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议“历史学的价值和功用”

第一篇：小议“历史学的价值和功用”

小议“历史学的价值和功用”

随着经济与科技的发展，人们越来越变得功利化，越来越不愿意花费时间去了解和学习历史学。有的人甚至还产生了“历史无用”的错误观念。不可否认，在当今社会中，历史学的地位正在下降，正在走向“边缘化”。之所以会产生这种现象，主要是因为人们没有真正认识到历史学的价值和功用。

在我看来，历史学的价值和功用，简而言之，可以用四个字概括——经世致用。前人有云：“何谓经世？致力于国家，致力于社会谓之经世；何谓致用，以我之所学，化我之所用谓之致用。”具体而言，我认为历史学的价值和功用主要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部分：首先，就是“以史为鉴”。历史学具有很强的借鉴功能。人们可以通过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将之用来指导现实的实践。历史是一种前车之鉴：前人所做的事情，假若成功，后人可以借鉴仿效；失败的，后人亦可引以为戒。将历史学作为“前车之鉴”，也就是借助昨日的经验来应对今天或明日的挑战。历史其实是前人的经验和教训，只要将其善加处理，为我所用，无论是谁，都必将受益无穷。我国历来就有着“以史为鉴”的优良传统。历代志士仁人无一例外的都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既总结国家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也总结个人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中国古代向来重视史料的记载。历代史官秉笔直书，更是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视为自己的主要职责之一。

其次，历史学见证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渊源，传承着文化财富，可以增强一个民族的自尊心和自信心。世界四大文明古国中，唯有中华文明源远流长，兼容并包，历久弥新。而历史学正是这一切辉煌和荣誉的见证者与承载者。历史学的认识成果，是世世代代的人们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记录和总结，是文化价值的结晶，传承文化财富的社会价值。了解历史，有利于我们感受曾经的辉煌，培养民族自豪感。同时，历史学也记载下了近代以来中国所遭受的侵略与欺辱，承载着中华儿女在国难之时的血泪与辛酸。俗话说：“忘记历史就意味背叛”。了解历史，可以给我们以鞭策和激励，促使我们不断进取。

第三，历史学也可以陶冶人们的精神与情操。历史中有着各式各样的人物形象：“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范仲淹，“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的孙中山„„每当中华民族面临着国难与危亡,总会有高呼着“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仁人志士涌现而出,救亡图存。了解历史，可以丰富人们的精神世界，增强人们的精神力量。历史学的积极认识成果具有陶冶和升华人类精神品格的社会价值。当代人可以从历史中寻找到精神榜样，促进自身的完善与发展。这也是近些年来，掀起“历史热”和“国学热”的一个重要的原因。

最后，历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是学好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律学、民俗学、文化学等一系列学科的重要基础，对于深入研究这些学科的起源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参考与借鉴价值。

总之，我认为，即使是在当今社会，历史学仍然具有着“经世致用”的重要作用，历史学的价值与功用仍然是不可替代的。我相信，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人们认识的不断进步，历史学必将得到完善，逐渐发挥出其重要作用，推动社会与文明的发展。

第二篇：历史学的社会价值

第二节历史学的社会价值

历史学的社会价值，也就是有的书中所说的历史学的社会功用或社会功能。

历史学有什么社会价值呢？笼统地说，满足人们寻求“史鉴”和“史师”的需要就是历史学的社会价值所在。

“史鉴”和“史师”是多方面的，因此，历史学的社会价值也是多方面的。

以下我们主要从三个方面来看历史学的社会价值。

第一、“以史为鉴”——指导人们社会实践

“以史为鉴”，就是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用以指导现实的实践。

古今中外，各国的有识之士都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我国历来有“以史为鉴”的传统。历代有作为的统治者和志士仁人都无一例外的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其中既包括国家兴衰存亡的经验教训，也包括个人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同周公一起辅佐周武王灭殷的召公，就告诫西周统治者说：“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召诰》）。西周统治者在庆典上也念念不忘“殷鉴不远，就在夏后之世”（《诗·大雅·荡》）。汉初统治者把秦二世而亡作为自己的殷鉴，唐初统治者把隋二世而亡作为自己的殷鉴，都比较注意调整统治政策，比较注意爱惜民力，因而对汉唐盛世的出现起了促进作用。中国古代大史学家更是把总结历史经验教训视为自己的主要职责。如司马迁（链接文本素材库——司马迁[约公元前145年—？]，左冯翊夏阳[今陕西韩城西南]人；西汉史学家、文学家；汉武帝时，仕郎中，多次随驾出巡，并奉命出使巴蜀；元封三年[前108年]继其父司马谈，任太史令职，职掌天时星历，管理皇家图籍；后开始撰《史记》；天汉二年[前99年]为李陵败降匈奴辩护，触怒武帝，受腐刑；出狱后为中书令，发愤著述，完成《史记》）写《史记》的主要目的就是要“考之行事，嵇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告诫人们“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史记·秦始皇本纪》）。司马光（链接文本素材库——司马光[1019—1086]，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北宋大臣，史学家；宋仁宗赵祯宝元元年[1038]举进士甲科，屡迁天章阁待制兼侍讲、知谏院等；英宗治平二年[1065]进龙图阁直学士；三年，撰《通志》8卷奏呈，为英宗看重，命设局续修；宋神宗赵顼即位，擢翰林学士，命其书曰《资治通鉴》，亲自作序，俾日进读；著述除《资治通鉴》外，有《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嵇古录》、《速水记闻》等）写《资治通鉴》，也是要“监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司马光：《进资治通鉴表》）。

在古希腊，号称“历史之父”的希罗多德（链接文本素材库——希罗多德[Herodotus，约前484年—约前430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因所著《历史》被公认为古典杰作，被誉为“历史之父”；出生于小亚细亚的哈利卡纳苏斯城，因参加政治斗争失利，被放逐；游历过小亚细亚、爱琴海诸岛、埃及、叙利亚、巴比伦、波斯、色雷斯和黑海北岸等地；公元前447年以外籍客民身份移居雅典，与伯里克利、索福克里斯等人过从甚密；约公元前444年，随雅典移民队移居意大利南部新建的希腊殖民地图里城，取得城邦公民资格，并在那里度过晚年；主要著作《历史》[亦称《希腊、波斯战争史》]，共9卷，1—5卷第28章述西亚、北非及希腊各地历史、地理和风土人情，从第5卷第29章起主要记述公元前478年以前几十年间希腊人与波斯人的战争史。）的目的就是“为了保存人类所达成的那些伟大成就，使之不至因年代久远而湮没不彰，为了使希腊人和波斯人那些可歌可泣的丰功伟绩不至失去其应有的光彩，特别是为了要把他们之间发生战争的原因记载下来，以永垂后世”（参见希罗多德著、王嘉隽译：《历史》，商务印书馆1959年出版，第167页）。另一位古希腊史家修昔底德（链接文本素材库——修昔底德[Thucydides，约公元前460年--约公元前401年]，古希腊历史学家；出生于雅典一个富有的显贵家庭；公元前424年当选为将军，时值以雅典和斯巴达为主要对手的伯罗奔尼撒战争烽烟正酣，修昔底德指挥一支舰队疾赴爱琴海北岸援救被斯巴达围困的安菲波里斯城，因援救不力，城陷后获罪流放20年之久，战争结束后返回雅典，不久去世；生前撰写《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历30余年，立意垂训后世，唯所记史事只迄于公元前411年，终未完稿。流传下来的书共8卷，叙事生动而富有哲理。）也申

明，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是一部“没有奇闻轶事的史著，恐难引人入胜。但是如果学者们想得到关于过去的正确知识，借以预见未来（因为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未来虽然不一定就是过去的重演，但同过去总是很相似的），从而判明这部书是有用的，那么，我就心满意足了”（参见修昔底德著、谢德风译：《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商务印书馆1978年出版，第17-18页。）

近代以来，随着直接进入历史前台的群众队伍的规模日益扩大，自觉地总结历史经验教训也越来越成为群众性的思考和行为方式。如前面提到的对日本右翼势力否认和美化军国主义侵略罪行的历史教科书的群众性抗议，就是鲜明的例子。而且，近代以来，随着经济史、政治史、社会史、文化史、科技史„„等等专门史研究的开展，人们也越来越注意从那些专门领域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

所谓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就是寻求导致国家兴衰存亡或个人成败得失的原因，也就是试图探寻历史现象中的因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实际上可以说是探寻历史中的因果规律性。只是，那样的探寻往往只局限于凭主观的直觉去总结一些历史现象和过程中的成败得失原因和教训，而不是从根本的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去探寻，因此那样分析出来的原因和总结出来的教训，往往不是很全面、很准确的，甚至还可能做出一些不切实际的、错误的结论。例如，前面提到的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都认为希腊、特别是雅典实行的那种民主制度是希腊、特别是雅典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原因或根本保证。可是，雅典最终还是被斯巴达打败了，而希腊各城邦的民主制度最终还是不得不对马其顿的亚历山大大帝的专制制度俯首称臣。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学也要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但它不是凭主观的直觉去总结，而是根据唯物史观揭示的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去分析和总结。唯物史观揭示的社会发展规律，为人们科学地认识过去和现在，科学地预见未来，指出了正确的方向。在唯物史观的科学指引下总结出来的历史经验教训，才能科学地指导人们的社会实践。

第二，“继往开来”——陶冶人类精神品格

马克思把人类的历史比作一部“历史剧”，人们既是这部历史剧的剧作者，又是剧中人（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95年出版，第1卷，第147页）。把这样一部“历史剧”的真实面貌再现出来，具有巨大的伦理――审美价值。因为其中充满了各种美和丑的生动历史形象：

既有为国家、民族舍身捐躯者，也有卖国求荣者；

既有杀身成仁者，也有求生害人者；

既有富贵不能淫者，也有为富贵折腰者；

既有悲剧、喜剧人物，也有笑剧、闹剧人物……

这样一部真实的“历史剧”的伦理和审美价值，胜过舞台和屏幕上的历史剧，其原因在于它是真正发生过的。这就决定了历史学的积极认识成果具有陶冶和升华人类精神品格的社会价值。

数千年来，浩浩荡荡而又充满曲折回荡、激流险滩的历史长河的悲壮历程，激起几多志士仁人“继往开来”的壮志豪情。面对着它，孔子慨叹：“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苏东坡长吟：“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文天祥高歌：“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孙中山疾呼：“历史潮流，浩浩荡荡，顺之着倡，逆之者亡”；毛泽东振臂：“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每当中华民族面临存亡兴衰的历史关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召唤，总是唤起无数中华儿女投身到挽狂澜、谋富强、复兴中华的洪流之中，使中华民族虽历经沧桑磨难而终能创造出五千年绵绵不断的辉煌文明。

第三，“温故知新”——传承文化财富

历史学的认识成果具有传承文化财富的价值。

历史学的认识成果，是世世代代的人们创造的一切物质和精神文明成果的记录和总结，是文化价值的结晶。由此决定了历史学具有传承文化财富的社会价值。哲学和各门社会科学、自然科学的发展，文学艺术的创新，都离不开历史的积累和传承。历史学承担着引导人们以科学的态度批判地继承历史文化遗产的任务。

历史学本身是一门综合性极强的人文社会科学。它不仅和人文社会科学的其他学科之间，而且也和某些自然科学之间存在着既互相交叉又互相渗透的密切关系。

历史学与哲学

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史学发展提供基本的理论、观点和方法的指导。史学为哲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的发展提供史实依据和素材。跨于史学和哲学之间的哲学史，更是为哲学的发展提供历史基础和养料的学科。

历史学与其他人文社会科学

历史学属于人文社会科学，它研究各个民族、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政治、经济、社会生活、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等方面的发展和规律；研究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历史在人文社会科学中的地位，与数学在自然科学中的地位有些相似。缺乏数学基础，很难学好自然科学；没有历史知识也很难学好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口学、人类学、民族学、法律学、文化学、宗教学„„等等人文社会学科。

历史学与自然科学

各门自然科学都有自己的研究对象，但它们的研究资料都有一个历史积累过程；它们的理论思维也有一个历史的发展和演变过程。因此，各门自然科学都需要研究本学科的发展史。各门科学技术都需要有各自的科学技术史。

历代史籍有关天文现象和各种自然现象的记载，有关人类物质生活和生理现象的记载，有关于创造发明、工艺、技能、典章制度的记载以及流传和保存至今的各类历史文物，等等，可为哥们自然科学和技术学科的研究提供丰富的历史遗产和历史背景资料。

英国的李约瑟是搞自然科学的，但他根据我国史籍写成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使他在世界学术界享有盛名。我国著名气象学、地理学大家竺可桢，利用历代积累的历史资料研究中国气候的形成、特点、区划和变迁，在气象学、物候学、地理学等众多领域作出了开拓性贡献。

因此，人们常把历史比作知识的宝库，里面储存着人类认识和改造世界的过程中积累的一切知识成果，是促进人类智慧发展永不枯竭的源泉。

正因为历史学具有其他任何学科不可代替的社会价值，人类永远需要历史学，永远需要学习自己的历史。

但是，要学好历史，就需要学习《史学概论》。为什么这么说呢？下一节就讨论这个问题。

第三篇：历史学书单推荐

历史学书单推荐（茅海建老师与王奇生老师）

茅海建老师所列书单：

课堂讨论书目（每周一本）

孔飞力：《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王庆成：《太平天国的文献与历史——海外文献的刊布和文献史事的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3年

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台北，1970年，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石泉：《甲午战争前后之晚清政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

裴宜理：《上海罢工：中国工人政治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施坚雅：《中国农村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何炳棣：《明初以降人口相及相关问题1368-1953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 朱荫贵：《国家干预经济与中日近代化——轮船招商局与三菱?日本邮船会社的比较研究》，东方出版社，1994年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西医冲突下的空间政治（1832-1895）》，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马敏：《官商之间——社会巨变中的近代绅商》，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作用的研究》，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

王德昭：《清代科举制度研究》，中华书局，1984年

朱维铮：《求索真文明——晚清学术史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顾潮：《顾颉刚年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

史景迁：《天安门——知识分子与中国革命》，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

进一步扩大阅读的书目

柯文：《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1989年

王亚南：《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陈旭麓：《近代中国社会的新陈代谢》，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

戴逸：《18世纪的中国与世界?导言卷》，辽海出版社，1999年

蔡鸿生：《俄罗斯馆记事》（增订本），中华书局，2006年

吴义雄：《条约口岸体制的酝酿：19世纪30年代中英关系研究》，中华书局，2009年

魏斐德：《大门口的陌生人——1839-1861年间华南的社会**》，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

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

李细珠：《张之洞与清末新政研究》，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陈志让：《军绅政权——近代中国的军阀时期》，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0年

张启雄：《外蒙主权归属交涉1911-1916》，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7，台北，1995年 戚其章：《甲午战争国际关系史》，人民出版社，1994年

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11-1950年》，重庆出版社，1993年（上海人民出版社有新版）吕一燃主编：《中国近代边界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7年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49，台北，1985年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联经出版事业公司（台北），1998年

杨奎松：《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史》，江西人民出版社，2009年

滋贺秀三：《中国家族法原理》，法律出版社，2003年

梁治平：《清代习惯法：社会与国家》，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6年

瞿同祖：《中国法律与中国社会》，中华书局，1981年

张仲礼：《中国绅士的收入》，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1年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滋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

郑振满：《明清福建家庭组织与社会变迁》，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

夫马进：《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5年

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

从翰香编主编：《近代冀鲁豫农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

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李明珠：《中国近代蚕丝业及外销1842-1937》，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

陈慈玉：《近代中国茶叶的发展与世界市场》，中研院经济研究所〈现代经济探讨丛书〉第六种，台北，1982年

滨下武志：《近代中国的国际契机——朝贡贸易体系与近代亚洲经济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

樊百川：《中国轮船航运史的兴起》，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年

曹树基：《中国人口史》第五卷，清时期，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

彭泽益：《十九世纪后半期的中国财政与经济》，人民出版社，1983年

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白吉尔：《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1911-1937》，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中国人民大学，2006年

陈方正：《继承与叛逆：现代科学为何出现于西方》，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

李天纲：《中国礼仪之争——历史?文献与意义》，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

沟口雄三：《中国前近代思想之曲折与展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狭间直树编：《梁启超、明治日本与西方——日本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共同研究报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

萧公权：《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与大同思想研究》，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周策纵：《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民国八年至十八年》，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专刊之71，台北，1994年

罗志田：《近代中国史学十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

杨国强：《百年嬗蜕——中国近代的士与社会》，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

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东方出版社，1987年 墨子刻：《摆脱困境——新儒学与中国政治文化的演进》，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年

艾恺：《最后一个儒家——梁漱溟与现代中国的困境》，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

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邹振环：《晚清西方地理学在中国——以1815年至1911年西方地理学译著的传播与影响为中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阎国栋：《俄国汉学史》，人民出版社，2006年

王奇生老师所列书单：

政党研究

［英］伦纳德•夏皮罗：《一个英国学者笔下的苏共党史》，东方出版社1991年。

［美］易劳逸：《流产的革命》、《毁灭的种子》，中国青年出版社1989年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台北近史所专刊1985年，长沙岳麓书社2004年。

杨奎松：《国民党的联共与反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

邓野：《联合政府与一党训政》，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3年。

[日]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

陈永发：《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上、下)，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1年。

闻黎明：《第三种力量与抗战时期的中国政治》，上海书店出版社2004年。

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年。

阶级研究：

[美]彼得•盖伊：《施尼兹勒的世纪：中产阶级文化的形成，1815－1914》，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美]约翰•斯梅尔：《中产阶级文化的起源》，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

［英］汤普森：《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01年。

人物研究：

[法]雅克•勒高夫：《圣路易》，商务印书馆2002年

[美]萧邦齐：《血路：革命中国中的沈定一（玄庐）传奇》，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

城市与乡村：

[美]施坚雅主编：《中华帝国晚期的城市》，中华书局2000年。

[美]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年。

民众抗争

[美]裴宜理：《华北的叛乱者与革命者》，商务印书馆2007年。

[美]裴宜理：《上海罢工》，江苏人民出版社2001年。

［美］白凯：《长江下游地区的地租、赋税与农民的反抗斗争，1840－1950》，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

王冠华：《寻求正义：1905－1906年的抵制美货运动》，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吕芳上：《从学生运动到运动学生》，台北中研院近史所1994年

文化史：

[瑞士]雅各布•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商务印书馆2007年。

[英]彼得•伯克：《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与社会》，东方出版社2007年。

[英] 彼得•伯克：《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

[美]彼得•盖伊：《历史学家的三堂小说课》，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社会史

[美]罗伯特•达恩顿：《启蒙运动的生意》，三联书店2005年。

[法]勒华拉杜里：《蒙塔尤：1294-1324年奥克西坦尼的一个小山村》，商务印书馆1997年。

[日]兹贺秀三等：《明清时期的民事审判与民间契约》，法律出版社1998年

黄宗智：《民事审判与民间调解：清代的表达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黄宗智：《法典、习俗与司法实践：清代与民国的比较》，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

瞿同祖：《清代地方政府》，法律出版社2003年。

杨念群：《再造“病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经济史：

[美]曾小萍：《州县官的银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

[美]黄宗智：《华北的小农经济与社会变迁》，中华书局2000年。

[美]黄宗智：《长江三角洲小农家庭与乡村发展》，中华书局2000年。

[法]雅克•勒高夫：《钱袋与永生：中世纪的经济与宗教》，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7年。

思想史：

［美］浦嘉珉：《中国与达尔文》，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

［美］阿里夫•德里克：《中国革命中的无政府主义》，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

军阀研究 陈志让：《军绅政权》，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齐锡生：《中国的军阀政治》，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

事件研究：

相蓝欣：《义和团战争的起源》，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

周锡瑞：《义和团运动的起源》，江苏人民出版社1995年

[美]柯文：《历史三调：作为事件、经历和神话的义和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0年。

理论、方法：

赵鼎新：《社会与政治运动讲义》，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

［英］帕拉蕾丝－伯克：《新史学：自白与对话》，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

第四篇：历史学简介

历史学专业始建于1984年，2010 年被遴选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建设点，现为山东省名校建设工程重点建设专业。“世界古代史”、“世界近现代史”、“中国古代史”和“中国近现代史”为山东省高校省级精品课程。拥有省级人文社科研究基地“运河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和省级重点学科“中国近现代史”。

现有教职工36人，其中教授13人、副教授14人，具有博士学位者30人。教师中有曾宪梓教师奖获得者1人、“齐鲁文化英才”1人、山东省教学名师1人、山东高校十大师德标兵1人、省校级中青年学科带头人及跨世纪人才培养对象9人。

本专业教师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项目9项，获省级以上教学科研一等奖6项，二等奖9项。现已初步形成了运河文化研究（以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为依托）、20世纪华北乡村社会治理研究（以中国近现代史为依托）和南太平洋岛国研究（以世界史为依托）等3个教学、科研、学科三位一体的师资团队，在省内外确立了独具特色的教学科研优势。

本专业现有一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世界史）、三个二级学科（专门史、中国古代史、中国近现代史）、一个招生方向（历史课程与教学论）和学科教学（历史）专业学位招生权，以及同等学力申请硕士学位培养资格。

本专业培养具有丰富人文素养和扎实的历史学专业基础，博学多才、视野宽广、踏实肯干，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突出的高素质基础教育师资，以及胜任文化及相关产业、党政机关等单位工作的复合应用型人才。主要开设史学概论、中外通史、断代史及区域国别史专题研究、史学前沿动态、论文写作指导等基础课及运河文化、乡村社会治理、南太平洋岛国研究等特色课。同时结合理论教学开展文物考察、田野调研等丰富多彩的社会实践活动，培养专业兴趣。

本专业实施“三二三”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从第三学期开设，根据个人潜质、就业意向、学习成绩等遴选部分学生按“外国语与外国史”专业方向培养，打造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毕业后进入有关高校和科研院所深造或到相关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

第五篇：历史学学科

历史学学科：历史学类

历史学类：历史学、世界史、考古学、文物与博物馆学

历史学：

统计信息（数据统计截止日期：2012年12月30日）

1、该专业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12000-14000人

2、该专业2012年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性别比例：男38%：女62%

3、该专业2012年全国高考招生文理科比例：文科99%：理科1%

4、该专业近几年全国就业率区间： 2010（80%-85%）2011（80%-85%）

5、该专业全国报考硕士较集中的专业：中国史、中国近现代史、专门史、中国古代史

核心课程：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史学概论、历史文献学、中国历史文选、中国历史地理、考古学概论、中国史学史、中国社会生活史、中国经济史、中国思想文化史、中国政治制度史、西方文明史、西方政治制度史、国际关系史、历史影视剧创作与评论、历史文化遗产开发与保护以及古今中外史学名著选讲等。就业方向：毕业生可适应策划、咨询、管理和教学、研究等方面工作对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大部分毕业生在各类学校、文博科研单位、党政机关、新闻出版部门、著名企业就业，有将近一半的本科生在本校、国内重点科研院所及国外著名大学继续深造。