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

第一篇：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

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我已经看过了好几本。近三、四年来，关心政治的文人们差不多都已把革命的热情从攻克巴士底狱转向了英国的“光荣革命”，而且对激进与保守、革命与渐进的关系也作出了一种可行性上的取舍；还不仅只是可行性上的，也包括着哲学上的，因为源于英美传统的经验主义哲学和分析方法已在人们的观念中明显地占了上风，这也许更合于中国文化的心理结构。

作为这样一种转向的背景材料，除了近百年来的苦难历程使得人们不得不从对革命原则的珍爱转向对物质利益的追逐外，也和旧制度在各项局部改革中所呈现出来的曙光有关。

然而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所阐述的却正是这样一个触目惊心的话题：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何以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与此话题相关，还可以产生如下一些疑问：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为什么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何以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更激怒了人民？合法地违法为什么比没有法律时更坏？打倒贵族、驱逐教士作为一种对民主与平等的追求，为什么反倒给自由留下了一道永不愈合的创口？

更多的类比无疑是多余的，那场震惊世界的法国大革命毕竟是二百多年前的事。然而书中却有这样一段话：早在一七八九年大革命前几十年，法国盛行过一种可称之为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的主张；作者说。正是这种主张才给我们研究这场大革命的真正本性提供了一个文本，“在他们身上可以找到大革命所有最基本的内容。”(第194页)这些内容是理论探讨，但决不脱离实际，而且是为解决实际问题才设计出来的，所以它比我们今天只能抽象谈论的欧洲大陆哲学更接近于那场大革命的实际进程，其中包括着它的目标、步骤与举措。作者说，当他读摩莱里的《自然法典》时，仿佛就置身于法国大革命之中，而其实，这本书出版于法国大革命前一百年。而且更令人惊奇的地方在于：对整个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来说，他们心目中最理想、最美好、最可供世界各国仿效的完美典范恰恰正是当时的中国：“在中国，专制君主不持偏见，一年一度举行亲耕礼，以奖掖有用之术；一切官职均经科举获得；只把哲学作为宗教，把文人奉为贵族。看到这样的国家，他们叹为观止，心驰神往。”(第198页)

当许多人把共产主义作为乌托邦而置之不理时，千万别忘记了这是一种在操作上完全可行的乌托邦。经济学派确实在三百多年前的中国那里看到了一种原则，这就是使国家成为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同时使每个人的权利服从于全体意志，它的内容包括“财产公有制、劳动权利、绝对平等、一切事物的划一、一切个人活动的刻板安排、一切由上级规定的专制制度和公民个性完全并入社会整体”。(第199页)这一切都正如这一学派的创始人魁奈所说，“中央集权制与社会主义的确是同一土壤的产物；他们二者之间的相对关系是栽培的果实与野生幼树的关系。”中央集权指的是强大政府。托克维尔说，只有中央集权才能改变社会形式，当然也只有中央集权才能毁灭社会基础。法国大革命正是借助于中央集权才同时实现这二者，在实现过程中，王权式的中央集权变成了民主专政的中央集权并最后发展为雅各宾式的专政；它在摧毁了旧制度的政治机构和民事机构的同时，也动摇了整个的社会基础，包括法规、风尚、习俗直至语言和上帝本身。一切都如此可怖、如此必然而又如此费解，“人类精神完全失去了常态；不知道有什么东西可以攀附，还有什么地方可以栖息，革命家们仿佛属于一个陌生的人种，他们的勇敢简直发展到了疯狂；任何新鲜事物他们都习以为常，任何谨小慎微他们都不屑一顾。”(第191页)许多人正是据此才将这场大革命视为魔鬼在世间的显灵，认为“人们无法阻止它，它也绝不会自动停止，它将把人类社会推向最终的彻底崩溃。”(第43页)

在这一过程中，如果仅从观念上来梳理的话，就交织着保守的自由主义与激进的民主主义的关系。

自由、民主、平等、博爱历来被认为是法国大革命中最激动人心的口号。然而今天回头去看，又会发现这四个口号之间并无内在的同一性，而且自由从本质上说是与民主对立的，正如平等与博爱也根本不在同一层面上一样。它们之间的联系当然有，但也正是种种可在观念上建立起的联系，才使人们误以为可以获得一切，并在获得中不得不以牺牲掉自由和博爱为代价去服从于民主和平等的需要。

当“博爱”被理解为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同情或关心时，托克维尔指正，请记住，哪怕在这种同情与关心中真正包含有想把另一部分人拯救出苦海的善心，也仍然不能排除关心中的蔑视和同情中的轻视：“这不禁使人想起夏特莱夫人的看法；伏尔泰的秘书告诉我们，夏特莱夫人毫不在乎地当着仆人的面更衣，因为她并不确信仆人也是人。”(第216页)夏特莱夫人是伏尔泰的情妇，爱好科学，同情人民，写有大量有关“博爱”的论文。

问题就在于这种不乏轻蔑的同情与关心，再加上早在大革命爆发前十三年就业经国王敕令所废除了的劳役制，还有不断减轻着的负担，包括对取消盐税和军役税的呼吁，所有这一切反而使农民们更意识到了世道的不公平。“从而在他们内心深处燃起贪欲、嫉妒和仇恨。”(第219页)这一切共同导致了法国大革命：同情与关心感动了有教养的阶级，使他们投身革命，同时也点燃了被压迫者的怒火，使他们产生出复仇和改变地位的强烈欲望。于是一个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用最博爱的呼吁鼓动起了最没有教养的阶级的最残忍的行动。一直被压在社会最下层的农民早已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他们自身既然能忍受一切，那么也就能使别人也忍受一切。十八世纪的路易十六时代，宗教宽容、领导温和，统治者充满人道甚至仁慈，然而也正是在如此温和的风尚中，爆发的却是一场最不人道的革命。

路易十四和路易十五时代，法国社会陷于麻木状态，政府因循守旧，毫无创新，城市未作任何努力使居民的生活环境更舒适健康，巴黎之外的区域在经济上陷于全面崩溃之中。正是大革命前三四十年间，社会才出现了内在的震动，民族也才复活过来。这不仅指政府努力促进着公共繁荣，不断发放救济金和奖励、实施公共工程，而且指的是整个法国的全面富裕和发展。作者认为“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二十年中那样发展迅速。”(第208页)原因有二：一是“一个依旧强大但不再实行专政、到处维持秩序的政府”；二是“一个从上层阶级看已成为欧洲大陆最开明、最自由的民族，在它内部，每个人都能随心所欲地发财致富，可保住已取得的财富。”有了这两点，尽管封建权利、国内关税、行会管理、官员腐败依旧，但全社会依然可以结成一体，就像一部机器一样朝着繁荣的目标运转。

但也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虽说人人努力改变环境，是一种使人焦急的追求，引着人们去诅咒过去，并梦想一种与眼前现实相反的情景；如果说二十年前人们对未来还无所期望的话，二十年后则变得无所畏惧，“人们的想象力预先就沉浸在即将到来的闻所未闻的幸福中，这使人对既得利益无动于衷，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第211页)

二是法国行政当局的种种流弊，特别是财政管理不善的劣迹变得越来越刺目。所有这些流弊是早就存在着的，而且以前要严重得多，但当它与个人的财富有了关系后，也就变成了“千家万户的私人灾难”。所有投机的欲望，发财的热忱和对福利的爱好早已变成了一种意识着的经商活动，而最先发了财的又恰是那些在过去最敌视改革、最蔑视或厌恶法律的特权者；当他们迅速地摇身一变而成为食利者、商人、工业家或批发商，当他们开始呼吁对整个财政系统必须进行彻底革命时，他们自己就已既是债权人，同时也是债务人。作者说，一七八九年，法国国家欠债达到六亿里弗。于是全法国陷于这样一种滑稽而又悲惨的境况之中：“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推促着自己的毁灭。”(第213页)

毁灭自己的什么？也许有人会想到旧制度。一切弊端皆起因于不民主的王权专制，而王权专制所保护的又恰是贵族的特权和教士的等级。宗教成为一种政治制度，教士成为尘世的地主和官吏，成为什一税的征收者，这就是法国大革命的最初措施一定是对教会的攻击的原因。当法国大革命爆发时，旧的贵族制度业已衰落，日益取代贵族统治的是官吏政治。但贵族本身又正是由于其失去了往日的权力而变得不能让人容忍；他们越衰落、危害力越小，激起的仇恨反而越大。由于贵族不再有权力主持公正，执行法律、赈济贫弱，他们自身的特权就只能作为一种近于种姓的遗产存在着，“人们说得有道理：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令人厌恶百倍。”(第73页)

如果法国大革命的目标是铲除遗留下来的封建特权并建立一种民主政治的话，那么王权、教会和贵族就会同时成为革命的对象。

作者在该书的“前言”中说，法国大革命爆发时，对平等和自由的热爱共同占据着人们的心灵，“他们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时代，尽管它有各种错误，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当抄下这段话时，脑海里某个被遗忘的角落似乎出现了二十多年前投身于文化大革命的红卫兵形象)但也同样是这样一批法国人，由于种种原因而抛弃了他们最初目标中自由的一面，并最后在一个比大革命所推翻的政府更强大、更专制的统治下，“取消了权利的种种主要保障，取消了思想、言论、写作的自由——这些正是一七八九年取得的最珍贵、最崇高的成果——，而它居然还以这个伟大的名义自诩。”

大革命的精神是自由，目标是民主，有如大革命的鼓吹者以博爱为原则，目的却是想使人平等一样，最后的结果就是人民主权名义下的民主专政，也只有这种专政形式才使一切人同时获得了平等——成为拿破仑统治下的平等的仆役。

什么是作者所理解的保守的自由主义？那就是在贵族和教士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高贵的气质和品性，那是一种心灵上的骄傲，“对自身力量天生的自信，惯于被人特殊看待，使它成为社会躯体上最有抵抗力的部位。它不仅气势雄壮，还以身作则来增强其他阶级的雄壮气质。”(第148页)作者并不赞成种姓意义上的特权，但把这种特权纳入法律的约束与消灭贵族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作者说，“我开始研究旧社会时对教士充满偏见，我结束这一研究时对他们充满敬意。”教士是法国各阶级中最卓越、最开明、最少私人道德、对信仰最为坚定的一个阶层，他们个人身上的缺点与行业组织自身固有的缺点有关，无论是政治组织还是宗教组织，一旦成为一个紧密联合、结构严整的组织时，就势必会本能而盲目地坚持本团体的狭隘利益；但就一种宗教而言，只有基督教才只调整人与上帝的总体关系、调整人与人的一般权利而不顾及法律、习俗的形式与限制，作为一种反抗，这就为精神本身的自由保留下一块圣地。作者认为，人们平时所热望的自由，其实只出于对主子的痛恨，所以自由往往会成为争取民主的口号，而民主又成为争取平等的手段；平等，无论是出自于心灵的博爱，还是对贫富不均的厌恶，最后都只不过促使着人们去发现新的奴役形式，它可以是王权的、皇权的、民主专政的，也可以是普遍的、议会的，托克维尔想提醒人们的，正是那种在民主进程中抹煞个人并实行平等，以及公民投票制度的危险；在这一进程中越激进、越理想化，其危险也就越大。

那么自由到底是什么？作者说，自由的诱惑与魅力，与通过自由所想获得的物质利益毫无关系，它只意味着“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第203页)自由所缺少的，对人的心灵而言，是对自由的爱好；对社会制度而言，只意味着政治自由，这种政治自由的制度有一个最大的好处，这就是能保证那些最厌恶自由、觉得自由不能当饭吃、当钱花的人也不会因他的厌恶而丧失自由。

没有自由的民主社会可能变得富裕、文雅、华丽，甚至辉煌，因其平头百姓举足轻重而显得强大；在那里可以看到私人品德、家庭良父、诚实商人和可尊敬的产业主；甚至还会见到优秀的基督徒，因为他们的祖国不在尘世，而他们宗教的荣耀就是在最腐败的时尚中，在最恶劣的政府下，造就优秀的基督徒：罗马帝国最腐朽的时代就曾充斥着优秀的基督徒；但是我敢说，在此类社会中是绝对见不到伟大的公民，尤其是伟大的人民的，而且我敢肯定，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第36页)

作者说，这就是他几十年来对有关自由与民主的关系所想说的全部的话。

从这一点出发，加上对法国大革命的过程的体察，似乎还可以说上几句看似题外但又更为现实的话。

第一，生活在一个毫无政治自由的国度里的知识分子，在自由的种种废墟里所能保留的就只有思想的自由，包括对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天赋权利的思想。然而这种思想的自由很容易以一种“文学政治”的形式介入现实的政治生活，于是成为法国政治生活中的首要力量。正因为法兰西民族是一个最有文学修养、最钟爱聪明才智的民族，所以一旦由作家们占据了在自由国家里通常由政党领袖占有的位置，那么一旦国民终于行动起来时，全部的文学习惯也就会被搬到政治中去。这是法国大革命中不幸的一面，但也值得我们这个同样具有文学政治传统的民族警戒，更何况对我们这个理性探讨薄弱、文学癖性更浓的民族来说，以天下为己任，学而优则仕和修、齐、治、平的抱负不仅是求学的目的，几乎就是人生的全部理想。可惜对此深入反省的人并不多。当年经济学派或重农学派曾认为中国把哲学当宗教、把文人当贵族是国家的典范，其实正说明在一个既无宗教、也无贵族的国度里，哲学与文人的话语空间是非常狭小的，还不仅只是话语空间，也包括着生存空间。空间越狭小，成与败、穷与达的标准越确定，文人与政治就越受到双重的伤害。

第二，托克维尔认为临近一七五○年，人们最能接受的就是经济学派的主张，“他们对平等的热爱是那样明确，对自由的爱好是那样不明朗”；他们对政治自由的兴趣乃至观念也已完全消失，结果是盼望改革甚于盼望权利，盼望腓特烈大帝甚于运用已到手的权利，这就为三十年后的大革命提供了一种心理上的准备。作者说：“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第210页)

也许发生在前苏联和东欧的事更能印证托克维尔的这一观点。

第三，法国大革命打倒了贵族、铲除了教士，于是出现一大批假贵族和假教士，他们共同构成为一个新的“上层阶级”，“在上层阶级中，人们倾心于装饰生活，而不是使生活更舒适方便，更关心出人头地，而不是发财致富”，这就同时把贵族和教士身上的缺点移植到了资产阶级身上，使他们既傲慢，又从不把整体利益放在心上。全法国只有一个政治的原动力，这就是巴黎。全法国分裂成若干阶级和团体，大家彼此对立而又极其相似，既不共同行动，也不相互支持，结果是政府既无约束力量，也无在危急时获得后援的力量，以致社会的基础一旦松动，整个权力大厦也就倾刻瓦解。作者认为这第一应归咎于国王长期采取的分而治之的手法；第二是因为中央政权先已摧毁了所有的中间政权机构，于是使中央政权成为了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和个人愿望的唯一代言人。作者说，人心的涣散使得真正独立的精神、对伟大事物的爱好和对自身事业的信仰荡然无存，以致当大革命到来时，“要想在法国最广大地区找到十个惯于以正规方式共同行动、进行自卫的人，都是徒然，中央政权独当此任，以致这个中央政权从国王政府之手落入不负责任但有主权的议会之手，从温厚而变(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为可怕，中央政府在它面前找不到什么东西可以片刻阻止或延缓它。曾使君主制如此轻易垮台的同一原因，使一切在君主制倾覆之后都变得可能。”(第237页)

这里面有一种循环与重复的可怕。

所以当大家以救亡与启蒙的双重变奏去理解中国近代史中的学术变迁时，我希望也能把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相互剥离开来。这种剥离也可视为是对传统的清理，但目的将不再是如何更能适应现实的需要，而是看传统是否能仅靠自身的原则就将自身支撑起来。在这种支撑中，从保守意义上而言的对个人权利与自由的维护无疑应该置于任何激进的社会革命的理论之上，无论这理论以什么样的口号作为自己的旗帜。

第二篇：保守自由主义

保守自由主义国家观及其批评者

作者：庞金友

内容提要 保守自由主义认为，在自发秩序的引导下，市场经济可以自足自治；国家行为存在内在悖论，政府也会失灵；政府干预作用有限，弱政府才是最佳选择。保守自由主义反对新自由主义的积极国家观，并借助经验认识论、消极自由观、自由至上论和主流民主观详细论述消极国家观的合理和必要。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和新左派对此展开了猛烈批评。

关键词 保守自由主义 消极国家观 国家悖论 弱政府

20世纪70年代初，新自由主义（New Liberalism）所倡导的政府干预和福利国家政策遭遇空前危机，各种弊端日益显现。以保守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为首的保守派在与新自由主义的论争中开始占据上风。这一流派主张消极国家观，倡导社会自治和自由市场，坚持“弱政府、强社会”的关系模式。

一、消极国家的内在逻辑

新自由主义与保守自由主义是传统自由主义的两个现代变体，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相伴而生。针对新自由主义提出的市场会失灵，必须借助政府干预来弥补，保守自由主义给予有力的回应。

（一）自发秩序与自由市场

保守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哈耶克通过“自发秩序”来证明自由市场的内在合理性。在他看来，人类社会经济秩序可以划分为自生自发的“自发秩序”和刻意设计的“人造秩序”，前者是社会成员在相互交往中所保持的并非他们有意建构的一种行动的状态，是自由市场的真正根基和灵魂，而后者则是人为想象和建构的结果。适度的、符合法治形式的政府活动是允许的，但福利国家与计划经济却是一条指向极权和奴役的道路。而且，“大凡认为一切有效用的制度都产生于深思熟虑的设计的人，几乎必然是自由之敌”。哈耶克坚持反对那种对社会经济秩序进行整体设计和建构的做法是理性的“致命的自负”。

弗里德曼则从另一个角度论证这一点。他认为，“广泛地使用市场可以减少社会结构的紧张程度，„„市场所涉及的范围愈广，纯然需要政治解决的问题愈少，从而需要达成协议的问题愈广”，反之，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手段往往“趋向于削弱一个稳定的社会所必需的社会结合在一起的力量。”

倡导自由市场与社会自治并非保守自由主义的首创。正如安东尼·阿巴拉斯特所言，不能说保守自由主义的这些主张代表了“自由主义传统内部新的或原创性的要素”。但它们确实提供了强有力的论证：自生自发的秩序，排斥外在的干预，政府干预自然在排除之列。

（二）国家悖论与政府失灵 市场失灵一直为新自由主义所诟病，并成为其主张政府干预的基本理由。保守自由主义借助“经济人”假设指出：政府也会失灵，政府干预存在诸多隐患。

公共选择学派的布坎南认为，无论是公民、政治家还是政府官员，都是理性而自私的经济人，一切行为均以成本－收益计算为依据，在政治市场中追求着自己的最大的政治利益。政府往往为代表特殊利益集团的政治家所操纵，其决定并不真正反映公民的意愿。过分依赖政府干预只会带来不尽人意的后果。市场会失灵，政府同样也会失灵。布坎南甚至断言，现代社会的主要问题并非出自市场制度，而恰是出自政治制度。他倡导制度选择理论，其宗旨就在于削弱政府干预的强度，克服政府干预的局限。

诺思的“国家悖论”更具说服力。由于国家既是“经济人”，又是公共利益的代表，这就注定国家在现实生活中面临两难：一方面，国家要使统治者的租金或收入最大化；另一方面，还要使全社会总产出和国家税收最大化。在现实生活中这两个目的有时是冲突的，国家干预便具有了矛盾性：社会经济的发展需要国家提供制度安排；而国家权力一旦介入市场领域，极易侵害个人的财产权，进而造成所有权残缺、产权失效甚至经济衰退。如诺思所言，“在使统治者（和他的集团）的租金最大化的所有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和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率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的冲突”，因此，只有减少国家干预，建立有效产权制度，才是消解国家悖论的关键。

（三）最弱国家与有限政府

与传统自由主义承认国家是一种“必要的邪恶”一致，保守自由主义也承认政府是必要的，应对其进行约束和限制。但与前者关注政府规模和权力范围的大小不同，后者更重视政府职能和行政效率的强弱。

诺齐克提出“最弱意义的国家”概念，认为“最弱国家”意味着国家作用仅限于防止暴力、偷窃、欺骗和强制履行契约等消极功能。国家是且只能是仅限于保护个人自由权利的充分实现和绝对安全的“守夜人”。它能给个人提供充分的自由和选择的余地，却不能干预个人做他愿意做的一切。任何比“最弱意义国家”权力更大、职能更多的国家，都会威胁公民的权利，都不具备道德的合法性和可证明性。

而在哈耶克看来，自由与权利问题属于私域问题。国家对私域的关切并无不可，但此时国家行为的合法性，必须表现为防止任何他者对私域的干预，并使人们相信“他所依赖的并不是他人为其蓄意安排的发展境况”。私域为个人主持，无需他人介入；国家的作用在于且只能在于对可能危及私域的任何举动进行强制。

弗里德曼肯定了作为“裁判员”的政府的必要性，因为它可以“提供我们能够改变规则的手段，调解我们之间对于规则意义上的分歧„„” 但由于政府权力往往集中在当权者手中，时刻威胁着自由，因此，必须约束政府行为，使其只从事应当由其负责的活动，否则，政府干预只能走向反面。他明确提出政府行为的两个基本原则：职责范围有限和权力行使分散。这一主张与斯科特的观点极为相近。

由上可见，保守自由主义消极国家观的理论逻辑十分清晰：依凭自发秩序，市场可以实现自主自足，根本就不需要过多的外部干预。更何况，政府也会失灵，政府干预存在内在缺陷。政府越弱越好；“最弱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

二、弱政府的理由

消极国家观从来都不是孤立的。保守自由主义的经验认识论、消极自由观和主流民主观都在不同角度论证和说明了“弱政府”理论的必要和合理。透过保守自由主义与新自由主义的当代论争，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

（一）经验认识论

保守自由主义者坚持英美启蒙运动的经验主义传统，坚决抵制理性至上，反对过分滥用理性，并对承继于欧陆启蒙运动的理性主义的危害做了详细的剖析。

在保守自由主义者看来，理性主义具有一种天生的傲慢，以至于“从不怀疑他的'理性'决定事物的价值，观点的真理，或行动的适当与否的力量。” 任何观念的真理性，都要被推至理性主义法庭前接受审判。奥克肖特认为，理性主义坚信任何政治问题都有一个尽善尽美的解决办法，它不承认经验与实践的重要，否认真理来自经验，结果只能使理性知识成为“半截子知识”，理性主义政治蜕变为“书本政治”。

在哈耶克看来，社会的发展离不开理性的支持，关键问题是什么样的理性以及如何利用理性。建构的理性主义相信理性的至上性，相信通过一个组织或国家的计划实现对社会及个人生活的安排是社会进步的唯一正道。而进化的理性主义则认为人们的知识尚未能自足，“即使那些最为复杂、表面上看似出于人为设计的政策规划，亦几乎不是人为设计或政治智慧的结果。” 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只是人类长期摸索不断试错而达致文明进化的过程，是“自生自发”得到进步而绝非设计的结果。任何试图依据理性通过计划安排人类生活的做法，不仅会压抑个人自由和阻碍社会进步，而且还会导向暴政。

（二）消极自由观

19世纪末20世纪初，格林提出“积极自由”的概念，认为自由的实现需要一个关心全体公民福利的、积极作为的政府。这种积极自由观重释了国家的作用，为国家的有所作为提供了新的论证和依据。但在保守自由主义看来，追求这种积极自由，必须依赖政府权力的扩张和强制的产生，最终反会破坏自由；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消极自由”，即摆脱他人干涉的自由，或不受制于他人专断意志的自由。

伯林是“消极自由”的系统阐发者。在他看来，自由是指一个人能够不受别人阻碍地行动的领域，“自由就意味着不被别人干涉。不受干涉的领域越大，我的自由也就越广。” 一个人没有能力达到某个目的，并不意味着没有政治自由。但如果别人阻止他做他本来能够做的事，那他就是不自由的。如果一个人不被干涉地行动的领域被别人挤压至某种最小的程度，那他就是被强制的，或者说，处于一种奴役状态。只有消极自由才最符合人类福祉，才能使人在多元的价值中有权做出自己的选择。消极自由观无情地削弱了国家干预的合理性。

（三）主流民主观

萨托利没有哈耶克激进，他认为自由与民主既可相容，又存在张力。从纵向上看，民主追求的是自由，从横向上看，民主追求的是平等，一种权利上的平等。如果平等权利是指法律层面的人人平等，那自由与平等相容；如果平等权利是指物质层面的经济平等或分配平等，那自由与平等就冲突。过度追求后一种平等甚至会毁灭自由，因此，平等的追求要有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平等就会毁掉自由，随之还会毁掉自由主义民主制度。” 从此角度，他论述了国家对社会和经济生活干预作用的有限性。

萨托利致力于恢复“主流民主理论”，这种源自传统自由主义的民主理论并不强调人民主权和政治参与，而是强调分权和法治。他一再提醒要警惕民主增长所带来的危险，“寻求最大限度的民主，除了削弱作为整体的自由主义民主之外将一无所获。” 他将自由主义民主形象地比喻成由自由和民主拧成的一股绳。“如果自由主义的民主死了，民主也就死了。”

透过保守自由主义从以上几个方面为“弱政府”理论提供的论证，不难看出，“弱政府”并不如传统自由主义“小政府”那样倡导政府越小越好，而是要求政府该弱的职能要弱（如对市场和民主的干涉），该强的职能要强（如对危机和全球事务的应对）。正如考克斯所言，“弱政府”绝非是向“小政府”的简单回归，而是一种否定之否定的嬗变和提升。

三、弱政府的批评者

90年代后期，保守自由主义推行的市场化和全球化引发了许多社会问题。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及新左派针对消极国家观展开了深入的批判。

（一）新自由主义的回应

作为90年代后新自由主义的代表人物，斯蒂格利茨认为，政府一直在行使着重要的经济角色。因为“第一，政府是一对全体社会成员具有普遍性的组织；第二，政府拥有其它经济所不具备的强制力。” 由于市场具有信息不完善性和市场不完全性，因此会出现大量的市场失灵现象，表现为公共产品、外部性和垄断等。市场失灵的根源在于没有人对市场负责，没有人干预市场。斯蒂格利茨认为市场失灵现象的存在，为政府干预市场提供了合法性，当然，也基本上界定了政府活动的范围。

当然，斯蒂格利茨也承认，虽然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但其干预形式必须是合适的。他的思路是：市场失灵为政府介入提供了可能性，但市场的作用却是政府无法替代的，因此必须区分“私人产品”与“公共产品”，区分“政府提供”与“政府生产”，以调解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张力。公共机构要引入创新、激励与竞争机制，以提高效率。国家的强大既是校正市场失灵的前提和基础，也是市场干预的理性要求和客观结果。成熟而发达的市场自治与职能强大的政府干预可以共存，“强社会”与“强政府”并行。

斯蒂格利茨从另外的角度思考政府干预的必要与可行，兼顾市场失灵与政府失灵，提出了“强政府”理论，确实值得人们思考。

（二）社群主义的反思

社群主义是以反自由主义的形象出现的，自由主义的国家观自然是它所批判的首要内容。社群主义首先反驳保守自由主义的“国家中立”原则。国家中立不仅会损害公共利益，还会削弱民主政治的合法性根基。因为公共利益的维护需要公民的美德和善行，但公民良好道德的形成，正确价值观的确立，需要国家积极引导。查尔斯·泰勒认为，个人的选择自由只有在一个倡导多样化的社会中才能得以实现，而这一切又以国家引导和扶植形成社会共识为前提。为了维护公民的权利，国家应提供一种积极的政治观。

“权利政治”和“公益政治”孰优孰劣，是保守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争论最为激烈的问题。前者认为政治现代化的过程，就是国家范围不断缩小、公民权利和自由不断扩大的过程。后者则认为，一个政治社群应该把推行公共利益作为已任，不断扩大公共利益的范围。正如桑德尔所言，如果一个政治社群所能提供的公共利益很少，这样的社会纵使再公正，也不能算是一个良好的社会。A.麦金太尔同样认为“所有这一切有时惟有通过政府制度机构的运作才是可能的”。沃尔泽也一再强调，“国家必须为全球市场对它的公民们的影响设定界限；它必须保卫它自己的福利、教育和政治过程的自治。”

当然，社群主义如果过分强调社群对个人的优先性，就极可能抹杀个性的价值，如果对公益政治推崇过高，也会片面强化政府职能，正如桑德尔提醒的那样，这同样包含着极大的危险。

（三）新左派的分析

新左派从全球化的角度批评保守自由主义的国家观并不足取。这种消极国家观很容易使现代国家陷入困境：自由市场需要一个消极的国家，而市场危机和全球化问题的解决却需要一个强大的国家。哈贝马斯具体分析道，保守自由主义一方面强调国家的消极角色，一方面却在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和全球化，这种倾向存在潜在危险。晚期资本主义开始将自身的危机从经济领域转嫁到其它社会领域，使生态平衡、人类平衡以及国际平衡破坏，甚至导致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种种危机。而这些问题的解决恰恰只能由国家来承担。

新左派认为全球化并不必然弱化国家的作用与功能。当前许多国际问题的解决，仍只能以民族国家为基本行动单位。民族国家框架内公民社会尚无力量足以摆脱市场逻辑、倾向民主自由，资本的力量依然无比强大。而且，全球公民社会的构成成份多元而复杂，甚至包括许多彼此排斥、相互对立的团体组织。如果以为只要诉诸公民社会就可以解决国家无法解决的问题，无疑是陷入了“公民社会决定论”，不仅把实际问题简单化了，还会“由于流于制度层面的分析，忽视了现有国际关系中的不平等”。

小政府抑或大政府，弱政府抑或强政府，这是现代政治理论与实践的焦点问题。自由主义消极国家观的当代嬗变，保守自由主义“弱政府”理论的几度沉浮，都在论证一个结论：现实政治的需要，是决定国家权限大小和国家职能强弱的关键因素；没有一种国家观念或政府理论可以适用于任何时代，终极理论是不存在的。西方的理论变迁与现实发展，可以为我们提供有益的启示，但中国的政治发展最终还是要基于中国的基本国情和政治现状，走属于自己的特色道路。

本文系作者主持的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思想研究”（项目号：06CZZ002）与中国政法大学校级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研究”（项目号：020395）的阶段性成果。

第三篇：英国激进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与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异同

英国激进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与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异同

第五组：马木洒 马义忠 巩惠泽 骆天明 尹先豪

一、不同点

1、对自由的认识不同

激进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强调自由的有限性和可共享性，自由是大多数人可以共同享有的，不是少数人的特殊权利，个人获得自由的主要办法是接受教育。

传统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的核心是自由放任主义，认为人的自由是不可侵犯的权力，强调个人无限制的自由。

2、对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看法不同

激进自由社会福利思想主张国家对社会经济与生活实行干预，并把社会问题的出现和加剧归因于社会发展的不和谐性；

传统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主张社会经济活动是由自然秩序支配着的，让其自发地起作用才最有利于国民财富的增长，反对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干预。

3、对社会问题的看法不同

激进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主张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仅靠个人，同时也应该依靠国家建立的社会保障制度；

传统自由主义社会福利思想认为社会问题是个人原因造成的，主张它的解决应当依靠个人而不是社会和政府，政府只承担有限的职能。

二、相同点

1、二者的提出都是基于国家的不断发展和社会问题的日益复杂化

2、在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中都强调个人的作用

3、都关注人的自由问题以及政府和社会的关系

第四篇：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激进与保守（共）

: 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激进与保守

---浅析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2004-10-30

作者简介:刘睿(1979-),男,云南昆明人,海南大学公共管理学院2002级研究生。启超等人更是彻底的对这种渐进式的改

革失去了兴趣和耐性,不仅如此,他们更看穿了洋务派 “中体西用”思想下只求“变事”不求变法的真正用意。康 有为认为洋务派这种“变一事”的做法是“微特偏端不举, 即使能举,亦于救国之大体无成。”[1](P512)于是在国难 当头的时刻,在焦灼、亢奋的心态的影响之下,维新派提 出了他们“大变、快变、全变”的激进的改革思路。康、梁等人“大变、快变、全变”的激进改革思路的提 出,除了受到当时危急的国情和激进的变革心态的影响 之外,更是受到其文化选择态度和方向的影响,这一影响 才是更为本质的影响。自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先 进知识分子就开始了学习西方文明,反思中国传统文化, 不断对中西文化进行比较、进行选择的进程。当这一进 程推进到戊戌年间,代表这一进程方向的先进知识分子 的思想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以康、梁为首的维新派跳出 了前人思想的窠臼,做出了从根本上与传统决裂,全面向 西方学习的文化选择。作为戊戌维新旗手的康有为,在 系统地比较了中西文化的区别之后,看到两者间“毫发不 同,冰炭相反”的文化悬隔性;在系统地对中国传统文化 进行了反省之后,“他深切地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如果 不进行根本的改造,中国将没有出路,民族将极为危险。所以,变法思想成为他文化选择的最后结果。”[3](P214)面对当时的局势,他深切地感到,要变法就必须“本末并 举,首尾无缺”,若是变末不变本,到头来仍是一事无成。于是,他提出了一个包括政治、经济、教育、法制等制度, 同时又涉及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技艺制造等方面的全 面的变法思想和主张。这种打破传统,全面向西方学习的文化选择态度和道路,就当时来说不可谓不激进,正是 在这样激进的思想和文化选择态度的影响下,“大变、快 变、全变”这一激进的改革思路诞生了。

3.激进的改革措施。1898年6月11日(农历四月二 十三日),光绪下诏“明定国是”,决定变法,从而揭开了“ 百日维新”的序幕。在此之后的103天中,光绪颁布了一 百多道变法诏书,有时甚至一日数诏,内容涉及政治、经 济、军事、文化、风俗等几乎各个方面。

这些改革措施在政治方面主要有:“广开言路,提倡 官民上书言事;准许自由开设报馆,学会;撤除无事可办 的衙门,裁减冗员;废除满人寄生特权,准许自谋生计”, [1](P533)兴民权,开民智,变官制,改良司法等。在经济 方面主要有:“提倡实业,设立农工商总局和矿务铁路总 局,兴办农会(由绅富之有田业者试办)和会,鼓励商办铁 路、矿务,奖励实业方面的各种发明;创办国家银行,编制 国家预决算,节省开支。”[1](P533)在军事方面主要有: “裁减绿营,淘汰冗兵,改变武举考试制度,精练陆军;筹 办兵工厂;添设海军,培养海军人才。”[1](P533)在文化 教育方面主要有:“开办京师大学堂,并要全国各地设立 兼学中学、西学的学校;废除八股,改试策论;选派学生到 日本,设立译书局,编译书籍,奖励著作。”[1](P533)在风 俗方面主要有:废缠足陋习,剪辫发,改服制等。这种种 措施一经颁布,便立刻引起朝野震动,引起全国关注。其 中尤以光绪帝在戊戌年七月后颁布的一系列改革管制、裁汰冗员、废除八股、变革政治统治结构等措施的影响为 最。

这些除旧布新的措施,影响之大是空前的,对中国社 会的触动也非常深刻,其表现出来的激进色彩也是前所 未有的。

二 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保守

我们的世界是由无数的矛盾所构成的,激进与保守 作为一个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相互影响,哪里有 激进哪里就会有保守,对于激进的维新派来说也是这样。激进的维新派本身也存在着保守和局限,这些保守的力 量与激进交织在一起构成了戊戌变法中巨大的阻力。1.维新派的“托古改制”。在中国历史上“托古改制” 是改革者们惯用的招数,他们从古人---孔子---的言

论、思想中挖掘出符合其需要的部分,经过一番加工整理 之后,用来解释其改革的思想并确立其改革的合法性。有如以往的许多改革者一样,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也 选择了这种方式来推进他们的改革。

1891年康有为刊发了他在戊戌变法时期的主要理论 著作之一---《新学伪经考》一书。在书中,康有为认为 东汉以来的古文经学多出自刘歆伪造,是“伪经”;他指斥 古文经学不是孔子的“真传”,认为,西汉以前的今文经才 是孔子“真传”所在。1898年康有为正式刊行了他的另一 部维新变法理论著作---《孔子改制考》。在书中,康有 为用自己的观点阐释儒家经籍,把资产阶级的民权、议 院、选举、民主、平等,都附会到孔子身上,说是孔子所创;他把孔子装扮成“托古改制”者,尊孔子为教主,用孔教名 义,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通过这两本书,康有为把资产 阶级需要的东西,挂上孔圣人的招牌,力图使人们相信, 孔子就是维新变法的祖师,维新变法就是遵循孔子的教 诲所进行的。应该说借助于“托古改制”这一方式,维新派的新观

念、新思想在传统士大夫和知识分子中得到了一定程度 的认同,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改革的阻力,给改革的进行 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使用这一方式,就给维新派的 改革设置了一个保守的前提,它使得维新派的一切改革 都必须在“孔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这无疑就极大地束 缚了改革者的创造力,甚至还有可能使新思想变质,从而 促使改革者回到保守主义的老路上去。“托古改制”这一 方式的使用,一方面使新观念、新思想的传播如虎添翼;另一方面,也正是在这种方式的作用下,“当康有为作为 政治活动的领袖并将其付诸实施的时候,他又受到这一 方式的束缚,采取了'自上而下、和平改良'的途径。结果 是六君子殉身,康、梁逃亡日本,激烈一时的维新变法运 动归于失败了。”[2](P215)2.皇权变法。维新派的另一大保守表现就是,他们

在托古改制方式的限制下进行的皇权变法。首先,维新 121 采取的是“托古改制”的方式,而采用这

一方式的前提就是改革必须在孔教允许的范围内进行, 这就使得改革只能在皇权的基础上进行,离开了皇权的 保障变法就失去了合法性和可能性。其次,在维新变法 中维新派奉行的是一条“自上而下、和平改良”的改革道 路,这就要求改革只能在符合统治者的愿望的范围内进 行。在此前提之下,维新派必然更多的是从维护清政府 统治的需要出发进行改革。那么,变法的真正目的只能 是维护皇权。再次,在整个变法的过程中,维新派自始至 终把所有的希望寄托在光绪一个人的身上,他们所提出 的一切改革措施的施行,归根结底都要靠皇帝一人下决 心;最后从康有为等人的变法主张中我们可以看出,他们 要求的只是改良而不是革命,他们要的只是“绅权”而不 是“民权”,他们要的只是“君主立宪”而不是“共和民主”, 归根结底他们要的只是皇权,他们要进行的只是“皇权变 法”。

“托古改制”推动着“皇权变法”,“皇权变法”依托于 “托古改制”,两者相互联系,相互推动,体现了维新派自 身的局限性和保守的特色,构成了维新派最终走向失败 的内动力。

三 从维新派的激进与保守看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 从维新派的角度看来,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大

致可以分为主观和客观两大部分。客观原因主要是守旧 势力的阻挠和镇压;社会现实条件的限制;帝国主义列强 的干涉等等。但是,这些情况与其说是导致戊戌变法失 败的客观原因,不如说是改革者在进行改革之前应当考 虑的客观现实条件。所以,真正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 因只能是维新派本身存在的缺陷,以及他们在变法中表 现出的种种不足。而且,维新派的种种缺陷与不足,在他 们推行的交织着激进与保守特色的改革中体现得淋漓尽 致。因此,从维新派的激进与保守出发来讨论戊戌变法 失败的原因,或许可以使我们更加清楚的看到戊戌变法 是如何走向失败的。

从维新派本身存在的缺陷来看,导致戊戌变法失败 的原因可分为宏观和微观两大方面。宏观原因大多体现 在维新派保守的策略之中;微观原因大多体现了维新派 激进的变革心态和思路。所有这些原因综合在一起致使 维新变法最终走向了失败。

1.宏观原因。导致维新派失败的宏观原因主要有: 维新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及其在文化选择上存在的缺 陷。

(1)维新派本身的阶级局限性。戊戌维新是维新派 领导的带有资产阶级性质的改良运动,它的领导力量---以康有为为首的维新派,所代表的民族资产阶级上 层的阶级局限性决定了这场改良运动必将以失败而告 终。中国近代的民族资产阶级是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而 出现的,阶级中的主要成员是从封建统治阶级中分化出 来的,一方面,他们在政治、经济、思想等各个方面还带有 浓厚的封建主义色彩,对封建政权还有相当严重的依赖 性;另一方面,他们又代表了新的生产关系,有排斥封建 生产关系和改变传统统治秩序的要求。由于这一矛盾的 阶级本性的限制,决定了资产阶级维新派只能采取“自上 而下、和平改良”的方法来实现自己的政治要求。但是这 种有限度的改良既不能满足资产阶级本身的需要,也不 符合封建统治阶级的要求,更加得不到广大人民的支持, 那么维新变法就只有失败这一条出路了。

(2)维新派在文化选择上的缺陷。在维新派的文化

选择道路上一直以来就存在着其文化选择的价值取向与 行为取向相互脱节、相互矛盾的问题。“这一矛盾的结果 是,在价值上认可的东西,在行为中不一定要追求。相 反,在价值上曾经否定的东西,但由于更为复杂的因素, 在行为中却成为一种必然。”[2](P259)如康有为虽极力 宣扬资产阶级思想,借用的却是“不中不西”的“托古改 制”方式;他在《大同书》中极力鞭打传统专制主义,但是 书成之后却“秘不肯示人”,并一再声称“其志虽在大同, 其事乃在小康”。造成维新派在文化选择上存在言行不 一的缺陷的原因就是,他们行为取向中的政治功利色彩 和实用特征。正是由于受到这种政治功利主义影响,维 新派在改革实践中分不清改革与权利斗争的界限,很快 就把改革拖入了针对保守派的权利斗争中,从而促使改 革走向失败。由于维新派存在这两方面的先天性缺陷,决定了他

们只能进行态度暧昧的改良;决定了他们在改革中只会 也只能采取“托古改制”、“皇权变法”这样一些软弱的、不 符合实际情况的改良措施;也就决定了资产阶级维新派 不可能领导中国走向现代化。

2.微观原因。导致维新派失败的微观原因主要有: 错误地依靠于并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不顾客观条件,不 分主次的“快变、大变与全变”地采取一揽子解决方式;重 形式、轻实质,轻率地对传统政治的意识形态符号进行侵 犯;采取了孤立和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等几个方面:(1)错误的依靠并无实权的光绪皇帝。维新派的变 法是建立在皇权基础上的“皇权变法”,在变法的过程中 他们依靠的始终是光绪,是光绪所代表的皇权。然而,实 际上光绪手中并无实权,他的一举一动都在慈禧太后的 限制之下,因此,光绪所代表的只是皇权的形式,西太后 才真正的皇权的代表。但是,维新派却顽固地、错误地依 靠了没有实权的光绪皇帝来进行改革。这就使改革犹如 空中楼阁、无源之水,决定了改革的最终结果只能是失 败。

(2)不顾客观条件,不分主次的“快变、大变与全变” 的一揽子解决方式的采取。维新派在取得了皇帝的信任 并开始进行变法时,采取了“快变、大变与全变”的一揽子 解决方式,妄图毕其功于一役。在这种变法思路的影响 下,在103天的时间里,光绪皇帝发布了涉及选拔人才、农工商业、裁汰冗员、废除科举、财政经济、法律制度、文 化教育、军事国防几乎所有方面的上谕多达110多件。122 不分主次、不顾实施条件和实施后果的做

法,其结果只能是使绝大部分变法措施成为各级官员奉 而不行的虚文。

(3)重形式、轻实质,在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轻率地

对传统政治的意识形态符号进行侵犯。在百日维新前康 有为先后刊发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在这两 本书中他把孔子装扮成了“托古改制”者,并用孔教的名 义提出维新变法的主张。他力图通过对传统意识形态符 号的改造,来为变法寻找合法性依据,并力图通过“托古 改制”的方式减少改革的阻力。然而,他实际上对孔子并 没有真正的兴趣,而更多的是从实际的政治利益出发来 考虑问题。由于,他在这两本书所作的考据漏洞百出,提 出的观点片面偏激,引起了当时相当数量的赞同改革的 士大夫和知识分子的反对,从而“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已经 取得的改革共识方面,转移到在当时根本无法形成共识 的意识形态的不同解释的'正邪'之争上来。”[3](P63)其 结果是,使得原先赞同改革的体制内的士大夫们纷纷转 向维新派的对立面,使维新派陷入了孤立的境地。(4)采取了孤立和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由于光绪

皇帝实际上并不拥有推进改革所需的权力,而权力又集 中于慈禧的手中,因此,恰当的处理皇帝与太后的关系, 正确看待慈禧在改革中的作用和地位,采取适当的针对 慈禧的政治战略,是维新变法能否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然而,维新派在这个问题的处理上却采取了错误的孤立 和排斥慈禧的战略。维新派在政治上孤立和排斥慈禧, 首先,就迫使这位皇太后从一开始的对变法采取观望的 态度和允许在有限的范围进行改革的立场上,转向阻挠 和反对改革;其次,就要求维新派分出大量的精力,进行 针对“后党”的政治斗争,从而使变法运动带上了浓厚的 权力之争的色彩。然而,对于政治上并不成熟又没有实 权的维新派来说,要想在这样的政治斗争中获取胜利几 乎是不可能的。因此,采取孤立和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 其后果只能是加速变法维新的失败。

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微观原因还有很多,但基本上

都反映出维新派政治斗争经验不足,求变心态过于急躁, 改革思路激进而又天真,改革措施太过激进又不切实际 等重大缺陷。于是乎,在这样的改革者的领导下戊戌变 法怎么可能会不失败呢? 究其根本,戊戌变法失败的原因,就在于维新派并没 有切实地把他们的改革理论与中国的实际情况结合起 来,改革思路、措施与国情又不相配套,他们“单从良好的 愿望出发来决定变法的速度与幅度,而忽视了人心风俗 这一条件对于变法的约束。”[3](P99)总之,戊戌变法的 失败,就在于它的领导者不能实事求是地来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

戊戌变法失败了。它的失败不仅在于保守势力的强 大,更加在于改革的主体本身所具有的缺陷。作为中国近代历史上第一次真正的改革,戊戌变法的失败对近代 中国人的现代化之路的选择造成了巨大的影响;戊戌变 法的失败也充分地说明了改革往往要比革命更加困难。当我们审视自戊戌变法以来的这一段历史时,我们

看到的一个最明显的事实是,在“在十九世纪末至二十世 纪初以来的关键历史时期,中国人所做出的历史选择,实 际上是越来越走向激进,走向与这一民族以往的经济、社 会、政治与思想文化传统作根本决裂。”[3](P2)而这种激 进的变革心态和思维方式的最早体现,恰恰就是康有为 在变法奏折中提出的“大变、全变、快变”的变法思路。今 天我们通过分析戊戌变法中维新派的激进和保守的表 现,通过分析维新派本身存在的导致戊戌变法失败的原 因,对我们今天的改革,对我们今天的现代化之路的选择 或许也会有一些借鉴意义。参考文献: [1]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下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2]曹锡仁.中西文化比较导论[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2.[3]萧功秦.危机中的变革[M].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9.(责任编辑:李莉)An Analysis of Causes for Failure in the Reform Movement of1898 LIURui(College ofPublic Management,Hainan University,Haikou570228,China)Abstract:The ReformMovementof 1898, the first profound and greatreform involving all strata in Chinese society nearly sixty years after the OpiumWar, ended up in failure despite its compliance with the will ofHeaven and of the people.By analyzing the radical and conservative behaviors of the reformists in the process of reform, this pa-per attempts to elucidate thoroughly the causes for failure in the ReformMovement of 1898.Key words:the ReformMovement of 1898;the reformist school;radicalism;conservatism 123

第五篇：民主主义与教育

《民主主义与教育》读书笔记

第十七章课程中的科学

尽管杜威一直强调教育无目的，在我看来他所说的无目的最终还是有其归宿，即民主的生活方式和科学的思想方法。在此十七章重点论述了课程中的科学。

首先文章在第一小节《逻辑的方法和心理学的方法》中明确指出科学知识是运用观察、回想、和试验的方法获得的。科学为我们的信念提供一个正确的来源，使其更加准确，而逻辑的方法就是实现科学的重要途径（科学就是实现任何知识的逻辑含义，逻辑是完善知识的正当形式）。但是对于一个外行而言，逻辑的形式却成了前进的绊脚石，在教学过程中过分的关注获得知识本身，而忽视了知识本身与日常生活所用的材料之间的联系。至于在教学实践中，教师把形式完善的教材教给学生，以专门的概念和定义引导学生教材中的知识就是所谓的科学，而科学方法即处理日常经验中的材料方法却在课堂教学中缺少，这也就是方法论的缺失。

从经验发展正当的科学的处理的方式是“心理学”的方法，学生应从日常熟悉的材料（学生的经验）中选择问题用科学的方法处理问题这样就可以避免心理上的混乱。如果教师只是纯粹的将书本知识灌输给学生，流于形式并非用科学的方法引导学生将日常生活中的材料转化为科学知识，那么这样的教学是不合理的，而所谓的“科学知识”也是没有活力的。虽然众多的教学实践家们看到了不足，用演绎的方法编纂教材，教给学生普遍知识即我们从书本中获得的间接经验，但是过程中还是缺少了普遍知识转化为一般知识即个人经验，就像是一个数学学习者不仅要求对数学概念的滚瓜烂熟，还应有将概念中的知识运用到日常生活中知道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这样就与我们的个人经验联系起来。

第二小节《科学和社会进步》开头就提到了直接知识的获得（可用的作业）是从事具有社会兴趣的作业，而如何获取就需要用逻辑的科学方法。在此过程中，经验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科学是从经验中产生的，因为在永不满足的人类欲望面前，为了提高满足的质量，我们变得不仅仅局限于已有的经验，人类的潜能在此开发，寻找新手段制定新目的过程就推动了的科学进步。于是科学进步成了控制欲望提高满足质量的工具，在相当程度上改变了生活目的和生活幸福的思想，科学是使人情感得以丰富，心灵得到满足的重要手段。所以如果在教育上利用科学，创设一种能够指导人类生活的智力，让学生深入学习摆脱单纯的个人经验得到的习惯，将其上升为富有理性的科学知识，在内部结构中改变我们的个人经验的性质以及如何运行的机制，我们的个人经验就与周围事物联系起来变为普遍的科学原理，成为发现世界和社会进步的工具。因此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经验在一定时期内它是有合理内核的并具有转化为理性的潜在可能。

概括和抽象是对立的，概括是为了将抽象中难以理解远离生活的东西进行具体界定，因此从一定程度上说概念的范围缩小化了。但是如果是经验基础上的用名词与命题固定下来的抽象科学即使受条件与情节的限制也一定能在实践中广泛应用，因为科学是源于经验却又高于经验的，它既包括个人的、实际的、直接的知识又暗含了用逻辑方法与心理方法有意识有系统的改造创新获得的新经验。具有这种性质的科学理论与单纯理论是有区别的，他更接近实践，与实践紧密联系。

第三小节《教育中的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继续在论述着十五章中地理与历史重要性与互补性。教学传统是将自然主义与人文主义对立，而这个观点在杜威看来是错误愚蠢的。实际上在教学实践中就算纯粹只教科学知识还是要掌握具有人文主义性质的知识，就算我们学习科学规律与科学真理，也要求我们在获得规律本身的同时也要了解获得规律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就是自然科学史，它是意义上的人文主义知识。换一种思维如果说我们在教授人文主义知识时，只是纯粹的用语言与文字将其表述出来，忽视了在这过程中自然知识的运用，那

么这样的人文知识充其量只具有表述的功能却没有科学的理性与逻辑。人文主义知识是能够解放人类智力与唤起人类同情心的知识，而自然科学知识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环境知识（就教育目的来说，自然科学就是关于人类行动的环境的知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自然主义是具有人文主义特征的知识。

纵观全章，我们了解到科学是在经验基础上获得认知，它拥有的是比纯粹的个人经验更加坚定的信念，它是运用逻辑方法与心理学的方法对个人经验进行改造由粗糙到理智精密。科学的功能体现智力在规划和控制新经验方面，因此如果将偶然的局部的暂时的个人经验解放出来，运用人文主义的情怀，变成能够为全人类利用的普遍经验，最终科学将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不竭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