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村社会人力资源反哺论的运作机理

第一篇：农村社会人力资源反哺论的运作机理

农村社会人力资源反哺论的运作机理

解安

要破解“三农”这一巨大难题，必须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政治优势，反哺农村。实践已经证明，仅仅依靠资金、技术等生产要素的反哺是远远不够的，因为“人”才是所有要素资源的核心

城乡二元结构下人力资源的持续单向流动将使各种资源过度聚集到城市，造成农业、农村的凋敝和城市资源过剩，进而可能会引起经济停滞和社会崩溃。这是市场失灵的表现，这时就要运用其它机制缓解或纠正这种趋向。事实上，到工业化中期阶段（以人均GDP达到1000美元为标志），由政府主导对农业进行补贴，对农村进行“反哺”，这在国际上已成为一种通例。笔者认为，“反哺”的核心应该是“人”的多予，即人力资源反哺。

人力资源反哺运作机理展开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强制型制度变迁与内生性制度变迁有机结合的过程。它需要一系列的步骤，更需要监督与激励机制做保障，才能从根本上化解“三农”难题。

人力资源反哺的运作机理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步建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上工业化、城市化的发展取向，形成了人力资源从农村向城市单向流动的制度背景，造成了比较顽固的路径依赖，使人力资源的单向流动成为一种难以逆转的趋势，从而带动大量资源流向城市，引发“三农”问题的恶化。虽然当前中央政府大力加大对“三农”的投入，但是，对“三农”已有的投入效果并不显著，并且资源从农村流向城市的大趋势仍未扭转。

要走出这种路径依赖造成的困境，就需要引入外生变量，以打破原有制度运行轨道的锁定状态。而人力资源反哺的运作机理，可以使这一外生变量有效地发挥作用。即根据农民实际需求，由政府主导，通过下派干部等方式向农村导入优质资源的人力资源反哺运作机理可以作为打破路径依赖的外生变量而有效地扭转资源单向流动的趋势。人力资源反哺运作机理展开的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制度变迁的过程。根据新制度经济学，制度变迁可以分为强制性制度变迁和诱致性制度变迁。仅仅依靠利益导向的诱致性制度变迁会导致制度供给不足，不能适应社会发展的需求。而强制性制度变迁由于集团利益冲突、政府有限理性等原因往往会导致制度供给过量或供给偏差，不能建立有效的制度。有鉴于此，人力资源反哺的运作机理，是充分发挥政府的强势主导作用，同时注意对接制度变迁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即通过农民需求引致的强制性制度变迁来达到有效的制度安排。这种安排，是由政府法令引起的制度变迁，但它在具有强制性的同时又能够体现由需求和利益引导的诱致性变迁机制，是政府与市场结合的产物。从而，能够达到较好的制度绩效。

诱致性制度变迁是在需求的呼唤下逐步磨合而完成的，能够很大程度避免或减少新制度与现有社会环境的不适应。而政府主导下的制度变迁是由政府从外部导入外生变量引起的，可能会存在与原有社会环境不兼容、不适应等问题，为避免或减少新制度运行中出现的问题，在新制度实行前，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实际因素，在必要性和可行性的基础上系统地提出新制度运行的机制并根据实际情况及时调整。

人力资源反哺的地方实践

自1999年始，福建省南平市委、市政府直面农村普遍存在的环环相扣的“五个结”：滞后的科技服务、乏力的农业投入、难以适应市场的农民、断层的领导

体系、农民对民主法制的期盼与实现的差距。通过行政力量的推动，以下派干部（科技特派员、村支书、企业助理、流通助理、金融助理）为载体，迁移党政工作重心，整合资源（科技、人才、金融、信息、管理等关键要素）导入农村、反哺农业，激活基层经济细胞，形成“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作”的新机制。这“五路特使”是结合在一起的、是几方面的人力资源的整合，形成的是一种合力，不是单枪匹马，恰恰符合农村全方位发展的需要。其结果，促进了农民增收和基层民主政治建设，使农村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与生态得到了全方位发展。

南平市在人力资源反哺过程中总结出的“高位嫁接、重心下移、互动联动、一体运作”这四句话，道出了人力资源反哺运作机理的核心。虽然中国之大、且发展具有非均衡性，但人力资源反哺的运作机理具有区域差异的普适性。

政府成立领导机构。在开展工作之前，首先应成立由党委和政府统一领导，以组织人事部门为牵头单位，以科技、农业、金融、工商、通信等部门为成员单位的人力资源反哺工作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和协调政府各部门支持、参与本项工作，保证工作的统一和顺利开展。

政府需准确了解农民实际需求。在下派干部前，政府应派人赴拟下派干部的村庄深入调研，从农资购买、农业信息、农业技术、农产品销售、生产资金、基础设施、文化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全方位了解农民生产生活中的困难，汇总列出本行政区域各村（镇）农民的实际需求和农民最迫切希望下派的人才类型。这一步至关重要，直接关系到下派干部能否充分发挥作用，切实有效解决农村农业农民问题。

针对农民需求，选派适当的人才。根据调研结果，面向全体政府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招募拟下派干部，采取个人自愿报名、单位推荐、组织审核的办法，根据

不同村（镇）农民的实际需求，择优选派能够满足农民需求的人才。主要体现两大机制，即“高位嫁接”和“重心下移”。“高位嫁接”就是把较高层次的生产要素和文明成果通过较高素质的人才充实到农村一线，与农民的需求直接对接，引导和提高农民，实现“三农”质的提升；“重心下移”就是通过人才的派遣和组合，实现党的政策在农村的落实，并引导各种资源向农村流动，切实解决当前政府农村工作中存在的“皮球论”即“浮在水面、不能下沉”这一尖锐问题。这里，应注意避免“近亲繁殖”，实行“异地下派”，即尽量选派与下派村没有任何瓜葛的干部，以保证下派干部在工作中的公正性、权威性、有效性。

将各种优质资源进村、优化配置。下派干部进村带给农村的不应仅仅是“人”，而是以下派干部为核心，以其原单位和人力资源反哺工作领导机构为后盾，包括资金、技术、信息、管理、人脉等资源在内的能够满足农民需求、解决农村实际问题的一个“资源种子”——起到既“授之以鱼”又“授之以渔”的作用。下派干部与农民互动。下派干部在驻村期间应积极寻找切入点，以农民实际需求为导向，在开展诸如引进大量资金和先进技术、改造农村基础设施、改进农村民主治理等方面工作的同时，可以采用典型示范等手段使农民看到实实在在的好处，调动农民主动性，吸引其主动向下派干部寻求致富方法等，从而达到下派干部与农民互动交流、互相学习的生动局面。通过在生产实践中手把手的互动和对农民进行有针对性的农业技术等方面培训，使农民自身的科学文化素养、劳动技能和学习能力得到提高，能够自强自立，形成以农民自身为核心的新生的或改良的“资源种子”，发挥其自身在新农村建设中的主体地位和作用。

以“下派干部”为纽带，形成各方“合力”共同促进“三农”发展。这里体现的是“互动联动”和“一体运作”的机制。“互动联动”就是推进城市与农村、机关与基层以及科技、资金、市场等互相作用联合行动，形成推动农村发展的合力；“一体运作”就是围绕农村发展的实际，实现进入农村各种力量的整合，互相支持、互相配合，调动和发挥各方的积极性打总体仗。通过行政力量的推动，前移党政工作重心，整合资源导入农村，激活基层经济细胞，强制型制度变迁与内生型制度变迁相结合，外力与内力相互动，让人力资源反哺机理充分展开，从根本上破解“三农”难题。

如何避免人力资源反哺“异化”

由政府主导的制度变迁一般具有强制性和突变性，在实施中可能会出现偷懒等导致制度绩效打折的问题，所以需要有配套的强有力的监督和保障机制。监督与保障机制是贯穿人力资源反哺运作机理整个过程的重要辅助机制，是整个体系有效和顺利运行不可或缺的保证，对充分发挥其效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监督机制。任何完善的工作机制都应包括反馈和监督机制，以便为工作人员提供工作动力、保证工作效果。根据中国的现实情况，为避免人力资源反哺机理在运作实施过程中的“异化”，建立以农民为监督主体，以政府为考核主体的上下结合的监督机制是极其必要的。

农民对下派干部的监督，应着力弘扬民主精神。可以利用村“两委”换届召开村民（代表）大会（如有必要也可单独召开）等机会，由参会村民为下派干部投票打分并指出其工作中优缺点，民主评定其工作成绩。由于下派干部与本村村民没有私人亲友关系，所以村民民主评议基本上能够真实反映出下派干部的工作成绩。还可以在村及各级政府设立意见箱，设立监督投诉热线，建立网络意见箱等意见反馈和监督渠道。

政府对下派干部的考核由人力资源反哺工作领导机构统一领导，其下属的考核工作小组具体执行，主要依据村民民主测评结果和村民意见，同时通过实地检

查、被考核人述职、原单位评议、投诉统计等途径全方位对下派干部工作情况进行考核与评价。

保障和激励措施。政府在选派干部时，应注意为下派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待遇提供保障和激励措施，以利益引导的方式吸引优秀干部报名参加并热心扎根农村、服务农民。

首先，政府应保证下派干部在下派期间原编制、级别、职称、工资不降低；为下派干部发放交通、通信、食品等生活补贴；根据下派工作考核结果优先提拔和奖励下派干部；对下派干部家属在教育、就业、生活等方面给予一定优待；等等。如此，方能吸引优秀的干部报名参加下派工作，保证下派干部在下派时能够安心工作，免除后顾之忧。

其次，政府应协调好财政、金融、科技、农业、交通、工商等部门以及下派干部原单位随时准备为下派干部的工作提供强大的后盾和支援，从资金划拨、项目审批、技术支持、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强有力地支持和帮助下派干部开展工作，使下派干部能够充分施展才能，实现自身价值。

再次，政府可以鼓励下派干部发挥自身长处，以技术、资金入股与农民合伙经营创办农业生产、农业社会化服务、农产品加工销售等合作社或企业，建立下派干部与农民密切合作的“利益共同体”，使下派干部在为农民服务的过程中能够获得一定物质利益，从而调动农民和下派干部双方的积极性，以利益引导的市场机制吸引下派干部扎根农村，热心为农民服务。

第二篇：人才反哺农村激励机制探析

人才反哺农村激励机制探析

【摘要】农村人才资源的匮乏使得农村经济发展缓慢,迫切需要一批高素质人才推进农村经济发展,如何吸引外来人才、留住优秀人才对于农村的持续发展尤为重要。本文在分析我国农村人才现状、农村人才激励存在问题的基础上,以激励理论为指导,同时结合我国农村实际,提出健康、和谐的农村人才激励机制的总体思路。

【关键词】农村建设 人才引进 激励机制

人作为生产力中最活跃的因素,发展现代农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关键就在人才资源,然而农村人才资源的短缺已成为新农村建设的瓶颈。而更为严重的是,农村缺少吸引优秀人才、留住优秀人才和发挥优秀人才作用的良性机制。如何吸引、留住优秀人才、激发人才资源的活力,最大限度地发挥人才作用,做到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加强人才激励机制的建设是关键环节,这正是本文试图探讨的问题。

一、我国农村人才资源现状

1、农村自有劳动者整体素质偏低,外来人才少

新农村建设需要大量人才资源的支撑,这些人才一部分来自农村本土,即产生于农民,另一部分则要从外部引进,如大学生“村官”、科技特派员、农业专家和科研人员等。但从现有情况来看,农村本土的劳动力资源虽很丰富,但很多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农民都大量流向城市,这使得农村现存劳动力的文化程度还比较低,包括文化知识水平和文化知识的使用能力都非常低。要提高这一部分劳动力的素质是一个相对漫长的过程,同时也必须有一批高素质的优秀人才来起带动作用,因此,建设新农村的当务之急是引进一批优秀的人才,以逐步带动农村人才整体素质的提高。虽然近年来出台了不少政策鼓励人才下乡支持农村发展,但受诸多因素的影响,很多优秀人才都不愿意选择农村,更不愿扎根农村,农村现有外来人才的存量还是相当少的。

2、农村人才流失现象严重,且仍在持续

农村的劳务输出被称为脱贫致富的新型产业,实践也证明劳务输出是南部山区贫困村农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最直接有效的方法,因此很多农村特别是偏远和贫困地区的劳务输出力度还在逐年加大,稍有文化、有技能的青壮年农民基本上都实现了劳务输出。全国政协委员邵国培表达了自己的忧虑:“现在每次到农村去,都痛感农村空了,青壮年走了,留在农村的多是老弱妇幼。城乡之间的人口流动,只有进城的单向流动,这种人才状况怎么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从长远来看,农村劳务输出将使城乡经济差距越拉越大,农村人才的流失严重阻碍着农业和农村现代化发展的步伐,对农业经济和农村经济社会的发展都是极为不利的。因此,吸引并留住人才,构建一支稳定而健全的人才队伍来发展现代农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不容忽视的。

3、农村人才结构不合理

受农村经济发展水平、交通条件、自然条件等影响,农村所需的人才类型有

一定范围限制。《农村·农业·农民》杂志执行总编认为,中国农村最需要的人才有四类:财富型人才、知识型人才、营销型人才、市场管理型人才。本文也赞同这一观点,但本文认为财富型的人才不仅要有丰厚的资本还要有投资的意愿,而知识型人才不仅仅包括具有农业技能的专业人才,还包括金融、保险、医疗以及法律等专业的人才。从目前的情况看,很多激励措施都鼓励农业技术人才和农业经济管理人才下乡,特别是管理型人才,据不完全统计,到2008年底,全国在任大学生村官总人数已达到13万人以上,而金融、保险、医疗及法律专业方面的人才却很少。这种不合理的人才结构是不利于农村经济和谐发展的。

农村外来人才少,优秀人才难以引进且流失严重,一些行业专业人才缺乏,究其原因还是激励机制不完善所造成的。一方面由于没有建立良好的激励机制,很多优秀人才不愿意到农村,更不愿意留在农村扎根;另一方面由于激励措施没有到位,使得有些人才根本没有激情施展自己的才华,导致人才对农村发展的推动作用不能充分显现。因此,我们必须构建良好的人才激励机制,把农村人才的激励工作提到战略高度,吸引并留住更多优秀的人才,为农村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注入新鲜的血液,奠定坚实的基础。

二、我国农村人才激励的具体措施

美国心理学家维克多·弗隆姆(Victor H.Vroom)的期望理论(expectancy theory)认为,人是有思想的、有理性的,人们的需要、目标、期望决定了激励的程度,也就是说,只有当人们有需要,并且有着达到目标的可能性时,积极性才会比较高,激励水平也比较高。因此,要让优秀人才“下得去、待得住、干得好、流得动”,就要建立合适的激励机制,满足他们的需求,才能较好地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1、构建内容丰富的精神激励

(1)给以情感上的温暖。一些优秀人才来到农村会有心理上的落差,首先得给他们情感上的温暖。一方面,他们来到农村之前,各级领导要给他们以鼓励,到了农村之后,各级领导也要经常对他们的工作和生活表示关怀,定期或不定期的找他们了解一些情况,包括所取得的成绩或者遇到的困难,特别是要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困难。另一方面,要给他们一个温暖的生活环境,让他们觉得身边的每一位都是他们的亲人,自己就是农村这个大家庭中的一员。通过各方面的关爱来稳定他们的情绪,让他们觉得在农村工作是快乐的。

(2)强化责任感。较强的责任心是激励人们努力工作的动因,强化责任感可以通过外部施加压力来实现,比如制度监管,但是这种从物质上、精神上多方面进行约束的方式,是一种强迫人们尽职尽责工作的手段,容易给人们带来较大的心理压力,最后可能会适得其反。对于支持农村发展的这一相对特殊的人才群体,要他们能自我驱动强化自身责任感会更好。首先,要给他们充分的权力,有了负责任的权力,再给他们压担子,他们自然就不会抗拒了;其次,帮助他们做好职业生涯规划,帮助他们规划好未来的人生蓝图,让他们明确自己的发展目标,这样就可能进一步增强他们的责任意识。

2、构建个性化的环境激励

(1)提供良好的工作平台。农村的工作环境和城市有着很大的差异,特别是初

次来到农村的人才,可能会因为对农村的诸多问题不了解,对很多事情无从下手,或者说心有余而力不足,最后只好撒手不管。因此,对于来到农村工作的人才,特别是农业技能型人才和投资型人才,首先必须有一个能让其充分发挥才能的舞台。对于农业技能型人才,他们不仅要发挥自己的技能优势进行农业生产或科研,还要带动全部农民提高农业技能,这没有大量的具有规模的农业项目、实验基地以及农民们的广泛配合是难以实现的。而对于投资型的人才来说,大量的农业项目和政府的相关配套措施是必不可少的。

(2)营造和谐的工作氛围。根据马斯洛(Abralana Maslow)的需要层次理论(Hierarchy of Needs Theory),人才的尊重需要和自我实现的需要是高层次的需求。任何人都是需要得到尊重的,对于来到农村的人才,本身心理上可能就有一定的落差,就更需要被尊重。来到农村,主要工作对象和工作伙伴是农民,面临的主要问题也是农民的问题,农民们虽然淳朴善良,但也不乏蛮横不讲理的群体,不能让优秀人才初来乍到就受挫。因此,良好的工作氛围尤其重要。首先,营造心情舒畅、和谐融洽、奋发向上的工作氛围是必要的,特别是要增强农民群体对引进的优秀人才的凝集力、感召力和这些人才对农村的归属感和认同感。其次,要尊重人才的意见和行为方法,用他们自己认同的目标、理想、信念等精神因素激发他们工作的主动性、积极性和创造性。

(3)营造温馨的生活环境。思想轻松,工作才能愉快。农村的娱乐设施相对比较少,紧张繁忙的工作之余也许只能独自在家里“自我放松”,这对于工作减压可能没有太大的帮助。对于在农村工作的人才特别是只身一人在农村工作的人才,家庭的温暖和组织的温暖是同等重要的,因此,经常组织一些以家庭为单位的集体娱乐活动非常有必要。农村作为一个天然的大生态园是很多城市工作人员可望不可及的,那么来到农村的这些人才正好可以充分利用农村的现有资源开展一些原生态的娱乐活动。

3、构建有竞争力的薪酬激励

(1)有竞争力的薪酬水平。农村难以引进并留住优秀的人才,除了农村没有好的发展前景之外,最为关键的原因还是很多农村的贫困让优秀人才望而却步。为了吸引大量的优秀人才到农村带动农村经济的发展,薪酬水平的高低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因素。首先,对于初次就业来到农村的人才,其薪酬水平要和邻近城市工作人员的平均薪酬水平相当。其次,对于职称高的、经验丰富的人才,其薪酬水平应该比原来工作单位的薪酬更高,同时还要略高于同级别的城市工作人员。人才来到农村,在工作生活环境、发展前景等方面处于相对弱势,用物质来弥补也不愧为一种好的选择。

(2)确定适当的加薪因素。影响工作人员加薪的因素无外乎个人基本素质和资历、他人评价及行业标准、员工工作表现等三大类。要想在最大程度上激励优秀人才为农村发展作出贡献,必须确定适当的加薪因素。首先,工作年限即资历应该作为首要考虑的因素。农村吸引人才难,而留住人才则更难,随着在农村工作年限的增加,薪酬水平要体现出大幅度的提升,这样才可以吸引人才扎根农村为建设新农村服务。其次,广大农民的评价也可以作为是否加薪和加薪多少的重要依据,但对于来到农村工作的这些人才,一方面不能打击他们的积极性,以尽可能扩大加薪面和加大加薪幅度为原则,不一定非要评价为优秀才能加薪,只是不同等级的评价加薪的幅度应该不同;另一方面,对于无所作为的应该果断的予以辞退,不能因为人才的缺乏和难以引进就姑息。最后,工作成绩是不能忽视的一个重要

因素。对于工作积极性高、工作成绩突出的人才不仅要给予特别的奖励,还要大幅提升薪酬水平,以激励他们长期为农村经济发展而努力工作。

要使大量的人才流向农村支持农村经济的发展,建立有效的人才激励机制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应该加强对农村如何引进和留住人才的研究,通过激发人才到农村工作的热情,激发他们在农村工作的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对农村经济的带动作用,加快我国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步伐。

第三篇：让劳务输出反哺农村发展[定稿]

让劳务输出反哺农村发展

贵州省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研究基地

贵州既是一个农业大省，也是一个人口大省，农民人均不到一亩耕地，农业以粮食种植为主，农民收入主要靠粮食生产，增收渠道单一。要在贫困地区实现经济社会又好又快的发展，按照常规思路已很难筹划。1987年，时任贵州省委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多次调研后明确指出：向省外输出劳务，要认真总结经验，坚持下去，闯出一条路子来。20年来，历届省委、省政府把劳务输出作为加快发展的重要途径，纳入扶贫工作的整体框架，积极探索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路子，使全省的劳务输出工作不断开创新局面。目前，劳务输出已成为全省经济社会发展和农民脱贫致富的重要支撑。一批批外出打工者带着资金与技术回乡创业，成为贵州新农村建设的有生力量。

总结20年来贵州省劳务输出的成功经验，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提高认识，明确发展战略。上世纪80年代中期，贵州一些干部群众对农民外出打工存在许多疑虑。针对这种情况，省委省政府运用多种形式教育县乡党政干部，使他们充分认识组织农民外出打工对发展农村经济的重要性。同时，省委省政府组织力量在全省农村营造打工光荣的氛围，大力宣传外出打工增收的事例，帮助解决外出打工人员的实际困难，调动他们外出打工的积极性。另外，省里还根据农民外出打工遇到的新情况采取新对策。如在新世纪初，农民工维权问题凸现。为了维护外出务工人员的切身利益，省委办公厅组织10多个省直部门的干部，分头到全省9个市、州、地深入调查农民工问题，同时在省和各地县成立了农村劳动力转移工作部门联席会议制度，协调解决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组织、培训和维权等方面存在的问题。

加强领导，责任落实。在上世纪90年代初，省委省政府就成立了省劳务输出工作领导小组，各地县也相继成立了相关领导机构，负责劳务输出的协调

工作。从2005年开始，省委省政府又明确把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和培训纳入各地、县、乡党委和政府的目标责任考核，地县又将这些指标分解到政府有关部门，层层落实，做到年初有计划、有措施，年中有检查，年末有总结。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还在全省各乡镇建立了劳动保障站，对各村劳动力造册登记，注明外出务工人员的年龄、学历、特长等，以随时掌握劳动力的流向。这些都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提供了组织保证。

规范培训，跟踪服务。跟随亲友自发外出打工，是贵州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初期的一个特点，但是长此以往，农村劳动力的素质便难以提高。省委省政府发现这些问题后，在1997年决定加大投入力度，对全省农村劳动力进行转移培训，推进农民工由自发转移向培训后有序输出转变。首先是统筹安排培训资金。从2005年起，每年在国家和省扶贫资金中安排5000万元，专项用于培训10万名贫困地区农村转移输出的劳动力。其次是建立省、地、县三级培训网络。仅2006年全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就达30万人。第三是推行订单培训，保证培训就业率。2005年省扶贫系统的培训就业率超过85%，2006年阳光工程的培训就业率达92%。第四是搞好跟踪服务。许多县市在输出农民工集中地区设办事处，培训机构还经常派人到沿海用工单位回访农民工，了解他们的工作和生活情况，鼓励他们遵纪守法，苦练技术，勤奋工作，并及时帮助他们解决实际问题。

鼓励回乡创业。随着外出打工人员的增多和打工者年龄的增大，农民工回乡的越来越多。2005年贵州回乡农民工达86万人，占当年外出打工农民的16.6%。为了使返乡者有所作为，一些地县先后出台了鼓励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政策和措施。一是提供资金扶持。贵阳市早在2001年就制定措施，每年用30万元，扶持100名外出打工人员回乡创业，目前已扶持600名回乡创业者。二是进行技术指导。如各地农、林、畜牧部门，热心帮助回乡人员选择当地优势种植和养殖项目，传授种养技术，并及时为他们提供防疫治病等各种技术服务。三是总结经验。各地有关部门深入乡村调查，了解农民工回乡创业的情况，通过召

开大会，交流创业经验、表彰先进。省有关单位还联合编辑了《贵州省回乡创业一百例》，介绍这些回乡创业者的创业经验。目前，全省已形成了“外出打工光荣，回乡创业有功”的社会氛围。

无论是组织劳务输出还是组织回乡创业，都对贵州农村经济产生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一是增加了农民收入。据省农调队测算，2000—2006年全省转移就业的农村劳动力达3254万人次，如按年人均劳务收入5000元计，7年累计劳务收入为1627亿元。二是提高了农村劳动力素质。农民外出打工，更新了观念，开阔了眼界，找到了致富门路。大批外出劳动力源源不断地回到农村，又使农村劳动力的知识和技能结构得到提升与优化。三是带动了农村经济发展。如果说农民外出打工增加收入是加法效应，那么回乡创业则是乘法效应。农民工回乡后，一般都是选择开发当地有优势、市场有销路的种植业和规模养殖业，有效地改变了贵州以粮食生产为主的传统产业结构。据罗甸县调查，全县回乡创业的5526人中，有351户成为养殖专业户，有3940人投资种蔬菜、办果园。四是推动了城镇化建设。农民工回乡大都选择在小城镇创业，这就为城镇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创业者不仅带亲属住进小城镇，还吸引大批的农民到小城镇就业，使小城镇日渐繁荣。

20年来，贵州省坚持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探索与实践，给我们提供了重要启示：

首先，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要从农民自身需求出发。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是手段，增加收入是目的。随着制度性障碍的消除，农民的市场意识越来越强，哪里最能体现自身价值，就往哪里转移。尊重农民的选择是做好转移就业工作的基础。

其次，农村劳动力转移就业的方式多种多样。外出打工不是转移就业的唯一途径，回乡创业是农民工在长期打工中对资金、技术、管理、信息、理念与资源进行优化组合的行为，是农村劳动力在更高层次的转移就业。外出打工是

回乡创业的基础，回乡创业是外出打工的发展，应将两者统一纳入转移就业的工作范围，给予有力支持。

第三，农民工回乡不等于回家当农民。相当多的农民工回乡后在小城镇买房、开店、建厂、办公司，举家到城镇成为城镇居民。还有不少农民工回乡后发展特色产业，成为种养业专业户，不仅自己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还带动大批农民就地转为农业工人。

第四，农民工回乡创业有助于建设和谐新农村。农民工回乡创业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就地转移就业的机会，不但有利于农村经济社会的长期发展，而且有助于解决农村留守老人、留守儿童、夫妻长期分居等问题，促进了农村的和谐发展。

第四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村党风廉政建设工作方案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风廉政建设

和反腐败工作的工作方案

为了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大精神，十七届中央纪委四次、五次全会，十届省纪委五次、六次全会和地委、县委工作会议及全区纪检监察工作会议精神，按照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工作要点和责任分工的规定部门各负其责的要求，现制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农村基层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工作方案如下：

一、指导思想

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紧密结合县委反腐倡廉“制度建设年”活动，牢牢把握促进发展、改善民生这条主线，着力解决损害群众利益和影响经济发展环境的不正之风，优化农村基层管理体系及窗口服务质量，规范行政执法行为，提升办事效率，为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实现我县经济社会更好更快发展提供坚强保证。

二、工作方案

1、积极推进农村便民服务工作。大兴安岭行署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转发省人保厅《关于在全省行政村建立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站的通知》要求在全县行政村建立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站。按照文件的部署和要求，将在行政村建立

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站的工作纳入日程，精心安排部署，与各负责乡镇负责人召开了一次关于此次建站的研讨会议。制定了具体的工作方案。这次在行政村建立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服务站，不但可以使劳动保障事业的各种政策能及时落实到乡村，并还能加强乡镇机关效能建设，深化农村基层干部联系和服务群众制度。

2、建立健全监管机制。在各项补贴资金落实方面，开展专项治理，重点抓好强农惠农资金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农民利益，严格执行“家电下乡”和“汽车、摩托车下乡”等补贴政策，并对政策落实情况进行自我监督，自我检查，确保农民得到实惠。规范医疗保险费审核程序，实行工作人员责任制。加强社会保险基金的监管。重点开展对医保基金管理使用情况的专项检查，严肃查处社保基金分配、管理、使用过程中的违纪违法行为。

塔河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第五篇：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专题)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专题)

农民增收　重在治本

□王利文　谭炳才（作者分别为省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和副处长）

今年中央的一号文件，提出了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一系列政策措施，是继去年农民增收减负政策之后的又一重大战略举措，标志着农民增收从主要依靠政府减免、补贴向减免、补贴与促进农业形成内生

增长机制并重方向转变，昭示了国家治理“三农”问题由“治标”向“治标与治本结合”的重大变化。

当前，我省正处于工业化中后期以及建设和谐广东的新阶段，综合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具备以工业反哺农业、以城市反哺农村的条件和能力，在积极贯彻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基础上，我们要结合本省实际，提出进一步落实促进我省农民增收的治本之策。

增加对以农田水利基础设施建设为主的财政投入

今年，我国政府增加了对农业基础设施建设投资，计划投资７００亿元人民币，约占国家财政投资的１／３。我省以农田排灌为主的农业基础设施建设长期“欠账”，要调整我省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农业、农村财政投入，逐年提高预算内农业基本建设投资等财政支农资金的比重。

催生农民专业经济合作组织

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对专业合作组织及其所办加工、流通实体适当减免有关税费”，支持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鉴于目前我省农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缺乏政府有力的扶持和引导、很不规范的实际，建议加快我省地方法规的立法步伐，支持及规范专业经济合作组织的运作，确立经济合作组织的法人地位，对这些组织所办的加工、流通实体减免有关税费，保障合作经济组织的权益。

提高农产品加工能力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与农产品加工业发展滞后、产品增值低关系很大。我省农业龙头企业虽较内地发展快，但农产品加工水平依然很低。因此，必须加大农业招商引资力度，通过经济杠杆调低农业深加工项目进入农业领域的投资成本，提高农业资本的投资回报率；同时，培育带动千家万户的具有较大规模和影响力的深加工农业龙头企业和农民专业合作组织，加快供销社系统的改革与发展步伐，建立高效有序的产销体系，实行产加销一体化经营。

加大农民培训力度，提高农村科技贡献率

农民的收入水平与其科技文化素质呈明显的正相关。我省农村、农业科技支撑明显不足，劳动力素质偏低，据统计，２００３年我省农村农业劳动力中只有１０．４％的人受过专业培训。目前东西两翼和粤北山区仍有４００多万富余劳动力滞留在农村，无法适应产业技术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无法实现农村人口向城镇的转移。为此，要强化政府行为，统一规划，加大财政经费投入，建立健全农民科技教育培训体系和科技推广体系，提高农民队伍素质。同时，要加大实用适用技术向农村转移、应用、推广的力度，加快以中心镇为重点的农村科技集成镇建设，大力提高科技对城镇建设的贡献率。

开展土地适度规模经营

适度规模经营是发达国家处于工业化中、后期阶段农业发展的基本方向。我省开展土地适度经营的时机已经成熟，应加快步伐。其实现的途径，一是抽疏农村人口，用政府推力和市场拉力吸引农民到工业园区及城镇安居就业，转换农村人口户籍，转移农村劳动力，置换农村土地。二是调整、规范农村土地制度，在坚持土地集体所有权和不改变土地用途前提下，把土地承包权延长，长期稳定，吸引投资主体增加对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同时规范土地使用权依法有偿转让。三是在税费、投资、用地等方面出台鼓励土地集中经营的政策。

巩固农村税费改革成果，探索推进农村免费九年义务教育

昨天结束的全省农村工作暨深化农村税费改革会议透露，省政府决定今年起全省免征农业税。但农村税费改革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要巩固税费改革成果，必须实施综合配套的改革，如加大撤并镇、村、校力度，精简人员，减少行政开支；加大以工哺农的力度，调整财政支出结构，把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和农业生产补贴纳入公共财政框架，向农村地区提供农村义务教育、初级卫生保健、农村科技服务等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保障等。目前，实施对农民减负的配套改革最重要的措施是探索推进农村免费九年义务教育，这是以工哺农最直接的体现，是增加农民收入立竿见影的重大举措，对提高农民素质，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意义重大。

构建支持“三农”的长效机制

□罗必良（作者系华南农业大学经济贸易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重点是在“多予”上做“加法”

应该说２００４年的财政支农力度是前所未有的，这些支农政策的核心内容是补贴、减税。今年的中央一号文件进一步强调加大国家财政对“三农”的倾斜。如果说去年财政支农的重点是在“少取”上做“减法”，那么今年的重点则是在“多予”上做“加法”：

——２００５年，继续对种粮农民实行直接补贴，有条件的地方将进一步

加大补贴力度。中央财政继续增加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资金。

——中央和地方财政将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综合开发投入，新增资金主要安排建设高标准基本农田。

——２００５年国家科技投入将不断提高用于农业科研的比重，有关重大科技项目和攻关计划要较大幅度增加农业科研投资的规模。

——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新增财政

收入中设立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建设补助专项资金。

——加大政策性金融支农力度，增加支持农业和农村发展的中长期贷款。

——各级财政大幅度增加对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７０％。

从今年的一号文件可以发现国家政策的总体格局发生了重大变化，表明中央正加大力度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转变财政分配、资源配置向城市倾斜的政策，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向“三农”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在很大程度上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财政反哺农民的新时期。

解决“三农”问题的大环境正在发生深刻变化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这表明解决我国“三农”问题的大环境正在发生着三个深刻变化：

——中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重大战略机遇期到来，已经初步具备了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的经济实力，将更加自觉地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更加积极地支持“三农”发展。

——中国将在规划制订、体制改革、工作部署等方面进行必要的调整，把农村的发展全面纳入整个国家现代化进程。将科学规划经济社会发展，把农业和农村经济放在整个国民经济发展中统筹部署，把农村社会事业放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统筹安排，把农民增收放在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中统筹考虑。

——中国将努力消除妨碍城乡协调发展的体制性障碍，下大力气建立资源在城乡之间合理配置的市场体系，下大力气建立城乡社会事业和基础设施共同发展的运行机制，下大力气建立城乡经济社会相互促进、良性互动的有效体制。

用长效机制打造农业核心竞争力

应该说，给农民一些看得见的实惠，让农民暂时增收，相对容易做到。但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农业竞争力，让农民持续增收，就必须实施制度创新。新的一号文件出现了大量的“试点”、“改革”、“制度”类字眼，并明确提出将立法让国家重大支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彰显中央正积极探索建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

第一，提升农业核心竞争力。“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是２００５年中央一号文件的“关键词”。纵观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一国农业核心竞争力的大小，正是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强弱决定的。在去年我国农业出现重要转机的背景下，中央正着手建立粮食增产、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长效机制。如果说２００４年中央一号文件着眼于让农民直接减负增收，以“两减免、三补贴”为抓手，启动了城市资源施惠农村的历史转变；那么，２００５年中央一号文件则立足于使农业强身健体，以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为手段，开始打造农业的核心竞争力。

第二，建立稳定增长的支农资金渠道。中央提出下决心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在稳定现有各项农业投入的基础上，新增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要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逐步建立稳定的农业投入增长机制。文件提出将抓紧制订农村金融总体改革方案，明确金融机构在县及以下机构网点新增存款，用于支持当地农业和农村经济发展的比例。同时要求县域吸收的邮政资金要回流农村，等等。这些新政策，无疑将对县域经济特别是农村经济快速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第三，建立“三农”发展的制度保障。胡锦涛总书记在２００３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提出，解决好“三农”问题，是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２００４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确定，２００５年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放在整个经济工作重中之重的位置上；温总理在２００４年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说，解决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是我们全部工作的重中之重。第一个重中之重，从执政党当前的中心工作出发，提出了执政兴国、富农兴邦的新任务；第二个重中之重，解决了宏观经济政策必须侧重并突出“三农”问题的重要地位；第三个重中之重，把“三农”问题列为了政府的核心工作。“三个重中之重”，充分体现了“三农”问题在全国经济、政治大局中的战略地位，具有历史性的坐标意义。意味着中国开始进入一个“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新的历史发展阶段。

创新资源配置战略思维

□王冰（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经济部教授）

我国的国情决定了政府始终是农业投入的主导，财政对农业的支出是政府支农的主要手段。要从根本上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加大财政对农业的投入，根本的措施是要建立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机制。

小规模农户发展的“瓶颈”是资金

目前我国农村占主导的生产方式是土地在集体所有的总框架下农户使用和农户生产经营的小农生产方式，劳动力大量过剩，并且在近期内难以转移，即使在２０２０年农村实现小康，农业就业人口只占２０％的情况下，农村就业人数也高达１．５亿人，劳均土地也仅有１３亩，与发达国家人均数十亩以上的耕地规模比起来仍然达不到规模经营，仍旧难于取得规模经济效应。这样，小规模农户经营将会是我国较长时期内不得不认可和采用的农业经营单位。小规模农户发展的“瓶颈”就在于其缺乏资金。从我国财政对农业投入的长效机制上考察，结论是我国财政对农业的投入缺乏可持续性。而在小农经济规模难以在近期内消除的发展中国家，资金的缺乏是形成小农长期势单力薄，难以抵御风险和难以发展的致命弱点。如何建立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稳定的增长机制，就成为我国农业、农村发展的关键。

农村资源配置与农村经济作用不协调

在我国，财政对农业长期投入不足，产生政府当年重视，当年农业投入就增加，否则就减少的现象。农业投入的时起时伏，原因主要在于长期以来形成的我国产业资源配置扭曲的思维定势。在这种思维的导向下，农村只能是资源流出，不能资源流入，结果农村资源配置与农村经济作用不协调。就拿广东省来说，２００２年广东农业加上乡镇企业所创造的增加值占全省社会财富的２７．１３％，上缴的税收大于１／４，但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全省农业和乡镇企业得到全社会金融机构的贷款仅为３．８５％，得到国家及有关部门的扶持资金占全省财政支出总额的比重为２．４７％，两项加总为６．３２％。广东农业对国民经济的贡献与其资源配置是严重不对称的。２００４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标志着政府新的资源配置战略思维的建立。与此同时，２００４年政府加大了对农业的投入，对农业推行了“三补”政策，“三补”资金近１５０亿元。但这些政策措施缺乏较长的时效性。

通过法律手段把国家的重大支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

如果财政对农业的各项投入缺乏可持续性，就不可能从根本上扭转农村基础设施脆弱的状况，就不能使粮食增产，农民增收，更不可能谈到农业、农村的发展。

要逐步建立稳定的财政对农业投入的增长机制，其关键在于通过法律的手段，把国家的重大支农政策制度化、规范化，使政府新增的财政支出和固定资产投资切实向农业、农村、农民倾斜，并防止财政对农业投资的盲目性、随意性和波动性。因此，各级财政部门都要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法》的要求增加农业投入。中央和地方各级财政预算内每年用于农业支出增长幅度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幅度，每年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水平要高于上年财政支农支出的增长水平。另外，还要提高农业基本建设投资占国家基本建设投资的比重，对其不仅要在投资存量上作适当调整，而且要在增量结构上向农业基础设施进一步倾斜。唯有这样才能保证政府各级财政对农业投入的稳定增长，逐步解决我国的“三农”问题。

科技进步是根本出路

□张长生（作者系中共广东省委党校教授、广东省经济学会副会长）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以“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为主题，而要提高农业综合生产能力，根本出路在于加快农业科技进步，提高农业的竞争力。

从发达国家来看，随着农业科技的进步，农业生产率就逐步提高，农民数量减少，农民收入增多。改革开放以来，尽管我省农业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还没有完全摆脱“靠天吃饭”，传统农业的痕迹依然明显。从农业科技对农业生产的贡献率来看，发达国家为７０％左右，我省为５０％。从农业机械化、灌溉来看，发达国家已全面实现机械化、水利化，我省目前机耕率仅为３３％，有效灌溉面积占常用耕地面积的６２％。从农业科技成果转化率来看，发达国家为６０％～８０％，我国为３０％左右。正是由于我省农业科技水平低，造成农业竞争力弱、农民收入低。结合我省实际，加快农业科技进步，必须深化改革，增加投入，加快建立和完善农业科研投入、农业技术推广、种养业良种、农民培训等四大体系。

科研投入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

加快建立以政府为主导、社会力量广泛参与的多元化农业科研投入体系。一是要深化农业科研体制改革，建立农业科技创新体系。要改善农业科研机构设施条件和装备水平，搞好农业基础研究和关键技术的研究开发；要推动建设区域性的农业科研中心，推进区域农业科技创新。二是要增加农业科研投入，不断提高政府科技投入用于农业科研的比重。目前我国农业科研投入仅为农业ＧＤＰ的０．４４％，低于１％的世界平均水平。

探索农业技术推广的新机制新办法

加快完善农业技术推广体系。一是要按照强化公益性职能、放活经营性服务的要求，加大农业技术推广体系的改革力度。国家的公益性农技推广机构主要承担公益性服务；一般性技术推广和经营性服务，要按照市场化方式运作；要积极发挥农业院校在农业技术推广中的作用；鼓励、支持农业科技型企业发展，积极培育农民专业技术协会；探索农业技术推广的新机制和新办法，对农技推广项目实行招投标制度，鼓励各类农技推广组织、人员及有关企业公平参与技术推广。二是各级财政要加大对农业技术推广的财力支持力度，扩大重大农业技术推广项目专项补贴规模，认真组织实施“科技入户工程”，扶持科技示范户，提高他们的辐射带动能力，要增加引进国外先进农业技术的资金。

加强良种科技创新能力建设

目前我国农作物商品良种只能满足常年用量的３０％左右，农作物的育种工作基本上仍是建立在“近亲繁殖”基础上。今后要重点加强良种科技创新能力建设，强化种质资源保护与利用，完善种养业良种培育、选育、引育系统，推进良种繁育、推广应用的市场化进程，构建政府扶持与市场推进互动的种养业良种体系；要继续组织实施农作物种子工程、畜禽良种工程和水产良种工程；要继续引进国外优良品种。

造就观念新、技术好、懂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

美欧等发达国家规定没有农业专业的大学文凭是不能经营农场的。我省的“小学生农业”、“初中生农业”与发达国家的“大学生农业”的巨大反差决定了我省农业竞争力与发达国家现代农业的巨大差距。因此，要提高我省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增强其竞争力，必须以提高农民素质为基础。为此，一是要全面开展对现有农民的职业技能培训工作，开展针对性强、务实有效、通俗易懂的农业科技培训。各级财政要大幅度增加农民职业技能培训投入，采取补助、培训券、报账制等方式，努力提高培训的实用性和资金的使用效率，同时广泛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参与农民职业技能培训的积极性，造就一大批观念新、技术好、懂经营、善管理的新型农民。二是加快农业科研院所的发展，加快农业各类人才培养。三是增加农村教育投入，有条件的地方逐步统一城乡义务教育体制。要真正落实中央提出的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７０％。

全面提高　农民福利

□贺雪峰（作者系华中科技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教授）

今年中央一号文件强调“要落实新增教育、卫生、文化、计划生育等事业经费主要用于农村的规定，用于县以下的比例不低于７０％。”如何用好新增事业经费及各种中央转移经费来造福农民，是很值得讨论的话题。

解决“三农”问题的思路应拓展到提高农民整体福利上来

当前学界及政策研究部门的“三农”研究，大都围绕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作文章。农村税费改革六个字“多予、少取、放活”，归结起来就是要让农民增收。２００４年中央一号文件的主旨也是“千方百计促进农民增收”。因为农业长期被忽视，在农村税费改革减轻农民负担的同时，粮食短缺引发农产品的大幅度涨价，农民收入连续两年有较大幅度增加。不过，因为粮食增产很快就会改变供求关系，农产品涨价的空间有限。税费改革以后，农民的税费负担大为减轻，减负的空间也已不大。从长远来看，农民增收的主要渠道还是将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减少农民，扩大农业规模经营。但将农民从农业中转移出来，需要很长时间。因此，农民增收的速度，将长期低于整个社会收入增长的速度。

因为农民收入增长的速度低于整个社会收入增长的速度，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尽可能缩小农民与整个社会收入的差距，就应该成为解决“三农”问题的基础。但是，也正是因为农民增收空间有限，解决“三农”问题就不能局限于农民增收，而应该拓展到提高农民整体福利的思路上来。

农民福利来自农民对包括收入在内的各种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

收入水平无疑是衡量农民福利最为重要的尺度，但农民福利最终要落实到他们的主观感受，这种主观感受不仅与收入有关，而且与农民的人际联系、村庄认同、精神活动等关系密切。质言之，农民福利来自农民对包括收入在内的各种客观事物的主观评价。这样，我们就有较农民增收多得多的增加农民福利的办法。

在农民增收以外，提高农民福利的途径很多。择要说来，如改善农民居住环境，加强农民之间的社会交往，提高农民精神生活的质量等等。当前农村最为富余的是劳动力，最为缺少的是现金。如果可以将农民组织起来，调动农民的合作积极性，我们就可能由富余农村劳动力来做出也许不会被统计为农民收入、却可以提高农民福利的事情。

物质层面以外，可以组织农民开展与健康有关的文体竞赛，重建自己的文化生活，而不是让农民去观看电视中演绎的城市小资生活。这就可能让农民感受到自己作为自己生活中心的价值，让农民的主体性得以体现，让农民从自己的生活中发现美，而不是去羡慕城市有钱人的生活。

农民更苦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

不仅要让农民有以自己为主体的健康的文体活动，而且应该满足农民价值性的需要。村庄是农民生产、生活和娱乐的地方，也是他们祖先生活的地方，他们未来人生的寄托所在。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人生需要永恒，只有有了历史和未来，人们才会产生长远的人生预期，才可以应对漂浮的生活。中国农民的永恒是很物质化的，如果由老年人协会来主持编写村志，来记载村庄每天发生的故事，由村民在节庆纪念自己的祖先，有机会展望自己的未来，就可以为农民在快速变动的世界中找到一些稳定感，并因此提高他们的人生价值预期，增进他们的主观福利。

当李昌平说农民真苦时，今天中国农民的物质生活水平可能比中国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高。农民真苦是相对于整个社会的苦。除此之外，农民更苦于社会、文化地位的边缘化，苦于他们不能合作起来，增进相互之间的社会交往和彼此欣赏，他们不能在变动的世界找到稳定的意义和人生的价值。一句话，他们不能使用集体力量来获得属于自己的生活。

当前农村政策部门在考虑农村政策制定时，切切应该拓展思路，将越来越多的国家财政转移支付，使用到包括农民增收以外的诸多增加农民福利的事业上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