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与传播》读后感[大全五篇]

第一篇：《帝国与传播》读后感

《帝国与传播》读后感

伊尼斯在全书中并不是连篇累牍的强调论证媒介对社会历史发展进程的深重影响，而是在从古埃及文明到罗马帝国再到后世资本主义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作为一条主线一以贯之。他专注于媒介发展变化的角度来分析阐释几千年来人类历史变迁的深层原因，自然的将媒介的重要性体现了出来。

“传播这个课题能给人很多可能的启示，我一直有这样的印象。在政治的组织和实施中，传播占有关键的一席。在历代各国和西方文明中，传播也占有关键的一席。”

中华文明的视觉象形，已经被代表口头的拼音所代替。一个聪明的西方人可以学会拼音中文，却有可能一辈子都学不会写字，现在，他们不用担心了，中国人正在向他们看齐。日本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表达外来语的片名使用得越来越多，曾经代表良好教养的古雅汉字却被年轻人视为老土。

因特网，这个新兴的大众媒体，把社会重新带回了听觉时代——媒体的形式，不知不觉地改变了我们的思维方式和生活状态。在稿纸上写字的人是在观察，在网上写博客的人却是在诉说，谁都知道，书面语和口语的区别在哪里。由博客组成的web2.0社区，既保有了声觉空间关注个体感受的特征，也包含了视觉空间因文字而产生的歧义——在大型事件中，这两个特点往往表现出各自的负面，并互相加强。

伊尼斯在《帝国与传播》中对此做过有启发性的比较。美索不达米亚文化是刻在石碑上的，石碑笨重，雕刻困难，运输不便，因此美索不达米亚文化以关心宗教和灵魂著称。在莎草纸发明之后，文化开始关心世俗生活，轻便的纸张，方便被运送到更远的地方，于是地域广阔的帝国才成为可能。在那之后，延续了两千年的手稿文化对人们的学习方式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因为手稿稀缺，难以到手，人们就倾向于将知识尽可能地记在脑中，有了连贯完整的知识体系，自然就容易产生强势的理性思维和历史观。随后，印刷术的发明，书本的广泛传播，又让人们陷入了书面文化的极致：对各种观点的细致区分和从不停息的争论。

在伊尼斯看来，汤因比的文明研究过于倚重宗教问题，忽视了空间——尤其是行政和法律的问题，这种镜鉴或也促进了伊氏对媒介偏向的认识与划分：倚重时间的媒介性质耐久，较为笨重；倚重空间的媒介耐久性较逊色，质地较轻，便于广袤地区的治理和贸易。试图将政治与宗教纳入同一分析模式，势必从中寻找共同的切入口，媒介偏向即是伊氏独到的见解。所谓偏向，即媒介更倚重时间或者空间的倾向。每一种媒介并不存有绝对的偏向，更多是受到自身特性与被利用方式的制约。例如石头，物理特性决定了其不易在广大的地理范围内传播，而刻字其上却能留存很长时间。设若强权迫使之下，石头同样可作为倚重空间传播的媒介，但此种行为大抵会因效率低下及不合理性而遭摈弃。历史的演进每每需要理性与高效，因之，每种媒介的偏向由于媒介利用者的利益而被决定下来。

还是按照两种理论来分别论述。首先是媒介决定论，媒介在进入近代以后其对历史发生影响一直都是伴随着专制体制对其的限制而进行的。在本书的第五章《羊皮纸与纸张》以及

第六章《纸张与印刷机》中都有相关的详细论述。比如英国就曾通过星院法、皇家特许制度还有印花税等制度来限制报业的发展，直至后来约翰·弥尔顿著名的《论出版自由》的发表，再到后来以《每日电讯报》为代表的大众报刊的出现，印花税被迫废除等等，传媒在其发展的过程中走过了漫长的与专制制度作斗争的过程。

由于对尼罗河汛期的预测，历法成为皇家权威的源泉。历法的诉求助推了君主政体的建立。为巩固王权，君主开始致力于金字塔的修建，关于历法的记载也被刻于石头之上。基于石头的知识垄断旋即形成，书写成为王族的特权。然而，与石头相关的知识垄断不便在空间内传播，带来的社会负担是无需赘述的。因此，莎草纸形成了新的知识垄断，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也随之而生。

在巴比伦王国，王朝的更迭更多是由于两对书写关系的冲突：石头和凿刀、泥版和苇管笔。两河流域并不需要历法与计时作为权力基础，加之黏土等媒介的广泛应用，象形文字也

因此经历着蜕变。象形文字向楔形文字简化，掌握繁复书写规则的书吏的特权遭到削减。同时，楔形文字接触到莎草纸与软笔之后，灵活的字母表由此兴起，小型城市及国家的行政管理获得了巨大便利。泥版与石头的不同应用催生了简化的新文字，进而摧毁了宗教制度的文字垄断，为帝国的政治组织奠定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倚重石头的集权君主与运用泥版的宗教组织贯穿了两河文明大部分的历史，而在宗教组织对复杂文字的垄断打破之后，依靠新兴军事技术的王国用武力颠覆了固有的文明。

“思想自由的条件正处在危险之中，它有可能被科学技术和知识的机械化摧毁。处在同样危险之中的，还有西方文明。”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伊尼斯的传播观画上了富于现实关怀的注脚。

宗教组织倚重时间，政治组织倚重空间，在两者之间取得相对平衡的帝国，却又受制于技术变迁而引起的动荡。《帝国与传播》所表达的主题大致如此。如何通过传播媒介的偏向审视文明自身的偏差，避免知识垄断，才是伊尼斯试图归结的要旨。

第二篇：帝国与传播 读后感

以中国印证《帝国与传播》中的观点

《帝国与传播》一书以传播媒介的变化为线索，概括了世界主要文明中心的历史变迁，但是，其重点多为希腊、罗马、埃及等地，对中国的介绍则只言片语。因此，看过此书后，联系中国的历史发展和现状，对书中的一些观点进行印证，并提出我的一些看法和困惑。

书中从开头到结尾都强调了不同媒介对于时间和空间的倚重，这种倚重推动了帝国向不同的方向发展和消亡。

以石头为主要传播媒介的帝国，更倚重空间的支持，这种支持代表着政治支持和军事支持。可以想象，在技术不发达的古代，要想耗费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维持以石头为主要媒介的传播方式，必然要求有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样的政治形态能够以不被质疑的姿态发号施令，并且具备暴力机器保证其命令的完美实施。“对军事组织和空间的倚重，就需要法律具有普遍适用的价值”，出于公平性、纪律性，以及我认为最重要的，维持政治统治和社会稳定等目的，一部可以公之于众的法典急需出现。

从中国的角度出发，其具备倚重石头为传播媒介的特点。一方面，遍布中国各地的石刻，包括龙门石窟、乐山大佛等雄伟的石刻艺术，体现了中央集权的强大实力；另一方面，以石碑为代表的小型纪念性物品也体现了社会对石头媒介的需求和偏爱。

从秦始皇统一中国开始，中国就进入了多民族统一的君主制中央集权专制时代。这一政治体制来源于长期的混战，因此，强大的军事实力成为这一体制的保障。军事实力不仅体现为军队的数量，也体现为武器的更新和军队编制的建设。虽然开创历史先河的秦王朝早早覆灭，但是继任者们依然保留了这一制度，并对军事保有极高的警惕性和重视度。

对于“王权集中的同时是宗教的集中”这句话，我有所质疑。从秦汉时期三省六部制到唐朝三公九卿制再到明清时期废丞相设内阁，王权在一步步走向集中。但是，从唐朝开始三教并存，宗教的集中并不像埃及、希腊那般显著。作为本土宗教，道教的市场依旧广大；儒家则以教育的形式塑造了中国人的精神内核；而佛教传入后，在国内同样有数目庞大的信徒。

“治理辽阔的疆土必然要倚重官僚行政。”中国自古地域辽阔，倚重空间的政治制度大行其道。

如书中所说，“中国的官僚行政与空间的要求相联系，复杂的汉字用毛笔书写，这种文字支撑的官僚行政体制有其局限性……反而有利于佛教的传播，佛教倚重的是为下层阶级生产符箓和佛像”，虽然历史上存在着多次灭佛运动，包括著名的“三武一宗”，但是因为媒介的缘故，佛教信仰在底层人民中生生不息。

“复杂的汉字用毛笔书写”，意味着获取写字能力的成本巨大，而毛笔这种书写工具也给习字造成了一定难度。这种传播媒介注定是贵族式的消费，而能够在这种传播媒介中脱颖而出的人们，汇集成官僚集团，并凝聚为官僚行政体制。这样，口头传统和书面传统之间出现了鸿沟，文字和毛笔割裂了底层人民和官僚集团。

而对文字要求不高的佛教，借由服务底层民众，以符箓和雕像的形式创造了非知识分子也可以理解的教义和偶像，从而获得了旺盛的生命力。

但是，也正因为其服务于底层，虽然能够迅速流传，却不能最终压倒政治官僚体制。

宗教的兴衰在历史变迁中循环，官僚体制虽然一直延续，但也在随着具体朝代的现状发生调整。变化着的不仅仅是这两者，随着时代的变迁，技术也在逐步发生革新。

造纸术引发了书写工具的革命，雕版印刷实现了批量生产，而活字印刷的出现，无疑又是一场里程碑式的进步。传播媒介的改变意味着传统媒介和新兴媒介的竞争，两者的博弈终将导致空间与时间的倚重分配。

以纸为例，纸的生产在欧洲成为了商业化的标志，它的出现，推动了信用的成长，表现为保险单和股票的使用，阿拉伯数字也提高的效率。但是在中国，纸在商业上的作用并不像其在欧洲的走向。它更广为人知的表现形式是纸币，产生于市民阶级繁盛发展的宋朝。消费被刺激起来了，商业蓬勃，但是，农本位思想根深蒂固，使经济不能发展成如欧洲的体系，保险、股票等概念更是无从谈起。

由此可见，即使技术同样发生革新，所处环境的不同、以及对时间和空间倚重的不同，也会导致帝国朝着不同的走向发展。

第三篇：帝国与传播读书笔记

《帝国与传播》读书笔记

《帝国与传播》是加拿大政治经济学家伊尼斯的一部重要著作，哈罗德·伊尼斯，1920年起，一直执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任政治经济学教授、政治经济系系主任、研究生院院长。他在政治经济学、文明史和传播学诸领域的成就，使他成为世界级的著名学者、多伦多传播学派的先驱。前期的代表作聚焦于加拿大经济史和文明史，主要有有《加拿大的皮货贸易》、《加拿大经济史》、《鳕鱼业》。后期的两本代表作成为传播学的经典，它们是《传播的偏向》和《帝国与传播》。

一、本书的构造

《帝国与传播》这本书作者从历史的视角，来阐述不同媒介在各种文明中所扮演的角色，并将不同帝国的文明进行了对比。本书分为七章，我把这七章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为第一章的绪论部分，在这一章，作者指出“一种基本媒介对其所在文明的意义，是难以评估的，因为评估的手段本身受到媒介的影响”，同时指出，文字发明以后，口头传统和集体社会中那种升华的语言形态，让位于个人的写作，记录和信件取代了集体记忆，诗歌有文字记录下来，从集体节日里分离出来等等。第二个部分主要介绍埃及、巴比伦、希腊和罗马帝国等国家与媒介之间的关系，一种新媒介的出现，必然给帝国的文明带来重大的影响，一个成功的帝国必须充分认识到空间问题和时间问题，应当不断平衡两者之间的关系。最后一个部分，主要介绍作为媒介的羊皮纸、纸张和印刷机在帝国发展当中起到的积极作用和一些消极影响。作者将他所谓的帝国分为两大类，即政治性帝国和宗教性帝国，政治性帝国倚重空间而不断进行着疆域的拓展，宗教性帝国倚重时间的传承，比较能够经受该朝换代的折腾合帝王更替的沧桑。

口头传统与希腊文明

希腊文明是口语词力量的反映，“灵活的字母表有助于阿拉姆语、腓尼基语和希伯来语的传播，促进了印欧语系语言文学的发展。后来西方政治帝国的问题，尾随着这个字母表的适应力而起起落落。”随后，字母表挣脱了圣书经文的局限，而使有效的表音功能保留下来了，使希腊人能保持丰富的口头传统。苏格拉底是口头传统产生的最后一位伟人，也是最后一位阐述口语传统的人，他呼吁更好地语词，更好的讲话，希望说话更加富有表现力。口头传统的力量，隐含着一种适合它自身需要结构的创造力，而这种创造力体现在史诗的演变之中，史诗的技巧，要求在音步的控制下，能够灵活的使用语言的形态、词汇和常用表达，而这些又促进了语言的发展。口头传统在雅典力量之强大有三个方面的表现，首先是使雅典的法典形成缓慢，行政长官继续行使司法职能，司法制度允许伸冤，在困难时期授权个人立法。其次是使家庭的地位削弱，梭伦废除了个人担保制度，推到地产上的石刻铭牌，口头传统有效地顶住了石刻文字的侵蚀。禁止用人身作为债务担保，防止劳工受奴役，使之不至于成为一股破坏性力量。第三个方面是梭伦设计的国家机器容许不断的调整，这也是口头传统的力量。贵族不再凌驾于民之上。

希腊人的口头传统强大，字母表灵活，这使他们能够抵御东方帝国的倾向，不至于走上绝对权威的君主制和神权政治。然而，希腊的散文战胜了诗歌，标志着希腊文明的一个根本变化，文字的传播毁灭了一个建立在口头传统上的文明。并且，文字的广泛传播加深了城邦之间的鸿沟，加快了希腊文明的瓦解。

所谓的“媒介决定论”

伊尼斯认为媒介对帝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将这种影响放大为媒介的决定作用，在书中很多地方都有作者认同的媒介的决定作用，例如，作者认为，“巴比伦帝国观念兴起的原因之一，是泥版和苇管笔的文明与石头和凿刀文明的冲突。”“由于改进传播媒介而兴起的政治组织，导致了贸易都会的发展，贸易都会成为位于政治组织和宗教组织之间的中间机构”“罗马人征服埃及之后，纸莎草的供应源源不绝，称为一个庞大帝国行政管理的基础”；“羊皮纸做的书使基督教比其它宗教占有更大的优势。”等等。归结为一句话，“一种新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文明的产生。”。然而，伊尼斯的媒介偏向和强大的影响，不等于媒介具有决定性，媒介的作用仅限于“加速”、“促进”、“推动”复杂的社会进程，并且影响社会进程的还有其他的许多因素，正如麦克卢汉所说，当任何一方被推向极端之后，都向着对立面转化，文字被推向极端后，就成为了官僚体制专门化的代理，口头传统被广播和电力媒介推向极端后，就会产生破坏性的后果。媒介偏向论

媒介偏向论是伊尼斯提出的重要观点之一，在《帝国与传播》这本书中，作者也有提到，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从行政效率上说，解决了空间的问题，从连续性上来说，解决了时间问题，政治结构的灵活性自然会产生追求能力的持久兴趣，必然会坚持不懈的抨击知识垄断。政治稳定需要注意行政工具的可能性，也要注意其局限性。正如作者所说，集中关注某一种传播媒介就可以揭示其偏向，在文明的文化发展中，它不是倚重空间和政治组织，就是倚重宗教和时间组织。一种新媒介的引进往往会遏制前一种媒介的偏向，并创造帝国发展的条件。拜占庭帝国的出现，是两种偏向融合的结果。一是莎草纸的偏向，它和政治组织相联系，一是羊皮纸的偏向，它和基督教组织相联系。过多倚重任何一方都将出现问题，应当平衡好时间和空间问题。独特的写作视角

纵观整本书，我们发现，作者通过历史记述的方法来细细描述帝国文明的兴衰。麦克卢汉曾写道“如果说黑格尔推出了一个没有存在背景的历史外观模式，那么伊尼斯，正好是在历史和经验的背景中根据新的信息时代精神去寻求模式。”通过这种独特的方法，伊尼斯真正做到了“把某些具体的事件分离出来进行精细的考察”，而“这种方法既能从内部也能从外部对一种文化进行评价。”伊尼斯不仅深入到隐蔽的历史情境中去，从内部区探察文化，了解其运行机制，而不是站在外面对文化进行描绘和叙述，而且，他总是处在悖论之中，因为他同时提供一个环境的许多侧面。

第四篇：李斯与秦帝国读后感

有多少年没有写过读后感了？打上这三个字的时候，我的第一感觉就是羞愧啊，紧接着觉得自己很有装13的感觉啊，李斯与秦帝国读后感。不过这个是用来留念的，如果有人不幸进来看到了，拍砖什么的，我也不会反抗了，用力，用力......看了这本书之后，才知道原来在历史课本上对于李斯只是提了那么一点点，除了知道他是秦国丞相之外，我基本不认识这个人。但是看了这本书之后，我才知道，原来李斯师从荀子，跟韩非子是同学，而且两个人关系非常的好。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原来遇到一个好的老师是多么的重要，如果这个时候你再能遇到一个跟你旗鼓相当的对手，那就更是很难得了，读后感《李斯与秦帝国读后感》。在看后来，发现传说中的传国玉玺也出自李斯之手，这真的是让我很惊奇了，由于我的无知，过去一直以为那个东西是武侠电视剧里面杜撰的，没想到还真有这么个东西，而且他居然跟中国历史上两个这么有名的人物有关！只可惜这宝贝在明朝的时候就消失了，以后再有出现也都是名副其实的赝品了。再看李斯从一个地方小吏最后成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丞相，其政治手段实在是了不得，除了蒙毅蒙括等从小跟嬴政一起长大的寥寥数人之外，唯一一个屹立不倒的人也就只有他了。从吕不韦手下众多门人中脱颖而出，跟嬴政斗醪毐，在辅佐嬴政一统六国，这个人是在不简单。在看到今天的这部分才发现，原来焚书坑儒中的焚书就是这位老先生提出来的，但是跟我过去想的有点差别，过去一直以为焚书是把除了桑农养殖以及医术之外其他的书都烧掉了，当时心想，这真是罪人啊，太可悲了，现在在看，人家只是把老百姓手上的书都烧了，但是无论烧的是什么书，国家都有备份，要说焚书真正的罪过，那也得把这罪算到项羽头上，谁让他当年除了抢劫金银珠宝跟漂亮姑娘，其他的东西都不要，而且还把秦宫给烧了呢，想来，他才是真正的造孽啊。（未完）

第五篇：《大秦帝国》读后感：我与《大秦帝国》

我与《大秦帝国》

内黄河务局 卢国帅

很小的时候我就喜欢历史，喜欢看历史故事连环画，听长辈讲解成语和典故时说的一些历史小故事，慢慢的我知道了完璧归赵、负荆请罪的来历，知道了秦始皇帝的统一六国，知道了项羽的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那时的我幼稚的认为春秋战国时的秦国是一个坏国家，因为老是在故事中听到秦国像虎狼一样残暴的去攻打别的国家，找别的国家的麻烦。

在高中的时候学的《诗经》节选里有一篇《秦风·无衣》，“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此为秦人军歌，里面的诗句让恰同学少年书生意气的我耳目一新，秦国人民尚武拼搏团结勇敢奋战的画面深深的刻在了脑海了，静夜思之久久不忘，梦里常有浩浩之气、金戈之音。从那时起对“虎狼之秦”的旧有的、主观的、片面的印象才有了改观，从此对有关秦国的文章很感兴趣，语文教材里有贾谊的《过秦论》，课外读本里有苏洵苏轼苏辙三苏父子的《六国论》，其中的一些精彩选段至今仍然可以熟练背诵下来。后来看了《史记》对那段时光的认识还是停留在一鳞半爪的层面不成体系，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在超市的书架上遇到了《大秦帝国》这部书，自此爱不释手。

在高考前那段特别的时光里看完了《大秦帝国》这部书的第一遍第一个五百万字。书中秦孝公和商鞅君臣相知，在秦国穷弱、强敌环伺、时刻有被山东六国瓜分的危急时刻依然顶住各种压力战胜各种困难在秦国拉开了求强图存史称“商鞅变法”的改革大幕，为春秋战国五百年战乱之后的统一点亮了那点星星之火。这激励着我在高考巨大压力、学习时间紧张、河南学子升学竞争惨烈的情况下仍然要战胜各种困难，做到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就像最终由秦国平定六国统一天下一样，我也顺利考上了我心仪已久的郑州大学。所后来每当我遇到困难挫折不知所措时，都会想起这部书，想起秦孝公，想起商君，这才有了本科时的二刷和硕士时的三刷，高压状态之下，无聊迷茫之时，三个阶段看了三遍，遍遍感悟不同，各有启迪。

《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出生于陕西三原，非但有着“老秦人”的情怀，有着这片帝国故土后裔的骄傲，更深切感受到深度发掘秦帝国历史精神，重现那段遥远而辉煌的历史对于当今时代的精神价值。用孙皓晖的话说，秦帝国是中国走向全面法制社会的历史镜子。全书共分为六部《黑色裂变》《国命纵横》《金戈铁马》《阳谋春秋》《铁血文明》《帝国烽烟》，洋洋洒洒五百万言字。讲述了在礼崩乐坏，群雄逐鹿的春秋末年，面临亡国之祸的秦国于列强环伺之下，崛起于铁血竞争的群雄列强之林。从秦孝公开始，筚路蓝缕、彻底变革、崇尚法制、统一政令，历一百六十余年六代领袖坚定不移地努力追求，才完成了一场伟大的帝国革命，在秦始皇帝手中扫六合而一统天下，建立起一个强大统一的帝国。其后陈胜与吴广大起义爆发，六国旧贵族趁势而起，形成天下反秦的燎原之势，“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炬，可怜焦土”,整个关中成为八百里废墟，大秦帝国骤然灰飞烟灭。这部鸿篇巨著还原了巨大的历史落差与戏剧性的帝国命运，再现了一个国家一步步实现自己梦想的悲壮历程。书中每一行每一页都充满着智慧方略、阳谋政治的风骨，奋发惕励、强势生存的精神，充满着来自中国原生文明时代的英雄风骨与本色灵魂。

在一次采访中作者孙皓晖先生表示，中国文明史上有两点在很长时间内被大众误读。首先是秦帝国，秦帝国为中国后来的统一奠定了深厚的基础，功劳最大，但从西周到现在，秦国一直被很多人认为是“暴秦”、“暴政”,秦始皇作为“暴君”的形象深入人心。第二个重大的误读是对儒家的评价，从春秋到战国时代，中国的思想体系一直表现出多元化的发展，这种多元化的思想体系一直延续到秦帝国时代，可是随着时代的变迁，逐渐形成了独尊儒术的状态。《大秦帝国》作者孙皓晖表示自己有责任也有义务纠正被误读的这两点，让客观事实全面而正面地呈现在大众面前，激起读者对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的重新思索，对“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的重新审视，对中国文明正源和秦帝国千秋功罪的重新评说。这是作者对于《大秦帝国》的创作初衷，也是我特别喜欢此书的原因，因为我曾经也有过这种对秦帝国的误读误解。

战国时代的精神可以用两句话概括，一句是韩非子的话“多事之时，大争之世”,一句是晏子的话“凡有血气，皆有争心”.秦帝国时代是一个以冲突与竞争为主流的时代，创新者存，保守者亡，涌起了一波又一波的变法高潮，催生了长江后浪推前浪的不断变革，使得中国文明的涓涓细流全面汇聚、重新融合、强力锻造而开创出波澜壮阔的文明正源，使中国文明达到了此后两千年无法企及的高峰。《大秦帝国》的可贵，根本点便在于作者对战国精神把握得非常准确，有着旗帜鲜明的历史观。此历史精神贯穿全书，形成了《大秦帝国》激情澎湃昂扬向上的作品风格。作者的智慧、胸襟、才华、见识在此体现的非常充分。而渗透作品的浓郁厚重的战国精神与战国性格，战国特有的大争精神和阳谋风格，更在于作品对中国文明正源的新视角和对秦帝国千秋功罪的新评说。

现在我们中华民族重新屹立于世界东方，自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在实现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全面深化改革的今天重新唤醒重视“战国精神”很有必要，因为我们所处的地球村也是一个“大争之世”.如果说大秦帝国是中国历史上的“虎狼之国”,那么《大秦帝国》就表现了这种虎狼精神、大争精神、变革精神，我们民族曾经拥有的虎虎霸气和改天换地的创造力。在《大秦帝国》书中，这便是战国，这便是那个大毁灭、大创造、大沉沦、大变革、大兴亡的时代，除了浩浩长风、堂堂战阵，还有百家诸子、阳谋纵横、商鞅峻法、王者心胸、君臣相知、国士报之、赳赳老秦、共赴国难、闲过信陵饮，脱剑膝前横、极心无二虑，尽公不顾私；还有秦孝公、商鞅、孙膑、庞涓、苏秦、张仪、赵武灵王、屈原、白起、战国四公子、赵高李斯、蒙恬王翦、扶苏胡亥、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帝这些耀眼璀璨划过史册的活生生的人物。相信我，当你翻开第一页，你也一定会像我一样被他们所吸引所折服，陶醉书中，不能自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