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第一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思考与感悟

学期伊始，我选修的《法国文明史》周老师热力推介我们阅读《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由于图书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全都被借出了，只找到了相关的一本《现在为什麽要读〈旧制度与大革民〉》的书籍，便先借来翻阅，方得知此书的重要意义与价值还有老师的推介之由。2012年11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王岐山在主持听取专家学者对反腐败工作的意见和建议的座谈会时，向与会专家推荐了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该书探讨的是法国大革命，原有的封建制度由于腐败和不得人心而崩溃，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最后都被相互间的怒火所吞噬。中国很多进步开明人士很早就注意到并研究与讨论法国大革命，这本书特别是有了中译本之后，它一直是中国思想界、知识界的关注对象，并被列为政治学的必读书目。随后我便带着急切阅读此书的欲望从网上下载了电子书版的《旧制度与大革民》，利用两周的空余时间将之通读，的确感悟颇深，受益匪浅。这本书思想触发点有很多，全书似在解疑，通读之，则引更多疑问与思考，带着很多疑问我查阅了一些学者书评，便在之后又通读了第二遍。接下来，我将在我的读书笔记基础上浅谈一些思考与感悟。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内容概述与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本书分为三编。

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

第一章托翁基于对法国大革命成果的疑惑，认为所谓的大革命的新鲜成果其实都是旧制度在新环境下的重新表现和完善，提出对法国大革命爆发原因的探索时不我待。第二章和第三章分析了宗教对大革命发生的障碍性作用，从而导致大革命以宗教革命形式展开的原因：一是宗教信仰与平等、自由、民主的18世纪哲学思想相悖，二是宗教对世俗的实际控制及其教会成员所享有的特权和优势地位所代表的等级制度与革命者对于平等的追求相冲突。同时分析说明了政治权力在大革命前的法国的无限集中趋势以及对特权的纵容，从而导致革命者为实现平等而欲完全摧毁的愿望，从而导致法国特殊的无政府状态。但大革命后基督教会和集权制的政府无一不重新振兴，由此证明摧毁宗教力量与削弱政治权力并不是大革命的根本和最终目的。大革命真正的敌人，是罗马帝国崩溃以后在欧洲普遍建立的封建专制制度和等级制度。大革命只是借用反宗教和无政府主义这两种形式作为实现革命的手段。第四章、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

第一章指出了法国农民在自由权利方面的进步性，进而再次提出革命爆发于桎梏最轻的地方的问题。与之相对应，贵族权力也已在革命前大大衰落：贵族作为一个阶级整体，已经不得不放弃了治理国家的政治权力，但誓死保住了经济上的特权，并使之不断扩大。第二章描绘了在大革命之前法国的真实权力结构——由国王亲自设立以加强集权为目的的新行政体系：由御前会议、总监、各省的总督、各县的总督助理组成。税收、征兵、筑路、救济以及部分立法和司法等，都由这一行政系统所控制。从而证明，中央集权乃是存在于大革命爆发前的旧体制，大革命只是对其的沿袭。第三章描写集权政府为财政卖官鬻爵的行为使得城市政府混乱不堪，地方自治权丧失，城市全民大会不再具有全民代表性，农村领主也不再进行治理。人民几乎完全退出了公共活动，人民所剩的，只有空洞的教区自由。第四章叙述集权政府对司法权的剥夺：中央政府通过特别法庭、调案等手段实际控制法庭的司法权，通过官员保证制庇护着自己的官员，使法律总是为政府所用。第五章讲述了中央集权在旧制度中的生命力何在：中央政府的这个夺权过程是自然而然的发生的，是出于政府独揽大权的本能，也出于人民的某种自然倾向。正是这种倾向，导致了大革命后君主制度的重新恢复。总之，作者通过对旧制度下行政、司法等机制的描述得出，作为大革命成果之一的中央集权制，其实并不是大革命的发明，而是在旧制度中早已有之且已占据统治主体地位，大革命只是重新使之完善来适应新的时代。

接下来，托翁描述了这种中央集权制在旧制度下对社会和人们带来的影响。第六章形象的描绘了中央集权的制度如何重塑了社会风尚：政府方面，官僚机构效率低下，权力交叉严重，轻视和随意更改法律；人民方面，养成了对政府权力的依赖习惯，也不知何法可依，同时寄托所有希望于政府，认为一切成功的实现皆依靠政府的英明决策。第七章论述了由于中央集权制，首都巴黎成为全国的绝对主任，外省成为巴黎附庸，其行动皆以巴黎为指向标。从而导致日后革命自巴黎爆发后各省的蜂拥而至。第八、九章具体描绘了中央集权制下社会各阶级之间的关系及其发展趋势：不断分离和更加冷漠。贵族虽然日益贫困，与日益富有的资产者在财富、知识、思想、习惯方面差异越来越小，然而由于权力的差异，尤其是免税特权的差异，使得贵族对资产者始终蔑视，他们之间的界限始终分明。而且他们日益成为敌人。此外，资产者几乎全部住在城市，他们酷爱官职，这些官职也给他们带来某些特权，从而把他们与城市平民、农民也分隔开来。城市资产阶级内部也分裂为无数小团体，且越分越小，只图私利，毫无公共精神。最悲惨的是农民，他们被贵族和资产阶级抛弃，承担着沉重的赋税、兵役、劳役，处于毫无希望的境地。总之，社会各阶级的相互隔绝，处于稍有触动就会分崩离析的危险状态。第十章对中央集权制所带来的这种种弊病给出来源上的解释。历代国王为了保证自己的这些贪欲，顺利筹集供自己挥霍的钱财，施行更多不平等的措施。这些不平等加剧了阶级之间的分离。随着这种趋势不断发展，国王为顺利实现集权、集财，进一步剥夺了人民的政治自由，限制三级会议，而这又进一步导致各阶级之间的分离和不团结。当各阶级之间陷入不团结的争吵时，地方自治变得更加困难，这就给中央集权创造了更好的条件。总之，这是一个循环作用过程。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作者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

第一章里，托克维尔认为，在大革命之前，持有政治理想却对政治现实一无所知的文人掌握了法国的社会舆论。而由于被分离开和被抛弃太久，人民早已与公共政治生活脱节，于是盲目地追随由无政治经验的文人提出的大胆的“推倒重来”的政治理论，对这种理想主义的政治理论在实践上的不可行性毫无预见。其结果是，文人这些理想主义的政治主张快速渗透了全民族的精神，从而导致了后来大革命因为理想的冲动而革命，产生的却是回归专制的畸形成果。第二章解释为什么反宗教成为普遍的情绪。由于文人在舆论中占有了主导地位，他们的理想主义政治原则和教会的宗教原则正好是相悖的，因此为了避免被孤立，无论是否与群众思想一致，均追随之乔装为反宗教的阶级。第三章论述了法国人对平等的执着和对自由的模糊态度。法国的经济学派传统上就强调平等，并不崇尚自由。而人民处于对等级制度的憎恨，也只是将平等作为第一需要。同时，作者认为人民对自由的热情具有极强的功利性，他也直言：“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第四至七章描述了四个看起来矛盾的事实，这些事实构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直接刺激：一是路易十六政府着力于削减农民的不平等，在税收等各方面弥合差距，并开展公益事业进行救助等。这些措施在促进了公共繁荣的同时，激发了人们发财的欲望，但政府财政等方面和本身的局限性又妨碍了人们致富的步伐，这使得人们对政府更加仇恨；二是18世纪的一些显贵们同情农民，为农民大声呼号，但本质上对农民始终蔑视。他们言论没有使农民实际福利，只是刺激农民对自身处境的认知，点燃了农民心中的怒火；三是在大革命过程中，人民推翻旧制度时所使用的种种手段，恰恰是旧政府自己教给他们的，这些手段包括对制度、传统、产权和个人意愿的不尊重、草率不公的刑事诉讼等；四是路易十六推行一系列重大的司法、行政体制的改革，其初衷是顺应民意要求，改善社会状况，但相应的却破坏了制度和传统习俗，动摇了社会稳定的基础，社会最细节的平衡被扰乱，结果导致更大动荡的出现。同时，因为草率和鲁莽，许多制度在改革后很快重新恢复，这更加嫉妒了人民。第八章，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二、思考与感悟

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那么，是什么撬动了法国大革命？

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 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具体来看，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并因此保留有对资产阶级的蔑视和自由的性格。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可以说是大革命前法国社会幸福指数最高的阶级。对于农民而言，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他们甚至没有产生相对剥夺感的权利和机会。他们对自己的境况困住，又对它一无所知。他们的学识、认知都不足以使他们产生革命的念头。不可忽略的是，各阶级相互分离的趋势，使得他们团结起来的可能性变得更加渺小，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也起到了抑制革命发生的作用。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

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而且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然而，若究其突发性所依赖的必然性基础，这些基础或许恰恰是阻碍法国大革命发生的旧制度下的政治、社会形态。这些，造就了稳定又不无生命力的阶级。

革命之所以反复，最重要的原因是法国人民选择了平等，而放弃了自由。正如托克维

尔认为，只有自由的制度才能杜绝专制集权统治。法国人民由着对平等的执着发起的革命最终结果却再次回到旧制度的框架和束缚中，所实现的平等不过是平等的被领导甚至奴役，因此这必定不会成为革命的结束。同时，人民也绝不会满足于这样的平等。托克维尔这样有些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

革命之所以矛盾甚至对立，首先体现在旧制度的摧毁和重建。无论是宗教还是旧的政治体系、行政体系，虽然在彻底革命的要求下被暂时摧毁和抵制，但在革命后重新不可避免地回到人们的生活中，继续领导、管理人们赖以生存的社会生活中。而产生这一结果，一方面在于革命抱负的理想化，而没有具体的实践指南；另一方面便在于旧制度的许多不是非摧毁不可，人民甚至对于其中诸多的暂时消失而抱憾。与此同时，社会的进步与其对革命的催化作用也是矛盾的。随着社会文明的进步，政治更加开明，压迫和特权不再死死压制人们，人民逐渐产生了对自身境况的认知和不公感，加之国王、贵族和善良的资产阶级的鼓舞，正是他们给了农民产生相对剥夺感的资格，从而激怒了他们进行对他们的反抗。

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在历史与体制上法国与中国有哪些相似之处呢？

有人说，中国和法国在传统上是极为相似的两个国家。读过《旧制度与大革命》，我也深切的感受到了这一点。书中所谈及的种种现象，很多都可以在中国的历史和现实中找到类似的对应物。因此，该书对我们理解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托翁抱怨短暂的王权专制统治给法国社会风尚带来的创伤，而对于中国来说，中央集权的帝国时代一直持续了两千年，它给中国带来的问题，在性质上与托翁所提出的问题类似。托翁对充满暴力的大革命没有好感，认为它反而加剧了专制制度。他说：“如果当初由专制君主来完成革命，革命可能使我们有朝一日发展成一个自由民族，而以人民主权的名义并由人民进行的革命，不可能使我们成为自由民族。”这就让我想起清末立宪派和革命派的争论--不管立场如何，面对类似的社会问题，不同国家的知识分子的思考方式也都是一样的。托翁的一大主张是反对超越社会风尚现实去谈论社会的改造。他认为，法国人法律观念的淡薄应该归咎于旧制度对风尚的塑造：“人们常常抱怨法国人蔑视法律；哎呀！什么时候他们才能学会尊重法律啊？可以说，在旧制度的人们身上，法律概念应在他们头脑里占有的位置一向是空的。每个恳请者都要求人们照顾他而撇开现行法规，其态度之坚决和威严就像要求人们遵行法规一样，的确，只有当他们想拒绝法规时才会以法规来反法规。人民对当局的服从还是全面的，但是他们遵从当局却是出于习惯而非出于意愿；因为，倘若人民偶然激动起来的话，最微小的波动立即就可将人民引向暴力，这时，镇压人民的，也总是暴力和专权，而不是法律。”而今天，人们在谈论中国的法治化，托翁的观点也许能够给我们以警示：在法治化过程中，最重要的问题是风尚，而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促进风尚的改变呢？

托翁说，中央集权制导致人民对政府权力的过度依赖：“由于中央政权已经摧毁了所有中间政权机构，因而在中央政权和个人之间，只存在广阔空旷的空间，因此在个人眼中，中央政权已成为社会机器的唯一动力，成为公共生活所必须的唯一代理人。”大家都认为，若是国家不介入，什么重要事务也搞不好。“"这些改革家们提出的目标虽然不同，他们的手段却始终一致。他们想借中央政权之手来摧毁一切，并按照他们自己设计的新方案，再造一切；在他们看来，能够完成这种任务的，唯有中央政府。他们说道，国家力量应像国家权利一样，没有限制；问题只在于劝说它恰当地使里它的力量。” 这些论述对于我们思考中国今天的发展问题、对于我们思考某些具体的政策问题，都是有益的。

另外，我感觉，中国目前的城乡户籍制度，与当年法国的贵族等级制度有一点类似之处。

这两者都是不平等的制度，都是出身论。从前，人们根据某些需要制定了它们，而随着社会的发展，人员的流动，在今天，或者在不远的将来，在中国进城的农民工看来，户口这个东西，正如从前法国农民眼中的贵族特权一样，将会变得毫无必要而且罪恶万分。托克维尔还描述了中央集权国家首都的畸形繁荣和农村的凋敝：“种田人一旦靠勤勉挣到一点财产，便立即令其子弟抛开犁锄，打发他进城，并给他买下一官半职。……农民与上层阶级几乎完全隔离开了；他们与那些本来能够帮助他们、领导他们的乡亲们也疏远了。这些人有了知识，富裕起来，就避开农民；农民好像被人从整个国民中淘汰下来，扔在一边。”对应中国三农的现实，我们可以发现某种惊人的相像。

此书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启发有那些呢？

托翁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我们已经出台的改革措施以及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甚至有的因为矛盾较为尖锐导致流产，或者就是所说的暂停执行等等，其中的原因不能不引起我们的敏感，引起我们的思考。因此，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同时，更应该坚持的是，要研究新情况、新问题，适应新形势，改革不能停止，改革应该坚定不移，不畏艰难。

国家号召“创造条件让人民批评政府”，一切“民主公开”。一方面国家号召让人民体面地劳动、有尊严的生活，另一方面诸如富土康的员工跳楼、官二代和富二代撞人、救母卖肾的事件不断发生，房价，油价，物价持续上涨，贫富差距日益加剧。官员、学者、网络上的言论不停地换起对穷人的同情，而现实又不能满足他们的欲望。这些无不重蹈着法国的覆辙：社会上层阶级开始关心穷人的命运时，穷人尚未使他们感到畏惧；他们关心穷人时，尚不相信穷人的疾苦会导致他们自己的毁灭。在互联网时代，压制社会各界对穷人的同情几乎不可能。无论从道义还是现实出发，关注和同情穷人都是正确的。但正是这种同情和关注，使得穷人的欲望和怒火被点燃，而庞大的中国社会，不可能一夜转型，实现政通人和。农民上访，工人罢工，张力正在加剧，危机正在迫近。中华民族实现稳定转型，更需要的是坚定不移的改革，破解难题。

经济繁荣也会加速革命的到来。托翁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

所以，托翁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我们的现实中，类似的现象或者是情况不容忽视的，只不过是没有更深切的关注。现在看起来虽不会发生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但现实中也有类似的“悲剧”的发生。我们的经济增长计划、我们环境保护要求、我们的调控措施、我们引导和鼓励资本投资、我们的人事制度等等，既调动了一部分人的积极性，带来了较好的发展和繁荣，也引起了不满、矛盾纠纷，甚至是群体性事件，更为甚者，引起整个社会的动荡和公众的普遍不安，这是十分危险的。总面言之，繁荣的背后，隐藏着危机。面对危机，需要智慧、勇气和胆略。

对于繁荣何以加速革命的到来，其实孔子早有判断，他说“民不患寡而患不均”。社会繁荣未必保证社会不会动荡，还可以从唐朝安史之乱中得到印证。安史之乱前，唐代经济繁荣到了顶峰，国家仓库和农户家中存有大量粮食，而这不妨碍动荡和拐点的到来。就中国现状来说，一方面大量的私产被公共化，另一方面大量的公产被私有化，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密混合。国家管理措施不再只涉及公共领域，而是直接涉及亿万人的私人财富。房地产价格的波动、股市的**关联着万家的喜乐。长期调控仍走高的房价、过山车式的股价，挑动着亿万人神经。政府措施不当，诱发人民聚集起来向政府发泄不满。此前对痛苦逆来顺受的人，现在变得像干柴烈火，一点就着。

读完两遍后深知（如果对于法国历史了解不多的人，至少需读两遍，方能真正体悟其中细味）本书是一本颇具价值的研究法国大革命的专著，没有一般法国大革命史著作的艰涩难懂，激情的笔触、清晰的思路、详尽的描述使每一个读者都能深深融入那似火的革命岁月，读来使人受益良多。古人云“读史可以明鉴，知古可以鉴今……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托翁言：“历史是一座画廊，在那里原作很少，复制品很多。”这本书像一个粘合剂又像一面光透镜，将历史与现实粘连在一起，又将法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印射在中国的体制与社会改革上，穿古贯今，意义深远，值得细读研究。

第二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一、从旧制度到法国大革命：起源与原因 1.主旨

总的来说，在托克维尔看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是自路易十四以来，中央集权化的结果。这样的改革使得它“完全地丢掉了能对封建制度保护作用或为它服务的一切”（240），包括贵族、宗教、法律等社会机制，在平等、自由的口号下，大革命彻底的打碎了旧有的国家机器与传统规章，建立起来看似人人平等的脆弱的政治制度却为中央集权制的恢复提供了广阔的空间。2.中央的集权化

在农村地区，不同于英德，自13世纪始，法国就开始了废除农奴制，农民成为了土地的所有者，从而使得农民对于土地的徭役、租金直接敏感。另一方面，法国农民摆脱了领主的统治，从而使得农民对于这种体制的不满直接等同于对于国家政权的不满。（72-73）古老的教区制度同样受到了中央权力的扭曲。（92）

在地方管理上，国王政府通过御前会议取代了全省四分之三的地方权力，控制税收、征兵以及公共工程乃至司法制定。当领主的权力被剥夺以后，他的责任例如赈灾等交由国家负责，国家成为事无巨细的统揽者。（79-81）

在城市的管理上，1692年普遍取消选举制度，城市各种职务开放买卖，城市的政府会议和公民大会逐渐退化，到了18世纪，人民已不再作为一个整体构成全体会议。特权显贵成为全民大会的主体，人民日益不再关心市镇事务。“因此在18世纪，各城市的政府便到处蜕化为小寡头政治。”（87）摆脱这样的弊端的结果即是使地方权力越来越隶属于中央政府。

巴黎的地位同样可以体现这一趋势。“首都之所以对帝国其他部分具有政治优势，既非由于„„，而是由于政府的性质。”巴黎的自18世纪初规模就不断扩大。与各地不同的面貌特征逐渐消失不同，巴黎成为国家的原动力。（115）强大的汲取资源的能力使得巴黎的中心化于行政上的中央集权化一起，成为政府迅速垮台的重要原因。3.贵族的衰微化

不同于英国和普鲁士，18世纪的法国贵族无论在国家管理乃至农村事务上，都丧失了其政治权力，已不再治理和领导居民，“然而他们却不仅保留而且还大大增加贵族成员个人所享有的金钱上的豁免权和利益；他们已经变成一个从属阶级，但同时仍旧上个享有特权的封闭阶级”（不是贵族而更像种姓），“他们的特权如此不可理解，如此令法国人厌恶”（240）。

封闭的贵族阶级一方面在内部排除中产阶级（新兴的资产者）加入的可能性，另一方面对人民漠不关心。这也就使得贵族们理所当然地成为了日后革命的靶子。4.非宗教倾向

在此之前，人们攻击宗教时显示出的热忱总是产生于新宗教唤起的虔诚。然而，在18世纪的法国，知识分子乃至民众之中普遍弥漫着非宗教乃至反宗教的倾向。事实上，就教会本身而言，当时的流弊相较于过去、其他国家，法国的教会宽容得多。（190-191）

在托克维尔看来，“治反对精神由于不能在公共场合表现出来，就只能潜藏于文学之中，而作家已成为旨在推翻国家全部社会政治制度的强大政党的真正首领。”（191）

因为教会主张尊重传统，承认高于个人理性的权威，承认等级制作为社会基础，而这与启蒙运动弘扬的平等、理性格格不入。同时，由于宗教权力是所有政治权力中最直接面对私人的，因此首先从教会开刀。

与此相反，在美国和英国，“尊重宗教是国家稳定与个人安全的最重要的保障。”（195）失去了宗教的依附，使得革命中的人类精神失去了常态。

5.知识分子 “由于不存在自由制度，因而不再存在政治阶级，不再存在活跃的政治团体，不再存在有组织、有领导的政党，由于没有所有这些正规的力量，当公众舆论复活时，它的领导便单独落在哲学家手中”，从而普遍而抽象的理论代替具体事件的指导，使得一切法律体系都在攻击之下，理想中的政治制度与现实的不满完全对立。（241）

“理论的和善与行为的强暴形成对比，这是法国革命最奇怪的特征之一，如果人们注意到这场革命史由民族中最有教养的阶级准备，由最没有教养、最粗野的阶级进行的，就不会感到惊奇。”（243）

二、超越时代的意义：核心的思考： 1.权力的边界

在书中，托克维尔蕴含着自由主义的权力观念，即“有限权力比无限权力更有效”。反自由主义者跟随着梅斯特尔抱怨自由主义不加鉴别地“对权威的憎恨”是现代最主要的、也是最可悲的特性之一。在施密特那里，自由主义作为现代反权力思潮的完美表述，只不过是“削弱国家的一套高明的方法”。法国大革命似乎印证了这样的批评。

然而，在托克维尔看来，正是王权政府肆意扩张的政治权力、经济权力从而带来了权力的危机。从洛克、休谟到康德，自由主义者并不反对权力自身，而是反对非法的、无限制和不负责任的权力。权力只有限制在法律的范围内，才能得到更有效的行使，才能更有效的维护权威。2.自由与平等

托克维尔发现了自由与平等的张力。对于大众而言，他们更容易满足于个体的平等，究竟是在奴役下的人人平等还是个体自由下的人人平等，他们不甚关心。

对于自由的阐述，则更为经典。“人们似乎热爱自由，其实只是痛恨主子。为自由而生的民族，他们所憎恨的是依附性的恶果本身。”（207）

因此，“我也不相信真正的对自由的热爱是由于人们只见到自由带来的物质利益，”“在自由中只欣赏这些好处的人，从未长久保持自由。”“谁在自由中寻求自由本身以外的其他东西，谁就只配受奴役。”（208）在他看来，真正的热爱自由应当“依恋的是自由的诱惑力、自由本身的魅力，与自由的物质利益无关；这就是在上帝和法律的唯一统治下，能无拘无束地言论、行动、呼吸的快乐。” 3.文学与政治

托克维尔将大革命的爆发于文学指导政治实践紧密联系起来。作家们对于社会的起源、政府的本质和人类的原始权利的思考控制了舆论的导向，政治生活被强烈地推入文学之中。伟大人民的政治教育交到了作家的手中，从而带来了不可避免的灾难。奇怪的是，“我们取自文学的习气，却几乎丧失了对文学的年深日久的爱。”（188）

当然，对于文学与政治、公共生活的关系，在当代社会也需要多一种角度。在工具理性至上的现代性面前，一种如Martha Nussbaum 所提倡的“诗性正义”，更多的情感参与到公共生活的空间中，似乎也有裨益。因此，如何划定文学与政治的边界，思考二者的关系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4.革命的悖论

革命是在那些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发生的，在这些制度的桎梏实际上不太重的地方，它反而显得最难以忍受。（65）“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215）

政治实践应当需要马基雅维利式的艺术，一方面，政治权力斗争的公开化会引来人民的不信任，从而带来革命的危机；另一方面，不注重个体权利，崇尚为伟大理想、为公益牺牲自我利益的革命式的教育，也孕育了革命的种子。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写于1851年到1856年之间，作者托里维尔出生在贵族家庭，但他在政治上倾向于自由主义，曾拒绝继承贵族头衔。他目睹七月革命推翻波旁王朝，二月革命又推翻七月王朝；1839年起托里维尔任众议院议员，二月革命后参与第二共和国宪法的制订，并一度在秩序党内阁中任外交部长。1849年10月被路易〃拿破仑解职。他也因反对1851年12月的路易〃拿破仑政变而一度入狱。路易〃波拿巴的1851年12月政变和第二帝国专制政府的建立令他悲观失望，迫使他成为“国内流亡者”。《旧制度与大革命》就是在这段政治大变动时期酝酿成熟的，这部著作浸透着他对拿破仑第三专制制度的仇恨。

“一本老书，洛阳纸贵”这是凤凰网的评论文章的标题。为何100多年前的一本成了中国共产党员干部炙手可热的必读书籍。2012年11月30日，在与专家学者的座谈会上，新任中纪委书记王岐山向与会的学者推荐了《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人们的记忆里，领导推荐书目并不是罕见的情况，但是王岐山的推荐一出，却在网上引起了热议。会上王岐山有两句比较重要的话，一句是 “我们现在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二句是总结时候说的，“你们说新官上任三把火，我们更希望的是润物细无声，不大搞动静，但是也不能有困难就不做”。这两句话已经传递出了中国现阶段改革进入深水区时发出的信号，究竟是什么样的信号？它会带中国去向哪里？我们可以从书里窥视一斑。

一、中国的现状是不是和当时法国的非常类似。

很多人认为，托克维尔所描述的200多年前的法国，与今天的中国有几分相似，社会处于转型时期，经济空前繁荣，旧的政治体制仿佛已经过了使用寿命。“人们对于变革的渴望日益浓烈。不管你是富有的商人、中产阶级、还是农民、刚刚毕业的青年，都对现状深感焦虑。在互联网空间上，一种越来越激烈的情绪开始主导人们，人们渴望变化，而且立刻。人们得到的越多，就希望得到更多。但同时，人们又被某种忧虑所占据。一个多世纪来的中国充满了变革的悲剧，人们发现总是在播种龙牙，收获跳蚤。”（摘自王小二过年的博文《荣剑：中国能否“告别革命”？》）如果用一个比较流行的词总结上面的观点，中国现状就是两个字“浮躁”。这个问题中国的文人已经很早已经发现了。贾平凹的一本小说就叫《浮躁》，小说里的主人公金狗，历经了务农、参军、复员回乡、州报记者、辞职跑河上运输几个人生的大起落，商州的芸芸具象便随着他的生活际遇而渐次展开。那是上个世纪最后10多年间一幅真实的社会画卷。当时改革作为一个关键词，无时不在牵动着中国政治高层和普通百姓的思维与心态。各种探索正处在起步期，各种机遇正在给人们带来希望。如同大河响起了冰凌碎裂的声音，人们敏感到新生活的浪潮已扑面而来。从金狗最初出发点的那个小村仙游川，到两岔乡，到白石寨县，乃至整个商州，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打破封闭后的亢奋与躁动。该小说是写于改革开放的初期，现在是进入了改革的深水区，对于浮躁的人来说，中国人已经浮躁得很成熟了。

二、中国的阶级问题的淡化成为改革的双刃剑。

中国是一个很讲阶级的国家，这是由我们的党章决定的。那么中国的阶级状况怎么样呢？法国有贵族，中国没有贵族，没有第三阶级，只有暴发户。这些暴发户因为在经济上的成功兜售着自以为是的理论，因为他们没有窥视过，没有这样的思维去窥视政治运行。但当今中国这个种群正在慢慢形成一个阶层，这就是当代中国后备式的贵族。作为贵族传统底蕴深厚的法国贵族，“法国的贵族精神自豪，他们是对这个国家又爱又恨的，感情深厚的一批人，正是他们毁灭这个国家”作者明确指出了这个问题。而现在中国在一个阶级意识比较淡薄的现状下，那么这些有底蕴的爱国人士，经济上获得成功的经济界人士可能就要充当这样的角色——“改革的急先锋”或是“革命的急先锋”。这些人的崛起对于推进中国改革肯定是有助推作用，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他们的改革不能代表广大平民的意志，当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处于优势地位的那些精英人士就会陷入危险的境地。

三、中国的政治体制是不是真的过了保质期。“贫民崛起，贵族没落。” “总督就是行政工作者，即使最贫穷的贵族都不愿意当行政工作者，行政工作者都是由一批鼠辈担任，是一批篡权者。”

“官吏问题，当时法国较小职位没有穷尽，现在我们的临时工也没有穷尽。”

“对人民漠不关心，脱离人民，在民族中陷于孤立，这就是贵族存在了上千年而在一夜之间就被推翻的原因。这是中国革命的信条。”

“18世纪大臣和总督的信中，政府在百姓百依百顺的情况下横征暴敛，遇到一丁点反抗就惶惶不安。”

“长期被奴役的人们，只要无人反抗，只要一根丝线就能牵走，一旦出现反抗的榜样，它就再也无法控制。”

“阶级就是现在的种姓，团队隔离，互相毫不关心。” “法国市政大会的代议会不代表人民意志。” 这些仅仅是一些细节的描写，这些现象，在中国的政治体制运行过程中也不同程度出现。还有一些已经令人惊奇，世界是如此大同。

“枢密院知道救济百姓，但由于救济工作要地方来做，太遥远了，常常是鞭长莫及。”“中央集权让城市走向灭亡。” “巴黎压倒性地吸取全国精华。” 无论巨细，可以看到我们现在从施政上已经蕴含了很大的危机，这个危机中最关键的是人民。人民这个概念在中国已经非常含糊，其实在托里维尔的书里写得很清楚，就是在社会底层的平民，他们可以是工人、可以是农民、可以是落地书生、可以是破落贵族，可以是军阀中的军官、他们是向往国家结束战争，获得自由的一切人群。中国有着非常成功的革命史，将这些带领他们革命，诞生了一个新的共和国。但是想回到战争时期团结大众已经是不可能的，那么1949年前的做法可能不能照搬照抄，旧的政体已经过了保质期。那么新的做法呢？现在还没有得到认可。

四、托里维尔给的启示。

托氏在书里引用了魁奈的依据话：“问题不是摧毁这个专制，而是在于使它改变。让国家确切明了它的职责，然后给他行动自由。”看似给了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这句话与王岐山书记在会上的第二句话如此相似。

那么我们看到的高层发出的信号肯定是自上而下的改革。但是这样的改革已经进行了30多年，再有耐心的人也会着急。这个着急的信号已经在社会上凸显，胡温十年是现在热议的十年，但这十年社会发出的信号就如树立所说的：“太遥远了，常常是鞭长莫及”。这样的矛盾累积爆发出来的能量就是书里第一章的描写，当政者是最不愿意接受的。

总结：书看完了，问题没有解决，这是很多人不愿意看到的结果，但是这样的结果是正常的，我们不能拿一本书当灵丹妙药。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要在现阶段开始重视政治学理论的研究和培养，重视培养有实践经验的人员到大学中去专门学习，这对避免不必要的政治失误大有益处。

私募。。。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兼法国大革命对中国革命与改革的思考

托克维尔出版此书的时间是1856年，距离法国大革命爆发（1789年）仅67年，他盛赞1789年法国革命是迄今为止最伟大、最激烈的革命，它代表法国的“青春、热情、自豪、慷慨、真诚的年代”。诚如他所言，仔细阅读1789—1830的法国历史充满了改革的疾风暴雨，巴黎人民攻占巴士底狱、君主立宪而后登场、吉伦特派上场没多久就被雅各宾派替换，然后热月党人坐不住了，成立了新政府，直到拿破仑发动雾月政变，成立法兰西第一帝国，那之后呢，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轮番登场。真是一场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诗。

托克维尔在他的短短的一生中经历了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帝国、波旁复辟王朝、七月王朝、法兰西第二共和国、法兰西第二帝国），写作本书的时间，用他的话说就是“不早不晚”——不至于太早让人身处迷雾中看不清，不至于太晚让一些史料无所踪迹。托克维尔本人出身于贵族，家族的烙印深深地刻在他的身上，但是他又具有敏锐的洞察力，力图跳出阶级的狭隘和局限，写一部“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另一部大革命史”，从各章题目就可以知道作者要解决的是什么问题，例如，作者试图解释：何以全欧洲几乎都有同样的政体，它们如何到处都陷入崩溃？何以封建特权对法国人民比在其他地方变得更加可憎？何以中央集权行政体制是旧制度的体制，而不是大革命或者是帝国的创造？为什么18世纪的法国人比其他国家人民更彼此相似，同时又彼此分离、漠不关心甚至父相伤害？尽管文明不断进步，但为什么文人或作家会成为国家的主要政治人物？为什么法国人宁远县要革命，而后要自由？为什么行政革命先于政治革命？路易十六时期是旧王朝最繁荣的时期，这种繁荣如何加速了革命？这是他抛出的问题，引领读者带着这些问题进行阅读，全文也是按照这个顺序来写作的。

在1789年大革命之前，大部分的欧洲国家的政体都是君主制或农奴制，而法国的农民恰恰是这些国家中境况最好的，受到的压迫也是最轻的。但是推翻旧制度的革命恰恰是开始于压榨最轻的法国，而不是从压迫最深的地方开始的，以法国的邻居德意志为例，农民完全没有人身自由，不能随意离开领主的庄园，基本相当于奴隶，农民的土地不能随意买卖，死后不能被继承，种庄家的种类也要领主说了算。可是这种农民自由严重受限的制度在法国早就被废除了，农民可以任意处置自己的土地，农民可以做自己土地的主人。法国这边是拥有土地的自由农民，德意志那一边是没有土地的农民，为什么封建制度和封建特权在压迫最轻的法国先被推翻呢？托克维尔给出的解释是：因为法国农民已经变成了土地所有人，完全摆脱了领主的统治。所以他们痛恨强加在土地上的各种负担。德意志的农民虽然也痛恨领主，但更多的是害怕。他们认为世界本就是如此，农奴从没想过要推翻整个体制，做自由人。

更加自由的制度确实提高了生产力，但最终却变成了自己的掘墓人，路易十六（当时的法国国王）的财政总监说道：“原本可以用来维持一家人生计的土地被平均分给5-6个孩子，这些孩子以及他们的家庭此后完全无法依靠土地生存。”这又变成了经典的“马尔萨斯人口陷阱”，自由的土地政策提高了粮食产量，但更多的粮食也孕育了更多的人口，可是土地却没有增加，大量没饭吃的年轻人最终要走上街头。大革命将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是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恰恰是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路易十六也绝非人们印象中的残暴统治者。例如，国王的猎物在狩猎区边缘毁坏了农民的庄稼，国王还表示应该予以赔偿。并非是国王自己损毁了农田，而是国王在狩猎区饲养的野兽干的。

路易十六虽然是一国之主，但公众舆论对国王的影响非常大，据说他自己实际上服从于公众舆论，不断地向舆论咨询，对其表示敬畏。大多数外国人很难想象公众舆论在法国的权威地位，很难理解这股甚至能对国王发号施令的无形力量到底是什么，但它确实存在。后来的研究发现，当时的法国正在进行飞速的改革，农民的自由、平等和财产，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受到更好的保护。

有趣的是，在这位开明、民主的国王统治下，社会的不满情绪正在加剧，民众的仇恨情绪并非只针对国王，而是针对一切旧的制度。以至于有人说：法国人的处境越好就越觉得无法忍受。革命的发生并非总是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差，更有可能是：一向毫无怨言，忍受着难以忍受的法律压迫的人民，一旦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其猛力的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之前的政权更好。在法国人看来，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名言：朕即国家）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在法国大革命之前，最重要的政治家是谁？不是国王、不是大臣、不是贵族，而是普普通通的文人，或者叫知识分子。看到这里你是不是感觉很吃惊？法国的知识分子同德国的完全不同，德国同行完全不问政治，只埋头于研究纯粹的哲学，但法国的知识分子非常热心于公共事务，因此你完全可以称他们为法国的“公知”。

这些法国公知看到社会上特权泛滥，自然而然的觉得特权没有存在的理由，并延伸出了“人人生而平等”这样的思想。他们对一切旧事物和传统感到厌恶，准备用新的蓝图重建整个社会。但是他们没有一个人拥有从政的经历，一切仅仅存在于他们的大脑之中。正因为他们脱离实际，因此他们对于自己的这套理论盲目相信，并充满热忱的加以传播。法国公知对于伴随着革命而来的破坏，连想都没想过。同样是因为愚昧，法国民众对于公知言听计从，衷心拥戴。

想想看，纳税人深受摊派之苦，听公知说人人均应平等，当然很是振奋；一个农民，种的庄稼被贵族养的马吃了，他听说一切特权都应受到谴责，自然是欢呼雀跃。就这样，每个老百姓都成了哲学家，政治被植入了强烈的意识形态意味，于是，公知控制了国家的舆论导向，摇身一变成了政治领袖，没人能够与公知争夺这个地位了。

公知不但获得了底层民众的认可，还获得了很多贵族的支持，不少贵族纷纷解囊资助公知的写作事业。这些贵族们完全忘掉了，一旦这些理论受到普遍承认，就不可避免的转化为政治激情和行动，最终要打破整个旧制度。于是你就看到很奇怪的一幕，贵族们一边享受着缴税豁免权和其他种种特权，一边又大力的抨击这些旧制度如何的荒谬，贵族们正在亲手埋葬他们自己。作者的评价是“旧制度的上层阶级竟然这样盲目的促进自己的灭亡”，你是怎么也无法相信的。

继处死路易十六之后，断头台的工作越来越繁忙，不到50天的时间，仅巴黎一地就处死了1376人，平均每周196人，到罗伯斯庇尔被处死的时候，著名的刽子手夏尔桑松已经砍掉了2700个脑袋。断头台的“荣誉”也逐渐从高层走向平民，据勒庞描述，被砍头的农民和工人就有近万人。断头台的效率惊人，21名吉伦特派用了30分钟，31名税务官用了35分钟，54名红衫党用了28分钟。

1、“这是一场社会政治革命，符合全欧洲的需要，其效果是废除若干世纪以来统治欧洲和法国的封建制度。它不仅要改变旧政府，而且要废除旧的社会形式，因此就需要同时进攻所有现存的权力机构，毁灭所有公认的影响，祛除种种传统，更新风尚与习惯。”

2、大革命通过一场痉挛似的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读书笔记

成书于1856年的《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在历经百余年后，被中国人确切说是中国精英阶层推上了风口浪尖。事件缘起于一条微博：“去海里见老领导，被推荐读本书。他认为中国这样在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大国，从历史上看也好，今天的外部环境也好，现代化转型不会那么顺利。中国人自己的代价也没有付够。过去这些年走得顺了些，下面难免会有反复。”微博的作者是著名经济学家华生，而“海里的领导”也跃居党和国家的最高层。

其实，中国学界对这本书并不陌生。上世纪90年代初，当这本书被译介到中国时，中国刚刚历经了一场巨大的**，当民众思想普遍陷入对社会急邃的变化和激进的政治变革形式的反思之时，本书促使了对整个革命谱系地重新清算和对革命的正当性地拷问。

时至今日，十字路口的国人，似乎很希望从这本一个半世纪前的经典著作中，寻找到某种启示，那么，在“告别革命论”大行其道的当下，《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样一部回溯法兰西大革命源头，并对大革命原因进行最深刻的分析的著作写作的切入点是什么？并且能给当下的中国带来何种新的启示？

“我将试图说明：同样是这些法国人，由于哪些事件，哪些错误，哪些失策，终于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拿破仑)的平等的仆役。”——这是托克维尔当年写作《旧制度与大革命》时的初衷，也是解读其“法国大革命启示录”的切入点。

一、革命往往会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作者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时代背景时发现了一个“悖论”：大革命是在人民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的。”作者的解释是，“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

二、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向了革命

农民是法国大革命的主力，也是法国最大的底层社会群体。据作者调查，在革命爆发前夕，法国农民已“不再受那些封建小恶霸的欺凌；来自政府的强暴行为也很少涉及他们，他们享受着公民自由，拥有部分土地”。既如此，按常理推断，18世纪的法国农民，显然要比13世纪处于完全封建专制时代的法国农民生活得更好才对。

但事实并非如此。伴随国家前进的步伐，王权实现了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旧贵族丧失了原有的政治权力，但他们获得了丰厚的补偿，免缴了大部分的公共捐税；资产阶级则获得了巨大的商业利益。唯独农民，在新时代没有得到任何好处，相反，他们被抛弃在死寂的农村，权益无人过问，压迫则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贵族和新资产阶级都对农民不感兴趣。在大革命爆发的前夜，旧贵族竭力维护自己的既有特权，新资产阶级则竭力为自己谋取新特权，没有人关心丧失了与上层社会的沟通能力的农民，没有人在意农村的失语，而是任由他们生活在孤苦无助的深渊里。穷人和富人之间几乎不再有共同的利益、共同的抱怨、共同的事务，其实是一件相当恐怖的事情。后来的结果众所周知：旧贵族被大革命碾得粉碎；曾一度将革命的锤子递交到农民手里的新资产阶级，则很快被农民用锤子砸碎了脑袋。

三、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似乎很少有比作者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更精辟的了：

“在这种（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四、中间势力难以生存的社会，是“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 在法国实现完全的中央集权之前，贵族制曾维持了很多年。大革命爆发前夕，法国的中央集权已经达到了一种很高的程度，各种在贵族制下分散的权力已被全部巴黎所吞没。贵族作为一个连接上层统治者与下层被统治者的中间势力，被迫退出了政治舞台。能够制约中央集权的力量，也随之消失。从此，“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再没有任何新的中间组织或阶层能够兴起，以代替贵族势力退出后留下的空档。在考察了大革命前的集权专制与大革命后的集权专制之后，作者失望地感叹道：

“长期以来一直最难摆脱专制政府的社会，恰恰正是那些贵族制已不存在和不能再存在下去的社会。”

作者所谓的“贵族制”，其实是“中间势力”的代名词。没有了中间势力，民众就陷入了原子化状态，迫使每个具体的民众独自去面对强大的专制国家机器。个体的原子化的最终结局，就是政治生活从民众当中完全消失——单体的民众无力对抗庞大的国家机器，最终必然选择远离政治生活。

五、在革命过程中，追求自由要比追求平等更加重要

追求自由与平等是法国大革命的两大终极目标。革命者“不仅想建立民主的制度，而且要建立自由的制度;不仅要摧毁各种特权，而且要确认各种权利，使之神圣化”。尽管《人权宣言》里也将“自由”与“平等”并列，但作者还是相当失望：“在为大革命作准备的所有思想感情中，严格意义上的公共自由思想与爱好是最后一个出现，也是第一个消失的。”

在革命的大潮中，“自由”之所以敌不过“平等”，最主要的原因，是由于“自由”没有办法像“平等”那般，在革命的进程中随时给跟随的革命者以物质的鼓励（譬如均分财产、土地革命），所以，不光是法国大革命，放眼世界史，近代以来绝大多数的革命，都逃不脱“平等”凌驾于“自由”之上，甚至为了“平等”，不惜牺牲“自由”的命运——当革命为了实现“平等”而不得不借助“专制”的力量时，革命往往毫不考虑“自由”的感受，义无反顾地选择与“专制”结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