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不服治安行政处罚纠纷案 （2012）秀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
福建省莆田市秀屿区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09）秀行初字第19号
原告蔡保生，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农民，不服治安行政处罚纠纷案（2012）秀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委托代理人卢木明，福建名仕律师事务所律师。特别代理。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单位性质：机关法人。
法定代表人陈忠，局长。
委托代理人李芳，法制科科员，一般代理。
委托代理人张泽，东吴边防派出所干事，一般代理。
第三人肖顺和，男，XXXX年XX月XX日出生，汉族，身份证号码：3503211959042XXXXX.原告蔡保生不服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治安行政处罚纠纷一案，于2009年8月31日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本院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9年9月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通知书。因肖顺和与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本院依法通知其为第三人参加诉讼。原告蔡保生及委托代理人卢木明、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的委托代理人李芳、张泽到庭参加诉讼，第三人经本院合法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于2009年7月9日对原告蔡保生作出莆秀（治）决字第501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该决定书认定原告因鲍鱼排纠纷伙同蔡林强、林志贤等人将乐屿海域肖顺和用来固定鲍鱼排的浮球缆绳砍断9条。上述事实有蔡保生的陈述、林志贤、林国春、肖顺和、肖国华、林金文的询问笔录以及作案工具菜刀、竹勾等证据证实。被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的规定，决定对原告蔡保生予以行政拘留十一日并处罚款一千元的治安处罚。拘留已执行完毕，罚款已交纳。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于2009年9月14日向本院提供了作出具体行政行为的证据依据：
1、受案登记表；
2、行政处罚审批表；
3、延长办理期限审批表；
4、告知笔录。证据1-4，证明程序合法。
5、处罚决定书，证明对违法行为人蔡保生的处罚内容；
6、行政拘留执行回执；
7、行政拘留执行通知书；
8、罚款收据；
9、传唤审批表；
10、传唤证；
11、传唤通知书；
12、违法嫌疑人权利义务告知书。证据6-12证明程序合法。
13、违法行为人林志贤的陈述；
14、违法行为人蔡林强的陈述，证明蔡保生等人事实损毁财物行为的原因；
15、违法行为人蔡保生的陈述，证明程序合法；
16、受害者林国春的陈述；
17、受害者肖顺和的陈述；
18、证人肖国华的证言；
19、证人肖燕尖的证言；20、证人林金文的证言；
21、勘验笔录及现场照片；证据16-21证明蔡保生等人存在故意损毁财物行为。
22、扣押物品清单；
23、收缴审批表；
24、收缴物品清单；证据22-24，证明程序合法。
25、辨认照片，证明蔡保生等人存在故意损毁财物行为；
26、民事权利告知书；
27、送达回执；
28、案件说明；
29、户籍证明。证据26-29，证明程序合法。
原告诉称：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作出的莆秀（治）决字第501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严重违背事实和法律，且显失公平，依法应予撤销。
一、被告程序违法。
1、未给原告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2、未通知原告家属拟拘留原告的事实。
二、适用法律错误和显失公平。
1、讼争绳子市场价值二、三百元，即使被毁亦构不成情节严重，《治安管理处罚法》第49条第二款规定“故意损毁公私财物的情节严重，处十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可以并处一千元以下罚款”；
2、肖顺和违法在先，被告在处理本案时不但未对肖顺和的违法行为进行处罚，而且拒不考虑本案实际情况，所作出的决定显失公平。肖顺和已多次违规在原告渔排周围投掷石砣，缆绳勾住原告渔排缆绳，原告是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采取的自救措施，并不违法。
原告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以下证据：
1、莆秀（治）决字第501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向原告作出行政处罚的事实；
2、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处罚），证明市公安局作出维持处罚决定，原告起诉合法的事实。
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辩称：
一、本案事实清楚，证据充分。2009年5月24日17时许，在东埔镇乐屿海域，原告蔡保生因鲍鱼排固定问题，伙同蔡林强、林志贤等人将肖顺和固定渔排的浮球缆绳砍断9条，后蔡林强又将林国春用来固定鱼排缆绳砍断2条。以上事实有违法行为人蔡保生、蔡林强、林志贤的陈述，受害者林国春、肖顺和的陈述，证人肖国华、林金文、肖燕尖的证言以及勘验笔录，作案工具菜刀、竹勾等证据证实。
二、本案处理程序合法。本案依法经过受案、延长办案期限、处罚审批、告知、开具处罚决定书等程序，故程序合法。
三、本案适用法律正确，处罚适当。请求依法维持被告所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第三人肖顺和经本院合法传唤没有到庭，也没有提供证据及书面答辩意见。
原告蔡保生对被告提供的证据质证如下：对证据1的真实性无异议，对证明的对象有异议。认为：第一、该受案不合法，且可以看出林国春的报案时间是2009年5月25日上午8点半；第二、损失4500元没有事实依据；对证据2的真实性无异议，但没有履行法定的程序要求，且审批表存在事后添加问题；对证据3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蔡林强不是本案诉争当事人，该材料与其无关。对证据4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认为：第一、告知主体错误，东吴边防派出所无权作为告知主体，第二、告知时间错误，本证据与被告提供的证据2处罚审批表明显自相矛盾，告知笔录显示的时间是6月16日15点50分，而证据2作出审批时间是15点35分，程序存在严重瑕疵。对证据5，认为处罚决定没有任何事实依据。对证据6的质证意见同证据5的质证意见。对证据7认为林志贤与蔡保生无权确认公安已通知其家属，亦不能免除公安机关具有法定通知的义务。对证据8的罚款收据，该罚款是错误的。对证据9、10、11的形式真实性无异议，根据其内容，可以表明原告配合公安机关调查的事实，范文《不服治安行政处罚纠纷案（2012）秀行初字第19号行政判决书》。对证据12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该告知书没有让原告阅读，也没有告诉蔡保生。林志贤是在被告违法行政的情况下被逼所签的。对证据13的证明对象有异议，传唤及笔录制作时间均在法定上班时间以外，且通过该笔录还可看出蔡保生没有切割林国春绳子，蔡保生的地位较轻，林志贤已表明切割缆绳的原因，但公安机关未进行调查。对证据14蔡林强的陈述没有任何当事人的签字，不具有合法性。且在违法嫌疑人没有签名时也没有叫见证人，行为违法。且如果真得如蔡林强所说的那样，蔡林强也强调了切割缆绳的原因，公安机关未进行调查取证，显失公平。对证据16林国春的陈述，认为：
1、合法性与真实性均有异议，2、此材料表明制作的时间为2009年5月25日8时30分至9时40分，3、可以表明林国春对自己损失的金额处于不确定的状态，4、可以表明绳子可以连结，仍具有使用功能，5、蔡林强与林国春及肖顺和之间存在海域权纠纷的事实，林国春的渔排也没有任何损失。对证据17的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笔录表明报案时间是5月26日14时50分到15时40分，肖顺和在关于缆绳能否连结及是否具有继续使用功效问题上作了虚假陈述，肖顺和报案的内容仅是绳子损失，与石头无关。对证据18的真实性无异议，合法性与证明内容有异议，该笔录可以看出林国春的绳子与林志贤无关。对证据19的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这份笔录可以证明肖燕尖使用这片海域上存在违法。对证据20的证明对象有异议，该笔录直接表明林国春的绳子并非林志贤所砍。对证所据21勘验及现场照片，勘验没有请相对人到场，程序违法，见证人身份不合法，与案件有利害关系；勘验照片上的签字主体与笔录上的签名主体不一致，勘验时间与被告提供的证据也自相矛盾。照片66页与67页存在明显的字迹涂改。肖顺和的照片无法体现被告的证明内容。对证据22-25的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26认为被告从没有组织双方调解。对证据27的合法性与证明对象有异议，对证据28认为与本案无关。对证据29证明对象有异议。通过这份材料可以看出被告有行政不合法之处且有偏袒另一方当事人。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
经庭审质证，本院对本案的证据认定如下：
被告提供的证据1-
4、证据6-
12、证据22-
24、证据26、27、29为本案被诉具体行政行为的程序性文书，原告虽对其中的部份证据有异议，但并未提供相应的证据证实自己的主张。证据1中记载报案时间在纠纷发生的第二天，法律并没有要求当事人必须在纠纷当天报案，简要案情为当事人报案的案情并非被告查明的事实，故原告的异议不能成立。证据4原告认为被告告知的主体和时间均不合法。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九十一条是规定治安管理的处罚是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公安机关决定，本证据是处罚前的告知，办案单位东吴边防派出所民警的行为属履行职务行为，并无不当，其告知单位虽是填写东吴边防派出所，也只能是一般的程序瑕疵，并没有遗漏告知程序。被告对原告拟作出处罚的告知时间为2009年6月16日15：50，系在承办单位东吴边防派出所形成意见之后，即在2009年6月16日15：35之后，符合法律规定。相反若按原告所说的告知时间必须在局领导审批意见之后，则处罚已经确定，就不存在告知被处罚人拟作出处罚的必要。故原告的异议不能成立。对被告执行拘留通知及制作笔录的时间问题，原告有异议。本院认为，公安机关为特殊的业务部门，有着24小时的值班备勤制度，其在正常工作时间外对当事人制作笔录并未违法，其用市公安局统一印制的拘留通知家属文书的形式通知被拘留人的家属，并得到当事人的确认，符合法律规定。原告主张被告没有邀请见证人在场及勘验程序不合法。本院认为，根据《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的有关规定，受送达人拒签时，是“可以”邀请见证人，而并非“应当”，故原告提出应当邀请见证人在场的异议不能成立。勘验笔录、调查笔录及勘验照片确实在时间上存在办案民警同时签名，但原告并没有否认有现场勘察的事实。故被告该行为为一般的程序瑕疵，并没有达到严重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
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没有异议，本院予以确认。
经审理查明，2009年5月24日下午17时许，在东埔镇东屿海域，原告蔡保生因鲍鱼排固定问题，伙同蔡林阳、蔡林强等人带着菜刀和竹钩一起开船到第三人肖顺和的鲍鱼排处，原告用菜刀将肖顺和用来固定渔排的浮球缆绳砍了3条，与其他合伙人共计砍断9条。案经被告的莆田市公安局东吴边防派出所处理并委托莆田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对原告等人所毁坏的财物进行评估鉴定，但直到诉讼期间，莆田市物价局价格认证中心作出鉴定结论。鉴定所毁坏的财物全部价值为3540.8元。2009年6月16日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对原告作出莆秀公（治）决字第501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对原告蔡保生予以行政拘留11日并处罚款1000元。原告不服向莆田市公安局申请复议。莆田市公安局于2009年8月5日作出了维持决定。现行政拘留已执行完毕，罚款原告已交纳。因原告不服而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依职权对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进行处罚，主体适格。本案经被告受案、调查、处罚审批、告知并依法送达处罚决定书等，符合相关规定，程序合法。根据当事人陈述、证人证言及物证，认定原告故意损毁公私财物，情节较重，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四十九条，对原告蔡保生予以行政拘留11日并处罚款1000元的处罚，适用法律正确，量罚适当。原告主张被告未经任何鉴定，就以“情节严重”为由，径行对原告进行处罚没有法律依据。本院认为，由于原告自认其所损毁的缆绳每条约500元，与第三人肖顺和的陈述能相互吻合，明显已达到情节严重的标准，被告未待鉴定结论出来后就先行作出行政处罚，其行为确实存在瑕疵，但其不影响案件在公安机关的公正处理，不足以产生程序违法的法律后果。据此。为了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五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莆田市公安局秀屿分局于2009年6月16日对原告蔡保生作出的莆秀公（治）决字［2009］第5012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五十元，由原告蔡保生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福建省莆田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方金华
审 判 员 巩建忠
审 判 员 李振汉
二○○九年十一月三十日
书 记 员 陈徐继
第二篇：村委会诉县政府山林行政确认纠纷案 (2011)浙台行初字第8号行政判决书
浙江省台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判决书
（2011）浙台行初字第8号
原告三门县横渡镇岭根陈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陈大超。
委托代理人戴远德，浙江日中天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三门县人民政府。
法定代表人董服标，县长。
委托代理人方雪富，浙江持正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林日上。
第三人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村村民委员会。
法定代表人罗元尝。
委托代理人罗祥云。
原告三门县横渡镇岭根陈村村民委员会诉被告三门县人民政府山林行政确认一案，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2010年12月28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2月15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三门县横渡镇岭根陈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陈大超、委托代理人戴远德，被告三门县人民政府的委托代理人方雪富、林日上，第三人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村村民委员会法定代表人罗元尝、委托代理人罗祥云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2010年8月9日，三门县人民政府作出山林[2010]决字第1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决定：
一、岭根陈村所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第001420号、第001422号山林所有权证，其四至与山场实际不符，现重新确定：第二、九生产队出气洞山林西边界址确定至龙潭背与岩下村山为界；北至茎头、岩围为界。第四生产队出气洞山林北至茎头、岩围为界。第一、十生产队樟树山山林北至茎头、岩围为界。
二、确定归岩下村所有的唐山岗山林，其具体四至：东至团结岗分水界石与岭根陈村为界；南从长岗里田角头沿坑流水至龙潭背、再自龙潭背山茎头向东沿山茎头到团结岗唐家山茎头为界；西至八岭头村山（长岗里田角头湾）；北至山岗头分水为界。
三、确定对归岭根陈村所有的唐山岗山林，其具体四至：东至松树林岗至平岩为界；南至唐家后山山额为界；西至团结岗分水界石与岩下村山为界；北至山岗分水与岩下村山为界。
四、确定归岭根陈村第一、第十生产队共同所有的樟树山山林，其具体四至：东至唐家山界石为界；西至第四队山界石为界；北至茎头、岩围为界。
五、确定归岭根陈村第四生产队所有的出气洞山林，其具体四至：东至第一、十队山界石为界；南至山脚为界；西至第二、九队山界石为界；北至茎头、岩围为界。
六、确定归岭根陈村第二、九生产队所有的出气洞山林，其具体四至：东至第四生产队山界石为界；南至山脚为界；西至龙潭背与岩下村山为界；北至茎头、岩围为界。
七、两村原有的插花田，仍按原管理范围各自经营管业。
原告三门县横渡镇岭根陈村村民委员会起诉称，被告作出山林[2010]决字第1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
1、原告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第001420号和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所记载的出气洞、樟树山均在山额上面，山林所有权四至位置“北至山头”，正常的理解就是唐山岗山头，即以分水为界。
2、《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或者土地证上记载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被告以原告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第001420号和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所记载的面积较小为由，错误地适用法律，错误地以面积为准在决定书中重新指定了四至位置。
3、原告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第001420号和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有历史依据：（1）争议的唐山岗山地名，历史上是以唐家村村名命名，历史权属一直是唐家村所有，唐家村属于原告的一个自然村；（2）争议山场上的坟是原告村民的祖坟；（3）争议山林一直由原告管业，岭根陈村70年代种油茶，90年代飞播造林，组织信号员。1994年林业特产局雇岭根陈村村民陈道来、朱庆泽、陈卫法等10余人种湿地松，是按照行政村的管辖林地来处理的。从1970年到1982年一直是原告村的村民潘炳余、陈彩虎、唐金土、陈道差及唐家村人作为护林员在管理。（4）原告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第001420号和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有土地改革时三门县人民政府颁发的《浙江省三门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为据。原告拥有的三门县436号、405号、447号、407号《浙江省三门县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原告唐山岗山林权之樟树山段四至位置北面是至山头；原告拥有的474号、443号、427号、496号《浙江省三门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明原告唐山岗山林权之出气洞山段四至位置北至山头；原告拥有的363号、368号《浙江省三门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明原告唐山岗山林权之石坑门口山段四至位置北至山头；原告拥有的441号《浙江省三门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证明原告唐山岗山林权之蓬头岩山段四至位置北面是北至山头。
4、三门县人民法院（2005）三行初字第138号《刑事判决书》中法院依法确认的三门县林业技术推广站《横渡镇岭根陈村唐山岗森林火灾鉴定结论》，确认了唐山岗山林从重迭岩岗以西至唐春牛坟里，南至山脚，北至山头分水为界属于原告。
5、被告作出的决定，事实不清、证据不足还表现在：（1）决定书认定的依据，即1971年3月9日岩下村与岭根陈村签订的《协议书》为被告曲解。《协议书》明确的限定范围是重迭岩岗至冷水龙岗之间，岩下村田里壁二丈以外的产权属于岭根陈村所有，与第001420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所确定的西面界址“至龙潭背与岩下山唐春牛坟里为界，北至山头”和第001413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 “北至山头”相符；（2）决定书认定的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四至位置与协议书明显不符。该山林权证没有历史依据；（3）决定书依据的1991年8月的土地调查表，没有村长签字，也没有村委会盖章，没有通过法定程序核实；（4）决定书所依据的岭根陈村村民陈××在唐山岗失火烧山赔偿给岩下村林木损失费1785元，属于赔偿唐山岗北面岩下村的20亩左右的林木损失，不足以证明团结岗以西属于岩下村所有；（5）决定书对樟树山界址的认定，采取了主观判断的认定方法；（6）决定书认定的依据7，违背了法律规定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的法律准则；（7）决定书认定三政林字第001420号“西面界址中的'唐春牛坟里'五个字是后加上去的，字迹明显不同”，是被告主观猜测；（8）决定书认定的依据9，实际上以错误的依据再次作为依据；（9）决定书认定的依据10，被告未做调查，主观臆断否定原告的经营管理事实。为此，原告请求本院撤销山林[2010]决字第1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
原告向法庭提供的证据有：
1、三政林字第001413、001420、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证明原告山林界址是“北至山头”。
2、《土地房产所有证》，证明唐山岗山重迭岩岗至唐春牛坟里从古至今都是原告村所有。
3、现场照片、唐氏村民族谱、看山护林员的证明，与第一、二两份证据相互印证，证明争议的山林原告一直在管业。
4、三门县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横渡镇岭根村唐山岗森林火灾鉴定结论和后面所附的小班调查表，证明三门县林业技术推广站出具鉴定结论给三门县人民法院，讲到所争议的山林是属于岭根陈村所有。小班调查是三门县林业技术推广站在1999年作出的调查，即作出唐山岗森林火灾鉴定结论的依据，其中有面积、坡度等内容。
5、横政［2008］38号文件，证明争议的山场属于原告村。
6、1971年3月9日签定的《协议书》，其中第二、三条证明唐山岗山重迭岩岗至冷水龙岗以外山林是属于原告所有，第三人超出二丈以外不可以劈柴砍草。第四条约定第三人的村民在此偷树要进行处罚。
7、证人陈××的庭审证言，“起草协议的前提是我们村部分田卖给第三人村村民，在放牛时引起纠纷，所以产生了1971年协议。协议书划分的山是给第三人放牛用的”，证明1971年3月9日协议签订的起因是原告村村民有人把田卖给第三人，第三人从唐山岗北面穿越过来，原告有意见，发生了争执。在政府的调解下，在重迭岩和冷水龙岗之间划出一条道路，但重迭岩岗以东还是属于原告村所有。
被告三门县人民政府辩称，被告颁发给第三人的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与原告持有的山林权证不存在重复登记的情况，被告作出的山林[2010]决字第1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
一、被告颁发给原告的三政林字第001413、001420、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中没有山额上面均在唐山岗山上等文字记载。
二、被告颁发的三本山林权证中记载的出气洞、樟树山山林所有权四至的“北至山头”，即唐山岗山头的理由不能成立。“山头”即茎头（山额）的解释既有事实根据又有法律依据。
三、被告颁发给原告的三本山林权证和第三人的山林权证所认定的事实清楚、证据充分。原告诉状中所述的所谓历史依据并非客观存在，即便存在，也并非认定山林权属的唯一证据。
四、三法（2005）三刑初字第138号《刑事判决书》中的鉴定结论，只是对火灾面积、起火原因等内容的鉴定，并非对争议的山林权属、界址的证明。
五、原告推定除二丈以外的山林权属归岭根陈村所有的说法属断章取义，曲解1971年3月9日所签协议的本意。被告作出决定的证据足以证明第三人唐山岗山林权属与原告之间山林权属之间的山界划分是以团结岗分水为界，与原告出气洞山界的界限是从唐家自然村的唐家山茎头界线开始向西到方更墩直落坑中为界，进一步向西延至龙潭背为界，既有事实根据，又有法律依据。为此，其请求本院判决维持被告所做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被告在法定期限内提供的证据有：
1、《协议书》，证明1971年3月9日原告与第三人为唐山岗山林权属争议签订了一份协议书，明确岭根陈村与岩下村山界以团结岗分水为界，上至山峰下至田，界以西划给岩下村，界以东划给岭根陈村。
2、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三林所有权证》及山林范围四至示意图，证明第三人提供的山林所有权证范围与山林示意图实际范围相符，至1982年林业“三定”时，唐山岗山林东至团结岗分水界石与岭根陈村山为界，南至长岗里田角头沿坑流水至龙潭背、再自龙潭背山茎头向东沿山茎头到团结岗唐家山茎头为界，西至八岭头村山，北至山岗头分水界属于沿下村所有。
3、权属界址接边调查表、权属界线示意图，证明1991年原告与第三人经过指界确认，岩下村唐山岗山林与岭根陈村唐山岗山林之间的山界线是以团结岗分水为界，与岭根陈村第一、第十队樟树山，第四队，第二队、第九队出气洞山之间的界线是从唐家自然村的唐家山茎头界线开始向西至方更墩直落坑中心为界。界址与示意图明确载明了原告与第三人在1991年确定了四至界线。
4、刑事判决书、火灾山林面积计算报告、赔偿协议书、人民法院领款凭证，证明1996年1月3日，原告村陈××在唐山岗失火引起山林火灾，共烧毁山林面积275亩，县人民法院对陈××作出刑事判决后，又主持民事赔偿调解，由陈××赔偿给岩下村林木损失费1785元，当时就已经认定团结岗以西的唐山岗山林属岩下村所有的事实。
5、调查笔录二份、关于岩下村在唐山岗营造湿地松的基本情况，证明被调查人梅××、潘××二人系1971年负责调处岭根陈村和岩下村因唐山岗山林权属纠纷的当事人，吴××的情况说明证明了岩下村在1992至1993年在团结岗以西的唐山岗造林的事实，两份材料表明团结岗以西的唐山岗山林属岩下村所有的事实。
6、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山林范围示意图、现场勘察照片、调查处理意见及建议裁决界址线示意图，证明三门县山林办经过详细勘察，作出调查处理意见及建议裁决界线示意图，被告以此为据作出处理决定符合客观事实。
7、三门县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案卷，证明作出决定的程序依据。
8、台州市人民政府台政行复[2010]7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证明原告不服被告的处理决定提起行政复议，台州市人民政府裁决维持被告处理决定的事实。
9、法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浙政办发［1987］230号转发省林业民政厅、公安厅《关于调处山林纠纷问题的报告》等法律、法规，证明被告作出山林权属处理决定的法律依据。
第三人三门县横渡镇岩下村村民委员会述称，一、原告持有的三本山林权证与第三人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不存在重复登记。从三块山的四至和位置来看，三政林字第001420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中出气洞山西边靠龙潭背，东与第四队山交界；三政林字第001413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出气洞西与第二、第九队山交界，东与第一、十队山交界；三政林字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樟树山西与第四队山交界，东与唐家村沙蟹窝山交界，三块山坐落位置在唐山岗山茎头下。东西无法与第三人唐山岗山相连接，只有南北茎头相邻。
二、第三人村自1959年至1963年有四户分别居住在唐山岗护林，1967年飞播造林时林业特产局组织实施的造林队不是以行政区域（村）为单位植树造林。
三、《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
四、三门县人民政府作出的山林[2010]决字第1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足：
1、1971年3月9日所签订的协议书中权属表述明确；
2、二丈以内是指团结岗以东山林，因团结岗以东山脚山田大部分都是第三人在管业；
3、土地调查表由各村代表签字，村委会也加盖了公章；
4、1996年1月3日岭根陈村村民陈××在唐山岗吸烟失火烧山赔偿给岩下村林木损失费1785元，可以证明团结岗以西属于岩下村所有；
5、三政林字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樟树山已分为自留山，具体北面界址：四户至重迭岩，六户至田为界，说明管理现状就是到茎头为止；
6、三政林字第001413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北至山头”表述实为茎头（山额），相邻沙蜂窝山（唐家自然村）山林权证也是“北至山头”为界，但唐××等户实际管理是到茎头。
7、龙潭背与唐春牛坟里之间为二崀山，原告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20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记载有误。为此，其请求本院维持被告所作决定，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三人未向法庭提供证据材料。
法庭调查中，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被告颁发给原告的山林权证表述清楚，东至松树林风至平岩为界，西至按1971年3月9日协议为准，至岩下山团结岗分水以界石为界，北至岩下山以分水为界没有争议。对颁发给第三人的山林权证的争议实际上就是额头和山岗的文字认定。被告认为山头应该是基准点站在山脚看到的山头。如果站在重迭岩的中间看，山头是山岗头。对土地证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其关联性有异议。就本案来说，经多次协议，已经突破了土地证的框架，根据法律、法规规定，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登记应以四至为准。对护林员证明的真实性、关联性均有异议，因其无法证明是否是当时的护林员以及所护山林是否为争议山林的范围。现场照片、族谱无法证明争议山林权属。《刑事判决书》是证明当时的被告人犯罪事实以及受到刑事处罚的情况。鉴定结论只能说明当时对火灾造成的损失面积、起火原因作了鉴定，并没有对讼争的山林权属和面积作出鉴定。横政［2008］38号文件是镇政府开发镇属范围内的两座山的报告，并不能证明原告的主张。第三人未发表质证意见。
原告对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质证认为，对《协议书》证明的对象有异议，《协议书》第二条写明该山场的范围划分，且协议第三条非常清楚，“在岩下田二丈以外不能放火烧和砍柴等”，说明二丈以外属于原告村所有。第三人的山林权登记属于重复登记，没有任何历史依据，属于错误登记。示意图是被告自己画的，不能作为有效证据。调查表中陈道来的签名字迹不一样，前面的签字并非真正原告村陈道来的签字，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另外，法律规定调查表和土地证的四至不一致的，应该以土地证四至为准。判决书中并没有认定被告要证明的对象，山林办出具给法院的说明是被告制作，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两份笔录前后有多处涂改，字迹不一致，而笔录里的用词都是一致的，不真实；没有核实被调查人的身份，笔录后面没有相关的身份证复印件和出生年月等情况的记载；与1971协议书的内容是不一致的，不能作为作出决定的证据。从照片看，重迭岩的位置是对的，但没有客观查明出气洞山和樟树山的位置在茎头上。在被告提供的纠纷处理案卷中，证据编号15－22，均可以证明争议的山林所有权应当属于原告所有；证据25－45，也可以证明原告的山林权证有历史依据；证据66－74，都证明原告持有的山林证“北至山头”就是北至山岗头分水。第三人对被告提供的证据也未发表质证意见。
本院对原、被告提供的证据材料认证如下：原告提供的三政林字第001413、001420、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被告及第三人无异议，且与被告提供的山林权证相一致，予以认定。被告提供的《土地房产所有证》，被告对其真实性无异议，按照《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林业'三定'时未确定权属或者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以土地改革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者有关部门保存的土地清册为依据”的规定，该证据与本案亦有关联，予以认定。现场照片不能证明山林权属，唐氏村民族谱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改革法》的有关规定，不能作为确定山林权属的依据，该两份证据不予采信。看山护林员的证明，证人为原告村民，与原告具有一定利害关系，该份证据证明力不足。《刑事判决书》、横渡镇岭根村唐山岗森林火灾鉴定结论及所附小班调查表，是认定被告人何××构成失火罪的证据，与山林权属无涉，不能作为山林权归属的证据使用。三门县横渡镇横政［2008］38号文件，系三门县横渡镇人民政府向三门县改田造地领导小组提交的立项报告，既非确权依据，也无关权属变更，不予采信。1971年3月9日所签《协议书》，原、被告对证据本身无异议，只是对证明内容存在分歧，予以认定。证人陈××的庭审证言，不能证明争议山场权属，不予采信。被告提供的1971年3月9日签定的《协议书》和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具有真实性，予以采信。权属界址接边调查表、权属界线示意图证明1991年间曾对争议山场指界确认，可以作为权属确认的佐证。刑事判决书、火灾山林面积计算报告、赔偿协议书、县人民法院领款凭证等证据，不能作为山林权属认定的依据，不予采信。对梅××、潘××的调查笔录，二人系签订1971年3月9日所签协议的居中调处人，笔录与《协议书》相印证，虽在形式上存在瑕疵，但不影响其可采性。吴××的情况说明不能证明山林权属状况，不予采纳。原告与第三人争议山林范围示意图、现场勘察照片、调查处理意见及建议裁决界址线示意图及三门县调处山林纠纷办公室案卷，证明被告作出决定经过的相关程序，予以采信。《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林业部《林木林地权属争议处理办法》作为与案件相关的规范性文件，应予认定。
根据上述有效证据，本院认定本案的事实为：争议山场位于三门县横渡镇唐家自然村后面（西边）的南面山，山额（又称山茎）上称唐山岗，山额下分别称唐家后面山、沙蜂窝（沙蟹窝）、樟树山、出气洞等，坐北朝南，范围为：东至西边坑流水，南至唐家山茎头界线向西到方更墩直落到龙潭背坑中心、再向西到道秋龙（又称秋垅）坑底，西至道秋龙流水，北至唐山岗山岗分水，面积近600亩。1971年3月9日，因唐山岗山界不清，经当时的桥头公社和双龙公社干部组织原告村与第三人村干部进行现场调解，签订了《协议书》，其中约定，“唐山岗（重迭岩岗至冷水龙岗之间）山界的划分，以团结岗界石为界，上至山峰，下至田界以西划给岩下大队所有，界以东划给岭根陈大队所有”：“在争执山上道路照常通行，不准任何一方干涉，在岩下大队田里壁不妨害生产为原则，在二丈范围内允许岩下大队砍里壁柴和草，但不准放火烧地坎”。1982年林业“三定”时，被告向原告村及第一、第十生产队、第四生产队、第二、第九生产队和第三人村核发了《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原告村第一、第十生产队所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载明：坐落地名为樟树山，面积20亩，东至唐家山界石为界，南至山脚，西至第四队山界石为界，北至山头。原告村第四队所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载明：坐落地名为出气洞，面积10亩，东至第一队山界石为界，南至山脚，西至第二队山界石为界，北至山头。原告村第二、第九队所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20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载明：坐落地名为出气洞，面积20亩，东至第四队山界石为界，南至山脚，西至龙潭背与岩下山唐春牛坟里为界，北至山头。原告村所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载明：坐落地名为唐山岗，面积为1200亩，东至松树林岗至平岩为界，南至唐家后面山、山额为界，西按1971年3月9日协议为准，至岩下山团结岗分水以界石为界，北至岩下山以分水为界。第三人岩下村所有的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载明：坐落地名为堂（唐）家岗，面积1000亩，东至团结岗界石同岭根陈山为界，南至唐家山茎头界线至方更墩直落以西至山脚，西至八岭头山脚（长岗里田角头湾），北至山头分水。1991年8月，三门县国土资源局进行土地权属界址接边调查，原告和第三人经指界签字确认。2005年12月9日，第三人因原告对唐山岗山林权属提出争议，阻止其处理唐山岗山场火灾烧死的树木，向被告书面要求解决山岗山林权属纠纷，被告曾于2007年调解平息。至2010年初，因“低山缓坡”开发，涉及到山上道路和树木砍伐等利益冲突，该山林纠纷重新发生。第三人于2010年3月6日再次向被告提出山林权属纠纷调处申请，要求明确唐山岗山林所有权。被告经调查，并在调解未成下，于2010年8月9日作出山林[2010]决字第1号《三门县人民政府山林权属处理决定书》。原告不服该决定，向台州市人民政府申请复议。台州市人民政府于2010年11月23日作出台政行复[2010]70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作出的上述决定。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第十七条第一款规定，“单位之间发生的林木、林地所有权和使用权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依法处理。”本案被告作为县级人民政府，有权对原告和第三人单位之间发生的山林权属争议作出处理决定。《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三条规定，“确认森林、林木、林地的权属，以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林业'三定'时按规定核发的权属证书为依据。林业'三定'时未确定权属或者确定权属有错误的，以土地改革时县级以上人民政府颁发的土地证或者有关部门保存的土地清册为依据。合法的权属变更，应当予以确认。”本案被告核发给原告村及其生产队和第三人村涉及争议山场的三政林字第001413号、第001420号、第001422号和三政林字第000808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由于“北至山头”的界址不明产生分歧。从1971年3月9日签订的协议内容看，原告和第三人已明确约定唐山岗山界的划分，以团结岗界石为界，上至山峰，下至田界以西划给第三人村所有，界以东划给原告村所有。从三政林字第001413、001420、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所确定的面积来看，将“北至山头”理解为北至唐山岗分水岭，与所载面积相差较大。虽然《浙江省森林管理条例》第四十五条第二款规定，“森林、林木和林地权属证书或者土地证上记载的四至与面积不符的，以四至为准”，但在四至与面积严重不符的情况下，仅以所载四至确定权属界线，难免产生谬误。再从争议山场实际状况和1971年3月9日协议本身的签订来看，将“北至山头”定界为北至唐山岗分水岭，与实际不符，也于理不合。故可认定原告持有的三政林字第001413、001420、001422号《浙江省三门县山林所有权证》所载北至“山头”实指“山茎”（山额）。原告提供的1952年核发的《浙江省三门县土地房产所有权证》，虽然也载有“北至山头”，但实际未至唐山岗分水岭，与被告1982年核发的上述山林权证并不矛盾。被告将存在认识分歧的“山头”确认为山额，并将原告第二、九生产队出气洞山林西边界址确定至龙潭背与岩下村山为界，所作决定具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被告根据法律规定，对原告和第三人要求确认争议山场的权属申请经调查，并作出处理决定，程序合法。原告起诉理由不能成立，其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三门县人民政府2010年8月9日作出的山林[2010]决字第1号山林权属处理决定。
案件受理费人民币50元，由原告三门县横渡镇岭根陈村村民委员会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在递交上诉状后七日内，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50元，逾期不交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款汇：浙江省财政厅非税收入结算分户，单位编码：515001，开户行：农业银行西湖分行，帐号：***575].审 判 长 马 英 杰
审 判 员 屈 雪 香
代理审判员 徐 后 利
二0一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第三篇：梁某某不服濮阳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行政判决书
梁某某不服濮阳县公安局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一案行政判
决书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10）濮行初字第2号
行政判决书
原告梁某某，女。
被告濮阳县公安局。
法定代表人吕相国，该局局长。
委托代理人刘聚民，该局法制室主任。
委托代理人王振旗，该局干警。
原告梁某某不服濮阳县公安局2009年9月10日作出的濮县公（治）决字（2009）第082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于2010年1月11日向本院提起诉讼。本院于当日受理后，于1月13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状副本及应诉举证通知书。本院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0年1月2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梁某某、被告委托代理人刘聚民、王振旗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濮阳县公安局于2009年9月10日作出濮县公（治）决字（2009）第082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09年4月12日、2009年4月28日、2009年8月27日梁某某三次窜至北京市中南海，为制造影响，表明上访人身份，要求见中央领导，反映自己的不合理诉求，严重扰乱了中南海的正常秩序。其行为已构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规定，决定给予梁某某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被告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1、2009年4月12日北京市公安局天安门分局治安大队（2009）第26250号训诫书，证明梁某某到天安门地区被训诫过程。
2、2009
年4月23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2009）第112260号训诫书，证明梁某某到中南海周边被训诫过程。
3、2009年8月30日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府右街派出所工作说明，证明梁某某被告诫的过程。
4、2009年9月10日询问梁某某笔录。
5、2009年9月30日濮阳市公安局（2009）245号文件。
6、2009年10月10日濮阳市公安局（2009）246号文件。
7、2009年11月16日秦玉海在全省规范信访程序依法处置非正常上访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的讲话。
8、2009年6月27日濮阳县处理信访突出问题及群体性事件联席会议办公室濮县信联办（2009）40号文件。
9、2008年7月10日公安机关处理信访事项答复意见书。
10、2008年7月6日和解意见书。
原告梁某某诉称：2009年4月至8月我到北京给二妹买药，顺路反映父亲被他人殴打一案，也未找到有关部门。在路过中南海时，被执勤民警误认为是在中南海闹事，对原告进行了训诫处罚。2009年9月10日原告前往市信访办反映问题，被告开车追上原告，在未告知原告和未办理任何手续的情况下，将原告送往濮阳县拘留所被拘留。被告濮阳县公安局对原告作出的行政处罚行为违法，违反国家信访不能打击上访人员的条例。
1、处罚程序严重违法。被告对原告进行该行政处罚之前，根本没有依法告知原告作出治安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也没有告知原告依法所享有的权利，从而剥夺了原告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2、被告对原告作出的违法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且违反“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原告是按照《信访条例》的规定，向上级有关部门和组织反映问题，其上访是法律赋予公民的权利。原告在上访反映问题过程中并不存在违法事实。
3、被告濮阳县公安局无权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本案中原告如果有违法行为，其行为地也是发生在北京，其作出行政处罚行为的行政机关，依法属于北京市西城区，而不是本案的被告。请求本院依法撤销被告濮阳县公安局2009年9月10日作出濮县公（治）决字（2009）第082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原告当庭向本院提交的证据材料有：
1、2009年9月10日濮阳县信访工作领导小组
《关于处理非正常上访、规范信访秩序的意见》；
2、2009年9月22日濮阳市联席会议办公室《关于加强对非正常上访依法处置工作的紧急通知》；
3、2009年8月15日《通告》；
4、2006年2月11日《北京日报》文章《中南海的大门是面向广大群众的》；
5、2009年8月19日《新京报》文章《中央政法机关将出京就地接访》；
6、2007年3月29日、2008年1月30日证明二份；
7、《今日安报》刊载的2008年国家赔偿标准；
8、手机录音文字材料一页。
被告濮阳县公安局辩称：
一、被告在作出处罚之前，依法告知了原告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的权利。
二、被告认定原告赴京非正常上访的主要依据是北京警方的训诫书和工作说明。训诫不是处罚，所谓训诫就是进行教导和劝诫，指出违法行为，所以不存在对原告一事进行第二次处罚。
三、原告诉被告无权对本案行使管辖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规定：治安案件的管辖由国务院公安部门规定。公安部《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行政案件可以由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管辖。对原告梁某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一案，认定事实清楚、证据充分、程序合法、适用法律准确，请求本院依法予以维持。
上述证据经庭审质证，本院确认被告提交证据收集方式和取得程序合法，本院予以采信。原告提交证据1、2、5、7收集方式合法，本院予以采信。证据4系作者个人观点，不符合证据的基本要件，本院不予采信。证据3、6、8收集方式和取得程序不当，本院不予采信。
经审理查明：原告梁某某以其父梁万某民事赔偿案件处理未到位为由，于2009年4月至8月先后三次到北京市中南海周边地区非正常上访，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两次、告诫一次。2009年9月10日，濮阳县公安局对梁某某作出濮县公（治）决字（2009）第082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决定对原告梁某某给予行政拘留十日的处罚。原告梁某某不服，向
濮阳市公安局申请复议。2009年12月25日，濮阳市公安局作出濮公复字（2009）77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被告的处罚决定书。原告仍不服，向本院提起行政诉讼。
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七条第二款和《公安机关办理行政案件程序规定》第九条第一款规定，可以作为违法行为人居住地公安机关行使管辖权的法律依据，原告认为被告无权对本案行使管辖权，其理由不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对当事人的同一个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原告以此为据认为原告已被北京市公安机关训诫处罚，被告不能再对原告进行第二次处罚，其理由也不能成立。被告濮阳县公安局认定原告梁某某扰乱公共场所秩序，依据的基本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五十四条第（一）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维持被告濮阳县公安局2009年9月10日作出的濮县公（治）决字（2009）第0828号公安行政处罚决定书。
案件受理费50元由原告承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接到本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八份，上诉于河南省濮阳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苏景民
审判员王丽君
审判员栾贵平
二O一O年三月十日
书记员杨敏
第四篇：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行政赔偿判决书(2004)渝一中行初字第26号
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
行政赔偿判决书
（2004）渝一中行初字第26号
原告周伯遂，男，1952年4月26日出生，汉族，个体工商户，住重庆市丰都县三合镇商业一路409号。
委托代理人王文渊，重庆中豪律师事务所律师。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临江路1号。
法定代表人崔坚，主任。
委托代理人廖彬，重庆市公安局法制处干部。
委托代理人李革圣，重庆市丰都县公安局法制科干部。原告周伯遂诉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劳教委）劳动教养行政赔偿一案，本院于2003年12月29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04年3月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周伯遂及其委托代理人王文渊，被告市劳教委的委托代理人廖彬、李革圣到庭参加了诉讼。因等待国家统计局公布上一即2003的全国职工平均工资标准，本院于2004年3月9日裁定中止审理本案。该中止事由消除后，本院即恢复了对本案的审理。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周伯遂诉称，被告2001年2月19日对我作出的重劳教 [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及 2001年6月16日作出的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已分别于2001年5月8日、2002年12月24日被依法撤销。由于被告作出的以上劳教决定，我于2001年2月6日至5月10日、2001年6月12日至2002年9月8日连续两次被关押、劳教长达659天。2003年7月16日，我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被告未对我作出任何答复。故现起诉，要求被告赔偿我被关押劳教659天的赔偿金32607.32元，我的装璜门市部的门面租金、工人工资、水电气等直接经济损失33.628999万元，我母亲死亡赔偿费和丧葬费24.136万元，我妻为我喊冤花去的路费和住宿费3498.5元，家人精神损害抚慰金10万元，共计72.385581万元。
被告市劳教委答辩称，原告周伯遂虽然于2003年7月中旬向我委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书，但未提交相关证据，因此我委未作赔偿决定。现我委只同意对周伯遂被错误限制人身自由一项，按照规定进行赔偿。被告在庭审中又辩称，原告于2003年7月16日向我委递交了国家赔偿申请，直到2003年12月29日才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超过了法定起诉期限，法院不应受理。
原告当庭举示的证据有：
1、市劳教委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用以证明被告从2001年2月6日起至同年5月10日对原告执行劳动教养；
2、市劳教委重劳教（2001）字第2532号《劳动教养决定书》、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书》及《关于变更周伯遂劳动教养期限的报告》，用以证明被告于2001年6月12日至2002年9月8日对原告执行劳动教养；
3、重庆市人民政府渝府复[2001]49号《行政复议决定书》、（2001）渝一中行初字第149号行政判决书，用以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及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已被依法撤销；
4、原告的《国家赔偿申请书》及邮寄该申请书的信封、挂号邮件收据，用以证明原告于2003年7月16日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
5、丰都至重庆的车、船票、住宿费及保险费票据等共176张，金额共3561.10元，用以证明原告被劳动教养后其家人为其申诉等造成的交通费等损失；
6、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及重庆市丰都县工商行政管理局证明，用以证明原告系合法的个体工商户，于2000年6月15日登记注册后，未按规定在次年3月30日前验照；
7、房屋出租协议书，用以证明原告被劳动教养期间的门面损失；
8、证人曾淑玉、周伯顺、周万
五、周万烈、刘碧芳的证言，用以证明原告的母亲余先池是因原告被劳动教养而死亡；
9、证人秦中平、胡长远、邓国琪的证言，用以证明因原告被劳动教养造成了工人工资损失；
10、原告向重庆市渝中区法院提交的行政赔偿起诉状，用以证明原告于2003年10月30日即向法院提起了行政赔偿诉讼；
11、车、船票9张及保险费票据3张，金额共493元，用以证明原告因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而用去了交通费等493元。
经庭审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2、3、4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对原告提供的证据5、11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其中部分车票上无时间，不能证明这些交通费是因本案引起；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0的真实性无异议，但认为不能实现原告的证明目的；认为原告提供的证据6、7、8、9与本案无关联性。
被告当庭举示的证据有：2003年7月14日至7月18日收发文簿复印件，用以证明其于2003年7月18日收到了周伯遂邮寄的国家赔偿申请书。
经庭审质证，原告对被告当庭提供的收文簿的真实性、合法性无异议。
经审查，本院认为，原告举示的证据1、2能够证明原告分别于2001年2月7日至5月8日、2001年6月13日至2002年9月8日因被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而被限制人身自由；证据3能够证明被告对原告作出的劳动教养决定已被依法撤销；证据4能够证明原告于2002年7月16日向被告提出了国家赔偿申请，被告未予答复；证据5、11能够证明原告被劳动教养后，其家人为此申诉及原告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等用去了交通费等共4054.10元，被告的反驳理由因缺乏相应的证据佐证而不能成立；证据10能够证明原告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的时间是2003年10月30日。以上证据证明的以上内容与本案有关联性，形式和来源合法，内容客观真实，本院予以确认。原告提供的证据6、7、8、9不能实现其证明目的，与本案无关联性，本院不予确认。被告提供的证据能够证明被告于2001年7月18日收到了原告邮寄的国家赔偿申请书，与本案有关联性；该证据虽为复印件，但与原告提交的证据4能够相互印证，且原告亦明确表示认可，故本院予以确认。
另外，对原告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期限，原告当庭陈述其于2001年2月6日至5月10日、2001年6月12日至2002年9月8日因被告作出劳动教养决定而被限制人身自由，被告明确表示认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行政诉讼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十五条之规定，本院对该事实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确认的证据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本院认定如下事实，2001年2月19日，被告市劳教委以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书》，以周伯遂煽动闹事为由，决定劳动教养二年。周伯遂对此不服，申请行政复议。重庆市人民政府于2001年5月8日作出渝府复[2001]49号行政复议决定，撤销了被告对周伯遂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因被告作出的该劳动教养决定，周伯遂于2001年2月6日被传讯后即被限制人身自由，执行劳动教养，至同年5月10日被释放，共被限制人身自由93天。
2001年6月16日，被告又作出重劳教（2001）字第2532号劳动教养决定，对周伯遂以聚众扰乱生产秩序送劳动教养三年。周伯遂对该劳动教养申请行政复议后，被告于2001年10月15日作出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将周伯遂劳动教养三年改处为劳动教养一年六个月。周伯遂对该劳动教养改处决定不服提起行政诉讼后，本院于2002年12月24日作出（2001）渝一中行终字第149号行政判决，撤销了被告作出的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因被告作出的该劳动教养决定，周伯遂于2001年6月12日被限制人身自由，执行劳动教养，至2002年9月8日期满被释放，共被限制人身自由453天。
原告周伯遂被劳动教养后，其与家人因申诉、诉讼等多次往返于重庆—丰都，共用去交通费、住宿费、车船保险费等4054.10元。
2003年7月16日，原告周伯遂以邮寄的方式向被告市劳教委递交了行政赔偿申请书。被告于同月18日收到该申请书后，未作出是否赔偿的决定，也未给原告任何答复。2003年10月30日，原告向重庆市渝中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赔偿诉讼，要求被告市劳教委对其错误实行劳动教养造成的损失给予行政赔偿，因级别管辖原因，该案移送我院受理。
本院另查明，国家统计局公布2003年全国在岗职工日平均工资为55.93元。
本院认为，《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行政赔偿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二条规定：“赔偿请求人单独提起行政赔偿诉讼，可以在向赔偿义务机关递交赔偿申请后的2个月届满之日起3个月内提出。”原告于2003年7月16日向被告递交赔偿申请后，在同年10月30日提起诉讼，符合该条的规定，被告称原告的起诉超过法定期限的理由不能成立。本案被告市劳教委对原告周伯遂作出的重劳教（2001）字第299号劳动教养决定及重劳复（2001）字第28号劳动教养改处决定，已被依法撤销。被告据此对原告采取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侵犯了原告的人身权，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第三条第（一）项规定，原告周伯遂有取得赔偿的权利。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二十六条 “侵犯公民人身自由的，每日的赔偿金按照国家上职工日平均工资计算”之规定，被告应按每天55.93的标准，支付原告被限制人身自由546天的赔偿金。原告在被违法限制人身自由期间及复议、诉讼过程中用去的交通费、住宿费等4054.10元，系因被告的违法行为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被告应当支付给原告。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其门面损失、工人工资损失、水电费损失、家人精神损害抚慰金及母亲死亡赔偿费和丧葬费等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主张。综上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赔偿法》第三条第（一）项和第二十六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由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支付原告周伯遂被限制人身自由546天的赔偿金，每天55.93元，共计30537.78元。
二、由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支付原告周伯遂交通费、住宿费等共计4054.10元。
以上两项共计人民币34591.88元，限被告重庆市人民政府劳动教养委员会在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三十日之内付给原告周伯遂。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接到判决书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曾
平审
判
员
陈
波 审
判
员
邓
莉 二00四 年 六 月 七 日
书
记
员
蒲险峰
第五篇：南化盐业(福州)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不服修武县盐业管理局行政处罚一案一审行政判决书
南化盐业（福州）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不服修武县盐业管理
局行政处罚一案一审行政判决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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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修行初字第5号
行政判决书
原告南化盐业（福州）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地址：焦作市山阳路钢材市场东区42号。
负责人贾永军，经理
委托代理人，刘文杰，紫微星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彭旨平，上海彭旨平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修武县盐业管理局，地址：修武县环城北路中段。
法定代表人：闫小秋局长。
委托代理人：翟跃会，男。
委托代理人，卢桂青，河南敬事信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南化盐业（福州）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不服修武县盐业管理局行政处罚一案，于2010年4月6日立案，同年4月7日向被告送达了起诉书、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本院于2010年4月27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原告南化盐业（福州）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的负责人贾永军及其委托代理人刘文杰、彭旨平，被告修武县盐业管理局的委托代理人翟跃会、卢桂青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被告修武县盐业管理局于2009年11月11日对原告下达了（豫修）盐罚字（2009）第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认定：2009年6月—2009年10月南化盐业（福州）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在高村乡朱庄村北地原青年农场废旧的仓库内存放59.6吨工业盐，并销往焦作、武陟、孟州市等地，严重扰乱了工业盐市场的正常秩序，被告根据《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第十三条第二款、第二十条第一款、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之规定，对南化盐业（福州）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处罚：
一、责令停支违法行为；
二、没收违法工业盐59.5吨；
三、处以罚款人民币120511.2万元。原告不服处罚向焦作市盐业管理局申请了复议，复议后于2010年1月5日做出“焦盐复决字（2009）002号行政复议决定书”维持了上述处罚决定。该处罚未执行。
原告南化盐业（福州）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起诉书中称，被告“以我未经批准违法营销工业盐行为，违背了《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的规定为由，决定对我做出如下处罚：
1、责令停止违法行为；
2、没收违法工业盐59.6吨；
3、罚款人民币120511.2元”（庭审中诉称为120511.2万元）。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罚决定所依据的《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即“未经批准，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进行盐的营销活动”的规定并没有未经批准不得进行工业盐营销活动的法定内容，因此原告认为被告的处罚决定没有法定的依据事实，请求法院撤销（豫修）盐罚决字（2009）第02号行政处罚决定书。
被告修武县盐业管理局辩称，原告诉称《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款规定，完全是对该条例的曲解和断章取义，该条例总则第三条明确规定“本条例所称盐或盐产品，是指固体氯化钠、液体氯化钠以及氯化钠含量为主要成分的盐制品，包括食盐和工业盐。凡居民直接食用以及饮食加工、渔业和畜牧养殖业所用的的盐产品为食盐，其他盐产品为工业盐（简称工业盐）。”国务院颁布的《盐业管理条例》第二十条“盐的批发业务,由各级盐业公司统一组织、经营。未设盐业公司的地方，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授权的单位统一组织经营。”且原告提交的是过期的营业执照，原告不具备诉讼主体资格。被告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事实清楚，程序合法，适用法律正确，行政处罚理由充分，但处罚的数额是笔误，应为120511.2元，且原告在起诉书中也认可是处罚金额为120511.2元，请求法院依法维持。
法庭审理中，对原告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审查如下：
被告以及原告未向法庭提交证据。
本院认为，被告已对原告实施了行政处罚，与原告有利害关系，原告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予以确认。
法庭审理中对被告是否具有行政职权，是否超越职权，审查如下：
被告修武县盐业管理局当庭出示和宣读了下列证据：《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
原告的质证意见为，被告无权处罚，没有授权其对工业盐的处罚，且有相反的证据向法庭提交，从河南政府网上下载的，盐业管理行政执法依据，证明工业盐不在许可的范围之列。
被告的质证意见为，原告提交的证据不包括所有从网上下载的，不具有法律依据。本院认为，根据《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二十八条、第二十九条规定，被告负责本辖区内的盐业管理工作，对违反盐业管理的行为有权进行处罚，被告执法主体依法有据，本院予以确认。
法庭审理中，对被告的具体行政行为的事实是否合法本院审查如下：
被告修武县盐业管理局当庭出示和宣读了下列证据：
1、现场调查（检查）笔录，2、照片10张，3、朱立志证明，4、私营企业信息查询单、焦作日报公告，证明指向，原告不具有经营工业盐的资质，5、修武县公安局高村派出所的询问笔录2份，证明房屋是原告租的，存放了工业盐。
原告质证意见为，证据1，该货是总公司的而不是分公司的，并且也没有经营；证据2，不能证明被告工作人员到过现场；证据3，朱立志签的合同是给总公司的而不是分公司的，证人未到庭，对其真实性不认可，（向法庭提交朱立志与总公司签订的合同）；证据4，对其真实性无异议，但工商局自行变更经营范围，不能证明原告无经营工业盐的资质；证据5，未在举证期限内提交，不发表质证意见。
被告对原告提交的朱立志与总公司签订的合同质证意见为，从时间上有矛盾其提供的证明时间为2009年10月14日，而原告的是2009年6月1日，应以时间后者为准，不能证明所存放的盐为南化盐业总公司的。
本院认为，被告提交的证据1、2证明被告在对原告处罚前进行了调查的现场情况，证据4焦作市山阳区工商局已对原告营业执照内容变更，其三份证据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性，具备合法性，本院予以确认。但对证据
3、证人未到庭作证，证据
5、被告未在法定期限内提交，根据证据规则原则，对证据3、5本院不予采信。
法庭审理中，对被告适用的法律法规是否合法，本院审查如下：
被告修武县盐业管理局当庭出示和宣读了下列证据：《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第四条、第十四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八条，《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行政处罚裁量标准第六条、第十条，国务院盐业管理条例第十九条、第二十条，《河南省行政机关执法条例》实施办法第十九条、第二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四十二条，焦作市盐业管理局与焦作市发改委联合通知焦盐局字（2009）31号文件。
原告质证意见为，被告提交的法律法规，都不能适用原告，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第六条规定，没有规定的适用国家的。
本院认为，被告修武县盐业管理局对原告实施的行政处罚适用的法律法规正确，本院予以采信。
法庭审理中，对被告具体行政行为处罚的程序是否合法审查如下：
被告当庭出示和宣读了下列证据：
1、立案审批表、2、行政执法证，3、查封扣押通
知书，4、查封扣押物品及回证，5、被告工作人员与原告负责人以及工作人员的电话记录，6、盐业违法案件调查报告，7、盐业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8、被告执法人员与原告工作人员的电话记录，9、听证告知书邮件及送达回证，10、盐业重大复杂案件集体讨论笔录，11、盐业行政处罚审批表及邮件、送达回证。
原告质证意见为，对被告处罚程序无异议，但对事实有异议，立案审批表是查封后的，电话记录原告负责人未说过此话。
本院认为，被告修武县盐业管理局对原告实施的行政处罚程序证明其处罚原告前履行了受案程序、并告知了原告南化盐业（福州）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进行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依据以及申辩和陈述的权利，原告对此没有异议，本院对修武县盐业管理局作出的行政处罚程序合法予以确认。
以据上述认定的证据，本院确认以下案件事实，2009年6月—2009年10月，原告南化盐业（福州）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在高村乡朱庄村北地原青年农场废旧仓库内存放59.6吨工业盐，被告根据《河南省盐业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对原告实施了行政处罚，原告不服申请复议后，焦作市盐业管理局下达了维持修武盐业管理局的处罚决定，该处罚未执行，原告于2010年4月6日提起行政诉讼，为本案事实。另查明被告修武县盐业管理局于2010年4月27日变更2009年11月11日下达的（豫修）盐罚字（2009）02号《关于南化盐业（福州）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违法营销盐产品的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处罚金额更正为120511.2元。
综上所述本院认为，被告对原告实施了行政处罚与原告有着法律上的利害关系，原告具有本案的诉讼主体资格，本院予以认定。被告对原告的处罚行政执法主体合法，处罚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符合法定程序，适用法律正确，依法应予维持。但处罚金额属于笔误，应于更正，且已经更正，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
题解释第五十六条第（四）项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南化盐业（福州）有限公司焦作分公司的诉讼请求。
本案受理费50元，邮寄费40元，计90元，由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提出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河南省焦作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判长：张朝礼 审判员：张利华 陪审员：周文林 二0一0年六月二十六日 书记员：卫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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