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李思佳诉西陵人保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李思佳诉西陵人保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
【裁判摘要】
一、根据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意外伤害保险属于人身保险，不适用财产保险中的“损失补偿原则”。
二、保险合同中有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在订立保险合同时，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理赔。
原告：李思佳。
法定代理人：李斌(系李思佳之父)。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西陵区支公司。
代表人：高萍，该支公司经理。
原告李思佳因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西陵区支公司(以下简称西陵人保公司)发生保险合同纠纷，由其父李斌作为法定代理人，向湖北省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李思佳诉称：2003年5月，原告之母在被告西陵人保公司为原告购买学生平安保险一份(该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被告未按规定出具书面保险合同。原告在泰康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宜昌中心支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保险公司)购买了相同类型的附加保险。2004年1月7日，原告因发生交通事故受伤，共花去医疗费 1313．90元。2004年3月，原告持医疗费发票原件到泰康保险公司进行了理赔。后原告持医疗费发票复印件及病历原件到被告处要求理赔，被告却以必须持医疗费发票原件方可办理理赔手续为由至今不予理赔。请求判令被告向原告支付医疗保险金 1313．90元。
原告提供以下证据：
1．被告单位工商登记资料一份，用以证明被告有权经营意外伤害保险业务；
2．保险费发票、宜昌市职业教育中心投保缴费清单及证明，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存在保险合同关系及被告未向原告出具书面保险合同的事实；
3．宜昌市公安局交警支队事故处理大队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及损害赔偿调解书，用以证明原告2004年1月7日乘坐摩托车发生交通事故并受伤；
4．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病历及医疗费收据，用以证明原告因交通事故受伤后就医，共支付医疗费1313．90元；
5．原告与泰康保险公司的保险合同条款及医疗保险金给付分割单和批单，用以证明泰康保险公司对原告的医疗费损失，除保险合同约定的50元免赔额外，已全部赔付。
被告西陵人保公司辩称：原告李思佳在我公司投保的学生平安保险中附加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一种财产性质的保险，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理赔，原告在已经获得泰康保险公司赔付的情况下，不能重复理赔。我公司要求原告提供医疗费原始凭证，是为了确认原告的损失是否获得赔偿，并对重复理赔行为加以控制。原告因交通事故受伤而支付的医疗费已经获得赔偿，我公司有权拒绝赔付。故原告的诉讼请求应当依法驳回。
被告提供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国寿学生、幼儿平安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用以证明原告发生的事故属于合同条款中所称的“意外伤害事故”。根据该条款，原告要求理赔，需提供医疗费等相关资料原件。
在庭审质证中，双方当事人对上述证据的合法性、真实性均无异议，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对双方提供的证据均予确认。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2003年5月7日，原告李思佳之母所在单位宜昌市职业教育中心在被告西陵人保公司为原告购买“学生、幼儿平安保险”一份(该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保险期间为1年)，并按规定交纳了保险费。2004年1月7日，原告乘坐李某驾驶的鄂 EA9821号二轮摩托车在本市城区发生交通事故，致使原告受伤，经宜昌市第一人民医院门诊治疗，用去医疗费1313．90元。因原告另在泰康保险公司购买四季长乐终生分红人身保险，该保险亦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事故发生后，原告持医疗费发票原件等相关资料到泰康保险公司要求理赔，该公司依保险合同为原告赔付医疗保险金 1263．90元(实际支付的医疗费1313．90元减去免赔额50元)。之后，原告持医疗费发票复印件等相关资料到被告处要求理赔，被告拒绝赔付。
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认为：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1．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人身保险还是财产保险。2．原告要求理赔，是否必须提供医疗费单据等资料原件。
关于第一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以下简称保险法)中所称保险，包括财产保险和人身保险两大类。人身保险是以人的寿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的保险。原告在被告处投保的“学生、幼儿平安保险”，是对被保险人因疾病或遭受意外伤害造成死亡或身体残疾，由保险人按约定给付保险金的保险，属于人身保险；其附加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以被保险人身体因遭受意外伤害需要治疗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保险，其性质亦应属人身保险。因此，被告应按照保险法中关于人身保险合同的赔付原则支付保险金。被告关于附加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一种财产性质的保险，应适用损失补偿原则理赔的答辩观点无法律依据，不予采纳。关于第二点。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被保险人申请理赔，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并未要求必须提供相关资料原件。因此，被告要求原告必须提供医疗费收据等资料原件方可理赔的答辩观点，缺乏法律依据，不予采纳。
另外，关于原告李思佳请求的医疗保险金的给付标准问题。因原、被告双方对保险合同关系的成立和生效无异议，现原告已依被告西陵人保公司的要求交纳了保险费，尽管被告未向原告出具书面保险合同，根据权利义务对等的原则，被告应比照本公司承办此项保险业务对外公布的合同条款中载明的标准支付原告医疗保险金。被告提供的《国寿学生、幼儿平安保险附加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条款》第三条第一项规定：“被保险人在县级以上(含县级)医院或者本公司认可的医疗机构诊疗所支出的、符合当地社会医疗保险主管部门规定可报销的医疗费用，本公司扣除人民币50元的免赔额后，在保险金额范围内，按80％的范围内给付医疗保险金。”对手被告提供的上述保险条款，原告亦予以确认，故该条款应当作为确定本案保险金给付标准的依据。因此，本案被告赔付的具体数额应当为原告实际支付的医疗费1313．90元减去免赔额 50元后剩余金额的80％，即1011．12元。原告要求被告对其发生的医疗费全额赔付的诉讼请求，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据此，宜昌市西陵区人民法院于2004年9月1日判决：
被告西陵人保公司给付原告李思佳医疗保险金1011．12元。
西陵人保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理由是： 1．本案中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的保险标的为医疗费用，是一种财产损失，而财产保险适用损失补偿原则。被上诉人的损失已得到补偿，因此上诉人对被上诉人的理赔申请有权拒绝；2．被上诉人没有提供有效票据(即医疗费票据原件)。故请求依法撤销原判，改判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李思佳答辩称：根据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一审查明的事实。
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一、关于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否属于财产性质的保险
人身保险，是指以人的生命或身体为保险标的，当被保险人在保险期限内发生死亡、伤残、疾病、年老等事故或生存至保险期满时，由保险人给付保险金的保险。财产保险，是指以财产及其有关利益为保险标的，当被保险人的财产及其有关利益因发生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灾害事故而遭受经济损失时由保险人给予补偿的保险。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是指当被保险人由于遭受意外伤害需要治疗时，保险人给予医疗保险金的保险。
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具有一些特点，例如意外伤害造成医疗费用的支出，是一种经济损失，这种损失的数额可以确定，等等。但是，意外伤害医疗保险毕竟是基于人身发生意外伤害而形成的保险，不能因涉及经济损失而将其归属于财产性质的保险。保险法第九十二条第二款规定：“人身保险业务，包括人寿保险、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该条款非常明确的把意外伤害保险划分在人身保险中，因此，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应属于人身保险范畴。上诉人将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归属于财产保险，或者认为“应当视为财产保险”的观点，并无法律上的依据。人民法院审理案件，严格遵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原则，与法律相悖的理论、学说，不能作为断案的依据。
二、关于本案是否适用损失补偿原则
“损失补偿原则”是适用于财产保险的一项重要原则，即当保险事故发生并使被保险人遭受损失时，保险人必须在其承担的保险金给付义务范围内履行合同义务，对被保险人所受实际损失进行填补；保险人履行给付义务旨在弥补被保险人因承保危险发生所失去的利益，被保险人不能因保险给付义务的履行而获得额外利益。保险法第四十四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法律赋予保险人行使代位追偿权也是财产保险中“损失补偿原则”的体现，其目的就是防止被保险人通过购买保险而获取不当利益。同时，保险法第四十条限制了财产保险的重复投保，规定在财产保险中重复保险的保险金额总和超过保险价值的，各保险公司的赔偿金额的总和不得超过保险价值。除当事人另有约定外，各保险公司按其保险金额与保险金额总和的比例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在人身保险中，保险法第六十七条规定：人身保险的被保险人因第三者的行为而发生死亡、伤残或者疾病等保险事故的，保险人向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给付保险金后，不得享有向第三者追偿的权利。明确限制保险人行使代位追偿权，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仍有权向第三者请求赔偿。而且，保险法对人身保险并无重复投保的限制。因此，“损失补偿原则”不适用于人身保险，当然也不适用于本案中属于人身保险的意外伤害医疗保险。
三、关于保险人能否以第三人已经向被保险人、受益人赔偿为由拒绝理赔
前已述及，保险法对于人身保险并不限制重复投保，也不适用“损失补偿原则”。作为人身保险的一种，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或受益人依保险合同取得赔偿是一种合同法律关系，是约定之债。意外伤害医疗保险的被保险人因侵害人的过错获取赔偿是一种侵权法律关系，是法定之债。根据债之相对性原理，法定之债和约定之债之间、数个约定之债之间均是不同的法律关系。同时，保险合同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人往往还是格式合同的提供方。因此，保险人若是认为被保险人获得理赔后仍可能从第三人处获得赔偿，从而“获得额外的不当利益，违反公平原则，引发道德风险”，则应当在保险免责事项中，明确规定在何种情形下、何种范围内免除自己的责任，并对自己尽到此说明义务负有举证责任。《中国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商业医疗保险是否适用补偿原则的复函》(保监函[2001] 156号)第二条规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编者注：现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对于条款中没有明确说明不赔的保险责任，保险公司应当赔偿。”在保
险人尽到了明确说明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义务的情形下，民事主体作为自己利益的最佳判断者，可以在综合考虑缴纳保险金的数额、可得赔偿数额、风险及收益之后，决定自己是否投保，是否重复投保。保险人以不重复赔偿为由拒绝理赔，又不能证明自己已经明确向被保险人声明此免责事项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四、关于上诉人能否以医疗费票据复印件不是有效票据为由拒绝理赔
上诉人西陵人保公司在一审提出，要求被保险人提供医疗费原始凭证，是为了确认被保险人的损失是否已经获得赔偿，从而对重复理赔行为加以控制。根据保险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的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依照保险合同请求保险人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时，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害人应当向保险人提供其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证明和资料。因此，在处理人身保险赔偿事宜时，只要被保险人提供的有关证明和资料能够确认保险事故及相关费用已经发生，保险公司就应按照保险合同履行给付保险金的义务，而不应以被保险人是否出具相关费用单据原件为必备条件。对于保险责任范围内的索赔，保险公司只有在相关法律和保险合同有明确规定的情况下，才能予以拒赔。本案保险人对于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事实并不否认，而以医疗费票据复印件不是有效票据为由不予理赔，没有法律依据，且如前所述，本案中意外伤害医疗保险属于人身保险，法律并不禁止在该种保险中重复投保，重复理赔，被告不能举证证明自己对投保人明确说明第三人已经赔偿或理赔是免责事由，而以要求被保险人提供医疗费用单据原件的方法对重复理赔加以控制，没有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综上，上诉人的上诉理由均不成立，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应予维持。
据此，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于2004年11月 16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篇：广州市天河区谢母诉信诚人寿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案,终审
篇一：曾某某诉某保险公司等保险纠纷案 曾某某诉某保险公司等保险纠纷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10）黄民五（商）初字第7019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曾某某。
委托代理人胡某某。
委托代理人方隽，上海市经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上海某国际旅行社服务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余某某，董事长。
委托代理人刘巍嵩，上海金澄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某，副总经理。委托代理人张某，该公司员工。委托代理人尤某，该公司员工。
原告曾某某诉被告上海某国际旅行社服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旅行社）、被告某保险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以下简称某保险公司）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12月20日受理后，依法适用简易程序，于2011年1月10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某某的委托代理人方隽、被告某旅行社的委托代理人刘巍嵩、被告某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嗣后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3月22日再次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曾某某的委托代理人方隽、胡某某，被告某旅行社的委托代理人刘巍嵩、被告某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张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曾某某诉称，2009年9月4日，原告与某旅行社签订了《上海市国内旅游合同》（以下简称旅游合同），由某旅行社投保了集体意外险。同月16日，原告在旅游途中被旅游品摊点遮阳伞支架的石墩绊倒。同月18日，原告一行人回到上海。次日，原告至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治疗，后确诊为右侧第3-6肋骨骨折，左侧第2-6肋裂纹骨折，诊断为胸挫伤，胸多发性骨折。同年12月3日，经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了伤残鉴定，鉴定结果为原告因旅游中摔伤，导致胸部挫伤、多发性肋骨骨折（共九根），评定为九级伤残，酌情给予伤后营养3个月，护理2个月。原告认为旅游合同中明确约定原告投保某保险公司的旅游人身意外险，70周岁以上老人赔偿限额为人民币75,000元。然而，在事故发生后原告才被告知伤残等级达七级以上才能获得赔偿。现原告诉至法院请求判令两被告赔偿原告医药费人民币2,249.30元，鉴定费1,400元，伤残赔偿金28,838元，交通费278元，护理费2,000元，营养费3,600元，查档费52元，共计38,417.30元。
庭审中，原告变更为请求判定被告某保险公司支付原告医药费人民币2,249.30元，鉴定费1,400元，伤残赔偿金31,838元，交通费278元，护理费2,000元，营养费3,600元，查档费52元，共计41,417.30元；被告某旅行社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原告为支持其诉称提供如下证据：
1、旅游合同、上海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统一发票，旨在证明原告投保了被告某保险公司的旅游意外险；
2、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意见书，旨在证明原告伤残情况；
3、华东政法大学发票联，旨在证明原告支付了鉴定费；
4、上海市华东医院、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门急诊医疗费清单、诊断报告单及病史记录，旨在证明原告就诊情况及所支付的医疗费为2,249.30元；
5、车费发票，旨在证明原告支付的交通费；
6、非税收入一般缴款书，旨在证明原告支付的查档费。被告某旅行社对于车费发票有异议，认为该证据形成时间为2009年12月27日，与原告就诊、鉴定时间不符。对于原告提供的其他证据均无异议。
被告某保险公司对于原告提供的证据的真实性均无异议。对于车费发票认为与原告就诊、鉴定时间不符；被告某保险公司认为ct号为247437的ct检查报告单扫描部位为上腹部，与本案无关。
被告某旅行社辩称，首先，某旅行社对原告受伤无需承担责任。其次，本案系保险合同纠纷，某旅行社作为保险公司的代理人已经履行了代理人的职责，不应承担保险理赔责任，故原告请求被告承担连带责任缺乏依据。
被告某旅行社为支持其辩称提供如下证据：《某某旅游意外保险业务代理协议书》，旨在证明某旅行社是保险代理人；保险人员名单确认函，旨在证明两被告确认参保名单；某某个人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旨在证明系争保险合同条款内容。
原告曾某某对于被告某旅行社提供的证据真实性均无异议。但原告认为两被告在销售保险时未向原告出示条款及协议书，因此上述证据对原告无约束力。
被告某保险公司认为保险人员名单确认函证明了系争保险合同没有成立。对于其他证据无异议。
被告某保险公司辩称，根据被告某旅行社与被告某保险公司之间的代理协议，被告某旅行社应在出团前告知某保险公司参保名单，经某保险公司确认后才成立保险合同。被告某旅行社在出团前未通知被告某保险公司，故系争保险合同未成立。此外，根据两被告之间的代理协议，只有伤残达七级以上，某保险公司才进行理赔。原告的伤残等级未达到合同约定的级别，故某保险公司不予赔偿。由于原告主张的医药费产生的时间不在保险期间内，被告某保险公司不予赔偿。交通费、鉴定费等不属于保险理赔范围。被告某保险公司未提供证据。
经审理查明,1.2009年9月4日，包括原告在内的十名游客与某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约定曾某某参加某旅行社组织的2009年9月16日至9月18日的“千岛湖好运岛、富春江鹳山等”特价三日游。9月16日该团成行。9月17日，曾某某随团行至浙江省桐庐县境内的垂云通天河景点处，在游览完该景点走出洞口后，被设在洞口外的用于插放遮阳伞的石墩绊倒，胸部受力。曾某某在完成之后的行程后于18日回上海。次日至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就诊，被诊断为胸挫伤、胸多发性骨折。原告为此支付医药费2,249.30元。2．《旅游合同》第三条约定：某旅行社应提示曾某某购买旅游意外险。经某旅行社推荐，曾某某同意委托某旅行社办理个人投保的旅游意外险。保险公司及产品名称：某保险公司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旅游人身意外险。保险金额：15万元（70周岁以上减半），保险费6元/人。3．2009年12月21日，经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曾某某的伤残等级以及营养、护理期限进行鉴定，结论为：九级伤残，酌情给予伤后营养3个月，护理2个月。4．2008年12月29日，两被告签订了《某某旅游意外保险业务代理协议书》，约定：经双方协商同意，在双方签订和执行兼业代理合同的基础上，由某保险公司委托某旅行社代办某某旅游意外保险。某保险公司按《某某个人旅游意外伤害保险条款》为某旅行社组团的旅游者提供保险保障。某保险公司委托某旅行社代办旅游意外保险。某旅行社根据某保险公司的委托和要求，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代办相适应的旅游意外保险，并代收保险费。某旅行社在本协议有效期内不与其他保险公司代办类似的旅游意外保险业务。某旅行社应指定专人负责旅游意外保险代办业务，并妥善保管某保险公司提供的各类业务单证，在本协议期满后应将留存的业务单证全部交还给某保险公司。5．《某某旅游意外保险业务代理协议书》另约定：代办方式一：统保。旅行社按全年组团的人次全部投保。旅行社的导游、领队亦可获得某保险公司免费提供的旅游意外保障。投保时无需提供旅游者名单，旅行社每月按实际组团人次与某保险公司办理保费结算手续，某保险公司指定专人每月上门办理业务结算，某保险公司出具团体保单。代办方式二：非统保。旅行社为需要参加保险的旅游者代办投保手续。旅行社必须在旅游出发前一天向某保险公司办理申报手续，填写《某保险公司上海市分公司个人旅游意外保险申报表》，并通过传真方式告知某保险公司，某保险公司盖章确认回传，以此作为投承保依据。某保险公司通过旅行社向参加保险的旅游者提供保险凭证。若某旅行社未传真或未收到某保险公司盖章确认回传单的，旅游者发生保险事故后，某保险公司不承担保险责任，由旅行社自负事故责任，若由此造成某保险公司经济损失的，旅行社向某保险公司赔偿相应的经济损失。协议书未对代办方式进行约定。庭审中，两被告确认两被告双方采用的为非统保方式。上述事实，有《旅游合同》、上海市服务业、娱乐业、文化体育业统一发票、华东政法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书、华东政法大学发票联、上海市华东医院门急诊医疗费清单、上海市第五人民医院门急诊医疗费清单、《某某旅游意外保险业务代理协议书》及原告曾某某、被告某旅行社、被告某保险公司当庭的陈述为证，本院予以确认。本院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为：（1）保险合同是否成立；（2）如果保险合同成立，理赔金额如何确定。
关于争议焦点1：本院认为系争保险合同已经成立。理由如下：（1）在办理旅游意外保险业务中，某旅行社系某保险公司的代理人。首先，两被告签订的合作协议约定在双方签订和执行兼业代理合同的基础上，由某保险公司委托某旅行社代办某某旅游意外保险。某旅行社根据某保险公司的委托和要求，为不同类型的旅游者代办相适应的旅游意外保险，并代收保险费。该协议明确了某旅行社接受某保险公司的委托代办旅游意外保险。其次，虽然曾某某与某旅行社的旅游合同中约定曾某某同意委托某旅行社办理个人投保的旅游意外险。本院认为，判断合同的性质不能仅从字面或名称予以确定，而应分析合同的实质内容。本案中，根据两被告及被告某旅行社与原告曾某某之间签订合同的时间顺序及交易惯例，先由某保险公司委托某旅行社在开展旅游业务的同时为某保险公司寻找客源，代办旅游意外险业务。其后，曾某某与某旅行社签订旅游合同，同时决定是否购买旅游意外险，但曾某某无权对保险篇二：case3：从信诚人寿败诉案谈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case3：从信诚人寿败诉案谈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case3：从信诚人寿败诉案谈保险合同的成立和生效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同成立制度主要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的干预，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案例介绍
2001年10月5日，谢某向信诚人寿保险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信诚人寿)申请投保人寿险100万元，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200万元，填写了投保书。10月6日信诚人寿向谢某提交了盖有其总经理李源祥印章的《信诚运筹建议书》，谢某按信诚的要求及该建议书的规定，缴纳了首期保险费共计11944元。信诚人寿审核谢某的投保资料时发现，谢某投保高达300万的保险金额，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财务状况证明。为防范道德风险，保险公司一般对高保额保单要求投保人(被保险人)提供财务状况证明。因此，10月10日信诚人寿向谢某发出照会通知书，要求谢某10天内补充提供有关财务状况的证明，并按核保程序要求进行身体检查，否则视为取消投保申请，将向其退回预交保费。10月17日，谢某到信诚人寿公司进行了身体检查，但仍未提交财务状况证明。10月18日凌晨谢某在其女友家中被其女友前男友刺杀致死。10月18日上午8时，信诚人寿接到医院的体检结果，因谢某身体问题，需增加保险费，才能承保。信诚人寿再次发出书面照会，通知谢某需增加保费，提交财务证明，才能承保，请谢某决定是否接受以新的保费条件投保。谢某家人称谢某已经出国，无法联络。2001年11月13日谢母向信诚人寿方面告知保险事故并提出索赔申请。
2002年1月14日信诚人寿保险公司经调查后在理赔答复中称，根据主合同，同意赔付主合同保险金100万元；同时信诚人寿认为事故发生时其尚未同意承保(未开出保单)，故拒绝赔付附加合同的保险金200万元。
2002年1月15日谢母拿到信诚人寿声称按“通融赔付”支付的100万元。
2002年7月16日谢母将信诚人寿诉至广州市天河区法院，请求判决信诚人寿支付“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保险金200万元，以及延迟理赔上述金额所致的利息。2003年5月20日，广州市天河区法院对国内这一宗最大的寿险理赔案作出一审判决：交付了首期保费的投保人谢某，在核保程序未完成的情况下被害，法院判决保险人信诚人寿应该在按主合同赔付100万元之后再追加赔付附加合同的200万元。诉讼双方说法不一
原告：合同已成立应该赔本案庭审时，原告诉称：基于信诚已经收取谢某缴纳的首期保险费及谢某已经完成体检两个事实，原告方坚持谢某与信诚的主险合同、附加险合同都已成立。退一步讲，如果合同关系没有确立，信诚就不会作出赔付100万的理赔意见。主险合同既然约定未签发保险单的情形下，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保险公司负保险责任，那么这个规定也适用于附加险合同。为此，原告方援引了包括中国保监会副主席、著名寿险专家魏迎宁等在内的众多学者的学说论证他们的主张。
被告：合同不成立不能赔信诚人寿在诉讼中辩称：对谢某购买的这类保险金额300万的高额人寿保险，信诚和各大保险公司一样，需要谢某通过体检、提供财务证明资料，并据此决定是不是承保。所以，他们认为，谢某死亡时，他们尚未见到他的全部体检报告，不能判定他是不是符合公司的承保要求，信诚与谢某的保险合同还没成立，附加合同的200万保险金，他们当然不必赔。对主险已赔付的100万元，信诚人寿在开庭时表示，这是根据其经营理念作出的自愿商业行为，本来是可以不赔的。信诚人寿的代理律师说，“如果不是我们找理由去赔，连100万都不赔给你。”所以他们参考了主合同条款，考虑到谢某的实际情况，做的是一种“通融赔付”。
信诚人寿管理系统总监张先生也坚持公司方面没有同意承保。他说，主合同和附加合同承保范围不同，相应所承担的保险责任也不同，保险公司之所以赔付100万元是因为主合同条款中有规定的“特殊情形”，并不意味着合同成立，这是保险理赔的一种国际惯例。这100万是“信诚在国内第一次援引国际惯例，对保险合同关系尚未成立并未出具保单的特殊情形下作出的理赔尝试”。法院判决全额赔付
一审法院认为：由于谢某与信诚人寿的保险代理人共同签署了投保书，投保人谢某和信诚人寿的权利义务在上面列得清清楚楚，双方对此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加上谢某翌日又缴付了首期保费，也就是说，作为投保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应负的主要义务，谢某已履行。因此，法院认为这份保险合同及其附加合同均已成立、有效，谢某、信诚人寿均应按约履行。关于涉及赔付金额达200万之巨的“信诚附加长期意外伤害保险条款”，法院认为，因为这是信诚人寿在所有投保人投保前就预先制订好的、将重复使用于不特定投保人的格式合同条款，条款中“保险责任自投保人缴纳首期保险费且本公司同意承保后开始”的约定，没有约定信诚将在何时同意承保、用什么方式承保，表述不清，实属不明确，依法应作出有利于投保人谢某的解释。分析
保险合同何时成立并生效
有关法学理论：合同的成立要经过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要约是希望和他人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要约的内容必须明确而具体；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承诺生效时合同成立，承诺的内容应当与要约的内容一致。如果受要约人对要约的内容作出实质性变更的，就不能视为承诺，而应视为新要约。合同在订立过程中往往会经过多次要约与反要约才会成立。就保险合同成立而言，投保人填写了投保单，要求与保险公司订立保险合同，只是完成了合同订立过程中的要约部分，如果保险公司经过核保认为被保险人的情况符合承保条件，同意承保，完成了合同订立过程中的承诺部分，保险合同即告成立；但如果保险公司经过核保发现被保险人的保额很高，就会要求投保人提供有关财务状况的证明并进行体检，根据投保人补充的财务状况和体检结果再决定是否同意承保，保险公司这种行为在合同订立的过程中应视为一个新要约，不能算是承诺，既然保险公司未承诺，保险合同当然不能成立，更谈不到合同效力的问题。
合同的成立和生效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合同成立的制度主要表现了当事人的意志，体现了合同自由原则，而合同生效制度则体现了国家对合同关系的肯定或否定的评价，反映了国家对合同的干预，合同成立是合同生效的前提条件。《合同法》第四十四条规定：依法成立的合同，自成立时生效。很多种类的合同适用该项规定；《合同法》第四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对合同的效力可以约定附期限。附生效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至时生效。附终止期限的合同，自期限届满时失效。保险合同属于“附生效期限的合同”，即保险合同的效力始于合同中约定的时间，在约定的时间之前发生的事故，尽管合同已成立但因未生效，保险公司可以不承担保险责任。缴付保险费与保险同合成立这二者之间的关系：《保险法》第十三条规定：“投保人提出保险要求，经保险人同意承保，并就合同的条款达成协议，保险合同成立。保险人应当及时向投保人签发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并在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中载明当事人双方约定的合同内容。”；《保险法》第十四条规定：“保险合同成立后，投保人按照约定缴付保险费；保险人按照约定的时间开始承担保险责任。”由这两个条文可以看出，保险合同属于诺成性合同，即只要缔约双方就合同的主要内容达成合意，合同即告成立，不以投保人缴付保险费为生效的必要条件，也就是说，投保人缴费与否是不影响保险合同成立的。保险公司只要同意承保，即使投保人没有及时缴付保险费，保险合同依然成立；投保人缴付了保险费，但保险公司未同意承保，保险合同仍然不成立。保险费的缴付与保险合同的成立与否是没有必然联系的。目前各家保险公司在条款中都约定了：“本保险的保险期限自保险人同意承保、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起至约定的终止日24时止。”。这种约定与《保险法》第十三条、第十四条的规定并无冲突之处，只不过是约定得更加明确、更加具体而已。
以上是从法学理论上对保险合同成立过程的论述，结合本案，一审法院认为谢某与信诚人寿的保险代理人共同签署了投保书，投保人谢某和保险人信诚的权利义务在上面列得清清楚楚，双方对此也达成了一致意见；加上谢某翌日又缴付了首期保费，也就是说，作为投保人在保险合同成立后应负的主要义务，谢某已履行。因此，法院认为这份保险合同及其附加合同均已成立、有效，谢某、信诚均应按约履行。在此，先不对法官的业务素质进行评价，但能将“投保单”理解为“正式保单”且将要约内容强加于另一方缔约人的行为却是广州天河区法院法官所“独创”的。说的简明点，本案一审法官对《合同法》有关合同订立的规定及《保险法》第十三条的理解是：只要投保人填写了投保书，预交了保费，合同就已经成立并生效，保险公司就要承担保险责任。本案赔付数额如此之高，如信诚人寿不上诉，必会形成全国范围的影响，真如此将是整个保险业的悲哀！思考
预防投保流程风险
经了解，各家保险公司在本案发生之前几乎都曾出现过类似的理赔事件，不过由于理赔金额不大，并没有使保险公司产生足够的警惕。本案将矛盾集中放大，为中国保险业敲响了预防投保流程风险的警钟。
1、从投保人缴纳保费到保险公司出具保单这段时间，对投保人可能发生的意外风险责任归属，我国法律没有明文规定。人们通常都认为：只要缴了费，保险公司就该赔；各保险公司在处理这类案件时也常常是“通融赔付”。使得这种观念在人们的思想里越来越“根深缔固”。要求投保人填写投保单的同时缴付首期保费可以说是“国际惯例”，这对保险公司的展业是有利的———投保人交付一定保费之后，犹豫不决、最终悔约的概率便大为降低，很大程度上保证了业务的成功开展。但这种做法客观上也造成了潜在的风险。国外寿险业目前一般通过以下两种变通的方法来控制防范投保流程的风险，对国内寿险业而言也不失为切实可行的规避风险之道。其一是在核保过程进行期间，为投保人出具一份暂保单，作为一种临时约定。暂保单可以对该期间的种种可能情况作出事先约定，以及明确保险公司是否将承担赔付责任。保险业采取的另一措施是，针对达到一定数额的大额保单，要求保险代理人不能在投保人填写投保单时便收取首期保费。
2、关于《保险费暂收收据》对合同效力的影响目前各寿险公司的业务人员在开展业务时，都大量使用《保险费暂收收据》，该收据是业务人员收取保费后为投保人出具的。收据上注明：本凭证为保险费临时收款证明，不作报销之用；若本公司核保同意将开具正式《保险费发票》，保单生效日期将溯自收款日的次日零时起，如不同意承保，预收保费将无息退还。一般各寿险公司都规定业务人员定期交回收据。
暂收收据会对保险合同的效力产生两个问题：一是根据暂收收据的规定，如保险公司同意承保，生效日期应为收取保险费的次日零时；但保险条款上所约定的生效日期为：本合同的保险期限自保险人同意承保、收取保险费并签发保险单的次日零时生效。二者关于保险合同生效的日期存在一定差别，如签发保险单日期与收费日期一致，是没问题的，但实际业务中，收费日期与保单约定的生效日期往往会存在几天的时间，导致对被保险人的保障处于不确定的状态。暂收收据产生的另一个问题是易产生骗赔行为，收据掌握在业务员的手中，收据签发后，如不存在拒保的客观理由，从晚上12时起保险公司就应承担保险责任，如事故发生后业务员将收据日期提前一天，保险公司就将承担责任。
无论本案的最终结果怎样，通过这起诉讼，各保险公司都应该反思一下在业务承保过程中的漏洞和不足。为客户提供全面而周全的服务固然很重要，但也不能忽视公司承保中的风险。篇三：张某某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 张某某诉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为人身保 险合同纠纷一案一审民事判决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2010）涧民二初字第458号 民事判决书
原告张某某，男。
委托代理人郭红，河南坤达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住所地：洛阳市涧西区延安路21号。法定代表人李郑华，该公司总经理。
委托代理人王某某，该公司法律顾问。委托代理人王某，该公司职员。
原告张某某诉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以下简称人寿保险公司）为人身保险合同纠纷一案，原告张某某于2010年5月25日诉至本院，6月2日本院作出受理决定。2010年6月9日向人寿保险公司送达了民事诉状、举证通知书、应诉通知书、开庭传票，10日向原告张某某送达了开庭传票、举证通知书。并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7月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张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郭红，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的委托代理人王某某、王某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张某某诉称，原、被告双方于2000年6月24日订立保险合同，约定：保险期限为终身，保险责任起止时间2000年6月25日至终身，缴费方式趸交，领取方式为趸领。合同成立后至2009年4月，双方没有任何联系。4月初原告到人寿保险公司查询保险情况，被告知一时查不到，三天内答复。当天下午被档案室告知，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在成立后不久，即于2001年8月16日被挂失，8月23日被批改年龄，2002年6月1日至7月2日挂失期满保险金被领?４撕笥炙凳瞧淠诓勘ｏ找滴裨彼系鞑椋锤炊啻谓性娴狡涞ノ唬当ｏ蘸贤呀獬笤忠蚜复恚迷媾浜媪烊”ｏ战鸨窘稹ｔ嬷月蜓媳ｏ眨褪俏岁一次性领取保险金养老，现因被告原因不但致使合同履行出现障碍，还使原告身心受到打击，无法正常上班。为此诉至法院，要求：
1、依法确认原、被告之间的保险合同未解除，继续有效；
2、判令被告继续履行合同；
3、判令被告赔偿交通费及误工费6920元，精神损失费5万元；
4、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被告人寿保险公司辩称，1、原告起诉已超过诉讼时效，保险合同明确约定45岁领取保险金，而且人寿保险公司还于2002年7月2日将保险金支付给原告，现已8年，原告从未找过公司，本案已超过诉讼时效。
2、原告于2000年6月24日投保我公司国寿个人养老金保险（99版），合同约定：交费期一年，交费方式为趸交，交保险费10万元，保险金额9.5万元，领取方式为趸领，45岁开始领取，也就是期满后一次性领?ｔ嫦衷谑掷锏谋ｏ盏ヒ丫鞣稀?001年7月26日，由于原告投保时填写的出生年月为1955年10月3日，后又改为1956年10月3日与原保险单不符，特申请挂失，于2001年8月16日又补发了一份保险单，2002年7月2日，我公司将满期保险金10万元给付原告，以存单的形式存入中国工商银行洛阳分行义勇街分理处。根据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条款，我公司按合同载明的养老金领取金额给付养老金，本合同终止。因此，双方的保险合同已经终止，无法继续履行。请求法庭依法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经审理查明，2000年6月24日张某某向人寿保险公司投保了国寿个人养老金保险（99版），保险单号为2000-410300-y14-00003637-1号，保险费为10万元，保险金额为9.5万元，保险期间为终身，保险责任起止时间为2000年6月25日至终身，生存给付领取年龄为45岁开始年金领取，领取方式为趸领。2001年8月16日人寿保险公司依照张某某业务员李富强的申请，将原保单挂失，补发了2000-410300-y14-01003637-0号新保单,新保单将保险期间变为2年，保险责任起止时间变为2000年6月25日至2002年6月25日，生存给付年龄变为45岁，领取方式未变。庭审中人寿保险公司出具的申请书上均无张某某本人的签名，且申请书上也没有要求变更保险期限的内容。2009年4月张某某到人寿保险公司查询时，得知保单已被挂失领取，遂要求保险公司解决，双方协商未果，引发本案之诉争。在处理此事过程中，张某某支付交通费175元。
本院认为，2000年6月24日被告人寿保险公司向原告张某某出具的保单，是双方当事人的真实意思表示，未违反相关法律规定，该保单真实有效。双方应按照该保单履行各自的义务，原告张某某已向人寿保险公司交纳保险费用，合同已经生效，原告张某某要求确认该保单有效的诉讼请求应予支持。被告人寿保险公司称原告申请挂失，并已支付保险费的主张，却不提供原告张某某签名认可的证据，并且按其向法庭出示的申请，也不包含对保险期限进行变更的内容，对此主张本院不予采信，双方应按原保险单的内容履行各自义务。原告张某某为处理此事所支付的交通费175元，应由被告人寿保险公司予以赔偿，其所主张的误工费，因证据不足不予支持。对于原告张某某所主张的精神损失，没有法律依据，亦不予支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及相关法律规定，判决如下：
一、原、被告双方签订的2000-410300-y14-00003637-1号保险单合法有效，继续履行。
二、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赔偿原告张某某交通费175元。
三、驳回原告张某某的其它诉讼请求。
以上款项于判决生效后十日内付清，逾期给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执行，即若逾期履行则加倍执行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本案诉讼费1223元，由被告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洛阳分公司承担。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审 判 长：张朕 人民陪审员：肖涛
人民陪审员：张 媛 媛
二 0 一 o 年 八 月 二 十 六 日 代书 记 员：杨 静 静
第三篇：王连顺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王连顺诉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保险合同纠纷案
发布时间：（2003-03-31 17:02:25）
原告：王连顺，男，49岁，干部，住湖南省永顺县工商银行宿舍。
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湖南省永顺县支公司。住所地：湖南省永顺县城。法定代表人：王春燕，该公司经理。
委托代理人：杨松坡，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湖南省永顺县支公司副经理。委托代理人：邓兴平，湖南三页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因与被告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湖南省永顺县支公司（以下简称永顺人保）发生保险合同纠纷，向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诉讼期间，陈晓兰病故，王连顺就本案继续诉讼。
原告诉称：被告单位曾为在该单位工作的我妻陈晓兰投保妇科癌病普查保险，保期三年，保费 1万元。我妻在保期内患癌后，被告却拒绝理赔。请求判令被告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给付保险金，并赔偿我妻生前因被告拒绝理赔而遭受的精神损失。
被告辩称：为自己职工的利益，本单位曾给女职工投保妇科癌病普查保险是事实。但由于陈晓兰后来调出本单位，本单位已没有可保利益，因此以业务批单解除了该保险合同。保险合同不存在了，原告的理赔申请当然无效。应当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1995年 10月 30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为本单位 6名女职工（包括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投保妇科癌病普查保险，保单号 95一 018，投保人和保险人均为永顺县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和受益人是这 6名女职工，保期三年，保险金额 1万元，保费每人 40元。该保费已由永顺县保险公司工会经费中出资一次交清。
1996年 6月，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分立为人寿保险公司和财产保险公司两个单位，陈晓兰被分到被告永顺人保工作。1997年 7月，陈晓兰从永顺人保调往中国平安保险公司吉首分公司工作。同年 8月 5日，永顺人保作出业务批单，以陈晓兰不具有可保利益为由解除了保险合同，没有书面通知陈晓兰。1998年 1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医院诊断陈晓兰患癌症，后又经湖南肿瘤医院确诊为子宫膜腺癌。陈晓兰患癌后，曾于1998年 1月和 5月两次向永顺人保递交了给付保险金的申请。永顺人保以陈晓兰调离后已不具有可保利益，保险合同失效为由，于同年 7月 21日给陈晓兰下发了保险金拒付通知书。陈晓兰为此于 1999年 2月 8日提起诉讼，同年 7月 8日因癌症恶化死亡。
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认为：
任何单位为自己的职工谋取合法利益，都是法律允许并支持的正当行为。由于保险是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的业务，此次保险是该公司为自己的职工投保，这种特殊情况决定了该保险合同上投保人和保险人的签署是同一人，但这与自己和自己签订的无效合同情况不同，仍然属于两个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签订合同。根据保费出资的实际情况，应认定这个保险合同的投保人是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工会，保险人是该公司。维护职工合法权益，关心职工的生活，全心全意为职工服务，是工会的职能。工会在职工同意的情况下为职工投保人身险，是其履行职责的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十二条第二款的规定，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工会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依
照保险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本案的人身保险合同是当事人真实意思的表示，依法成立有效。
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在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工作期间，既是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的职工，也是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工会的会员，有权利享受职工和会员的待遇。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从该公司工会出资为其女职工投保，是该公司工会给会员的福利待遇。因保险合同的成立，陈晓兰以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身份成为合同当事人。依照保险法第二十一条第二、三款的规定，陈晓兰享有保险金请求权。
通常的合同，由于是签约双方的一致意思表示，所以只要签约双方协商一致，就可以变更或者解除。但是在保险合同中，由于有被保险人加入，合同与被保险人利害相关，因此只有在通知并征求被保险人的意见后，才能决定合同的订立、变更或解除。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从被告永顺人保调离后，永顺人保借该人身保险合同为同一人签署的便利，在没有征求陈晓兰意见的情况下，就以业务批单的形式解除合同。此举违背了保险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不能发生解除的效力。人员流动是社会发展正常现象。以可流动人员的身体作为保险标的的人身保险合同，投保人在投保时对保险标的具有的保险利益，可能由于人员流动而在投保后发生变化。对人身保险合同，只能根据投保人在投保时是否具有保险利益来确定合同效力，不能随保险合同成立后的人事变化情况来确定合同效力，这样才能保持合同的稳定性。被告永顺人保以陈晓兰调离后，永顺人保已没有可保利益为由，主张本案合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
依法成立的合同，对各方当事人都有约束力，各方当事人必须按照合同的约定享受权利和履行义务。原告王连顺之妻陈晓兰在保期内患了妇科癌症，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承保条件，被告永顺人保在接到保险理赔申请后，应当按约定支付保险金。王连顺诉请判令永顺人保给付保险金，应当支持；诉请判令永顺人保赔偿陈晓兰的精神损失，由于没有提供相应的证据，不予支持。据此，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于 1999年 8月 11日判决：
一、被告永顺人保给付原告王连顺保险金 1万元；
二、原告王连顺要求被告永顺人保赔偿精神损失，不予支持。
诉讼费 530元，由被告永顺人保负担。
一审判决发生法律效力后，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人民检察院提起抗诉。理由是：本案保费是由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支出，一审判决认定由该公司工会经费中支出，证据不足，是认定事实的错误；陈晓兰不是保险合同的当事人，其调离永顺人保后，永顺人保已失去保险利益，一审判决仍认定合同有效，是适用法律不当。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指令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再审。
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另行组成合议庭，依法按照一审程序再审查明：
原判认定本案保费是由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工会经费中支出，有该保险业务的经办人胡春花以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的名义出具的证明。虽然该证明存在着形式上的缺陷，但所证明的事实是确定的。另外，对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行政事业经费的会计凭证账查账，其结果是：从 1995年 10月 1日至 10月 30日，该账中没有为陈晓兰等 6名女职工支出保费的凭证。
湖南省永顺县人民法院再审认为，抗诉机关认为保费是由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支出，没有举出任何证据；认为陈晓兰调离后，保险合同因投保人
失去保险利益而无效，理由不能成立。原判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实，适用法律正确，判处恰当，审判程序合法，应当维持。据此，该院于 2000年 5月 16日判决：
驳回抗诉，维持原判。
诉讼费 930元，由原审被告永顺人保负担。
宣判后，永顺人保仍不服，向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一、在本案合同中，上诉人既作为投保人又作为保险人，经协商一致变更保险合同的部分内容，作出终止对陈晓兰保险责任的业务批单，是合法的民事行为；
二、即使以批单形式终止对陈晓兰的保险责任是无效的，由于陈晓兰已调离，上诉人已不具有可保利益，保险合同中涉及陈晓兰的部分也应当认定无效。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经二审后认为：
认定本案的保险合同不能解除，不仅仅因为它是以无效的批单形式解除的，更因为解除时没有通知陈晓兰并征求她的意见。陈晓兰虽然不是该保险合同的签约人，但作为人身保险合同的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她有权知道合同的效力情况。在无人通知的情况下，她有理由相信该保险合同仍然存在。当她患了癌症并据此申请理赔时，上诉人永顺人保才出具解除合同的批单，此举违背了民事行为应当遵循的诚实信用原则，当然无效。
只有两个以上的平等民事主体为设立、变更、终止民事权利义务关系而签订的协议，才可称为合同。本案的保险合同能够成立，就在于一方是从事保险业务的保险人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另一方是代表 6名女职工权益的原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永顺县支公司工会。上诉人永顺人保在还涉及其他 5名女职工权益的情况下，既不想否认本案保险合同的效力，又要说该保险合同是由其一人签订的，不但与事实不符，且与法理不合，自相矛盾。如果确实是自己与自己签订“合同”，变更保险合同的“经协商一致”又从何谈起？永顺人保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原判正确，应当维持。据此，该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的规定，于 2000年 10月 16日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案件受理费 400元，由上诉人永顺人保负担。
案例讨论
1.本案有无保险利益？
2.保险利益如何认定？
3.保险利益对保险合同效力影响何在？
反对观点：人身保险利益于保险合同成立时必须存在，否则保险合同无效。但在被保险人死亡时，保险利益是否存在对保险合同的效力并无影响。这主要是基于道德危险的防范和人身保险合同的储蓄性。按照传统理论，要求投保人于保险合同成立时具有人身保险利益，可以避免投保人因对无利害关系的人投保，而引起道德危险发生，危及被保险人生命的安全。如于保险利益消失后即认为保险责任终止，则对保单持有人有失公允。因为其将来所应得的保险金是过去已缴纳保险费及其利息的积存，对投保人来说具有储蓄性质。如因其于保险合同订立后丧失保险利益而将丧失在保险事故发生时应得的保险金，无异会使其权益处于不确定状态。因此，人身保险利益不必限于保险事故发生时存在。
对于人身保险利益存在时点的要求,学者见解并不完全一致,但以应存在于合同订立时为通说。正如《英国1774年人寿保险法》所规定的,人寿保险只要求在保险合同成立时具有保险利益,以后丧失保险利益的,不影响合同的效力。订立后投保人失去保险利益,其合同上的权利并不应受很大影响。因为大部分人身保险合同并非补偿性合同,而是一种可以转让的有价单据,具有储蓄及投资的性质,如果合同因保险利益的丧失而丧失价值,势必违背公平正义的民商法基本理念。因此,善意投保人虽因客观事项对被保险人不再具有保险利益(如夫妻离婚),但对合同本身的效力并无影响。被保险人亦可以通过变更受益人、提出解约等方式,化解 因保险利益丧失而引发的潜在道德风险。早在2003年12月9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公布的《关于审理保险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征求意见稿)》中,就曾明确规定:人身保险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对保险标的具有保险利益,但是保险事故发生时不具有保险利益的,不因此影响保险合同的效力。由此可见,我国的立法精神和国际惯例是一致的,在人身保险中只要求合同订立时投保人具备保险利益
。对于现行《保险法》第12条的适用时点,按照文义,有两种解释:一是投保人在订立保险 合同时和在保险合同的效力存续期间,对保险标的都应当具有保险利益;二是要求投保人仅在保险合同订立时须具有保险利益。
对于人身保险合同,如果投保人在投保时具有保险利益(依据相关亲属关系或经济利害关系确定),而在合同的持续期间内丧失保险利益,如婚姻关系发生变化、债务履行完毕等情形,保险合同是否应继续维持下去? 这里主要涉及三个问题:第一,保险人能否以此为理由提出解除合同或拒绝承担给付责任? 第二,投保人提出退保是否须经被保险人同意? 第三,被保险人因此提出退保或更改投保人(由被保险人维续合同缴费义务)的,保险人和法院是否应予以支持? 对于上述三个疑问,我们的观点是
:首先,投保人在合同存续期间丧失保险利益的,保险人不得提出解除合同。因为上文中保险利益的时点要求已明确指出:人身保险合同只要求投保人在投保时须具有保险利益,否则合同无效。由于人身保险合同,特别是寿险合同,多为长期性保障,一旦退保,消费者必定产生重大损失,因此保险人不应享有主动的合同解除权;而且,在投保人丧失保险利益期间,如果保险事故发生,保险人应向合同原受益人支付相应的保险金,除非保险事故是投保人故意造成的。其次,投保人在保险利益丧失后,原则上讲有主动解除合同的权利,其退保行为无须经被保险人同意。但是,由于长期寿险合同的退保金中含有大量现金价值,是投保人的家庭资产,而因婚姻关系产生的保险利益的丧失涉及共有财产分割问题,因此,为避免不必要的法律纠纷,保险人应通过适当渠道,确保上述情形下被保险人的知情权。
最后,对于被保险人提出退保或更改投保人(由被保险人维续合同缴费义务)的,保险人和法院应予以支持。因为人身保险合同毕竟是以被保险人的生命和身体为保险标的,最终的利益决定权应归属被保险人。
投保人对与其有劳动关系的劳动者具有保险利益。因为劳动雇佣关系的保险利益主体地位在我国现行《保险法》中并未明确说明,但在保险实务中,单位为员工购买的团体保险,其保险利益主体地位往往被默认,因此,这一增加是根据我国保险业实践做出的合理修改。
第四篇：罗倩诉奥士达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罗倩诉奥士达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来源： 法制办主站 发布时间： 2009-04-27 10:30 阅读次数：
罗倩诉奥士达公司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2007年7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报[2007]第7期出版）
裁判摘要：
一、从事一定社会活动的民事主体，如果其从事的活动具有损害他人的危险，则该民事主体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不履行前述安全保障义务的，属于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的“不履行其他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二、在生产经营者的工作场所内，经生产经营者默许临时从事劳动的自然人，即使没有与生产经营者形成正式的劳动法律关系，生产经营者对该自然人仍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
原告：罗倩，女，20岁，学生，住浙江省临海市台州学院师范系学生宿舍。
被告：浙江黄岩奥士达工贸有限公司，住所地：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南城街道十里铺村。
法定代表人：汪奇富，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罗倩因与被告浙江黄岩奥士达工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奥士达公司）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向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罗倩诉称：原告的母亲吴玉荷是被告奥士达公司的职工。被告因外销业务紧张，一直雇佣临时人员从事产品包装工作。自2001年开始，原告就利用学校放寒、暑假时间在被告处从事包装工作。2004年8月11日起，14号（云娜）台风开始影响黄岩市。被告为了外贸合约能按时履行，无视台风过境的危险，在8月12日仍组织全公司职工上班。受台风的影响，当日下午4时许，原告所在的工棚在风雨中突然倒塌，原告和母亲吴玉荷、妹妹罗素素等人被压在钢架工棚下。该事故造成一人死亡、六人受伤的结果。原告因此次事故受伤后住院治疗71天，住院期间连续二人陪护。经台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鉴定，原告的伤情构成八级伤残。故请求判令被告赔偿原告医疗费8872.50元、误工费6346.93元、护理费1420元、交通费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65元、营养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79080元、后续治疗费3000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25000元。以上合计152884.43元。
原告罗倩提交以下证据：
1．台州市黄岩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函文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已经先行向劳动部门申请工伤认定，劳动部门经审查认为认定工伤的依据不足，建议原告向法院起诉；
2．调解协议书和仲裁调解书各一份，用以证明和原告同时受伤的原告母亲吴玉荷及在此次事故中死亡的原告妹妹罗素素的民事赔偿事宜已处理结案；
3．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收据一份（复印件）、输血押金收据二份、剃头费领条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受伤后住院发生医疗费59721.59元、输血费2300元、剃头费120元；
4．14号（云娜）台风受灾住院特困医疗补助申请表一份，用以证明人民政府向原告补助住院医疗费53269.09元；
5．医疗诊断证明书四份，用以证明原告病情以及原告住院期间需要一人护理，出院后应休息4个月的事实；
6．台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伤残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一份，用以证明经鉴定，原告伤情构成八级伤残；
7．台州市黄岩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对汪奇富、张品梅、黄义海所作调查笔录各一份，汪奇富笔录的主要内容是证明原告在被告厂房内因厂房倒塌致伤；张品梅、黄义海笔录的主要内容是证明原告在节假日期间在被告奥士达公司从事包装工作。
一审期间，2005年7月25日，原告罗倩因拆除右踝骨钢板再次在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8天），用去医疗费4011.61元。原告向法院申请增加诉讼请求，其中医疗费增加为12884.11元，误工费增加为8505.95元，并要求被告奥士达公司赔偿假肢安装费58850元。残疾赔偿金增加为87276元，总赔偿额增加至226401.06元。
原告罗倩申请增加诉讼请求后补充提交以下证据：
8．医疗费收据二份、出院记录一份、医疗费清单一份，用以证明原告因拆除钢板用去医疗费4011.61元；
9．医疗诊断证明书一份，用以证明原告拆除钢板后需要休息二个月；
10．医疗诊断说明书一份、上海精博假肢矫形器有限公司证明一份、交通费发票四张、住宿费发票二张，用以证明原告因本案事故受伤导致右小指坏死，需要安装假肢。原告到上海安装美容手指，用去车费580元、住宿费220元，安装的美容手指价格为1100元，使用寿命为1至2年。
被告奥士达公司辩称：原告罗倩与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造成原告受伤的是百年不遇的台风，属于不可抗力，不应由被告承担赔偿责任。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奥士达公司提交以下证据：
1．黄岩南城街道办事处工作人员蔡健出具的情况说明一份，用以证明原告罗倩的妹妹罗素素在本案事故中死亡后，经有关部门调解，被告对死者亲属给予了一定补助；
2．母仕君、郑宏兵证言，用以证明原、被告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
经质证，被告奥士达公司对原告罗倩提供的证据3有异议，认为原告仅提供住院收据复印件，未提供正式发票，真实性不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有异议，认为张品梅、黄义海的证言真实性不足；对原告提供的证据8、9、10均有异议，认为上述证据系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不应认定。法院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3中，虽然住院收据确系复印件，但该收据复印件和证据4能互相印证，故应予确认。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中张品梅、黄义海的证言有异议，但未能提交充分证据予以反驳，故对原告提供的证据7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8、9虽系在举证期限届满后提出，但系举证期限届满后新发现的证据，属于新证据，且符合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的要求，故应予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10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被告不同意质证，故不予认定。
原告罗倩对被告奥士达公司提供的证据均有异议，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涉及的证人未到庭作证，被告提供的证据2涉及的证人均系被告单位职工，与被告有利害关系。法院认为，被告提供的证据1涉及的证人未到庭作证，证据形式要件不足，被告提供的证据2涉及的证人系被告单位职工，与被告有利害关系，且上述证据内容与本案争议事实关联性不足，故均不予认定。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审理查明：
原告罗倩之母吴玉荷系被告奥士达公司职工，从事产品包装工作。原告及其妹妹罗素素经常利用寒、暑假及休息日到被告单位和吴玉荷一起从事产品包装工作。因被告单位实行产品包装按件计酬，原告及罗素素所完成的工作量均记录在吴玉荷的工账单上。14号（云娜）台风于2004年8月11日影响台州市，同月12日下午4时许，14号（云娜）台风登陆台州市，原告及吴玉荷、罗素素等人正在被告单位工棚内从事包装工作，因受台风袭击，该工棚突然倒塌，造成罗素素死亡、原告及其母亲受伤。原告伤后到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被诊断为脑挫裂伤、右内外踝骨骨折、右小指末节坏死、全身多处挫伤等。原告住院期间，共发生医疗费59721.59元（该费用已由人民政府以特困医疗补助方式向原告补助53269.09元）、输血费2300元、剃头费120元。2005年5月22日、23日，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先后出具二份医疗诊断证明书，载明原告在住院期间需要1人陪护护理。2005年3月9日，台州市劳动鉴定委员会对原告的伤情作出台劳鉴（2005）2-212号台州市伤残职工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为：原告的伤情为八级伤残。2005年7月25日，原告因拆除右踝骨钢板再次在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住院治疗（共住院8天），发生医疗费4011.61元。2005年8月25日，台州市黄岩区人事劳动社会保障局致函原告，称由于原告与被告之间的劳动关系不清，认定工伤依据不足，建议原告就赔偿事宜向法院起诉。
本案的争议焦点是：1．原告罗倩与被告奥士达公司之间是否形成劳动法律关系；2．原、被告之间如果不存在劳动法律关系，被告是否应当就原告受伤一事承担民事责任。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认为：
关于第一个争议焦点。劳动关系是指在劳动力和生产资料分别归属于不同所有人的情况下，劳动力所有者按生产资料所有者的指示工作，劳动产品归生产资料的所有者所有，由生产资料所有者向劳动力所有者支付报酬，从而形成的社会关系。劳动法律关系是指相关法律规范在调整劳动关系过程中形成的法律上的劳动权利和劳动义务关系，是劳动关系在法律上的表现，是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符合劳动法律规范、具有权利义务内容的关系。劳动法律关系中的用人单位一方，依法享有接受劳动者参加工作、分配任务和要求劳动者遵照单位内部劳动规则进行劳动的权利，同时，必须承担支付职工劳动报酬、提供劳动条件和实现劳动保护的义务。而劳动法律关系中的劳动者一方，依法享有按劳取酬、享受劳动保护的权利，同时负有必须遵守劳动纪律的义务。本案中，原告罗倩的母亲吴玉荷系被告奥士达公司的职工，该公司实行产品包装按件计酬制。原告及其妹妹罗素素利用寒、暑假及休息日到被告处和母亲吴玉荷一起从事产品包装工作，她们所完成的工作量均记录在吴玉荷的工账单上，被告按照工账单上记载的工作量发给吴玉荷报酬。由以上事实可以看出，原、被告双方没有订立正式的劳动合同。罗倩以及罗素素的工作，在客观上提高了被告正式职工吴玉荷的工作量，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被告的利益，因此被告对于罗倩以及罗素素进厂帮助其母工作的行为，没有加以制止，而实际采取了默许的态度。但是，被告并不直接给罗倩及罗素素分配工作任务，也不直接给其发放报酬。罗倩及罗素素是在其母吴玉荷的指示下进行劳动的，其劳动成果的价值，是通过将其完成的工作量计入其母吴玉荷的工账单，算作吴玉荷完成的工作量，最终由被告给吴玉荷发放报酬而实现的。罗倩及罗素素并不受被告单位工作时间的约束，只是利用寒、暑假及休息日等时间临时到被告处工作，能够自由支配自己到被告处工作的时间。综上，虽然原告的工作在客观上增加了被告的利益，被告也默许了原告的行为，但是原、被告双方没有订立正式的劳动合同，同时，双方权利义务的内容也不符合劳动法律关系的特征，故原告与被告之间并未形成劳动法律关系。
关于第二个争议焦点。原告罗倩与被告奥士达公司之间虽未形成劳动法律关系，但是，对于原告在本案事故中受伤这一事实，被告仍然需要承担民事责任。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从事一定社会活动的民事主体，如果其从事的活动具有损害他人的危险，那么该民事主体就负有在合理限度内防止他人遭受损害的义务，这个义务即属于民法通则上述规定中的“其他义务”，如果行为人不履行这项义务，就应当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规定：“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被告奥士达公司是从事生产经营性活动的法人，有义务在合理限度内为在其生产经营场所内的人员提供安全保障。根据本案事实，被告对于原告罗倩及妹妹罗素素利用寒、暑假及休息日到被告工厂和其母、被告正式职工吴玉荷一起从事产品包装工作这一事实是明知的，但由于原告等人的行为客观上增加了被告的利益，故被告对原告的行为采取了默许的态度，否则作为工作区域的实际控制人，被告完全有权、也完全能够拒绝原告的行为。因此，被告与原告之间虽然没有形成正式的劳动法律关系，但被告对原告仍然负有合理限度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被告在台风来临之际，不但没有停止工作，疏散工作场所内的人员，反而为了单纯追求自己利益的最大化，不顾安全问题，仍然组织工人到工棚这一相对危险的工作场所进行劳动。无论是对吴玉荷等正式职工，还是对原告等进入被告工作场所的临时人员，被告都没有尽到其应尽的安全保障义务。被告虽以造成原告受伤的原因是百年不遇的台风，属于不可抗力为由进行抗辩，但其抗辩不能成立。民法通则第一百五十三条规定：“本法所称的‘不可抗力’，是指不能预见、不能避免并不能克服的客观情况。”台风作为一种严重的自然灾害，确实是难以避免的。但是，在气象等相关科学高度发展的今天，台风是可以预见的，通过采取适当的措施，台风过境造成的影响也是能够减小到最低程度的。本案中，政府已经对14号（云娜）台风即将登陆发出了通告，且台风在登陆前就已经对台州市产生影响，奥士达公司对台风即将登陆这一事实是明知的。因此，被告对于受台风袭击致工棚倒塌，造成一死六伤这一恶性事故，并非不能预见、不能避免，被告完全有条件在台风登陆前停止生产，疏散人员，或者安排工人到相对安全的地点工作。但是在台风登陆的当日，被告为了自己的利益还组织工人到工棚工作，致使在工棚这个在台风过境时相当危险的工作场所内的所有人员身处险境，最终导致工棚倒塌一死六伤惨剧的发生。因此，被告关于本案事故发生系因不可抗力的抗辩理由，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
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原告罗倩因此次事故遭受的实际损失为：第一次住院费用59721.59元加第二次住院费用4011.61元加输血费用2300元加剃头费用120元，减去政府补助费用53269.09元，以上合计医疗费用12884.11元；护理费按照每天20元计算71天，为1420元；交通费10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按照每天15元计算71天，为1065元；营养费1000元；残疾赔偿金按照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546元计算6年，为87276元。以上各项损失共计103745.11元。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原告没有和被告奥士达公司建立劳动合同关系，不受被告单位劳动纪律（如上下班制度）的约束，但其缺乏自我防范意识，在台风过境之时，仍到被告单位工棚中从事产品包装工作，自身亦有一定过错。综合以上因素酌定由被告承担80％的赔偿责任，原告自负20％，被告应支付原告赔偿款82996.01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八条第二款规定：“因侵权致人精神损害，造成严重后果的，人民法院除判令侵权人承担停止侵害、恢复名誉、消除影响、赔礼道歉等民事责任外，可以根据受害人一方的请求判令其赔偿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该解释第十一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事实和损害后果的发生有过错的，可以根据其过错程度减轻或者免除侵权人的精神损害赔偿责任。”综上，原告罗倩主张被告奥士达公司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应予支持，但根据损害事实和后果，并综合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等多种因素，酌定由被告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
原告罗倩主张的后续治疗费没有实际发生，原告可待实际发生后另行起诉；原告主张的误工费，因原告系在校学生，主张误工损失依据不足；原告主张的假肢安装费，依据不足。对原告上述主张均不予采纳。
据此，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法院于2006年5月25日判决：
一、被告奥士达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罗倩因事故造成的经济损失82996.01元、精神损害抚慰金15000元，以上共计97996.01元；
二、驳回原告罗倩其他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提起上诉，一审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第五篇：李仁杰等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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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仁杰等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李仁杰等诉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等金融借款合同纠纷案
山东省淄博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2013)淄商终字第411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李仁杰。
上诉人（原审被告）：王莎莎。系李仁杰之妻。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
负责人：万瑞海，行长。
委托代理人：胡玉倩，山东洪筹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审被告：杨恩刚。
原审被告：尚书莹。系杨恩刚之妻。
原审被告：邵珠光。
原审被告：孙红。系邵珠光之妻。
上诉人李仁杰、王莎莎因金融借款合同纠纷一案，不服山东省高青县人民法院（2012）高商初字第813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上诉人李仁杰，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的委托代理人胡玉倩，原审被告邵珠光到庭参加诉讼。原审被告杨恩刚、尚书莹、孙红、王莎莎经本院合法传唤，未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法院审理查明，2009年11月初，被告邵珠光、杨恩刚协商为刘恒军（邹平县长山镇郭家村人）顶名贷款的事宜，11月13日被告邵珠光、杨恩刚、李仁杰（以下简称三被告）组成三户联保小组，向原告邮政银行递交《农户联保小额贷款申请表》，分别申请借款80000.00元。2009年11月16日三被告与原告邮政银行分别签订了《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借款合同补充协议》、《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手工）借据》。同日原告邮政银行根据《个人信贷分期还款计划表》、《个人贷款放款单》，向三被告的存折账户（其中被告李仁杰名下的存折账号为×××7740）分别存入借款80000.00元；《借款合同》约定：借款年利率13.5%，借款期限至2010年11月16日，如果不按期归还借款本金，从逾期之日起按照借款利率加收50%的罚息；保证期间到借款到期后两年。上述借款手续办结后，三被告手持《借款合同》合影。
2009年11月17日三被告与案外人刘恒军签订了“三被告分别为刘恒军顶名贷款80000.00元”的《协议书》一份。（《协议书》原件保存于2010高民初字771号卷宗第89页）被告邵珠光名下80000.00元于2009年11月16日被提取3000.00元；三被告名下的其它借款于2009年11月18日被分别一次性提取，但三被告均否认是本人取款。2013年3月28日庭审休庭后，案外人刘恒军向原审法院邮寄了证明一份。证明内容是：“在借款合同签订前后，刘恒军与三被告有顶名贷款协议；存折是案外人李仁卫从原告邮政银行取出交给了刘恒军”。原审法院书面通知李仁卫于2013年4月13日出席法庭，但李仁卫表示由于其外出躲债，不能公开出席法庭，只能在法庭做笔录。李仁卫证明：“三被告与刘恒军有顶名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贷款协议；存折不是李仁卫从原告邮政银行取出的；由于刘恒军无力偿还借款，三被告赖银行”。
另查：经庭审对《中国邮政储蓄个人结算账户开户申请书》质证，三被告均对该申请书的“客户签名”提出异议，原告邮政银行也不能确认就是三被告本人的签名。被告邵珠光名下的借款80000.00元，案外人刘恒军归还了本金39328.83元，到起诉日尚欠本金40671.17元。
原审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有两点：
1、在三被告办理完结借款手续后，原告邮政银行是否将三被告的存折和身份证留下后交给他人。
2、2009年11月18日原告邮政银行办理的三笔大额取款业务是否有过错，如果有过错是否应当对三被告承担责任。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原告邮政银行在2013年3月28日庭审中出示的照片清楚地看出被告邵珠光手持存折，被告李仁杰、杨恩刚也认可曾经得到存折，三被告辩称的存折和身份证被原告邮政银行的工作人员留下的理由，没有证据证实，原审不予支持。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按照二〇〇七年六月二十一日中国人民银行等四部门公布的《金融机构客户身份识别和客户身份资料及交易记录保存管理办法》第八条的规定金融机构为自然人客户办理人民币单笔5万元以上的，应当核对客户的有效身份证件或者其他身份证明文件。审核所要做的基本工作，一是审核存款事实是否存在，即对照提款人提交的取款凭证和密码是否真实，与银行记载的存款记录是否相符；二是审核提款人身份，即提款人提交的身份证件是否真实，是否与存款人本人相一致，这两项内容均应包含在审核范围之内。但是，本案中，原告邮政银行工作人员在实际操作中只审查了取款凭证和密码的真实性，遗漏了对提款人身份的核实，未完全尽到审核之责，因此，原告邮政银行存在违规操作、疏于审查的情况。虽然三被告拒绝说出取款人的身份，但是无论是案外人刘恒军与三被告于2009年11月17日签订的顶名贷款《协议书》还是于2013年3月28日庭审休庭后向原审邮寄的证明，均表明在在借款之前和借款之后，三被告与他人有口头和书面的顶名贷款协议，三被告将存折交给了取款人并把密码告知了取款人，应当视为是三被告的本人取款；三被告对取款人的身份是明知的，该笔存款被提取不是由于原告邮政银行工作失误被他人冒领，而是三被告自愿将借款转给他人使用。三被告与他人形成借贷关系，不是本案审理的范畴。而原告邮政银行的业务过失，是金融主管部门按照有关的金融法规对原告邮政银行进行处理的情况，不是人民法院民事审判主管的范畴。
综上所述，本案中的《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小额贷款联保协议书》、《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手工）借据》等书面资料填写规范、标准、要素齐全、数字正确、字迹清晰，原告邮政银行对贷款的审查审批、合同签署、贷款的发放符合《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贷款业务操作规程》的规定，原告邮政银行与三被告签订的《借款合同》合法有效。签订《手工借据》是该案《借款合同》履行的关键环节。原告邮政银行将借款分别存入《手工借据》中指定的三被告的银行存折账户后，就已经按照《借款合同》的约定履行了义务。被告李仁杰及妻子王莎莎应当按照合同的约定偿还原告邮政银行的逾期借款并支付利息，由于是三户联保借款，其他被告应当对被告李仁杰、王莎莎的贷款承担连带责任。虽然《中国邮政储蓄个人结算账户开户申请书》文字记载的内容存在瑕疵，但是，该瑕疵不能对抗《小额联保借款合同》已经合法生效并已经实际履行的事实。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四条、第二百零五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零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第十八条、第二十一条、第三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四十四条的规定，判决：
一、被告李仁杰、王莎莎于本判决生效后十日内偿还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借款本金40671.17元及利息14744.37元（利息截止于2012年6月1日）；2012年6月2日至实际执行日的利息按合同约定的利率计算方式计算；
二、被 法律侠客在线lawbingo
告邵珠光、孙红、杨恩刚、尚书莹对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被告邵珠光、孙红、杨恩刚、尚书莹在偿还借款后，可以向被告李仁杰、王莎莎追偿。案件受理费1185.00元，由被告李仁杰、王莎莎、邵珠光、孙红、杨恩刚、尚书莹负担。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宣判后，被告李仁杰、王莎莎不服一审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称，原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上诉人虽然与被上诉人签订了借款合同，但是办理完借款手续后，被上诉人未将贷款交付给上诉人，被上诉人在办理贷款过程中存在严重违规操作，甚至构成刑事犯罪，上诉人没有按照借款合同获得相应利益，不应偿还借款。综上，请求二审法院查清事实，依法改判上诉人不承担还款责任。
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答辩称，一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上诉人的主张没有任何证据支持，应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审理查明的案件事实与一审认定的事实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本院认为，本案有两个争议焦点问题，一是被上诉人是否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二是上诉人是否应偿还贷款。
关于第一个焦点问题，上诉人李仁杰与被上诉人于2009年11月16日签订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小额联保借款合同》以及上诉人签字确认的《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个人贷款（手工）借据》上均注明了借款合同所涉借款金额和放款账号，被上诉人已经依约将贷款转入了该放款账号。
且在（2010）高民初字第771号案件中，上诉人李仁杰曾作为原告，以民间借贷纠纷为由，对案外人刘恒军及高青希森机械加工有限公司提起诉讼，主张自己曾经向被上诉人贷款8万元，此款由刘恒军用于高青希森机械加工有限公司经营，因刘恒军未按照约定向银行还本付息，要求刘恒军及高青希森机械加工有限公司向其承担还款责任。上诉人李仁杰在上述案件中主张的8万元贷款即为本案所涉贷款。在（2010）高民初字第771号案件中，上诉人邵珠光提交2009年11月17日邵珠光、杨恩刚、李仁杰与刘恒军签订的协议书一份，该协议书载明，邵珠光、杨恩刚、李仁杰为刘恒军顶名从邮政银行贷款240000元，刘恒军必须按期还贷，贷期为2009年11月17日至2010年11月16日止等内容。虽然（2010）高民初字第771号案件以证据不足为由驳回上诉人的诉讼请求，但上诉人向法院提起诉讼这一事实说明上诉人对于贷款已经实际发放是明知的，并且认可与刘恒军之间的借贷关系，由此可以认定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上诉人主张银行未经其同意擅自将存折交付他人，未有证据支持，也与已证明事实不符，本院不予采信。
关于第二个焦点问题，被上诉人已经履行了发放贷款的义务，上诉人又将该贷款转借他人，上诉人作为与被上诉人签订借款合同的相对方，应承担相应的还款责任。上诉人与刘恒军之间的借贷关系应另行处理。如果上诉人认为被上诉人或者他人在贷款发放及取款过程中涉及违规或者刑事犯罪行为，可以另行要求相关机关进行处理。
综上，上诉人李仁杰、王莎莎主张不应向被上诉人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有限责任公司高青县支行偿还贷款的上诉请求不能成立，本院不予支持。原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本院依法予以维持。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九条、第一百七十条第一款第（一）项、第一百七十五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二审案件受理费1185.00元，由上诉人李仁杰、王莎莎承担。
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池卫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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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 判 员
袁 媚 代理审判员
禚慧聪 二〇一三年一月二十六日 书 记 员
张青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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