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第一篇：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四个概念

——《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旧制度与大革命》不是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传统的法国革命史著作。作者托克维尔从贵族自由派的立场出发，对旧制度与大革命在政治文化上的某种历史关联做出了许多独到的分析。以该书的旧制度、大革命、中央集权、政治自由四个核心概念为支点探讨托克维尔对“旧制度何以引发大革命”这一问题的解说或许对我们有所启示。

关键是这本书涉及法国革命史。而法国革命史这门学问，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问题，它是和政治问题密不可分地搅在一起的。

首先是“旧制度”。1789年的法国革命者都把革命前的法国唤作“旧制度”，这和我们把1949年之前的中国唤作“旧社会”基本上是一个意思。“旧制度”主要指的是1789年大革命前法国一种存在了两三百年的号称“绝对君主制”的政治体制。所谓“绝对君主制”，是一种类似于秦始皇废分封设郡县的中央集权制度它兴起于15世纪末的西欧各国，并在路易十四时代的法国（1643—1715）达到了巅峰形态。

法国王朝政府实施的这种中央集权化，剥夺了大部分地方贵族的行政管理权同时又保留了大量封建残余，其中最根本的是一种把全体社会成员划分为教士、骑士和平民这三个等级的社会等级制度。该制度是在中世纪期间按天主教神学理论设计的：教士被尊为第一等级，是因为他们负有引导人们的灵魂升人天堂的职责这在天主教西欧自然是最重要、最崇髙的事业；骑士，以君主为首的武士阶层通常意义上的军功贵族，承担着为上帝的光荣而战的军事职能，因而贵为第二等级；第三等级一平民包括第一第二等级之外的所有社会成员，其职能是从事生产活动以满足第一第二等级的物质需求。三个等级的情况都相当复杂，而且随着时代的演进变得越来越复杂，表现为各等级内部都存在着许多不同的阶层或集团，如教士等级上下层的境况有天壤之别，下层教士虽贵为第一等级，实际地位跟第三等级无异；第二等级也有类似的阶层分化，并出现了一个不同于传统的军功贵族（即所谓“佩剑贵族”）的文职贵族（叫做“穿袍贵族）集团；第三等级内部 情况就更复杂了，上有工商业资产者，中有自耕农、小工商业者下有佃农、雇工和仆役等。另外，这种三等级划分其实也就是两等级即特权等级和无特权等级的划分：第一第二等级属于特权等级，他们仅占人口的不足2%，而他们享受的特权除了各种残留的封建特权之外，还包括拥有大规模地产而不用缴纳财产税以及国家高官显爵的垄断权，这就使占人口98%以上的广大无特权的平民处于非常悲惨的受剥削、受压迫的地位。

所以，由于这种封建残余的存在，旧制度法国社会呈现的显然是一种不平等的金字塔结构。但托克维尔却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反复强调这时的法国已经是一个“平等的”甚至是“民主的”社会了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涉及托克维尔那种独特的民主观了。托克维尔承认，在18世纪末法国，权力与地位的不平等原则仍然支配着政治社会。法国不仅有建立在等级划分基础之上的贵族制，而且贵族占有政治上的绝对统治地位。为国家服务的人必须是贵族，没有贵族身份的人很难接近国王，而这种等级制原则是渗透在国家制度的方方面面的。但托克维尔又强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很久以来法国就在向民主迈进，表现为教士丧失信誉，贵族贫困衰落，第三等级财富和知识日进，领主大地产瓦解，中等财富激增，同时启蒙思想在公开流行、深入人心，并认为这一事实足以表明法国已是欧洲真正最民主的国家。他还强调说18世纪末的法兰西民族比任何其他民族都更少大贫大富和大弱大强，平等理论已在人民的思想中扎根，人民虽然在服从一个强大的中央政权，但他们的这种服从中仍掺有某种独立自由的个性他们绝不会真正服从一个不值得尊重的政权，所以自由精神在这里仍然生机勃勃，这个社会是“民主的”。由此看来托克维尔民主概念是一种非常模糊的、以趋势为判断标准的东西，它把一个趋于人人平等的社会看作趋于民主的社会，而趋于民主的社会也就是民主社会了。而这实际上也就告诉我们托克维尔所说的民主社会是一种动态的演进过程，大体上相当于我们所说的“现代化进程”。

旧制度法国正处于这种“现代化进程”之中。那是当今世界现代化进程的最初阶段，是一种“原发型”现代化，它与后来的“后发型”现代化可能有诸多差异，但在本质上却并无不同。所谓现代化，无非是一种思想文化上的科学化或理性化、物质生产手段上的工业化和政治制度上的民主化的三位一体的有机结合。原发型现代化尤其是它的早期阶段即旧制度法国所处的阶段，其间现代化的各个 要素都尚未最终成型，还在酝酿或发展的过程中但发展趋势已经显现。习惯于从长时段看问题的托克维尔于是便把旧制度法国归于正在现代化的社会，并将它大体上等同于“民主社会”了，尽管严格意义上的现代民主，在这里其实连影子都没有。

其次是“大革命”。关于大革命的主旨尽管有许多争议但这一点恐怕是最少争议的那就是要为法国的现代化进程“清障”。法国并不是第一个需要通过革命来为现代化开辟道路的国家。在它之前，如果撇开过早的尼德兰不说至少还有英国和美国这两个先例。但较之英国和美国的革命法国的革命有一个特别显著也最受争议的特点，那就是它的非同寻常的激进性或暴烈性，表现为它对平等有一种狂热和近乎彻底的追求以至于招来国内外整个欧洲贵族势力的围攻，而为了应付内忧外患的紧张局势，革命者不得不一步步实施最广泛的民众动员，甚至一度顺应民众要求搞起了“恐怖统治”。结果虽然阻滞法国现代化进程的各种封建障碍被彻底清除了但法国人民为之付出的代价极其惨重，不仅牺牲了大量的生命和财富，而且还将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饱受种种激进革命后遗症的折磨，包括承受专制政治和革命冲动之间的反复震荡。

托克维尔对法国大革命是怀有一种爱恨交织的矛盾心理的而他对大革命的“恨”，主要还是它过于惨烈以及它引发的“无政府状态和人民专政”为拿破仑独裁创造了机会。实际上整个《旧制度与大革命》，都只是在讨论大革命的远期的和中期的原因当然这些讨论也预示了大革命的某种“可避免性”——“没有我所陈述的那些原因法国人绝不会进行大革命”，托克维尔在书的末尾如是说，只是这种“可避免性”与大革命前夕政治领袖的决策似乎并无关联，因为到那个时候才考虑如何去避免革命，其实早已来不及了。

此书的第三个核心概念应是“中央集权”。实行中央集权、消灭地方封建割据以建立统一的主权民族国家，是西欧中世纪末期出现的历史发展趋势它理应被视为一种进步因为全部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就是由此肇始的。而托克维尔对于这种中央集权也是大体上持肯定态度的。托克维尔所说的“政府集权”指的是中央政府作为国家主权者，对一切涉及国家主权的事务包括国家的统一、秩序和对外关系的掌控，而他所说的“行政集权”，则是中央政府以国家主权者的名义对国内 一切局部性和地方性事务的掌控。在托克维尔看来旧制度时代欧洲大陆的中央集权实行的都是政府集权与行政集权的结合，其中法国更是最突出的典型而导致大革命的种种社会弊病，其实都是由此发端的。

与“中央集权”观念息息相关的另一个观念是“政治自由”。即所有社会成员的个人参政议政权包括思想、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托克维尔对这种自由的珍视和热爱，在他的所有著作中都随处可见，实际上构成了他的政治思想的灵魂他看到在这种社会里人们相互间再没有传统社会里的那些“种姓、阶级、行会、家族”之类的任何联系，大家都只关注个人利益而完全不讲公德；而热衷于以行政集权为手段来实现政府集权的“专制制度”又在大行其道，这种制度非但不与这种狭隘的个人主义倾向作斗争，反而通过剥夺人们的政治参与权。

也就是说只有在能够享受政治自由的情况下，人们才能成为情操高尚、富有社会责任感和爱国主义精神的真正的公民。

第二篇：旧制度与大革命书评

尊敬的各位读者，本次推荐的书目是法国托克维尔的《旧制度与大革命》。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托克维尔其人。托克维尔(1805(乙丑年)-1859)，法国历《论美国的民主》第二卷、《旧制度与大革命》。出身贵族世家，经历过五个“朝代”(法兰西第一)。前期热心于政治，1838年出任众议院议员，1848年二月革命后参与制订第二共和国宪法，1849年一度出任外交部长。1851尔对政治日益失望，从政治舞台上逐渐淡出，并逐渐认识到自己“擅长思想胜于行动”。但是如果让我撰写托克维尔的墓志铭并且用一句话就可以概括其成绩：一言以蔽之，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论美国的民主的作者。可见这两本书对于作者的重要性，可以说没有这两本书就没有托克维尔。

那么让我们了解一下这位传奇作家的传奇书籍。首先请允许我隆重的介绍这本书。之所以这样隆重的介绍这本书原因有三:一与个人，作为政治专业的学子，理应学习一些与本专业相关的书籍，而本书堪称政治学类书籍的经典著作。二与国家本书的破题口与我当代的社会改革具有极大的相似性，目前我国改革进入深水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曾经将改革比做触动人的灵魂还要难，而本书正是要触动人的灵魂，在甩开膀子的同时更要瞪大要珠子，积极从外国革命斗争中学习经验。三与时代 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王岐山为代表的中共高层曾经大力推荐这本书，2012年11月30日中“我们现在

很多的学者看的是后资本主义时期的书，应该看一下前期的东西，希望大家看一下《旧制度与大革命》。”日前，我党的十八大在京闭幕，贯彻落实学习十八大精神，紧紧跟进党中央的的政策精神，并以此为基础参与社会，增加当代大学生的社会责任感，社会参与感，紧紧遵从习总书记空谈误国实干兴邦的指示，对于前事不忘，方可成就中国梦这种后起大事。综上三点，便是小编极力推荐这本书的原因。接下来言归正传，该谈谈这本书的内容。首先我们从这本书的名字谈起，什么是旧制度，什么是大革命。按照正常人的思维，大革命自然是所谓的法国大革命，自然，旧制度就出来了，封建专制制度。本书是关于法国大革命的经典著作。作者摒弃了时人常用的“大革命史”的写法，而将本书定位为“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把法国大革命置于整个法国史之中来观察，以问题主导模式来剖析大革命。

作者尽力以不偏不倚的态度、严肃的社会学分析方法以及对史料文献的调查，对旧制度之下的社会和大革命进行客观的描述和分析；通过将法国与美国、英国、德国进行比较，更深刻地提示了大革命爆发的原因，提出了许多关于革命的新观点。与革命倡导的民主平等的价值观不同，作者更强调自由的价值。

通过本书，你就可以了解一个真正的法国，一个在太阳王余辉照耀下垂死挣扎但无力摆脱逐步走向没落的法国。

在这里笔者推荐带着一个问题来读这本书：作者在文中曾经提到：民主和自由是不可以兼容的。民主政治带来的只是图有序表的自由。为什么民主和自由

是不可以兼容的。怎样可以兼容，西方现代民主政治实现了民主和自由的兼容吗。这对于我们党进行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又有怎样的意义。

一周后，我在这里等你的答案。

撰稿人：曲阜师范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政治二班

知行

2013--4---6篇二：《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原因与其说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说是改革者没能尽早行动和改革的无 能。————题记

通读了《旧制度与大革命》，我感触很深刻。托克维尔并没有写出一部“大革命史”，而从研究者的角度分别剖析了大革命产生的背景：旧制度，大革命如何产生，又如何发展，最终又带来了什么影响。

托克维尔的研究让我明白：以良好目的出发的行动不一定带来良好地结果。法国大革命就是这样的典型例证。法国大革命虽然成功的推翻了原有的封建制度，但社会动荡却并未带来革命党预期的结果，革命走向了无序、失控和暴力，曾经追求的民主与自由最终带来了两次君主制复辟以及两次法国革命，无论是统治者还是民众，都陷入了仇恨与反仇恨、专制与革命的恶性循环。

研究历史的目的之一在于服务于现在与将来。法国大革命这段历史和托克维尔的研究对于当今中国的发展思路有很强的借鉴意义。经历的近三十五年的发展，中国的改革已走到一个关键的时期，国家命运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改革如果破灭，革命必然发生”，如何避免革命，坚持改革，需要以史为鉴，避免重蹈覆辙。

一、改革应坚持渐进性、有序性

“对于一个内部压力很大的政权，开始改革之时往往也是覆灭之时”。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之一就是改革的失控。

和历朝历代被颠覆的政权一样，路易十六国王在下台以前，面对财政危机与经济危机，做出了很大的改革努力与妥协让步，然而这些改革或者不彻底、或者半途而废，反而引起了更大的动荡，直到改革失控，革命的火焰无法阻挡。

例如，路易国王曾先后起用了重农学派经济学家杜尔哥、银行家内克、图卢兹大主教布里埃纳等人主导财政改革。改革的核心内容就是包括特权阶级在内的一切等级均需纳税。这项改革影响的利益过大，程度过于激进，严重触犯了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遭到他们的强烈反对，在特权阶级的压力下，这些“救火队长”相继被免职，改革数次流产。这种政令颁布没多长时间又收回，再次颁布，再次收回的窘境，对于国王的公信力产生了巨大的打击，人民的对于改革的耐心逐渐被消磨，改革逐渐失序，革命的火种在这时其实已经点燃。

而接下来召开的三级会议，三个等级利益冲突严重，第一、第二等级又可以联合起来，轻易否决第三等级的议案，第三等级沦为摆设，问题依旧无法解决。改革的希望终于破灭，欺骗性的“三院制”议会组织形式，终于成为引爆大革命的导火索。革命的大火迅速熊熊燃烧、势不可挡。

当革命的狂热胜过了理性，一切的秩序就不复存在，剩下的只有压倒一切的狂风骤雨和暴力血腥。

改革失序引发革命的惨痛教训对于当今中国的改革十分有借鉴意义。在经历了80年代末的激进改革导致的经济波动甚至社会动荡，90年代末的大批下岗分流的社会阵痛以后，改革者们及时吸取了经验教训。如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实际效果为依据，采取稳定优先、渐进式的改革路线已经成为朝野共识，改革、发展与稳定的辩证关系也成为改革过程的核心议题和中国改革的最成功经验之一。唯有继续坚持改革的渐进性、有序性，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与改革的成功。

二、防止既得利益集团绑架国家命运

“旧制度”的法国是个“等级”社会：教士是第一等级，其次是贵族，最后是所谓的第三等级，它包括教士和贵族之外的所有居民。由于国王通过与贵族和教士达成协议，以贵族和教士免税为条件，换取国王对其他人征收人头税的权力，因此，几乎完全豁免了贵族和教士的税收，而第三等级几乎承担国家税收的全部重负。

在旧制度瓦解的前夕，法国国家的财政已处于崩溃的边缘，贵族和教士的免税特权根本无力维持，几乎谁都清楚，只有重新改革财税制度，互相妥协让步，才能继续维系既有格局，否则无论是国王、贵族还是教士都不会有好结果。

然而，由于贵族往往习惯了懒散的生活，面对征税的要求，贵族的反应似可用“强硬”两字来形容。他们宁可和国家这条“大船”一同倾覆，也不愿意做出一定牺牲，以维持现有体制的生命的延续。正是由于既得利益集团为了自己阶层的利益，绑架了整个国家的利益，造成了大革命前夕的“囚徒困境”：大家都只看到了自己阶层的利益而置国家利益于不顾，于是好，大家一起走向灭亡。

当今中国的改革和当年路易国王遇到的困境如出一辙：随着我国三十多年经济发展的积累，已经形成一批既得利益集团，包括权贵集团、国有垄断集团及相关人员等，这些曾经的改革最大的受益者已经成为继续改革的最大反对者和主要阻力来源。这些阶层就好比法国大革命前夕的贵族和教士阶级一样，既有能力、又会想方设法的维护现有制度和自己的既得利益，阻挠改革向“深水区”的继续进行，并置国家利益于不顾。

因此，改革者的当务之急是以史为鉴，能够有勇气、有能力说服既得利益集团，为了国家也为了自己的长远利益做出让步，重新凝聚改革共识，唤醒大多数人对改革的支持，防止“囚徒困境”的悲剧在中国发生。

三、唯有坚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

路易十六上台的时间可以用“悲剧”来形容。他的前任给他留下了一个烂摊子：处在破产边缘的国家和所剩无几的改革时间。最终，虽然他尽力了，但皇权主导的改革和民间酝酿的革命的赛跑中，改革在中途跌到，革命率先达到终点。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原因与其说是革命者的非理性，不若说是改革者没能尽早行动和改革的无能。

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的成功经验和法国大革命革命的惨痛后果说明，如果可以选择，改革一定优于革命。因为改革是主动的、可选择的、可设计的、过程可调节的、后果可控的，而革命是被动的、不可选择的、无法预计的、后果完全不可控的。

我认为，唯有坚持改革，才能避免革命。现实的中国有很多有识之士在推动以公平正义为核心的改革共识，探索宪政民主之路。前车之鉴，历历在目，避免革命、坚持改革才是正道。继续改革需要的不仅仅智慧与勇气，更需要利益集团看得更加长远，主动做出妥协于让步，以更加建设性的态度参与到这个进程中来。

最后重述我的观点：改革如果破灭，革命必然发生。中国的国家命运处在关键的十字路口，如何避免革命，坚持改革，需要以史为鉴，认真思考，不可以让法国大革命的悲剧在中重演。篇三：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读后感

《旧制度与大革命》原著出版于1856年，135年后才有汉译本，作者托克维尔，其成名作是1835年问世的《论美国的民主》，次年他就荣膺法兰西学院院士，仅36岁。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一书中，作者提出的五个现象具有启发意义，值得思考。

一、革命往往是在对苛政“感受最轻的地方”爆发 托克维尔在书中说到：“革命的发生并非总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最经常的情况是，一向毫无怨言仿佛若无其事地忍受着最难以忍受的法律的人民，一旦法律的压力减轻，他们就将它猛力抛弃。被革命摧毁的政权几乎总是比它前面的那个政权更好，而且经验告诉我们，对于一个坏政府来说，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人们耐心忍受着苦难，以为这是不可避免的，但一旦有人出主意想消除苦难时，它就变得无法忍受了。当时被消除的所有流弊似乎更容易使人觉察到尚有其他流弊存在，于是人们的情绪便更激烈；痛苦的确已经减轻，但是感觉却更加敏锐。路易十六最轻微的专横举动似乎都比路易十四的整个专制制度更难以忍受。” 1 我们即将出台的有些管理制度就有可能遇到以上矛盾，比如供电公司领导干部职级调整，照理说，这对供电公司全体领导干部都是一项利好政策，但却激起了供电公司领导干部的普遍非议，我认为这其中存在沟通上的问题，在任何一件事情改革之前，要让被改革的人明白为什么要改革，明白改革不能一步到位，改革会让大家变得越来越好„„，只有赢得了被改革的人的支持，改革的效果才会更好。

二、经济繁荣却加速了革命的到来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观察到：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在革命爆发前的20年里，政府一方面积极鼓励民众发家致富，另一方面则发起各种新兴事业，成为国内市场最大的消费者，民众与政府之间的贸易关系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但结果民众收获了更大的失望，因为政府残留了太多专制时代的毛病，民众“用自己的资本去买政府的公债，他们绝不能指望在固定时期获得利息多”；民众“为政府建造军舰，维修道路，为政府的士兵提供衣物，他们垫出的钱没有偿还的担保，也没有偿还期限，他们不得不算计与大臣签订的合同运气如何，就像搞冒险贷款一样”；„„ 2 所以，托克维尔总结道：“一场浩劫怎能避免呢？一方面是一个民族，其中发财欲望每日每时都在膨胀；另一方面是一个政府，它不断刺激这种新热情，又不断从中作梗，点燃了它又把它扑灭，就这样从两方面催促自己的毁灭。”

我们生活中，现在看起来虽不会发生大革命这样的悲剧，但职场上偶尔也有类似的“悲剧”发生。我们每年推选一次后备干部，这为更多人进入组织的视野创造了条件，但往往在这过程中，也打击了部分人的工作积极性。有的人也许努力工作就只是一种责任、一种习惯，但被推选为后备干部后，心态就发生了变化，目标就开始调高，开始自以为是，开始更严格的要求，更拼命的工作，一旦多年不被启用、或某一年落选，打击实在太大，还不如不被选入后备，也许工作的激情还可能保持得更长久。因此，我认为后备干部的选拔工作要严肃，纳入组织视野的人选可以多一点，但进行公示确认的，一定要量出为入，宁缺勿滥，要拿出选拔干部的标准和态度来选拔后备干部，提高后备干部的使用率，对整个干部队伍建设和员工发展可能会更好。

三、专制社会里，民众无法参与公共事务，彼此孤立，最终只会变得越来越自私自利

专制政体与社会道德水准之间的关系，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说得非常精辟：

“在专制社会中，人们相互之间再没有种姓、阶级、行会、家庭的任何联系，他们一心关注的只是自己的个人利益，3 他们只考虑自己，蜷缩于狭隘的个人主义之中，公益品德完全被窒息。专制制度非但不与这种倾向作斗争，反而使之畅行无阻；因为专制制度夺走了公民身上一切共同的感情，一切相互的需求，一切和睦相处的必要，一切共同行动的机会，专制制度用一堵墙把人们禁闭在私人生活中。人们原先就倾向于自顾自，专制制度现在使他们彼此孤立；人们原先就彼此凛若秋霜，专制制度现在将他们冻结成冰。”

“在这类社会中，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每个人都苦心焦虑，生怕地位下降，并拼命向上爬;金钱已成为区分贵贱尊卑的主要标志，还具有一种独特的流动性，它不断地易手，改变着个人的处境，使家庭地位升高或降低，因此几乎无人不拼命地攒钱或赚钱。不借一切代价发财致富的欲望、对商业的嗜好、对物质利益和享受的追求，便成为最普遍的感情。这种感情轻而易举地散布在所有阶级之中，甚至深入到一向与此无缘的阶级中，如果不加以阻止，它很快便会使整个民族萎靡堕落。然而，专制制度从本质上却支持和助长这种感情。这些使人消沉的感情对专制制度大有裨益；它使人们的思想从公共事务上转移开，使他们一想到革命，就浑身战栗，只有专制制度能给它们提供秘诀和庇护，使贪婪之心横行无忌，听任人们以不义之行攫取不义之财。”

在国有企业，管理的方法与书中说的有点类似，不断鼓励员工在事业上“努力超越、追求卓越”，让员工全心全意将精力扑在事业上，追求进步，对维护企业上下贯通的管理 4 大有裨益，员工没有时间去深入思考管理上的对与错，大部分人也没有足够的胆量站出来去指责对与错，说什么就做什么，看起来执行力很强，但在政策的层层传递中，往往偏离了决策的初衷。

在托克维尔看来，医治这种因专制而导致的社会道德堕落的办法，只有给予公民真正的“自由”：

“只有自由才能在这类社会中与社会固有的种种弊病进行斗争，使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滑下去。事实上，唯有自由才能使公民摆脱孤立，促使他们彼此接近，因为公民地位的独立性使他们生活在孤立状态中。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感到温暖，并一天天联合起来，因为在公共事务中，必须相互理解，说服对方，与人为善。只有自由才能使他们摆脱金钱崇拜，摆脱日常私人琐事的烦恼，使他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感觉到祖国高于一切，祖国近在咫尺，只有自由能够随时以更强烈、更高尚的激情取代对幸福的沉溺，使人们具有比发财致富更伟大的事业心，并且创造知识，使人们能够识别和判断人类的善恶。

第三篇：旧制度与大革命三千字书评

《旧制度与大革命》

一、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主要是研究法国大革命，从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多个方面，各个角度仔细分析了法国大革命，为我们揭示了一个深刻而复杂的法国大革命真相。

第一部分宏观卷详细介绍了法国大革命的本质、使命与功绩。在这一部分中，作者直接谈论大革命本身，通过查阅研究大量的名著、公共文告和政府档案等，简明扼要地指出：法国大革命并非以推翻宗教权力和削弱政治权力为最终目的，而是一场以宗教革命形式进行的政治革命。这场革命推翻了统治法国长达千年的封建专制制度，震撼了整个欧洲的封建统治秩序，建立起主张人人平等的新的社会政治秩序。

第二部分中观卷“大革命缘起之政治体制性诱因”在这一部分中，作者托克维尔揭示了这样一个悖论：大革命居然不是在那些旧制度残余最多，人民受苛政压迫最深的地方爆发，相反，它是在一个人民被折磨的相对较轻的地方爆发的。他提出了一个个印发后人深思与体悟的“托克维尔之问”之后，作者在这一部分中，尝试找出导致大革命的爆发在制度方面的原因。在前五章中，描述了大革命之前的法国旧制度框架，权利构成等。仔细的描写了当时法国社会的旧制度体制以及人们的社会生活。在后几章中，描述了这种中央集权制在旧制度下带来的种种后果。立法混乱，执法懈怠，当时的法国十分不重视法律，法律被无视和扭曲。托克维尔提出，人们开始相互孤立，各阶层开始只注重自己的利益，不再关心他人，社会中的人们出现集体失语症，人们变得沉默、彼此孤立，社会状况堪忧。

第三部分微观卷“大革命缘起之社会民情风尚诱因” 在这一卷中，作者指出：.18世纪中期时，国家首要政治家是一些从来没有从政经历的文人；在法国人身上，非宗教情绪占上风；人们追求平等却对自由并不那么真正的热爱等等现象。并通过这些现象，深刻探究在旧制度中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原因。同时作者在这一卷的最后对前述各个章节进行了汇总，指出法国大革命正是从这旧制度中的一点一滴中产生的，并再一次分析了平等和自由这两种价值观在大革命中的不同命运。

总的来说，这本书中作者实际上是想要解决这样一个历史悖论：“为什么在一个还不算最黑暗的国家，在并不是最黑暗的时代，触发了反抗性最强、最令人惨厉的大革命，而革命的结局最终抛弃了他们的最初目的忘却了自由，只想成为世界霸主的平等仆役”。作者试图站在中立的角度，通过研究革命前的旧制度找出革命爆发的原因，是今天的人们产生警醒。

二、启发和意义

托克维尔出身于法国贵族，曾任法国外交部长，一生都致力于民主和自由的研究。托克维尔曾经提倡：“要判断历史事件，近看不如远观来的清晰准确。”他在研究法国大革命时，就很注重从远处看，从客观中立的角度看，从全面的高度看。他并没有一种贵族阶级的眼光来看待大革命，他说“在我出生时，贵族制已经日薄西山，但民主制还没有诞生，所以，我的本能引领我既不盲目倾向前者，也不会倾向后者。我更像是一个彻底站在过去与未来的中间人，我不会轻易偏向这两种制度的任何一种。”托克维尔正是以这样一种客观的，超脱的立场，对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社会政治现象进行客观全面地研究。我认为这种对待历史，分析历史的角度、客观全面研究问题的方式，是非常值得我们学习借鉴的。比如在今天面对日本南京大屠杀这一历史事件来说，我们应该冷静的客观的来看待，而不只是一味的指责、憎恨。我们不能忘记历史，更不能虚造历史，而是应该从历史中反思，得到教训，从而更加珍惜今天的和平。

阅读整本书，不难看出作者托克维尔对自由的强烈热爱对专制的憎恨。在前言中他提到：“只有自由才是人类社会中种种弊端天然的克星，只有自由才能让社会不至于沿着斜坡一路堕落。”看到这我在想，那么自由到底是什么？是个人的行为不受约束还是其他什么？我们一直都在追求自由，那自由可以带给我们什么？书中托克维尔举了贵族阶层、资产阶层、教士阶层和司法机构的例子说明，即使是在专制君主的统治下，自由精神依然以一种畸形的方式断断续续的保存着。也正是这些种子“为我们培养了一大批高傲的战士、热血的天才，最终成就了伟大的法国大革命。”正是对自由的渴望，成就了法国大革命。也就是说仅仅是对自由的追求就给了我们无限的力量更不用说自由本身。官方定义自由是个人财产、言论、精神独立不受侵犯。失去自由，一切平等与公平都无从谈起，一切高贵的品质都会沦丧，最后整个民族都会陷入沦丧。然而在当时的法国，有着最完善的封建制度，人们固守社会现实而不敢追寻社会理想，眼中只剩赤裸裸的利益，成为金钱的奴仆，他们并不追求真正的自由。他们把平等，革命看得比自由更重要。“他们有这样的设想：只承认人民的存在….只有一个唯一的政府，它拥有无限的权力，唯独它能够领导国家，保护个人。他们既想要自由，又丝毫不愿抛开这个拥有无限权力的国家。”自由与平等本应该是两个不分先后的事物，但在这里追求金钱权利的平等却明显的占了上风。因此即使法国大革命闹得如此激烈，革命之后的自由政府建立的如此频繁，却始终没能出现像美国1215年《自由大宪章》那样的约束王权的法律条文，也没有培养出真正的热爱自由的传统。真正的自由应该是毫无附加条件的，这样的民族注定会是可悲又可恨的。

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法国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公共繁荣和经济的增长使法国人民对精神方面的追求有所提高，希望寻求更多的平等和自由。同时思想启蒙运动在法国也在逐渐的开展、渗透，天赋人权、自由和平、三权分立等原则意识不断深入人心。但是与此形成矛盾的是，当时的法国社会中，个人主义盛行，文人成为首要政治家，公共道德丧失，每个阶层的人们都忙于摄取私利。因此不同利益阶级、集团就很容易爆发矛盾。而此时法国大革命的主力农民阶级，陷入了孤独的绝境，集体失语。托克维尔提出一个观点：这些农民受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迫：“但是所有其他阶级的人都离弃他们，他们处境之孤独也许为世界上任何地方所仅见。这是一种新奇的压迫。”穷人和富人之间没有了共同利益、共同抱怨，彼此冷漠。穷人没人关心，没有发话语权，被所有阶层抛弃，最后平民阶层在沉默中爆发。托克维尔在书中提出：“中央政府能够换一种方式，减轻当时压在农业之上的重荷，缩小不同群体之间负担上的不平等，那成效就会好很多。”那么，穷人到底需要什么，人民正真需要政府做的是什么的，这是托克维尔留给我们的一个值得深思的命题。

对比中国，随着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飞速增长，中国跃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然而另一方面，贫富差异的逐渐扩大也暴露出了许多的社会问题。农村人口的收入普遍偏低，国家总收入的增速和农村居民收入增速不协调、农村保障体制不健全等问题带来大量农村人口涌向城市，造成城市问题。所以我认为，国家在促增长的同时更应该保民生，重视民生问题，加强对农村弱势群体的重视，寻求协调发展。完善城乡保障体制制度，促进城乡一体化，缩小贫富差异都应该是政府重点关注的方向。在经济发展特别是城镇化的过程中要正确解决好农村经济衰败的问题，农民的转移问题，不能把农民赶进绝望的处境。将某一社会阶层推入孤立失语的困境，很可能就等于把他们推入革命。

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对于自由民主的追求，不可能在一朝一夕之间就可以实现，政治改革需要大刀阔斧然而更需要小心谨慎。改革怎样推进、制度怎样变革，《旧制度与大改革》这本书也学能带给我们一些启示。《旧制度与大革命》这本书原著出版于1856年，而中文译本却是在1992年才出版，说明初期，托克维尔的研究并没有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然而到了今天，中国的改革在轰轰烈烈的进行，也面临着许多各方面的问题，或许我们在追求改革结果的同时也应该慢下脚步仔细看看这本书，仔细想想托克维尔带给我们的思考。

第四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读书笔记

詹媛

201302405159

刚开始接触这本书时，我本以为是简单的描写法国因为陈旧的封建制度而引发的一场革命，可能因为我天分不足，加之对法国的历史并不了解，所以读了一遍下来，我并没有像大多数的学者一样为当今中国的现状而担忧，其实简单的说来就是觉得这是一本描述法国历史的一本著作而已。正当我为自己的浅薄而苦恼时，我只好耐着性子将托翁这本精华之作再细品了一遍，可以明显的感受到这本书真如王岐山先生所说的，当前中国社会背景复杂和社会矛盾激化的处境，与法国大革命时期有某种相似性，是值得我们去学习、去借鉴的。

《旧制度与大革命》是托克维尔于1856年出版，以“把事实与思想、历史哲学与历史本身结合起来”为目标的评价历史著作。这本书着眼于对法国大革命前旧制度下政治、社会生活画面的剖析，并由此阐明旧制度是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基础和决定性因素，同时亦是大革命后人民重新建立起来并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制度原型。点明法国大革命真正的目的，是摧毁封建等级制度，实现平等。

一、《旧制度与大革命》的写作手法与内容概述。

《旧制度与大革命》分为三编。主要是采用了问答式的写作手法，就如托翁所说的，他从事的是“关于法国革命的研究”，而不是写一部大革命史。既是“研究”就要提出问题，所以从各章题目就可明了作者要解决的是那些问题。从方法论来说，这也就是后来“学鉴年派”创导的问题史学。这种写作方法是很值得我们这些初学者学习的，这样写出来的作品能使读者更好的理解作者所表达的内容。同时这样表达更能体现出文章的内容且对各方面的描写都更加全面、明了逻辑性更强。

《旧制度与大革命》第一编就大革命本身特点展开探讨，颠覆了人们对大革命的一贯认知，指出大革命的根本取向是消灭贵族特权和等级制度，是实现人民对平等的追求。在这一编中，我认为第五章是本编的重点，如托翁说的，前面所有的论述只是为了阐明主题，第五章作者基于对整个欧洲制度、社会结构的相似性的分析和比较，发现封建制度衰落的地方，民众对其仇恨越大。同时得出，法国大革命特有的功绩，是企图用平等、一致的社会政治秩序来取代统治整个欧洲的封建制、贵族制的政治制度。

第二编讲述大革命得以发生的基础——旧制度的种种机制。通过对每个机制的运行、发展的阐述得出，法国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是所有机制如此变化、存在和运行的根本原因。而大革命的敌人--贵族统治的封建等级制度，很早就被国王的中央集权制架空，在大革命开始前已经开始崩溃。在这一编中，我对十一章的内容感触较深，第十一章阐释了隐藏的大革命力量：人们的自由性格。一方面，政府贪婪捞钱的欲望损害了它的控制力，而且它的集权经验不足，不自信，行政风格上也受到司法习惯的影响，并不是绝对的专横跋扈。另一方面，虽然被大量剥夺，贵族、教士、资产者、司法机构，还都保持着一些自由的性格。它表明法国人并没有完全心甘情愿的服从于专制的奴役。当然，托翁说，这种“病态的自由”虽然有助于法国人推翻专制制度，但它也使得真正“自由的法治国家”更难于建立了。从而旧制度塑造了大革命。

第三编主要从思想动因及其相关因素方面进行了补充性的分析阐述，进一步对革命发生的顺序、逻辑和较为浅显却直接的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而在第八章中，作者对大革命从旧制度种自然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总结，并再一次阐述对于自由的热爱，并指明之追求平等的革命得到的结果可能是平等的奴役，只有追求自由的革命才会换来真正的平等、民主和自由。

全书论述了大革命与旧制度之间的联系，即旧制度塑造大革命、大革命继承旧制度。从而揭示了大革命爆发的真正原因，以及其背后深刻的历史基础和历史动力。

二、法国大革命与传统的革命的时代背景比较。

在历史教科书里总结革命爆发的原因，无外乎国王独裁专制，政府腐败，苛捐杂税，民不聊生等等通常所见的说辞。我们也自然而然的觉得，肯定是官逼民反，老百姓觉得无路可走了所以才起来闹革命。然而真相却不是这么回事。

在考察法国大革命爆发的历史背景时，托克维尔还观察到了另一个“悖论”：大革命前二十年，社会财富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增加，“人口在增加，财富增长得更快。国家因战争负债累累；但是个人继续发财致富，他们变得更勤奋，更富于事业心，更有创造性”；“公共繁荣在大革命后任何一个时期都没有大革命以前20年中那样发展迅速。” 本来人们认为革命往往是在人民处于水深火热民不聊生的时候发生的，但历史证明路易十六统治时期是旧君主制最繁荣的时期，那为何繁荣反而加速了大革命的到来？托克维尔的判断是：革命的发生并非因为人们的处境越来越坏。此前人们对未来无所期望，现在人们对未来无所畏惧，一心朝着新事物奔去。伴随着社会繁荣，国家财产和私人财产从未如此紧密混合。国家财政管理不善在很长时间内仅仅是公共劣迹之一，这时却成了国民的私人灾难。也就是说，改革已经开始，改掉了一部分，使得没有改的这一部分显得分外触目，更令人无法忍受，后者坚持不改，这个时候革命悄然而至。

三、思考与感悟

老实的说，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本书中我学到的知识挺多的，但我也同大多数人一样陷入疑惑当中，那就是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到底是必然还是偶然的结果呢？为了解决我心中的疑惑，我从网上看了一些名家对这本书的见解，很多学者认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无其必然性，因为法国大革命的发生并不容易，却着实激烈、彻底。正如托翁所言：“只有法兰西民族才能造就一场如此突然，如此彻底，如此迅猛，然而又如此充满反复、矛盾和对立的革命。”认为法国大革命的爆发不易，主要依据是四个稳定的阶级：国王与教士（第一等级）、贵族（第二等级）、资产阶级、农民（第三等级）。而以上阶级形态的构成，究其根源，均落脚于封建专制主义的旧制度的影响。

因为贵族在遭到集权权力较为充分的剥夺后，安于守住其经济特权度日，资产阶级则在积极争取后实际掌握国王权力中心以外的大小官职和权力，并成为贵族以外享有特权最多的阶级，对现状较为安逸，他们被压迫和贫困牢牢拴在偏远的土地上，远离公共生活，从不参与政治。因此，环顾各阶级的境况，无论哪个阶级，都没有进行革命的直接动机。因此，法国大革命爆发并没有其必然性。可是，革命还是似乎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因为法国人民追求自由、平等的生活，各种旧制度对他们的生活、思想都有一定的限制。托克维尔有诗意的描述法兰西民族来进行解释：“它从未自由到决不会被奴役，也从未奴化到再无力量砸碎桎梏。”所以法国大革命的爆发实属偶然，但当回望法国这片孕育革命的土壤上所发生的，又会发现其必然性。必然性首先要存在，才得以在适当的时机得以爆发。就像托翁所言：“但是必须承认，所有这些原因加在一起，也不足以解释法国以外类似的革命。”

“以史为鉴”是古人提出来学习历史最为主要的用途，所以了解过《旧制度与大革命》后，再从王岐山先生等名家将中国现状与1789年的法国相比的而发出的言论来看，当今中国，在经历了改革开放和几十年的快速发展后，开始面临一些转型难题。利益分化严重，贫富差距加大，阶层固化、社会不公、政府腐败等现象，都是中国现代化道路上不得不正视的挑战和考验。

当前中国与大革命前的法国都处于最繁荣的时期，物质财富的增加，催促了人们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敏感，随着物质生活的富足，人们开始追求更多的表达权、批评权。尤其是随着新兴网络文化的发展以及人们知识的增加，人们对于对特权、腐败、不公正的容忍度更低。中国改革已进入深水区，改革势必会遭到特殊利益集团的阻碍，尤其那些依靠权力寻租、依赖特权致富的人群，不愿意改革，不愿意牺牲一些利益，阻力障碍会很大。但是如果停滞、不改革，忽视社会的公平正义，只会增加群众的不满情绪，甚至使社会陷入动荡的危险境地。借用托克维尔的话“最危险的时刻通常就是它开始改革的时刻”，那么中国现在政府不断强调政治体制改革说明中国社会也处在非常危险的地步。因此法国革命的历史告诉我们，在经济繁荣期，政府应十分关注人们的态度，对民众不满的地方要及时回应，及时疏导民众的情绪。要真正实践科学发展的理念，使发展的红利人人得以分享，使发展的代价降到最低。

写完关于《旧制度与大革命》的这篇读书笔记，如果单纯的只是写关于对文中的内容的话，以我现在的水平来说，可能我很多都是摘抄原文而已，所以在我的这份读书笔记可以说是借鉴网上各学者的一些观点所写的。因而望老师切勿责怪。

第五篇：旧制度与大革命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 旧制度与大革命

Why some think China is approaching a political tipping point 为什么有些人认为中国已经到了倾覆的边缘？

Mar 16th 2013 |From the print edition

FOR some of China’s more than 500m internet users the big news story of the week has not been the long-scheduled one that their country has a new president, Xi Jinping, who already has more important jobs running the Communist Party and chairing its military commission.Rather it was the unscheduled, unwelcome and unexplained arrival down a river into Shanghai of the putrescent carcasses of thousands of dead pigs, apparently dumped there by farmers upstream.The latest in an endless series of public-health, pollution and corruption scandals, 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more potent(and disgusting)symbol of the view, common among internet users, that, for all its astonishing economic advance, there is something rotten in the state of China, and that change will have to come.对中国5亿多网民中的一些人来说，本周的大新闻不是他们的国家有了个新的主席。这早是预料之中的事情。在习近平担任国家主席前，他已经担任更为重要的职务—党总书记和军委主席。对这些网民来说，更大的新闻是数千头死猪腐烂的尸体，沿江而下，毫无征兆和解释的出现在上海。很明显，这些不速之客是被上游的农户丢弃的。此次事件是一连串没完没了的公共卫生、污染和腐败丑闻中的最新一桩。很难想出还有更有力的证据表明，尽管中国取得了让人惊讶的经济成就，但是在中国有些东西已经开始腐烂，改变必将到来。该观点在网民中非常普遍。

Many think it will.According to Andrew Nathan, an American scholar, “the consensus is stronger than at any time since the 1989 Tiananmen crisis that the resilience of the authoritarian regime in…China is approaching its limits.” Mr Nathan, who a decade ago coined the term “authoritarian resilience” to describe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s ability to adapt and survive, was contributing, in the Journal of Democracy, an American academic quarterly, to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ith the titillating title: “China at the tipping point?” Ever since the death of Mao Zedong in 1976, foreigners have been predicting the demise of one-party rule.Surely a political system designed for a centrally planned economy with virtually no private sector cannot indefinitely survive more or less intact in the vibrant, open new China.In 1989 China went to the brink of revolution.When reform came to the Soviet Union and its satellites, for a while China seemed like the next domino, waiting to topple.很多人认为改变会到来。美国学者Andrew Nathan认为，“中国独裁政权的韧性已经接近了它的极限，这种共识比1989年的天安门危机以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十年前创造了“独裁韧性”来描绘中国共产党适应和生存下来能力的Nathan先生，在美国学术季刊《民主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文章的标题让人感到刺激，“即将倾覆的中国”。自1976年毛泽东过世之后，国外人士一直在预计一党统治的死亡。在开放和充满活力的新中国，一个为实际上没有私营部门的中央计划经济设计的政治体系，肯定不能无限期地几乎毫发无损的生存下来。1989年当变革席卷苏联及其卫星国时，中国走到了革命的边缘，一段时间内中国好像要成为下一块即将倒下的多米乐骨牌。

But the party proved far more durable—and popular—than seemed possible in 1989.And as China’s economy soared and the Western democracies floundered, authoritarianism proved more resilient than ever.With China booming, few tried to emulate the Arab spring of 2011.They were easily dealt with by the pervasive “stability-maintenance” machinery.但事实证明，在1989看起来可能要倒台的共产党，其实更具有持久性，更得人心。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和西方民主国家陷入困境，独裁主义被证明比以往更具有韧性。由于中国经济的繁荣，很少人尝试效仿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运动。他们可以轻易地被无孔不入的“维稳”机器处理掉。

No single change explains why China might be nearer to a tipping point now.But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is eroding some of the bases of party rule.Fear may be diminishing.Nearly 500m Chinese are under 25 and have no direct memory of the bloody suppression of the Tiananmen protests: the government has done its best to keep them in the dark about it.A few public dissidents still write open letters and court harassment and jail sentences.But millions join in subversive chatter online, mocking the party when not ignoring it.没有某个变化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可能更加接近倾覆的临界点。但是中国社会的不断进步正不断侵蚀着一党统治的基础。恐惧可能正在消失。近5亿中国人的年龄在25岁以下，他们对天安门的血腥镇压没有直接的印象：政府竭尽所能使他们对此事件一无所知。尽管一些持不同政见人士仍然写公开信，对法院不公正的判决紧咬不放。但是数以百万计的人会选择上网，聊一些颠覆性质的话题，如果不忽视共产党的存在，嘲笑它。

“Mass incidents”—protests and demonstrations—proliferate.Farmers resent land-grabs by greedy local officials.The second generation of workers staffing the world’s workshop in eastern China are more ambitious and less docile than their parents.And the urban middle class is growing fast.Elsewhere, the emergence of this group has brought down authoritarian regimes, through people-power(in South Korea, for example)or negotiation(Taiwan).And much of China’s middle-class seems discontented, furious at the corruption and inequality the party has allowed to flourish, and fed up with poison in their food, asphyxiating filth in their air and dead pigs in their water-supply.The internet and mobile telephony provide tools for spreading news and anger nationally.The party has to work hard to make sure that they do not also help unite all these atomised grievances into a concerted movement.It has a lot of hammers and a lot of nails.But it is still hard to pin jelly to the wall.“群体性事件”——抗议和游行——不断扩散。农民们憎恶贪婪的地方官员无耻地攫取他们的土地。比起他们的父母来说，在中国东部—世界工厂—工作的农民工二代们多了些野心，少了些温顺。同时城市的中产阶级正在快速的成长。在世界其他地方，这一阶级的出现已经通过人民的抗争（例如，在韩国）和谈判（台湾），推翻了独裁政权。而且很多中国中产阶级人士好像，对被共产党纵容泛滥的腐败和贫富差距问题，深为不满和愤怒，对食物中的毒素，空气中令人窒息的烟尘和水供应中的死猪，感到厌烦。网络和手机为在全国范围内传播新闻和愤怒提供了工具。共产党必须想尽办法，确保这些零碎的不满不联合成协调一致的运动。它有许多“锤子”和“钉子”，但是要想把“果冻”钉在墙上，仍然是困难的。

The other reason for expecting change is that Mr Xi and his colleagues profess to know all this and to be serious about political reform.It has been a recurrent theme at the annual session of the National People’s Congress(NPC), China’s Potemkin parliament, under way this week.期待变化的另一个理由是习先生和他的同事们都自称对这些情况很了解，而且要在政治改革上动真格。政治改革一直是人民代表大会上反复出现的主题。人民代表大会是中国波特金式（表面文章和弄虚作假的代号）的国会，本周正在举行。

What looks like a serious purge on conspicuous consumption by freeloading officials suggests the party begins to get it.The “streamlining” of government by merging ministries shows a new willingness to take on powerful vested interests.Mr Xi has urged the party to be brave in tackling reform: “like gnawing at a hard bone and wading through a dangerous shoal”(chewing gum while walking is for wimps).共产党对爱揩油官员奢侈性消费的严肃整顿，暗示其要开始政治改革行动。通过部门合并来“精简”机构，表明了政府要与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进行较量的意愿。习先生要求共产党要勇敢的面对改革问题：“敢于啃硬骨头，涉险滩”（边走路边嚼口香糖，那是胆小鬼做的事）。

Reform, however, does not mean tampering with one-party rule.Rather, as Fu Ying, spokeswoman for the NPC, put it: political reform is “the self-improvement an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Put another way, it is about strengthening party rule, not diluting it.Mr Xi seems to agree.A New York-based website, Beijing Spring, has published extracts of a speech he made on a tour of southern China late last year.He affirmed his belief in “the realisation of Communism”.尽管如此，改革并不意味着要改变一党统治。恰恰相反，正如人民代表大会新闻发言人傅莹所说“政治改革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换句话说，政治改革是要加强党的统治，而不是消弱党的统治。看上去，习先生也同意这种观点。纽约一家网站“北京之春”登载了去年底习近平在中国南方考察中一次演讲的节选。他表明了“实现共产主义”的信念。Democracy in China 中国的民主

Mr Xi also spelled out the lesson his party should draw from the failure of its Soviet counterpart: “we have to strengthen the grip of the party on the military.” He is right to pinpoint the willingness or not of the army to shoot people as the crucial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inese and Soviet experiences.It is hard to think of a sobriquet Mr Xi would find more insulting than “China’s Gorbachev”.From where he sits, the career of Mikhail Gorbachev is an object lesson in failure.习先生也清楚地讲明了中国共产党应该从苏联共产党的失败中吸取的教训：“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控制。”清楚地指出军队是否愿意对人民开枪是中国和苏联经验的关键区别，在这一点上他是对的。很难想到有比“中国的戈尔巴乔夫”更让习先生感到受辱的绰号了。从他的立场看，戈尔巴乔夫的生涯是一个失败的教训。

There is a vogue in Chinese intellectual circles for reading Alexis de Tocqueville’s1856 book on the French Revolution, “The Old Regime and the Revolution”.The argument that most resonates in China is that old regimes fall to revolutions not when they resist change, but when they attempt reform yet dash the raised expectations they have evoked.在中国知识界，阅读1856年托克维尔写的关于法国大革命的“旧制度与大革命”是很时尚的事情。书中最能在中国引起共鸣的观点是：旧政权由于革命而倒台，不是在其抗拒变革时，而是当他们试图改革，但却无法满足他们唤起的期待时。

If de Tocqueville was right, Mr Xi faces an impossible dilemma: to survive, the party needs to reform;but reform itself may be the biggest danger.Perhaps he will see more fundamental political change as the solution.But then pigs will no longer rot in rivers.They will fly.如果托克维尔是对的，那么习先生就得面临一个不可能的两难处境：为了生存，共产党需要改革；但是改革本身可能是最大的风险。可能他将把更根本的政治变化作为解决方法。但是到那时，猪将不再在河里腐烂了。他们将会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