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过大,没有监督机制
腐败产生的根源在于权力过大，没有监督机制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腐败问题日益严重，尽管反腐败的力度越来越大！改革开放带来了思想的解放，思想的解放导致了部分人的金钱至上。无论古代的士、农、工、商，还是当今的士、商、工、农，中国自古以来当官都是人们梦寐以求的最理想职业，因为大家看中的是当官带来的权力，权力带来的利益，当然也有许许多多的有识之士是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为民牟利！像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等等，成为流芳百世的民族楷模！
腐败的根源到底在哪里呢？绝对的权力滋生绝对的腐败。显然没有权力就不是真正的官，问题就出现在绝对二字上面。何为绝对的权力？一手遮天。一手遮天就是没有任何的约束、监督，为所欲为。当然一手遮天的天根据权力的大小而划分大小，许多单位的一支笔、一言堂，许多地方的土霸王就是一手遮天的杰出代表！池塘的大小往往决定里面最大的鱼的大小，权力的大小决定官职的大小，官职的大小决定滋生的最大的腐败案件的大小。所以腐败的根源就在于绝对的权力没有监督！
晚清和申一案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反腐败案件，通过这条大鱼钓出的相关小鱼不记其数！这一案件很好的说明了，要想切实抓好反腐败工作，必须从源头上抓起。抓住个小鱼小虾永远不会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大鱼不除新的小鱼小虾还会不断的产生，而且源源不断，等小鱼长大了就成了大鱼，而大鱼又会滋生更多的小鱼，所以无论是大鱼还是小鱼都是越来越多，尽管你在不断的、买力的抓小鱼！而且大鱼是靠小鱼来喂的，所以小鱼会得到大鱼的保护，小鱼有大鱼的保护就更难难抓！中国的池子很大，大鱼一直很隐蔽，披着各种外衣，带着各种各样的光环，有的甚至达到了权力的颠峰，正是这些嚣张的大鱼才造成了反腐败越反越腐败的根本原因！
上梁不正下梁歪。也可以说下梁的歪就是因为上梁不正。那么怎么纠正上梁的不正呢？
第二篇：腐败产生的根源及治理
腐败产生的根源及治理
一、没有真正的监督机构
我国的监督机构：审计、纪委。纪委查出的问题是保护同志；审计出的问题不会受到重视。这就没有真正的监督机构。
二、没有真正的做好网底防护工程、腐败的产生是事后发现，事前预防不到位。
三、监督机构不产生真正的监督作用。监督机构只对下一级有查处权，中共中央纪委可以查处省部级单位，省部级单位可以查厅局级单位，厅局级单位可以查县处级单位。
四、官员为民服务的意识逐步淡失，而邪恶的欲望不断膨胀。
要扼制腐败:
一要增强监督者的责任意识，提高领导干部接受监督的自觉性。通过教育，使广大党员和干部群众认识到，党的权力是属于全体党员的，国家权力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如果放弃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就是放弃自己当家作主的权利，也是对腐败分子的放纵。
二要加强监督的制度化、规范化建设。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真正落实中央《纪律处分条例》，重点加强对各级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班子主要负责人的监督。要切实落实党内监督十项制度，严格执行述职述廉、民主评议、谈话诫勉、民主生活会、巡视、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和经济责任审计等制度，健全和完善质询制、问责制和罢免制，强化媒体监督，监督严格执行党政领导干部辞职制度，建立健全及时发现问题和纠正错误的机制。
三要进一步拓宽监督渠道，整合监督资源。把党风监督与党外监督、组织监督与法律监督、专门机关监督与群众监督等有效结合起来，重视发挥民主党派、工商联、社会团体和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努力形成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
第三篇：公共权力没有公共制约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公共权力没有公共制约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
从以上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出，构成腐败现象的原因是很多的，但是，就其根本原因还是由于公共权力没有公共制约所造成的。地方党委和地方党委书记手中的权力就是公共权力，这种公共权力是很大的，然而，对其制约和监督机制却是非常有限的。
这种有限性是由“内外有别机制”所决定的。所谓“内外有别机制”就是地方党委和地方党委书记的权力可以作用到整个地方的每个角落，可以作用到整个地方的每个单位，可以作用到整个地方的每个干部和群众，这就是外。反过来，党外监督、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的民主监督是不能干预“集体领导和集体决定”这个党内事务的，这就是内。内和外是不对称的，权力和制约监督机制是不对称的。地方党委和地方党委书记的权力是不能被党外监督、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的民主监督制约的。权力没有制约就必然产生腐败，这是非常简单的道理。
虽然上级党委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能够制约和监督下级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但是，下级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的权力不是向上级作用的，而是向其下属地方作用的。这样上级党委和上级纪律检查委员会就不能直接感觉到下级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权力的作用，从而也就不能有效制约和监督下级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再加上“内外有别机制”，党外监督、舆论监督、社会公众的民主监督是不能干预“集体领导和集体决定”这个党内事务的，结果形成了地方党委和党委书记的权力没有制约和监督机制，这就是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啊？
当地方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觉悟高、党性强、具有先进性的时候，就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没有任何问题。当地方党委书记和党委成员觉悟不高、党性不强、没有先进性甚至腐败的时候，就不能与党中央保持一致，从而就出现问题，结果成为腐败分子。我们不能只靠地方党委书记或党委成员个人的觉悟和先进性来保持廉政，我们应该通过改革体制用体制和机制的相互作用来制约权力，使其不能腐败和不敢腐败。
第四篇：高校腐败逐年升级：权力过大 制约过小
高校腐败逐年升级：权力过大 制约过小
当今中国高校困惑于这样一种现实，“高校反腐败的力度在逐年加大，而腐败烈度却逐年升级。”南京工业大学副研究员孙义在对全国高校已发生的腐败案件进行梳理后，得出这样一个结论。
“高校已成为腐败犯罪新的高发区。”中国社会科学院在2010年中国教育蓝皮书中也作出了类似的判断。
腐败多发生于体制改革启动之际
孙义的调研采用访谈、网络搜索、报刊查阅、调阅起诉书等形式进行，共建立了100份罪犯样本。在100名高校涉及基建领域的犯罪人员中，原任单位或部门“一把手”(起决策作用的分管基建校领导、基建处处长、其他部门正职负责人)的为75人；具有一定基建职权的其他人员为25人。其中，原任正厅级职务的为12人、副厅级职务的为22人、正处级职务的为41人、副处级职务的为13人。
“高校腐败多发生于体制改革启动之际。”孙义在论文中写道。
自1998年起，我国高等教育为适应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连续几年扩招。数据显示，1998年招生108.4万人，2006年这一数字达到540万人，是1998年的5倍，在校学生总规模超过2500万人，对研究生也连续两年扩招30%。
学生人数的扩大，直接要求高校的硬件设施发生变化，一座座大学城雨后春笋般拔地而起。位于河北廊坊的东方大学城占地7.3平方公里，投资达50亿元；南京的仙林、江宁大学城的面积达100平方公里，投资达90亿元；广州大学城占地超过43平方公里，投资高达120亿元„„
“从1998年到2005年4月，平均每年新建校舍300万平方米，大多数学校每年完成的基建工作量都在20万至30万平方米之间。新建、改建的学生宿舍和学生食堂的面积超过了过去50年的总和。”教育部原副部长张保庆在一次研讨会上称。
高校教学经费来源已从过去的单一渠道转化为多渠道、多方位的筹资。高校开始频繁参与市场经济，基建规模逐渐扩大，且在工程建设、设备物资采购、招生录取等方面拥有的自主权越来越大。
“仿佛一觉醒来，高校成为一个巨大的经济实体，高校的领导们突然发现过手的资金膨胀了。”孙义的访谈中发现，1998年之后的几年内，很多高校的基建项目贷款都在10亿元左右，而之前，一所不错的大学里每年的基建拨款大约只有400万元，只够校内的维修。
然而，与教学资金来源多样化不相适应的是，高校的管理还长期停留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校领导干部的权力相对集中，而与之配套的法律规范、权力监督机制却没有及时有效地跟进，在这些领域的职务犯罪也不断增多。
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检察院地处我国高校最为密集的地区，区内共有39所高校、22所成人高校和民办高校。海淀区检察院曾对1998年至2008年间办理的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进行调查和分析，结果显示：发生在高校的职务犯罪案件为46件55人，占教育系统职务犯罪案件总数的85%。
在震惊全国的武汉大学弊案所在的湖北地区，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案2003年立案5起，2004年立案16起，2005年1月至10月立案已达到20起。
权力过大，制约过小
一个不断被人提及的案例是，几年前，湖北省财政厅对一所党政一把手双双“落马”的高校进行调研后发现，该校内部管理制度“要啥有啥”，招标采购程序“样样齐备”。有人感慨，“空有制度，没有监督，也是枉然。”
“权力过大，制约过小。高校内部的财务管理像个自成一体的小社会。”时任湖北省教育厅副厅长的周洪宇这样概括高校领导干部职务犯罪频发的原因。
在湖北一些高校里甚至流行一句戏言：“如果你喜欢一个人，让他去管基建；如果你痛恨一个人，也让他去管基建。”背后的“魔咒”就是：管基建能让人以最快速度“富起来”，也能以最快速度“倒下去”。
校外监督也相当乏力。
《人民日报》曾对此撰文分析：武汉的教育部所属高校，在十堰、恩施等武汉外市州的省教育厅所属高校，主管部门“鞭长莫及”，而当地教育、财政部门“既管不了它的帽子，又管不了它的票子”。
即使是对省属高校，湖北省财政厅行政事业单位资产管理处处长周学武也曾对媒体坦陈，过去主要只管了高校经费的划拨，报表的审核等，至于怎么“花钱”，主要靠高校自主管理。“因为高校经费来源是多渠道的，不光是财政拨款，所以许多不必经国库集中支付这一关。”
“45岁现象”与带病提拔
长期以来，不少人认为职务犯罪主要呈现为“59岁现象”。
孙义在调查中则发现一个新特点：100名职务犯中，初次犯罪时的平均年龄仅为45.3岁，犯罪已呈现“45岁现象”。其中，初次犯罪时年龄为39岁以下的17名，占总人数的17%；40岁至45岁的21名，占总人数的21%；46岁至50岁的38名，占总数的38%；三项合计占总人数的76%，而56岁以上的仅有14人，只占总人数的14%。
“由此可见，随着干部队伍的年轻化，职务犯罪正呈现低龄化的趋势。”孙义认为，职务犯犯罪时，基本上都年富力强，其事业和权力正处于上升期或顶峰期，这是应引起高度关注的重要问题。
孙义还发现，高校基建职务犯主体所处的特定地位以及其犯罪构成的特殊性，决定了其犯罪持续时间较长。由于他们的犯罪手段隐秘、形式多样，再加上其特定职务的保护，使职务犯罪在较短时间内被查处的概率十分低。
从案犯在犯罪期间原职务职级变动情况看，不少人往往是一边被提拔重用，一边疯狂犯罪。他们在被提拔重用后，随着权力资本不断的加大与扩张，牟利的胃口也逐步扩大。
在100名高校基建腐败案犯中，孙义仅根据目前公开的资料进行统计就发现，从初次犯罪到被查处止，犯罪持续时间最长的在12年以上，平均持续时间为4.56年。从犯罪次数看，人均犯罪次数为11.47次，最少的1次，最多的达74次。
令人忧心的是，职务犯在如此长的犯罪时间内，没有一个人因为实施犯罪行为影响其职务、级别，相反，还有32人因“工作实绩突出”得到提拔重用，占全部职务犯总人数的32%之多。原任职务职级未变动的为56人，占总人数的56%，未发现职务职级下降的。
落马领导曾被评“干部群众的贴心人”
孙义在调查中发现，犯罪主体的特殊性，决定了他们在实施这些犯罪时，基于保护权力、地位和利益的需要，更多地使用“智能”去完成犯罪。
比如，他们常常把受贿活动混杂在合法的公务活动之中。在实施受贿行为时，几乎是“一对一”地与行贿人进行，没有证人，不留物证；有的人在受贿过程中，边贪边退，贪大退小，或收小退大，认为就是出事也仅是违纪，以退为挡箭牌；有的人则下收上送，在犯罪的同时，千方百计地寻求保护伞。
另外，他们中的不少人随着职务的不断升迁，权力越来越大，犯罪也是不断升级，隐蔽性和诡秘性也相应升级。随着职务的升迁，他们千方百计地运用所享有的较高的权力和地位，采取各种智能化的手段掩盖自己的犯罪行为，保护自己，如转移赃物、销毁证据、订立攻守同盟等。
一个典型的案例是南京人口学院原副院长、国际培训中心主任(正厅级)朱某，为掩盖自己的受贿犯罪，她可谓费尽心机：一是贪财有方。她与行贿人单线联系，地点经常变化，不留痕迹，没有收条。二是藏赃有术。她的银行卡多，涉及8个行，有的甚至换成外币存入银行。三是退款有道。她认为不保险的人退，风声紧时退，有第三者知情的退，廉政建设时退。特别是她常边退边收，退了又收，犯罪有很大的欺骗性、隐蔽性和诡秘性。
事实上，在武汉大学的腐败窝案中，一个颇具讽刺意味的细节是，10年间，陈昭方一直在收钱与退钱的反复中徘徊。2004年至2009年，陈昭方下属多人因贪污受贿先后被查，他担心受到牵连，在2004年、2007年、2008年、2009年，分五次将收受陈恩成的贿赂退还。而每当风声一过，陈昭方又接过了陈恩成的“感谢费”。
孙义研究大量资料发现，有不少腐败分子平时工作勤勤恳恳，生活上艰苦朴素，有公车不坐，有名牌衣不穿，在群众中口碑很好，甚至是廉政典型。
在孙义看来，职务犯罪呈现出的较高智能化特征，甚至成为当前防范和打击职务犯罪的难点之一。
今天宣判的武汉大学常务副书记龙小乐在落马之初被媒体披露，2006年曾获“全国优秀党务工作者”称号。其材料称：“龙小乐勤奋敬业，克己奉公，心系群众，廉洁自律，是广大干部职工的贴心人。”由此引来社会上一片惊愕之声。
这样的讽刺性剧目不断上演。
2006年年初，武汉科技大学落实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自查报告会上，当时的书记吴国民、校长刘光临公开承诺：廉洁自律，从我做起；严格要求，接受监督。半年之后，2006年6月20日，因涉嫌重大受贿，刘光临被刑事拘留。两个月后，吴国民也因涉嫌受贿被刑事拘留。（来源：中国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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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新形势下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文章标题：新形势下权力腐败产生的原因及对策
__县国税局
惩腐兴廉，整肃史治，是国家兴亡之所系，党的十五大以来，党中央、国务院采取了一系列治理腐败的重大措施，解决了多年来群众反映强烈的一些消极腐败问题，反腐败斗争已经取得了显著成效。但由于种种原因，其遏制的力度还远远不能适应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特别是在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初级阶段，反腐败形势仍很严峻。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坚决反对和防止腐败，是全党一项重大的政治任务。不坚决惩治腐败，党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职会受到严重损害，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把惩治腐败作为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头等大事来抓，对今后一个时期的反腐败斗争提出了明确要求。为此，对新形势下产生腐败的成因进行再透析，并进一步探究反腐败对策具有十分现实的意义。
一、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
权力腐败所谓权力腐败，即公共权力的错位，就是执掌权力的某些机关、领导者和其他执法人员违背公共权力的性质和原则，使公共权力私有化，错用、滥用权力，造成党和国家、人民的利益受到损害的一种现象。
权力腐败的表现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涉及社会领域的方方面面。就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力腐败而言，主要表现在：一是少数人员把公共权力据为己有，以手中的权力作为谋取个人利益的筹码，轻者吃拿卡要，重者贪污受贿，有的甚至丧失人格公开索贿，非法攫取经济利益。二是有些领导干部在其位不谋其政，好高骛远，突出表现为失职渎职行为和严重官僚主义。三是个别领导不认真落实民主集中制原则，奉行个人专断、搞“一言堂”等家长制作风，个人说了算。四是少数人在改革开放以来抵制不住奢靡之风的侵蚀，生活糜烂。五是有的地区和部门搞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形成严重的部门和地方保护主义。凡此种种，虽发生在个别地区和部门或少数人身上，但败坏了党风和社会风气，严重妨碍了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执行，影响了党和群众的关系，使党的执政地位受到严峻挑战。
二、权力腐败的原因
各种各样的权力腐败现象是政治系统的痼疾，它的形成与蔓延有着复杂的政治、经济、历史文化和主观心理等方面的原因。但是，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权力腐败的主要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新旧体制交替，分配不合理，是滋生权力腐败的重要原因。在现阶段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尚未完全建立起来，旧体制的某些做法还在起作用的情况下，经济活动很容易受到权力的左右，给权钱交易打开了方便之门。在分配调节机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出现了社会分配不公的现象。由于国家财力有限，公务员的收入比较低。一些公务员对收入低和不同部门国家工作人员之间收入差距较大的现象不满意，造成一些人心理失衡并动摇一部分党员的信念，致使这些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发生变化，过分追求经济利益，自觉或不自觉地走进“金钱至上”的误区。
（二）设权失当。主要表现在：一是党政不分，职责不清，在具体工作中往往以政代党，或以党代政，有些是党政交叉任职，削弱了党对权力的监督作用。二是因人设职，权力设置过多过滥，用人失当也就造成了设权失当。三是权力分配过于集中，对于关系个人利益的重大问题，往往少数人说了算或个人说了算。
（三）权力制约机制还不很健全，监督乏力是造成权力腐败的一个根本性的原因。一是上级对下级的监督太远。“天高皇帝远”，鞭长莫及。二是下级对上级的监督太难。表现为无法监督，不敢监督。三是同级对同级的监督太软。好人主义盛行，你好我好大家好，保持一团和气，所以这种监督软弱无力。四是法纪监督太晚。现在执纪执法多是一种事后监督。“你不告，我不动；告了也不一定管用”。且不说有的案子很难查清楚，就算查了个，作了严肃处理，这种处理也只能起到警示作用。
（四）行政行为不规范，是造成权力腐败的温床。行政审批事项过多，程序过繁，环节过多，自由栽量权过大，政策透明度低，为一些权力部门和人员滥用职权、以权谋私创造了条件。从目前看，掌管人、财、物和证照发放、项目审批等部门容易滋生权力腐败现象。如工程建筑、金融证券、工商税务、公安司法等具有特权的行政管理部门和组织干部人事工作部门等。
三、遏制权力腐败的对策
党的十六大审时度势，在以往成绩和经验的基础上，适时提出了反腐败斗争要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逐步加大治本力度的要求，并且提出要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把反腐败寓于各项重要政策和措施之中，从源头上预防和解决腐败问题。
（一）权力监督法制化
江泽民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指出：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制约机制。目前，在立法制权方面还存在着许多不足。监督本身具有强制性和命令性特征，它要求无论什么时候，监督的实施往往受到干扰阻挠，权力主体这种对权力监督的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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