炫彩的文化，夺目的精神，但不管取得了如何样的成绩，刨根问底来说个人也是大众的一部分。可以接受你像作古代诗人陆游笔下那“零落成泥碾作尘，只有香如故“的梅花，可以接受你“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温蠖乎”，不让自己的高洁品质去蒙受世俗的尘垢。但是在如今这个大同社会中，不被人们所接受的，不被人们所能融洽的畸形文化，最终都是要被良性的大众文化所取缔，大众文化不是只有快节奏，低俗的，当我们所有人都在重视传播良性文化的时候，那么总有一天我们的国家的文化就一定可以传播到异国他乡，所以说只要我们传播良性的大众文化，那么大众文化的利一定是大于弊的。

参考文献

1.伯明翰学派的文化理论 学位论文库

2.论西方马克思主义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理论地位 学术期刊库

3.法兰克福学派与伯明翰学派社会和理论生成语境比较研究 学术期刊库

第五篇：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

大众文化

大众文化理论：

大众文化这一概念最早出现在美国哲学家奥尔特加《民众的反抗》一书中。主要指的是一地区、一社团、一个国家中新近涌现的，被大众所信奉、接受的文化。

罗森贝格认为大众文化的不足之处是单调、平淡、庸俗，以及容易在富裕生活中产生的诱惑和孤独感。大众文化往往通过大众化媒体（网络、电视、报纸、杂志等）来传播和表现，尽管这种文化暂时克服了人们在现实中的茫然和孤独感以及生存的危机感，但它也很可能大大降低了人类文化的真正标准，从而在长远的历史中加深人们的异化。

大众文化理论滋养的土壤是现代工业社会高度发达的市场经济，伴随高科技生产而呈现纷繁的物质文化消费。文化消费是现象，不是文化本身；文化是精神产品，不是具体的物质。工业化生产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基本需要，即提供丰富的生活物质，文化解决的是人类生存的高级需求，即精神提升和美的建构，亦即人类如何实现自身价值、发掘自身潜力、实现对人性的终极关怀。大众文化的倡导者显然忽略了这个简单的事实。社会生产所追求的是物质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并尽可能为人类提供纷繁复杂的消费构成。大众文化的平面化、批量复制是以消解文化个性和创造性为目的的，物质追求的丰富多样性与文化追求的简单标准化显然构成了一个人类生存的悖论。从某种意义上说，西方大众文化思潮是一场反叛主流意识形态的思想运动。它是建立在西方经济高度发达的基础之上，工业文明发展到一定进程，大众的自由意识、思想解放达到某种高度之后产生的。

大众文化的特点：

1.商品性，即它伴随着文化产品大量生产和大量销售，大众文化活动属于一种伴随商品买卖关系的消费行为；

2.通俗性，即大众文化不是特定阶层的文化，而是为社会上散在的众多“一般个人”的文化；

3.流行性，即大众文化是一种时尚文化，呈忽起忽落的变化趋势；

4.娱乐性，大众文化文本无论其结局是悲是喜，总是最求广义上的愉悦效果，使公众的消费、休闲或娱乐 渴望获得轻松的满足。

5.依赖性，即大众文化主要是在大众传媒的引导下发生、发展和变化的，没有大众传媒，也就没有大众文化。在这个意义上，大众文化也是一种传媒文化。

6.大众媒介性，即大众文化以大众媒介为主要传播媒介，具有这种媒介所规定的特点。大众媒介，通常包括机械印刷媒介（报纸、杂志、书籍等）和电子媒介（广播、电影、电视、网络等）两大类。

7.日常性，与欣赏高雅文化带有更多的个体精神性不同，公众对于街头广告、电视剧、流行音乐、时装、畅销书等大众文化的接受，是在日常生活的世俗环境中进行的。8.类型性

中国大众文化的崛起：

中国的大众文化崛起于20世纪后半叶。它伴随着改革开放春风的吹拂而觉醒，植根于市场经济的沃土而成长，在短短的不到20年的时间里，便迅速壮大为与来自官方的主流文化、来自学界的精英文化并驾齐驱、三足鼎立的社会主干性文化形态。它的发展壮大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文化的传统格局，积极影响了国民人格塑造和社会发展面貌，但也引发了多重社会效应和多种不同的评价和议论，这促使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它的价值、效应及其发展控制问题。

大众文化从实质上说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产生、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它一方面是同与其共时态的官方主流文化、学界精英文化相互区别和对应的，另一方面也是同传统自然农业经济社会里的各种民间文化、通俗文化有着一些原则差异的，商业性、流行性、娱乐性和普及性可以说是其最主要的基本特征。

中国21世纪大众文化的主要发展方向：

1、人文化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在本质上是一种以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生存、享受、发展需要为出发点、归宿点和最高价值目标的人文文化形态。纵观其发生发展过程可以发现，大众文化自始至终都体现着一种人文本质和人文精神、蕴涵着一种人文目标和昭示着人文价值理性。随着人类的物质文明的不断进化和主体意识的日益觉醒，大众文化作为人民自己的文化在21世纪将更加鲜明地凸现其人文本质、人文理性和人文精神。体现和反映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人文化发展方向的基本内容和要求就是：人类精神文化的发展必须贴近大众文化生活、满足大众文化需要、尊重大众文化权利、反映大众文化理想和提升大众文化人格。

2、科学化发展方向

21世纪是知识经济世纪，科学技术越来越成为决定生产力、文化力和综合国力的关键因素。大众文化作为一种精神文化形态要跟上时代步伐、获得持续发展动力，就必须不断地吸纳新的科学知识、运用先进科学方法和整合当代科学精神，从而使自身呈现出一种科学化发展方向。否则，就有可能是虚妄和病态的，甚至有可能误入歧途。

3、国际化发展方向

21世纪是全球经济文化一体化的世纪，每一个国家和民族要保持生机、活力和先进性，都必须与整个世界保持全面开放、充分交流状态，广泛、及时地学习和吸收一切优秀的文化成果，与国际文化主潮流相接轨、与国际文化新进展相协同。具体到最贴近百姓生活、最能影响民众精神的大众文化来说，它要有效地发挥引导大众追求、促进大众发展的积极作用，同样需要通过广泛及时地吸收和借鉴国外的有益文化成果来丰富自己的文化内容和创新其表现形式。不断提高自己的文化品位和水准，这样才能更好地做到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

4、民族化发展方向

大众文化在当代中国的发展不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中断，而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发展。植根于民族传统文化土壤、反映民族文化思想、体现民族文化风格、优化民族文化人格和展示民族文化精华，这是确立中华民族的国际文化地位的基本要求和使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最先进民族之林的基本方略，也应当是21世纪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基本方向。

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是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草根文化、山寨文化相对立而产生的文化现象。即，不适应嘈杂的物质社会，它是人们内心渴求却常常被世俗生存需求驱逐时才能感悟到的，它是在人们静心思索或遭遇物质失利而需要情感慰藉时才冉冉上升。

国内学者邹广文认为，精英文化是知识分子阶层中的人文科技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

西方社会评论家列维斯认为，精英文化以受教育程度或文化素质较高的少数知识分子或文化人为受众，旨在表达他们的审美趣味、价值判断和社会责任的文化。

按他们的解释，精英文化当是知识分子及其精英们创造及传播的文化。现代以来，我国出现过新文化运动时期以文化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其后也出现过以政治精英为主导的精英文化，现在初见端倪的则当是经济精英主导的精英文化。

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思考：

社会学家李德顺对于文化的理解，不少人有这样一种看法，即认为“精英文化”就是“高雅”的，而“大众文化”则是“低俗”的。这是一种误解。其实，文化历来就有“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之分。那么，这种划分的依据是什么，又意味着什么？

对文化之“雅”和 “俗”的两种不同理解：

对文化之“雅”和“俗”有两种不同理解。一种理解，是取它们的价值评价含义，就是“根据文化品质的高低优劣”来规定什么属于“雅”文化，什么属于“俗”文化。说一种文化现象是“雅”还是“俗”，与它“是谁的文化”不同，而是适用于一切人的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的判断。它的前提是承认:文化文化，就是要以“文”为上，以“雅”为上，不“文”不“雅”便是缺少文化，便是蒙昧、落后和野蛮。比如:我们把精美的艺术成果、深刻的学术著作、文化品位极高的行为和思想、崇高的社会人生理想等称为“高雅”和“优秀”，而把与之相反的判断为“庸俗”和“低俗”。这里的“雅”和“俗”意味着评判一种文化现象品位的高低、情理的深浅、形式的文野、制作的精糙、走向的提高与普及等等，总之一句话:是“好”还是“差”，意味着褒贬评价。这也就回答了划分的意义问题，意味着:社会文化的建设以追求真、善、美为己任，因此必须旗帜鲜明扶持高雅文化，反对庸俗文化。

这种理解，应该说是“雅俗”概念的本义。但是，在日常的语言和应用环境中，人们却还是要给“雅俗”加进以下的另一种含义。即是取它们的主体性含义，就是“根据什么人来占有和享用”来规定什么属于“雅文化”，什么属于“俗文化”。这样，“雅文化”就可以和“精英文化”、“贵族文化”、“君子风度”等联系在一起，是指以社会上层人群为主体、满足有较高地位人群需要的文化；而“俗文化”自然也就与“大众文化”、“平民文化”乃至“市井文化”相联系，指以社会下层人群为主体、满足一般大众需要的文化。从逻辑上说，这种理解和划分只是反映文化有不同的主体类型和层次，如果不加进身份等级歧视和阶级偏见，应该说其中并不包含(至少在我们看来，也不应该包含)褒贬的含义，并不意味着“高低、优劣、贵贱”之分。

不要以为“大众文化”只能是粗野简陋的，而“精英文化”则必然是高雅精致的

上述两种含义是不应该混淆的。对于“俗、雅”与“大众、精英”之间的联系，要有具体的、实事求是的分析判断，不能轻易在它们之间画等号。不要以为“大众文化”只能是粗野简陋的，而“精英文化”则必然是高雅精致的。事实上，文化的“雅俗高低”是要在每一次的创造中具体地显现和接受评判的，并不是谁家固定不变的专利。不要忘记，我国千古名篇《诗经》中的作品，原本是当时的民谣俚曲，却可以成为后世的风雅之师；而许多当年被视作风雅之极的宫廷御制、状元文章等，如今却大都和其他文化糟粕一道成了历史的垃圾。此外如《水浒》、《西游记》等小说，京剧等戏剧，中国传统工艺等，原都是来自民间的“大众文化”、“俗”文化产品，现在则成了传统文化中的瑰宝，成了雅文化。应该说，不论大众的还是精英的文化，都有自己“俗”和“雅”，都有自己从低向高、从浅入深、从粗到精的发展提高问题。历史证明，“大众文化”也可以有自己的精品，有自己的高贵和优美；而“精英文化”也难保不出粗俗之作，也有它们的俗气、无聊和空洞。只有凭借创造的智慧和精心的劳动，而不是凭借某种身份，才能产生精品。对任何人和任何文化形式说来，都是如此。

但现实生活中人们却往往不大注意对“雅”和“俗”的两种含义加以区别，由此造成了一些严重的误解，甚至偏见。例如在某些潜意识中，一味地视古为雅、视今为俗；以寡为雅、以众为俗；以远为雅、以近为俗；以静为雅、以动为俗；以庄为雅，以谐为俗；以虚为雅、以实为俗，等等。在这些观念中存在着一种片面化、表面化、简单化的倾向，实际上是以少数人的口味为准，把他们所欣赏的文化风格当作了唯一的标准，无形中已经预先地包含着脱离现实、轻视群众的成分，从而忽视了大众世俗生活的文化权利。

从我们的现代观点看来，这是应该摒弃的陈腐偏见。因为说到底，“大众文化”才是民族文化最深厚的基础，是最本真的“文化文本”，是民族文化伟力的根源。没有了普通大众的世俗生活，人类文化就将失去生命力的源泉。

对“文化世俗化”的现象应有冷静的思考

“雅俗”本身是对文化现象品位的一种描述和判断，它以文化产品和文化行为的质量为中心，并不是对文化主体(精英或大众)的界定，不应该将二者轻易地等同或混淆。同时，在如何看待“雅、俗”与“精英、大众”之间相互关联的问题上，则直接或间接地反映出人们在文化观念上的根本立场和思维方式的差别。而在涉及根本文化立场的问题上，我们更要旗帜鲜明地坚持人民主体论的马克思主义宗旨。

就我国具体情况而言，伴随着整个社会向市场经济的转型，在文化领域也出现了“重心下移”的趋势，普通大众的文化需求日渐成为市场的主导力量，而“精英文化”却在市场上受到某种程度的冷落。一些人称之为“文化世俗化”或“俗文化泛滥”。对此应有冷静清晰的思考。“文化重心下移”应该说是一种具有历史合理性的进步，是我们的文化“为人民服务”之必须。每一个不把自己同大众对立起来的人，都不应该视之为“危机”和“失落”，而应视之为一种“归位”和“落实”。因为多年来，为我国广大群众所乐于和便于参与的文化形式和活动并不丰富、并不充分，实际上是太简单、太贫乏了。至于“雅文化”的“失落”，则应该从其他方面找原因。

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传媒表征

内容提要进入新世纪以后，随着中国加入了WTO，全球文化信息时代的到来，文化传播在多元文化并存的张力作用下逐渐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随即人文视野中的当代中国文化表现取向成为广受注目的焦点。大众文化传播所关注的是日常生活中的世俗性事件，让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在参与或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时获得的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反思。精英文化传播作为一种旨在进行教化、引导、规范社会大众道德伦理、价值观念、行为规范的文化类型，它始终执行着分析现实、探索未来的功能，引导人们走向更

加人性化、合理化、积极向上的生活方式，是精英文化传播的主导文化精神。本文在分析这两种文化的关系定位后，从表达方式、内容取向及社会影响三方面进行在传媒的表现分析，最终得出精英文化“大众化”或者说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兼容乃至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的结论。

关键词 大众 精英 文化 差别

一、本文背景

文化，在《辞海》（1989年版）中的解释为：“广义指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狭义指社会的意识形态，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结构。”文化定位与读者定位是紧密相联的。文化层次越高，文化沟坎就越高，适应读者的面就越窄；文化层次越低，文化沟坎就越低，适应读者的面也越宽。清代刘献廷的《广阳杂记》中将社会的文化分为两大类：诗、乐、书、春秋、易、礼，为上层社会的“雅”文化；而百姓的唱歌、看戏、看小说、听说书、信占卜、祀神鬼，为下层民间的“俗”文化。由此，文化也很自然的有了“俗”、“雅”之分，也就是现在人们所说的“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

“大众”是因商品交换的迅速发展和城市的出现而形成的，泛指住在城市的本国公民。所谓大众文化，便是指城市的大众文化，是城市大众所接受的文化。而“精英”一词在《辞海》（1989年版）有解释说：“指社会上具有卓越才能或身居上层地位并有影响作用的杰出人物。与一般天才和优秀人才不同，在一定社会里得到高度的评价和合法化的地位，并与整个社会的发展方向有联系。因其散布于各行各业，从而可窥测社会分层现象。”宋代大文人苏轼在《乞校正奏议札子》中写到：“聚古今之精英，鉴治乱之龟鉴”，把“精英”释为“精华”。大众文化是普通民众所创造并欣赏的一种普及文化；而精英文化却是代表正统的、由主导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那一部分精英所创造并欣赏的文化。单从字面解释来看，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就是有着较为对立却又纷繁复杂的关系。的确，在中华民族的历史长河中，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之争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历代汉治者、封经士大夫对两者划定了严格的界限，他们推崇精英雅文比，贬损大众文化，并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大压制甚至迫害大众文化；同样过去在西方学术界对大众文化大都持批判的态度，认为其降低了社会的欣赏层次、损害了文明的平衡。甚至设想，如果没有大众文化的存在，人们的格调将会高雅得多。显然，迄今为止没有证据能证明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实事上，历史上许多由国家发动的对大众文化的打击、提倡所谓官方的精英文化或高级文化，成功者寥寥无几。

其实，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虽性质各异，然而它们的不同因素又被整合进一个复杂的文化系统，因而简单的划分难以包容如此复杂的文化内涵。由于时间和空间的差异，“大众”和“精英”的含义也随之游离。交响乐就是欧洲当时的流行乐，经过几百年的流传，现在它被奉为经典音乐；达芬奇的《蒙娜丽莎》在文艺复兴时期属于通俗文化，到了现在则被尊为经典之作；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的中国，报刊杂志和其他传播工具是精英文化，然在今天却是大众文化；意大利歌剧在如今美国和中国都是精英文化，然在意大利却是大众文化。大众文化的创造者也不断地改变着其角色，并大有“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相互结合的演变之势。精英文化是社会的发展方向，大众文化是老百姓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是广大群众自己创造的文化，是源头，是根，它是一个民族情感和理想的载体，大众文化在人民大众之中有着深厚的产生与发展的沃土，具有强大的生命力，是和生活融为一体的。如果说精英文化是父亲的文化，那么大众文化就是母亲的文化，它是母体，是民族的根，因之，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的对立也仅是相对的，下面分别从叙事差异、内容取向、审美诉求、社会影响等多个方面进行对比。

二、叙事方式，“随大流的叙事胶囊”比对“有见地的权威批判”

所谓叙事(narrative)，在修辞意义上，是指某人在特定场合出于特定目的向某人讲述某事的发生。显然，我们所赖以生存的这个社会处处都充斥着叙事。我们正是通过叙事去“理解”世界，也正是通过叙事来“讲述”世界。换言之，叙事其实就是讲故事。简单来概括，大众所趋同的大众文化和具有创新意识的精英文化在传媒的叙事差异就在于“随大流的言论胶囊”和“有见地的权威批判”。

大众文化在叙事上的最大特点是通俗性、随意性和具有趣味性的价值取向。大众文化扎根于生活在城市的大街小巷、商店市场、公汽巴士中的大众，它贴近于大众生活，易与大众亲和，也便于在大众中传播。正因为俗，精英文化认为其流于肤浅，缺乏深刻性。大众文化在平面传媒的表现形式就是“大众小报”，比如在南京报业市场上的“扬子晚报”、“现代快报”、“南京晨报”、“江南时报”、“金陵晚报”等等，作为同质化的平面媒体往往将生活平面化了，缺少厚度与深度。报纸上常会出现这样的标题：“一道亮丽的风景线”、“掀起你的盖头来”„„诸如此类，还有这样的句子：“会场顿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等等，也是曝光率极高的。在“大众小报”中看不到独到的观点，经典的分析，没有精华的内容而随大流。大众小报的缺陷一是“马路新闻”太多，其中也有大量的社会新闻，但马路新闻不等于社会新闻，它关键是用马路边大众“闲聊”、“消遣”的兴趣来看待和报道新闻，把一些重大新闻也“马路化”了，分散甚至扭曲公众对重大事件的关注。二是仅限于“言论胶囊”。大众报的言论强调要照顾“大众喜爱”的角度和方式，往往是时评、杂文和随笔的混合。严肃的言论不受欢迎，引人思考的、使人烦恼和头疼的问题探讨也难得登上小报。“言论胶囊”虽然读来轻松，容易消化，但也丧失了话语的权威性，大众小报的言论再也不是“报纸的旗帜与灵魂”，它们更多只能以一种中性的、浅显的、顺从的态度去报道这个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这样做无论是从政治、还是从经济上来说都是比较保险的。但是这种做法的结果从长远来看，对于广大受众无疑是非常不利的，因为它将造成受众批判精神的丧失，使他们成为马尔库塞所言的“单向度的人”。这两个缺陷，使其难以满足中上层读者的需求。

和此类“大众小报”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见解敏锐、独到的“综合性大报”。这里的“大”并不仅仅是指版面多，信息量大，更为关键的是叙事姿态的严肃性、精准性和思辨性、学理性，内容要求的重要性和分析的权威性。譬如，一些“大众小报”对“三无人员”等城市边缘人群所带来的社会问题可能惯于从城市主人的角度进行低贬，不由自主地从另一面来看这些报道。在记者的笔下，那些小摊贩以及在城市的缝隙处寻找立足点的“三无人员”是现代都市的伤疤，有碍观瞻，必欲驱之而后快。但是精英世界反而不会唾弃他们，精英文化更多地从人本主义以及人文关怀的角度认为他们也是中国的合法公民，他们的尊严并不低于任何人，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弱势群体，传媒不应采取居高临下的姿态。这并不是自认清高或是硬往精英上靠，城市有关执法者的做法当然无可厚非，社会需要秩序，但我们的传媒更应给予他们更多的关注。“综合性大报”就打破了这种沉闷的格局，开辟出相关言论版面，把言论空间大大拓宽，使其成为广大知识分子发表心声的一个平台，让批判精神这面旗帜又重新扬起。作为“综合性大报”的代表，《南方周末》所倡导的“深入成就深度”即是精英思维下的传播表征。在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被炸之时，中国内地的许多大学生走上街头，纷纷抗议美国的暴行，创刊不久的《河南青年报·特周刊》就没有仅停留在愤怒、抗议这一表层新闻的报道上，而是在深思熟虑后推出了“起来，为祖国捐建一艘航空母舰”的新闻策划。该刊通过新闻报道，包括发倡议书、记者和发行员一起走上街头义卖报纸募捐、接受社会捐赠、向国防工办转赠等等一系列举动，尤其是后来众多新闻媒体的不断传播，在海内外产生了很大的反响。关注基层民众的命运，在中国当前的国情下，应是传媒的重要功课之一。

三、内容取向，“平民性与通俗性”的需求比对“精英性与学术性”的量度

从上世纪80年代末期，“大众文化”这一概念便开始在中国的文化理论界进行讨论。但“大众文化”的概念过于混乱，使人无所适从。有的将之定义为“民众喜欢的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商业消费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来自人民的文化”，有的将之定义为“工业文化”，还有的将之定义为“剩余的文化”等等。大众文化的主题就是大众日常生活，是大众的柴米油盐、衣食住行。视角和触觉伸到大众生活中去，关注大众的喜乐哀愁，关注大众和身边小事，这便是大众文化的“平民性”。今天，无论是乡村还是都市，人们的娱乐方式、文化活动，更多的是在歌舞厅、网吧、游戏厅、电影院内和电视机旁，VCD、MP3、数码相机等等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大众文化活动成为人们主要的文化活动方式。

精英文化的主题是关注社会发展和活跃在社会经济各领域的人，是这个知识经济社会形成的“知识群体”，充分体现这部分人的“精英追求”。《当代中国社会阶层研究报告》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有力工具。该报告划分当代中国十大社会阶层为：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经理人员阶层、私营企业主阶层、专业技术人员阶层、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产业工人阶层、农业劳动者阶层和城乡无业失业半失业者阶层。根据这幅“中国阶层地图”，可以大致描绘大众与精英两类传媒的读者分布，大众小报的核心读者层是办事人员阶层、个体工商户阶层、商业服务业员工阶层及产业工人阶层。与之相对，大报的核心读者层是国家与社会管理者阶层——再部分延伸到经理人员阶层——据调查，《北京日报》的读者，有行政职务者和厂长、经理占42％——再部分延伸到专业技术人员阶层。这便显示出两种文化在传媒内容趋向上的“平民性与精英性”。

大众文化，讲求的就是通俗。以金陵晚报在某天A6版上的一则新闻标题为例：“一男子上了女厕所，”其文章内容显而易见。又例如，在某天扬子晚报C4版的“社会新闻”中，《美眉“抢眼”，民工伤脚》说的是一民工为一睹美眉芳容，忘了手中的乙烯割枪，结果右脚被灼伤。而就在第二天A7版的“社会生活”中又有题为《贪看美眉，的哥撞树》一文。此外类似“股市牛了”、“泼妇”等词也经常见诸报端，这种表述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来看不故作高雅，可让普通大众欣然接受。相反的是，精英文化是人文知识分子创造、传播和分享的文化，讲究“雅”，体现了精英文化创造者敏捷的思维能力以及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文化底蕴。无论是严谨的治学态度，还是科学的研究方法，相信都会给人们以启发。例如在我国就有各种涉及自然科学、工程技术、人文社科，包括理工、农医、经济、法律等各个方面学术性内容的刊物，传递给人们的是一种值得思考的学术性语言和回味无穷的学术性观点。它们就不会像大众小报或一些时尚类杂志那样在明星绯闻、儿女情长、风花雪月这些或是庸俗低下，或是过于琐碎细小的事上去花什么功夫，相反却是在要求惩治官员腐败、整顿市场秩序、改革教育体制、关注弱势群体、研究社会各面这些深刻触及现实，同时又不乏新意的问题上大做文章，从而也就摆脱了当前很多媒体普遍存在的猎奇、炒作等不良倾向，自觉地向深远、深刻和人文关怀上靠拢。

当然，某些传媒如果定位模糊，或者在“平民性与精英性”定位之间左右摇摆的，会带来相当不良的后果。下面通过两个同类的国内著名谈话电视节目的走向做一个实证检验，一是《实话实说》，一是《对话》。以前者为代表的谈话类节目曾经风靡全国好几个年头，可最近节目开始求大求全，话题鱼龙混杂，虽想尽力令所有人满意，但最终却众口难调，模糊了最终目标群，陷入了一个谁都可以看，谁都可以不看的尴尬境地。相反，作为脱胎于上海的《财富论坛》的《对话》登录央视二套，自开播至今创下了两个零的突破，一是突破了以往中央电视台二套节目在晚11点后收视率基本为零的状况；另一个就是突破了广告收入在这个时段为零的记录。通过研究不难发现，这都归功于它的精英情结。在《对话》这样一个侧重经济的栏目中，首先明确与参加对话的是怎样的一群人，经济界名人的到来为节目吸引了人们的目光，激发了观众的参与意识，满足了大家与成功人士交流的愿望。此外，《对话》的每一位观众都是细心挑选出来的，让观众带着问题去现场，在观众席上安排一些与嘉宾同样重量级的人物，这里的观众已经远远超出了充场面、出掌声的功用，他们已经成为了《对话》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精英嘉宾与精英观众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对节目主持人的无形压力。丰富的知识，敏捷的思维、独到的见解以及处变不惊的能力，都是一位优秀主持人所必须的素质。他成为嘉宾与现场观众沟通的桥梁，他的好坏决定了节目的水准。精英主持人与嘉宾的对等交流带动了大家的情绪，促进了谈话节目现场互动模式的形成。《对话》请到的大都是重量级嘉宾，挑选现场观众以高层次、高素质为一条重要原则，整个节目显示出一种精英主义情结。

四、审美诉求，“娱乐性与事件性”的价值比对“严谨性与社会性”的意义

大众文化由它的平民性出发，广大普通百姓不可能一杯茶一支烟，一张报纸看半天。他们要的是轻松、活泼、娱悦的“快餐文化”，而不是文人墨客小圈子里的“阳春白雪”。因此大众文化在传媒的体现就不是那么庄重严肃深沉，幽默轻松、休闲愉快是它的文化主调。它是大众真实生活的回味，是对生活环境的认知，也是紧张工作之余的轻松。正因为有这种娱乐性，生活在激烈竞争中、生活在快节奏中的城市大众方得以轻松，才能抑制现代城市人的一些隔膜、孤独、陌生，营造出彼此的和睦和亲善。

大众文化，就整体而言，因为文化层次浅，更善于形象思维，而难于抽象思维。因为大众的个体视野，更注重于微观，而忽略宏观。这就决定了向大众传播的新闻要具体、实在。目前市面的相当一部份传媒为了兼容尽可能多的读者群，它们在报道内容上只能偏重那些较为软化的话题，同时对新闻的挖掘很大程度上也仅限于简单地报道上，大众文化在传媒关注的在结果，就事论事，一事一议。它不追究这些平常性事件背后的社会历史根源，而只是把这些事件直白地宣示给人们，其目的不是引起人们的思考和批判现实，而是引起人们的娱乐和消遣，让人们关注当下的生活，社会大众在参与或接受大众文化传播时，所获得的只是一种快乐的体验而非冷静的反思。即便把某些作品进行了改造，加入了些精英文化的内容，也失去原来的意义，更多地仍然是为了消闲。

而精英文化注定了它们的受众群较为高端，不是那些需要简单资讯的普通受众，而是精英群体。与对新闻的处理更多表现在浅层的信息发布上相反，精英文化更看重的是深层的信息挖掘，不但要告诉读者“What”和“When”，还得告诉他们“How”和“Why”。它对内容做一些提升，把大量的深度报道加入其中，以小见大，不仅不会引起目标公众的反感，相反，这还更适合他们的品味，因为这能在很大程度上解决由于社会化程度提高，而造成的人们“文化地图”大面积失效所带来困扰。它关注社会现实中的不满足、不合理现象，并把它们揭示、展示、暴露出来，并发掘这些事件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使社会主体在思考、震颤中达到精神的升华，并试图建构新的生活方式，实现人类理想精神家园的追求。前面所提到的《对话》所体现出的精英情绪实际正是精英文化的一种反映，知识分子的参与提高了谈话节目的文化底蕴，《对话》正是创造性地越过目前已经重复堆积的谈话节目层面，抢占了作为社会知识群体的心理需求市场。从更广阔的角度、更全面的构思来看待传播的人和事，更深层次地分析它们背后的故事，以至于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引出对整个社会的思考。

现在的传媒也越来越明白了文化的娱乐功能，什么类型的节目只要掺一点娱乐的元素，就会多一些观众，从而多一些市场、多一些广告。播新闻的时候让漂亮的主持人穿得少一点，报天气预报搭配着笑话和音乐，综艺节目更是少不了插科打诨的噱头。90年代中后期，湖南卫视精心制作的一道开心大菜“快乐大本营”火爆后，类似的娱乐节目像一阵旋风刮遍各地电视频道。据统计，“快乐大本营”开播以来，收视率一路攀升，最高峰时全国各省市都维持在百分之三十以上。因此引来了众多的仿效者：江苏台的“非常周末”、浙江台的“假日总动员”、山东台的“快乐星期天”、广东台的“欢乐有约”、云南台的“快乐周末”„纷纷登场。每逢周末，普通大众家庭的几乎都会锁定这类频道，看着五六个人在台上表演，卖力地吆喝，相互之间耍贫嘴，各类游戏、抽奖活动很对大众味口。也正因为有此娱乐性，才有大众的参与，集体的共享。但这种消遣和娱乐只是一种精神的松弛、释放，而不是精神的追求。大众可在其中放弃什么，却不能得到什么。因此，有人认为现在的娱乐节目是“千人一面”：现场人员组成无非是漂亮主持＋当红明星＋捧场观众，节目形式不离搞笑＋贫嘴＋起哄。正所谓，一个典型站起来，无数个“克隆”倒下去。

精英文化在传媒的体现相比而言就显得严谨一些。比如说在西方可以作为一个主题频道来播出的记实类节目。他们不同于那些无聊透顶、乱哄哄的综艺游戏，那些戏说历史、不负责任的清宫戏，那些耍嘴皮子、拿人开涮的脱口秀„„人文类的纪录片具有很高的重播价值和很高的教育价值。例如稍加改编就可以成为教育节目播出。从另一方面来说，它又不同于一般的教育节目，因为它有故事性。“沙漠”和“海岛”一直是记实类创作者感兴趣的地方。《沙与海》的作者康健宁和高国栋尝试在一个片子里描述两种在地缘上完全不同亦鲜为人知的人与自然的故事。《沙与海》表现了居住在藤格里沙漠的牧民刘泽远和黄海井蛙岛渔民刘丕成两户人家不同的生活状况。西部一望无垠的沙漠和东部茫茫大海中的小岛是孤独的两家人栖身的地域环境，未加斧凿的真人真事，不经意间流露的细节和人物内心世界的表述更使观者对在这样恶劣的条件下顽强生存的人们平添几分敬意。人们欣赏它并不是图一时之快，看看了之。这种文化强调内容严谨、思想创见、情感深度，标志着一个国家、民族精神所达到的高度，它在拓展人们的思维与想象空间、培养人们高尚的思想情操与审美趣味方面意义殊深，它是一种精神追求。

五、社会影响，“迎合的建构”比对“引导的解构”

文化影响传媒，有什么样的文化就有什么样的传媒。传媒受文化的浸润影响，反映文化，代表文化，成为一定文化的喉舌。

传媒对通俗性、娱乐性、流行性、时尚性、商业性的大众文化的传播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努力迎合大众需求，大大满足了主体意识越来越强烈的现代人，使他们在一天的忙碌之后，能够在这些轻松的节目和娱乐中得到松弛。这种满足的结果使传播大众文化的大众通俗刊物发行量迅速飙升。有统计资料显示，上海的《故事会》发行量达650万份，湖北的《今古传奇》发行量达200万份，北京的《啄木鸟》达175万份，山西的《民间文学》达100万份。这些巨大的发行量标志着这些通俗文学有庞大的支持群体，它是对大众文化合理性与合法性的礼赞，标志着文化节日的到来，也是对适应市场经济者昌逆市场经济者亡的市场经济规律的无言求证。在大众文化强烈的通俗性和商业性的引导之下，许多报刊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质与量的变化。许多报刊由过去的4版增加到8个版面甚至数十版、一百版或更多。这增加的版面多是增加了表现大众文化的娱乐版和生活时尚版。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一个有趣或是讽刺现象是严肃文学的节节败退和向通俗文学的靠拢。有资料显示，安徽的《江淮文艺》改名为《通俗文学》、天津的《新港》改名为《文娱世界》、北京的《评论选刊》改名为《热点文学》。报刊结构、内容数量的变化演绎在说明大众文化的巨大解构力、浸染力和吞噬力，它无所不有，无处不在。王朔的痞子文学、周星驰的无厘头、金庸的江湖侠义„„这些文化都曾影响了一批人，成为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大众为他们倾倒，为他们狂欢，为他们落泪。他们甚至改变了不少人的人生道路，影响了他们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大众文化在现代人中大行其道。然而大众文化受市场化的商品本性和商业原则的制约和操纵，主动逢迎和取媚消费社会，为了迎合大众的消费需求而降低自身的文化品位，逃避崇高，追求娱乐，把严肃的精神活动变成滑稽的游戏。所以，现代传媒对大众文化淋漓尽致的渲染和大众文化最重要的娱乐功能的发挥使得两者产生了不可忽视的负面效应。它的商业性使得传媒和大众逐渐变得物化。在利润最大化原则驱动之下，传媒的内容变得肤浅，显示出享乐倾向和游戏特征。这些欲望刺激产生的文化垃圾无助于人类精神境界的提高和心灵世界的升华，造成文化消费的媚俗低级倾向，严重地败坏了大众的品位和文化修养水平。

与一味迎合市场需求，获得短期经济效益的大众文化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无论身处哪个时代和哪个国度，精英文化总是充分发挥着指路人的角色，积极发挥传播先进信息、引导社会发展方向的功能，起到提升民族精神的作用，更具特别的价值和意义。鲁迅、钱钟书、巴金、老舍等等，他们都是“精英文化”的代表，他们身上所体现出的深刻犀利，以及他们文学上的成就带给社会的影响也是巨大的。在诸多媒体选择更名改姓的今天，仍然有相当一部分坚持精英文化，推崇精英文化的人。大众文化和大众永远是多数，精英文化和精英永远是少数。当今的全球化与信息化加速了大众文化的形成，精英文化满足了社会知识群体的心理需求，虽然它相比大众文化而言，市场普及率不高，受众群也不广，但精英文化注重精神意义的价值追求，对全人类文明的发展和中国文化的建构都有着重要意义和深远影响。它们是代表中国的“文化符号”，是民族精神的象征。传媒应该有文化的使命感，决不能忽视自己作为文化传播者的责任和义务，在宣传和导向上应高扬时代主旋律，不能不顾宣传效果地追求所谓的“点击率”，一味迎合大众口味。毋庸讳言，科技就是生产力，任何国家都离不开科技水平的提高与发展，离不开精英文化族的不朽奉献。

六、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传媒表征的综合比对

综上所述，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传媒表征主要体现在表达方式、表现内容、关注的侧重等方面。如下图所示。大众文化精英文化以批评的方式以批判的方式由具体到具体由具体到抽象注重事件本身注重事件的属性（事理）关注个体或者小集体问题关注群体和大集体问题关注短期的、单个层面利益关注长期的、社会层面利益关注结果的合理关注过程（程序）的合理关注效率关注公正敌视权贵，并敬而远之尊敬权贵，并向其看齐

首先，大众文化在传递信息、阐述情况一般采用的是批评的方式，表达内容多为简单的事实，关注的是事件本身，通常只是就事论事，而真正成功的精英文化，绝不只是为形式而形式，它要承载着社会的责任感，承载着人类的良知，它要承担起社会关切的重任，它要歌颂崇高的，它要批判丑恶的，像鲁迅的《呐喊》、《彷徨》，形象地展现了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现实的种种矛盾，唤起人们的注意，产生了强烈的社会关切和社会批判效果。批判的目的便在于防止人类在现存社会组织慢慢灌输给他的成员的观点和行为中迷失方向。与此同时，那种只有快感而无责任感与使命感、只管当下不管长远、只关心物质利益而不关心人文精神的文化，常常消解大众直面现实人生困境的勇气，冷却大众行使自己历史使命的热情。

其次，世界上分为两种人：一种是对世界塞入意义，一种是对世界取出意义。精英和大众的区分也正在于此。精英文化，总是要借鉴总结前人的形式创造的经验，破除一些陈腐的形式，带着一种原创冲动去探索一个时代需要的新的生命的形式。而往往在创造形式的时候，在从事社会关切的时候，总是要追求与众不同的独特的个性，有时候他的话是不合时宜的，他要针砭现实，所以他需要经历一个让人们适应的过程。他要承担起社会的风险，他要完成良知所给予他的任务，他在探索新形式、为世界塞入新意义的道路上更加看重文化在传媒发展中的过程，是从大局、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的。

其三，大众文化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快餐式”，集中体现在1、随处可见：便捷；

2、可调众口：普及；

3、快进快出；迅速。大众文化虽然仍然没有脱离流行文化的范畴，不能成就深刻的思想，更不用说能影响历史进程，但凭借他从众便利的巨大浸染力，不仅无形中解构了过去一体化的文化专制，而且通过传播得到充分发挥，即演绎世俗生活并把它演绎得无可抗拒。从这里便可以看出大众文化非常在意活动的效率，最好能够象快餐似的立竿见影。而精英文化为了延续他历史的使命，摆在第一位的往往不是短期的经济效益，而是一种公正、公平的文化创造环境，一种合理、有序的文化创作氛围。最后，大众文化与精英文化的差异无形中将传媒受众也分成了两大阵营。由于精英文化内容的个性化，他的传受双方通常是处于社会较高层面的人群，因此他们关注的焦点在于社会上层的变化与发展，并努力试图向更高层面看齐。反之，大众文化内容的市民性就决定了他传受双方关注的层次高低，特别是对于权贵方面，多是不予关心，甚至敬而远之。

总之，不论怎样，科学的出发点是为了人，文化传播的出发点也是为了人，在以人为本的“人本主义”的理念下，精英与大众的“一统”，正是人的真与美意志结合的最佳体现。随着我国国民教育普及程度的不断提高，广大民众的科学文化素质将明显改善，学习能力可望迅速增强，精英文化则会被更多的民众接受和认同，精英文化“大众化”或精英文化教育与大众文化兼容乃至融合，将成为一种趋势。因此，我们要努力改造人类自身的素质，拋弃原来使用的“道德义愤或虔诚义愤”的管理方法，要在文化传播中使大众潜移默化地接受精英文化，追寻美德与崇高，排斥假、恶、丑，实现人的意识延伸。传媒要充分发挥作为把关人的角色，能够剔除大众文化的糟粕，保存大众文化中合理的方面，同时，要重视文化产业的精神内涵和思想品位，建构健康文明向上的媒介环境，引导大众文化和精英文化向着有利于社会进步和人的全面发展的方向前进。只有如此，我们才可能得到精神文化需求的充分满足，实现人类建设美好精神家园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