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公平与效率的理念和大学具体改革办法
公平与效率的理念和大学具体改革办法
北大改革方案在去年推出后，引起了从互联网到媒体的大讨论。赞成者和批评者争议很大。原因当然是由于北大的地位，北大改革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影响极大。对一个大学的改革方案的讨论，宏观议论大学理念和公正与效率的理念固然有益，但更重要的是切实地拿出能够促进中国大学教育和研究进步的具体可操作办
法。当然，为何提出并采用如此的具体操作办法，在后面支撑的是来源于经验并被经验反复验证的理念。
北大改革方案之所以引起极大争议与最初方案的强化青年教师竞争、强化官员权力行使效率的缺陷有关。在我看来张维迎最初的思路是：效率（实际是官员权力行使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自由来自竞争，中国旧体制的问题在于太“公平”缺乏竞争的大锅饭；加强了竞争，理性人的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行为就会导致自然出现高效率。这也是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等的思路。本人的看法是这些思路根本不对，公平与效率的关系根本不是这样。
一、论公平与效率
何清涟在《现代化的陷阱》中对此思路也有批评：“以‘效率优先’为价值取向和政策目标的经济增长战略，其伦理支持是这样一个观点：生产先于分配，发展和公平不可兼得。要想发展经济，必须牺牲社会公正。这一战略在我国的实践引起了社会各方面的不良政治反应，以破坏法律制度和社会公德达到互利目的的社会性腐败必将使改革夭折。因此我国现在一定要放弃那种以效率优先为目标、没有发展的经济增长战略，重新选择具有社会内容的发展战略。
公平与效率，是人类文化中带有终极意义的一个基本命题。它的意义，主要在于作为一种理想，根植于社会制度和人们心中，成为人类世世代代追寻的目标。”[1]
但对何清涟的看法本人也一样不赞成。本人认为：公平与效率的问题是被权利与权力关系决定的问题，只是一个子问题。
一个组织的成员，总是可以大致地分为两类人：一类是拥有权力的管理者（所有者兼管理者或是代理管理者），另一类是无权的被管理者，本文只讨论代理管理者和无权的被管理者这种相互关系的情况。
一个家庭，一个组织，一个国家，如果人人（至少绝大多数人）都尽心尽力，各个组织努力奋斗，这样的家庭、组织、国家必定会兴旺。当然，由于人（至少绝大多数人）都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的，也由于个人的认识、全体人员所拥有的知识都总是有限的、有误差甚至是错误的，也与西方的自由主义思想家的工作以及亚当·斯密等人的努力有关，以现代西方国家自由民主制度在所有方面的空前成功为依据，可以确定：如果让每个人在不妨害他人的条件下都能够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充分发挥个人的独创与努力，在不妨害他人权利的情况下保障个人的权利，满足个人的要求，则个人追求自己的私利能够导致个人、组织、整个国家、整个社会的活力、福利与效率的提高。
由于人是在社会中生活的，至少是在国家政府的服务、管理下生活的，政府拥有强制的权力，对个人以及各个组织的行为能够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同样，许多个人的行为也会影响政府的行动。因此，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核心的政治问题甚至许多问题的关键就是自由与权威如何协调、平衡的问题，也就是权利与权力如何协调、平衡的问题。在一个组织中，同样，管理者的强制权力也能够给被管理者的行为造成重大影响，而且也是相互影响的。
那么，如果管理者能够依据公正的程序、规则公正地对待被管理者，良好地协调、平衡好权利与权力，则代理管理者的权利要求得到合情合理的满足，权力行使因为公生威，能够良好行使而得到激励，无权的被管理者权利也因为被公正对待而得到良好行使与激励的满足，出了问题也各自得到恰如其分的处罚，一个组织上下都得到恰当的（激励、处罚）反馈，则这个组织的成员理性自利的活动（竞争）就使得整个组织的运行当中既公平又有效率，公平与效率自在其中。当然，拥有权力的管理者之所以执行公正规则是因为存在信息公开化、通过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竞争、以及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等制约途径。
在一个组织中，要形成一个组织严密、高效率的整体，领导者肯定必须要有强制权（包括合法剥夺下属权益的权力）以及自由量裁权，这样才能够正常地进行管理，而且，领导者的强制权以及自由量裁权越大，则越容易让下属服从。但领导者也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如果把这些权力运用于为自己牟利，也是领导者权越大，则越容易腐败，也就越需要制约。
如果缺少其中任何一项的制约，例如，假若没有信息公开化的制约，事情的处理都在黑箱中操作，由于在公平的情况下，代理管理者所获得的利益总是整个组织获利中的一小部分，（除非管理者道德高尚，否则）理性人的利益最大化倾向将使得代理管理者利用信息优势尽可能扩大自己的获益份额（包括利用非法手段
获得腐败利益），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而不是组织利益的最大化。但组织中无权的成员所获得利益份额减少，自然也会利用信息不对称等优势，利用规则漏洞或信息、才能优势等进行“磨洋工”之类的对抗，也同样谋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这样的结果就是管理者、被管理者都在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但整个组织内部的公平与外在表现出的效率都受到了损害。
对一个政府组织来说，缺乏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会导致的恶果，早就被孟德斯鸠在其名著《论法的精神》里面阐述过了，许多国家包括中国的情况也早就验证了孟德斯鸠的预见，本人就不赘述了，企业等组织中的情况也是类似的；
如果管理者的权力不是由权利拥有者授予，即使权力行使情况是有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和信息公开化的制约，也还是不够的，管理者（官员）们必定会逐步减少信息公开化的程度和适用范围，也还存在如何管住最高管理者等的问题，而且管理者之间虽然有相互制约，但管理者（官吏）们作为一个整体的利益是一致的，与被管理者（民众）的利益并不相同，时间或长或短，就会形成“潜规则”（官官相护等）或者软政权化，损害被管理者（民众）的利益，同样会导致整个组织的公平与效率损失；时间足够长久后，公平与效率的损失大到突破某个极限，就会导致组织机构甚至如国家政府的灭亡。这就是为什么明代等中国历史上的朝代，权力被分割，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相当完备，但最终都会灭亡的重要原因之一。惟有增加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制度化的竞争性的直接选举授予即民主的制约，才能够管住（或者低代价地更换）最高管理者，打破“潜规则”，保护权利拥有者（民众）的权益，产生新的公正规则并执行，摆脱中国历朝历代都逃脱不了的盛衰兴亡周期律。
当然，要实现公平，所需要的那些制约条件必定会提高新增人员的成本和交易费用（人与人打交道的费用）等成本，如果这些人员成本和交易费用高于不公平的制度环境对效率的损害，那么在这个意义上，公平与效率是有冲突的。但我国的情况是人口众多导致新增机构人员的成本低，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如国际互联网、电视、报纸等导致信息公开化的成本低，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太少，而腐败行为等导致的损失很大，加上我国汉民族是绝对主体，有统一的教育体系、文化等造就人们的共识，形成了降低交易费用的环境，所以，我国的情况必定是公平与效率的冲突是罕见的。而且，组织规模越大，管理者掌握的资源越多，公平(或者说执行公正的规则)对效率的影响就越明显，不公平导致效率的损失也越大，公平以及对管理者的制约也就越重要。总之，在一定的精密度范围内，公平与效率的冲突问题实际上并不存在。
另外，由于利益的冲突，什么是公正的规则，也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改变的，也不是那么容易产生并被普遍接受的，需要时间来普及和被接受，而且还需要一种由于利益冲突的产生的力量强制确保实行公正规则，另外，拥有权力的管理者更容易也更迫切需要用权力和利益引诱来强制灌输和论证宣传只对管理者有利的规则为公正的规则。在这方面，拥有智慧和知识的知识阶层有极大的作用，他们运用智慧和知识，进行总结、探讨和论证，能够总结产生新的公正规则的想法，并通过舆论等把公正规则最终变成强有力的共识，也需要社会政治、经济等的进步导致利益分配格局变化等形成必须执行公正规则的社会环境，一旦形成大家都愿意执行或者是必须执行公正规则的共识，那就是改变了约束条件，真正的进步就产生了。
由此出发，很明显，西方国家的经济学家们一般是没有必要讨论什么公平问题的，只需要研究如何提高效率的问题，因为这些重要的制约条件在西方发达国家早已经具备。但中国的制度环境与西方发达国家很不一样，这些重要的制约条件在中国根本不具备，因此，中国的改革必须特别注意保障民众的个人权利，执行公正规则问题（或者激励、制约问题）。中国目前国有企业改革和国有事业单位改革思路都是有缺陷的，最关键的缺陷是缺乏相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以至于在实际操作中常看到把“公平”和“分配平均”混为一谈并否定，把“管理者命令被执行的效率”和“整个组织的效率”混为一谈并大力加强。公平是指处理事情合情合理，不偏袒任何一方，要求的是执行公正的规则，这与我们所熟悉的“分配平均”，干好干坏收入一个样根本不是一回事，公平不是“分配平均”；“管理者命令被执行的高效率”，这必定要求管理者对下级拥有有强大的强制权甚至强大的合法伤害权才能够做到，但管理者没有受到必要的制约，管理者的腐败行为当然也同样是高效能的，这样就根本不能够得到“整个组织运行的高效率”结果。当然，所谓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改革，没有尽可能地做好信息公开化、通过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竞争、以及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等加强制约途径的改革，就变成了管理者命令被执行效能优先并被加强，破除公平，让管理者们坐着铁交椅，拿着铁收入，挥着铁权杖去砸工人、教师等人员的铁饭碗，结果只会是管理者的权力进一步失去必要的制约，失去必要制约的管理者当然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结果是腐败盛行，贫富分化太大，所以，没有进行关键的政治体制改革，国有企业等改革的基本失败是正常的。正是中国落后的政治体制决定性地影响了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改革情况已经验证了这一切。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来源于落实曾经被剥夺的公民的个人权利：给农民土地使用权，给个人和集体自主创业权，还有就是给外国人以国民待遇等导致农业和私营企业、乡镇企业、外资合资企业的发展的成功。
（如果把国家政府以及它所服务和管理的民众视为一个特大的组织，那么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同样应该是落实民众的个人权利如保障言论自由和逐步落实出版自由（舆论自由），以保证信息公开化；逐步落实民众的结社自由权利，民众组织起来就有更大的力量，保障民众个人的权利不会被官员太容易地侵犯；修改宪法并实行合宪的司法审查，保证宪法作为被实行的最高的公正规则，任何党派与政府组织都必须受宪法（最高公正规则）的制约并执行；加快立法，制订符合宪法的公正规则的法律和规则，废除一些实际上是剥夺民众个人权利的各项规定和法律条款。政府实行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考核权五权分立，实行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实行总统制，进行竞争性的直接选举，由人民选举产生立法人员和总统，以及人民监察委员、考核长，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中国需要循序渐进改革的太多了。）
总之：一个组织，甚至一个国家，许多问题的关键或核心的政治问题就是自由与权威如何协调、平衡的问题，也就是权利与权力如何协调、平衡的问题。如果能够依据公正的程序、规则以及信息公开化、通过权力之间的相互制约与竞争、以及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等途径良好地协调、平衡好权利与权力，则公平与效率自在其中，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实际上是一个伪问题或者说是一个子问题。公平（执行公正规则）导致效率，效率的提高能够进一步促进公平。中国旧体制的问题是既不公平（但分配平均），也缺乏效率，唯一的优点是集中力量办大事的时候能够减少交易费用。自由来自执行公正规则下的竞争，拥有权力者之所以执行公正规则是因为权力之间的相互制衡和信息公开化、以及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的授予等，没有这一切，竞争带来不了自由，只会是“绝对权力绝对会导致腐败”。
二、教授治校
从上面的结论出发看北大改革，就能够发现哪怕是方案的第三稿问题都很多：没有信息全面公开化的规定，尤其是没有把资金使用情况的明细帐目公开；连程序公正的有关规则的规定都没有，也缺乏投诉、以及解决问题程序规定等公正的规则；没有权力之间相互制约的规定，没有权力来源于权利拥有者授予等的规定。这样如何做到公平和高效率？
大学改革当然必须考虑大学的特性。当年洪堡已经把大学的理念阐述得很清楚了：学术自由、教学自由，教学和研究相结合。大学就是进行教学和学术研究的地方，本人认为：教学方面，大学要么进行通识教育，培养独立思考的人，或者进行实用教育，培养掌握了实用知识与技能的人，既进行通识教育又进行实用教育，由于大学教育仅四年时间，恐怕难于做到。学术方面，学术自由是科学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学术自由是真学术的基石，学术研究是由学者组成的学术共同体进行的，因此学术的权力必须归学者，教学、学术自主，教授治校。中国大学的改革具体方案必须是能够真正提高中国大学的教育与学术研究水平，而不能够是表现官员政绩的数字一大堆，实际的教育与学术研究水平却往下滑坡。
对于大学改革来说，要实现公正和高效率，首先必须信息全面公开化，尤其是把资金使用情况等的明细帐目公开；
在大学中，学术研究是至关重要的。而且，教育等级越高，知识性的教育就更加次要，研究性的教育就更加重要，对教师研究水平和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就越高。如果教师自己都不会做真正的创造性研究，怎么可能教育学生学会做研究？因此，鉴别与提高教师的学术研究水平和教学水平是极其重要的。一项科技研究结果是不是成果，水平如何，只有本专业拥有足够学术水平的专家组成的学术共同体清楚并能够确定，教学水平也必须由教授们来确定，不能由官员说了算，所以学术权力只能够来源于学者的专业学术水平和学术权利，而不能够来源于政治权力和学术地位。因此，只应该由本专业专家决定谁能够获得、晋升学术职位，而且这样做成本最低、收效最高。
大学必须实行教授治校，学者民主自治的改革，除上面已经说到的原因外，还有一些极其显而易见的原因。北大这样的研究型大学，当然应该是行政后勤机构为教学、科研服务，而不应该让教学、科研围着行政后勤转，但谁都知道这要以权力为基础。所以必须让进行教学、研究工作的教授们在教学、科研上拥有决定权，大学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教学、科研，这也就是必须实行教授治校。如果实行教授治校后，教授们制订公正的规则，并运用权力逐步做到了各部门真正为教学、科研服务，这项改革对于北大（的教学、科研），可谓成本极小，收益极大。
北大改革方案将要实行的外部评价制度是该方案最大的进步，但这实际上是几年前就可以进行的改革。葛兆光曾经说：“我一直觉得很奇怪的一件事情是，1996年1月，就有37个科学院院士联名写了一篇《正确评价基础研究成果》的文章，登在《光明日报》上，里面提出了很重要的一些原则，比如科学成果的评价必须由“广大同仁承认”，而不是由口头评价和私人通信中得到“某某学术权威的好评”来确定，比如避免行政干扰，不要由“领导看法”来决定，比如学术论文作者必须严肃地对待这些荣誉和承担这些责任，等等等等，可是，这篇由这么多重要的大牌科学家署名、这么郑重发表在大报的文章，最后竟然没有什么反响，五六年过去了，现在情况是每况愈下，为什么？我百思不得其解。”[2]本人还记得，98年赵红洲就指出了中国科学技术评价体系不合理的问题，但直到本人怒吼中国科学技术出现了大退步后，而且证据与迹象表现得很明显了，更可能是因为科学技术与教育的主管领导人从李岚清变成了温家宝，才终于看到要解决这个问题的努力，科技部、教育部、科学院联合发文件，推行同行评议（或外部评价）的改革。从历史教训来看，院士们的主张很正确，却得不到实施，原因不外乎连中国最有学术权威的院士们都缺乏必要的学术权力。所以，必须实行教授治校，让进行教学和科研的教授们在教学和科研方面拥有足够的权力。
世界各国的学术管理体制，目前知道的不外乎三大类：一类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大学的学者民主自治加外部评价等的制度，当然，实际结果往往是学术权威起决定性作用；差一些的另一类是以日本、苏联为代表的制度化或接近制度化的学术权威决定学术评价、学者获得学术职位的制度；中国的学术评价管理体制最无效，是由官员、学官的权力决定学术评价、学者获得学术职位的制度，这种最无效的管理办法皆赖中国历次不断打压知识分子的政治运动之赐，而后中国的学官们没人想或者真正做到改变。这就是中国教育与科学技术方面最大的问题，中国的科学研究与教育机构是官（党）本位的，不是学术本位的，缺乏学术自由（缺乏同行评议与此密切相关），党政与后勤机构占用了太多资源而且凭借权力常常阻碍中国的科研与教育发展，实行教授治校就是逐步破除中国高校的官本位。
因此，大学的教授治校、民主自治能够以最低的成本得到促进科学技术发展和人才脱颖而出的结果。
因此，大学必须成立教授会和教授评议会，教授会和教授评议会都是只有大学教师和研究人员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教授会起制订公正规则的作用。教授评议会起类似于监察行政是否公正的作用（注意人数必须固定，不能够重复担任）。另外，教授治校也要注意把民主和行政工作相区别。权力由权利拥有者通过直接选举授权以及多数代表制订的公正规则属于民主，依据公正规则去处理个别的事情是行政工作，不可混淆，但一些影响大，自由量裁范围很大的行政事务必须有不同来源权力的制约。例如若有教师犯有大过而必须辞退，这是属于行政工作，但教师未犯有大过而必须辞退，这虽然还是属于行政工作，就必须有制约，必须得到教授评议会四分之三多数的批准通过才能够成立。
三、程序公正与实质公正
一个研究性大学，真正实行聘任制度尤其是有人员淘汰的时候，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就是中心问题了。北大进行科技评价体系的改革采取了外部评价制度，但首先必须保证程序的公正：
一、任何人不得进行自己以及与自己有利害关系人的科研成果的质量评估，也不允许成为这些事项的学术召集人。其中，有师生关系（导师与所带的研究生关系）、同一年级的同学关系，也应当避嫌。任何有关学者的重大事项，如聘用、奖励、授予终身教职、晋升等，都必须先由本专业专家（一般是被评价者学习、工作的学术机构之外的三至五名外部专家）对其科研成果进行质量评价，在此基础上再做决定。这些事项，若需要推荐人的推荐，则推荐人的意见意味着已经对被推荐人的科研成果进行了质量评价，推荐人就因牵涉自己的推荐信誉而不能够再做外部专家进行重复质量评价，也不宜成为学术召集人。学术机构中的官员和学术机构外的官员要获得学者系列的职位职称，在这方面也不能例外。
二、若科研成果的质量评价结果，有关专家的评价有大分歧，则应当听取被评估人的意见与争辩，并将上一次的专家评价与被评估人的争辩意见，交给另一些专家或原来的专家，进行第二轮质量评估，而后再讨论决定。（在科学研究上有时会遇到尚无定论或争议颇大的问题，除非被评估者的研究成果将此问题变成了定论，否则有关专家的评价因学术观点的不同而大相径庭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在程序公正的基础上，就要依靠学者的学术水平来实现实质的公正。所以，以理工科为主的大学必须实行教授治校，北大在目前的环境制约下至少要做到学术自由、学术自主，教授治学。系（学院）一级实现教授治系（学院），民主自治，行政后勤人员按照教师们选举产生出的各种委员会的命令进行服务工作，没有行政决定权。这样就初步建立了真正有效的学术机制的关键部分。
一般来说，象北大这样的研究性大学，教授晋升基本上是看学术水平的，教学太差的教师只会申请研究性职位，教师的教学、服务一般相差不大。因此，如何做好外部评价工作，请外部评价人清晰、客观地评价候选人研究成果的水平（让外行都能够看懂）是极其重要的事情。所以，决定招聘与晋升的事项都必须有其它院系的教授参加（每个系、学院的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都必须增加一两个其它院系的教授，由校长指派为好），这一方面对学校有利，保证外部评价能够被外行看懂，确保外部评价的组织工作质量，学校要否决系、学院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的错误决定也有极其显而易见的坚实理由。这也对教师有利，如果结果明显不公正，教师能够凭借外行都能够看懂的外部评议书，获得司法救济。
即使实现了教授治校，大学也仍然是以教学、学术研究为本位，而不是以教授为本位，教授会的权力也不能够是大学中的最高权力。权力必须是相互制约的，信息必须尽可能公开，以保证公正与效率；即在学术评价方面，必须是国外、国内权威的评价与本单位教授的评价相互制约，靠学术水平决定；学术权力方面，必须是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和系主任、院长、校长之间相互制约，以达到实质性的公正。不这样做的话，“学阀”、“学霸”的出现恐怕不可避免。
以学者晋升为例，中国现在的学者晋升情况是权力和人情、资历的影响很大或者是数论文、专著数量，不公正也缺乏效率。北大改革方案以及网络上有人主张由系主任、院长聘请外单位优秀学者参加学术委员会以保证公正，但这对一些部门也许既不必要，也有不利于培养北大自己的学术共同体、不利于培养北大自己的学术权威等缺陷。
一个学术机构，重要的是学者民主自治，教授水平高的系、学院，所有教授学术权利平等，都是一票，系主任、院长、校长在相应的学科也只是一票，系、学院里有教授会就不需要学术委员会。如果教授水平参差不齐，就不需要教授会，有一个简单办法可以基本保证学术委员会由本院系学术素质最高、品格正直的优秀学者组成，那就是规定每一个候选者的外部评议书，隐去外部评议人的姓名和所在学术机构情况后，本学院的教师都可以自由阅览。教授会、学术委员会当然必须看到全部信息，开会讨论必须首先决定是否认可外部评议，并根据外部评议确定候选者是否能够晋升，（并根据这些加上教学、服务情况排列出晋升的序列），若出现了否决外部评价的情况，教授会或学术委员会必须重新写出评议书，详细阐述充分的和确凿的理由，结论要让外行都能够看懂，而且这些评议书将寄给外部评议人员，请外部评议人员发表意见。这样，国外、国内权威的评价与本单位教授的评价相互制约，靠学术水平决定。本单位的教授如果学术水平不高，否决外部评价就是自取其辱。学术委员必须由教师连署提名，全系、全学院教师无记名投票方式产生，首先是因为教师的自利行为都会让他们选举高水平的优秀学者，如果外部评议出现错误，全靠学术委员会品格正直教授的学术水平高来纠正错误，如果他们投票选出的教授很平庸，平庸的教授绝对不敢否决外部评议，待晋升者的命运就全部由外部评价决定了，根本没有纠正错误的机会。其次是如果选出的是平庸的教授，这些人面对同一学院其它系或其它学院的教授因为晋升候选者相对水平问题产生争执，平庸的教授连说话都不响，更不用说据理力争。
三、如果一个院系的合格教授少，可以让系主任、院长额外提名一些能够参加学术委员会会议的外单位优秀学者，但还必须由投票选举产生，如果由系主任、院长直接聘请，系主任、院长聘请来的人会不顾他们提出的要求吗？这样就不能够保证学术委员会和系主任、院长相互制约，也就难于保证实质公正，会由于人情、权力等原因而产生各种问题的。
总之，教授会、学术委员会不能够成为官员的傀儡。而且，这个办法能够有利于大学自己的学者树立学术权威，有利于培养大学自己的学术共同体。
（学术机构之所以存在，就是为了使学术昌明，因此，对学术机构内部人员的学术研究成果进行评价，并提拔、奖励富有创造性的学人，以及给予更多资源以进一步促进学术的发展，乃是一个学术机构必须进行的极其重要的常规性工作。外部评价只是为了保证做到程序公正和实质公正所不得不重复进行的工作，也是必须付出的额外的成本。因此，若一个学术机构对其内部的学者进行学术评价能够保证程序公正和实质公正，就应当自己进行，而且这种额外成本越小越好。当然，由于中国大学的学术近亲繁殖极为严重，徒子徒孙们聚集在一个系中，这些额外成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不得不付出。另外，教授教师中的拉帮结派现象恐怕会因为实行教授治校制度而表面化。这样，有公心的学者与领导可能会受到相当大的压力，所以，只能够立即实行不留本校生的制度，即本校生在两年后才能够回本校应聘，解决这个危害中国教育与学术的学术近亲繁殖问题。）
四、大学理念之争
甘阳在《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中“担心的问题恰恰是，最近北京大学等的改革方向，是否会导致失去中国大学在思想学术和教育科研方面的独立自主，是否会反而主动自觉地把北京大学等变成西方大学的‘附庸藩属’？”主张“建立以中文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3]
但甘阳、丁邦新等人的“以中文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的主张纯粹是错误，中国已经实行了一些年的量化考评制度就是这样，以期刊为主的评鉴标准违反了一个简单常识：在科学中引入数学（定量化）是为了得到精确的知识，它的前提当然是要做到定性正确。量化考评制度偏偏缺乏了对论文等科研成果的定性评价（论文发表在同行匿名审查的学术刊物上，似乎已经经过了同行评议的定性评价，但实际上，这只是同行评议认可发表，而不是对论文质量做出了鉴定，我想大家都清楚同一学术刊物上发表的论文有水平相差很大的情况，论文发表后被否定或被认为意义很小的情况也并不少见，所以论文得到发表并不是通过同行评议真正确定了论文质量），所以根本不客观，不科学，也不精确。缺乏定性正确基础的量化考评制度部分地带来了中国科学技术水平下降，抄袭等学术浮躁现象泛滥的结果。所鼓励的不是出高水平的成果，而是通过正当或不正当的方式多发表论文、专著，所以北大出现这样的情况毫不奇怪：“实际上，北大近些年来评的‘正教授’，至少有1/2不合格，有的院系连续多年都是3-4个指标，而评的正教授没有一个有合格的成就。要书有书，要文章有文章，就是没有什么影响，连自己系里的学生都不知道、看不起。”[4]甘阳等外部评价制度的反对者没有意识到：独立的外部评价体系是中国大陆几代学者所梦寐以求的学术独立的重要条件之一，在中国文科还没有出版自由的情况下，尤其需要独立的外部评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实现并保护学术自由；他反对让外部人（包括海外华人、外国人）对北大的文史哲成果进行学术评价也不对，这些是不得不进行的，是北大以前实行学术近亲繁殖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一个系里面，徒子徒孙都呆在一起，又缺乏自己的学术权威，内部评价与晋升太难做到公正了，请海外华人、外国人对北大的文史哲成果进行学术评价能够更公正。学术评价的标准，中国和外国都是相同的。当然，一个大学的学术独立自主是很重要的，外部评价也有可能出错误，那就要依靠教授治校即学者自治，靠教授们的学术水平与自信来改正错误了。
另一方面，甘阳评价北大将要招聘更多的留美博士为“留美近亲繁殖”也是错误的。对中国教育情况熟悉一些的都知道，教育等级越高，知识性的教育就更加次要，研究性的教育就更加重要，对教师研究水平和教育水平的要求也就越高，因此中国教育是中小学教育水平最高，其次大学教育，最差的是研究生教育，中国教育，一言以蔽之：中小学教育做了太多无用功，大学教育高价低质，研究生教育漏洞百出。学术大跃进时代的中国博士应该也必须展示自己的实力，与海外博士们公平竞争。对于海外博士和本土博士的招聘，有了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能够清楚鉴别出他们个人的学术水平，北大择优选聘、晋升就是了。
但甘阳却在《华人大学理念九十年》[5]中，继续主张中国大学改革的总体目标是要尽快结束中国的留学运动，以中国大学自己培养的人才构成中国高等教育的主体。其实，中国的大学改革，所谓的结束留学运动只是一个枝节问题，教授治校才是中心问题，如果因为条件制约不能够实现教授治校的话，建立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也算得上是中心问题。中国的留学运动旺盛的原因，也与中国大学缺乏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有关。正是因为缺乏公正合理的学术评价体系原因，不能够良好鉴别应聘以及待晋升的留美博士、本土博士的成果水平，由于留美博士平均水平高于本土博士，当然优先聘用并晋升留美博士。这一切只会加强中国的留学运动。
甘阳在文中出现的另一个错误是把胡适时代的学术独立问题套到现在，当时的中国还根本谈不上有任何现代大学可言，建立现代大学，独立地进行学术研究以及培养高级研究人才即学术独立，但是现在的学术独立问题是要让学术研究独立于政治权力，他以为现在还是在胡适那个时代？甘阳文章中其它的错误就不一一驳斥了。
五、结语
陈平原的《国际视野与本土情怀》[6]，特别提到：今日谈论大学改革者，缺的不是“国际视野”，而是在全球化潮流之中仍然保持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
对此，我的看法很简单：上个世纪的大师王国维自沉，陈寅恪认为是殉中华文化，大师一清二楚地知道中华文化的死亡，再详细点就是：中华文明的轴心是儒家文化，以仁、义、道、德为中心，实际上是阳儒阴法，1840年以来中国文化、中华文明的进化过程就是轴心转换过程，或者说是全面世界化的过程，现代中国的情况是个大杂烩，法家、儒家的遗留一点，马列主义一点，自由、民主、科学一点，但中华文明的轴心必定要全面转换到自由（实现并保护个人权利）、民主（权力由权利拥有者通过直接选举授予）、法治（产生并执行公正的规则）、科学（理性地进行客观考察）。现在中国最缺、最重要的是来自西方的自由、民主、法治、科学，而不是对“传统中国”以及“现代中国”的理解和尊重。因此，我们要努力向西方学习。
参考文献：
1、何清涟：《现代化的陷阱》，今日中国出版社，1998年第一版，P352，P3582、葛兆光：《大胆想像终究还得小心求证——关于文史研究的学术规范》，http://xys.3322.org/xys/ebooks/others/science/dajia/wehi/wehiguifan.txt3、甘阳：《华人大学理念与北大改革》，燕园评论网，http://edu.beida-online.com/data/data5.j?db=sanjiao&amid=ztpku071034、魏名鹄：《评北大改革方案的合理与不合理》，学术批评网htt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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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浅谈公平与效率
浅谈公平与效益
2006年10月召开的十六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放弃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强调要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提出,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处理好效率和公平的关系,再分配更加注重公平。
第一阶段(1978—1987年)的核心内容是“认真执行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原则”;第二阶段(1987—1993年)提出“按劳分配为主体,其他分配方式为补充”;第三阶段(1993年至今)的提法是“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确立并健全劳动、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
收入分配中的公平是分配尺度、分配过程、分配规则的公平，而不是单纯的结果公平。对个人来说，即使参与分配的机会均等、公平竞争，而实际分配的结果也可能是不均等的。
“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实现，国家采用没收、赎买、公私合营等手段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在当时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和经济条件的影响下，在经济体制上形成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与之相适应，在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上采取了“公平优先”的平均主义分配原则。但很快这种积极性就下降了。平均主义是假公平，它只讲结果的公平，不管生产过程中规则的不公平。干好干坏，干与不干都一样，分配享受相同的物质财富，这对劳动者是不公平的。这种平均主义的公平不是真正的公平，它在使经济失去效率的同时也失去了公平，结果使效率与公平“鸡飞蛋打”一场空。设计新的分配制度，按劳分配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
“公平效率二者兼顾”的按劳分配原则。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引入市场机制，建立了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初期。在公平与效率关系上采取了“二者兼顾”的原则。提出了要“克服平均主义”，推行家庭承包责任制，开始从根本上打破农村的平均主义分配方式。后来，先富带动后富。这时，劳动好的，生产多的，多得奖金，收入增加。分配制度的调整调动了人们生产的积极性，生产效率提高了，但由于有计划商品经济体制强调计划与市场的内在统一，而人们对此理解和强调的重点不同，因而带来了改革实践中的摇摆和反复。在当时这种经济制度下，我国实行按劳分配的客观经济基础不完备，计划制造成的行业间收入差距，企业收入不公平就显现出来。就出现有些企业收入多，有些企业亏损。“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原则。党的十五大，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前提下，“把按劳分配和按生产要素分配结合起来”，分配原则上要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具体实现机制，使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表述得更为明确、实现途径更加具体。“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发挥市场的作用，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再分配注重公平，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调节差距过大的收入”。
人们之间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扩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贫富悬殊已成为影响当前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的重大问题。如果贫富悬殊的趋势继续发展下去，有可能出现两极分化，这就意味着社会主义的变质和改革开放政策的失败。为了使改革获得更广泛的支持，当前和今后应更加注重有利于社会和谐和稳定的社会公平。同时，我国目前已经具备了解决社会公平问题的现实性。已有一定的物质基础和能力，逐步解决多年来累积形成的贫富差距。
“更加注重社会公平”的收入分配制度。
为了在公平与效率之间寻找最优平衡点,求得社会和谐,需要在收入分配政策上进行调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完善收入分配制度。
公平与效率是矛盾关系，而这对矛盾又是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随着我们对公平与效率关系认识的发展变化，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日益深化并不断完善，分配制度和公平与效率相互促进，推动我国经济改革的向前发展
党的十四大报告明确提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鼓励竞争，明确在经济体制上要以市场经济为制度取向。而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则明确提出“兼顾效率和公平”，这确实令人耳目一新
公平正义，贫富差距，分配政策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也常常成为人们讨论的话题，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之下，我国经济腾飞，贫富差距骤然拉大，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不同部门和行业之间、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的收入差距越来越悬殊，反映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已经超出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人民生活受到冲击，随之而来的还有对分配政策和公平正义的争议，其中也不乏怨言和质疑。面对这样的情况十八大报告中强调，初次分配和再分配都要兼顾效率和公平，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到“兼顾效率和公平”，这几个字的微妙变化，正是我国进一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坚持社会公平正义的体现。
但政策的推行和落实首先要被人民大众所了解、接受，大家是否了解十八大对公平与效率的调整呢？又是通过什么渠道？调整之后的“兼顾公平与效率”是否得到人民认可？在人们心中，“兼顾”二字可否在现实中实现？会不会人们把“兼顾”只当成是无法实现的理想状态？带着这样的顾虑和问题，我们对不同职业、年龄、性别的116人进行了问卷调查。
从统计结果中可以看出，明确知道我国十八大关于公平和效率关系调整政策的仅有13人，占总人数的约十分之一，足可见我国政策的推广工作还待提高。如果推广工作未做好，人民不了解新政策，政策和人民自然就会出现隔阂，政策的实施缺少了群众基础，也就缺少人民的支持和监督，同时，人们还停留在不合时宜的旧政策方针上，怨言不断，负面心理会愈加浓重。从调查中还可以得到，有将近一半的人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是通过课堂学习，也许有调查对象主要集中于高校的缘故，但可以看出高校教育的作用。其次，约三分之一的人是通过网络媒体得知十八大政策调整，应利用网络媒体的便利性，扩大宣传“兼顾公平与效率”的新方针，以得到更多认可，推进实施。
“公平与效率在现实中能否实现”的问题统计消除了我们的顾虑，80%的人认为在现实中公平和效率可以兼顾，这为十八大提出的“兼顾公平与效率”获得群众认可提供了有力支持。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平与效率不是相互对立的，二者事实上总是相辅相成、相互依存的。而美国和瑞典之所以成功，不是因为他们只关注了其中之一，而是一直都兼顾了公平与效率。同时，
第三篇：百家讲坛《公平与效率》
085公平与效率
演讲人简介：谈松华，中国教育学会常务副会长，1988年起起草中国教育改革的发展纲要。吕型伟，中国教育学会顾问。
我们在这里，讨论一个全球普遍关注的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教育在21世纪，将会经历一种什么样的变革和创新，这里用的是国际化和数字化。和全球化信息化是一个意思。
那么在讨论全球化信息化这个背景下的教育，很自然地，会联系到21世纪的教育的价值追求或者叫教育理想，那么很多方面，讨论，涉及了比如说，科学和人文的关系，国际化和本土和的关系，继承和创新的关系，实际上这些问题都是在全球化和信息化背景下，21世纪教育面临的很多选择。也是对20世纪教育一种反思，那么我现在选择的题目是公平与效率。我觉得，这也是在中国目前，现阶段的教育发展中间，带有一种价值追求的这样一个性质的问题，因为，全球化和信息化，给人类，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但是，在这个同时，也扩大了国家之间，地区之间，人群之间的贫富差距。
全球化这把双刃剑，对发展中国家来讲它会带来加快经济发展的机遇，同时，处在世界贸易体系中间的不利地位这种情况下，也会可能产生很多新的挑战和困难。数字化的发展，它大大地加快了人类经济社会的发展，但是，又扩大了数字化的鸿沟，所以在世界范围内，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差距，贫富差距在拉大，我上个星期参加北大论坛，讨论21世纪人文与社会这个问题上，中国证监会的首席顾问，原来香港证监会的主席，他提供一个材料，他说，现在全球25％的人，掌握了75％的财富。而且，根据预测，在知识经济的背景下在数字化鸿沟拉大的情况下，这种差距有可能不是缩小，是拉大，所以，我认为，作为发展中国家，面对这种全球化信息化的浪潮，冷静地思考，我们在这样一个浪潮中间，我们将会面临什么样的机遇和挑战，那么，教育它可以成为缩小这种差距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如果，我们加快教育的发展，我们能够在缩短知识差距上，我们赢得时间，那么，我们有可能缩短和发达国家的差距。但是，如果我们的教育的决策不是很审慎，也可能会拉大这种差距，成为拉大这种差距的一个因素。
所以我认为，教育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是我们在考虑21世纪教育问题的时候，应该加以考虑的。我总的一个框架是这样，在提纲上是这样，第一个我讲的是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问题，主要是讲，中国现实的社会公平状况对教育的影响，教育，在这种社会状况下它应该做出一种什么样的选择，第二个问题我想分析一下，在公办教育中间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第三个问题我想说一下，在民办校园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第四个就是政府和市场在协调公平和效率关系上它应该起一种什么样的作用，我想先讲第一部分，教育公平和社会公平的问题。
教育公平，从根本上讲它是受社会公平的影响，也就是说教育，面对着社会公平的状况，它必然要影响到教育公平的程度，而教育公平的实现程度它和社会经济发展和社会公平的现实是有直接的关系。当然，教育的公平，反过来讲它也会影响社会公平，它可能会起缩小社会差距的这种作用但是它可能也会教育上的一些决策问题，它也会拉大社会差距。所以，我想分析，中国现在社会公平的状况，中国是一个二元结构的社会，从历史上看，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是存在着明显差距的。这种差距和发达国家，有一点不一样的它是跨越历史阶段的差距，在东部一些沿海城市，正在讨论向知识经济，向知识社会发展的时候，在西部的很多农村地区，它还没有开始工业化它还处在前工业社会，所以它这个落差是非常大的这是一个历史现实，我们不可能在短期内，认为地去拉平这种差距。
现在一个新的情况是随着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发展，效率优先在整个的经济发展中间，已经占了主导地位，那么在这样情况下，既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拉大了地区和人群之间的差距，实际上在整个80年代和90年代这种差距是不拉大的。我想不举这个具体数字，我只讲一点，就是说，按照世界衡量贫富差距的一个指标，经济系数，这个经济系数在中国，现在，梁定邦先生说的是40，我看到的材料是46。什么概念呢？就是说，中国现在的贫富差距是处在世界中上水平，也就是说是超过世界平均水平的，所以这就是我们教育现在面对的社会的一个公平的实际。这样一个实际。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教育必然会受到社会目前这样一种贫富状况，或者说，社会分层的这种现实的影响。
同时，中国教育在公平和效率上，还面临一个两难的选择，因为，中国在现阶段，它存在着教育供求的一种明显的不平衡。就是，教育的供给不能满足社会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尤其是高层次，高质量的教育，和供求矛盾是十分尖锐的。而且，在短期内，我们还不可能完全缓解这种矛盾，等谈不上从根本上马上解决这个矛盾，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教育，如何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呢？我觉得，中国要解决教育上公平和效率这样一对矛盾，它首先要建筑在加快教育发展，这样一个基点上，因为，没有教育事业的加快发展，就没有可能从根本上解决公平和效率的矛盾。也可以说，如果经济上讲，发展是硬道理的话，道理也应该说，发展是硬道理，只有通过加快发展，才能缓解供求矛盾，才能从根本上逐步实现公平和效率之间的协调，那么，要加快发展，就必须要采取各种有利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各种政策和举措，这就需要效率的原则。
我们过去只靠政府，这样来办教育，现在看来这个供求矛盾是不可能得到环节的，所以，要用效率的原则，用市场的机制，来扩大教育资源，来缓解供求矛盾，我想这是我们现在所要采取的这样一种教育发展上的决策，但是，在实施这样一种利用市场机制，扩大教育资源的同时，又带来了教育上差距的拉大，和教育不公平问题的显露，这已经引起了教育界和其他方面的一种关注，所以，在注重到教育发展过程中间，我们应该尽可能在目前这种状况下，保持最基本的教育公平。所以，我觉得，现阶段的选择，我是把它概括成这样，就是保证基本教育的公平。，同时，要尽可能地实现使尽可能多的人，在优质教育和高层次教育上的机会均等。我想这是我要讲的一点。
第二，就是公办教育中的公平和效率问题，我们国家目前的教育资源关系，公办教育资源，现在远不能适应社会的这种需要，那么，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我想，我这个报告里面，我举个四个方面的关系，就是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农村和城市，一般和重点，弱势群体和强势群体，我决定现在在公办教育中间，面临着这四个问题上如何选择。
我认为，公办教育中间，第一个首先是要保证基本教育的机会公平，要努力实现基本教育的普及目标，也就是说我们现在，要使得所有的人，能够都接受基本教育。这是联合国全民教育大会提出来的目标，这个目标，本来应该在20世纪实现的，现在我们事先两基也就是说在大多数地区，初步实现了这个目标，但是，全国还没有。我想这个不去分析，目前我们普及教育的状况，但是，应该看到的一点，目前在普及教育上的城乡矛盾，地区之间的这种矛盾，是越来越显露的90年代中期以后，农村教育的滑坡，这个问题到实际末已经显示出来了。目前，明显地表现出来的大面积拖欠教师工资，初级辍学率的明显上升，危房的明显增加，这许多问题，表现了一点就是中国的农村教育，面临着严重的困境，如果这个问题不引起整个教育决策上的关注，就有可能是整个农村教育在我们世纪初滑坡这样一种滑坡会加大城乡之间的教育矛盾，会使农村的广大居民得不到基本的教育机会，我认为这在21世纪的情况下是不应该这样的，所以我认为，现在应该尽可能做到实现普及教育，这个普及教育，从现在来讲，多数地区是9年，极少数地区5年到6年，也是一种普及教育的机会，我认为这是我们应该尽可能做到的。
第二，公办教育中，就是要通过市场和竞争的机制，实现有重点的非均衡的发展，提高公办教育的办学效益，就是我们在教育资源有限的情况下，我们适当地加强一点非义务教育阶段的重点建设，这对提高我们有限教育资源的效率，是必要的。特别是根据很多国家的经验，公办教育，如果不引起竞争机制，投资效益是不高的。有人说，现在我们公办学校弄得不好，就走到国有企业的困境里边去，所以，引进一点市场和竞争机制，来促进公办教育之间的竞争，我认为这是提高公办教育办学效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种政策举措。
那么现在，我们是在进行重点建设，我这里提出一个观点，政府现在有限的教育资源，在公办教育投资上，现在是向某一些学校和学科倾斜，这种倾斜，我认为，对一个大国来讲，是有必要的。完全平均的这样来使用我们的资源，有可能会延缓我们的发展，尤其是我们需要一些参与国际竞争的这样的高层次人才，不用这种重点倾斜的办法，它是很难在短期内出这种效益的，所以我是赞成，有重点的非均衡发展，这个是有必要的。但是问题是用什么机制来有重点和非均衡的发展，是认为的把一些资源，向少数学校倾斜，这样倾斜以后，实际上出现什么结果？就是学校之间很难竞争，它实力之间差得太大。
我特别觉得现在在高中阶段，搞示范性高中，这个是看怎么建设，如果说，正确确定了一些学校，我就把这个钱一亿两亿甚至三亿投下去，这样来建设，建设示范性学校还是在同样的办学条件下，我们选择一些真正能够起示范作用的学校来重点扶持，这样，应该是流动的。这样，我说可以鼓励公办学校之间，办出水平，办出质量来。我觉得，我赞成有重点，非均衡发展，但是，要引进市场竞争机制。
第三个问题就是在公办教育里面，政府和学校，要特别在公办教育中间，要考虑到社会的处于不利地位的地区和人群，他们的基本教育需要，民办教育，我应该坚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那么，在民办教育中间，我想首先的一点，就是要扩大教育市场的准入程度，要以多种形式，加快民办教育的发展，到目前为止，尽管我们90年代以后，民办教育有了一个好的发展态势，但是，到现在为止，民办教育的学生数和在校生数，如果我们统计，不包括幼儿园，是大中小学，高等教育只统计有发学历资格的这一部分，40多所学校，那么，看起来，大概2％多一点，占整个公办教育，民办教育的经费数，也占整个教育经费的2％多一点。
所以说，目前，中国民办教育的这样一种规模，我认为，还不能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不能适应整个社会对教育的需求。所以，我觉得，要扩大教育市场的准入程度这个准入程度，我想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创造一点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政策环境。要创造一种公平竞争的，这样一种政策环境。
因为，中国的民办教育和很多有几百年历史的私立学校历史的情况不一样，中国有着庞大的公立教育系统它有着长期办学经验的积累，有这样一种学校的声望，而民办教育不过就是十几年，最多1、20年的时间，无论从资源的积累，无论从办学经验的积累和声誉的这种形成，都还有个过程，所以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如何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民办教育的发展和公办教育之间，有一种公平竞争的这一种环境，那么我想一些具体的问题，因为，正在有关立法机构，正在讨论民办教育法，还正在研讨过程中间。我觉得，寄希望于我们民办教育法，能够一方面，为中国民办教育发展，提供一个法制化的这样一种依据，同时，又能够进一步地鼓励和促进，中国民办教育的发展。
那么最后一点，我想归纳一下就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现实的环境里，要迎接国际化，数字化的这一种挑战，那么，教育，我想应该说，肩负着两个方面的任务，一方面，是要造就能够参与全球国际化，数字化时代的这种竞争的高层次的高水平的人才，使我们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不断地提高，同时，我觉得教育和肩负着提高全民知识水平，提高国民素质整体水平，这样的一个任务。把这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我们在迎接国际化和数字化的这种挑战中间，才能有全面的这样一种基础和优势。
那么，实现这两个方面，要实现教育的公平和效率的协调，我觉得，政府和市场要发挥协同的作用，尤其是政府，我觉得，政府首先是要政府，在发展教育中间的责任要到位，保证教育公平，很大程度上是政府的责任，政府如何尽可能为最大多数的人，提供平等的教育机会，我想这一点，是解决教育公平的一个前提。那么，我想这里，要说的一点，就是说，中国目前政府的投资增长的速度，是快的，90年代以来，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长是三倍，应该说是快的。但是，和教育事业发展的要求来看，它是有距离的。特别是中央财政在90年代中期以后，中央财政的比例不断上升，地方财政比例下降的情况下，中央财政，如何更多地转移支付来支持地方发展农村教育，来解决广大农村居民的基本的教育需求问题，我认为这是保证教育公平性的非常重要的一点。
另外，政府要创造一种市场竞争的一种政策环境，要保证教育市场的一种公平，公开公正的一种竞争，使得在这样一种环境下，不管是公办教育和民办教育不断地提高它的效率，提高教育资源的使用效率，使得中国的教育，能够建设成为在世界上，高水平的高效率的又是体现教育公平的这样一种新的教育。谢谢各位。
问：2005年，大概有4000万人就是高中生的高峰到来，但是，我们国家从明年开始，高等院校的招生，相对平缓地要给予限制，那么，刚才又听了谈教授的有关的讲话，研究基础教育的就说的一个公平，销售教育，效率和平等这样的关系，那么，在这样一个问题上今年高等院校，学生进校的压力，我是武汉理工大学的，高校今年可以说在招生上不堪重负，明年又要下降，面对着中国家庭的这样一种需求，我想请谈教授，想请问您一下，在这方面，教育家有何良策，因为可能遇到非常大的矛盾，就是社会上的这样一个群体，对我们国家教育制度，以及对高校的要求这样一种挑战，谢谢您
答：这恐怕就是我们中国教育目前发展中间，面临的最难的一种选择。就是说，按照满足广大社会各方面的教育需求来看，我们要尽可能地扩大我们的教育规模，来满足社会各方面的需要，那么现在这两年的高校扩招，实际上是受到这种推动的，除了拉动经济增长，这个经济学界这种观念以外，教育界很大程度是因为社会对高校的发展要求太迫切，而我们前几年控制规模，造成了一个很尖锐的矛盾，所以这两年扩招实际上是这样一个背景。
但是，我认为在中国目前这个条件下，发展，总是有一种现实的依据，这个依据就是供求的关系，就是你这个社会要有供给能力，我们有多大的供给能力，能够满足社会多大的需求，我认为这是我们现在叫适度超前发展的一个很重要的思想。教育要超前发展，但是，为什么提出适度呢？因为，发展要根据我们现在可能提供的人力物力财力，这样的基础上发展，现在的问题是两个方面，一个方面就是现在我们的教育供给是不是已经充分调动了，就是说，社会可以向教育投入的，我们是不是用市场机制，把它能够最大限度吸纳，各种财力，来投资于教育，我认为这个仍然是我们要努力的，所以说我们教育要进一步发展，应该要进一步扩大教育供给，但是我认为即使这样的话，中国现阶段是不可能充分满足社会各种高等教育需求的高等教育在目前来讲，还只能是满足最基本的，或者是急需的。
所以，我想，要根据供求关系来确定我们发展的规模。还有一个问题，我认为，中国现在高等教育发展，尽管市场机制已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行政主导性的影响，还是存在的。因为，如果说一个正常的市场调节的话，那么，人们要不要受高等教育，他家庭有选择，个人有选择，因为他有机会成本的问题，如果说，我上了大学，我就来就业和收入和我原来预期的希望有很大的差距的话，那么有很多家庭可能会选择去上中等职业教育，或者经过培训以后，工作，工作以后再过一段时间，再来上大学，我们现在是长期沿着一个高中毕业非要找一个大学机会，然后，上了大学以后，各种问题都解决了。这样一种体制背景下，有刺激高等教育盲目发展的因素在里面。
我倒不是说完全是这样，有这样一个因素，所以我说，一方面要尽力地扩大规模，另外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市场对高等教育的这种调节机制，我想通过这种调节，我想，高等教育会慢慢地实现供求的平衡。我个人这样看。
吕：
可能我讲的内容，同这个主题有点不大符合，因为，现在的主题是现代化，全球化，国际化，网络化，都是这么几个化，我，想讲一讲，是不是什么东西都要全球化？有没有中国是要保留的，是要坚持的东西。我就想讲一讲，中国，不管怎么进步，中国还有应当保留的东西，这就是我今天想讲的现代化与人文精神，第一点，讲了我对21世纪教育的考虑。我认为，21世纪的教育，主要在建立两个基础之上，一个，就是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
以信息技术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或者以网络为基础的教育现代化，第二是以脑科学为基础的教育科学化，我觉得，现在对信息技术讲得很多，而对脑科学的研究，重视程度，还是远远不够，而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你搞什么技术，搞什么网络，归根到底是要开发每一个人脑的潜能，归根到底落实到这一点上，你如果光研究网络，研究什么不研究脑科学，那你怎么行？当然我们对脑科学的知识，了解得极少，19世纪，脑科学的知识是个黑箱，20世纪是个灰箱还是还是半透明的，但是我相信21世纪的脑科学会有非常迅猛的发展，进成为我们教育科学的一个支柱，一个基础。所以我认为，21世纪教育两大基础。
这两大基础结合起来，就能够充分开发每一个人的潜能，充分发展每个人的个性，这是我们的目标，这是我讲的第一个观点。
第二个观点，这两个基础，我是持乐观的态度的。信息技术肯定要发展，网络技术肯定要发展，而且要普及，包括西部地区，那么，国家也要重点帮助它。早一点实现网络化。脑科学，不断多少困难，多少深奥，肯定也会发展，现在，人类驾驭自然的能力是空间提高，但是，人类驾驭自己的能力在不断滑坡，自己管不了自己。这次9.11事件发生，我是在思考的，我觉得这恐怖行动是人类道德的破产。所以，全世界应该反对的，但是，我也反对用恐怖来反对恐怖。我这里引了西方著名哲学家尼采的一句话，上帝死了，人类没人管了，但是，西方的学者都说了，中国道德不是由上帝管的。所以，他们要向中国来请教，几千年来，中国没有一个上帝，但是中国人的道德，为什么5000年一直绵延不绝？很好，所以，他们要到中国，到东方来请教。
英国的有名的历史学家，汤因比，他也讲，21世纪的希望，在中国。他主要是从这个角度上，因为，科学技术肯定中国要发展，他们把希望寄托在希望。西方把希望寄托在中国，中国又如何？所以我们在讨论21世纪教育的时候，大家都把目标集中在网络化技术化这个对的。也有一部分人想到了脑科学的发展，这也对的，但是，德育问题怎么办？我今天讲现代化的德育问题，就是这么来的。
那么，为什么德育问题解决不了我觉得，在我们国家来说，主要是三个问题。这在我们的提纲里面讲了一个就是对于工作的观念保守，我们老是老的标准，来衡量新的问题，德育观念是在发展的，比如说，中国人强调忠，过去强调忠是忠于皇帝，忠君是最高的道德，但是，后来就批判了，当然后来有个回潮，但是也很快就过去了，大家知道，忠概念不是忠于皇帝，而是忠于我们的国家，忠于我们的民族，忠于我们的人民，这个概念就起变化了。比如说，竞争，我们中国人历来是主张谦让，现在，提倡要竞争，我也想过，机关改革的时候，干部要竞争上岗，他跑到台上去就要讲，我有什么能力，如果我担任这个工作，我如何如何，他这样讲，他不能说，我这个人不行的，我能力也不行，经验也不行，大家说，你自己都认为不行，谁选你？所以一定要讲自己很行，所以，观念在变化。
第二，对德育的内涵，理解得太狭隘了，我们不是把德育当成思想自治教育，就把它当成一个行为规范教育，其实，德育的概念是很大的。不仅仅是思想政治教育。也不仅仅是行为规范。我认为，德育的内涵应该扩大到我这个标题里面讲到的人文精神的培养。这个下面还要说到。
第三是方法简单，我们德育工作方法就是灌输，就是社教，我们错误地理解了列宁的一句话，列宁讲，马克斯思主义要靠灌输，这个话是对的。有灌输因素，但是，德育不能仅仅靠灌输。
第四个问题我就讲，应该把德育工作，建立人文精神建设的沃土上，我把它用沃土两个字，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德育是种在里面的一颗庄稼，我是这样来比喻的，当然任何比喻都是朴素的我想这样的比喻也可以考虑，人文精神是一片土壤，而德育是种在里面的庄稼，你不在土壤的上面下工夫，你光去搞庄稼，这个庄稼是长不好的。
当然，什么叫人文精神呢？这个问题要回答那么我自己的解释就是人文精神，应当包括文化品位，心理素养，人生态度，道德修养，爱国情怀，精神世界，价值观，人生观，等等都应该包括在里头。
道德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内涵，但是它不是唯一的。人文精神是一种历史的积淀是长期形成的文化传统，有它的民族特色，有国家特色，甚至有地方特色，这种地区的特色，主要表现在人文上。它在一代一代地起作用，一代一代地培育这个地方的人，人文，我认为这是好事，正因为有这个，所以，中国的道德能够2000年5000年延绵地发展。
中国从秦始皇统一，到现在2000多年了，国家政治统一了，教育统一了，文字统一了，通婚交流非常频繁，但是，我刚才讲到的吴越文化，齐鲁文化，岭南文化，巴蜀文化，还是有各自的特色。2000年都没有化掉。那么，所以我就预见，今后1000年，中国的人文精神在世界上，会不会化掉我想不会，不但不会，我们还有意识地要保留，要发展，要弘扬它。这并不等于不要吸收外来文化，比如科学精神，民族精神我们肯定要吸收。
所以，我最后一个观点提出来就是人文精神会不会全球和，我的答案是几百年里头，甚至上千年里头，会不，我这个结论，比较武断，向大家请教。
第四篇：浅议税收效率与公平
《税收学》 课程结课论文
论文题目: 浅议税收效率与公平
院系：姓名：学号：
提交论文时间：任课教师：
目录
一、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内涵
税收公平的内涵
税收效率的内涵
税收的行政效率
税收的经济效率
税收的社会生态效率
二、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关系
公平与效率的相容性
公平与效率的不相容性
三、税收公平与效率关系的处理
四、影响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因素及其处理建议
影响税收公平执法的因素
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税收职能的实施
擅自越权制定减免税优惠政策
地方税收任务层层加码
政企不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婆媳关系没有得彻底解决
税务机关执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执法不严，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现象仍然存在税务案件处罚方面有的未及时执行到位，有的甚至无法履行
过分注重加大征管力度，不注重法律程序与政策
影响税收效率问题的因素
税收机构庞大，执法水平和征管技术不高
纳税人素质不高
税收环境不够理想
影响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处理建议
针对影响税收公平执法的因素采取的对策
加强税收宣传，强化服务意识
内部加强法制培训教育，提高执法人员素质
建立税收征管法律体系
针对影响税收效率因素采取的对策
树立正确的税收效益观念，加强对税收成本的管理
改革税收行政
摘要：本文通过对税收效率与公平内涵的阐述，进而说明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并提出了如何处理两者之间关系。本文重点则是通过对前文的阐述，揭露目前我国税收中影响公平效率各种因素，并笔者提出解决意见。
关键字：税收 效率 公平因素 建议
一、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内涵
1、税收公平的内涵 公平是税收的基本原则。在亚当·斯密的税收四原则中，公平原则列为首位。税收公平，首先是作为社会公平问题而受到重视的。税收本来就是政府向纳税人的无偿征收，虽然有种种应该征税的理由，但从利益的角度看，征税毕竟是纳税人利益的直接减少，因此，纳税人对征税是否公平、合理，自然就分外关注。在现代经济中，税收公平原则事实上不仅包括社会公平，还包括经济公平。税收的经济公平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首先是要求税收保持中性，即对所有纳税人同等对待，以便为其创造一个合理的税收环境，促进经营者进行公平竞争。其次是对于客观上存在的不公平因素，如资源禀赋差异等，需要通过差别征税实施调节，以创造大体同等或说大体公平的竞争环境。
2、税收效率的内涵。税收效率原则指的是以尽量小的税收成本取得尽量大的税收收益, 它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税收的行政效率。它要求税收的征管费用和奉行费用最少, 即必须建立简便高效的征收管理制度;
（2）税收的经济效率。它要求征税所带来的超额负担最小和额外收益最大, 即在市场机制生效时保持税收中性, 使资源按照市场规律得到有效配置, 尽量不产生税收的超额负担;当市场失灵时,运用相对的税收中性, 即适当的税收调节来弥补市场缺陷, 以获取尽可能多的税收额外收益, 从而促进市场经济体制的有效运转;
（3）税收的社会生态效率。在社会主义条件下, 经济发展应以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为最终目的, 因此作为经济调节手段之一的税收必须具有前瞻性, 要考虑到生态环境的改善和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 促进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二、税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1、效率与公平的相容性。税收的效率与公平是密切相关的，甚至可以认为它们是互为前提、互相促进的。一方面，效率是公平的前提。没有效率，公平只是浅层次的公平，即使形式上留有公平的痕迹，也不过是无本之木。另一方面，公平也是效率的前提。因为失去了税收的公平就不可能实现经济的高增长，效率的标志就无法反映。可见，效率与公平的选择不能顾此失彼，应该将相容性发挥得淋漓尽致。
2、公平与效率的不相容性。公平与效率历来是一对难解的矛盾，其间存在着很深的排他性。要么强调效率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换取效率的提高；要么强调公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换取公平的实现。
三、税收公平与效率原则关系的处理。
我国正处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起步阶段，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是我国的根本任务。因此，只有效率优先，低消耗、高产出，保障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才能实现真正意义上的高水平的公平。只有经济效率提高了，可供分配的财富增加了，全体社会成员收入水平的提高才有物质基础，国家才有可能通过国民收入的再分配，调节各地区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使贫困地区的人民早日摆脱贫穷，并通过福利、救济等办法来保障低收入者的生活。坚持效率优先，并不是说公平不重要，更不能以牺牲公平为代价来换取效率的提高。事实上，公平和效率都是社会主义持续、稳定和协调发展的基本保证，没有效率就没有高水平的公平，而社会的不公平也制约和阻碍着效率的提高。第一，收入差距过大，两极分化，会导致占比重相当大的低收入者有效购买力低，有效需求不足，使生产力发展受到制约：第二，实现高效率的一个重要条件是建立合理的激励机制。如果低收入者通过主观努力和勤奋劳动不能改善自己的处境，便会损害效率，甚至会造成社会的不稳定和动荡。现在，我们一方面应坚持不懈地发挥税收促进经济发展和效率提高的作用，坚持公平税负，鼓励竞争；另一方面，要强化税收在实现社会收入公平分配方面的功能，调整税制结构。
四、影响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因素及其处理建议
1、影响税收公平执法的因素
（1）地方政府行政干预税收职能的实施
擅自越权制定减免税优惠政策。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需要大量的外资投入，政府作为招商引资的代言人往往需要一些政策支持，地方政府或出于加速地方经济的发展，或在招商引资，发展个体私营经济的过程中需要出台一些保护政策，有“优惠政策”就来投资，必然造成不公平的社会投资竞争环境。
地方税收任务层层加码。税收计划是各级税务机关每年既定的工作目标，但一些地方政府为了保证财政收支平衡，往往忽视经济增长因素，不问税源多少，层层加码，年年无条件递增，导致税务部门的压力逐年增大，越穷越收，越收越穷。
政企不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婆媳关系没有得彻底解决。尽管各级政府普遍进行了全民普法教育，税务部门也采取多种形式的税法宣传，人们的依法纳税意识还是很淡薄。在税收执法过程中有个别甚至是政府的领导出面打招呼、说情，其目的很明确，就是阻挠税务部门依法做出的处理决定无法执行，造成行政执法不到位。
（2）税务机关执法中也存在不少问题
执法不严，以补代罚，以罚代刑现象仍然存在。有些税务机关执行征管法规定的加收滞纳金、处以罚款等规定不严格，处罚不力。个别税务人员政治、业务素质不高，对法律的理解有偏差，执法程序不正确，导致纳税人对税务机关提起行政诉讼有所增加，税务机关税务行政诉讼案件增加。
税务案件处罚方面有的未及时执行到位，有的甚至无法履行。在实际税务执法过程中，一些纳税人，尤其是个人承包，被发现偷税或其他违法行为不能及时追征，执法者很少依法运用《征管法》赋予的强制执行措施、税收保全措施等该用的执法手段。
过分注重加大征管力度，不注重法律程序与政策。税务部门组织征收的税款收入是国家财政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每年税收任务的增长幅度均比较高，长期以来，我们的税收计划不是根据GDP发展变化来确定，而是根据上年实绩加上计划增长率来编制下达。
2、影响税收效率问题的因素及处理建议
与国外相比，我国的税收效率偏低，税收管理潜力仍然很大。从税收征收成本看，申报纳税、缴纳税款、聘请代理、咨询服务等方面的开支很惊人。另外，从税收征管质量来看，也亟待提高，如每年由于从偷漏骗逃税和越权减免导致的税收流失都在上百亿元，无疑也说明征管质量差，税收效串很低。
造成税收效率不高的原因很多，主要是：
（1）税收机构庞大，执法水平和征管技术不高。现在全国省以下税务机关设置两套机构，本己庞大，而一些地方的征收机关还是按行政区划设置，税务人员数量一再扩充，1994年以来已基本翻了一番。但税务人员的业务素质及征管水平却不尽如人意，不能做到应收尽收影响了征管效率。税务稽查计算机选案无法完全实现。现代化征管要求与落后的技术水平之间的矛盾日益突出，客观上制约了税收征管的效率和质量。
（2）纳税人素质不高。虽然经过多年税收宣传，全社会整体纳税意识有所提高，但在市场化进程中，许多新办企业、新兴业户对税收的本质功能仍缺乏应有认识。农村地区、零星税源分散隐蔽很多私营业主、个体业户账证不全，迟迟不办理登记。使税务机关无法实行税务监控。纳税人素质参差不齐、影响了整体纳税质量，干扰了市场经济要求的公平竞争秩序，是制约税收征管效率的主要因素。
（3）税收环境不够理想。从经济环境看，在走向市场经济之初的现实经济运行中，滋生了大量的“地下经济”，由于信息不灵、政策的贯彻难度大，给税源的监控带来很大困难。从文化环境看，由于尚有很多纳税人法制现念和纳税意识很差，税收法规的执行不仅得不到纳税人和社会各界的大力支持，反而有人千方百计地逃避纳税义务，有的甚至抗拒、敌视税务执法行为。
3、影响税收公平与效率的处理建议
（1）针对影响税收公平执法的因素采取的对策
加强税收宣传，强化服务意识。全社会都要重视税法宣传，把税收法律纳入全社会普法教育内容，使税收法规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使不知税法的人知道税法的人更加熟知，并帮助他们了解税税收规定的义务和责任，让公民真正认识到依法纳税是一个公民应尽的义务。在加大税法宣传力度的同时，要为纳税人提供优质而便捷的服务，以便每一个纳税人都能及时、准确地了解、掌握自己应尽的义务以及如何履行其义务，促使纳税人更加关心税法的变化和结果，及时自觉地申报纳税。
内部加强法制培训教育，提高执法人员素质。针对执法者执法手段不硬不敢执法的问题，开展法制教育，提高执法人员法治意识，克服畏难情绪，增强执法者的事业心、责任感；要求执法人员熟知国家税法、行政法规和执法程序，提高执法人员的综合素质。
建立税收征管法律体系。税收征纳行为要以税收法律为准绳，其前提就是要根据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要求，建立与我国国情相符合的，反映税收征管规律的，科学严密、切实可行的税收征管法律体系，使税收征管全过程都有法可依，有章可循。
（2）针对影响税收效率因素采取的对策
树立正确的税收效益观念，加强对税收成本的管理。征税成本是社会演源的一种虚费，应尽可能降低到最小跟度。鉴于现实状况，提高税收效率，至关重要的是以法的形式，规定整个税收征管活动。所以应尽快出台税收的根本大法一一《税收基本法》，修订现行《税收征收管理法》及配套各项法规。使税收效率的提高有一套法律法规作保障。还要改变实际工作中单纯“以收入论英雄”的做法。把税收效串作为考核税务部门政绩的一项重要指标，建立评价税收效率的措施体系。
改革税收行政。①合理调整机构，推进人事制度改革，提高税务人员素质。解决好机构林立。人浮于事的问题是降低税收成本、提高税收效率的必由之路。应按经济流向，本着精简机构、便于管理、经济科学的原则，收缩基层征管机构。②加快微机开发利用进程。改善税收征管条件。以微机技术代替手工劳动，可提高工作效率，减少工作中的随意性。③推行税务代理，健全协税护税网络。随着经济的发展，税务机关的工作量及管理难度都在加大，推行税务代理制度，把本该由纳税人自己办的事，从税务机关分离出来，把服务工作推向社会，减轻税务部门自身负担，相应减少了税收成本。另外，由税务代理人向纳税人提供专业服务。虽也要收费、但比纳税人自己去纳税要有效、简约和顺利多了，从而节约了纳税费用。从另一侧面提高了税收效率。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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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税收公平与效率关系再认识》 吕伟 四川财政 西南财经大学财税学院
5、《影响税收公平执法的因素及对策》 2004-5-14 13:17 来源：税收法规网
6、《关于税收效率问题的探讨》2006-4-4 0:07、《浅议税收的公平与效率及其关系》
第五篇：公平与效率论文
公平与效率：具体的历史的统一
〔摘要〕探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能脱离中国的具体国情和社会历史发展阶段，共同富裕是实现率与公平统一的实践基础和目标，应该在二者关系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不同维度来把握二者的辩证关系，任何将二者关系机械化、教条化的做法都是错误的。
〔关键词〕效率与公平，国情，共同富裕，共时性，历时性
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逐渐深入和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贫富差距愈益拉大的问题越来越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自从党的十六大提出“更加关注社会公平”的观点以来，对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争论就没有中断，而且随着我党科学发展观和建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理论的提出，如何对待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俨然成为一个关系国家民族命运的关键问题。笔者也在不断地思索，时而有一些想法，在此提出，希望有助于这个问题的深入探讨。
笔者的基本观点是：公平与效率的辩证统一是具体的和历史的统一，而不是抽象的僵死的和非历史的统一；二者在统一过程中何者“优先”、何者“兼顾”必须视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条件而变化，而不能一成不变。
一、中国的国情：探讨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
我们不能照搬西方的有关理论，在一种纯粹抽象的经济学理论或经济统计数学模式中推演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公式，即使推演出来了也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因为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从来都不是存在于所谓一般的、理想的或线性的经济环境中，而是存在于非常具体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环境之中的。所以，笔者认为，如今我们探讨二者的关系，一定是在二者关系在某种环境中遇到了困难的时候和条件下，这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中国人民走向共同富裕和民族复兴的过程中。这一社会历史背景和具体国情绝对不能舍弃。中国的国情不是可有可无的外界变量，二是内在于效率与公平的辩证关系及其历史变迁之中的，或者说二者的本质关系只有在中国具体的、变化中的国情之中、日益逼近的现代化目标的实现之中，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文化生活需求在不断变化和提升之中，才能实现和展开。任何脱离这一具体的社会历史背景和国情来谈论二者的关系，无论其数学模型如何精致、逻辑推理如何缜密，也是没有意义的，难听点说，不是别有用心就是教条主义（或者是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市场原教旨主义，或者是教条化了的马克思主义），不仅理论上是错误的，实践上也是有害的。
需要高度关注的是：我们有十三多亿的人口，城乡、地区和社会阶层的差异巨大，庞大的经济总量与极小的人均产值，经济、政治和文化发展的显著的不平衡，我们所处的国际环境的二重性，我们在体制上、政策上高风险的尝试性探索等等因素，都会使得任何科学的理论在实践中变得面目全非。这是我们在研究和实施效率与公平关系的理论和政策措施时所必须高度关注的；再说一遍：这些因素不是无关的可以忽略不计的“噪音”，而是我们必须实践于其中的条件、环境和背景。
二、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基础和目标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个重要的价值目标是全体人民的共同富裕，我们的一切发展都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认真分析可以得知，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一个效率与公平相统一的目标。“富裕”指示着效率，没有效率的发展不可能实现富裕——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增加，而效率无非是以最少的代价（时间、资源、人力等）取得最多的收获，无效率的经济过程至多是简单再生产的维持，而不可能有财富的增加。有效率就会有富裕，这具有必然性。为了富裕必须追求效率，这是追求富裕的历史规律的客观要求；舍弃效率不仅违背实现富裕的规律，而且任何其他的方法和路径都只能是缘木求鱼。这一点无须多加言说，无数的经济学著述对此作过有说服力的论证。
笔者所强调的是，我们的目标不只是富裕，而是“共同”富裕，“共同”就是“公平”的体现。没有“共同”的“富裕”只能是“不共同”的富裕：部分人的富裕——少数人的富裕——极少数人的富裕，从而也是部分人的贫穷——多数人的贫穷——绝大多数人的贫穷。这毫无疑问也是历史的规律。这个“共同”就是全体人民平等地享有致富的机会、条件和环境，平等地享有共同发展的成果，这就是公平。为此我们在政策的决定和执行上、制度建构上、运作体制上、激励机制上都要使全体人民在平等的起点上、在平等的条件下，平等地享有公共资源、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如果没有这样一种公平，就不可能有“共同”富裕。富裕本身没有社会性质的差异，但富裕不是无主体的富裕，它在社会成员中的分配和存在状态却是有社会制度之别的，而“共同”则从生产关系上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特征，只有“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的富裕，才从本质上体现社会主义的价值观。贫穷固然不是社会主义，富裕也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只有少数人的富裕就不是社会主义，只有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才是社会主义。因此，效率与公平的统一首先表现在二者都以共同富裕为目标，具体地统一在实现共同富裕的历史实践之中。离开共同富裕谈论二者的关系就是抽象的、无益的。
对此还可以从另外两个角度来理解：其一，共同富裕是从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的高度规定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只有大力发展生产力才能实现财富的增加，才能达到富裕；只有坚持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坚持生产过程中人与人之间的平等互助合作关系，坚持产品的“按劳分配”，才能有基本的公平、“共同”的富裕。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追求效率，而为了保持和提升、完善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就必须追求公平；没有效率就没有生产力的发展，没有公平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和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和巩固。效率与公平的统一就是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没有效率的公平和没有公平的效率都是违背社会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关系的，也就不能实现共同富裕。因此我们必须在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的本质方面来理解和把握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不利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自我完善和实现共同富裕的效率宁可不要。
二是，单纯从经济制度意义上来看，我们将近30年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目标就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可以单纯机械地理解为它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进一步说就是具有社会主义性质的市场经济，或者就是服务于、服从于并以社会主义为目的的市场经济——显然这两种理解在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的主从关系上是有区别的，暂且不论；另一方面，如果说社会主义的本质趋向是公平——全体劳动人民的当家作主，按劳分配，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等，市场经济的本质趋向就是效率——通过市场的资源配置机制高效率地获取（创造和分配）财富，那么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效率与公平的关系上就会有不同的实际表现：或者是讲究公平的效率，公平服从效率，效率是目的，公平是手段（学界大多数论述均属此类：公平之所以是必要的，是因为它在有限范围内能够提高效率）；或者是讲求效率的公平，效率服从公平，公平是目的，效率是手段（对此学界的论述较为罕见）。笔者认为，由于社会主义对于我国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总体性、决定性和统帅性，市场经济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就连市场经济极为发达的西方也在高喊“只要市场经济，不要市场社会”的口号），因此总体上讲，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是后者：效率为了公平，效率服从公平——这也符合邓小平同志关于“先富”和“共富”关系的论述，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通过先富带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显然部分先富就是讲求效率的结果，而部分先富的目的只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公平即实现共同富裕；否则共同富裕对于广大劳动人民来说就是乌托邦。
三、不同“经济单位”的不同组合：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共时具体性
我国社会生产力水平的现状错综复杂：历时性的不同性质的生产力共时存在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这使得整体的生产分工链条上的不同地区、不同行业、不同部门、不同产业、不同企业、不同的人（生产要素的所有者）之间存在巨大的差别。既然任何经济单位都必须面临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那么就有一个具体地如何处理的问题：简单地说就是二者之间“何主何从”的关系。通过体制改革，就是要让那些有条件并诚实劳动、合法经营的地区、行业、部门、产业、企业和人（简称为不同的“经济单位”）高效率地先富起来；而对于国家来说，这部分地先富绝不是最终目的，而只是为进一步实现全体共富创造条件。不服从公平的效率即不服从全体共富的部分先富必然造成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协调、不平衡和不可持续，其后果已经有几千年的人类历史以为佐证。
再细致些说，效率与公平的几种关系组合——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公平优先、兼顾效率，抑或统筹兼顾效率与公平，把二者放到同等重要的地位，等等，不但不是“一刀切”式、“一窝蜂”式的关系，而且即使对于同一个“经济单位”也是灵活的、变化的、具有策略性的。在国家发展的同一个时间点上，不同的经济单位可以灵活地采用上述关于效率与公平的不同关系组合，在确保微观效率的前提下，通过效率与公平的不同关系组合也就是公平的量的积累来推进公平的实现。因此笔者反对那种中央一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就一阵风地全国上下、各经济单位都争先恐后地惟效率马首是瞻，中央一说“更加注重社会公平”，就一窝蜂地都无效率地“注重”公平，等等。中央是从总体高度，根据发展中出现的关键和突出问题来明确二者在国家和社会发展的这个具体阶段的一般关系，各个“经济单位”则应该在有利于实现国家根本目标的前提下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选择适宜的关系组合。这就叫实事求是、因情而异，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样看来，任何把二者关系公式化、机械化、教条化的做法都是违背辩证法的，因而在实践上是十分有害的。
四、不同历史阶段的不同组合：效率与公平统一的历时具体性
以上论述表面：只要为了共同富裕，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可以进行灵活地组合。改革之初，突出的问题是整体上缺乏效率，因此在全国范围内推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部分先富的政策就是十分正确的。而当那些先富起来的部分已经足够地富，而未富起来的部分已经极端地贫，以至于先富部分已经不能够再继续保持富裕，或者蕴藏着极大的社会稳定危险的时候，就说明效率与公平的矛盾已经到了十分尖锐的程度，不及时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就必然导致先富和未富部分两败俱伤、前功尽弃，这时旗帜鲜明地提出并实施“公平优先，兼顾效率”的口号和措施就是必然的。但现实的历史进程不会这么机械，笔者认为，在大多数时候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应该是基本平等的：公平是目的，但必须通过有效率的手段来实现，效率虽然是手段，但当不讲求效率连生存也有问题的时候，效率就是至高无上的；但这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效率与公平的关系是动态的而不是静态的，它要随着共同富裕的发展进程而变化。
共同富裕的确首先是一个目标，但不是所谓“最终的”、与具体过程无关的“目标”。共同富裕也是一个发展过程，是这个过程中追求共同富裕之各个环节的必然结果，因而也必然规定整个过程的本质；一个与共同富裕无关的社会历史过程，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共同富裕固然是目的，但恐怕也不是通过任何手段就可以实现的；不通过与共同富裕有本质联系的手段，也断然无法实现这一“目的”，共同富裕的历史过程是共同富裕的手段和目的的统一。邓小平社会主义本质论就深刻表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实现共同富裕的手段，是必要手段，但不是充分手段，更不是唯一手段；消灭剥削和消除两极分化也是达到共同富裕即实现公平必不可少的手段，是充要手段之一。这种手段和目的的关系实际上也是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随着共同富裕的发展水平以及所突现的不同问题，而决定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不同组合，这也是实事求是、因情而异。那种把邓小平同志“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提法教条化的做法是违背邓小平理论的思想精髓的。
总之，笔者认为，在目前的情势下，从国家和社会发展整体上考虑，根据共同富裕的目标要求，把社会公平放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无疑是符合我国国情及其变化和社会主义发展实际的明智之举，否则将铸成中华民族历史性的灾难。目前及今后相当长一段时间内，至少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过程中，统筹兼顾公平与效率的关系，使二者保持适当的历史张力，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共时性和历时性的具体关系，在必要的时候、必要的领域、必要的“经济单位”实行“公平优先、兼顾效率”，只要有利于实现共同富裕就是合理的、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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