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政策报告~反腐

第一篇：形式政策报告~反腐

随着改革不断深入和对外开放不断扩大，我党面临着前所未有的风险和挑战，存在着脱离群众的危险，主要集中表现在形式注意、官僚主义、享乐主义和奢靡之风这“四风”上。我党深刻意识到了这些问题的存在，现阶段在党内，根据十八大报告的部署，在全党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主要内容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同时也积极欢迎公众及管理对象以各种形式进行监督。

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地，公众的维权监督意识也日愈增强，近期诸多反腐成功的事例当中就不乏缺少广大公众的支持和努力。宪法和更多的法律也赋予了广大公民的监督举报权，监督举报既是权利也是义务，所以除了公众应维护自身的权利积极地行使监督权，国家也应通过各种手段和措施来规范和保障广大人民群众行使权力，拓宽行使监督权的渠道和手段。目前，与时俱进的监督举报的渠道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种手段： 第一、举报制度。举报意为上报、检举，出自于黄六鸿《福惠全书.教养.礼耆德》：“择本乡年八十以上，素有德行，从公确实举报。”而发展到现今其本意发生了变化，主要是指针对存在违法、乱纪的人员，公民有权向有关机关举报其行为。针对公民的举报行为，有关机关必须妥善处理，不得敷衍了事，在处理举报事项的过程中必须要确保有关举报人员的权利和安全。完善健全的举报制度对于加强廉政建设，促进工作人员遵纪守法，保证反腐倡廉健康有序的进行具有重大的作用。

第二、信访制度。信访主要是指公民个人或者群体以书信、电子邮件、走访、电话等形式向有关机关单位反映情况，表达自身意见、吁请解决问题，有关信访工作机构和人员采用一定的方式进行处理。信访制度是人民群众权益受到损害和遭遇不公平待遇等情况下迫不得以的选择，在“官”与“民”交涉的过程中，公众处于较弱的一方，权益往往会受到侵犯、“官”的不作为和其他违法、腐败等现象。公众可利用信访表达诉求，维护权利，揭露违法腐败，这对于打击腐败等违法、违纪行为、维护公众的权益具有重大的意义。在信访的过程中相关的单位和工作人员必须严肃对待，不可小觑问题，对于忽视问题的必须追究相关责任。第三、网络监督。除了上述传统的方式外，随着信息科技发展，利用网络作为反腐工具，这是适应了时代的必然要求。目前全国上下都掀起了网络反腐，陆续出现了”房姐”、“房叔”，这不仅体现出了网络舆论的强大，而且网络所具有的快速性、公开性等特点，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中间环节，降低了反腐的成本，曝光的腐败案例，对于腐败分子也能够起到强烈的警示震慑作用。网络反腐也存在明显的弊端，比如侵犯他人隐私、可能成为打击报复的工具，甚至会影响司法审判的公正性。网络反腐作为一种新兴的反腐手段，是一把“双刃剑”，除了公众要理性运用这种手段，对相关腐败事项进行监督，国家也应该加强相关方面的建设，比如组织建设，建设反腐网站；加强法律建设，设立相关立法，为网络监督提供更加规范的制度保障。

党的作风建设关系着党的生死存亡，关系着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我们必须要下定决心解决这个问题。在我国，社会各阶层分布广泛，涉及各个领域，影响力大，渗透力强，因此公众参与反腐败，对于清腐倡廉的成败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国家应该更加积极鼓励公众参与反腐，为反腐提供更多的保障和支持。

第二篇：形式与政策 反腐

针对中国反腐败现状与思考

摘要

安逸的时代带来了过度的奢侈，腐败在人类数千年的历史中从未断绝。可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腐败的情况越来越严重，尽管国家对于腐败的打击力度随之加大，但是反腐之路仍充满了困难和挑战。如何提升治理能力，把反腐制度落到实处，让经济快速发展、社会稳定、人民生活大幅度改善、将腐败控制在人民群众可容忍的程度以内等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人民群众又如何在反腐斗争中发挥最大的主体作用也备受关注。

关键词

腐败反腐制度人民群众主体作用

一、反腐背景分析

当前，中国反腐败进入新的历史阶段，中央反腐意志坚决，力度空前，成效显著，但面临的困难仍然较多。从历史和发展的视角，以全球比较的视野冷静分析当前形势，能够进一步认清我国反腐败的成效、挑战和困难，会让我们更加理性和沉着地应对腐败。

1、腐败是一个世界难题

腐败伴随几千年人类历史文明的发展进程，尽管各国各地区都在探索和努力，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国家和地区领导人可以保证已根绝了腐败。腐败存在于所有国家和地区，即便在国际机构和一些被公认为比较廉洁的国家，每年仍不断发生腐败丑闻，这些国家和国际机构的专家学者均承认查出的腐败仅是冰山一角，对腐败丝毫不敢掉以轻心、放松懈怠。

2、经济快速发展期往往是腐败易发多发期

腐败与经济发展密切相关。从世界范围来看，已经完成工业化进程的西方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以及北欧国家等，都经历过腐败猖獗的时期，在最近几十年

这些国家才进入相对比较廉洁的时期。20世纪80年代之后，一些国家的腐败治理才见到明显成效。中国香港、新加坡、韩国也是如此。而中国用30多年走完了西方国家几百年走的历程，在经济快速发展、社会比较稳定、人民生活大幅改善的情况下，将腐败控制在人们可以容忍的程度是十分困难的。二、十八大以来反腐的特点与成就

1、中央领导集体身体力行，率先端正党风政风

中共中央政治局审议通过关于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的“八项规定”。中央纪委二次全会定调未来五年反腐，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提出“反腐倡廉必须常抓不懈”、“必须全党动手”、“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等重要论述。反腐“大合唱”整齐和谐、铿锵有力，党中央主动落实主体责任，传递的信号十分鲜明，让腐败分子胆战心惊。

2．打“老虎”“苍蝇”毫不手软

中央对腐败采取强高压态势，惩治腐败持续挥出重拳。十多个部级领导干部相继落马。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良好运行，网络举报量平均每天超过800件。伴随腐败发现机制不断健全，查办腐败的力量也不断增强。惩处腐败机制的重大改革有力保证打“老虎”“苍蝇”将是一场“持久战”，而不是“闪电战”。

3．纠正不正之风丝毫不松懈

总书记多次做出批示，坚决杜绝公款浪费。

4．以全面改革清除腐败土壤

滋生腐败的土壤太厚、太多，这是中国反腐面临的客观事实。政府行政审批等权力过多集中于少数领导干部手中，增加了监督的难度和腐败的风险。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对改革进行了新的部署和安排，提出简政放权，推进政府职能转变和行政审批制度改革，在权力上做“减法”，大幅压缩腐败的空间；实施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关闭腐败的资金“阀门”。

5．关闭权力的“笼子”越织越密

《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党政机关国内公务接待管理规定》等弥补了很多漏洞，具体细化的政策规定不断出台，如各级党政机关5年内一律不得以任何形式和理由新建楼堂馆所、“三公经费”只减不增等都将反腐工作推向了另一个新高度。中央组织部印发《关于进一步做好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工作的通知》，提出要对领导干部报告个人有关事项的情况进行抽查核实，凡不如实填报或隐瞒不报的，一律不得提拔任用、不列入后备干部名单，加强有效监督，能够使腐败问题从源头上减少。

6．反腐机构履职能力大幅提升

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带头转职能、转方式、转作风，坚决贯彻中央决策部署，全面履行党章赋予的职责，将反腐重点集中在纠正不正之风、查办腐败案件和有效预防腐败“三驾马车”上。

三、当前反腐败面临的困难和挑战

中国经济发展所处的阶段，决定了当前腐败防控压力较大。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特殊国情决定了中国只能选择大力发展生产力，将经济建设作为很长一个时期的工作中心。中国经济正处于并将长时期处于快速发展阶段，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发展不平衡，贫富差距较大，人民的收入水平仍然较低，经济发展水平尚未达到较高水平，社会思想文化道德整体水平仍有待提升，反腐败仍然受到经济、社会、文化、环境发展建设的制约，短期内会面临一些难以克服的困难和矛盾。

1.政府职能转变不到位让腐败仍有机会

中国政府职能转变虽然取得了明显成效，但仍然与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适应。预防和惩治腐败虽然投入大量人力物力，但腐败防不胜防，反腐败难度极大，阻力甚多。有的地方和部门仍然保留有经营性企业和经济实体，向职能部门和机关输送资，金，政事不分、政企不分、政资不分造成的复杂利益链强化了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增加了反腐败的难度和阻力。

2.公职人员队伍管理相对过于宽松

相对于廉洁的国家和地区，中国公职人员管理制度宽松，公职人员自由活动的空间较多，受到的管束较少，因此一些违纪违法和违反社会道德的行为不断被网络和媒体曝光。一些领导干部台上讲一套、台下做一套等言行不一的行为，严重削弱党和政府公信力。私营领域的反腐败停留在较低水平，存在立案难、取证调查难、成本高的问题。最近几年，公民大量借助网络、手机等新媒体揭发腐败现象，反映出信访举报、司法诉讼等正常管道不太通畅，正规渠道不能满足群众参与反腐败的强烈需求。

3.权力公开质量与社会公众期盼有较大距离

中国近几年权力透明公开推进力度很大，已经产生了积极的预防腐败效果。但公开的质量和程度还不够，一些地方、部门领导对公开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或因为利益考虑不愿公开。有的单位将财务等作为核心机密，严防外人知晓。很多国家和地区反腐败机构的透明度程度很高，主动向社会公开案件调查报告、单位财务等信息，以透明换取社会信任，自身率先实施关键领域公开来建立社会反腐败信心，提升反腐专门机构的公信力。相比较这些国家和地区公开透明的做法，中国的权力公开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4.公职人员激励和压力机制不足

要让公职人员持续不断为社会和国家奉献聪明才智，一方面需要激励，要提供合理的工资、福利、奖励等保障，激发工作的热情；另一方面还要施加压力，公职人员内部之间、公职人员与非公职人员之间要形成合理的竞争机制。

四、总结

我们要坚持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指导制度制定，确保其有效性、科学性、准确性。在反腐倡廉工作中，必须坚持科学的态度和方法。

一是坚持从实际出发，注重解决实际问题。形式在发展，实践在深入，要仔细听取人民群众针对反腐倡廉的新意见、新要求、新期待，及时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总结新经验。

二是善于抓住主要矛盾，着眼于解决关键问题。使用优先的制度建设资源，直接关系到制度的有效性。善于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抓住事物的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突

出重点。

三是建立有可操作性的在制度，可执行度高。发挥领导干部的作用，坚决维护制度，严格执行制度。

四是要勤学善思，努力从以往的经验中吸取教训，以更好的改正和发展。个人首先树立好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自觉做到艰苦奋斗的作风不变，吃苦耐劳，甘于奉献。

第三篇：反腐政策

反腐政策

有关材料：

把权力关进笼子：对于这种情况，习近平决定一扫“治标不治本”的反腐态势，如他所说，“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形成不敢腐的惩戒机制、不能腐的防范机制、不易腐的保障机制”。

老虎、苍蝇一起打：“要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既坚决查处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又切实解决发生在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不管涉及到谁，都要一查到底，决不姑息。”习近平反腐语录：

1.搞山头主义必出事---党内绝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绝不能搞小山头、小圈子、小团伙那一套，绝不能搞门客、门宦、门附那一套，搞这种东西总有一天会出事！有的案件一查处就是一串人，拔出萝卜带出泥，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

2.党内不能搞圈子文化-----有的干部信奉拉帮结派的“圈子文化”，整天琢磨拉关系、找门路，分析某某是谁的人，某某是谁提拔的，该跟谁搞关系、套近乎，看看能抱上谁的大腿。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唯命是从，认为对自己百依百顺的就是好干部，而对别人、对群众不闻不问，弄得党内生活很不正常。

3.上下级不是帮派关系-----邓小平同志早就说过：上级对下级不能颐指气使，尤其不能让下级办违反党章国法的事情；下级也不能对上级阿谀奉承，无原则的服从、尽忠。不应当把上下级的关系搞成毛泽东同志多次批评过的猫鼠关系，搞成旧社会那种君臣父子关系或者帮派关系。

4.党内不能搞利益集团----党内上下关系、人际关系、工作氛围都要突出团结和谐、纯洁健康、弘扬正气，不允许搞团团伙伙、帮帮派派，不允许搞利益集团，进行利益交换。

学界对习近平反腐的看法

一、围观反腐很带劲

一是认为，反腐没有退路，否则亡党亡国。随着***被立案审查，“中国的反腐决战已经逼近”。上世纪90年代之后，中国的腐败程度加重，最近在透明国际的排名中，连续两年排名80位，形势严峻。二是认为，反腐成为切入点，为全面深化改革鸣炮开道。全面深化改革之所以面临着诸多难题和困难，扯也扯不动，扒也扒不开，就是因为***等大大小小的腐败分子，形成了阻碍全面深化改革的邪恶势力。

三是认为，反腐是一场党内政治斗争，目的是为了通过打击政治对手，加强习近平的个人威望。境外媒体尤其喜欢这个调调。

四是认为，反腐开始超越运动形式，倾向法治反腐。

二、腐败何以如此严重？

一是认为，中国改革创造了大量权力寻租的空间。这类观点以经济学界的人居多，如吴敬琏、林毅夫等。认为贪腐横行只能用现行体制为权力寻租活动提供了大量机会来解释。提出只要权力能够“驾驭”市场和干预市场，存在广大的寻租环境，就一定会有腐败猖獗的后果。他们认为，中国在20世纪末21世纪初建立的新市场经济体制，是一种“半市场、半统制”经济。“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能力和手段不断强化，统制经济因素的不断增加，使寻租活动基础扩大，使腐败活动日益猖獗。”林毅夫认为当前腐败主要是由于国有企业存在着大量的“保护补贴”，从而造成了“寻租空间”，成为中国收入差距拉大、腐败增多的原因。

二是认为，腐败主要是“一把手”在专权体制下出现的权力滥用和腐败。何增科认为，“一把手”现象本身是和“一把手”专权体制联系在一起。我国现在的政治运行机制，是政治承包制和压力型体制，不断有任务下压。在这样的政治运行机制中，对于“一把手”自上而下的授权是无限的，责任是无边的，什么事都是“一把手”负总责，既然他负总责，就要掌全权。“一把手”对于下属有生杀予夺的权利，下属职业发展、职业安全完全由“一把手”掌控，如此官威，哪个下属敢让一把手依法行政？

三是认为，中国腐败根源于中国制度设计中人性假设的错误。中国当前的腐败就源于中国文化缺乏“幽暗意识”，把制度设计建立在不靠谱的人性假设之上，即希望掌权者自我约束，透过道德的培养以一个完美的人格与净化权力。

三、根治药方何处觅？

知识界最爱出主意，面对反腐，大家纷纷支招。

（一）构建制度体系

首先是改革党内权力机构，有人建议将现行党委“议行合一”的权力分为：决策机关——党委会，执行机关——执委会，改革党的纪律检查体制，形成监督权相对独立性和权威性的——监委会，这样就能在党内形成科学的权力结构。

其次是进行干部制度综合改革，尤其是要建立科学合理的选人用人制度和职业政治家和职业文官分管制度。综合考虑建立职业政治家任期限制、职务待遇，离职后的就业限制和保障等。依法划分不同领导干部职责的权限，避免职责同步。

再次是实现政策过程民主，减少“一把手”的自由裁量权。重大事项党委决策要依据决策程序条例。加强对重大决策的事先约束。有些政策制定时，可以由第三方提出政策备选方案，请相对独的第三方机构进行评估后党委再进行决策。最后是建立公共信息公开和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等个人重大事项公开制度，真公开、大公开。遵循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的原则，加快推进党政领导干部家庭财产申报的立法工作。

（二）实现依法治国

有的人建议，要解决选择性执法，关键是“要推进中立的司法体制的建设，以中立地位保障审判独立。要从宪法上明确党权范围，形成党权清单，同时用宪法法律规范党权行使主体和运用程序；改革人大代表选举制度，提升直选层级，适当引进竞争机制；建立行之有效的合宪性审查制度，即我国宪法所规定的宪法监督制度，设立合宪性审查或宪法监督专门机关；改善党对司法的领导，在承认司法必须中立的前提下，推进司法体制改革，确保审判权、检察权的独立行使。”还有人建议，在没有实现司法独立的情况下，推进反腐法制化，可以“尽快废除‘双规’‘双定’等强制剥夺个人基本权利的非法讯问过程，回归正常的司法侦查与讯问程序。”

还有人认为，在治本问题上只提法治反腐是不够的，社会还存在腐败的风气和滋生腐败的文化土壤。

（三）彻底市场化，压缩“权力寻租”的市场空间

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首先要减少行政许可，制止任意设置行政许可。凡是通过市场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由市场机制去解决；通过市场机制难以解决，而通过规范、公正的中介机制能够解决的问题，应当由中介机构自律去解决；市场机制、中介机构自律解决不了的，即使需要政府加以管理的问题，也要首先考虑通过事后监督去解决。政府职能的定位逻辑要从“先政府、后社会、再市场”扭转到“先市场、后社会、再政府”。

其次是要取消各类保护补贴，挤压“权力寻租”的空间重点是要取消当年为了让不具备比较优势的国企生存而给予的金融补贴以及资源产品的各类变相补贴，打破像电信、交通、银行等一些服务业的垄断。

（四）推动中国走“宪政”

有人分析，当前中国大力反腐，大批官员开始沦为事实上的弱者，陷入普遍的恐惧无法自拔。社会真正形成了追求“宪政”的共识，当前的反腐行动提供了最好的支点。当下中国最可能的就是把强势反腐引导到清理恶政的轨道上，推动“宪政转型”。为此，要推动“特赦划断”，对待贪污腐败的官员有选择地特赦划断。对破坏法治、侵犯人权、罪行昭彰的贪官不予特赦，而是依据现行宪法和法律，该怎么清算就怎么清算。对一般贪腐官员，则可以考虑特赦划断，给他们一条出路，让他们交出非法所得之后，能够软着陆，回归社会，不再普遍恐惧，这样就能使中国与未来的法治时代接轨。

四、未来反腐走向何方？

对十八大以来我们党持续高压反腐究竟能持续多久？反腐的前景是什么样？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媒体和学者们主要观点有以下几类：

（一）认为中国的反腐必将继续深化，未来会由权力反腐走向制度反腐。中共一定要努力闯过这道历史门槛，改变腐败的政治生态。如果现在的腐败政治生态得不到改变的话，中国就有可能出现三种恶劣的情形：一是政权逐渐演变成右派专制统治，即经济寡头顺利地转型成为政治寡头。二是政权逐渐演变成民粹主义，即政权失去基本的合法性，老百姓起来造反，再次出现革命性的政权。三是政权演变成右派民粹主义，即寡头政治和社会力量结合起来，类似于今天的乌克兰的情形，一个寡头，一个政党，各政党鼓动自己的支持力量，互相恶斗。

（二）认为当前反腐主要是通过治标为治本赢得时间。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行动为治本赢得了时间，很多反腐措施实际上在治标的同时也在强化治本，因此，展望未来，反腐问题上须常抓不懈，警钟长鸣，严惩贪腐，有腐必惩，有贪必诉才会赢得最终的胜利。

（三）认为反腐败会削弱从政吸引力，最终会不了了之。有人尤其是国外媒体认为，中国反腐削弱了从政的吸引力。表现为不仅去年入党的人数在下降，并且报考公务员的人数也大幅下降。认为以前年轻人想进政府部门，主要是因为这些工作让他们有机会受贿。因为即使是高层官员工资也相当微薄，但手中却掌握着大权，不久之前，政府工作还能提供很好的福利，但现在“反腐败和政府部门厉行节约的运动降低了人们的兴趣”。

（四）认为中国反腐运动前景难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企业和政府部门卷入到反腐漩涡之中，虽然人们可以确信底线仍是存在的，但对腐败怀疑的矛头不仅指向之前的领导层，也指向现在的领导层。那么这一切将在何处停止？想必习近平在某个阶段将不得不叫停。否则，这也许会像18世纪的法国那样带来不堪设想的后果：革命最终吞噬了自己。

五、如何看待当前媒体和学界对中国反腐的研究

（一）从当前国内外学者和一些媒体对我国十八大以来的反腐行动的思考和研究来看，呈现出一些明显的特征。首先就是角度太较单一，试图一招鲜。学者大都只是从自己的专业出发来分析反腐败问题，并且往往不乏夸大致辞，极力想用“一招鲜”就彻底根治腐败问题，缺少对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生态、制度建设等的全面考察和再此基础上的意见建议。

其次就是对我国当前反腐行动的态度，境内境外两重天。不少媒体往往从权力斗争、政治运动、人身依附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的反腐行动，明显脱离不了西方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和对我们党和国家的思想偏见。也有人以落马干部来极力渲染干部队伍的腐败程度，引导社会舆论对当前制度的产生怀疑和否定情绪。

（二）高压反腐新常态

十八大以来，中央大力查处贪污腐败干部，力度和数量都是空前的，持续时间之久也是出人意外。全面深化改革、坚决反对腐败、坚决转变作风已经成为中国政治的新常态。

（三）以法治腐是趋势

用法律的形式把已经取得的反腐经验和制度法制化，用法制规范党和政府反腐行为、落实和规范社会各界参与反腐的权利，用法制巩固已经取得的反腐成果，这样才能最终形成全社会反腐的法治意识，培养反腐防腐的社会文化土壤，形成反腐防腐的长效机制。

（四）关键中央有定力

尽管众说纷纭，但反腐要达到最终的效果，关键是中央要有定力，按照既定部署坚定不移推进，不为干扰所惑，不为谗谤所惧，摇摆犹豫都最终导致功亏一篑，最终被历史和人民所抛弃。

来论：《论述摘编》是反腐倡廉“指南针（摘选）

“亡党亡国”认识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源动力。在第十八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总书记指出，“腐败是社会毒瘤。如果任凭腐败问题愈演愈烈，最终必然亡党亡国”； 在十八届中央政治局第五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指出，“我们必须下最大气力解决好消极腐败问题，确保党始终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

“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核心。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反腐败斗争没有终点。在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总书记指出，“当前腐败现象多发，滋生腐败的土壤存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必须加大惩治腐败力度，更加科学有效地防治腐败”。在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上，总书记指出“发现一起查处一起，发现多少查处多少，不定指标、上不封顶，凡腐必反，除恶务尽。”

“干部廉洁从政”是做好反腐倡廉工作的保证。路线方针政策确定以后，干部就是决定因素。总书记高度重视干部自身思想道德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起的重要作用，始终把教育引导干部廉洁从政放在心上、抓在手上。

习近平谈铁腕反腐：不是没有掂量过，但认准了人民的期待

◎第一句话讲了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

“我的执政理念，概括起来说就是：为人民服务，担当起该担当的责任。”马年正月初八，黑海之滨的索契，习近平用质朴的话语，回答俄罗斯电视台记者的提问。这是中国共产党最高领导人对祖国、对人民的深情告白。

“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

◎第二句话讲了执政方略：“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治国理政的总体框架更加完整、总体思路日渐清晰

“协调推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全面从严治党，推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迈上新台阶。”执政两周年之际，习近平总

◎第三句讲到了执政风格：“要以踏石留印、抓铁有痕的劲头抓下去，善始善终、善做善成，防止虎头蛇尾” 书记用“四个全面”，勾勒出了一幅治国理政方略图。向固化的利益藩篱宣战，对党内盘根错节的问题进行梳理。自我批判、自我开刀、自我革命，由此带来的压力、风险和挑战，只有勇敢者才能顶得住、扛得动。

“有理想、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族就有希望。”

“总书记连说了3个„一定能实现‟，当他最后说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一定能实现‟时，语气平和，但充满自信，话音一落现场就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在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中，这是引用频率

◎第四句话讲了执政成效：“我们人民共和国的航船正在破浪前进，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

反腐败，反四风。党的十八大以来，几十名省部级以上腐败分子被查处，约10万人因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受到处理，700多起典型案件被通报曝光……兑现了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打虎无禁区、拍蝇无死角”的承诺。网友采纳

【正.国.级】1位

Zhou.永.康：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政.法.委.书记

【副.国.级】2位

Xu.才.厚：原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 su.荣：原全国政协副主席

【正部（省）级】7位 蒋.洁.敏：原国资委主任

李.东.升：原公安部副部长（正部长级）李.崇.禧：原四川省政协主席 申.维.辰：原中国科协党组书记 白.恩.培：原云南省委书记

何.家.成：原国家行政学院常务副院长（正部长级）秦.玉.海：原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正部长级）

【副部（省）级】43位（略）

副部（省）级以下的更多（略）

第四篇：浅谈反腐政策

浅谈反腐政策

腐败对社会机体的危害是不言而喻的。世界上不存在没有腐败的国家，也没有任何国家不反腐败。政治体制与腐败的关系非常密切。为什么不同的政体会倾向采用不同的反腐败政策?为什么同样的反腐败措施在不同的政体下会产生截然不同的效果?

本文讨论腐败的定义，由定义推导反腐败政策的类别，由反腐政策的类别解释政治体制与反腐政策及其效果的关系。

一.腐败的定义

腐败的定义是：滥用公权谋取物质私利。

为什么腐败是“滥用公权谋取物质私利”?(1)“公权”一词把研究对象限制为掌握公共权力的人，主要是政府官员。没掌握公权的人谋私利是社会的普遍特征，不属腐败研究的对象。如果政府官员基本不腐败，社会也就不再普遍关心腐败问题，腐败作为一个政治话题就丧失了意义。(2)“非法使用”或“滥用”公权才是腐败。若掌握公权的人“合法”谋私利，就不是腐败，比如握有财政权的议会为自己涨工资。(3)有些政府官员滥用公权，目的却未必是谋私利。这种现象虽不比腐败的危害小，却不能算作腐败。如果把官员好大喜功，滥用财权也算作腐败，就失去了研究重心。(4)什么是“私利”?“私利”是腐败者自己的利益。自己个人和直系家庭成员的物质利益是标准的私利。但亲戚的、朋友的呢?那就取决于亲戚、朋友在物质上回报腐败者及其家庭的潜力了。(5)为什么要强调包括肉欲在内的“物质”私利?因为谋取精神上的私利(如个人的荣誉或宗教信仰)是另一类问题，不算腐败。

任何定义清晰的概念都有边缘。掌握公权的人为选举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利益，算不算“谋私利”呢?选民集团的利益似乎明显不是掌握公权人的私利。然而，因选民支持而获得公权力，这本身就有构成私利的潜在可能;当选人甚至可能就是“自己”利益集团的代表。以公权为“自己的利益集团”谋利益，就处在腐败的边缘地带了。在边缘区，社会接受的程度，也就是法律的规定，乃是判断腐败的标准。特殊利益集团出钱资助政客当选，政客在国会为利益集团投票，这在美国民主制度里是合理合法的，但在中国的共产党制度里会被看作腐败。德国前总理科尔收受商人的竞选集资在德国被看作腐败大案，法国制度比德国制度民主得多，选举在政治体制里占的份额大得多(德国的上议院与美国参议院权力一样大，却不是选举产生的)，与科尔类似的情况在法国是合法交易。

概念的边缘区恒定是是模糊的。所以经常有人误将边缘现象定义为概念的主体，导致丧失研究重心，甚至因果倒置。有人把社会道德风气败坏算作腐败，提出的解决方法自然挺离谱。抓JI女、关赌场、限制饭馆消费、等等，治的是民风，而非官场的风气。

二.腐败的原因及控制手段

腐败的定义是“滥用公权谋取物质私利”。从这个定义就能轻易推断出腐败的原因和治理腐败的政策类别。

在不同的时代和地区，腐败行为有不同的具体原因和具体表现形式。然而，腐败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执掌公权的人有谋私利的欲望。所有时代和所有形式的腐败皆源于执掌公权的人有谋私之欲。

认识到了腐败的根本原因，我们就有能力给出关于腐败的严谨简明的定义。

腐败几乎是永恒的。只要掌握公权的人还有谋私利的欲望，腐败就永远有机会，就不可能被彻底消灭。不少人认为，谋私利的欲望是人类的本性。但也有人相信，人类的本性与所有生物是相同的，仅仅是延续生命和种族两类。所以，谋私利的欲望并非天然，而是私有制和家庭的结果，消灭了私有制和家庭就消灭了谋私利的欲望。中国的孔子大约是世界上最早提出这种看法的学者。他认为人性无非食色，若天下归公，而不是归家，就不会有谋私之事。无论两派观点孰是孰非，在可见的未来，公权必定存在，私有制和家庭必定存在，谋私利的欲望也就普遍存在。所以，腐败与老鼠一样几乎无法被消灭。如果腐败的原因“几乎是”永恒的，为什么还要“反腐败”?

根除腐败固然不可能，但把腐败程度控制在社会能接受的范围里(即法律许可的范围里)并不难。消灭老鼠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把老鼠排挤出人们的日常生活却相当容易。由于腐败的严重危害，每个社会都限制腐败，实现以公权谋私利其实有相当难度。世界上所有时期都存在一些极为廉洁的政府，小国有，大国也有。在世界上，廉洁的政府并不鲜见。廉洁的政府往往是强有力的政府，其治下的民族或国家也必然是繁荣昌盛的。

从根源上看，控制腐败无非就是限制政府官员以公权谋私利。腐败仅仅由掌握公权的人及其谋私利之欲望两个简单因素构成，控制腐败也很简单。控制腐败有三类手段，也只可能有三类手段。

(1)限制官员掌握的公权力。

(2)降低官员谋私利的欲望。

(3)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的现实机会。

兹分述如下。

(1)所谓“限制官员掌握的公权力”，指的主要是分权制衡，让每个官员手中的权力都具有相对性，不容许绝对权力的存在。如果一个政府部门的职能分做人、财、物、事四种权力，那么管人的不能管事，管财的不能管人，管物的不能管事，管事的不能管财，必须各司其职。如果事务主管获得了胁迫其他部门主管的权力，就拥有了绝对权力，就是专制；腐败也就只在这官员的一念之间了。所以，“限制官员掌握的公权力”指的是分权制衡。

为什么说分权制衡，而不说“减少”公权?公权本身就是为管理社会而设的。公权多或少、大或小，都为腐败提供机会。公权本身不是问题，掌握公权的“人”，也就是政府官员，才是腐败之源。在现代社会里，需要政府管理的事情越来越多，公权覆盖面越来越宽是不可避免的。但制衡每个官员手中的权力不仅依然可能，而且是必须的。北欧国家的政府权力不断扩大，在社会和经济事务里日益起决定性作用，但同时，严密的分权制衡也使北欧国家的政府成为世界上最廉洁的政府。香港政府一直是世界上最少干预经济生活的政府，却在1960年代末到1970年代末的十年里经历了从极其腐败到非常廉洁的巨大转变。与此同时，香港政府的规模，也就是公务员的数量，也在迅速扩张。

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政府对经济生活的控制程度大幅降低，但腐败现象却大幅增加。为什么呢?在发达国家分权制衡越来越严密成熟之际，我国的公权力却出现了快速的“封建化”趋势，一个书记一支笔，就成了一个小王国。有人担心分权制衡导致低效率，其实不然。制度化和法律化了的分权制衡是高效率的保障。效率的死敌是专制者的一言堂，高浪费或者无休止的民主讨论，议而不决。

就我国当前的情形而言，完善分权制衡主要指下面的五件事。第一，确立独立的反贪机构，用于侦察所有政府机构的腐败。第二，确立独立的司法系统，用于判断政府行政是否违法。第三，确立独立的审计系统，用于判断政府是否滥用公权。第四，建立独立的官员人事评叙体系，从而保障执法机构严谨地依法办事。第五，制定区分人、财、物、事管理的法规，从而使各类官员权责清晰、透明。

(2)所谓“降低官员谋私利的欲望”，指的是要求官员拥有高于普通百姓的道德水准，即“大公无私”、也就是为人民服务的民本主义道德。古今中外，选拔高层政府官员的基本标准之一就是高于普通民众的无私品德。官员永远是极少数人，要求少数“精英”无私奉献当然是可能的。传统中国“以德治国”，讲究官员修身自省，政体延续了两千多年，遥遥领先于世上任何政体的寿命。今天颇有些人认为，既然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应当把官员视为普通百姓，理解宽容其“凡人”的欲望。然而，官员不是普通百姓，而是掌握百姓命运的极少数人，人民有充足的理由期望政府官员廉洁奉公，特别是领导公务员队伍的政务官。若非如此，他们凭什

么掌握管理人民的巨大权力?所以，官员的法权低于普通民众，所以法律不给“公众人物”以普通百姓那样的隐私权；所以，香港的廉政公署可以对官员实行有罪推断，甚至定下“财产来源不明罪”；所以，从古至今，政府对官员的道德要求都高于一般百姓。

要做官就必须有奉献精神，就必须放弃隐私权，就要允许别人评头论足。人们信任共产党执政，因为共产党人声称自己是大公无私的，吃的是草，贡献的是奶。“党员”曾经是崇高的代名词，“像个党员”曾经是对人格很高的评价。所以，那时的共产党尽管犯了不少重大错误，依然得到社会的普遍支持。把官员视同普通百姓，就有了所谓“高薪养廉”的无聊说法。多高的薪水能与腐败的收益相比？物欲有限度吗 ？

高薪与高素质的人才相关，与政府提供高质量的服务相关，却与政府官员是否廉洁没什么关系。北欧和英国一直都对官员实行低薪制度。在新加坡的反贪运动期间，降低公务员薪水是反贪手段之一，目的是驱逐为谋私利而做官的人，提拔有奉献精神的官员。当然，反贪并非政府恒定的最重要事务，高质量的管理工作是政府的主要目标，所以政府要吸收高素质人才，社会也同意为此支付与其教育、经验、和工作质量相当的高薪。高质量的人才未必不腐败，也未必大公无私，腐败起来胃口更大。所以，对高质量的政府官员依然要提出高于一般公众的道德要求。李光耀曾经自豪地声称，他是世界上薪水最高的总理，却也是世界上唯一仅靠薪水生活的总理。

降低官员谋私利的欲望，要求我国执政党复兴民本主义的意识形态教育，要求严肃党风党纪，减少党员人数，提高入党的门槛，把党锻造成精英党。同时开放媒体管制，给予人民大众监督政府和官员的完全自主权利。

(3)所谓“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的机会”，指的是以严密的法规堵塞官员以权谋私的通道，用严厉的惩罚警示后来者。有的国家规定，官员不得接受同自己权力相关的企业家的宴请，不得在本政府部门以外接受或报销差旅费。还有的国家要求警察必须写日志，除家务之外的公私事情必须分小时详细记载，供人事部门定期查阅，隐瞒或撒谎要受严厉惩罚。还有的国家规定，每个官员每年至少被跟踪侦察一天，检查是否有违规或不道德行为。多数发达国家对官员收受礼品的价值上线有明确规定，并对公众举报官员腐败设立奖励措施。新加坡的CPIB，香港的ICAC都是专门从事侦察官员腐败的独立机构。美国的FBI虽然不是专门的反腐败机构，却也相当独立，还拥有奇特的诱导官员犯罪权。世界上有无数措施可以“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的机会”，大多为各国学界和政府研究部门所知。不做有关规定的国家极少，出于无知而未做规定的国家更少。有意避免制定有效规定的国家不少，做了规定却故意不制定严厉惩罚措施者最多。

对以权谋私的“惩罚措施”一般指的是驱逐出政府机构，永不录用。有人会认为这“太过严厉”。人民公仆利用职权偷人民的钱或许不算什么，但让人民对政府丧失信心就不是小事了，这是国家民族败亡的主因。况且，驱逐出政府并非酷刑，只不过使之回归百姓的生活而已。还有人认为，规矩太严格，从此无人敢为官。其实，世界上缺什么也不缺政府官员。想无私奉献却报国无门者多矣，在中国尤其多。官府代表荣誉和地位，经常“人满为患”，不要工资都难进，怎会缺人?低素质、但廉洁奉公的官员，比高素质、却贪污腐败的官员强得多。概言之，治理腐败的政策手段有无数，但万变不离其宗，都可以归入上述三类。分权制衡约束公权，是外在的结构性措施，旨在预防。高于一般百姓的道德水准削弱官员的私欲，是内在的修养措施，旨在官员的自我约束。严密的法规切断公权和私欲的联系，是对结果的惩罚措施，亦在警示后来者。

腐败不难治理，大国、小国、穷国、富国都有在一夕之间控制住腐败的范例。正因为控制腐败与控制老鼠一样容易，在多数国家的多数时间里，腐败并不是公众最关心的问题，也不构成重大政治问题。

三.政治体制与腐败

既然治理腐败并不难，为什么一个政府会容忍腐败肆行无忌，拒绝采行有效的反腐政策?为什么清官总是变贪官，使贪官生生不息?为什么在一些国家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政策，在另一些国家却效果不彰?为什么反贪系统在香港和新加坡都能起关键性作用，但在我们这里却成了腐败的一个新来源?显然，个人的力量难敌制度的力量。反贪政策的制订及效果决定于政治体制。

上文提到，反贪的政策手段只有三类：(1)限制官员掌握的公权力;(2)降低官员谋私利的欲望;(3)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的现实机会。

政治体制与三类反贪政策手段的关系非常密切。反贪政策及其有效性决定于政体，取决于政体里法治成分的高低。

法治政体决定反贪政策及其效果

在市场经济时代，当谋私利成了“理性”，官场的传统纲维岌岌可危，分权制衡也就成了控制腐败的最根本、最有效手段。“权力导致腐化，绝对的权力绝对会导致腐化”。

分权制衡是法治政体的核心原则及基本特征。法律不能自行，法相对于政府的权威是靠官员之间的制衡来支撑的。制衡首在分权，主要是司法和执法系统的独立;其次是分立的权力机关要有一定程度的功能重迭，使其相互掣肘。司法和执法系统是相对中立的机构，它们的产生和运作不依赖执政者的意志和社会集团的利益。作为独立的权力机构，司法和执法系统的生命在于忠实法律。分权制衡的政治体制拒绝任何官员或政府部门拥有绝对权力，从而使法律拥有至上权威。

在市场经济时代，缺少分权制衡的政体必然使反腐败的法规形同虚设，反腐败法规反而会成为政府缺少诚信的证据。同样是反贪局，在集权的政体下不可能成为独立机构，于是反贪局就有成为帮贪局或贪污局的明显机会。

法治政体与官场道德是什么关系?民本主义是官场道德的核心，讲究“两袖清风”地“为人民服务”。道德要求是所有政体都拥有的特征，但缺少分权制衡的政体比其他政体更依赖道德要求来维持廉洁。例如中国的传统政体，以德治国，非常倚重官员的道德修养，也就是依赖官员的自律。在非市场型的经济体系里(比如计划经济、自然经济、“道德经济”)，私利远不如在市场体系里那么重要，以德治国的政体当然是可能的。在传统中国，以德治国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传统中国不仅以自然经济为基础，而且阶级划分不明显，阶级斗争不激烈、不重要。我国学者经常指传统中国政体是“外儒内法”，其实是外法内儒，儒家之道德精神乃是支撑我国传统政体两千余年不堕的根本。在计划经济条件下，官员的共产主义道德是共产党廉洁执政的根本。

道德是法的来源，弹性却比明确的法律大得多。道德标准的弹性导致官员的行为准则相当模糊，弹性极大。在德治政体里，一旦官场的道德纲维崩溃了，就会出现自上而下的贿赂公行，鬻爵卖官，剥民剖地。

无论如何，民本主义的我国，要求官员必须拥有高于一般民众的道德水准。这是中国官场的纲常。

在市场条件下，对官员较高的道德要求必须法律化，要以法治为根基。今天，较高于公众道德的官场纲维，体现为对官员的法律歧视。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官员不在“人人”之列，官员的法权低于一般人民。官员的层级越高，法权就越少。在市场条件下，怎样才能实现这种法律化了的道德要求呢?只有法治政体才可能。有了分权制衡的法治政体，官场的道德纲维才有根基。道德与法律和执法脱节，那就不仅没有效果，而且极可能成为谋私的外衣，使人民加倍感到官场缺少廉耻。

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的机会，指的不过是一些惩治腐败的法规，以及这些法规的有效实施。法和执法也是所有政体都具有的特征。然而，在人治型的政体里，有了相关的法规却经常不能有效实施。没有分权制衡的体制，法规就没有权威，就不可能有效。法规的有效性取

决于分权制衡，特别取决于司法机构和执法机构的独立性。不受外部舆论和其他权力机构干扰的机械性执法是执法必严的关键。也就是说，在市场经济时代，法治政体不仅直接控制腐败，保障官场的纲维，还是减少公权与私利结合机会的根本保障，是各种严厉法规的保障。当法规不能得到执行，当惩罚条例的适用对象因人而异，制定这些法规就毫无意义。有法不依比无法可依还要糟糕，是为最恶劣的违法行为敞开大门。

因此，反腐败政策与政治体制密切相关。更准确地说，反腐政策与政体里的分权制衡制度相关，也就是与法治成份相关。法治程度越低，反腐政策的空间越小，政策的有效性越低，腐败的程度就越高。法治程度越高，反腐政策的空间越大，有效性也越高，腐败程度就越低。

第五篇：形式政策

“三农问题”是指农业、农村、农民这三个问题。实际上，这是一个从事行业、居住地域和主体身份三位一体的问题，但三者侧重点不一，必须一体化地考虑以上三个问题。中国作为一个农业大国，“三农问题”关系到国民素质、经济发展，关系到社会稳定、国家富强。中国的国民经济发展潜力巨大，且不论质的提升，仅从量上考察，中国的重大经济问题都依赖于农村、农业，农民问题的突破。“

农业问题主要是农业产业化的问题。市场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根据市场配置资源的经济形态，农业的购销体制不畅是农业不能快速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农村问题突出表现的一个问题是户籍制度改革。以往户籍制度形成了城乡之间经济发展、文化水平的较大差异。这种户籍制度在今天已经受到理论界的一致质疑。各地纷纷提出改革户籍制度，进一步解放农村剩余劳动力。农民问题可以分为素质和减负两个问题。农民素质问题，主要是指文化素质。对于农民问题的另一个重大问题：减负问题，党中央国务院再三强调要减轻农民负担，但个别地方“令不行禁不止”：农民负担照原样，引发农民抗交国税和集体上访等事件发生。三农问题是关乎国家稳定的大问题，如若解决不好，会给国家的长治久安带来巨大的挑战，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在于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切实保障粮食等主要农产品供给。粮食始终是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的基础，任何时候都不能出现闪失。必须始终坚持立足国内，实现粮食基本自给。支持粮食生产的政策要向主产区倾斜，对粮食大县的财政奖励力度要进一步加大。二是要促进农民持续增收。解决农民收入问题，最重要的是扩大农民就业。既要挖掘农业内部的增收潜力，积极发展特色农业、生态农业和旅游观光农业；又要拓展农村二三产业的就业增收空间，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和增收机会。三是加强农村基础设

施建设。统筹城乡发展，必须加快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步伐，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差距。四是协调推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要合理把握城镇化的速度，积极稳妥引导农村人口转移。使城镇化与经济社会发展相适应，努力形成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良性互动、相互促进的局面。五是继续深化农村改革。家庭承包经营为基础、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具有广泛的适应性和旺盛的生命力，深受农民欢迎。在家庭承包经营的基础上，可以发展多种形式的土地规模经营。

对于如何解决三农问题，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要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在指导方针上，要确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相互促进、协调发展的全局意识。在发展模式上，要扭转局限在“三农”内部解决“三农”问题的思维惯性。在发展战略上，国家政策要向农村基础设施倾斜，向农村社会事业倾斜，向农村基层公共服务倾斜，给农村更大的发展优势；

二是进一步调整优化结构，加快推进农业的市场化、产业化和标准化生产。要大力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搞好产业布局规划，促进形成优势突出和特色鲜明的产业带，同时发展农产品精深加工，延伸农业产业链和扶持壮大龙头企业，培育知名品牌，而且要多元化开拓农产品销售市场，同时加强相关配套设施的建设

四是正确处理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的关系。全国总体上已进入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的关键时刻，要科学规划，合理布局。统筹安排城镇各类资源，综合部署各项建设，完善城镇功能，提高可持续发展能力，同时要搞好城镇的特色定位，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五是要加快实施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和农村经济的发展真正转到主要依靠科技进步和提高农民素质的轨道上来，加速科技成果转化，不断提高农业的科技含量。

综合分析以上内容，我们不难发现，解决三农问题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需要我们大家的共同努力，当中国解决的这个困扰中国的大问题之后，相信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将指日可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