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之读后感（共五篇）

第一篇：《旧制度与大革命》之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之读后感

托克维尔，一个伟大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虽出身贵族，但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虽无生活在法国大革命那激情似火的年代，却目睹着法国政局的风云突变，旧王朝的复辟，革命的云诡波橘令他不知所措。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热情歌颂了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本书用比较研究的史学方法，为我们剖析了那风云激荡的大革命岁月，运用社会学的方法系统分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亲缘关系，其中亦颇多创见，诸多新颖观点亦给人良多启示，令人深思回味。

革命与法国大革命

革命，什么是革命？19世纪的《利特雷辞典》说：“革命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和政府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20世纪的《罗贝尔辞典》说：“革命是在社会和道德领域中的突然地猛烈地变化”。可以说不同时期对“革命”的解释不同，如今“革命”一词的不断滥用，让我们很难准确理解“革命”一词的真正的精确含义。从广义上讲，革命指推动事物发生根本变革，引起事物从旧质变为新质变的飞跃。从狭义上讲，革命主要是指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显然，狭义的“革命”含义更能有助于我们对法国大革命的的理解，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正确理解革命，他于1859年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说：“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候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①也就是说，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上层建筑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上层建筑要与经济基础相适应，而革命就是要摧毁旧制度旧社会；托克维尔也曾说：“法国大革命的目的不仅是要变革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社会结构”。②“真正的革命不仅意味者破坏现有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是一种对社会组织结构的破坏，并破坏设置这种组织结构的各项原则。”③无疑，法国大革命不仅是一次简单的政变或政府更替，他是一场真正的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始末始终贯穿着复杂的社会阶级斗争，其中特殊的表现为第三等级（包括农民阶级、资产阶级）反对特权阶级（教士和贵族）的斗争，“阶级斗争之父”基佐首次提出阶级斗争的观点，其也试图用这种观点解释历史，解释法国大革命，他说：“第三等级在法国曾起了巨大的作用···。从社会的角度和从他同国内存在的不同阶级的关系来看，被称为第三等级的那个阶级在逐渐扩大提 高，而首先是有力的改变了、随后又超出了、最终是吞并了所有其他阶级”，马 克思很好的吸收并发展了阶级斗争这一理论，马克思认为：革命是阶级矛盾和社

① 马克思著：《政治经济学批判》，4页，人民出版社，1976

②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48页，商务印书馆，1992

③ 阿·索布尔著，王养冲编：《法国大革命史论选》，13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4

会矛盾激化的产物，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力行动。了解完大革命前那段历史，我们不难发现，第三等级和特权等级的矛盾已日趋紧张，专制王朝和特权等级处处侵犯第三等级（包括资产阶级）的利益，要求改革乃至革命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而专制王朝依然顽固的维持着旧制度而未能有所改变，革命喷薄欲出。而法国大革命就是一场这样的革命，是阶级矛盾、阶级斗争的产物，并最终由第三等级成功的以暴力革命的方式推翻了特权等级、打破了封建旧制度的一场革命。

大革命与中央集权制

当我们满心欢喜的认为大革命摧毁了一切封建的旧制度，重新树立了一种全 新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秩序时，托克维尔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①这句话无疑具有爆炸性的力量，颠覆了人们形成的传统观念，我们不禁也会思考：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嘛？托克维尔坚持认为：“中央集权制不仅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且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仍保存下来的政治体制的惟一部分，因为只有这个部分能适应大革命所创建的新社会。”②他还说：“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体制，但他又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③他甚至这样断言道：“倘若中央集权制在大革命中没有灭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就是革命的开端和标志。”④这种表述和论断也正好印证了他认为的历史是具有延续性的思想，诚然这种历史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法国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权制作为这种连续性的证明却是缺乏分析的，他模糊了不同历史时期中央集权制的阶级实质的差别。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有论述道：“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地方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制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都扫除干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产生的。”⑤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精辟的分析了中央集权制的起源与作用，并同时

①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74页，商务印书馆，1992

②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74页，商务印书馆，1992

③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99页，商务印书馆，1992

④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100页，商务印书馆，1992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法兰西内战》，372页

说明大革命以后的中央集权制这一上层建筑并非是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他是 在封建的欧洲反法同盟与近代法国几次战争中产生的第一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根据马克思有关阶级分析的方法看待不同时期的中央集权制，我们发现这其中有巨大的差异：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代表的是封建贵族的利益；大革命中的中央集权制——雅各宾派代表的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而拿破仑的中央集权制则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三个历史时期虽都是中央集权制，却有着不同的阶级实质，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政体未变，国体却发生了巨大变化（封建 的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转变），如果说历史是延续的，那么我们只能说，法国 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一直有这种传统，以后的法国正是继承了这一种传统，而非继承了一成不变的中央集权制这一旧体制。

大革命与基督教

托克维尔在第三篇第二章论非基督教运动对大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国正在发生一件迄今未见事情”，“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基督教，而未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①同时，但他也认为“在法国，教会并没有比在其他国家更应受到攻击的理由；相反，教会中混进的罪恶与流弊比大部分天主教国家较少；于过去相比，与其他民族相比，法国的教会要宽容的多。”那么，18世纪的法国人民何以对如此宽容的基督教有如此巨大仇恨，力图要将曾充斥自己灵魂的信仰扫除掉呢?对此，托克维尔有着深刻的认识和精辟的见解，他认为解释这种现象必须在社会状况而不是在宗教状况中去寻找这一现象的特殊原因，应该说，燃气人们冲天怒火的与其说是宗教教义，不如说是政治制度，“基督教之所以激起这样强烈的仇恨，并不是因为他是一种宗教，而是因为它是一种政治制度；并非因为教士们要自命来治理来世的事务，而是因为他们是尘世的地主、领主、十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并非因为教会不能在行将建立的新社会占有位置，而是因为教会在即将被粉碎的旧社会中占据了最高特权、最有优势的地位。”②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教会是国家机构的基础与模型，因此，要推翻旧制度和旧的国家机构，就必须摧毁教会机构。正因为如此，教会才成了革命的目标，也正如托克维尔所认为的那样：法国大革命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而并非像人们所以为的那样，是为了摧毁宗教信仰的权威。

①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185页，商务印书馆，1992

②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第二章46页，商务印书馆，199

2大革命与农民

法国农民属于第三等级，属于被统治阶级，承担国家的各种赋税和税收义务，法国大革命前夕，与资产阶级等共同构成第三等级，成为反封建的主要力量。但是，一个这样的事实不容忽视，在18世纪的欧洲，法国农民的负担并不是最沉重的，相较于18世纪的德意志，那里没有一处是彻底废除了农奴制，大部分地方的人民仍牢牢的束缚在封建领地上，而在法国，早已不存在这种现象，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产品，农奴制在绝大部分地区已经绝迹，农民已成为土地的所有者，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之前，地产的划分已经开始（而非始自于大革命），在此之前，法国农村已经存在大量的小地产主，那么大革命为何首先爆发于法国而非其他欧洲国家，或者说，“为什么革命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的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①对此，托克维尔认为，“一方面是法国农民已成为土地所有者，另一方面使法国农民已完全摆脱了领主的通知”，②农民反对封建制度的原因竟出自于使自己封建义务相对变轻的制度本身，这样一个悖论好像不会发生，但却实实在在在法国出现了，从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知道，假如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地产上的多种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仍然受领主统治，那么他们便会觉得封建权利并非不能忍受，所以，鉴于此，法国农民对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将会非常敏感，在这种情况下，农民心中的怨恨必然越积越深，“摧毁一部分中世纪制度，就使剩下的那些更令人厌恶百倍”。③

总而言之，本书是一本颇具价值的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著，没有一般法国大革命史著作的艰涩难懂，激情的笔触、清晰的思路、详尽的描述使每一个读者都能深深融入那似火的革命岁月，读来使人受益良多。

参考书目：《旧制度与大革命》，托克维尔著，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

《法国大革命史论选》，阿·索布尔著，王养冲编，华东师范大学出版

社，1984

《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著，人民出版社，1976

①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64页，商务印书馆，1992

②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71页，商务印书馆，1992

③ 托克维尔著，冯棠译：《旧制度与大革命》，73页，商务印书馆，1992

第二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作者托克维尔，其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提出的五个现象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思考。

一、革命往往是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我们即将出台的有些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比如供电公司领导干部职级调整，照理说，这对供电公司全体领导干部都是一项利好政策，但却激起了供电公司领导干部的普遍非议，我认为这其中存在沟通上的问题，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

二、经济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我们生活中，现在看起来虽不会发生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但职场上偶尔也有类似的“悲剧”发生。我们每年推选一次后备干部，这为更多人进入组织的视野创造了条件，但往往在这过程中，也打击了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有的人也许努力工作就只是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但被推选为后备干部后，心态就发生了变化，目标就开始调高，开始自以为是，开始更严格的要求，更拼命的工作，一旦多年不被启用、或某一年落选，打击实在太大，还不如不被选入后备，也许工作的激情还可能保持得更长久。因此，我认为后备干部的选拔工作要严肃，纳入组织视野的人选可以多一点，但进行公示确认的，一定要量出为入，宁缺勿滥，要拿出选拔干部的标准和态度来选拔后备干部，提高后备干部的使用率，对整个干部队伍建设和员工发展可能会更好。

三、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非常精辟：

“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

在国有企业，管理的方法与书中说的有点类似，不断鼓励员工在事业上“努力超越、追求卓越”，让员工全心全意将精力扑在事业上，追求进步，对维护企业上下贯通的管理 大有裨益，员工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管理上的对与错，大部分人也没有足够的胆量站出来去指责对与错，说什么就做什么，看起来执行力很强，但在政策的层层传递中，往往偏离了决策的初衷。

在托克维尔看来，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因此，我觉得孟总提出的，要扩大基层民主显得多么的重要，我们今年开展的“四好”领导班子考核，扩大谈话范围做得是多么的有意义，虽然这样的谈话还没有达到深入了解基层民意的目的，但导向作用的价值是无限的，至少我们又开辟了一条疏导员工情绪的渠道，建立了一条与员工互动的渠道，让员工不再局限于一个班组、一个车间，让他们感 觉到组织近在咫尺，让他们企盼着明年继续谈话，让他们从自己的私人生活更多的关注企业的发展。在此，我存在一个担心，担心个别同志为了控制谈话节奏，压缩时间，询问的时候语言过于干瘪，让员工说的是我们想听的，而不是员工想说的，感觉在走过场，伤害员工的感情，起了负面作用。

四、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托克维尔失望地感叹道：“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托克维尔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也可是一个独立的政党。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其后果，托克维尔也说得非常清晰：

“法国是很久以来政治生活完全消失的欧洲国家之一。在法国，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因此，很容易想象全体法国人怎么会一下子就落入一场他们根本看不见的可怕的革命，而那些受到革命最大威胁的人却走在最前列，开辟和扩展通向革命的道路。” “由于不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为此感到惊奇。”

看到这一章节的时候，我联想到小日本在论坛上讨论一件事，就是十八大后，新一届中央政府如何保持中国不出乱子，他们的观点是，西方政府出了问题，马上就可以有新的政府顶替，保持国家正常运转，但中国政府出了问题，没有政治团体能够顶得上，依靠群众运动就会爆发社会革命。

十八大前温家宝提出的深入推进改革也许是一剂良药，要推动政治体制改革，要推动收入分配改革，关键要看十八大后究竟怎么改，这两项改革都会深深的牵动我们国家电网公司的各项工作，比如在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中，要求“坚持党管干部原则，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我们今年提出了干部“三全”管理，其中全系统任用配臵管理，与“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有异曲同工之妙，但还是感觉受到紧箍咒限制，我们的视野还是在系统内、重庆公司范围内，社会上的职业经理人只能充当我们的咨询师、管理顾问，这与排名世界500强第7位的国际化企业人力资源管理有点不符，而反过来，看我们现在的领导干部，如果跳出我们企业 搞管理，是否又能适应，是否还能这么优秀。当然，这仅是茶余饭后的一些遐想，每个企业都有适合自己司情的管理文化，在现有体制下，我们无法打破身份限制，无法打破企业限制，但是，我们在培养干部能力素质的时候，是没有限制的，把我们的干部培养成为优秀的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是一件功德，同时，把我们的干部培养成优秀的职业经理人更是功德无量。

五、在革命过程中，追求平等要比追求自由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托克维尔还是相当失望：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法国在中央专制集权统治下长期缺乏公共自由，是一个重要的背景因素，但并不是主要因素。最主要的原因，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对于那些善于保持自由的人，自由常常带来财富；但有些时候，它暂时使人不能享受这类福利；在另些时候，只有专制制度能使人得到短暂的满足”——“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法国大革命的结局，显然是对这种“要平等不要自由”的革命模式的一种嘲讽。革命者陷入到一种“民主的专制”的泥潭，“只承认人民，没有其他贵族，除了贵族公务员；只有一个惟一的、拥有无限权力的政府，由它领导国家，保护个人”——国民作为一个整体拥有名义上的一切主权权利；而单一的国民却仍然没有摆脱被政府奴役的命运。最后，大革命偃旗息鼓，拿破仑的专制独裁从天而降，心灰意懒、精疲力竭的法国人也就此满足于在“一个主子下平等地生活”。

王主任推荐我们看了一本书，叫做“乌合之众”，书中的主要观点说道：个体智慧是高于群体智慧的；个体认为是错误的东西，在群体里面就很可能变成是正确的，个体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在群体里面就很可能变成是错误的。这就很好的解释了为什么自由敌不过平等，自由是个体，是美好的愿望，平等是群体，是一种定界了的自由。

在我们的工作中，员工往往总是希望追求平等，物质上要求缩小与领导的收入差距，精神上渴望与领导平起平坐，但绝大部分员工又害怕平等，害怕与劳务派遣员工同工同酬，害怕失去身份界限以后的社会地位随之消失，所以，托克维尔说道：“只要平等与专制结合在一起，心灵与精神的普遍水准便将永远不断地下降”，这，就是私心。

国家推动各项改革且不说，就是在我们机关本部绩效改革过程中，我就深刻体会到私心所带来的巨大阻力：各个部 门都希望制定专业考核办法，为本部门争取更多的绩效加分，但又想方设法的限制别的部门各项加分；大多数员工也渴望打破平均主义，建立起可以适应员工不断追求、不断进步的激励机制，但又害怕在这样的机制下失去竞争力，害怕机制不公平或执行不公平给自己利益带来的损害，最后，又回归到了追求平等和平均。因此，管理机关的绩效改革工作还有漫长的路要走，这条路的方向不仅是绩效管理这门专业技术，而是要不断赢得人心、改变文化习惯，提升员工的思想素质。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1002 朱晓琳 041003045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最近，利用课余时间看了一下法国思想家托克维尔所著的《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不是叙写法国大革命的开始、过程、结果和成就得失，而是破天荒地论述大革命与旧制度的联系，从而揭示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换做以前，我特崇拜革命者的革命激情，向往着如革命者一样为理想而献身。但随着年龄增长，自己思想越来越趋向保守主义。革命暴力的血腥以及长期的战乱导致的生灵涂炭，让我觉得自己很幸福，至少现在还可以安心的一觉睡到天亮，不必担忧吃不饱穿不暖。以下是我这本书的书心得。

法国革命，沿续了革命前法国中央集权下的王权专制。革命，人们总理想地希望革除专制的种种弊端，却最终采取了中央集权专制的模式。旧制度就这样阴魂不散。在这一点上，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何其相似！如果说有不同，那也不过是现代以一个政党沿续了传统中国千年的中央集权。

从社会与政府的角度来看，中央集权代表的是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而且，在权力缺乏实质监督机制情况下，权力的集中与权力的专制是成正比的。自然，在这样一种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下，权力滥用的后果都直接烙印在社会中。社会就沸腾起来，推翻政权，重建中央集权。所以，长期以来，强政府与弱社会之间总存在着一种互为因果的关系。强政府造就弱社会，弱社会要求强政府。换言之，弱社会越出问题，社会越依赖于强政府，越呼唤中央集权。看看当代中国许多大事，大问题，没有集权的中央政府，根本没有办法解决。即便社会烂透了，还是依赖集权的中央政府来解决。所以，王朝有衰败，政府有更替，但结果总是中央集权重现。从短期考虑，中国弱社会的现实还确实离不开强政府。几千年来，中国的中央集权，尽管集权的程度时有不同，但在权力的监督方面并没有质的提高。监督虚置下的权力的扩张只会带来社会沸腾。社会沸腾的结果就是革命，王朝更替。但更替并没有使中国走出使强政府弱社会的格局。所以，中国革命，与以前王朝更替一样，感觉是社会大火上翻烧饼。

发生法国大革命，从表面上看，是社会被权力闹沸腾的结果。权力集中于王权的结果造成法国出现一个只承担特权却不履行义务的贵族阶级。这种社会结构变迁加剧了低层农民的苦难。因此，革命，在一定意义上讲，是社会结构变迁的生态反映。但革命结构并没有造就一个有自主性的强社会，只造就了一个将社会置于其全面支配下的中央集权。因此，革命后，历史文化旅游学院

1002 朱晓琳 041003045 并没有改变中央集权下政府全面支配个人的事实。换句话说，革命，并没走出中国强政权与弱社会的格局。社会中的个人，还是处于散沙状中平等的个人。如果说，法国革命前是君主专制无意为之，而在中国，从来都是故意的。

革命发生并不是权力压迫最重的时刻，而是人们感觉权力压迫最重的时刻。因此，社会的分裂并不简单地取决于事实上存在裂缝，而人们心理感觉上存在着裂缝。这才是分裂和斗争兆头。自然，社会的仇富心理，并不一定反映富人如何的可恨，而在于表达了普通人一种情绪，正是这种情绪造成了加剧了人与人的对立。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解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100多年前诞生的一本老书，却在当今的中国朝野间引发了阅读和讨论的热潮。特别是2012年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专家推荐了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使得这本书备受关注。最近我怀着崇敬的心情拜读了王岐山书记荐书《旧制度与大革命》。

事实上，这本书写的并不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一般的历史叙述史，托克维尔在全书的前言部分就开宗明义地讲道：“我现在发表的这部书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这样的历史已有人绘声绘色地写过，我不想再写。本书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究。” 托克维尔是法国伟大的政治学家、历史学家，出身贵族世家的托克维尔，生活在法国由贵族社会向民主社会转型这样一个激荡纷乱的历史时期。作为旧制度的获益者、新时代的受害者，“乡愁”萦怀的托克维尔对刚刚到来的民主社会不可能没有抵触，但他还是把这一社会转型看作历史的必然。毕竟在法国社会的阶梯上，贵族地位的下降、平民地位的上升历时已久，两者的平起平坐只是时间问题。托克维尔感受到这一浩荡趋势，认为转型及身份平等是“事所必致，天意使然”。

《旧制度与大革命》主要讨论的是18世纪末法国大革命的起源，尤其是法国革命那种特殊的暴烈性或狂暴性的原因。实际上托克维尔想说的是，法国大革命的民主政治实践，体现了一种为追求社会平等而不惜牺牲个人自由的政治文化，而这种政治文化恰恰是从革命前的“旧制度”政治文化中蜕变出来的。由此，托克维尔首次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内在联系，开辟了大革命研究的一条新的思路：它试图在事实与思想、历史与历史哲学相结合的基础上，回答如下几个主要问题：为什么革命在法国比在其他欧洲国家更早发生？为什么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时期，这种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为什么法国人民比其他欧洲国家人民更加憎恨封建特权？为什么在18世纪法国文人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为什么说中央集权体制并非大革命的创造，而是旧制度的体制？等等。

为什么要强调关注西方国家在早期的转型时代呢？道理很简单，今天的中国正处于向现代化社会的急剧转型进程中。中国今天遭遇的问题和面临的风险很多都是当年西方发达国家都曾经遭遇和面临过的。美国曾有学者谈到，今天的中国正相当于19世纪后半叶的美国社会。今天中国的很多问题，一百多年前的美国也都出现过。托克维尔书中谈到的法国大革命前后的时代虽然距今天已有两百多年，但社会的转型仍然有可借鉴之处。所以，深入探讨法国革命的根源、意义和教训对今天的中国来说仍有现实意义。很多关于西方后现代的书籍当然也有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终究要转型为一个现代化国家。但是，中国的当务之急是要解决好向现代社会转型时出现的问题，所以说《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是值得关注的。

革命爆发在社会的进步时期是一个普遍现象，不仅法国如此，几乎所有的革命都爆发在社会的改革期或统治力量的薄弱期。这个时期有两个重要因素导致革命很容易发生。一个是在改革期间，社会自由的增加和经济繁荣很容易引发民众对自由和财富更高的欲望和要求，而这种欲望和要求往往会超过改革所能提供的现实利益；另一个因素是政府的统治在改革和转型期相对薄弱，因为这个时候的政府既缺乏传统政治力量的支撑，而新的政治构架又没有建立起来，很多社会的公共领域处于管理的真空状态。在这样一个改革与转型期，政府的权威和公信力、管理能力很难对应迅速高涨的民众力量。这种转型中的社会形势在职业革命家看来就是革命条件的成熟。列宁在1915年的《第二国际的破产》中专门讲到了革命成熟的几个条件。如果执政者以为经济繁荣就能解决所有的社会问题，一定会给酿成巨大灾难。中国政治从来都讲居安思危、未雨绸缪，而中国目前正处于改革深化和转型期，执政党各级官员当然应该要有危机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对中国最大的借鉴和现实意义是它没有一般书斋文人那种意识形态偏执，对法国的旧制度和大革命都做了理性、全面的分析，对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认识现状和如何解决问题提供了一种现实主义的思维方式。王岐山书记推荐此书反映了中共高层领导人的危机意识。不过，如果仅仅把这种危机意识理解为中国不改革就要爆发革命，那就太简单化、太肤浅。自从1979年以来，改革一直是中国执政党最基本的共识。从某种意义上说，改革已经成为中国执政党内部政治正确的一个标准，没有任何一个执政者愿意放慢改革的脚步。但是，今天中国的问题并不是高呼改革的口号就能解决的，就像改革前的问题并不能靠高呼革命口号解决一样。托克维尔在书中提出了一个很有意义的概念，这就是文学政治，一些脱离实际、崇尚空想的文人热衷于给未来社会构造蓝图，这给法国后来的革命带来很多负面问题。今天中国面临的风险在于如何在经济高速发展、社会急剧转型的过程中坚持脚踏实地、遵循经验的原则，如何避免偏执意识形态的误导、如何避免《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谈到的脱离现实社会、沉湎于虚构社会的文学政治。事实上，中共十八大政治报告提出的不走老路、不走邪路，中共高层提出的空话误国、实干兴邦正是反映出政治高层的危机意识和改革决心。

这本书最有价值的地方是作者不带意识形态偏见的现实主义立场和经验主义的思维方式。全书都在谈旧制度和大革命，但无论是旧制度还是大革命，托克维尔都没有用先验的抽象原则做标准来评判。书中更多的是客观、理性的全面分析。旧制度问题重重，革命难以避免，但托克维尔并未把旧制度说得一无是处。书中肯定了革命前的旧制度正处于进步之中，社会相对自由、经济正在成长繁荣。大革命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它扫荡了旧制度的各种弊端，把法国社会推向了公平和民主的新阶段。但是大革命留下的并不都是积极遗产。大革命不仅本身充满暴虐和血腥，而且推翻君主专制制度后，旧制度的一些弊端又以改头换面的新形式出现。作者尤其批评了大革命前法国独有的文学政治，即脱离现实、虚构理想社会的书斋空谈，这种空谈给后来大革命的暴虐现象产生了很大影响。中国三十多年来的改革之所以一直成功就在于坚持了“摸着石头过河”的经验主义原则。今天的中国比当年法国幸运的地方在于，中国政治精英从改革一开始就放弃了乌托邦情结，因此在三十多年来的改革中一直比知识界精英头脑清醒、行动务实。如果中国的政治精英像法国大革命前的贵族一样被文学政治牵着鼻子走，中国今天可能还陷在文革内斗的泥潭之中，很难想象会有今天的这样进步。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任何一本书在不同的读者那里都会有不同的意义，何况这样一本并非用今天政治科学的严谨语言写成的学术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虽然篇幅不大，但谈的内容却很广泛，很多地方都可以给今天的中国提供借鉴。对于国家的发展甚至一个央企的发展思路都可以在这本谈论法国两百多年前的书中去寻找答案，“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知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我们只有深入的解读历史，才能为我们的发展提供更好的思路！

维修部 赵庚川

2015/10/8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历史照进现实

“2014年，2月18日，乌克兰防暴警察开始对首都市中心独立广场上的抗议者营地展开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清场行动，冲突持续了一整夜„„目前伤亡数字尚不能得到完整确认，但至少已有数百人受伤，数十人死亡，其中有6名警察遭枪击身亡„„”

“乌克兰卫生部网站21日表示，自基辅冲突爆发以来，已有77人死亡，近600人受伤„„”

合上电脑，脑海里依旧充斥着图片里硝烟弥漫，血肉模糊的景象。人类社会的发展与更迭总是曲折而又多元的——既有英国君主立宪和平妥协的范例，又有法国大革命轰轰烈烈地演变。“自由、平等、民主”——这些光辉的字眼总是萦绕在耳边，却又长久地无法理性有效地平衡与实现。百余年来，多少思想家、哲学家对这些抽象的词汇加以解读诠释，托克维尔便是其中翘楚。其虽未著作等身，可为数不多的作品在新的时代依然历久弥新，发人深思。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继《论美国的民主》之后，托克维尔的又一力作。这是一篇“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作者在每章提出了问题，随之进行探讨解答。与19世纪一些思想家、哲学家不同，托克维尔不是凭空“思考”法国革命，而是扎扎实实地依靠对原始材料的分析研究得出结论，通过大量档案材料——包括古老的土地清册、赋税簿籍、地方与中央的奏章、指示和大臣间的通信等等，抽丝剥茧般描绘出大革命前夕旧制度的各种风貌。托克维尔在全书中毫无保留地展现了他“自由主义”的政治立场，却又难能可贵地用“理性主义”架构起整个骨架，使整部著作在当时有种“出淤泥而不染”的珍贵。

第一编中，托克维尔就大革命本身展开讨论。他不吝对法国大革命投以最美的褒扬——“这是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人们将千秋万代纪念它，而且在长时期内，它还将使所有想腐蚀或奴役别人的那类人不得安眠。”谈到大革命的最大成果，他认为“大革命彻底摧毁了或正在摧毁（因为它仍在继续）旧社会中贵族制和封建制所产生的一切，以任何方式与之有联系的一切，以及即使带有贵族制和封建制最微小的印迹的一切。”

这似乎都那么一目了然，然而后两编中，托克维尔展现了更多耐人寻味的发现，一种仿佛“穿越”而来的现实意义：

一．托克维尔的悖论

“大革命的特殊目的是要到处消灭中世纪残余的制度，但是革命并不是在那些中世纪制度保留得最多、人民受其苛政折磨最深的地方爆发，恰恰相反，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此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因此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无法忍受。” 18世纪末，德国全境的农奴制尚未完全废除，而在法国，却业已消亡，“农民不仅仅不再是农奴，而且已成为土地所有者。” 当封建制度的某些部分在法国已经废除时，人们对剩下的部分常常抱有百倍的仇恨，更加不能忍受，农民和领主、第三等级和特权阶级的矛盾越加尖锐。从18世纪30年代到1770年，法国经济一直是快速而稳定增长，农业收成良好，人口增长，海外贸易也在发展。旧王朝最繁荣的时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解释道：“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

上述话语并非耸人听闻，反而更为当今中国之对照。当前中国与旧时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的欲望每时每刻都在膨胀，全民都想发财，每一个老百姓都想发财，但是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他不断的刺激这种新的热情，不断地从中作梗，点燃了又把他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促使自己的毁灭，这就是法国大革命。”近年来，民众对于腐败、特权的愈发难以容忍,历史的经验似乎得到重新验证，这不得不引起我们的警觉与重视。

二．“中央集权”的前世今生

大革命的翻天覆地使人做出许多想当然的结论，例如认为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是法国革命和帝国的创造，可惜事实并非如此。“大革命最初的努力摧毁了君主制度这个庞大的体制；但它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在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89年那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都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这一整套制度不仅包括中央对地方官员的直接任命，更残留了行政机构与法院之间的藕断丝连——对此托克维尔不无讽刺地说道：“大革命以前，政府只有依靠不合法和专横的手段才能庇护政府官员，而大革命以来，它已能合法地让他们违犯法律。”

旧制度的中央集权之下，政府为追求统治的效率与稳定，“正竭力将全体国民的特性整齐划一”“中央政府乃是全体法国国民的监护人”，这是视自由为生命的托克维尔无法认同的。旧制度下的集权仍较为松散，地方官员的职位可由金钱购买，行政人员官僚作风盛行，这间接导致大革命“突然而猛烈地产生”，“毫无任何过渡、征兆和慈悲”。然在革命之后，中央集权之强远胜从前，却未令法国民众有所领悟。究其原因，托克维尔认为掌权者“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 这一切听来是那样讽刺，却又深刻。革命的更迭，对社会形态的影响作用几何尚无定论，然对比“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帝制废除，各级官吏摇身一变，成为革命的“先锋”。革命的前后，不过是权力又一次转移，而从未真正惠及过人民。且不论旧时的制度如何，没有大众社会的思想转变，没有社会生产力的大发展，很难通过一厢情愿的变革造出“空中楼阁”。“实事求是，立足国情”恐怕不是一句笑谈。

三．“文人治国”下的革命爆发

作为欧洲最重视文学的国度，法国文人在大革命的前后占据了“卓尔不群”的地位。尽管他们“从不卷入日常政治”，“未担任任何公共职能”,但在民众之中影响力甚大。托克维尔对此并未有过多好感，“这些作家的处境本身也为他们对于政府问题的普遍抽象理论的兴趣作了准备，并且使他们盲目地相信这些理论。他们的生活远远脱离实际，没有任何经历使他们天性中的热忱有所节制；没有任何事物预先警告他们，现存事实会给哪怕最急需的改革带来何种障碍；对于必然伴随着最必要的革命而来的那些危险，他们连想都没想过。”那时，中央集权下的法国民众“听命于政府出自习惯思维而非理性思维”，过久地脱离参与公共事务的管理。文人们更为“大胆新颖的设想”，在社会中掀起极大的波澜，却未能使人们“提防纯粹理论的潜在危险”。大革命之前，“个人完全丧失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审时度势的习惯和人民运动的经验，而且几乎丧失了人民这一概念——大革命中，那些最惧怕它的人却走在了前列，并致力于为大革命的来临清除障碍、拓宽道路”，“这场革命是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前者缺乏相互联合的纽带和共同的信念，且无法掌控人民，于是后者便在旧权利体系废止之后完全控制了革命的发展方向。”

于是，尽管大革命如此轰轰烈烈，托克维尔依旧不留情面地指出这场革命仍称不上一场“宏伟的事业”——法国民众在其中充分地表现其民族特性，“长于英雄行为，而非德行；长于天才，而非常识；适于设想庞大的规划，而不适于圆满完成伟大的事业。”

这让我又不禁联想到当今中国的舆论形势。网络上充斥着各种谣言与虚假信息，而发布的往往是一些知名人士，各类专家学者。他们的话题涉及各类公共话题，在非自己领域的讨论上大放厥词，既没有扎实的专业知识，又没有实际参与公共事务的经验。他们总是使用着看似华丽高尚而充满激情的言语，一言一行“挑逗”着人性深处的阴暗面。尽管众多话语漏洞百出，无奈大众知识层面的局限性，一种灰暗的情绪在整个网络上蔓延。映照一下，一种担忧令我不寒而栗。如果政府试图改变这种局面，就该在公共事务上更为透明。公众只有在有机会接触并了解公共社会的基础上，才有能力做出正确的判断。正如托克维尔所说：“假如法国人像以前一样在三级会议中参政，每天在省议会中继续致力地方行政，那么可以断定，法国人绝不会像此时此刻那样，被作家的思想所煽动；他们会维持事务的一定规章，以防止纯理论。”

上述皆为大革命前后为今日之“映照”，然而时代在发展，我们断不可刻舟求剑。作为一名贵族出身的“自由主义者”，托克维尔在全书中隐约地流露出赞赏不平等的贵族制度对于国民自由的保护；他反对经济学家立足国家整体的统一规划，崇尚小范围内的自治。在交通不甚便利，各城镇皆如蕞尔小国的当时，这样的想法还颇有可行性，但在经济全球化，社会结构如此复杂的当下，倡导如此的“自由”恐怕没有土壤。协调平衡“平等”与“自由”才是当今社会发展最好的选择。

托克维尔自称写此书时，激情满怀，但他并未被感情迷失。他依旧用自己最宝贵的理性来观察与窥探这个社会。他并没有做出太多的结论，却引领着我们不断思索。好的作品正是如此，它永远能穿越时空隧道，用最“古老”的话语叙说着最具现实意义的话题，历久弥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