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众文化与畅销书的关系

第一篇：大众文化与畅销书的关系

大众文化与畅销书的关系

------市场营销0901班彭小琳 《明朝那些事儿》由中国友谊出版公司 中国海关出版社出版，而且至今《明朝那些事》系列文在畅销书排行版上一直居高不下。

《明朝那些事儿》刚开始是在网络上连载的中国明朝（1344年－1644年）历史故事，掀起了明朝热。作者当年明月，本命石悦，是广东顺德海关公务员。2006年3月在天涯社区首次发表，2009年3月21日连载完毕，边写作边集结成书出版发行，一共7本。从朱元璋出生讲起，到崇祯皇帝自缢明朝灭亡。以史料为基础，以年代和具体人物为主线，并加入了小说的笔法，对明朝十七帝和其他王公权贵和小人物的命运进行全景展示，尤其对官场政治、战争、帝王心术着墨最多，并加入对当时政治经济制度、人伦道德的演义。

首先，《明》的成功在于其“白话历史”的平民特色，非常符合时代新人们对历史文化解读的新需求，有专家称它为“流行文化经典”。从《明》的成功，我们也不难发现他是大众对历史文化一种阅读趋势的体现。

大众文化是指兴起于当代都市的，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的，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处于消费时代或准消费时代的，由消费意识形态来筹划、引导大众的，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消费形态。而《明》作为一本畅销书，以电子传媒为起点大批量生产的当代文化形态，是大众文化直接的表现形式。同时，它还是在大众文化筹划下运作的产物。因此，大众文化与畅销书得关系既是高度统一又是相互依存的，畅销书是大众文化最直接的表现，也是大众文化下的产物。

其次，随着改革开放经济迅速发展。如今，当物质得到满足后人们开始有了更深层次的精神追求精神，从而有可能获得更高的物质以至于全民共享的精神。做为大众文化的引领标签之一的畅销榜似乎可以更有作为，各大书店如能根据自身特点由专家学者、试读者等评议后得出不一样的推荐榜单，对读者的阅读方向更加宽广、许多尚未被挖掘的好书的浮出水面会大有益处。而《明》在畅销书排

行版上的优人成绩，很透彻的向大众展现了他引领大众文化的作用以及实力。换句话说，畅销书说的畅销是大众文化传播的最佳传播工具，大众文化总是依赖畅销书而被跟多的人所认知，渗透。

最后，从《明》出版后以及未出版被大众所认知的情况下来看。《明》在网络引领风潮的时候点击率过百万，但却仅仅限于有时间在网络上泡的人们，而且其数字还包括了重复点击的，具有一定的局限性。《明》在出版后，销售数量远远超过了点击率，而且其数据更具有可靠性。

《明》从形式上毫无疑问地摆脱了精英与大众的简单二元对立的模式，包含了商业利润和文化内涵双重的价值。由此我们不难理解，畅销书是大众文化里面最受关注最受欢迎的资源之一。

综合以上所诉，大众文化与畅销书是相依相存的，高度集中和统一的。在社会元素多元化得情况，下畅销书可以说是解读和分析大众文化的一个合适的文本视角。大众文化的特性在畅销书中能得到较高程度的反映，而畅销书也能最直接的表现大众文化形态。

第二篇：论电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论电影文化与大众文化的关系

摘要：随着大众文化生活越发丰富多彩，电影也早已融入到人们的生活当中。看电影本身就是一种大众文化，在看电影的过程中又反映出了一些具体的文化现象。而同时，影片中所展现的很多内容也折射出一些社会现象。这样层层递进，渗透着大众文化。

关键字：电影文化 大众文化 关系

“大众文化”是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所产生的、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一种市民文化。具体到中国，由于历史文化、现实国情的复杂性以及“一国两制”国体模式的独特性，中国电影的创作呈现出一种多元异质共存的局面。大众文化是以工业社会的发展为背景，经技术革命特别是传播技术革命而出现的一种文化。它属于一种商品性的文化，具有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是依赖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文化，是一种传媒文化。电影作为一种文化的传播方式,它为大众文化的发展提供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通道.同时,电影的也通过大众文化发展壮大。他们之间是相互依托。

在今天的生活电影制作中，电影制作者把现今社会中存在的一些共同的大众生活和认知通过一些手段表现出来，这些共同的大众生活特点其实就是大众文化在某个方面的缩写和投射。比如说现在的房价是中国现在社会的一个共同问题。在许多反映城市生活的电影中，它已经成为了一个显而易见的矛盾。电影导演把握了大众心理，把这一共同问题表现在电影里。观众在看电影的时候就容易通过自生的感受把自己的情感融入其中，再么个程度上形成了一种呼应，一种虚拟的“相互理解”。他们就会通过更多的同类电影来寻找这种情感的宣泄。这样就支持了电影的发展，电影在发展的同时也推动了大众文化的发展。电影实现了其商业目的。同时也体现了大众文化是一种商品性的文化，具有通俗性，流行性，娱乐性。是依赖大众传媒建立起来的文化，是一种传媒文化。

90年代中国电影文化体系的分化，虽然没有完全线性对应于主流文化、知识分子文化、大众文化的分层结构，但“主旋律”电影与“大众性”电影的话语核心，仍然潜在暗合了“三权分立”文化语境的内在本质——“三权分立”的话语实践，将电影生产/消费/市场积累一并纳入多重主题形式的文化运动之中，一方面解构了80年代中国电影“政治/道德”象征符号系统的稳定性，在多重文化话语的权力极限处，延伸出超越纯粹“政治/道德”文化价值实践的观影经验；另一方面，又在具体“解构”中激化了电影的“形象”(“影像”)叙事能力，使中国电影在90年代文化语境中，有意识地选择了对于各种不同文化主题的不同隐喻——“隐喻的意识形态效果便既要捕捉又要扩充，即产生一种‘想象的’等同，但却是通过掺杂能指来做到这一点的。这样，意义变得更为充实、稳固，但也多少有点退行”[1] ——从而在社会整体“观影期待”上分割出多种可能性的文化满足。其实，90年代以来，曾经以同样活跃的艺术“精英”姿态在80年代中国银幕上编织了一个个“电影英雄”传奇、且又同整个“政治激进主义”文化运动休戚与共的“反思/批判电影”文化形态(《天云山传奇》、《牧马人》、《黑炮事件》、《绝响》、《一个和八个》、《老井》、《黄土地》、《本命年》、《晚钟》、《盗马贼》，等等)的消失与不复重返，便已然说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在文化经验的巨大裂隙中，向80年代文化及其所体认的主流与“精英”共享的“政治/道德一体化”价值模式的告别仪式，已在中国电影文化体系的新的分化之初，便完成了它最辉煌、最激动人心的一幕；紧接而来的，则是当代中国电影在“阳光灿烂的日子”里接二连三地“与往事干杯”。

特别是，90年代中国“主旋律”电影与“大众性”电影文化形态的不断确立，在更为潜在的意义上，也揭示出“三权分立”文化语境的内在运动规律：主流文化话语、知识分子“边缘性”话语及大众文化话语的分化，因相互之间意识形态利益的不同联系，往往产生出不同的运动/组合关系。主流文化话语作为政治意识形态的正统权力实践，始终一贯地坚守了“政治/道德”秩序的上层统治地位：其与大众文化话语间的关系，建立在制度化的“正统性”与非制度化的“民间性”的天然差别之上。因此，就主流文化话语而言，“三权分立”语境虽然突出了大众文化话语的意识形态权力，但它却又无力完全彻底替代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的叙事要求：“主流”依旧是一种自在的存在(只是它的“自为性”却被破坏了)。如果我们暂不考虑90年代中国电影的编码形式，仅仅分析电影的主题叙事能力，那么，“主旋律”在《大决战》、《百色起义》、《毛泽东的故事》、《周恩来》、《炮兵少校》、《凤凰琴》、《蒋筑英》等影片中所实现的，应该说仍然是某种对于政治的忠诚、道德的敬仰、全部主流文化制度的表达。而“大众性”电影的话语魅力，却无疑提供了另一种主题叙事的可能性，即知识分子“边缘性”话语与大众文化话语“合谋”利益的视觉/心理形式——《大红灯笼高高挂》、《霸王别姬》、《秋菊打官司》、《二嫫》、《三毛从军记》、《大撒把》、《背靠背，脸对脸》、《狂吻俄罗斯》、《股疯》、《王先生之欲火焚身》、《头发乱了》、《阳光灿烂的日子》、《与往事干杯》等等，不但是一连串有滋有味的电影镜像运动，而且更大意义上还代表了一种与主流文化话语相“疏离”的文化承诺方式、一种自我放逐于主流体制之外的“他者”话语。

于是，90年代中国电影文化体系在“主旋律”与“大众性”上的分化，终究暗合了当代中国“三权分立”文化语境的潜在规定，在“审美的”意识形态中完成了电影对于90年代中国文化经验的自觉书写。

大众文化在我国新时期的崛起始于改革开放时期，在改革开放时期逐渐获得了主体意识的民众，不仅需要新的娱乐形式，而且也需要表达这一阶层的意识形态。大众文化的迅速崛起有一系列发行量巨大的通俗杂志和报纸作证，有一系列原来属于高级文化阵列的严肃文学纷纷改弦易帜为通俗文学作证。[2]大众文化的通行无阻表明的是大众对它的支持与认同。关于大众文化与电影文化的关系，电影文化是大众文化的重要载体，大众文化是电影文化传播的重要内容，电影文化塑造大众文化，大众文化对电影文化有重要影响。文化影响电影，有什么样的大众文化就有什么样的电影文化。

参考文献：

[1]《当代中国电影文化分析》 王德胜 著 [2]《现代大众传播学》 张国良 著

第三篇：畅销书

注意：左右学生会成员均要写300—500字的读书心得，5月末以部

为单位上交心得。6月初随机抽取若干名同学进行脱稿演讲，辛苦大家了！

畅销书 《这些人，那些事》、《百年孤独》、《朱镕基讲话实录》、《史蒂夫·乔布斯传》、《甘南纪事》、《寻路中国》、《自由在高处》、《批评官员的尺度》、《资中筠自选集》、《古炉》。《窗边的豆豆》、《孩子们的秘密乐园》、《一个教育专家16年的教子手记》、《小时代3.0刺金时代》、、《青春》、《虚实之间》、《永远的西瓜小丑》、《狼王梦》

《好妈妈胜过好老师》作者:尹建莉

《杜拉拉升职记》作者:李可

《不生病的智慧》作者:马悦凌

《秘密 The Secret》作者：（美）坎菲尔德

《窗边的小豆豆》作者：黑柳彻子（日）

《不抱怨的世界》作者：威尔·鲍温（美）

《别告诉我你懂PPT》作者：李治

第四篇：畅销书（精选）

畅销书

杭州商学院人力11甲班 徐颖颖 1190310136 关于爱情的定义,历来众说纷纭。有人说，爱情是依恋、专

一、包容,也有人说,爱情是守护、知心和永恒。爱情终究是一种缘分,经营不来,我们唯一可以经营的只有自己。当爱情来时,所有人都乐意欣然享受紧随而至的幸福。但是,当爱情走了,大多数人便会觉得手足无措,仿佛日月瞬间便失去了光彩。能幫助那些在爱情中迷茫的人们学会相爱、学会慈悲,需要的就是值得一读再度的情感智慧书。这也促使了爱情散文类书籍的畅销，我将从一本畅销书——《谢谢你离开我》引入。

“总有一天，你会对着过去的伤痛微笑。你会感谢离开你的那个人，他配不上你的爱、你的好、你的痴心。他终究不是命定的那个人。幸好他不是。”这是在《谢谢你离开我》——张小娴的最新爱情散文中所能感悟到的。

这本书的主题讲的是离开，实际是透过离开讲女人的成长，告诉我们爱一个人只有两条路，给他自由，或是成为很棒的女人。无论单身与否，首先要有自己的独立性。因为离开原本就是爱情与人生的常态，那些痛苦增加了生命的厚度，有一天，当我们可以微笑地转身，就会明白，一个不爱你的人，绝不会比你的生命更重要。

人的一生会遇到很多很多人,有很多人组成了过程,但只有一个会是终点。有些人能夠陪你成长,但只有一个人能陪你到老。两个人能够相守固然是好，无法相守，只是因为不适合。生命中总会有那么一个人,你爱他爱得痛彻心扉、死去活来,而他卻只会让你痛苦伤心,不过这种伤心不会一直下去,因为他迟早会离开你。许多年之后,你再去回想,他留给你的也许仅仅只是一些依稀的往事和零碎的记忆。有些你爱过的人的确只是个过程，他离开了你,这本身就是给你的机会,他使你可以得空去遇到下一站那个可能对的人。那么该感谢他的离去，是他的离去给你腾出了幸福的空间。爱是累人的，而后来的后来，会只想别人对我好。“当爱缺席的时候，你要好好爱自己”。这是张小娴一直遵守的爱情哲理。所以,张小娴洒脱地说:谢谢你离开我。

媒体对这本书的评价是句句深入人心，诠释那段刻骨的爱情最美的文字。还评价道，这是张小娴最美的散文，美在每个充满灵性的文字，美在细细道来的倾诉话语，美在作者书写时真实饱满的情绪，更美在打动人心的厚重情感。

张小娴这本新作《谢谢你离开我》以“离开”为主题、主打年轻女性成长励志牌的短小散文集，上市仅一周销量就已突破30万册，位居各大网店销售榜首《谢谢你离开我》在北京进行内地首次签售时，当场签售六千本，以至于张小娴在微博中透露签书签到“手指都破了”。并且自销售起一个月，就以70万册销量创下了2013年中国大陆图书市场的新奇迹。据本书出版方博集天卷公司透露：《谢谢你“离开我》上市初期已占据各大销售网站新书热卖榜冠军。这本书的购买读者年龄跨度很大，其中不乏青年学生到五六十岁的老者，北京新华书店4月份散文类第一名也归本书所得。”

金庸先生曾说：“爱情的问题，你应该去问张小娴。”出道以来，张小娴的作品总是畅销而且经久不衰，被称为全世界华人的爱情知己。上世纪90年代初于《明报》连载《面包树上的女人》而声名鹊起，她以小说描绘爱情的灼热与冷却，以散文倾诉恋人的微笑与泪水，迄今已出40多本小说和散文集，深受读者好评。张小娴在作品中，以其对人性的洞察、对爱情的分析，开创了一种治愈系爱情文学，将读者心灵的创伤抚平。每一字句都打到心坎，让数以千万的读者得到疗愈，而我们也能从她的作品中豁然明白，爱情的得失从来就不重要，当你舍弃一些，也许得到更多，只要曾深深爱过，你的人生将愈加完整。

张小娴的作品畅销是爱情散文类书籍畅销的典型之一。

在人们的感情生活中，往往会碰到许许多多的沟沟坎坎。恋人分手、家庭破裂，丈夫不忠、妻子嫌贫等等两性之间的矛盾、纠葛和困惑总是令人痛苦。真正的心灵创伤不是情侣之间的小打小闹，不是子女叛逆和家庭矛盾，而是对生活的无助和对未来的绝望，是难以扭转的现实困境，是几乎无法挽回的自我沉沦。那么在人生痛苦、沮丧时，感情受挫的人就需要让自己的内心强大起来，心灵能够得到抚平慰藉。

因此，那些以心理、道德、感情、家庭为内容的读物就有了市场。张小娴写下了大量的爱情散文，以探讨爱情、婚姻、家庭中出现的诸多问题。她的作品在香港、台湾以及东南亚地区深受读者的欢迎。作家也被多家报刊聘为专栏作家，或成为情爱问题的心理咨询顾问。

社会是复杂的，更何况以社会实践为依托的爱情？所以许多过来人在情感出现问题时，也往往手足无措。张小娴的散文处处流露出智者的聪慧，面对许多想不到的问题，她总是能点拨出一条出路来，让你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凡是人们感情生活中遇到的或者今后可能出现的困惑，在她那个丰富的世界里大都能找到对应点。可以说，如果没有对生活的细微体察和情感的深切把握，是不容易涉猎那些难解的话题的。往往作品中富有哲理的思想和闪光的语言令人回味。温馨和朴素的语言蕴含着作家善良、宽容、豁达的人生感悟，作品从女性视觉观照生活，似乎更能获得女性读者的青睐。

在现代生活中，在每个人都渴望得到爱情和安全感的时候，我们应该明白，这种爱与安全感，并不来源于别人的馈赠，而是来源于我们自己的创造。我感激生活让我明白，有太多的人无法始末陪伴，这漫长的路途终该一个人走过，但我还是向往那份信任与依赖。让我有了挣脱这张大网的力量，推开窗，让真正的阳光洒落心房，蒸发所有哀伤，只留下记忆最温暖的形状。这份力量就需要情感的智慧书籍，让我们学会相爱、学会慈悲。这也就使得这类爱情散文书籍的畅销。

第五篇：大众文化与大众传播

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的关系

在文化研究的范畴中，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始终是最引人注目的。当今所说的大众文化

是一个特定范畴，它主要指兴起于当代都市，与当代大工业密切相关，以全球化的现代传媒

(特别是电子传媒)为介质，大批量生产与消费，并采取时尚化运作方式的当代文化。它是现

代工业和市场经济充分发展后的产物。如果说当今文化研究的中心是大众文化，那么大众文

化的研究中心就是传媒，可以说，大众文化与大众传媒之间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也是异常

复杂的，而在我国，如何正确处理好大众传媒引导与大众文化批评之间的关系尤为重要。

其一，大众文化在我国的出现，是在全球现代化浪潮的背景下，我国历史和现实条件下的产物，它既有世界文化发展的一般规律和共同特征，又有自己具体历史文化语境所赋予的特性。一般来说，中国大众文化的真正产生和发展，是20世纪$0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事

业的不断发展和推进而开始的，特别是随着计划经济逐渐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大众

传媒承载着大众文化不断地向前发展，形成了与精英文化、主流文化、严肃艺术和高雅艺术

并行前趋的一种文化景观。但是，中国大众文化由于产生的时间不长，所以其发展具有一定的不成熟性，主要体现在理论上缺乏对大众文化包括文化产业、文化市场的具体研究和理论

总结;缺乏对大众文化、文化产业及文化市场应有的战略规划、实施计划及相关政策的宏观

管理，因而显现出一定的无序和盲目发展状态。另外，中国大众文化的发展还具有不平衡性，主要表现为消费娱乐业的发展很快，文化产业结构失衡，富有民族特色文化传统的国有文化

资源未得到充分开发，过多地引人国外文化产品;文化产业在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东部地

区与西部地区，南方地区与北方地区的布局失衡。正是由于中国大众文化的不成熟性和不平

衡性，造成了大众文化创作在其快乐原则的指导下，不注重和国内优秀传统文化、精英文化

融合，一味追求娱乐的消遣性，追求内容上的非历史性、无深度性。在整个社会文化转型时

期，将大众文化的社会大众性、商业赢利性、娱乐消遣性摆在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之上，造成整个社会文化的失调。此时此刻，推动和承载大众文化产生和发展的大众传媒，在发挥

其传播功能的同时，理应担当起正确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的重任。在我国，大众传

播媒介既有文化产业功能，同时又有舆论宣传和引导的功能，其文化产业功能直接推动着大

众文化向前发展，其舆论引导功能则必须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发挥出引导中国大众文化朝

着代表先进文化方向发展。特别是在文化转型时期，无论是从理论上、客观管理上、大众文

化结构和内容上，还是从大众文化布局上，都应引导他们和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的发展

趋势相适应，绝对不能使它们相互对立或者割裂开来。具体来说，在当今大众文化的发展中，我国的大众传媒应紧紧围绕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将大众文化引导到代表人

民群众根本利益，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发展轨道上，减少那些片面追求娱乐、消费、搞笑、逗乐、感官刺激的文化产品，保持整个社会文化产品均衡有序地向前发展。

其二，大众文化是随着科技的进步和大众传媒的普及而产生的，大众传媒很容易控制大

众，将大众引人由媒介营造出来的脱离现实甚至远离现实的伪现实中。大众文化中传达出的带有现代文化特征的无中心、无深度、反理性、消解神圣等特性，极易在中国传统文化的消

极面中找到同盟军，二者坑淦一气，无异于一剂毒药毒害我们的国民精神。同时，中国社会

千百年来小农经济的生产方式导致的经济落后、社会贫穷、广大民众受教育的机会少、国民

整体素质较低等、容易造成对社会文化转型期外来的腐朽文化产品不辨良萎。这些都会严重

影响中国人原有的积极的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因此，目前的现实需要迅速建立起正确的大众文化批评。在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三维结构中，文化的本质功能即在于批判，在于对政治、经济偏

差的矫正。大众文化批评正是代表着文化行使批判使命的有效形式。一般来说，大众文化批

评具有三大功能，即调节功能、监督功能和建设功能。通过批评对大众文化从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进行调节，对承载大众文化的大众传媒进行监督，在大众文化内部制定审美规范，建

立大众文化秩序。特别是对大众传媒实行监督，中国大众文化还缺乏这种批评意识、批评机

制。前面已提及到，现代科技和信息产业的飞速发展，使大众传播媒介具有超常的功能，可

以发挥并扩张自身的媒介意志，轻而易举地将大众引人由媒介营造出来的虚伪世界之中，对

社会造成潜在危险。特别是当今中国的大众文化处在一种混乱无序的状况下，大众传媒又被

党和政府赋予了舆论监督权，那么，谁又来监督大众传媒呢?长期以来，中国的大众传媒在党和政府制订的各项政策和法规的制约下，没有形成大众传媒极权，从而保持了社会的平衡。

但中国加人WT()后，随着文化全球化浪潮的不断冲击，大众传媒产业化功能将得到有效发

挥，大众传媒将凭借其经济实力形成极权机制，这时的政府法规制约可能就有点力不从心了。

所以，必须建立大众文化自身的批评机制，通过职业批评家和大众中自发的批评者形成批评

网络，通过舆论监督、道德监督，以社会雷达探测器的功能去辅助和弥补社会法规的功能，监督大众传媒。事实上，承载和引导大众文化健康发展是大众传媒的本质属性;建

立和完善大众文化的批评机制，则是大众文化自身的需求，是社会大众的需求，也是中国国

情的特殊需求。提倡大众文化批评监督大众传媒，这是当代社会文化建设的重大任务之一。

从狭义的角度理解，文化研究主要是对大众传媒和大众流行文化的研究，所以，正确处理好

大众传媒引导与大众文化批评之间的关系是很有必要的。

一在思考大众文化的成因时,国内的一些学者已经注意到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关系。比如,周宪在述及大众文化的成因时指出:“到了本世纪二三十年代,大规模都市化的形成以及大批城市大众的涌现,伴随着大众传播媒介的出现,一种带有文化产业性质的大众文化应运而生。”②而陈刚在给大众文化下的定义中,也明确地把大众传播作为其构成大众文化的一个核心内容:“大众文化是在工业社会中产生,以都市大众为其消费对象,通过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的无深度的、模式化的、易复制的、按照市场规律批量生产的文化产品。”③显然,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有着撕扯不开的关系。那么,什么又是大众传播呢?看来,在梳理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的关系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搞清楚大众传播的涵义,这对于我们理解大众文化的形成很有必要。从传播学的意义上看,“大众传播媒介是在二十年代广播电台出现后才有的一个名词,指的是在传播途径上有用以复制和传播信息符号的机械和有编辑人员的报刊、电台之类的传播组织居间的传播渠道,具体分为印刷媒介(报纸、杂志和书籍)和电子媒介(电影、广播和战后才出现的电视)。”④从目前的情况看,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和高新技术的开发应用不但促成了旧电子媒介的更新换代(如从普通电影到立体电影,从普通电视到高清晰度电视、卫星电视等),而且也催生了一批新的电子媒介(如程控电话、录像机、VCD、DVD、卡拉OK、传真机、多媒体电脑、因特网)。可以说,电子媒介的队伍已经壮大;同时,可以预见的是,这种壮大的趋势必将愈演愈烈,以至于我们今后肯定是生活在一个以电子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时代。强调这一点是想说明,尽管大众传播可以分为印刷媒介和电子媒介两个部分,但是在催生、塑造大众文化的过程中,电子媒介无疑起着更大的作用。按照传播学家的看法,迄今为止,人类文化已经经历了口语文化、印刷文化和电子文化三个阶段。在口语文化时期,由于传播是在单纯的、人人都具有的说—听能力的前提下进行的,所以,口语文化具有了粗陋的民主和平等色彩。而随着印刷文化的来临,人与人之间的这种民主平等关系被取消了。因为印刷文化机制本身便具有一种拒绝和排斥功能,只有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才能进入印刷文化的中心位置,进而掌握、控制、甚至垄断文化的阐释权,而大量的没有识文断字能力的芸芸众生则被印刷文化机制无情地抛置到了边缘的角落,他们惟一具有的资格是被动的接受与倾听。可以想见,在典型的印刷文明时期,与之成龙配套的只有精英文化、贵族文化,而不可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大众文化。只有基于这样一个文化背景,我们才能理解电子媒介的出现对于大众文化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美国学者丹尼尔·杰·切特罗姆在分析早期电影对美国人的影响时指出:由于电影奇妙地将技术、商业性娱乐和景观融为一体,从而导致了这种新型的电子媒介与传统文化精英的格格不入。同时,由于电影不是为了特定的阶层、客厅、课堂而设,而是为了现实生活、为了了解西部、工人、农民、木匠和工程师,为了探讨关于女人、中产阶级和劳动阶层的广阔领域,所以电影深受底层民众的喜欢。结果,电影不但把平等意识带到了人民大众之中,而且还创造了一种新型的文化:到了二次大战末,电影媒介已建立起一种新的大众文化,即继印刷文化之后的艺术、娱乐、大商业和现代技术的汇合,它符合大众的口味,又从大众中获得力量。这种新的大众文化把作品和制作过程联系在一起,这二者都不符合旧的文化学说的模式。„„对大众来说,看电影已成为社会生活的重要内容,成为一种体验和解释同代人或家庭的共同价值观的新方法。⑤

从切特罗姆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作为电子媒介的电影,由于其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本身便蕴含着一种平等、民主的理念,所以与印刷媒介对大众的拒绝、排斥功能相反,电子媒介最大限度地对大众行使着、发挥着它的接纳和聚合功能。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切特罗姆才认为电影创造了大众文化。如此看来,电子媒介不但在创造大众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而且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次极富革命意义的壮举,因为它打破了精英文化或贵族文化一统天下的格局,大众也由于有了自己的文化领地和文化支援,第一次具有了与上层精英垄断的传统文化分庭抗礼的资格,甚至有了蔑视、无视传统文化存在的权利。

以电子媒介为主体的大众传播在催生了大众文化之后并没有抽身而去,可以说,在20世纪大众传媒的更新换代中,每一种电子媒介的出场都是对大众文化的一次再引导和再规范。于是,电子媒介在完成了大众文化的“助产婆”的使命之后,又充当了大众文化的“整容师”。而不断的引导和规范,反复的化妆和整容,也使大众文化的革命性冲动耗尽了、反叛性精神衰竭了。如今,整个西方的大众文化不仅安居乐业,而且其产品在具有了典范效应之后已批量生产、大量输出。如此说来,大众传播便不可能不是一把双刃剑,它成全了大众文化,同时也使大众文化成了它的奴隶。

这虽然不是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复杂关系的全部。但是也给我们提供了进一步把握和认识大众文化的基本思路。事实上,大众传播与大众文化交往的一个最大成果是使文化彻底地媒介化了。所谓文化媒介化就是首先依靠某种传媒的特性生产文化产品,然后再借助传媒的力量推销其文化产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