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个坚持和八个反对是

第一篇：八个坚持和八个反对是

八个坚持和八个反对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两个务必是：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

第二篇：什么是“八个坚持,八个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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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八个坚持，八个反对”？

2001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针对目前党的作风建设中存在的比较突出和严重的问题，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纠正措施，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开拓进取、知难而进，关心群众、真抓实干，艰苦奋斗、拒腐防变，使党的作风、党群干群关系能有新的明显的改善，让人民群众见到实效，增强对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信心。

2001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针对目前党的作风建设中存在的比较突出和严重的问题，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纠正措施，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开拓进取、知难而进，关心群众、真抓实干，艰苦奋斗、拒腐防变，使党的作风、党群干群关系能有新的明显的改善，让人民群众见到实效，增强对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信心。

2001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针对目前党的作风建设中存在的比较突出和严重的问题，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纠正措施，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艰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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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开拓进取、知难而进，关心群众、真抓实干，艰苦奋斗、拒腐防变，使党的作风、党群干群关系能有新的明显的改善，让人民群众见到实效，增强对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信心。

资料来源：http://www.xiexiebang.com/data/grcl/

第三篇：什么是“八个坚持，八个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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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莲

山课件 w ww.5 Y K j.Co M 6

2001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针对目前党的作风建设中存在的比较突出和严重的问题，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纠正措施，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开拓进取、知难而进，关心群众、真抓实干，艰苦奋斗、拒腐防变，使党的作风、党群干群关系能有新的明显的改善，让人民群众见到实效，增强对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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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八个坚持、八个反对

全面贯彻落实“八个坚持、八个反对”

大力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

 赵万波

党的十五届六中全会指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抓住重点，集中解决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方面的突出问题。主要任务是：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全党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贯彻落实“八个坚持、八个反对”，使党的作风有新的明显进步，使党群关系和干群关系有新的明显改善，使广大群众看到实效，增强信心。会议通过的《决定》，明确提出了党的作风建设的指导思想、总体要求、核心问题、主要任务和落实措施，体现了江泽民同志“七一”讲话精神和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从严治党的坚强决心，表达了全党同志的强烈要求，反映了全国人民的迫切愿望。认真学习贯彻这次全会精神，对于进一步学习贯彻“七一”重要讲话，认真实践“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夺取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更大胜利，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执政党的党风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

党风即党的作风。作风是社会团体、组织或个人在社会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一种稳定的态度和行为。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政治组织，在其政治实践活动中也会表现出自己的态度和行为。这种态度和行为，就称之为 党风。党风，就是指全党包括党的各级组织和党员在思想、政治、组织、工作、生活各方面一贯表现出来的态度和行为。党风是党的建设的综合反映。它反映着党的整体风貌，是党的性质、宗旨和世界观在行动上的表现。

根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我们党执政以来的经验教训，针对党风的现实状况，我们党向全党郑重提出：执政党的党风问题是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再次强调：“执政党的党风，关系党的形象，关系人心向背，关系党的生命。”党风问题之所以如此重要，是因为它关系到党的生存和发展，关系到党的领导作用能否实现。

我们党在革命、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努力发扬优良传统和作风，党的作风建设总的状况是好的。但也必须清醒地看到，由于我们党长期执政，党内一些人产生了贪图安乐、不思进取的思想；由于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新的环境，物质诱惑的因素增多了；由于西方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文化和我国历史遗留下来的封建残余思想侵蚀着一些同志的精神世界和我们党的肌体；由于我国正处在社会主义改革时期，很多方面的制度、体制、规范还不健全不完善；由于有的地方和部门对思想政治建设抓得不紧，一些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没有解决，经受不住权力、金钱、美色的考验。所有这些客观和主观因素的存在和影响，使党的作风建设不能完全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出现了一些不符合人民意愿的突出问题：因循守旧，不思进取；照抄照搬，本本主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独断专行，软弱涣散；纪律松弛，自由主义；以权谋私、享乐主义；用人上搞不正之风，等等。这些问题虽然发生在少数人身上，但其消极影响不能低估，群众对此反应强烈，必须引起高度重视，认真加以解决。

共产党除了工人阶级和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在执政的条件下，保持和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自觉同党内腐败现象作斗争，是保持党的先进性的重要条件。党风好坏，是党在人民群众中是否具有吸引力和凝聚力，党组织是否具有战斗力的重要因素。好的党风是把我们党建设成为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核心的不可缺少的条件。有好的党风，就能通过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和群众工作，将党的主张化为群众的自觉行动。因此，党风好坏决定着人心的向背，而人心的向背又决定着党的事业的成败和党的命运前途。实践证明：党风好，党群关系密切，党就能得到人民群众的信任、支持和拥戴，党的事业就兴旺发达；党风不好，党就会脱离群众，失去民心，党的事业也必然会遭受挫折或失败。

二、党的作风建设是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六中全会指出：“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作风建设，在长期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形成并坚持发扬了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与自我批评等优良作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党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广大党员积极投身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在发扬党的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立足国情、面向世界，锐意改革、致力发展，发扬民主、依法办事，给作风建设注入新的活力。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同广大党员为党和人民的事业发挥忘我奋斗和无私奉献的先锋模范作用是密不可分的。”这次，十五届六中全会专门研究作风建设问题，这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可以说，是合乎党心、顺乎民意的事情。

首先，党风和党性是表里关系。党性是党风的根底，党风是党性的外在表现。要继承和发扬党的优良作风，必须加强党性修养； 其次，党风和党的路线、政策相互依存，密不可分。党的路线、政策决定党风建设的方向和内容。党的正确路线、政策要求有好的、健康的党风与之相适应，党的路线、政策的发展变化决定着党风的发展变化。同时，党风又具有相对独立性。党风一旦培育形成之后，就会以其独特的方式影响和制约着党的路线、政策的制定和贯彻执行。加强党风建设，是保证党的路线、政策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的基本条件；

再次，党风建设是党的自身建设的重要方面。党的自身建设包括政治、思想、组织和作风建设等方面的内容，它们之间是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党通过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使优良作风得到充分发扬，为纠正不正之风创造有利条件。而加强党风建设，又能为政治路线的正确制定和贯彻执行提供重要保证。对党员进行党性教育和世界观的改造，是党的思想建设的重要任务，只有加强党的思想建设才能为党风建设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党风是党性和世界观的外在表现，党风建设搞好了，又能为党的思想建设提供有利条件。党的组织建设要求各级党组织和党员必须坚持党的民主集中制，具有高度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只有加强党的组织性和纪律性、健全党的各种制度和规范，才能为党风建设提供组织制度保证。而党的作风贯穿在党员、党的干部以及党的基层组织建设的一切活动中，加强党风建设，又能促进和推动党的组织建设。

此外，党风和廉政即相互联系、相互贯通，又各有不同的内涵。一方面，党风和廉政建设具有内在的一致性。廉政即政风问题，党风和政风是相互交叉和渗透的。因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大都是共产党员，政风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党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廉洁与否直接关系着国家机关的声望，又直接关系到党在群众中的形象。因此，党风建设和廉政建设只有相互结合，才能相互推进。另一方面，政风又不等于党风。廉政对于党员和 干部来说仅仅是起码的要求，廉政建设只是党风建设一个重要方面，党风建设包含更广泛的内容。所以，廉政建设不能等同或替代党风建设。党风建设搞不好，廉政建设就不可能搞好；党员和党员干部的自我净化能力不强，廉政目标也不可能达到。因而党风建设较之廉政建设更带有根本性、决定性和主导性。

三、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江泽民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全面加强党的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和干部生活作风建设。要结合新的实际，努力发扬党的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同时要总结新的实践经验努力培育新的作风。一切不符合党的事业发展要求、不符合人民利益的不良风气，都应坚决克服。”加强党的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又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工作。因此，加强作风建设，必须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思路，从各个方面采取措施。

从客观方面来说，要打好制度、体制上的基础，形成科学、合理的激励机制。作风状况与制度、体制的完善与否有着紧密的联系。不同的制度和体制，能够激励和诱导不同的行为方式。目前党和国家机关以及干部队伍中的一些不良作风，在很大程度上是与我们制度和体制上的不健全有关的。其中特别是“官本位”的倾向和意识，在某种意义上就是官僚主义的温床。所以，改进作风，必须标本兼治，着重在改善制度和体制上下功夫，堵塞漏洞，消除弊端，形成能够遏制不良作风的激励和导向机制。

从主观方面来说，加强作风建设，要进一步提高领导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和工作能力。针对干部队伍状况的实际，要继续加强理论学习和理论教育，坚持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特别是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高贯彻 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自觉性；加强思想和道德的修养，正确认识我们党的宗旨和权力的来源，增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自觉性，自觉地用好手中的权力；增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以积极进取、勇于创新的精神做好各方面的工作；学习和掌握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方面知识，跟上时代潮流，增长知识才干，提高驾驭全局和组织指挥的能力。

当前，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是全党的一件大事，也是电力企业思想政治建设的一件大事。各级组织和政工部门要以强烈的忧患意识和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全面贯彻落实六中全会提出的“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学习领会好是贯彻落实好的前提条件。我们要把学习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同学习贯彻“七一”讲话结合起来，同电力企业正在开展的各项教育活动结合起来，力求融会贯通，切实解决问题。理论联系实际是党的作风的重要内容，也是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的必然要求。我们要紧密联系本单位和个人作风方面的实际，找出存在的突出问题，拿出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实际行动来，坚决防止和克服空泛表态、不见行动的不良作风。领导机关、领导干部的带头作用是学习贯彻六中全会精神最好的动员和示范。各级领导机关、领导干部要在作风建设上身体力行，率先垂范，要求基层做到的，机关首先做到；要求党员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坚决克服说一套做一套、严人宽己的不良作风，真正做弘扬党的优良作风的模范实践者。以新的精神风貌迎接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召开。

第五篇：1、什么是“八个坚持,八个反对”？

1、什么是“八个坚持，八个反对”？

2001年9月，中国共产党十五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党的作风建设的决定》，针对目前党的作风建设中存在的比较突出和严重的问题，提出了“八个坚持，八个反对”的纠正措施，即“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反对因循守旧、不思进取”；“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反对照搬照抄、本本主义”；“坚持密切联系群众，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义”；“坚持民主集中制，反对独断专行、软弱涣散”；“坚持党的纪律，反对自由主义”；“坚持艰苦奋斗，反对享乐主义”；“坚持清正廉洁，反对以权谋私”；“坚持任人唯贤，反对用人上的不正之风”。全会号召全党同志要进行卓有成效的工作，全面贯彻“八个坚持，八个反对”，开拓进取、知难而进，关心群众、真抓实干，艰苦奋斗、拒腐防变，使党的作风、党群干群关系能有新的明显的改善，让人民群众见到实效，增强对党和党所领导的事业的信心。

2、三项建设的历史成就

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我国沿海一带为第一线，中部地区为第二线，内陆地区为第三线。所谓“三线建设”，就是指从六十年代中期开始，我国在西南（包括湘西、鄂西、四川、云南、贵州）和西北（包括豫西、晋西、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地区所进行的规模宏大的国防经济建设。这项建设，从“文化大革命”之前的1964年开始酝酿决策，到七十年代末基本停止，经历了15年左右的风雨历程。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依据当时的世界形势作出了进行“三线”建设的重大决策，利贯当代、功盖千秋，为中华民族的长远利益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持续发展，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历史功勋！

（一）“三线”建设的起因

众所周知，全国解放以后，新中国一直处在帝国主义的封锁、包围和战争的威胁下。进入六十年代，随着中苏两党关系的破裂，两国关系日益恶化，后来又发展到边界地区的武装冲突（珍宝岛之战）。1962年10月，印度在我西部边界地区挑起事端，中国人民被迫进行自卫还击。与此同时，退守台湾的蒋介石及其国民党军队也趁火打劫，加紧对我东南沿海一代进行骚扰和破坏，疯狂叫嚣“反攻大陆”。1964年8月，美国一手制造了“北部湾事件”，将侵越战争规模扩大到越南北方，并对我东南边境地区及内地进行侦察、轰炸和破坏。中国所面临的国际及周边形势，异常严峻。

本来，在六十年代以前，党中央制定并实行“一边倒”的外交政策，“背靠沙发（苏联）面朝东”，在战略方向上可以专顾美、蒋集团，我国的总体形势还算乐观。即使发生了“朝鲜战争”，党和毛泽东也仍然保持着清醒头脑，认为：“美国并没准备在目前发动世界战争。”（《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2册，26页）“说马上要打第三次世界大战，是吓唬人的。我们要争取十年工夫建设工业，打下强固的基础。”（《毛泽东文集》第七卷，26页）基于对形势的这种认识和判断，在党中央和毛泽东的领导下，经过对国民经济的“调整、改革、充实、提高”，到1964年我国度过了三年自然灾害“困难时期”，经济形势好转，因此党和政府及全国人民热切渴望在即将制定的“三五”（1966――1970）计划中，将尽快解决国家的“发展”和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作为中心工作。这年2月到4月，按照党中央、国务院的要求，由我国农业、财政和工交三方人员参加的长期规划会议，在李先念、谭震林、薄一波的主持下召开。其中，谭震林负责研究落实我国5亿亩农田的稳产、高产问题；李先念主持财贸会议，重点讨论我国农产品的收购政策；薄一波主持工交会议。随后，国家计划委员会根据会议情况，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初步设想》，规定我国“三五”规划的中心任务是，一、按不高的标准基本解决人民群众的吃穿用问题，即在1970年使我国粮食产量达到6000亿斤左右，人民群众的衣着消费量（包括各种纺织品）达到人均24尺左右；

二、兼顾国防需要，解决国防所需的常规武器，突破国防尖端技术；

三、加强基础工业对农业和国防工业的支援。归纳起来就是：吃穿用第一，基础工业第二，国防建设第三。因此，“三五”计划曾一度被周恩来总理比喻为“吃穿用计划”。

1964年5、6月间，中央召开北京工作会议。5月10日至13日，毛泽东在听取了国家计委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初步设想的汇报后，对于“把基础工业和国防建设放在后面”流露出了不安情绪，他幽默地说：“两个拳头，一个屁股。农业是一个拳头，国防是一个拳头。要使拳头有劲，屁股就要做稳。屁股就是基础工业。”但他基本上还是同意了这个“设想”。半个月后，毛泽东在同刘少奇、周恩来和邓小平等人的谈话中，进一步谈了自己的忧虑和不安。他说：“三五”计划还是要考虑解决全国工业的不平衡问题，要搞国防工业和基础工业，加强战备，着重进行“三线”建设。国家计委根据毛泽东的指示精神，重新草拟了《关于第三个五年计划安排情况的汇报提纲》，指出：根据目前形势的发展，我国“三五”计划必须立足于战争，把国防建设放在第一位，加强“三线”建设，集中力量尽快把“三线”地区的基础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建设起来，逐步改变工业布局，同时注意发展农业生产，相应发展轻工业，逐步改善人民生活。《汇报提纲》认为，加快“三线”建设是“三五”计划的核心。至此，原来的农轻重的顺序发生改变，“三五”计划的制定将把国家的“生存与安全”，放到突出的地位上。

1964年6月6日，毛泽东发表讲话，集中讲了两点：（1）改变计划方法。他说：过去我们制定计划是学习苏联，首先定下钢产量，然后再计算生产这些钢需要多少煤炭、电力和运输力量等。钢的产量变小，其他的都跟着减。这是摇计算机的办法，不符合实际。这样计算，没把老天爷算进去，国际援助也计划不进去。因此要改革计划方法，这是一个革命。他说：这几年我摸索出一些方法，就是“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按照这个方针制定计划，先看能生产多少粮食，再看需要多少化肥、农药、机械、钢铁，还要考虑打仗的需要。（2）进行战备。他说：只要帝国主义存在，就有战争的危险。我们不是帝国主义的参谋长，不晓得它什么时候打仗。因此，要搞“三线”的工业基础建设，一、二线也要搞点军事工业。各省都要有自己的军事工业。有了这些东西，我就放心了。毛泽东的话，受到与会者的拥护，引起了大家的共鸣。这年8月19日，李富春、罗瑞卿、薄一波向中央报告提出：一切新的建设项目应摆在“三线”，布点要分散、隐蔽、靠山；一线的重要工厂和重点高等院校、科研机构，要有计划地全部或部分搬迁到“三线”；不再新建大中型水库；筹建北京地铁，并考虑上海、沈阳地铁，经批准后纳入1965年和“三五”计划。这个报告，是和当时党中央、毛泽东的主张和基本思想相一致的。

党中央和毛泽东之所以将“三五”规划的重心向“三线”建设倾斜、调整，主要出于三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我国确实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国际和周边形势，尤其是“北部湾事件”的爆发，加快了“三线”建设的决策进程；二是我国国内情况也确实很不符合战备工作的实际需要。当时，总参作战部曾提出一个报告称：如果敌人突然袭击，我国情况相当严重：（1）工业过于集中。在全国14个百万以上人口的大城市中，集中了约60％的主要民用机械工业和52％的国防工业。（2）大城市人口多。全国14个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大都集中在沿海地区，而且防空问题尚无任何有效措施。（3）主要铁路枢纽、桥梁和港口码头多在大城市附近，缺乏应付敌人突然袭击的措施。（4）所有水库的紧急泄水能力都很低，一旦遭到破坏，将会酿成巨大灾害。这个报告，坚定了党中央进行“三线”建设的决心；三是毛泽东研究总结了苏联卫国战争时期，由于某些地区没有防空措施，结果招致严重损失和巨大破坏的经验教训。他对一位主管工业的同志说：斯大林的经验值得研究。战争初期，斯大林一不准备工事，二不准备敌人进攻，三不搬家，尤其是没有重视乌拉尔以东地区的工业基础建设，以至战争爆发后十分被动，造成了巨大破坏和损失。基于以上情况，毛泽东批准了修改后的《汇报提纲》，并于1965年9、10月间再次召开的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正式做出了“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战略决策。从此，国家“三五”计划的基本方针，便从“先抓吃穿用”转变为“备战、备荒、为人民”。

1966年，毛泽东对这一方针作过具体解释。他说：一是“备战”，军队和人民要有吃有穿才能打仗，否则即使有枪有炮也无所用之；二是“备荒”，若遇荒年，地方没有粮、棉、油储备，仅依靠国家的接济，不是长久之计，一遇战争则困难更大；三是“为人民”，国家的积累不能太多，一则要为一部分人民至今粮食不够吃、衣被甚少着想，二则要为全体人民分散储备以为备战备荒之用着想。即在照顾农业、轻工业发展和解决人民的吃穿用的同时，迅速展开“三线”建设，以增加积累，加强战备，增加储备，做到防患于未然。“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中国能从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中走出来，是同我国建设的各种防空掩体能大大锐减敌人核攻击的威力，中国已做好充分的反侵略战争的各种物质和思想准备，使来犯之敌有所顾忌有关的。共和国以“三线”建设为代表的各项国防建设和措施，对核大战的爆发起到了“遏制”作用，从另一方面说明“三线”建设对于维护国家的安全与稳定，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

（二）“三线”建设取得了巨大成就 据统计：“文革”前，仅从1964年下半年酝酿决策并开始建设，到1965年一年左右的时间里，我国就在西南和西北扩建、续建和新建了300余项大中型项目。其中钢铁14项、有色金属18项、石油工业2项、化学工业14项、化肥10项、铁道工程26项，同时还建设了一些交通、民航、水利、纺织、轻工、建材等关键性项目。至七十年代中期，在“三线”地区，我国先后建起了常规兵器、电子、战略核武器以及航空、航天和船舶等30余个工业及科研基地，形成了一个个完整的工业系统，大大改善了我国工业布局，提高了我国国民经济的生存能力、生产能力及战略后勤保障能力和国防实力。到1975年，我国“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固定资产原值和净值、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技术力量和设备水平等，均已超过一、二线地区的水平，从根本上改变了我国武器装备生产主要依靠一、二线的状况，这对加速我国经济和国防的现代化建设，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同时，在进行“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建设时，我们还着力对西南、西北内地进行了综合性开发，大力进行基础设施建设。我们先后建成了川黔、贵昆、成昆、襄黔、襄渝等十条铁路干线，新增铁路8046公里；公路新增通车里程227800公里；新增内河港口吞吐能力3040吨，有力改变了我国内陆地区交通严重闭塞的状况。先后建成了贵州六盘水、河南平顶山等50多个??型水电或火电站68座；开发了四川、湖北、河南油气田8个等。到1975年，“三线”地区的煤炭产量已从1964年的8367万吨，增加到了21200万吨；年发电量从1964年的149亿度，增加到635亿度。这一时期，我们不仅建成了著名的四川攀枝花钢铁厂，而且还建成甘肃酒泉钢铁厂、成都无缝钢管厂、贵州铝厂等钢铁工业企业984家，有色金属企业945家。

另外，从1965年到1975年10年中，我们还在“三线”地区建成机械工业大中型项目124个，逐步形成了重庆、成都、贵阳、汉中、西宁等新的机械工业基地。尤其是新建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汽车年产量占当时全国的1/3。门类比较齐全、产品比较配套的纺织等轻工业企业，也得到了较快发展，达到较高生产技术水平。到70年代末，“三线”地区所形成的固定资产原值达1400亿元，占全国的1/3。

“三线”地区国防工业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发展，促进了该地区经济、科技和文化等事业的全面发展与进步。“三线”地区原来都是各方面发展都极为落后的省份。比如：四川、贵州、云南三省和湘西、鄂西、豫西等地，曾是旧中国西南军阀连年混战的地方，工业基础十分薄弱。贵州几乎没有什么工业，云南也没有多少工业。抗战时期重庆成为陪都，蒋介石从沿海带去一点工业，解放后初期我们又建设了一些项目，但其工业基础仍然很差。但仅经过10几年的建设和发展，就大大改变了该地区的面貌，出现了几十个中小工业城市，其中攀枝花、六盘水、十堰和金昌等，则成为著名的新兴工业城市。四川的重庆、成都、德阳、绵阳等，则成为我国重要的钢铁、机械、电子、航空、轻纺、电力动力设备城市，其产品在全国占有一席之地。在“三线”地区，以兰州、西安、成都、重庆、贵阳和昆明等为中心城市，形成了该地区的经济增长中心。在这里，汇聚了西部地区经济、科技、教育、文化、人才的精华，成为中国经济发展进步的动力源泉。因此，一位著名的社会学家曾经评称：“三线”建设使西南荒塞地区整整进步了50年。这种评价是恰如其分的。

（三）“三线”建设的伟大成就，是在极其艰难困苦的条件下，依靠广大建设者们“自力更生、奋发图强”的精神取得的“三线”建设者们“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高尚情怀，是我们今天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建设的精神动力。我们仅以攀枝花钢铁联合企业和成昆铁路建设中，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崇高精神为例。

有资料显示，攀枝花矿区的储藏量极为丰富。当时经普查勘探，仅钒钛磁铁矿的储量就达50亿吨以上。该地区共有大中型矿区86处，富含铁、钛、钒、铜、锌、钼、镍金、铂族、稀有金属和非金属矿等50余种。攀钢厂址定在交通闭塞、被高山峡谷大江大河封隔着的荒蛮之地上，而工期只有5年，其艰难程度可想而知。攀钢一期工程设计年产铁矿石1350万吨、生铁160～170万吨、钢150万吨、钢材110万吨，这些指标相当于旧中国钢铁最高年产量的2倍左右。要建这样一个超大型的钢铁联合企业，需要配有大型火力发电站，而电站的特大锅炉、汽轮机、发电机、冷却循环系统和送变电设备等，每件都有几层到十几层楼高；巨型的高炉、送料系统、热风炉则有几十层楼高，而且全是精度要求很高的钢结构；铁水运输、特大转炉、钢锭模、加热炉、开坯机、初轧机、钢轨轧机、制氧机、设备大修和制造工厂等达几十万吨的机械设备等，大部分都是特殊、大型的专用设备，制造厂家远在东北、沿海地区和山西等地，攀枝花当时就连一颗螺丝钉也不能制造。同时，开发运输铁矿石、石灰石、煤炭、洗煤、炼焦、制造各种耐火材料、高炉和转炉辅料、水泥、建材等等，这些都需要依靠大量的人力“肩扛手拉”。攀枝花没有平地，丘陵、群山、峡谷、沟豁、河流等交错纵横，建设者们削平山头、构筑台地，精心设计，巧妙安排，硬是搬移了2.5亿立方米的岩石，修建了8座跨越金沙江等江河的大型拱桥；在仅有2.5平方公里的三个大台地上，建成了后来年产钢达250万吨（包括二期工程）的大钢城，而且吨钢面积仅有一平方米。这一点，就连日本新日铁最先进的沿海钢铁厂也自愧弗如，所以被国外冶金设计专家称为“象牙微雕钢城”。此外，除了建设者的条件极为恶劣，更为艰巨的是，自诞生现代钢铁工业以来钒钛磁铁矿根本无法用高炉、特别是大型高炉冶炼。在近现代冶金史中，倘若炉料中的二氧化钛含量高于16％，那么铁水会变得异常粘稠，使炉温不均，这样它就将整个地凝在炉腔中成为“死铁水”。可是，攀枝花矿的二氧化钛含量则高达25～30％。这种情况不解决，那就意味着以前的全部工程将彻底报废。为此，来自全国各地的108位冶炼专家，集思广益，先后进行了1000余炉的试验，终于攻克了技术难关，使攀钢成为目前世界上唯一的一个高钒钛矿钢铁厂。1970年7月10日，攀钢一号高炉（1200立方米）正式投产。贯穿攀枝花钢铁城和矿区的成昆铁路，是迄今为止世界铁路史上最危险、最艰巨的工程之一。这条铁路全长1100公里，沿线地区富藏煤、铁、铜、钒、钛、铅、锌、磷、岩盐、森林木材和水力等资源，因此它的建成对于我国国民经济的发展，意义十分重大。但要建成这条铁路，工程却极其困难、艰巨。先要建设桥梁991座，开垦隧道和明洞437座，仅桥梁就占全线长度的40.1％。其中，6公里长的隧道2座，6379米的沙木拉打隧道（川境）为当时中国之最，施工难度极高。另外，金沙江大桥主跨192米，是当时最长跨度的铁路钢梁桥，甚至还有一座54米跨度的石拱桥，另外还要在42个隧道内和桥梁上建设车站。同时，为了克服山岳河谷地带高差，必须利用螺旋形、圆形、灯泡形展线，40次跨越龙川，16次跨越旧庄河„„，这样一条铁路，至今仍使穿越成昆铁路的人们心惊胆战！现在，人们几乎难以设想高山峡谷地区铁路施工的艰难。山谷没有公路，各种施工器材和生活资料等全凭肩扛人背。没有电力，燃料不足，许多隧道要靠火把照明，再用钢钎大锤一锤一锤地打眼放炮。1964年9月，铁道兵一师、七师、八师、十师和铁道部第二工程局、大桥局、电务总队、机械团和民工，在吕正操、刘建章、郭维成为首的工地指挥部领导下，建设者们克服了千难万险，工程一路突进，到1970年7月1日不到六年时间，从云南北上和从成都南下的铺轨机，便在西昌实现了铺轨对接，伟大的成昆铁路终于建成了！成昆铁路每公里造价352.7万元，共计36亿元。造价低、质量高、进度快，如果放到目前的物价水平下，起码得花费其10余倍的造价。

可见，如果光有中央的正确决策，没有广大建设者所表现出来的“艰苦奋斗，不计得失；意气风发，迎难而上；忘我工作，一往无前”的“三线”精神，也不会取得这样伟大的成绩。原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华清上将在谈到“三线”建设时，曾经说：“在当时困难的政治、经济、自然条件下，广大干部、工人、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所表现出的艰苦奋斗精神，也是永远值得发扬的宝贵精神财富”。这话不仅是对“三线”建设者们崇高精神的评价，也是我们对待“三线”建设所应取的科学态度。更有一些识之士则说，肯定了攀钢和成昆铁路的成就及其建设者们的艰苦创业精神，也就基本肯定了整个“三线”建设！

（四）“文革”初期，曾给“三线”建设造成过影响

“文革”初期，重庆、成都等地曾发生过武斗，有的“三线”工厂曾卷入其中，一段时间影响了生产和建设。“三线”建设的全面恢复，是在1969年5月毛主席、周总理决定恢复“三线”建设以后。1969年6月，中央召开恢复“三线”建设会议，周恩来总理亲自督促、主抓这项工作。年末，中央又决定成立“三线”建设领导小组，小组之下成立“三线”建设指挥部，统一领导恢复和建设工作。

为了稳定武斗最严重的四川地区的局势，毛泽东主席亲自批示将四川两个造反派头头张结挺、刘西挺（为夫妇俩，原为宜宾地区地委书记和宜宾市市委书记，后被判刑）抓了起来。广大工人、干部、知识分子和解放军工程技术人员，一听说党中央和毛主席要他们恢复建设，便纷纷响应复工号召，就连武斗双方人员也都停止武斗，参加到了建设中去。外流人员更是在短短的十余天内，从全国各地日以继夜地返回工地，立即投入紧张施工。许多大型工程项目，在这以后相继建立起来。

到1972年，西南“三线”建设的第一期工程基本结束。如：成昆、川黔、贵昆、湘黔、襄渝铁路（公路）全部通车；攀枝花钢铁基地、长城钢厂、成都无缝钢管厂等相继投产；以重庆为中心的化工工业，建成了重庆化工厂、川南化工厂、成都青霉素厂、西南（重庆）合成制药厂等；电子工业以成都为中心，包括绵阳、内江等地共建成了20多家工厂；以贵州都匀、凯里为中心，工厂和研究所配套，也有20多个单位；遵义地区、安顺地区和成都地区的飞机制造业，也都形成规模；航天工业、原子能工业，也初步发展起来。

总之，尽管“文革”初期曾给工程建设造成一定影响，但是“三线”建设者们排除种种干扰，最终按照党中央的指示、要求，保质保量地完成了各项工程建设任务。同时，“三线”建设确实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和不足。如：建设规模过大，要求贪大求快，有的仅算政治帐不求经济效益，造成了一些不必要的浪费等。有的地区（如贵州）在规划施工中，机械、片面地理解和执行“靠山、分散、隐蔽、钻洞”的方针，将每个工厂、甚至每个车间都规划建设的极为分散，甚至有的地区还出现了“村落式”、“瓜蔓式”、“羊拉屎式”的„„。但是，从全局来看，“三线”建设的决策英明、正确，建设成就极其伟大。没有当初的“三线”建设，就没有现在的西南、西北的工业基础。

特别是四川，既是“文革”受灾最重的地区，也是建设成效最显著的地区。目前，四川的工业在我国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已经成为钢铁、电子、电站成套设备、重型机械、汽车、化肥生产基地。四川的许多高精尖产品，中外驰名。如：现在牌子很响的“长虹电视机”，就是绵阳搞雷达的厂子生产的。到1985年，四川的社会总产值达到1023.25亿元,1991年则实现翻番，达到2591.77亿元，曾一度排到全国第5位。这些都与“三线”建设时打下的基础分不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