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

第一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笔记

詹媛

201302405159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我本以为是简单的描写法国因为陈旧的封建制度而引发的一场革命，可能因为我天分不足，加之对法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读了一遍下来，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为当今中国的现状而担忧，其实简单的说来就是觉得这是一本描述法国历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当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苦恼时，我只好耐着性子将托翁这本精华之作再细品了一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本书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这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为三编。主要是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说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所以从各章题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决的是那些问题。从方法论来说，这也就是后来“学鉴年派”创导的问题史学。这种写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这样表达更能体现出文章的内容且对各方面的描写都更加全面、明了逻辑性更强。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在这一编中，我认为第五章是本编的重点，如托翁说的，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在这一编中，我对十一章的内容感触较深，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托翁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从而旧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书论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即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从而揭示了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

二、法国大革命与传统的革命的时代背景比较。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却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历史证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国民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与感悟

老实的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知识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疑惑当中，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结果呢？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我从网上看了一些名家对这本书的见解，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因为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对现状较为安逸，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种旧制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维尔有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以史为鉴”是古人提出来学习历史最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再从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将中国现状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的而发出的言论来看，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写完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篇读书笔记，如果单纯的只是写关于对文中的内容的话，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说，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这份读书笔记可以说是借鉴网上各学者的一些观点所写的。因而望老师切勿责怪。

第二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

目录 概述 内容梗概 创作历程

1.2.写作背景 写作初衷 点评鉴赏

1.2.内容探讨 学者评论 成就与影响

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原著出版于1856年。

内容梗概

《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法文原本名称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英文版名称有两个：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和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创作历程

写作背景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

写作初衷

托克维尔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

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虽然托克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点评鉴赏

内容探讨

1、法国大革命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

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2、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

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学者评论

从2012年年末开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持续大热，这本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老书在市面上几次脱销。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

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评论道，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成就与影响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册，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计25000册，在英国、美国、德国都极畅销。

托克维尔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走运，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点重新受到了重视。《托克维尔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简介

《旧制度与大革命》(TheOldRegimeandtheFrenchRevolution)在中国被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引起热读，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当下的改革处境有关。

这本书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的经典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版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国的改革，我们常常听到“改革进了深水区”，“改革到了攻坚期”等说法，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剩不多，改革导致了人们普遍对改革产生紧迫感乃至焦虑感。政治高层抛出“改革红利说”，似乎要坚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政治高层公开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担心改革不成功，反而引发革命。

托克维尔所说的旧制度下的法国，就是一个通过改革不断产生“红利”、不断改善法国人民生活的政府；同时却也是一个因为改革而不断引发难以满足的改革诉求，致使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革命的政府。改革可以产生红利，但改革本身绝不必然就是红利。怎样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无疑是对执政者的执政水平与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

但是，在谈论“改革”时，非常有必要区分两种“改革”：一种是“革命前的改革”，一种是“革命后的改革”。简单地把中国当下的改革事业比附为法国旧制度下的改革，其实并不允当。有人把当下中国的改革与晚清政府推行的改革相提并论，显示了同样的思维错乱。实际上，中国的革命已经发生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当下中国的改革是革命后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

该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界说大革命的历史意蕴及其基本内容；第二部分分析大革命古老的、一般的原因；第三部分则分析大革命特殊的、较晚近的原因。它是托克维尔生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书，但它是一本未竟之作。显然，托克维尔在书中致力于发掘大革命的原因，但他更关心的问题——大革命的后果，却未及展开。不过，从他对拿破仑帝国与1848年革命的态度上，不难发现他对革命的后果并不满意。法国在大革命后出现的政体更迭与社会动荡，离他想望的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相距甚远。

对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本身只是此前一系列已经开始展开的趋向的最终完成而已。只不过，民主革命虽然把君主制推翻了，但真正的民主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民主革命使得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但在民主社会怎样保有自由，却成了更大的难题。

因此，真正值得中国读者关注和思考的是：大革命所创造的新制度如何不断获得自我完善？面对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托克维尔致力于探究民主社会中“自由的技艺”，这实质是“革命后的改革”所要面临的问题。

托克维尔最纠结最痛苦的莫过于，他意识到民主是一种出于天意的历史必然趋势，浩浩荡荡，无可阻挡，但他又想不到法国人如何在这种趋势下保持贵族式的自由。早先他曾认为美国民主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民主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但1848年爆发的民众情绪和急剧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潮，使得民主在法国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一面貌使托克维尔对民主感到恐惧。他在另一本著作《回忆录》(Recollections)中说得尤其直白：“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这实际凸显了自由与民主之间所具有的张力。而此张力，本质上也就是“贵族制的自由”与“民主制的平等”之间的张力。托克维尔所热爱的自由，并非后来所说的“消极自由”，而是具有积极政治参与意味的共和主义的自由，是一种具有高贵男子气的政治德性，显示了人性本身的卓越，故而他所期待的民主社会，是一个贵族式的自由得以普遍化、公民普遍享有并实践政治自由与共和美德的社会。这种主张是因为，与民主相生相随的平等精神会对人性产生一种夷平化的效果，使人的品格趋于同质的平庸。然而，如果人性所具有的卓越光辉越来越黯淡，以致放弃了对于高贵事物的追求，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

虽然热爱贵族式的“自由”，但托克维尔同时也愿意承认，大革命的必然趋势是谁也无法抗拒的，不能因为革命后的不良后果而否定大革命本身的意义。正是大革命使“民主”成为唯一正当的现代政治，而革命后的制度建设、改革与自我完善，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

主化之后的“民主巩固”问题。

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如果从大革命给法国与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革命仍然尚未终结。法国在大革命之后经历多次的政体更迭，帝制复辟与共和再造反复进行，直到1958年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算告一段落。有一种说法是，1971年，当尼克松向周恩来询问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周恩来淡淡地回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最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他的新著《论中国》(OnChina)中对此作了更正，认为周恩来所指的是1968年巴黎运动，但这岂非恰恰说明了1968年依然受到1789年精神的感召？

大革命推动产生了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直到今天，人们所呼吁的民主化改革，源头上仍与法国大革命构成精神性的关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生的中国革命，也与法国大革命分享了共同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却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一种更新的新制度。同样，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革命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革命后的新制度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二十世纪同样经历了“漫长的革命”，1949年建国后仍一度坚持“不断革命”，甚至改革开放也被认为是“第二次革命”。

今天，我们不能假设，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如果更为审慎就能避免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也不能假设，旧制度下的满清政府如果更为审慎就能避免中国革命的发生，因为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根本变

迁，乃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天意”。但如果革命所希望建立的新制度尚未建成，那我们就不能说革命真正获得了成功。中国在1949年之后对于新制度的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直到当下的改革，中国仍处于这一新制度的自我完善过程之中。改革所产生的焦虑与困惑，只有通过新制度的不断更新、创造才能最终消解掉。

托克维尔所提出的自由与民主的矛盾问题，中国固然也需要面对，但中国需要面对的更大的矛盾，乃是当年严复就为之苦恼的富强与自由的矛盾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被提上政治日程，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梦想，不过中国革命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还禀有一种更高的使命，那就是建设一种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制度，这无疑与托克维尔所期盼的有助于塑造卓越人性的自由技艺有相通之处。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与改革事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旧制度与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倾覆的边缘？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对中国5亿多网民中的一些人来说，本周的大新闻不是他们的国家有了个新的主席。这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前，他已经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对这些网民来说，更大的新闻是数千头死猪腐烂的尸体，沿江而下，毫无征兆和解释的出现在上海。很明显，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农户丢弃的。此次事件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公共卫生、污染和腐败丑闻中的最新一桩。很难想出还有更有力的证据表明，尽管中国取得了让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但是在中国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腐烂，改变必将到来。该观点在网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认为改变会到来。美国学者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独裁政权的韧性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这种共识比1989年的天安门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十年前创造了“独裁韧性”来描绘中国共产党适应和生存下来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国学术季刊《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标题让人感到刺激，“即将倾覆的中国”。自1976年毛泽东过世之后，国外人士一直在预计一党统治的死亡。在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新中国，一个为实际上没有私营部门的中央计划经济设计的政治体系，肯定不能无限期地几乎毫发无损的生存下来。1989年当变革席卷苏联及其卫星国时，中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一段时间内中国好像要成为下一块即将倒下的多米乐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实证明，在1989看起来可能要倒台的共产党，其实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民主国家陷入困境，独裁主义被证明比以往更具有韧性。由于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少人尝试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他们可以轻易地被无孔不入的“维稳”机器处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没有某个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能更加接近倾覆的临界点。但是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正不断侵蚀着一党统治的基础。恐惧可能正在消失。近5亿中国人的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对天安门的血腥镇压没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尽所能使他们对此事件一无所知。尽管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仍然写公开信，对法院不公正的判决紧咬不放。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会选择上网，聊一些颠覆性质的话题，如果不忽视共产党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体性事件”——抗议和游行——不断扩散。农民们憎恶贪婪的地方官员无耻地攫取他们的土地。比起他们的父母来说，在中国东部—世界工厂—工作的农民工二代们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温顺。同时城市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的成长。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阶级的出现已经通过人民的抗争（例如，在韩国）和谈判（台湾），推翻了独裁政权。而且很多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好像，对被共产党纵容泛滥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深为不满和愤怒，对食物中的毒素，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烟尘和水供应中的死猪，感到厌烦。网络和手机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新闻和愤怒提供了工具。共产党必须想尽办法，确保这些零碎的不满不联合成协调一致的运动。它有许多“锤子”和“钉子”，但是要想把“果冻”钉在墙上，仍然是困难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变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习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都自称对这些情况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动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会上反复出现的主题。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的国会，本周正在举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产党对爱揩油官员奢侈性消费的严肃整顿，暗示其要开始政治改革行动。通过部门合并来“精简”机构，表明了政府要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较量的意愿。习先生要求共产党要勇敢的面对改革问题：“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边走路边嚼口香糖，那是胆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尽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一党统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所说“政治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换句话说，政治改革是要加强党的统治，而不是消弱党的统治。看上去，习先生也同意这种观点。纽约一家网站“北京之春”登载了去年底习近平在中国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讲的节选。他表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国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习先生也清楚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从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清楚地指出军队是否愿意对人民开枪是中国和苏联经验的关键区别，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很难想到有比“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让习先生感到受辱的绰号了。从他的立场看，戈尔巴乔夫的生涯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国知识界，阅读1856年托克维尔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很时尚的事情。书中最能在中国引起共鸣的观点是：旧政权由于革命而倒台，不是在其抗拒变革时，而是当他们试图改革，但却无法满足他们唤起的期待时。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维尔是对的，那么习先生就得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两难处境：为了生存，共产党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可能他将把更根本的政治变化作为解决方法。但是到那时，猪将不再在河里腐烂了。他们将会飞。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继续有关法国大革命的阅读，这次看的是托克维尔的名著《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也是魏老师指定的阅读书籍之一。托克维尔一生经历丰富，历经第一帝国、复辟王朝、七月王朝、第二共和国和第二帝国五个时期，并且有着多年的从政经验，这使他具备了很强的分析能力。从1851年起即开始着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本书出版，共耗时5年时间，期间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书等一手资料，使得本书更具科学性和严谨性。在托克维尔之前，已经很多人就法国大革命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因此托克维尔没有在叙述和描写具体事实上下功夫，而将主要精力转向了探讨大革命的根源，也就是它与旧制度的关系问题，这就使得在兼顾历史事实的同时更具理论深度。

就方法论而言，张芝联教授认为托克维尔类似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他所提出来的各种问题，如为何最繁荣的路易十六时期反而加速了革命，为何同样的制度下法国首先爆发革命等，有助于引导人们重新思考现象背后的秘密，进而探寻历史发展的真相。虽然不同的人会对法国大革命进行不同的解读，但不可否认的是，托克维尔力求客观分析这一历史的努力是最有成效的。他重视各国间的比较，指出“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正是通过对其他国家的考察，托克维尔认识到法国革命的独特原因以及它在全欧洲的影响。他还重视通过辩证法来分析法国革命，一方面他强调民族特征、旧制度传统对革命兴起以及革命后政治制度构建的巨大影响，另一方面又特别重视偶然因素，如路易十六时期的改革加速了法国社会矛盾的激化。托克维尔认为“即使没有革命，革命所作的一切也会产生”，这是整个法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但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加速了这一过程，使得中央集权制由此得到巩固。另外，托克维尔还使用了阶级分析法，正如他所说的，“人们会拿但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他将贵族、资产者、农民等视为阶级贯穿了他的整个论述过程，通过分析阶级间的矛盾来探究整个社会的矛盾，进而发现导致社会变革的原因。当然，这里也不能不提他难以摆脱的贵族性，托克维尔尽管有意识的试图客观的对大革命进行分析，但他仍然时时流露出他对贵族政治优越性的判断，认为贵族制是实现地方自治的保障，或许那些认为其是吧保守主义者的人就是从这里得出自己的论断的（与之相对的则是托克维尔也高度重视平等和自由，并将个人的独立和自由视为法国人一贯具有的特质，从这里或许还可以将其归为自由主义者）。

通观整本书，可以发现托克维尔的最核心观点在于大革命后中央集权制的确立和加强并非是大革命的直接后果，而是旧制度下王权和中央集权制发展的必然结果，大革命只是加快了这一结果的到来，本书的各个篇章也都是围绕这个核心观点展开。在第一编中，托克维尔首先指出法国大革命采取了一种宗教革命的形式，一方面从形式上说，它利用信仰的力量，使人们共同为自由和平等的理想而追求，这里就类似宗教战争那样采取了精神力量的形式；另一方面，法国大革命确实将宗教特别是教会视为其反对的对象之一，因为教会作为特权阶级，引起了人们的愤恨并且阻碍了人们的发展。然而，托克维尔深刻地指出，法国大革命仅仅是一种采取了宗教形式的政治社会革命，因为它最终所要改变的是社会和政治，宗教仅仅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由于旧制度已经生产出了社会变革的力量，这种力量通过革命集中爆发出来，实现整个社会的大变革，并通过一种普遍的价值传播到整个欧洲。

第二编涉及更多的关于旧制度的细节问题，托克维尔通过描述旧制度中产生的新现象论证了他的核心观点，即旧制度已经产生了革命后得到巩固的中央集权制。1789年之前很长的时间里，法国就经历着巨大的社会变革，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贵族失去了政治权力，资产者日益富裕等等。但是，尽管农民成为小地产主，他们却仍然受到日益沉重的剥削，他们要负担军役税、道路通行费、集市税、市场税、土地转移和变卖税等等，还要向领主交纳地租和年贡，并且仍然需要承担徭役和兵役。更遥远的过去领主和农民的矛盾还不是这么激烈，因为前者掌握着统治权时还负担着救济贫民的责任，并且他们拥有很大的财政自主权。但王权集中后，一切都改变了，贵族和教士通过特权免去这些负担，资产者通过避居城市减少这些压榨，而政府为了获得财政收入只得将注意力集中到农民身上，于是作为最穷且享受公共福利最少的群体，却不得不承受最沉重的负担，这必然激起了他们的强烈不满。与此同时，贵族的日子也不是很好过，因为他们失去了政治权力，作为补偿他们获得免税等特权，但这只会增加第三等级对他们的嫉妒和愤恨。并且出于尊严和身份的考虑，以及受到传统观念的影响，他们不屑于和资产者以及平民官吏为伍，这样他们不仅失去了政治权力，还失去了创造财富的机会，很多贵族日益走下坡路，变得日益贫困。教士的日子也是如此，他们的土地被剥夺，并且开始缴纳一些税赋。资产者由于财富日益增加，开始慢慢提高自己的势力，由于国王为增加收入而大肆卖官鬻爵，使得拥有财富的资产者得以通过这个机会进入政治统治的领域，他们中很多人很快变成了行政官吏，而后来真正掌握权力的那些官吏很多都是出自这个阶级，并且他们中的很多人由此还变成了新贵族。

在社会结构发生巨大变革的过程中，政府行政管理体制也在发生着巨大的变革。王权日益加强，中央专制能力不断提高，御前委员会控制了全国大大小小的一切事务，而国王就是这个委员会的主宰。为了加强对地方的统治，国王向各地派遣总督作为各省的最高管理者，而总督又派遣总督代理管理各个教区。传统的三级会议（这里朗格多克省或许可以作为一个特例，这在作者的附录中得到清楚的描绘）或者议会等机构难以与之抗衡，而只能徒具其名。事实上，法国各个地区由于传统的原因建立了名称各异、模式多样的行政体制，但这些都在不断加强的中央集权控制下名存实亡，中央的直接控制成为唯一的行政模式。在这个过程中，巴黎得到了最大程度的发展，成为整个法国的核心，尽管国王采取种种措施限制巴黎的扩大，但行政资源的集中必然导致整个社会资源向巴黎的集聚（现在中国大城市特别是北京的膨胀遵循的是同样的道理，不缓解中央对地方的强控制无法从根本上限制这些大都市的发展）。王权以及中央权力的急剧增强还导致了司法权力的萎缩，尽管经常出现国王委托司法机构立法的现象，但这只能充其量将之视为国王逃避责任的一种形式，更重要的表现则是国王通过调案使得行政案件以及所有与行政有关的案件都从司法机关转移到行政机关手中，这更加强了行政权力的扩大。另外，正是这种单一形式的行政控制导致了法国各地方的趋同，人们变得日益相似，但正是专制权力的加强，人们逐渐丧失了自由，人们变得互不来往，不同阶级之间乃至同一阶级内部都不会相互协作。而正是这种自由的丧失，使得旧制度变得难以维持，因为它只会加剧社会的分裂，而难以促进社会的进步。

旧制度的毁灭需要推手，而文人适时的走上了历史的前台。不像英国文人那样干预政治，又不像德国文人那样沉湎于哲学思考中，法国文人喜欢通过文学的形式探究政治，并高度重视理性和自然法则的作用。他们的学说甚至吸引了无所事事的贵族，他们更引起广大民众的认同。而经济学派更注重实际，他们要求改革，并逐步形成了对自由的追求。这个时候路易十六的改革措施尽管是在减轻人民的负担，却反而激起了人们更大的不满，因为他使人更清楚的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以及他们改变现实的可能性。于是就出现了这样一个悖论，即在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在这里提出了后来政治科学研究发现的一个定律：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随着路易十六所采取的政策日益导致不满，原本已经集聚起来的可以导致巨大社会变革的各种诱因终于集中爆发，于是法国大革命也就不可避免了。

通过托克维尔的分析可以看出，早在大革命之前许多世纪，法国就已经产生了大量的社会和政治的变革，它们为后来的进一步变革提供了准备。历史总是相互联系的各个事件汇集而成的，没有哪个事件是凭空产生的，它总能从历史上找到它的蛛丝马迹，正如托克维尔所言：“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