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第一篇：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班级：2011级社会学

姓名：郑兴权 学号：2011284110 摘要：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 基督教 农民 中央集权制

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但是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部长（1849年6月~10月）。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对拿破仑三世的通知他怀有深刻的仇恨。

《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写于1851~1856年间，当时法国正处于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期，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本书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

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年）作为主题，不是重点些一部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他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个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的影响是什么，他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对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

他企图解释哪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的叙述史实。虽然他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他自己的说法，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的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也要以孟德斯鸠作为榜样，写一部“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加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他自己的性格。

在大革命爆发之前，各个阶层，各个国家，他们对大革命都有着自己的认识。法国大革命最开始的就是攻击教会，反宗教几乎贯穿这整个大革命的始终，而反宗教只是大革命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并不是大革命的本质。而18世纪的哲学思想才是出发大革命的主要因素，其中的思想包括：人类生而平等，所以种性、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都应被废除;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统一的规章制度。而大革命中反教会的行为则来自于18世纪哲学中一些反教会的思想理念。而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并非基督教的教义，而是因为它更是一种政治制度，他们在人间扮演者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等种种世俗角色，他享有着最多的特权、霸占了最有势力的地位。

托克维尔在第三篇第二章论非基督教运动队大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国正在发生异常迄今未见的事情”，“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基督教，而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

法国大革命一宗教的方式、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的一场到处传播，而且想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和传教深入人心。人们满怀激情的在国内传播这样革命的思想，也同时热烈的把这项思想传播到国外，展现给全世界。法国大革命中那些热血的人们，他们不仅希望法国通过革命来变得更好，而且似乎也坚信这这种思想能是全世界带来崭新的景象。法国大革命最了不起的并非创立了各种新思想，更在于将这些思想传播向全世界，并是众多的种族接受了这些思想。

在大革命爆发的前期，整个欧洲大陆社会分立，文明毁灭，秩序无存，已经千疮百孔。在这样的环境中，各种矛盾丛生，各种暗潮汹涌，大革命意识风雨欲来。

大革命看似是为了摧残宗教信仰的权威才发生的，然而无论如何它的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它的目的是为了为公众争取更多的权力，而推翻了封建制度，取而代之一种更为简单的、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在法国和其他的国家相比，农民是相对幸福的，法国农民的土地政策相对宽松，而其他的国家农民则被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无法离开地主的庄园，地位得不到提升，职业无法改变，地主甚至可以决定农民的婚姻。而在法国随着农民政策的相对宽松，农民享有权利的增多，却越发让他们有了抗争的资本。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难以忍受压迫的人民，一旦压迫减轻，他们就将其猛力的抛弃。

当我们满心欢喜的认为大革命摧毁了一切封建的旧制度，重新树立了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秩序时，托克维尔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这句话无疑是爆炸性的力量，颠覆了人们形成的传统观念，我们不禁也会思考：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吗？托克维尔坚持认为：“中央集权制不仅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且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的争议体制的为一部分，因为只有这和部分才能适应大革命所创立的社会。”他还说：“大革命最初的女里摧毁了君主制这个庞大的体制，但他又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98年哪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部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他甚至这样断言“倘若中央集权制没有在大革命中消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就是大革命的开端和标志。”这种表述和论断也正好印证了他认为的历史具有延续性的思想，诚然这种历史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权制作为这种延续性的证明确实缺乏分析的，他模糊了不同历史时期中中央集权制的阶级实质的差别。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有论述道：“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制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扫得一干二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的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残生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精辟的分析了中央集权制的起源与作用，并同时说明大革命以后的中央集权制这一上层建筑并非是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他是在封建社会的欧洲犯法同盟与近代法国几次战争产生的第一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根据马克思有关阶级的分析方法看待不同时期的中央集权制，我们发现这其中有巨大的差异：旧制度下的封建集权代表的是封建贵族的利益：大革命中的中央集权——雅各宾派代表的是新兴则产阶级的利益。而拿破仑的中央集权制则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三个历史时期虽然都是中央集权制，却有着不同的阶级实质，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政体未变，国建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封建的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的转变），如果说历史是延续的，那么我们只能说，法国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一直有这个传统，以后的法国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而非继承了一成不变的中央集权这依旧体制。

法国的农民属于对三等级，属于被统治阶级，承担各种国家的赋税和税收义务，法国大革命前夕，与资产阶级等共同构成第三等级，成为反封建的主要力量。但是，一个这样的事实不容忽视，在18世纪的欧洲，法国农民的发但并不是最沉重的，相较于18世纪的德意志，那里没有一处是彻底废除了农奴制，大部分地方的农民任然牢牢的束缚在封建领地上，而在法国这些现象早已不复存在，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产品，农奴制爱绝大多数地区已经绝迹，农民已成为土地的所有者，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之前，地产的划分已经开始（而非开始于大革命），在此之前，法国农村已存在大量的小地主。而法国大革命为何会在人民对哪些苛政折磨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呢？对此，托克维尔认为“一方面法国农民已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使法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控制”，农民反封建制度的原因竟出自于使自己封建义务相对变轻的制度本身，这样一个悖论好像不会发生，但却实实在在在法国出现了，从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加入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地产上的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对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将感到非常敏感，“摧毁一部分中世纪之都，就是剩下的那些令人倍感厌恶”。

在18世纪中期的法国，文人无不左右着政局，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下至民众上至领导者中产生着影响，他们是实质上的领导者，首要的政治家。在法国，特权泛滥，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负担，于是使每个哲学家都不由地思考。这种处境使他们对政治产生了无穷的兴趣，而他们也相信只有听从他们的建议，法国才能变得更好。而他们的思想虽然与贵族的利益想背驰，可是他们却依然得到了很多贵族的支持。贵族们以支持他们为一种潮流，而民众对他们也满怀着相信，对他们言听计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贵族们促进了他们自己的灭亡，而他们竟然茫然不知。

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到1794年7月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共经历了5年历程。这产大革命的意义对国内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到热月政变。在三次起义中人民都显示了伟大的力量，一再吧大革命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并再一次将他推进它的发展，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对世界，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的大革命，他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也撼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传播了资本主义进步的自由民主思想。期间所颁布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帝国时期颁布的《民法典》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革命也为世界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具有世界世界意义。

在法国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可以说是法国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可是为什么减轻农民负担却成了激怒农民的理由，而繁荣的背后又有的是什么样的不安，繁荣却是促进了大革命的到来。早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时期法国已经开始衰落，而路易十六的到来似乎挽救了这种衰落的症状。可是社会也已然变得麻木，政府因循守旧没有有丝毫的活力，城市也变得混乱不安。一切似乎都那么的沉寂，似乎在等待，在酝酿。终于人民似乎都忍不住了，在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左右，一种莫名的震动在国内产生，开始似乎不太惹人注意，可是这种震动它在不断地扩大，到后来人们不注意到都不行了。人们开始焦虑而兴奋，似乎是在期待变得更好，似乎又在害怕，他们在期待着这场震动会带来什么东西，人们很好奇。而在这个东西到来之前，所有人包括贵族都在促进者它的到来，而在它真正到来的时候，贵族们想要阻止已来不及，大革命终于爆发。

在法国人民似乎永远处于最底层，没人会关心他们，似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他们，而他们也好像正是那些盘踞在他们头上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从未在公共事务的舞台上出现，也没人相信他们会踏上这一舞台。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前夕，一群思想积极的文人发现，这些默默无闻的民众占有者大多数的人口，他们还拥有着巨大的力量。于是文人们怀着热情把思想传播向大众，而不负他们所望，他们得到了热烈的回应，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他们成为了法国真正的政治家。只到时间地点都已契合，终于忍受不住的人们，开始宣泄他们的怒火，只到巴士底监狱被摧毁，一切已经无法阻挡。

历经5年法国大革命有着其他革命完全不同的特质与成就。其范围广泛，遍及全欧洲，影响全世界。群众基础广泛，人民群众在其中那个显示了伟大的力量。革命彻底，相对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更加的血腥，主张更加的彻底，成就更加的显著、深刻。这场大革命震撼了全欧洲的封建制度，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也同时给了以后各国的革命做了榜样，具有世界的意义。正如列宁所说的：“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他所服务的哪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以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政治上，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秩序，为以后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拿破仑早期的战争传播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在客观上有利于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农民的解放。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经济上，法国在18世纪中期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当时仅次于英国的国家，推动了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发展。思想上，法国启蒙思想把欧洲的启蒙运动推向高潮，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得准备。启蒙思想也传播向全世界，动摇了封建统治思想，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法国大革命除了结束法国的专制统治以外，还带给欧洲两个重要的信念：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信念引发成为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二篇：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体会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体会

去年12月份以来，按照市纪委监察局《关于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领导干部中开展研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三项建设”活动，我认真学习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感受颇深。

1789年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举世瞩目的大革命，革命何以爆发？出身贵族家庭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此展开了研究。作为其研究的成果，《旧制度与大革命》于1856年正式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于旧制度的研宄和对大革命的解读至今仍堪称经典，书中对法国革命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精辟的分析，由此开辟了研究旧制度的新途径，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并在书中接触到了法**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第一编是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几个显着特点的论述，对大革命进行总的评价。托克维尔认为，非但大革命没有停止，连大革命曾经推翻的若干旧制度，也在逐渐恢复。而贯穿这一历史发展主线的就是对于普遍平等的追求，是民主在旧制度中的萌芽和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托克维尔将这条历史主线放在全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早先完成革命的英国和仍然保留了大量旧制度的德国，都被囊括在更广义上的旧制度与革命进程中。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编第四章对全欧洲的封建制度和贵族制度的衰落以及新社会的诸多变化的描述中。只有在更长的历史视野和更广阔的空间背景下，才能看到震撼全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的对于世界史和人类史的真正意义。对此，托克维尔认为：“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二编是对法国旧制度的具体研宄。在第二编第一章中，通过对法国旧制度中土地册的考察，发现十八世纪的法国己经很少存在封建农奴制，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农村小地产主。推动身份平等和民主发展的土地所有权变革，早在大革命之前己经悄然开始。问题在于，封建制度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其突出表现是，尽管贵族在行政方面的权力越来越少，但贵族依然在经济层面上保留了各种特权。在土地制度上，贵族己不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但依然可以以领主的身份向农民征税，这在己成为自由小农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农民看来是不可忍受的，贵族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后文的章节安排中，托克维尔对法国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和法律、政治特点着墨颇多。例如，在对法国旧制度下的城市和农村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描述的时候，通过对18世纪中叶总督与总督代理之间的通信以及有关城市治理法规制定的研宄，认为当时的城市统治逐渐趋向相同。

在全书前两编对旧制度下法国社会身份平等所带来的阶级分裂、中央集权以及专制制度的兴起进行铺垫之后，托克维尔在第三编中对大革命的爆发及其特点的论述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正如托克维尔在本书中所说：“看看大革命是如何从我刚为之画像的那个旧制度中仿佛自动产生的”。托克维尔认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身份平等的发展带来经济的繁荣，民主的民情开始成长，急需制度上的改革。在对1740年和1780年的总督治理情况的对比中，托克维尔通过对1780年政府通信的研究发现，彼时的政治统治开始更多地考虑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通过加强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促进各行业的发展。然而改革来时为晚，托克维尔说道：“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总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正如他自己所言，“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而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宄”。

第三篇：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学院：历史与政治学院班级：姓名：许玲学号：学科：西方史学史题目：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2013级历史学

***6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谈及法国大革命，就不得不提一下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一部连王岐山书记都曾大力推荐的书。关于这本书，在我阅读之后也产生了许多心得。

对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家并不陌生，它第一次对延续了上千年的法国封建制度发起了根本上的冲击，最开始的革命结束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社会仍然在贵族专制与人民民主制之间摇摆。而托克维尔正是有感于祖国的动荡不安，写下《论美国的民主》、《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三部著作，以求为法国走出跌宕的政局提供一条可能的道路。其中，《旧制度与大革命》乃是其对那场改变法国命运的革命最直接的研究。

托克维尔从1851年起开始着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共耗时5年时间，期间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书等一手资料，还采用了类似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重视各国之间的比较，书中托克维尔写到“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所以这本书相对于其它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书籍来看，更具客观性、系统性、科学性和严谨性。

全书主要分为三编，第一编主要讲述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是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大革命如何是一场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以及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第二编主要讲述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它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原因是因为人们没有平等、没有公平、一些旧制度都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并剖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关系；第三编则主要讲述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及其后果、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和最后大革命如何从以往的事物中自动产生。

在文中，托克维尔坚定地认为，人们可以遇见大革命决不是某些具体时间引导的，也不是凭空的一时奋起，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翻遍全部史册，也找不到任何一次与法国革命特点相同的政治革命，只有某些宗教革命中才能找到这种革命，因此，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不管外面如何，它的实质都是一场社会革命。要使无政府状态条理化，但是法国这个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古老的制度与欧洲几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混合交织在一起，还有相关的附属物——整套思想、感情、习惯、道德，使大革命显得更加的激进和伟大。使人惊异的是，这么激进的大革命却迷糊不清，混乱一团。如果用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革命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没有教养、最粗暴的阶级进行来解释，那也便不会让人们觉得惊奇。

托克维尔在书中描述，穷人被强迫单独维修道路，无常提供时间和劳动。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与偏见、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受苦。大革命开始直至今日，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反复多次，永远的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到，被打败，肤浅而易逝。

旧制度下的法国是等级社会，社会士族对基层百姓不断地打压和刺激，喜欢当着人民的面前高声议论那些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互相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行。社会两级分化极为严重，农民作为最穷的群体却享受最少的公共福利，承受最沉重的负担。农民完全被抛弃，所以托克维尔感叹到；“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竟比13世纪还糟？”农民被各个阶级抛弃，被说成是卑贱的农民，无知粗野、好闹事、性格粗鲁、不顺从的家伙，农民的命运变得更加的悲惨并且无法改善。

托克维尔发现，在大革命发生之前，法国农民所受的压迫不仅是其他欧洲国家中最少的，同时也是法国历史上最轻的，大部分的法国农民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我看到，在这些村子里，土地所有者的数量达到了目前数量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如果考虑到从那之后，法国的总人口已经增长了四分之一还多，那么这个数字已经显得很值得注意了”。可是成为土地所有者却又面临另一种负担，这对他们而言之所以难以接受并不是因为这个负担超出了经济承受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似乎是应该免除的，如果与贵族和教士们享有的特权相比较的话。大革命前夕，法国国王连续施行的中央集权化已经完成，贵族治理本领地上事务的职责和权力得到免除，对地方进行治理的任务改由中央派出的总督及其代理人承担。作为交换，贵族们得到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免税特权，同样享有这些特权的还有与封建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会领主。这种即不负有义务又享有利益的特权越来越激起平民的愤怒，如果农民们没有土地，这些本不是负担，但在拥有土地已经成为当时几乎所有人的愿望的时候愤怒就不可避免地蔓延开了。

同样引起人们愤怒的还有来自特权者的轻视。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上层社会的人们热衷于从理性与自然法则中汲取的简单规则来探讨社会的来源、政府本质和人类的首要权利，而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去引领舆论导向，维护本阶级的特权。人人平等的思想自然把讨论的内容引向下层人民所承受的不平等待遇，一时间上层社会对平民充满同情，政府和特权者们公开谈论平民所遭受的苦难，全然不顾他们本人就是这些苦难的来源，“他们心甘情愿地置身其中，消磨时间，一边惬意地享受着他们的豁免权和特权，一边从容地论述着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是何等荒谬”。特权者本来希望通过这些美丽的词藻来攻击竞争对手，没有想过要减轻平民的负担，反而由于政府财政日益拮据导致新的税负不断增加。他们虚伪的言行加速了平等思想在平民中的传播，并亲自成为平民苦难的造就者。

在旧制度下，法国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贵族、教士和平民，三级会议是旧制度下由法国国王控制的议事机构，其设立的本意是使国王能够从中听到来自全国各个阶层的意见。其中教士和贵族属于特权等级，他们虽然在法国总人口所占的比例仅不到2%，但是他们占有的土地和享受的封建特权赋予他们在旧制度下对法国政策走向的巨大影响。属于第三等级的平民尽管人数远多于第一第二等级，可他们中的大部分由于缺少土地和必要的教育，必须依附于特权等级，需要后者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进行指导。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状态限制了第三等级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所能起的作用，并且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延续一直存在。

第二个平民可以参与政治的平台是城市自治。托克维尔发现城市政府一半委托给两个会议，城市官员组成的会议和全体会议。城市官员会议来自于国王的授权，或者是城市向国王就相关职位进行赎买，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权力被收归中央，城市官员会议的作用也越来越小。全体会议会议最初由全体人民组成，城市官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到了18世纪全体会议变成代表制并由贵族组成，随着时间推移全体会议成员的越加失去代表性，与在城市中生产生活的大多数人脱离了联系。最后在国王推行的中央集权化下，城市自治最终也被总督和他的代理人所侵吞。最后，通过查阅档案，托克维尔发现在法国乡村也曾经有过与他在美国农村社区发现的自治制度那样的机构，两者非常相似。可是由于国王将领主的治理责任予以剥离并赋予与众不同的特权，加上富裕而有知识的居民逃往城市，事实上使得乡村的自治机构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在最后，同样也是中央集权化，自治机构的最终决定权被剥夺，任何决定都要得到中央枢密院的许可。

可以看到，由于法国国王对中央集权的持续推行，平民参政议政的平台不断被关闭，平民与贵族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了联系，“他们再也感觉不到需要彼此靠近和互相倾听；他们每一天都变得更加独立于对方，但是也同样彼此更加陌生”，平民和贵族间的距离在税负的不平等下更加疏远。当法国在 1787 年重新建立自治制度时，两个阶级间的鸿沟已无法弥补，对抗既发生在总督和自治机构之间，也发生在自治机构内部。陡然放开的闸门不仅没有对平民中郁积的不满起到疏导作用，反而带来了暴烈的后果，“我惊恐地发现他们的要求竟是同时将国家现行地所有法律与惯例系统地废除；我马上就看到这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规模最大、最危险的一次革命”。

法国国王所推行的中央集权制剥夺了地方自我管理的权力，把一切事务揽到自己的身上，并不断地把管理的权力伸向原本属于人民私人事务的领域。在中央集权的持续推进下，到法国大革命为止，平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在欧洲的演进了几百年，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政策实际上加速了平等原则在法国的深化。通过剥夺贵族对领地的治理权，打破了平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得益于国家的统一规划和出资，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能够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法国的工商业在大革命前一二十年得到快速发展，属于平民等级的一部分人的财富也快速积累，使他们得以向国王购买一官半职进入特权者的行列。但是与公众财富的增加和公共工程的繁荣相应的却是政治合作意识和自主意识的消灭。

在法国大部分地区由于中央集权制的不断蚕食，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同阶级之间缺少讨论共同事务的基础，制度上的如此设计使得处理现实中涉及不同群体事务的责任不得已只能交给中央政府。平等原则更是加深了彼此的疏离，人们缺失了妥协让步，互利共赢的协商精神，即使在大革命后重新得到政治权利以后，也不由自主地把公共事务交给一个超越彼此的力量来处理。更为严重的是，中央集权并没有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面对持续扩大的管理职责，行政资源越发捉襟见肘，无法应对越来越多的管理事务。

当最后政府由于不堪重负决定放开对地方的管制，重新赋予他们政治权力时，国王所面对的是已经长期远离政治生活的法国民众，“个人完全失去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在事件中读取经验的习惯，人们运动的经验，几乎丧失了人民的概念”。与此同时，由于认为压迫无法摆脱而逆来顺受的法国人民，忽然发现改变苦难的权力就在手中，去除一切旧弊的情绪由此变得空前强烈。急于消灭一切封建特权的情绪，突然得到的政治权力与缺少政治实践相结合，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法国社会的改革不是由各方协商推进的渐进式，而是迅猛的、无法控制的革命。从其间种种来看，法国大革命的产生其实是必然的。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观察到了平民等级之所以成为大革命主要力量是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不平等，而非他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境遇。随着法国国王集权的不断推进，平民自我表达的渠道被封住。集权后国王的治理又没有使平民的诉求得到满足，当旧制度企图做出一些改变时，累积的弊病化为暴力革命把专制政府一举摧毁，同时也导致了法国政局长久的动荡。反思这一切，托克维尔认为只有自由才能带领法兰西民族走出迷途。这也是这本书所要向读者表达的关键。掩卷深思之余，把目光转回中国，建国六十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驶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不管愿意不愿意，世界将不得不认真聆听中国好声音。然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环境遭破坏，水资源、空气质量恶化。更堪忧的是国人精神层面出现断层，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不断受到贬损，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不断遭到挑战，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基尼系数达到临界点。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和警惕。显然，新一届党中央不仅看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而且敢于直面问题。中央誓言要将改革进行到底，而如今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再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在当下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期和凸显期，尤其要坚定改革的决心，唯有改革才能解决流弊，才能使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在这方面，中央已为我们立下了规矩。总书记提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勇气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无疑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则是找准了解决问题的命门，中央相继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曾经权倾一方，位高权重的官员相继落马，人民群众看到了党中央大力反腐的坚强决心，城镇化继续强力推进，网络乱象也得到了遏制，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而人民法院在保障改革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法院同时又是保障社会公平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一名历史学师范生，我愿意为社会经济发展，为社会公平正义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也坚信，公平、自由、民主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

目录 概述 内容梗概 创作历程

1.2.写作背景 写作初衷 点评鉴赏

1.2.内容探讨 学者评论 成就与影响

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原著出版于1856年。

内容梗概

《旧制度与大革命》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法文原本名称 L'Ancien Régime et la Révolution(1856)，英文版名称有两个：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和 The Old Regim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on。

创作历程

写作背景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当时的法国正处在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代，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其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

写作初衷

托克维尔的初衷是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作为主题，不是重写一部梯也尔式的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它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和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影响是什么，它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

总之，托克维尔企图解释那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地叙述史实。虽然托克维尔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是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托克维尔自己的话说，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和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他要以孟德斯鸠为榜样，写一部像《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政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自己的性格。

点评鉴赏

内容探讨

1、法国大革命革命缘于三中心共振，文化中心、经济中心、政治中心叠加在一个首都，三中心叠加，有一个中心发生危机，立刻引起另两个中心共振。美国经济中心在纽约，政治中心在华盛顿，学术中心在波士顿，开车都是一天可达。闹**，基本上在波士顿；经济出危机，纽约震荡；政治有风潮，乱在华盛顿。三者分离，不会叠加在一起引起共振。

当时的法国，路易十四奠定了几个中心叠加在一起的大巴黎，一出事就出大事，全法国跟着起事。到了十九世纪中期，一个学建筑出身的警察局长，奉拿破仑的侄子小拿破仑之命重新规划巴黎市。他既有建筑师的专业眼光，也有警察局局长的职业需求，故而将巴黎改建为适宜和平居住不适宜起义巷战的城市，将那些适于打巷战的弯弯曲曲小街小路，统统拉直，把马路打宽，一旦有事，不可能像电影《九三年》、《悲惨世界》里面描绘的那样——革命青年一喊，小街两头一堵，就是现成的一个街垒，马队难以冲进去。他吸取大革命和此后不断革命的教训，把巴黎改造成现在的样子。今天你们看到的巴黎已经不是大革命时期的巴黎，而是被警察局长改造过的巴黎。但巴黎的规模以及巴黎和法国的关系他毕竟改不过来。从路易十四以来巴黎人非常骄傲，一直到现在都这么牛，他们有一句名言，“法国嘛？法国是巴黎的郊区！”中央与地方关系在这里呈现出病态扭曲。

这是信奉全能主义统治哲学必然带来的后果，一个超级首都，迟早要出大事，而且已经出过了。在和平时期似乎可以夸耀，一旦动荡，如此规模就是你的坟墓。

2、革命与改革的不解之缘。

三千贵族迁居于凡尔赛，路易十四有政治目的。贵族分散于各地，与地方势力结合，这是古今中外朝廷心腹之患。中国历史上打豪强、削藩镇，不绝如缕，屡见史乘。从秦始皇开始，皇帝坐稳的人首先要削藩，削藩有武力削藩，有和平迁藩。把贵族统统给我搬到我眼皮底下，可谓和平迁藩。你们在我眼皮子底下花天酒地，最好是醉生梦死，但不能分散到全国各地区，走出我视野。

下一个皇帝就是路易十五。一个花花公子，他爹留下来这样一个花团锦簇的帝国够他消费了。尽管他知道这样下去不行，但是不妨碍眼前每一分钟的享乐。所以他这个时代留下的名言跟他爸就不一样了，叫做“我死后管他洪水滔天”。用俗话来说就是击鼓传花，这盘子不崩在我的手上就行。

路易十六相比之下是最开明的。巴士底狱没有政治犯，如果路易

十四、路易十五时期关进去某某某这样的人物，到路易十六也早就把某某某放走了。但是1789年7月14日，大革命的民众还是要攻占巴士底狱。为什么要攻？因为老百姓在流传这里面还有政治犯。打下来以后才发现没有，只有几个精神病。其次，他接受启蒙哲学。启蒙哲学最富有民粹主义情结的是卢梭，卢梭认为上流社会最腐败，下流社会最干净，高贵者最愚蠢，卑贱者最聪明。那么高贵者怎么变得聪明起来？应该向底层社会学习，每一个人习得一门手艺，做木匠、种地，都可以。路易十六还真信这个，他习得的手艺是做锁匠，开锁。全法国各种疑难杂锁都收集来，一把一把琢磨着打开。可是最后一把锁他打不开了，那就是法国的中央集权。[1]

3、“共和二年的文化革命”。

1789年7月革命开始，路易十六一直摇摆不定，有时同情巴黎，有时厌恶巴黎。所以革命的第一阶段的成果是君主立宪，不废君主，是要制定一部宪法，君主听宪法的制约就行。这个阶段维持了一年多。这是资产阶级和自由派贵族能够控制局面的一年。这一年通过很多法律，最著名的《人权宣言》，最著名的1791年的宪法，以及重新规划法国的行政区域，把法国划为81个省等等，都是这一年做的。这一年的革命可称小革命，有建设性。但问题来了，国王招来第三等级开会，给前两个等级施加压力，而第三等级后面跟来了“第四等级”。当时的“第四等级”男人叫无套裤汉，女人叫编织妇。按照卢梭哲学的“直接民主”，不要当中一层过滤，国民公会开会、制定宪法、讨论议程，要敞开大门，无套裤汉与编织妇都要冲进去呐喊。

大革命一浪高过一浪。吉伦特派执政时发生了国王叛逃案，把国王拉回来，要不要判决国王？国王一下子变得形象猥琐，要上法庭，成了被告，而且要判死刑。比吉伦特派更加激进的小资产阶级，则是罗伯斯庇尔——卢梭的粉丝。他们投了死刑票，而且认为此前两个阶段都保守、都局限，没有彻底地改造法国。学者评论

从2012年年末开始，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持续大热，这本十九世纪中期出版的老书在市面上几次脱销。2012年11月30日中纪委召开专家座谈会，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参加座谈会的专家推荐：“我们现在很

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作为一本探究18世纪法国大革命起源及特点的著作，能在中国引起广泛关注，除了高层领导人的推荐外，2013年1月8日出版的人民日报评论道，更大的原因是书中内容与当下中国的关联性。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能一蹴而就，政治改革需要大胆而审慎。可以说，经由改革达成代价最小的现代化道路，已经成为人们的共识。问题在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

成就与影响

《旧制度与大革命》在1856年出版时，托克维尔对此书的命运忧心忡忡，他写信给他的英国妻子说：“我这本书的思想不会讨好任何人：正统保皇派会在这里看到一幅旧制度和王室的糟糕画像，虔诚的教徒„„会看到一幅不利于教会的画像，革命家会看到一幅对革命的华丽外衣不感兴趣的画像；只有自由的朋友们爱读这本书，但其人数屈指可数。”

出乎作者的意料，到托克维尔逝世那一年（1859），此书在法国已印行了4版共9000册，到1934年已印16版，共计25000册，在英国、美国、德国都极畅销。

托克维尔的著作1870年后被冷落了七八十年后，近几十年来在西方突然走运，随着保守的自由主义思想的抬头，托克维尔的政治观点重新受到了重视。《托克维尔全集》在1952年出版第一版后，至今已印行第三版。1979年在美国成立了托克维尔学会，出版《托克维尔评论》。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简介

《旧制度与大革命》(TheOldRegimeandtheFrenchRevolution)在中国被中纪委书记王岐山推荐，引起热读，很大程度上与中国当下的改革处境有关。

这本书是法国历史学家亚历克西〃德〃托克维尔(AlexisdeTocqueville)的经典名著，原著出版于1856年，中文版1992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近日中央政治局常委、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上说：“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

中国的改革，我们常常听到“改革进了深水区”，“改革到了攻坚期”等说法，二十一世纪头二十年的“重要战略机遇期”所剩不多，改革导致了人们普遍对改革产生紧迫感乃至焦虑感。政治高层抛出“改革红利说”，似乎要坚定将改革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政治高层公开推荐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似乎担心改革不成功，反而引发革命。

托克维尔所说的旧制度下的法国，就是一个通过改革不断产生“红利”、不断改善法国人民生活的政府；同时却也是一个因为改革而不断引发难以满足的改革诉求，致使社会矛盾激化，最终走向革命的政府。改革可以产生红利，但改革本身绝不必然就是红利。怎样使改革之利最大化、改革之弊最小化，无疑是对执政者的执政水平与政治智慧的重大考验。

但是，在谈论“改革”时，非常有必要区分两种“改革”：一种是“革命前的改革”，一种是“革命后的改革”。简单地把中国当下的改革事业比附为法国旧制度下的改革，其实并不允当。有人把当下中国的改革与晚清政府推行的改革相提并论，显示了同样的思维错乱。实际上，中国的革命已经发生了，“新中国”已经建立了，当下中国的改革是革命后的改革，是新制度的自我完善。

该书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界说大革命的历史意蕴及其基本内容；第二部分分析大革命古老的、一般的原因；第三部分则分析大革命特殊的、较晚近的原因。它是托克维尔生前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本书，但它是一本未竟之作。显然，托克维尔在书中致力于发掘大革命的原因，但他更关心的问题——大革命的后果，却未及展开。不过，从他对拿破仑帝国与1848年革命的态度上，不难发现他对革命的后果并不满意。法国在大革命后出现的政体更迭与社会动荡，离他想望的一个自由的民主国家相距甚远。

对托克维尔而言，法国大革命本身只是此前一系列已经开始展开的趋向的最终完成而已。只不过，民主革命虽然把君主制推翻了，但真正的民主制并没有建立起来；民主革命使得平等观念深入人心，但在民主社会怎样保有自由，却成了更大的难题。

因此，真正值得中国读者关注和思考的是：大革命所创造的新制度如何不断获得自我完善？面对法国大革命造成的种种不良后果，托克维尔致力于探究民主社会中“自由的技艺”，这实质是“革命后的改革”所要面临的问题。

托克维尔最纠结最痛苦的莫过于，他意识到民主是一种出于天意的历史必然趋势，浩浩荡荡，无可阻挡，但他又想不到法国人如何在这种趋势下保持贵族式的自由。早先他曾认为美国民主比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民主持有积极乐观的态度，但1848年爆发的民众情绪和急剧高涨的社会主义革命热潮，使得民主在法国呈现出新的面貌，这一面貌使托克维尔对民主感到恐惧。他在另一本著作《回忆录》(Recollections)中说得尤其直白：“在思想上我倾向民主制度，但由于本能，我却是一个贵族——这就是说，我蔑视和惧怕群众。”这实际凸显了自由与民主之间所具有的张力。而此张力，本质上也就是“贵族制的自由”与“民主制的平等”之间的张力。托克维尔所热爱的自由，并非后来所说的“消极自由”，而是具有积极政治参与意味的共和主义的自由，是一种具有高贵男子气的政治德性，显示了人性本身的卓越，故而他所期待的民主社会，是一个贵族式的自由得以普遍化、公民普遍享有并实践政治自由与共和美德的社会。这种主张是因为，与民主相生相随的平等精神会对人性产生一种夷平化的效果，使人的品格趋于同质的平庸。然而，如果人性所具有的卓越光辉越来越黯淡，以致放弃了对于高贵事物的追求，又怎么可能有真正的自由呢？

虽然热爱贵族式的“自由”，但托克维尔同时也愿意承认，大革命的必然趋势是谁也无法抗拒的，不能因为革命后的不良后果而否定大革命本身的意义。正是大革命使“民主”成为唯一正当的现代政治，而革命后的制度建设、改革与自我完善，实际上也就是后来所说的民

主化之后的“民主巩固”问题。

法国大革命这一事件本身所经历的时间并不算长，但如果从大革命给法国与世界带来的深远影响看，我们甚至可以说，大革命仍然尚未终结。法国在大革命之后经历多次的政体更迭，帝制复辟与共和再造反复进行，直到1958年建立“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才算告一段落。有一种说法是，1971年，当尼克松向周恩来询问对于法国大革命的看法时，周恩来淡淡地回答：“现在下结论还为时太早。”最近，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基辛格在他的新著《论中国》(OnChina)中对此作了更正，认为周恩来所指的是1968年巴黎运动，但这岂非恰恰说明了1968年依然受到1789年精神的感召？

大革命推动产生了世界性的民主化潮流，直到今天，人们所呼吁的民主化改革，源头上仍与法国大革命构成精神性的关联。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发生的中国革命，也与法国大革命分享了共同的民主革命精神，但却试图建立一种不同于资本主义民主的“社会主义民主”，一种更新的新制度。同样，社会主义革命也不能毕其功于一役，革命也可能产生不良后果，革命后的新制度建设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自辛亥革命以来，中国在二十世纪同样经历了“漫长的革命”，1949年建国后仍一度坚持“不断革命”，甚至改革开放也被认为是“第二次革命”。

今天，我们不能假设，旧制度下的法国君主如果更为审慎就能避免法国大革命的发生；也不能假设，旧制度下的满清政府如果更为审慎就能避免中国革命的发生，因为从君主主权到人民主权的根本变

迁，乃是托克维尔所说的“天意”。但如果革命所希望建立的新制度尚未建成，那我们就不能说革命真正获得了成功。中国在1949年之后对于新制度的建设进行了艰辛的探索，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一直到当下的改革，中国仍处于这一新制度的自我完善过程之中。改革所产生的焦虑与困惑，只有通过新制度的不断更新、创造才能最终消解掉。

托克维尔所提出的自由与民主的矛盾问题，中国固然也需要面对，但中国需要面对的更大的矛盾，乃是当年严复就为之苦恼的富强与自由的矛盾问题。“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已被提上政治日程，这是近代以来无数中国人的梦想，不过中国革命追求的社会主义事业还禀有一种更高的使命，那就是建设一种有利于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新制度，这无疑与托克维尔所期盼的有助于塑造卓越人性的自由技艺有相通之处。这恰恰是社会主义政治哲学与改革事业面临的最大难题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