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范文]

第一篇：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范文]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谈集体个人主义

无名小子

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提到集体个人主义，指当时的法国社会由许多小团体组成，而每个小团体只考虑自身的利益。对于他提到的这种现象，我相信无需做过多的解释，对于当今的中国人而言是能够轻易理解的，我们身处其中，感受它带给我们的一切。比如医院这个团体，他们首先考虑的是自身的利益，而非患者的就医体验，即使做出一副倾听患者心声的样子，那也显得格外假惺惺（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魏则西，相信不用我多说）；学校教师这个团体，他们为自身的利益争的不可开交，哪有时间去教书育人呢？为人师表成为理想，而现实是赤裸裸的金钱交易，学生成为他们的商品，一群待宰的羔羊而已；警察，已成为传说的群体，曾几何时“有困难找警察”成为人们的口头禅，如今呢？人人为前途而奔波，没有前途则奔向“钱途”，靠山吃山成为他们的行规。这些例子数不胜数，我不想一一列举，对于这些现象，我绝无抨击的心思，我懒得这么做，大家对他们的理解可能比我更深刻，在这里我只想谈谈为什么存在这些现象？而我们又该如何寻求解决之道？

大家都知道，作为个体与阶层（这里我不想用阶级这个词语，那或许显得有偏见）是有区别的。作为个体来讲，优秀医生、教师、警察数不胜数（每当看新闻联播的时候，感觉他们既是那么的亲切，却又显得如此的遥远，不多说了，说多了都是泪，呵呵），他们的人格魅力令人拜服，但正如托克维尔所说：“人们会拿单个人的例子来反驳我，但我谈的是阶级，唯有阶级才应占据历史”。作为个体的医生、教师、警察，他们绝非为恶之人，大多数会是一个好的父亲、母亲、丈夫、妻子、儿子、女儿，跟普通人绝无二致，但作为阶层来讲，他们被利益所绑架，或者被制度所制约，必难改变阶层的性质。而阶层才是历史中的主角，决定所行之事的性质，以及带来的影响。

作为集体个人主义中的个人，他们也会认为阶层不应利用职业性质为自己谋额外的利益，至少他们是能够分辨是非的（不能分辨的或许也有，这此类chusheng极少，不是吗？）。但现实呢？他们更多的是希望其他阶层放弃职业特权，而自己例外。医生希望教育更公平，教师应负起他们应有的责任；教师希望医疗资源能够更均衡，医生守住道德的底线。其实人人都希望打破行业间的这种职业特权，自己不用再去找关系走后门，但他们又希望守住自己的“山头”，因为其他团体正牢牢的坚守各自的“山头”。在这个过程中，谁也不愿意相信对方而放弃自己手中的利益。当人情关系网绑架整个社会的时候，看似人人都相互依靠，更加的融合，其实他们的心变得更加冷漠，人与人之间只剩下赤裸裸的交易，关系网让看似凝聚的人们变得彼此畏惧。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心知肚明的同时却又显得无可奈何。

对于集体个人主义中的个人，用个人主义来形容他们再合适不过，人人都只关心自己之事，对待他人之事漠不关心。从表现上来看，个人主义呈现两个特征，其一，对待自己之事格外的用心，甚至有些蛮不讲理，过分的争取，因为他不这么做，是没有人替他打算的，一旦涉及到自己的利益，他们必定锱铢必较，即使占了便宜，却表现得好像吃了大亏似的（得了便宜还卖乖的人比比皆是，嗯哼）；其二，从某些方面来讲，并不是因为他天生冷漠，而是他根本无力为别人做些什么，因为他缺乏参与的权利与义务（任何社会参与都被代表了，她或者他还能做些什么呢？）。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集体个人主义呢？我们不妨从法国大革命时期各阶层的状态来探寻答案。根据托克维尔的分析，在大革命前的法国，各个阶层之间存在明显的分界线，贵族阶层、资产阶层、平民阶层存在彼此的分离，比如资产阶层唯恐人们把他们视为平民，贵族从心眼里不愿与资产阶层沾边，为什么呢？贵族是无权的特权者，资产阶层是新晋的掌权者，通过各种手段获得实质的免税权，而平民阶层是税负的主要承担者，三者利益的不一致，以致他们根本没有共同协作行动的动机与愿望。利益在他们之间划上一条泾渭分明的鸿沟，社会各阶层相互排斥而无法达成共识，更无法形成共同打破这个局势的力量，而王权专制却非常乐意看到这种情形。这便是形成集体个人主义的原因，彼此分裂、利益相背促使各阶层只为各自阶层打算，各个阶层越来越形同陌路，与此同时，各阶层还在继续的分裂下去，最终分裂成单个的人。面对这种分裂，又会有谁来阻止他呢？

集体个人主义所带来的彼此分裂，相互变得冷漠让人寒颤，但我们仍需直面这些问题。今天的中国虽然存在集体个人主义，但决不能简单的类比二百年前的法国，我们早就不再是王权专制，土壤不同，结果也必将不同，通过改革也必定走出这段阶层分裂的时期。但阶层分裂的原因值得我们警醒，如果不采取措施或者选择等待，而时机一旦错过，留给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不妨借鉴托克维尔所提到的英国。要打破各阶层之间存在的那条鸿沟，让他们能够跨越而重新凝聚在一起，唯有让其利益一致，共同的利益才能让他们重逢；各阶层之间虽有分界线，但性质模糊，界限不清，只要给予他们自由，就能让他们能够凭借自己的努力在各阶层流动；保障所有人的权利，让他们合法的诉求得到伸张；于此同时坚决打击特权的存在，让所有的阶层在权利上愈趋向于平等。

第二篇：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学院：历史与政治学院班级：姓名：许玲学号：学科：西方史学史题目：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2013级历史学

***6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谈及法国大革命，就不得不提一下19世纪法国著名历史学家托克维尔的著作《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是一部连王岐山书记都曾大力推荐的书。关于这本书，在我阅读之后也产生了许多心得。

对于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大家并不陌生，它第一次对延续了上千年的法国封建制度发起了根本上的冲击，最开始的革命结束了几十年以后，法国社会仍然在贵族专制与人民民主制之间摇摆。而托克维尔正是有感于祖国的动荡不安，写下《论美国的民主》、《回忆录：1848年法国革命》和《旧制度与大革命》三部著作，以求为法国走出跌宕的政局提供一条可能的道路。其中，《旧制度与大革命》乃是其对那场改变法国命运的革命最直接的研究。

托克维尔从1851年起开始着手对法国大革命的研究，到1856年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共耗时5年时间，期间查阅了大量档案，文书等一手资料，还采用了类似年鉴学派的“问题史学”方法和阶级分析方法，重视各国之间的比较，书中托克维尔写到“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所以这本书相对于其它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书籍来看，更具客观性、系统性、科学性和严谨性。

全书主要分为三编，第一编主要讲述大革命的根本与最终目的是摧毁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大革命如何是一场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政治革命以及法国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什么；第二编主要讲述封建权利在法国比在其它任何国家更使人民憎恶。原因是因为人们没有平等、没有公平、一些旧制度都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并剖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之间的关系；第三编则主要讲述文人何以变为国家的首要政治家及其后果、法国人何以先要改革，后要自由，为什么减轻人民负担反而激怒了人民和最后大革命如何从以往的事物中自动产生。

在文中，托克维尔坚定地认为，人们可以遇见大革命决不是某些具体时间引导的，也不是凭空的一时奋起，而是由抽象原则和非常普遍的理论引导的。翻遍全部史册，也找不到任何一次与法国革命特点相同的政治革命，只有某些宗教革命中才能找到这种革命，因此，法国革命是以宗教革命的方式，带着宗教革命的外表进行的一场政治革命。不管外面如何，它的实质都是一场社会革命。要使无政府状态条理化，但是法国这个一场规模巨大的革命，古老的制度与欧洲几乎一切宗教法律和政治法律混合交织在一起，还有相关的附属物——整套思想、感情、习惯、道德，使大革命显得更加的激进和伟大。使人惊异的是，这么激进的大革命却迷糊不清，混乱一团。如果用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革命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没有教养、最粗暴的阶级进行来解释，那也便不会让人们觉得惊奇。

托克维尔在书中描述，穷人被强迫单独维修道路，无常提供时间和劳动。人民几乎独自承受种种流弊的全部重负，过着隔离的生活，默默地沉溺与偏见、嫉妒和仇恨中，因而他们被命运的严峻弄得冷酷无情，变得既能忍受一切，又能使一切受苦。大革命开始直至今日，人们多次看到对自由的酷爱时隐时现，再隐再现，反复多次，永远的缺乏经验，处理不当，轻易便会沮丧，被吓到，被打败，肤浅而易逝。

旧制度下的法国是等级社会，社会士族对基层百姓不断地打压和刺激，喜欢当着人民的面前高声议论那些折磨人民的残酷的、不公正的行为，他们互相揭发政府机构骇人听闻的种种罪行。社会两级分化极为严重，农民作为最穷的群体却享受最少的公共福利，承受最沉重的负担。农民完全被抛弃，所以托克维尔感叹到；“尽管文明取得各方面进步，何以18世纪法国农民的处境竟比13世纪还糟？”农民被各个阶级抛弃，被说成是卑贱的农民，无知粗野、好闹事、性格粗鲁、不顺从的家伙，农民的命运变得更加的悲惨并且无法改善。

托克维尔发现，在大革命发生之前，法国农民所受的压迫不仅是其他欧洲国家中最少的，同时也是法国历史上最轻的，大部分的法国农民已经拥有了属于自己的土地，“我看到，在这些村子里，土地所有者的数量达到了目前数量的一半甚至三分之二；如果考虑到从那之后，法国的总人口已经增长了四分之一还多，那么这个数字已经显得很值得注意了”。可是成为土地所有者却又面临另一种负担，这对他们而言之所以难以接受并不是因为这个负担超出了经济承受能力，而是因为他们发现这似乎是应该免除的，如果与贵族和教士们享有的特权相比较的话。大革命前夕，法国国王连续施行的中央集权化已经完成，贵族治理本领地上事务的职责和权力得到免除，对地方进行治理的任务改由中央派出的总督及其代理人承担。作为交换，贵族们得到了数量巨大、种类繁多的免税特权，同样享有这些特权的还有与封建制度紧密联系在一起的教会领主。这种即不负有义务又享有利益的特权越来越激起平民的愤怒，如果农民们没有土地，这些本不是负担，但在拥有土地已经成为当时几乎所有人的愿望的时候愤怒就不可避免地蔓延开了。

同样引起人们愤怒的还有来自特权者的轻视。受启蒙思想家的影响，上层社会的人们热衷于从理性与自然法则中汲取的简单规则来探讨社会的来源、政府本质和人类的首要权利，而不是从社会现实出发去引领舆论导向，维护本阶级的特权。人人平等的思想自然把讨论的内容引向下层人民所承受的不平等待遇，一时间上层社会对平民充满同情，政府和特权者们公开谈论平民所遭受的苦难，全然不顾他们本人就是这些苦难的来源，“他们心甘情愿地置身其中，消磨时间，一边惬意地享受着他们的豁免权和特权，一边从容地论述着所有根深蒂固的习俗是何等荒谬”。特权者本来希望通过这些美丽的词藻来攻击竞争对手，没有想过要减轻平民的负担，反而由于政府财政日益拮据导致新的税负不断增加。他们虚伪的言行加速了平等思想在平民中的传播，并亲自成为平民苦难的造就者。

在旧制度下，法国社会被分为三个等级，分别为贵族、教士和平民，三级会议是旧制度下由法国国王控制的议事机构，其设立的本意是使国王能够从中听到来自全国各个阶层的意见。其中教士和贵族属于特权等级，他们虽然在法国总人口所占的比例仅不到2%，但是他们占有的土地和享受的封建特权赋予他们在旧制度下对法国政策走向的巨大影响。属于第三等级的平民尽管人数远多于第一第二等级，可他们中的大部分由于缺少土地和必要的教育，必须依附于特权等级，需要后者对他们的生产和生活进行指导。这种不平等的社会状态限制了第三等级在法国政治生活中所能起的作用，并且伴随着封建制度的延续一直存在。

第二个平民可以参与政治的平台是城市自治。托克维尔发现城市政府一半委托给两个会议，城市官员组成的会议和全体会议。城市官员会议来自于国王的授权，或者是城市向国王就相关职位进行赎买，随着越来越多的地方权力被收归中央，城市官员会议的作用也越来越小。全体会议会议最初由全体人民组成，城市官员由全体人民选举产生，到了18世纪全体会议变成代表制并由贵族组成，随着时间推移全体会议成员的越加失去代表性，与在城市中生产生活的大多数人脱离了联系。最后在国王推行的中央集权化下，城市自治最终也被总督和他的代理人所侵吞。最后，通过查阅档案，托克维尔发现在法国乡村也曾经有过与他在美国农村社区发现的自治制度那样的机构，两者非常相似。可是由于国王将领主的治理责任予以剥离并赋予与众不同的特权，加上富裕而有知识的居民逃往城市，事实上使得乡村的自治机构既无意愿也无能力对公共事务进行管理。在最后，同样也是中央集权化，自治机构的最终决定权被剥夺，任何决定都要得到中央枢密院的许可。

可以看到，由于法国国王对中央集权的持续推行，平民参政议政的平台不断被关闭，平民与贵族在政治生活中失去了联系，“他们再也感觉不到需要彼此靠近和互相倾听；他们每一天都变得更加独立于对方，但是也同样彼此更加陌生”，平民和贵族间的距离在税负的不平等下更加疏远。当法国在 1787 年重新建立自治制度时，两个阶级间的鸿沟已无法弥补，对抗既发生在总督和自治机构之间，也发生在自治机构内部。陡然放开的闸门不仅没有对平民中郁积的不满起到疏导作用，反而带来了暴烈的后果，“我惊恐地发现他们的要求竟是同时将国家现行地所有法律与惯例系统地废除；我马上就看到这将是世界上前所未有、规模最大、最危险的一次革命”。

法国国王所推行的中央集权制剥夺了地方自我管理的权力，把一切事务揽到自己的身上，并不断地把管理的权力伸向原本属于人民私人事务的领域。在中央集权的持续推进下，到法国大革命为止，平等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已经在欧洲的演进了几百年，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政策实际上加速了平等原则在法国的深化。通过剥夺贵族对领地的治理权，打破了平民对领主的人身依附。得益于国家的统一规划和出资，在法兰西的土地上能够实施大规模的公共工程。法国的工商业在大革命前一二十年得到快速发展，属于平民等级的一部分人的财富也快速积累，使他们得以向国王购买一官半职进入特权者的行列。但是与公众财富的增加和公共工程的繁荣相应的却是政治合作意识和自主意识的消灭。

在法国大部分地区由于中央集权制的不断蚕食，贵族阶级与平民阶级之间，同阶级之间缺少讨论共同事务的基础，制度上的如此设计使得处理现实中涉及不同群体事务的责任不得已只能交给中央政府。平等原则更是加深了彼此的疏离，人们缺失了妥协让步，互利共赢的协商精神，即使在大革命后重新得到政治权利以后，也不由自主地把公共事务交给一个超越彼此的力量来处理。更为严重的是，中央集权并没有加强政府的治理能力，面对持续扩大的管理职责，行政资源越发捉襟见肘，无法应对越来越多的管理事务。

当最后政府由于不堪重负决定放开对地方的管制，重新赋予他们政治权力时，国王所面对的是已经长期远离政治生活的法国民众，“个人完全失去了处理事务的能力，在事件中读取经验的习惯，人们运动的经验，几乎丧失了人民的概念”。与此同时，由于认为压迫无法摆脱而逆来顺受的法国人民，忽然发现改变苦难的权力就在手中，去除一切旧弊的情绪由此变得空前强烈。急于消灭一切封建特权的情绪，突然得到的政治权力与缺少政治实践相结合，三个因素共同决定了法国社会的改革不是由各方协商推进的渐进式，而是迅猛的、无法控制的革命。从其间种种来看，法国大革命的产生其实是必然的。

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托克维尔观察到了平民等级之所以成为大革命主要力量是因为他们所感受到的不平等，而非他们实际上的不平等境遇。随着法国国王集权的不断推进，平民自我表达的渠道被封住。集权后国王的治理又没有使平民的诉求得到满足，当旧制度企图做出一些改变时，累积的弊病化为暴力革命把专制政府一举摧毁，同时也导致了法国政局长久的动荡。反思这一切，托克维尔认为只有自由才能带领法兰西民族走出迷途。这也是这本书所要向读者表达的关键。掩卷深思之余，把目光转回中国，建国六十多年，尤其是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驶入了经济发展的快车道，如今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不管愿意不愿意，世界将不得不认真聆听中国好声音。然而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我们也付出了沉重的代价，生态环境遭破坏，水资源、空气质量恶化。更堪忧的是国人精神层面出现断层，传承数千年的中华文明传统不断受到贬损，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不断遭到挑战，贫富差距仍在不断拉大，基尼系数达到临界点。这些都不能不引起我们的警醒和警惕。显然，新一届党中央不仅看到了中国存在的问题，而且敢于直面问题。中央誓言要将改革进行到底，而如今的改革已步入“深水区”，再不是摸着石头过河的时期。在当下社会转型，矛盾多发期和凸显期，尤其要坚定改革的决心，唯有改革才能解决流弊，才能使人民过上更有尊严的生活。在这方面，中央已为我们立下了规矩。总书记提出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勇气加强纪律作风建设，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以实际行动取信于民。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的开展无疑抓住了问题的根本，“照镜子、正衣冠、洗洗澡、治治病”则是找准了解决问题的命门，中央相继出台了八项规定，六项禁令，总书记提出“老虎”、“苍蝇”一起打，一批曾经权倾一方，位高权重的官员相继落马，人民群众看到了党中央大力反腐的坚强决心，城镇化继续强力推进，网络乱象也得到了遏制，坚定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正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而人民法院在保障改革发展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民法院同时又是保障社会公平主义的最后一道防线，作为一名历史学师范生，我愿意为社会经济发展，为社会公平正义尽一份绵薄之力，我也坚信，公平、自由、民主的中国必将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第三篇：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

班级：2011级社会学

姓名：郑兴权 学号：2011284110 摘要：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

关键词：法国大革命 基督教 农民 中央集权制

托克维尔 托克维尔出身于贵族，但是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部长（1849年6月~10月）。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对拿破仑三世的通知他怀有深刻的仇恨。

《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写于1851~1856年间，当时法国正处于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建立和巩固第二帝国的时期，信奉自由主义的托克维尔对之悲观失望。本书中浸透着对法国命运的深沉思考和对拿破仑三世专制政权的强烈仇恨。

以十年帝国时期（1804~1814年）作为主题，不是重点些一部帝国史，而是试图说明帝国是如何产生的，他何以能在大革命创造的社会中建立起来，凭借的是哪些手段方法，创立帝国的那个人（拿破仑）的真正本质是什么，他的成就个挫折何在，帝国的短期和深远的影响是什么，他对世界的命运，特别是对法国的命运起了什么作用。

他企图解释哪些构成时代连锁主要环节的重大事件的原因、性质、意义，而不是单纯的叙述史实。虽然他后来放弃了对第一帝国的研究，把注意力移向大革命的深刻根源——旧制度。但他的分析方法并未改变，用他自己的说法，他要把“事实和思想，历史哲学的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也要以孟德斯鸠作为榜样，写一部“罗马盛衰原因”那样的著作，“为后世留下自己的痕迹”。尽管他也参加议政，但他自信“立言”比“立功”更适合他自己的性格。

在大革命爆发之前，各个阶层，各个国家，他们对大革命都有着自己的认识。法国大革命最开始的就是攻击教会，反宗教几乎贯穿这整个大革命的始终，而反宗教只是大革命中的一小部分而已，并不是大革命的本质。而18世纪的哲学思想才是出发大革命的主要因素，其中的思想包括：人类生而平等，所以种性、阶级、职业的一切特权都应被废除;人民享有主权，社会权力至高无上，统一的规章制度。而大革命中反教会的行为则来自于18世纪哲学中一些反教会的思想理念。而导致这一状况的原因并非基督教的教义，而是因为它更是一种政治制度，他们在人间扮演者地主、领主、什一税征收者、行政官吏等种种世俗角色，他享有着最多的特权、霸占了最有势力的地位。

托克维尔在第三篇第二章论非基督教运动队大革命的影响时，认为“法国正在发生异常迄今未见的事情”，“在法国，人们怀着一股怒火攻击基督教，而试图以另一种宗教取而代之”。

法国大革命一宗教的方式、打着宗教的旗号进行的一场到处传播，而且想宗教革命一样通过预言和传教深入人心。人们满怀激情的在国内传播这样革命的思想，也同时热烈的把这项思想传播到国外，展现给全世界。法国大革命中那些热血的人们，他们不仅希望法国通过革命来变得更好，而且似乎也坚信这这种思想能是全世界带来崭新的景象。法国大革命最了不起的并非创立了各种新思想，更在于将这些思想传播向全世界，并是众多的种族接受了这些思想。

在大革命爆发的前期，整个欧洲大陆社会分立，文明毁灭，秩序无存，已经千疮百孔。在这样的环境中，各种矛盾丛生，各种暗潮汹涌，大革命意识风雨欲来。

大革命看似是为了摧残宗教信仰的权威才发生的，然而无论如何它的实质是一场政治革命。它的目的是为了为公众争取更多的权力，而推翻了封建制度，取而代之一种更为简单的、人人平等为基础的社会政治秩序。

在法国和其他的国家相比，农民是相对幸福的，法国农民的土地政策相对宽松，而其他的国家农民则被牢牢的束缚在土地上，无法离开地主的庄园，地位得不到提升，职业无法改变，地主甚至可以决定农民的婚姻。而在法国随着农民政策的相对宽松，农民享有权利的增多，却越发让他们有了抗争的资本。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难以忍受压迫的人民，一旦压迫减轻，他们就将其猛力的抛弃。

当我们满心欢喜的认为大革命摧毁了一切封建的旧制度，重新树立了一种全新的资产阶级中央集权制的统治秩序时，托克维尔并不这么认为。他说“中央集权制是旧制度的一种体制而不是像人们所说是大革命和帝国的业绩。”这句话无疑是爆炸性的力量，颠覆了人们形成的传统观念，我们不禁也会思考：这种认识是正确的吗？托克维尔坚持认为：“中央集权制不仅是旧制度的产物，而且进一步说。这是旧制度在大革命后保存下来的争议体制的为一部分，因为只有这和部分才能适应大革命所创立的社会。”他还说：“大革命最初的女里摧毁了君主制这个庞大的体制，但他又于1800年重新恢复。人们常说，这是国家行政问题上的1798年哪些原则在当时以及后来的胜利，其实恰恰相反，取胜的是旧制度的那些原则，它们当时全部恢复实施，而且固定下来。”他甚至这样断言“倘若中央集权制没有在大革命中消亡，那就意味着中央集权制本身就是大革命的开端和标志。”这种表述和论断也正好印证了他认为的历史具有延续性的思想，诚然这种历史思想无疑是正确的，但是把法国大革命前后的中央集权制作为这种延续性的证明确实缺乏分析的，他模糊了不同历史时期中中央集权制的阶级实质的差别。

马克思在《法兰西内战》有论述道：“中央集权的国家政权及其遍布各地的机关是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但是，封建领主的特权。城市和行会的专制以及各省的法规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阻碍了它的发展。18世纪法国大革命的大扫帚，把所有这一切中世纪的垃圾扫得一干二净，从而从社会基地上清除了那些妨碍建立现代国家大厦这个上层建筑的最后障碍。这座大厦是在第一帝国的时期建立起来的，而第一帝国本身则是由老朽的半封建的欧洲反对近代法国的几次同盟战争残生的。”马克思的这段论述精辟的分析了中央集权制的起源与作用，并同时说明大革命以后的中央集权制这一上层建筑并非是旧制度下的中央集权制，他是在封建社会的欧洲犯法同盟与近代法国几次战争产生的第一帝国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再根据马克思有关阶级的分析方法看待不同时期的中央集权制，我们发现这其中有巨大的差异：旧制度下的封建集权代表的是封建贵族的利益：大革命中的中央集权——雅各宾派代表的是新兴则产阶级的利益。而拿破仑的中央集权制则代表的是大资产阶级的利益。三个历史时期虽然都是中央集权制，却有着不同的阶级实质，不同的社会经济基础，政体未变，国建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封建的国家向资产阶级国家的转变），如果说历史是延续的，那么我们只能说，法国是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国家并一直有这个传统，以后的法国正是继承了这一传统，而非继承了一成不变的中央集权这依旧体制。

法国的农民属于对三等级，属于被统治阶级，承担各种国家的赋税和税收义务，法国大革命前夕，与资产阶级等共同构成第三等级，成为反封建的主要力量。但是，一个这样的事实不容忽视，在18世纪的欧洲，法国农民的发但并不是最沉重的，相较于18世纪的德意志，那里没有一处是彻底废除了农奴制，大部分地方的农民任然牢牢的束缚在封建领地上，而在法国这些现象早已不复存在，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产品，农奴制爱绝大多数地区已经绝迹，农民已成为土地的所有者，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之前，地产的划分已经开始（而非开始于大革命），在此之前，法国农村已存在大量的小地主。而法国大革命为何会在人民对哪些苛政折磨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呢？对此，托克维尔认为“一方面法国农民已成为土地的所有者，另一方面使法国农民完全摆脱了领主的控制”，农民反封建制度的原因竟出自于使自己封建义务相对变轻的制度本身，这样一个悖论好像不会发生，但却实实在在在法国出现了，从托克维尔的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加入农民不是土地的所有者，那么他们对封建制度强加在他们身上的种种地产上的负担便会无动于衷。如果法国农民对自己所承担的义务将感到非常敏感，“摧毁一部分中世纪之都，就是剩下的那些令人倍感厌恶”。

在18世纪中期的法国，文人无不左右着政局，他们的一言一行都在下至民众上至领导者中产生着影响，他们是实质上的领导者，首要的政治家。在法国，特权泛滥，给人们带来沉重的负担，于是使每个哲学家都不由地思考。这种处境使他们对政治产生了无穷的兴趣，而他们也相信只有听从他们的建议，法国才能变得更好。而他们的思想虽然与贵族的利益想背驰，可是他们却依然得到了很多贵族的支持。贵族们以支持他们为一种潮流，而民众对他们也满怀着相信，对他们言听计从。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贵族们促进了他们自己的灭亡，而他们竟然茫然不知。

从1789年7月14日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到1794年7月热月政变，法国大革命共经历了5年历程。这产大革命的意义对国内法国大革命是一次广泛而深刻的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从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监狱到热月政变。在三次起义中人民都显示了伟大的力量，一再吧大革命从危机中挽救出来，并再一次将他推进它的发展，结束了法国一千多年的封建统治。对世界，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资产阶级的大革命，他摧毁了法国的封建专制，也撼动了整个欧洲大陆的封建秩序，建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统治，促进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传播了资本主义进步的自由民主思想。期间所颁布的《人权宣言》和拿破仑帝国时期颁布的《民法典》在世界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这次革命也为世界革命树立了榜样，因此具有世界世界意义。

在法国路易十六统治的时期可以说是法国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可是为什么减轻农民负担却成了激怒农民的理由，而繁荣的背后又有的是什么样的不安，繁荣却是促进了大革命的到来。早在路易十四统治的时期法国已经开始衰落，而路易十六的到来似乎挽救了这种衰落的症状。可是社会也已然变得麻木，政府因循守旧没有有丝毫的活力，城市也变得混乱不安。一切似乎都那么的沉寂，似乎在等待，在酝酿。终于人民似乎都忍不住了，在大革命爆发前三四十年左右，一种莫名的震动在国内产生，开始似乎不太惹人注意，可是这种震动它在不断地扩大，到后来人们不注意到都不行了。人们开始焦虑而兴奋，似乎是在期待变得更好，似乎又在害怕，他们在期待着这场震动会带来什么东西，人们很好奇。而在这个东西到来之前，所有人包括贵族都在促进者它的到来，而在它真正到来的时候，贵族们想要阻止已来不及，大革命终于爆发。

在法国人民似乎永远处于最底层，没人会关心他们，似乎所有人都忽视了他们，而他们也好像正是那些盘踞在他们头上的人们所认为的那样从未在公共事务的舞台上出现，也没人相信他们会踏上这一舞台。知道法国大革命的前夕，一群思想积极的文人发现，这些默默无闻的民众占有者大多数的人口，他们还拥有着巨大的力量。于是文人们怀着热情把思想传播向大众，而不负他们所望，他们得到了热烈的回应，民众对他们言听计从，他们成为了法国真正的政治家。只到时间地点都已契合，终于忍受不住的人们，开始宣泄他们的怒火，只到巴士底监狱被摧毁，一切已经无法阻挡。

历经5年法国大革命有着其他革命完全不同的特质与成就。其范围广泛，遍及全欧洲，影响全世界。群众基础广泛，人民群众在其中那个显示了伟大的力量。革命彻底，相对于英国的光荣革命，法国大革命更加的血腥，主张更加的彻底，成就更加的显著、深刻。这场大革命震撼了全欧洲的封建制度，给他们以沉重的打击。也同时给了以后各国的革命做了榜样，具有世界的意义。正如列宁所说的：“它被称为大革命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次革命给本阶级、给他所服务的哪个阶级、给资产阶级做了很多事，以致整个19世纪，即给予全人类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大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政治上，法国大革命是近代历史上规模最大的资产阶级革命，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秩序，为以后各国革命树立了榜样。拿破仑早期的战争传播了法国大革命的思想，在客观上有利于欧洲封建制度的瓦解和农民的解放。而巴黎公社是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第一次伟大的尝试，丰富了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经济上，法国在18世纪中期完成了工业革命，成为当时仅次于英国的国家，推动了工业革命在欧洲的发展。思想上，法国启蒙思想把欧洲的启蒙运动推向高潮，为资产阶级取得统治地位做了思想上和理论上得准备。启蒙思想也传播向全世界，动摇了封建统治思想，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进步。法国大革命除了结束法国的专制统治以外，还带给欧洲两个重要的信念：民族主义和自由主义。这两个信念引发成为1830年革命和1848年革命，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

第四篇：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有感

近日因王岐山副总理一言，《旧制度与大革命》一时洛阳纸贵，其在在揭示国家主义的自我摧毁的逻辑的同时，所要传达的根本信息，是一个专制传统深厚的国家进行改革的必要和艰难。没有改革，革命难免；进行改革，引发革命也并非不可能。然而，不改革则积重难返，凶多吉少，恰当的改革则可能再造一个自由的民族。

（一）阴魂不散的历史轮回

“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发出这样的感慨时，他在内心深处悲叹的是1789年以来法国人被革命与专制交替折磨的悲惨命运。他没有想到，在他的书出版一个半世纪之后，一个古老的东方国度的国民居然会为之倾倒，朝野上下争相传阅、议论纷纷。

马克思曾调侃过：“黑格尔在某个地方说过，一切伟大的世界历史事变和人物，可以说都出现两次。他忘记补充一点：第一次是作为悲剧出现，第二次是作为笑剧出现。”对于旁观者而言是笑剧，对于亲历者来说恐怕只能像托克维尔一样哀叹：“我们身处一个动荡咆哮、茫茫无际的海洋；至少，海岸是如此遥远陌生，以致我今生乃至我们的下一代都无法找到它，无法在那里立足„„”

巧合的是，托克维尔的哀叹和马克思的调侃都是由同一次事件引起：1851年12月路易·拿破仑·波拿巴——拿破仑皇帝的侄子、后称拿破仑三世——发动政变，推翻了1848年二月革命建立的共和制度，实行个人独裁，进而复辟称帝。他不过是在效法他的伯父半个世纪之前的作为：1799年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结束热月共和国，五年后把淹没在大革命血泊里的王冠捡起来，清洗装扮后戴到了自己的头上。

如果说1799年的法兰西第一共和国正处于大革命带来的内战外侵的生死关头，那1851年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虽然要对少数激进共和派和社会主义者安靖维稳，但既无内战之虞，更无外侵之忧；如果说拿破仑发动政变时年轻有为战功显赫，他的侄子在时人看来不过是平庸之辈、乏善可陈。但侄子头上罩着伯父的闪亮光环，冠名拿破仑的复制品也足以让法国人屈膝投怀——难怪小拿破仑和法国人你情我愿的这一出被马克思讥为笑剧！

（二）法国人何以轻易地倒向专制

1851年的法国人，被1848年的两场革命吓破了胆，共和国在他们看来让革命阴魂不散、社会主义徘徊窥伺，住在里面的农民和资产者们瑟瑟发抖，对未来忧心忡忡。他们在小拿破仑身上看到的，是当年那个终结革命但让法国人保住了从革命中得来的财产和饭碗的铁腕皇帝，于是先用选票把他送上总统宝座，接着又用选票供奉他的刺刀（法国人两次以全民公决先后承认了政变和帝制），用托克维尔的话说，“激动不已地亲吻枷锁”。

不难理解，因为小拿破仑的政变愤而退出政坛的托克维尔首先觉得要搞清楚的，是法国人何以如此轻易地倒向专制，为此就不得不追问，何以1789年开始的、追求自由平等的大革命，在十年后会以拿破仑的政变和专制终结，“何以共和国会准备接受一个主子”？何以“他们在十年里取得的所有利益中，唯一准备抛弃的是自由”？

法国人并不真正热爱自由？

托克维尔发现，原因就是，很多法国人并不真正热爱自由；或者说，他们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只要一个强大能干的主子能让他们安心挣钱享乐，他们便会俯首帖耳，因为他们习惯于让国家和统治者替他们操心一切，从而让他们在自己的安乐窝里自在逍遥。

如果这个主子无能，不能满足他们的私人欲望，他们便会吵吵嚷嚷，甚至把他打翻在地，直到找到一个新的主子取而代之。即便是真正热爱自由的法国人，也因为长期生活在专制中，失去了运用自由的能力，在获得自由的时刻却因为滥用自由，而招致混乱，最后在对自由的失望中只好接受专制。

然而，法国人并非天生奴性或不具备运用自由的能力，而是旧制度剥夺了他们久已享用的自由，使之开始变得奴性，以至于在他们以为已经用革命一劳永逸地推翻了旧制度之后，他们仍然不知不觉地从中复制他们的思想和激情。于是托克维尔最终从对拿破仑的研究，转向了对旧制度的考察，他要探究法国人扭曲的革命精神和顽固的专制心态的病根。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要揭示国家主义的逻辑。

改革带来了改善，也引发了期望和不满

虽然国家主义是导致混乱和革命的罪魁祸首，但是否因此可以断言它反动愚蠢、陷法国于贫穷和灾难而遭人唾弃？确实，最为专权强横的路易十四在1715年驾崩时留下的是一个外强中干、民生凋敝的法国。但在大革命爆发前的二三十余年（18世纪七八十年代），法国人口和财富迅速增长，政府致力于种种改革：改善农民和穷人的处境，修正行政治理的弊病，推动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这一时期可谓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而被革命者送上断头台的路易十六，是一位虔诚善良、关注民生的君王。

“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革命往往并非由落后引起，看不到处境有可能得到改善的人，往往能够忍受苦难，视之为命中注定；而一旦走出贫穷，生活蒸蒸日上，对光明前景的憧憬，使人们对任何阻碍都心怀怨恨、牢骚满腹，期望和不满成为酝酿革命的土壤。事实上，正是旧制度下中央政府的改革带来了改善，也引发了期望和不满，而政府却未能通过进一步的改善来满足期望、减少不满，而招致人们对政府的不满，于是革命爆发。

显然，托克维尔正是要提醒改革者改革的艰难，而长期压迫民众的法国政府所要进行的自我改革尤其充满风险：“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候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自身的时候。只有伟大天才才能拯救一位着手救济长期受压迫的臣民的君主。”伟大天才是罕见的，路易十六最终蒙难于革命的断头台。

坏政府之所以改革失败，往往是因为它以坏的方式来进行改革，哪怕是好的改革，其结果是加剧了政府的坏，积重难返。

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旧制度是一种坏政府，虽然他也指出其建设和改革在很多方面代表了文明的方向。它的“坏”，根本上在于它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旧制度建立之前的封建社会的主要特点是贵族领导的地方自治，对王权予以限制，同时各等级掌握不同程度的政治自由，共同参与公共事务。中世纪末期以来，王权扩张，逐步以从上到下的中央集权和官僚体制，剥夺了国民的政治自由，建立专制。结果到18世纪，中央集权已经成功地渗透到法国社会的角角落落，成为国民的行政“监护人”。

第五篇：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体会

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体会

去年12月份以来，按照市纪委监察局《关于在全市纪检监察系统领导干部中开展研读<旧制度与大革命>活动的通知》要求，结合“三项建设”活动，我认真学习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感受颇深。

1789年法国爆发了轰轰烈烈、举世瞩目的大革命，革命何以爆发？出身贵族家庭的法国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对此展开了研究。作为其研究的成果，《旧制度与大革命》于1856年正式出版。《旧制度与大革命》对于旧制度的研宄和对大革命的解读至今仍堪称经典，书中对法国革命的前因后果进行了精辟的分析，由此开辟了研究旧制度的新途径，揭露了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内在联系，并在书中接触到了法**民族命运的根本问题。

《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第一编是通过对法国大革命的几个显着特点的论述，对大革命进行总的评价。托克维尔认为，非但大革命没有停止，连大革命曾经推翻的若干旧制度，也在逐渐恢复。而贯穿这一历史发展主线的就是对于普遍平等的追求，是民主在旧制度中的萌芽和发展。在这个基础上，托克维尔将这条历史主线放在全欧洲历史的发展进程中进行考察。早先完成革命的英国和仍然保留了大量旧制度的德国，都被囊括在更广义上的旧制度与革命进程中。这主要体现在第一编第四章对全欧洲的封建制度和贵族制度的衰落以及新社会的诸多变化的描述中。只有在更长的历史视野和更广阔的空间背景下，才能看到震撼全世界的法国大革命的对于世界史和人类史的真正意义。对此，托克维尔认为：“谁要是只研究和考察法国，谁就永远无法理解法国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第二编是对法国旧制度的具体研宄。在第二编第一章中，通过对法国旧制度中土地册的考察，发现十八世纪的法国己经很少存在封建农奴制，取而代之的是大量农村小地产主。推动身份平等和民主发展的土地所有权变革，早在大革命之前己经悄然开始。问题在于，封建制度的不平等仍然存在，其突出表现是，尽管贵族在行政方面的权力越来越少，但贵族依然在经济层面上保留了各种特权。在土地制度上，贵族己不是土地的实际所有者，但依然可以以领主的身份向农民征税，这在己成为自由小农的十八世纪的法国农民看来是不可忍受的，贵族和农民之间的矛盾不断激化。在后文的章节安排中，托克维尔对法国旧制度下的行政风尚和法律、政治特点着墨颇多。例如，在对法国旧制度下的城市和农村的行政管理体制进行描述的时候，通过对18世纪中叶总督与总督代理之间的通信以及有关城市治理法规制定的研宄，认为当时的城市统治逐渐趋向相同。

在全书前两编对旧制度下法国社会身份平等所带来的阶级分裂、中央集权以及专制制度的兴起进行铺垫之后，托克维尔在第三编中对大革命的爆发及其特点的论述就显得顺理成章了，正如托克维尔在本书中所说：“看看大革命是如何从我刚为之画像的那个旧制度中仿佛自动产生的”。托克维尔认为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身份平等的发展带来经济的繁荣，民主的民情开始成长，急需制度上的改革。在对1740年和1780年的总督治理情况的对比中，托克维尔通过对1780年政府通信的研究发现，彼时的政治统治开始更多地考虑增加公共财富的计划，通过加强基础公共设施的建设，促进各行业的发展。然而改革来时为晚，托克维尔说道：“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

总之，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正如他自己所言，“绝非一部法国大革命史”，而是“一部关于这场大革命的研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