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间借贷案例分析

第一篇：民间借贷案例分析

案例分析（民间借贷）

一、案例背景

2009年6月17日，因被告皮某缺少资金，便向原告罗某借款515000元，双方约定按月利率3%计息，约定借款期限为一年。原告罗某如约向被告皮某提供借款后，被告皮某当即向原告罗某出具了借据。2010年6月16日借款期限届满后，经原告罗某多次催收，被告皮某一直以各种理由不予偿还。为此，原告罗某将被告皮某告上了法院。

二、案件分析

第一、本案中原告罗某向被告皮某提供借款，被告皮某向原告罗某出具借据，双方已形成民间借贷关系。同时，原、被告约定明确借款期限，被告皮某在借款期限届满后，经原告罗某催收仍未偿还借款，已构成违约，应当偿还原告罗某的本金及利息。

第二、根据《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六条的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原、被告之间虽就借款利息做出了约定，但是该约定违反了上述规定，因此，超出部分不应得到支持。

最终，法院依法判决被告皮某偿还原告罗某借款本金515000元，并按银行年利率的4倍支付利息至还款日止，对超出的利息部分不予支持。

第二篇：民间借贷案例解

1、借款仅凭借条是否成立？

本案争执的焦点是陈某与吴某之间借款合同是否生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虽然被告吴某向原告陈某出具借条，但民间借贷合同系实践性合同，合同的生效，不仅要有合同双方的合意，还要有交付钱款的事实。因此，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的审理中，首先要看当事人之间的合意，即借据是否真实有效。在该前提下，还应审查履行情况。对于小额借款，出借人具有支付借款的能力，如果当事人主张现金交付，除了借条又没有其他证据的，按照交易习惯，出借人提供借条的，一般可视为其完成了举证责任，可以认定交付借款事实存在。本案中，陈某主张的借款金额为52万元，属于大额借款，陈某主张是现金交付，但在诉讼中陈某除提供借条外，未能提供借款来源依据及给付吴某52万元的其他证据，仅凭借条并不能证明其交付钱款的事实。

在民间借贷纠纷案件中，对于债权人依据借条起诉债务人还款的，对借条的审查不仅要形式审理更主要进行实质审查，特别是对大额借款，涉及几十万元甚至几百万元的金额，当事人主张是现金交付的，除了借据没有其他相关证据的，则还需要通过审查债权人自身的经济实力，债权债务之间的关系，交易习惯及相关证人证言等综合判断当事人的主张能否成立，单凭一张借据是难以证明交付钱款的事实。

综上，陈某要求吴某归还借款52万元及利息证据不足，陈某主张不能得到支持

2、受胁迫的民事行为无效

第二种意见认为，朱志杰不应当給付张晓萍欠款伍万元，因为欠款并未实际发生，并且欠款是在胁迫情形下所写，违背朱志杰的真实意思表示。

陈剑峰律师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具体分析如下：

一、张与朱之间并不存在实际的借贷关系 2006年3月，双方在人民法院主持调解下离婚，调解书中明确规定，“双方财产已分清，无其他争执。”由此可见，朱与张在2001年3月离婚时，双方之间财产已经分清，朱不欠张任何债务。2007年7月10日，朱給张打下一张5万元的欠条，其实，双方之间根本没有实际发生过借贷关系，在本案开庭时，张也向法庭陈述了朱没有向张实际借过5万元的事实。

二、朱向张打下5万元欠条是在受张威胁、胁迫的情况下所为，违背了朱的真实意思表示，该欠条为无效民事法律行为。2007年7月9日晚，张无理取闹，竟然跑到朱工作单位闹，并威胁朱说，“我跟你没完”，“我明天到你单位脱光衣服寒碜你”以及“我要自杀”，在这种情况之下，朱无奈只好被迫写下5万元的欠条。朱是在张威胁、胁迫的情况下，是在违背自己的真实意思表示之下，完全按原告之意写下5万元的欠条这一行为，属于无效的民事行为。

三、人格损失费并无法律依据

公民的人格是指公民的生命健康权以外的人身权，包括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等权利，它属于一种精神利益。朱打下5万元欠条上说明“人格损失费”是按张的意思所写的，然而，在法律上并没有“人格损失费”这一法律概念，在事实上张也没有人格损失。朱既无侮辱、诽谤过张，也没有公然丑化张人格，更没有宣扬过张的个人隐私，所以张的人格在事实上并没有受到朱的任何侵害，所谓“人格损失费”完全是张威胁朱写下5万元欠条的巧立名目，借以披上所谓合法化的外衣以达到其讹诈被告的财产罢了。

因此，综上所述，笔者认为，张向朱追讨5万元欠条的诉讼请求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

3、优势证明规则的运用

笔者赞同第一种意见。根据民事案件的证据规则，当事人不需要对案件待证事实达到百分之百的证明程度，本案中，依举证责任分配制度，原告需要对借贷法律关系的存在负证明责任，根据优势证明标准，原告提供的证据以及根据庭审陈述，使我们更有理由相信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可能性更大。原告提供的证据虽然没有达到证据确实充分，被告也提供了一定的证明借贷法律关系不存在，但根据优势证明标准，法官运用自由心证制度，可以得出该借贷法律关系存在的盖然性更大。

从证据的证明力上讲，书证的证明力大于当事人的陈述。因此，被告辩称的理由不成立；第三，在借款时，虽然被告未向原告出具借据，从某种意义上说，原告欲证明借贷关系事实的证据存在一定的瑕疵，但是根据民法理论的盖然性原则以及双方提供的证据之证明力来判断，应认定借贷关系存在这一法律事实，更令人信服。综上分析，可推定原、被告之间的借贷关系存在的法律事实

4、利息能否重复计算？ 原文作者认为，被告因房地产经营缺乏资金于2008年向原告借款100000元并出具借条，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其债权债务关系成立。原、被告在借款时并未约定具体还款时间，只是约定利息半年支付一次，在原告主张还款而被告无力还款时，原告在原有本金基础上复算利息作为第二年本金，虽然被告又向原告出具借条，但实际原、被告只是履行了一个领款、借款条据手续，并没有实际的还款、借款事实行为。原告的行为违反了“出借人不得将利息计入本金谋取高利”的法律规定，且被告对将利息计入本金的计算方法存有异议，故对原告主张本金184960元不予支持。依据《www.xiexiebang.com银行利率网案例分析。原告既然以特定的“借款”作为事实的基础，尤其是在被告关于“空打”欠条的辩称下作了重大事实陈述的变更，且解释得那么详细，由原告负担为此举证的义务自然应当。欠条在此成了待证的证据，是待证的对象，而非已认证的事实。本案在原告不能举证说明，无法完成行为意义上的举证责任的情况下，法庭应以“原告提供的证据不足以认定借款的法律关系和事实存在，原、被告之间欠款的债权债务关系难以认定”等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也就是说，应由原告来承担结果意义上的举证责任。

6、高利贷不予保护

第一种观点认为是高利贷行为。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法〈民〉发〔1991〕21号）（以下简称为《若干意见》）第6条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各地人民法院可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具体掌握，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包含利率本数），超出此限度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根据这一司法解释精神，可以界定出民间借贷的合法利息范围与高利率之间的分别，即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利息在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含利率本数）以内，视为合法利息，应受法律的保护；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四倍以上的利息，视为高利率，超出四倍限度以上的，超出部分的利息不予保护。我国《合同法》第211条第二款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这一规定是对最高人民法院有关公民之间借款问题司法解释在立法上的确认。在《合同法》颁布施行之前，各级人民法院在审理有关民间借贷纠纷时，基本上是按照以上司法解释的规定，对当事人之间约定的合法利息均予保护，而对于约定过高的利息是不予保护的。这点，在我国司法界大家几乎是认同的。《合同法》生效施行后，乃至当前，我国法律或行政法规尚无关于限制民间借贷利率新的具体规定，且最高人民法院《若干意见》尚未废止，因此，在审理此类纠纷案件时，仍应当按照《若干意见》的规定予以认定与处理。本案中，按照当年金融机构一年期贷款基准利率5.58%计算，原告褚某最高放款年利率不得超过22.32%，但是依据双方约定，褚某实际放款年利率达到60%，超出37.68%，超过部分的利息不应受法律保护。

7、违约金过高能否得到保护？

合同法第一百一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约定的违约金低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构予以增加；约定的违约金过分高于造成的损失的，当事人可以请求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予以适当减少。”按此规定，法院对违约金数额的调整是以当事人的请求为前提的，如果当事人没有提出请求，法院能否主动介入呢？对于民间借贷合同，法院对违约金数额明显过高、违反民法公平原则或者有放高利贷规避法律嫌疑的，可以主动进行审查。在具体方式上，法官可以充分利用释明权，告知当事人对违约金数额的高低享有合法的请求变更权，由其来决定利益的取舍。这样可以很好的平衡意思自治与公平公正原则的矛盾。

第三篇：民间借贷案案例

民间借贷案案例：妻子欠的钱丈夫该不

该还？

2012年5月3日 08:11 来源:浙江在线 作者:施宇翔 通讯员 虞心欣 选稿:

李宏洋

妻子在外借了钱，当起了“老赖”，丈夫对这些却毫不知情。出借人认为，这应该属于夫妻的“共同债务”，妻子不还，丈夫还。

这样的债务该不该由丈夫还？今天上午，杭州市江干区人民法院九堡法庭举行法庭公众开放日，对这起比较典型的民间借贷案件进行了公开庭审。

2010年8月31日，被告周某称因生意需要向原告沈某借款10万元，周某和沈某约定了还款日期、借款利息等内容，并由担保人杨某进行担保。还款到期后，沈某屡次催讨，周某屡次推诿，至今分文未付。

万般无奈之下，沈某只好将周某和其丈夫蔡某一起告上法庭。沈某认为周某不肯还款，此债务为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共同债务，应由蔡某偿还。

庭审过程中，被告蔡某称自己从不知道其妻子周某向沈某借款的事，其次周某只是一个家庭主妇，并没有经营生意。

蔡某还称，妻子周某具有赌博恶习，在外面欠下巨额赌债，而且自2011年5月离家出走后，至今下落不明。

法院调查后认为，原告沈某和被告周某借贷关系有周某出具的借条为证，双方借贷关系成立，被告周某应当按期归还借款。原告沈某诉请要求被告归还借款及支付逾期利息的请求，理由正当，应予以支持。

案涉借款虽发生于被告周某、蔡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沈某并未提交证据证明蔡某有与周某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及该债务系被告蔡某、周某因日常生活需要所负。被告周某并无固定职业，亦无证据证明其从事何种正当的生产经营活动。

故应认定本案债务为被告周某个人债务，原告诉请被告蔡某共同偿还借款，无事实及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

法官点评：婚姻存续间的债务不一定是共同债务

夫妻一方因个人挥霍而向外借款，超出家庭日常生活开支范围的，其配偶对该借款不承担责任，除非有证据证明原告是知道夫妻双方有共同借款的意思表示或有理由相信是夫妻一方代表另一方借款或能够证明该借款实际用于家庭生活及经营需要。判出一条路来—— 一份逾越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判决

【 判决要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19条第3款规定情形的除外”。对此，比较通行的一种观点：就是直接按照上述解释进行推定，凡无解释所列两种例外情形者，均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尽管有不少同志对上述观点表示异议，但因苦于司法解释的障碍，而无法逾越。即使有个别例外判决，也被斥之为违法。目前，反映最强烈的就是呼吁修改24条。修改上述司法解释固然是一种途径，但其周期较长，“远水不解近渴”。最好的方法就是另劈溪经，从理论上寻找突破口，解决适用上述解释的障碍。根据我国法律规定及相关法理，“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是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特征。适用该条，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本质为前提。即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按照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并非夫妻一方任何种性质的举债，都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将一方“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债务作为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前提条件，有其充分的理论基础和法律根据。这样，既可以逾越司法解释的障碍，又能避免适用法律上的“硬伤”，是解决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有效途径。据此，本人根据上述法理出了例外判决。本案判决理由详见北大法律网２００７年６月２０日《判出一条路来——逾越婚姻法解释(二)第24条的障碍》

湖北省宜昌市中级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07)宜中民一终字第00152 号

上诉人（原审被告）彭祥玉，女，1957年6月23日出生，汉族，住枝江市汽运公司宿舍。

委托代理人何昌林，湖北普济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张金兰，女，1972年8月4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虬泾路56弄15号。

被上诉人（原审原告）姚念正，男，1952年2月17日出生，汉族，住上海市松江区九亭镇虬泾路56弄15号

委托代理人田国进，湖北骁阳律师事务所律师。原审被告阮真武，男，1957年5月20日出生，住枝江市问安镇安阳路36号。

上诉人彭祥玉为与被上诉人张金兰、姚念正借贷纠纷一案，不服枝江市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向本院提起上诉。本院受理后，依法由审判员王礼仁、胡远亮、朱晓玲组成合议庭，王礼仁担任审判长，并于2007年5 月 14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上诉人彭祥玉的委托代理人何昌林，被上诉人张金兰、姚念正的委托代理人田国进，以及原审被告阮真武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审查明：2004年4月19日，张金芳（原告张金兰之妹）经原告张金兰同意，将属于张金兰所有的5万元现金以王敏丰的名义出借给被告阮真武，借款时被告阮真武知道该笔借款的实际出借人是原告张金兰。2005年8月26日，被告阮真武以16600元的价格将鄂A28838客运车1/10的股份转让给原告张金兰，经原告张金兰同意该转让协议由张金芳代签，并支付了转让价款，但原告张金兰并未实际参与鄂A28838客运车辆的经营。2005年10月18日，被告阮真武出具欠条一份，承认欠原告张金兰、姚念正借款66600元（含鄂A28838客运车辆的入股款16600元）。2005年11月9日，被告阮真武及鄂A28838客运车辆的其他合伙人将鄂A28838客运车辆及相关线路牌（经营权）全部转让，但未返还张金兰的入股款。现二原告多次催被告阮真武返还借款，但被告阮真武称无力返还。

另查明：原告张金兰与姚念正于2003年4月24日登记结婚，被告阮真武与彭祥玉于2005年11月16日登记离婚。

在原审质证过程中，被告彭祥玉提交了被告阮真武出具的“有关张金兰、姚念正借条的说明”一份，原告对该证据提出异议。被告彭祥玉认为，被告阮真武出具的“说明”证明借款用于“买码”（即地下“六合彩”），借款时自己不知情，故该借款是被告阮真武的个人债务，应由阮真武个人偿还。原告认为该证据是被告阮真武自己的陈述，没有其他证据证实，法院不应采信，且借款是否用于“买码”不能作为被告不向原告返还借款的理由。同时认为，被告阮真武在与彭祥玉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向二原告借款，借款时并未约定为个人债务，故该借款应为夫妻共同债务，应由被告阮真武与彭祥玉共同偿还。

原审认为：2004年4月19日，张金芳经原告张金兰同意，将属于原告张金兰所有的5万元现金以王敏丰的名义出借给被告阮真武，是显名的间接代理，因被告阮真武知道张金芳、王敏丰是经原告张金兰同意后，将张金兰的钱借给他，依法该合同直接约束原告张金兰与被告阮真武，被告阮真武应直接向原告张金兰返还借款。2005年8月28日，被告阮真武向原告张金兰转让鄂A28838客运车辆1/10的股权，并收取转让款16600元，诉讼中被告阮真武未能提供证据证明其曾就该1/10的股份办理了退伙，即被告阮真武收取了原告张金兰的转让款，但其名下的1/10股份并未退伙，原告张金兰实际未取得鄂A28838客运车辆合伙人的地位，故被告阮真武应返还原告张金兰的入股款。2005年10月18日，被告阮真武出具欠条，承认欠二原告借款66600元（含入股款16600元）是其真实意思表示，合法有效，其应在二原告催告其返还借款的合理期限内还款。因借款时双方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视为不支付利息。被告彭祥玉辩称该借款系被告阮真武的个人债务，并出具被告阮真武自书的“说明” 予以证明，原告对此持异议，其异议理由符合法律规定，法院予以采信，被告彭祥玉应对该借款承担清偿责任。另外，原告张金兰及姚念正系合法夫妻，原告张金兰在夫妻存续期间取得的债权无特别约定为共同债权，张金兰、姚念正可作为共同原告进行诉讼。综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九十四条、第九十七条、第一百零七条，第二百零六条、第二百一十一条、第四百零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之规定，遂判决：

一、被告阮真武、彭祥玉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10日内返还原告张金兰、姚念正借款66600元，并互负连带责任；

二、驳回原告张金兰、姚念正的其他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2500元，实际支出费1500元，保全费1480元，合计5480元，由被告阮真武、彭祥玉负担。

宣判后，上诉人彭祥玉不服，向本院提起上诉，其上诉请求和理由是：

1、原审判决事实不清。该债务是阮真武在“买码”输钱后，向其姘妇张金芳借贷的债务，并不是向张金兰、姚念正借的，后将该债务转换成张金兰、姚念正为债权人，其债务存在虚假。

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错误。该债务属于阮真武个人债务。原审法院适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二）》第二十四条、第二十五条是错误的。因此，请求二审法院撤销（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依法驳回被上诉人要求上诉人连带返还借款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张金兰、姚念正答辩如下：

1、原审判决事实清楚；

2、原审判决适用法律正确。请求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原审被告阮真武没有提出书面答辩，当庭辩称：自己因“买码” 输钱后直接向张金芳借的款，当时并不知道是张金兰的钱。2006年4月，应张金兰、姚念正的要求，向其出具了欠条，并已偿还10000元。

在二审诉讼中，上列当事人均未提交新的证据。

经二审审理查明，本案的基本事实是：张金芳在与阮真武姘居期间，于2004年4月19日以王敏丰（张金芳二姐夫）的名义出借5万元现金给阮真武。2005年8月28日，张金芳又以张金兰名义与阮真武签定一份“转让协议”，将鄂A28838客运车辆1/10的股权转让张金兰，张金芳给付阮真武转让款16600元。之后，应张金芳、张金兰、姚念正的要求，阮真武将上述借款和股权转让款向张金兰、姚念正出具了66600元的欠条，落款日期为2005年10月18日。

本院认为：

1、根据婚姻法第四十一条规定：“离婚时，原为夫妻共同生活所负的债务，应当共同偿还。”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处理财产分割问题的若干具体意见》第十七条规定：“夫妻为共同生活或为履行抚养、赡养义务等所负债务，应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离婚时应当以夫妻共同财产清偿。”由此可见，夫妻共同债务有其特定的构成要件，即夫妻一方只有为夫妻共同生活或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才具备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否则，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

2、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十七条规定：因日常生活需要夫妻之间具有家事代理权，但“夫或妻非因日常生活需要对夫妻共同财产做重要处理决定，夫妻双方应当平等协商，取得一致意见。他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不得以不同意或不知道为由对抗善意第三人”。根据上述规定，夫妻一方非因日常生活需要所作出的有关财产方面的重要决定，应当经另一方同意；否则，对另一方无约束力。第三人“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应当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只有第三人能够证明“他有理由相信其为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另一方才不能对抗善意第三人；否则，另一方可以对抗第三人。本案借贷数额巨大，显然超出了日常家事代理的范畴。而第三人张金兰、姚念正既不是债务直接经手人，又没有证明其借款为阮真武、彭祥玉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因而，该债务对彭祥玉没有约束力。

3、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二)》第二十四条规定：“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但夫妻一方能够证明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为个人债务，或者能够证明属于婚姻法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情形的除外”。适用该条应当以符合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为前提。也就是说，债权人就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为夫妻共同利益”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主张权利的，在没有两种例外情形时，应当按夫妻共同债务处理。而并非夫妻一方任何种性质的举债，都可以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否则，夫妻一方的恶意举债、非法债务、或者与第三人串通虚构的“债务”，都会被推定为夫妻共同债务。这显然不符合立法精神。

4、虽然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否“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应当由举债人举证证明。举债人不能举证或者认为其举债没有用于夫妻共同共同利益时，应由第三人举证证明其借款属于夫妻共同债务的性质。因而，举债人或第三人首先应当证明其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也就是说，只要举债人或第三人能够证明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举债是“为夫妻共同利益”，那么，在没有两种排除情形时，则应当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但本案举债人没有证实其举债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第三人亦未举证证明该债务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而举债。综上所述，阮真武与张金兰、姚念正均不能证明上述债务属于“为夫妻共同利益”所负的债务，从债务的基本性质上看，不能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不存在适用婚姻法解释(二)第二十四条的前提条件。同时，该债务数额巨大，超出日常家事代理的范围，张金兰、姚念正也没有证明该债务系经彭祥玉同意的债务。因而，阮真武所欠张金兰、姚念正的债务，不论从哪个方面来考察和判断，都不宜认定为夫妻共同债务。上诉人彭祥玉的上诉理由成立。至于上诉人认为本案的全部债务都是在阮真武与张金芳姘居期间，阮真武向张金芳所借，几经转换成张金兰、姚念正为债权人，其债务存在虚假问题。因本院认为彭祥玉不承担责任，该债务是否虚假，只涉及到阮真武的责任问题，而阮真武并未上诉，故本院对债务是否虚假问题不作审查。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第四十一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若干问题的解释

（一）》第十七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判决如下：

一、维持枝江市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第二项；

二、撤销枝江市人民法院（2006）枝民初字第562号民事判决第一项；变更为：阮真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偿还张金兰、姚念正借款66600元。如果未按本判决指定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二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一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实际支出费1500元，保全费1480元，合计5480元，由阮真武负担；二审案件受理费2500元，由张金兰、姚念正负担。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审 判 长 王 礼 仁

审 判 员 朱 晓 玲

审 判 员 胡 远 亮

二○○七年五月十七日

书 记 员 袁 昌 芹

第四篇：民间借贷法理分析

民间借贷的法理分析和规制建议

一、我国民间借贷的概念

在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又称“民间信用”或“个人信用”，主要指非金融机构的社会个人、企业及其他经济主体之间进行的以货币资金为标的的价值让渡及本息付。

二、我国民间借贷的现状

(一)法律环境

1.在我国的法律中涉及到民间借贷的主要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

2.司法解释中涉及到民间借贷的有2000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修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逾期付款违约金应当按照何种标准计算问题的批复>的批复》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担保法>若干问题的解释》、2005年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借款合同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等。

3.部门规章中涉及到民间借贷的有1992年的《司法部关于办理民间借贷合同公证的意见》、2003年的《中国人民银行关于人民币贷款利率有关问题的通知》等。

(二)资金来源

在传统的民间借贷行为中，资金来源主要是私营企业主和普通家庭的闲置资金等。目前，民间借贷的资金来源已发生明显变化，自然人、企业法人、上市公司、商业银行、公益基金、风险投资基金等都参与其中，其中被公众诟病最多的是上市公司和商业银行。(三)借贷规模

1.据中央财经大学课题组估算，2003年全国民间借贷总规模可达7405亿~8164亿元。2.2005年中国人民银行的调查结果显示，当年全国民间融资规模达9500亿元。

3.2011年，民间借贷规模继续扩张。中信证券研究报告认为，中国民间借贷市场总规模超过4万亿元，约为

银行表内贷款规模的10%～20%。在最为活跃的温州，民间借贷一直在市场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鄂尔多斯则因房地产和煤炭业的繁荣而后来居上，民间借贷的规模更超前者。4.2011年以来，受银行信贷紧缩政策的影响，中国民间借贷市场供需两旺，借贷利率一路走高，平均年利率

超过20%，部分地区曝出的最高利率令人瞠目。根据中国人民银行的检测数据，鄂尔多斯的民间借贷利率一般在月息3%，最高可达4%～5%。

5.据统计，2011年全国法院受理民间借贷案件已突破60万件，涉案标的额超过1100亿余元，同比增长38.27%；

2012年上半年，全国法院受理的民间借贷案件数量达37.6万件，同比上升24.78%。(四)借贷形式

我国民间借贷的放贷形式花样繁多，社会融资中介、专业放债人和中介人等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社会融资中介机构主要包括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寄售行、担保公司、投资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以及网络借贷平台（如“人人贷公司”）等，这些机构通过直接或间接、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参与民间借贷。(五)借贷资金用途

这些借贷资金并非全部流向制造业，而是大量转向房地产、煤炭等高利润行业以及投机性领域。

三、民间借贷的法理分析

民间借贷是一种经济现象，同时又是一种法律现象。下文将结合生活中的案例，主要从民间借贷的主体、民间借贷的客体及民间借贷的标的来进行民间借贷法理分析。(一)民间借贷的主体——借贷人

在司法实践中，民间借贷是相对于银行等金融机构的金融借贷而言的，是指自然人之间、非金融企业之间或者相互之间的借贷行为，而有别于商业贷款。最高人民法院于1991年8月13日下发了《关于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从《意见》整个内容来看，尽管其中个别条款同样可以适用于金融机构的借贷纠纷，但所有条款都充满了一种专门针对民间借贷而为的精神。《意见》认为，第一，民间借贷法律关系主体的一方总是自然人，民间借贷不可能离开自然人一方面而存在；第二，自然人之间的借贷纠纷、自然人与法人之间的借贷纠纷以及自然人与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纠纷，应作为借贷案件来处理。

后来，鉴于实践中自然人与企业的借贷行为的效力认定混乱，最高人民法院于1999年制定了相关的批复，即《关于符合确认公民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的效力问题的答复》(以下简称《答复》)。该批复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从而将自然人与企业之间借贷行为的含义进一步明确化。根据该批复民间借贷可以理解为自然人之间及自然人与法人和其他组织之间的借贷。

该《答复》还规定：公民与非金融企业（以下简称企业）之间的借贷属于民间借贷。只要双方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即可认定有效。但是，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当认定无效：企业以借贷名义向职工非法集资；企业以借贷名义非法向社会集资；企业以借贷名义向社会公众发放贷款；其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行为。(二)民间借贷的客体——借贷合同

民间借贷是一种法律行为。借贷双方通过签订书面借贷协议或达成口头协议形成特定的债权债务关系，从而产生相应的权利和义务。借贷双方是否形成借贷关系以及借贷数额、借贷标的、借贷期限、借贷利率等取决于借贷双方的书面或口头协议。只要协议内容合法，都是允许的，受到法律的保护。

在现实生活中，民间借贷大多数发生在亲戚朋友之间，由于这些人平时关系比较密切，出于信任或者碍于情面，民间借贷关系往往是以口头协议的形式订立，无任何书面证据。在这种情况下，一旦一方予以否认，对方就会因为

拿不出证据而陷入“空口无凭”的境地，即使诉至法院，出借人也会因无法举证而败诉。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4条规定，人民法院审查借贷案件时，应要求原告提供书面证据；无书面证据的，应提供必要的事实证据。对于不具备上述条件的起诉，裁定不予受理。由此可见，出、借双方订立书面协议是大有必要的。出、借双方订立书面协议时，协议上应写有：出借人和借款人的姓名（以户口本或者居民身份证为准）；借款用途；借款金额（大小写一致）；币种（人民币还是外币）；借款时间和还款时间（标明某年某月某日）；还款方式和违约责任等内容。如果是有利息的借款，协议上必须写清利率。为了保护出借人的合法权益，出借人必须注意妥善保存书面协议等证据，以便日后发生纠纷时有所凭据。

根据《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借款利率的规定”。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的有关规定：“民间借贷的利率可以适当高于银行的利率，但最高不得超过银行同类贷款利率的四倍”。有关民间借贷的规定还分散在《合同法》中和《民法通则》。

在《合同法》中，借款合同作为一种民事合同被集中地归入在第12章中。其中，第1条规定：“借款合同是指借款人向贷款人借款，到期返还借款并支付利息的合同。”第210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贷合同，自贷款人提供贷款时生效。”第211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约定不明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约定支付利息的，借款的利率不得违反国家有关限制利率的规定。”很明显，《合同法》对民间借贷合同是采取区别对待的，主要表现在借款主体和无息推定原则上。《民法通则》第90条规定：“合法的借贷关系受法律保护”。公平、自愿、合法是民法与合同法的基本原则。任何民事活动都要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尊重社会公德，不得扰乱社会经济秩序，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对于他人提出的借款要求，出借人务必首先考虑对方的信用程度和偿还能力，同时，要问明对方的借款用途，决定当借不当借。如果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赌博、走私、诈骗、买卖毒品或贩卖枪支等非法活动而仍借款的，则属于违法借 贷，其借贷关系不受法律保护。出借人不但得不到债权，而且还要依据有关法律予以民事制裁和行政制裁，甚至追究其刑事责任。此外，自然人之间的民间借贷必须是出于自愿，根据法律规定，一方以欺诈、胁迫等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愿的情况下所形成的借贷关系，应认定为无效。(三)民间借贷的标的——借贷资金

借贷双方间是否形成借贷关系，除对借款标的、数额、偿还期限等内容意思表示一致外，还要求出借人将货币或其他有价证券交付给借款人，并且标的物必须是属于出借人个人所有或拥有支配权的财产，这样借贷关系才算正式成立。我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自贷款人提供借款时生效。”由此可见，不同于金融性借款合同的诺成性，民间借贷属于实践性合同，款项的实际交付系此类借款合同的生效要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在合同纠纷案件中，主张合同关系成立并生效的一方当事人对合同订立和生效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在发生纠纷时，贷款人欲主张自己的权利，除证明双方的借款合意之外，尚需证明该款项已经实际交付的事实，这样才能形成一个有效的借款债权。

虽然民间借贷需实际交付所借款项才生效，但现实中，双方一般只签署一张借条，借款人并不会对收到款项向贷款人另行再出具收条。因此，借条便同时承担着证明双方借款合意以及借款人收到款项的作用。如果没有相反证据，那么一般可以认为贷款人完成了自己的举证责任，其对于借款债权的主张应予支持。

此外，我国《民法通则》和最高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意见》中都明确地规定：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

四、民间借贷的问题

本文综合上述我国民间借贷现状的描述及涉及我国民间借贷法律的分析，再综观我国近几年来众多民间借贷纠纷事件，总结了民间借贷中存在的主要几个问题：

一是哪些民间借贷行为应纳入法律规制的范围，即法律规制民间借贷的边界如何确定； 二是应当由哪些法律规制民间借贷，以及是否应当制定统一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文本。

五、规制建议——分类规制(一)民间借贷行为的界定

恰当区分民间借贷的种类和性质，再根据民间借贷的不同种类及特点选择相应的立法策略和规制路径。从法理上讲，民间借贷是放贷人让渡一定时间的资金使用权，到期后借款人还本付息的行为。本文认为应该把民间借贷行为分为两类：

一是不以营利为目的有偿或无偿转让资金的行为应当认定为民事行为，一般公众在生活中发生的民间借贷多属民事行为；

二是以收取利息为目的的货币流通则具有资金融通的功能，此行为应当认定为商事行为。在区别民事性民间借贷与商事性民间借贷时还应当注意，有偿与营利是两个既相互联系而又相互区别的概念，不能仅因有偿而认定为营利性行为，后者需具备连续性和职业性特征。多数国家的法律规定，一般民事主体偶尔从事营利活动，不属于商事行为。如果某一自然人、法人（银行业等金融机构因有专门法律规定不在此讨论）或非法人组织将发放贷款作为一种经营活动时，则具有营利性和反复性，应属商事行为。民间借贷行为性质的这种多重性不仅决定了相关立法的多层次性和复杂性，而且也成为选择规制路径的基本依据。(二)民间借贷法律规制

对于具有商事性质的民间借贷，如果没有经法定机关核准并登记，则归入非法金融行为（如《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第4条规定的非法金融业务）。由此观之，我国现行法律排斥和压制的是未经批准的商事性民间借贷。无论放贷主体是自然人还是法人或其它组织，只有取得法定机关的批准才能获得商事性民间借贷的合法主体资格。所以本文认为，对于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不宜采用由一部法律进行全面规制的模式，而应当区别不同情况采用分类规制的立法安排。以下四种民间借贷因具有特殊的法律性质，由相关主体法进行规范更为适当，专门的民间借贷立法不宜规定这些主体的借贷行为：

（1）对于私募基金，因其与一般直接融资不同，主要投资领域为证券市场中的股票和债券，而不是直接投向实体经济或解决人们的生活所需，故应将其纳入资本市场法制体系加以规制；

（2）对于间接融资中具有合作金融性质的合作基金会与金融服务社等，其性质和功能定位于民间的互助，应通过制定专门的合作金融方面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制定的《农村资金互助社管理暂行规定》等。随着城乡统筹的发展和城乡经济社会一体化的推进，有关合作金融的立法应当扩大调整范围；（3）对地下银行（私人钱庄），因其脱离了法律的控制可能会积累很高的风险，故应设定合理的准入条件，将其纳入银行类金融机构体系，实施正式和有效的监管。银监会出台《村镇银行管理暂行规定》大致就是这样的路径；

（4）对于专门从事贷款业务而不吸纳存款的金融机构，如财务公司、贷款公司等，应根据其性质不同，由专门的法律制度加以规范，如银监会颁布的《企业集团财务公司管理办法》、《贷款公司管理暂行规定》等。

综上，按照分类规制的方式，规范民间借贷的法律规范体系应包括三个部分：（1）民法通则、合同法等普通民事法律，规范非专门性的私人借贷行为；（2）相关主体法，规范特殊的民间借贷机构的借贷行为；

（3）专门的民间借贷法，规定以营利为目的并专门从事借贷业务的机构和个人的借贷行为。

第五篇：民间借贷10个典型案例

民间借贷10个典型案例

案例要述

01.年利率超24%民间借贷利息不受保护 02.仅有支付凭证并不足以证明借贷关系 03.约定本金预扣利息以实际交付为本金 04.分手费名义打的借条不受到法律保护 05.写借条后否认，拒绝笔迹鉴定被判赔 06.欠条基于其他关系形成应从其他审理 07.结婚期间借的钱离婚了也要共同偿还 08.房子作了抵押却未办理手续需担责任 09.行为人未作保证意思表示无保证责任 10.名为房屋买卖实为借贷不予支持过户

案例详解

01.年利率超过24%民间借贷利息不受司法保护 基本案情 2012年，王某作为借款人向李某出具借条，约定借款10万元，月利息为2.5%。当日，李某将该笔款额支付给王某，后王某每月给付李某利息4000元，共支付4万元。现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王某偿还借款本金及尚欠的利息。王某辩称，月息2.5%过高，应将已支付的利息部分冲抵本金。

法院经审查认为，当事人约定的2.5%月息，即年利率为30%，超过了司法保护范畴，故对李某要求按照月息2.5%支付利息的请求不予支持。另双方约定的利息并未超过36%，属自然之债，故对于王某主张对超过24%年息部分冲抵本金的抗辩不予支持。法官寄语

本案涉及到民间借贷的利息问题，《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六条为民间借贷的利息划定了两条界限，设置了三个区间，年利率24%以内的利息属司法保护范畴，年利率超过36%的民间借贷利息，超出部分无效，对于年利率在24%到36%之间的部分则属于自然债务，即双方已经履行完毕的，不得要求债权人返还。

02.仅有支付凭证不足以证明借贷关系 基本案情

康某于2012年2月4日、2月6日、2月7日分三次共向孙某账户转款30万元；2012年2月9日又分两次转款17万元。现康某持五张转账凭证诉至法院，要求孙某偿还47万元借款，孙某承认已经收到该款，但否认存在借款关系，并提供了双方之间的买卖合同，用以证明该转款为货款。

法院认为，康某仅提供支付凭证，只能证明双方存在资金流转，无法证明双方存在借贷合意，因此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法官寄语

法院对民间借贷案件的审查原则是借贷合意和借贷事实两个构成要件，借贷合意主要表现为借条、欠条或口头协议，借贷事实表现为转账凭证、收条等。应由原告对上述两部分内容承担举证责任。当然，这种举证要掌握动态分配原则。当被告抗辩转账凭证仅是偿还其他债务时，被告应对其主张提供证据，如举证完成，原告仍应就借贷关系的成立要件继续承担举证责任。

03.在约定的本金中预先扣除利息，以实际交付的金额作为本金数额 基本案情

2013年7月27日被告范某、张某向原告薛某出具借条一张，载明：借款30000元，于2013年9月29日偿还，每月支付利息7500元。范某、张某给原告出具借条后，薛某实际交付张某22500元。2013年9月26日，范某、张某偿还薛某32000元。原告薛某主张被告应按约定偿还借款本息。被告辩称已偿还3.2万元，不同意继续偿还。法院认为，薛某与范某、张某虽约定借款本金为30000元，但实际仅交付22500元，故应以22500元作为借款本金数额。法官寄语

在民间借贷纠纷中，经常出现借条中约定的金额与实际给付的金额不一致，在给付款额时，债权人预先在本金中扣除利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七条规定，虽然双方在借条中已经明确载明借款数额，但应以实际出借的金额认定借款本金数额，并按照该实际出借数额计算利息。

04.“分手费” 打借条不受法律保护 基本案情

2015年9月5日，张某持王某出具的借条诉至法院，请求判令王某偿还其50万元及相应利息。借条载明：今向张某借款50万元，借款人王某签字。王某辩称其没有向张某借款，双方原为情人关系，后当王某提出分手时，张某要求王某给其50万元作为补偿，因王某无力支付，便为张某出具借条一张。证人李某和杨某出庭证实张某与王某系情人关系，张某也未予否认。

法院认为，张某主张与王某存在借款关系的证据仅是借条，未能提供支付借款的相关凭证，且借条系在双方不正常两性关系存续期间形成，故驳回张某的诉讼请求。法官寄语

我们在审查双方是否存在借贷事实这一要件时，需要结合借贷金额、贷款人支付能力、当事人之间的关系、交易细节等进行综合判断。如果经审查不存在借贷事实，则不能认定双方的借贷关系，对于因分手而形成的借据属违背社会公序良俗，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四条第（四）款的规定，认定其无效，驳回原告诉讼请求。

05.写借条后否认 拒绝笔迹鉴定被判赔 基本案情

2011年11月20日，邓某为王某出具了借条一份，载明：今向王某借款10万元，借条上签有邓某名字。现王某依此借条要求邓某偿还借款。邓某辩称自己从未给王某出具过借条，该借条的签字并非本人所写，并要求对借条上的笔迹进行鉴定。但在选择鉴定机构时，邓某却表示放弃鉴定。一审法院以王某无法证明该借条真实性为由驳回其诉讼请求，王某提起上诉，并在上诉期间提出笔迹鉴定申请，但邓某拒绝提供对比样本，致使鉴定无法进行。

法院认为，应由债务人邓某对签字是否真实承担举证责任，现邓某拒绝鉴定，故依法判令邓某偿还借款10万元。法官寄语

民间借贷案件中，债务人仅以借条并非其本人签字为由进行抗辩并不能否认借条本身的真实性，债务人有义务继续举证证明，申请法院鉴定是债务人应承担的举证义务，而非债权人的义务。当债务人拒绝鉴定时，即意味着其举证责任并未完成，无法否认借条的真实性。

06.当欠条系基于合伙、买卖等其他法律关系形成时，应按照其他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基本案情

王某诉称，丁某向其借款6万元，承诺三个月还清并出具欠条。借款到期后，丁某一直未还，请求法院判令丁某偿还借款6万元。丁某辩称，从未向王某借过钱，这笔款是因为和王某合伙开公司，双方各投入6万元，后公司效益不好，王某提出退伙，要求丁某为其出具欠条。一审法院认为欠款事实成立，判决王某给付借款6万元。丁某不服一审判决，上诉称本案不是民间借贷纠纷，而是合伙纠纷，请求二审法院按照合伙协议约定内容予以审理。

法院认为，本案不属民间借贷纠纷，应根据合伙协议约定内容予以审理。故向王某进行释明，建议其变更诉讼请求，王某坚持以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诉讼，故法院驳回其诉讼请求。法官寄语 欠条不同于借条，法院不能仅凭欠条就认定当事人之间借贷关系存在。而应当全面、客观地审核双方当事人提交的全部证据，从各证据与案件事实的关联程度、各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综合审查判断。如果发现不属民间借贷法律关系应向当事人行使释明权，按双方基础法律关系进行审理。

07.结婚期间借钱 离婚了也要共同偿还 基本案情

2012年9月，孟某向范某借现金440000元，期限一年。每月利息10500元。借款发生于孟某、朱某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借款到期后孟某未予偿还，范某诉至法院要求孟某、朱某立即偿还借款440000元，而此时孟某与朱某已经离婚，朱某辩称其对孟某的借款行为并不知情，此款也没有用于家庭共同生活。

法院认为，本案借款系发生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孟某虽以个人名义负债，现朱某并未提供证据证明涉案借款未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判令朱某与孟某共同偿还借款。法官寄语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夫妻一方以个人名义所负债务，是否应由夫妻共同承担，但如果举债人的配偶能够证明存在如下事实，可以免除其偿还责任：一是债权人与债务人明确约定系个人债务；二是债权人知道夫妻双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约定所得财产为各自所有的事实；三是所借的债务并非用于夫妻共同生活。

08.房子作抵押却没办手续输官司 基本案情

王某以生意周转为由向李某借款60万元，并为李某出具借条一份，内容为：“今借李某人民币陆拾万整，借期一年。”同日，王某的朋友胡某为李某出具抵押担保书，约定将胡某所有的房产抵押给李某作为担保。该抵押合同签订后，胡某将房产证原件交给李某保管，但未办理抵押登记。借款到期后，王某未能还款，李某诉至法院要求王某偿还李某借款60万元，同时对胡某抵押的房产行使优先受偿权。被告胡某以抵押未办理登记为由拒绝承担担保责任。法院认为，因不动产抵押物应当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现双方约定的抵押房产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尚未设立，故对原告李某要求对涉案房产享有优先受偿权的诉讼请求，不予支持。法官寄语

为担保债务的履行，出借人往往要求债务人提供抵押物作为担保。而抵押权的实现，并不是以占有抵押人提供的房产证为条件，而应在房产部门办理抵押登记手续。根据《物权法》第一百八十七条的规定，抵押权自登记时设立的规定，不动产抵押未办理抵押登记，抵押权未设立，出借人不能依据抵押合同享有优先受偿权。

09.行为人没有做出保证的意思表示时，不应承担保证责任 基本案情

2011年5月，何某为完成工程项目向王某借款300000元并出具借据，双方约定，借期三个月，如到期不能还清，北方某公司可以从给付何某的工程款中直接扣除给付王某，北方某公司的现场负责人刘某签字确认。借款到期后，何某未能按期偿还借款本息，王某诉至法院，要求何某还款，北方某公司承担保证责任。

法院认为，刘某无权代表北方某公司对外签订合同，另从借条的表述看，并没有保证的意思表示，因此，驳回了原告要求北方某公司承担担保责任的请求。法官寄语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审理借贷案件的若干意见》第十三条的规定，对债务的履行确有保证意思表示的，应认定为保证人，承担保证责任。如果在签订借款合同时，仅仅写明“经手人”或“中间人”等字样而没有注明系保证人，不承担保证责任。.名为房屋买卖合同，实为民间借贷，当事人要求办理房产过户手续的，法院不予支持 基本案情

2012年11月15日，祖某与袁某约定：祖某给付袁某15万元用于购买袁某一户住宅，如袁某在三个月内将预付房款返还给祖某，则祖某不再购买该房产。当日，祖某交付袁某15万元。此后，袁某每月向祖某支付6000元，共支付6个月。现祖某诉至法院要求袁某交付房屋并过户至其名下。袁某辩称，其向祖某借款15万元，祖某因担心袁某到期不能偿还，双方又签定买卖房屋合同，每月支付的6000元系给付袁某的利息。法院认为，根据袁某每月给祖某6000元汇款的事实及房屋买卖合同相关内容可以认定双方并非真实的房屋买卖关系，故对祖某请求办理房屋过户手续的主张不予支持。法官寄语

在民间借贷司法实践中，债权人为避免债务人无力偿还借款，而签订房屋买卖合同，实质系对借贷关系的一种担保，即当债务人一旦不履行还款义务，债权人可选择执行买卖合同，这种约定属于《担保法》中规定的流质条款，即当事人约定债务人届期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有权直接取得抵押财产所有权的条款，系无效条款。根据《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二十四条的规定，当事人签订买卖合同作为民间借贷合同的担保，借款到期后借款人不能还款，出借人要求履行买卖合同的，人民法院应向当事人释明变更诉讼请求，按照民间借贷法律关系进行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